中国农村信用社发展的方向与模式探讨（精选5篇）

第一篇：中国农村信用社发展的方向与模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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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信用社发展的方向与模式探讨

学

生：刘银波 指导老师：汪冠群

(湖南农业大学金融管理学院，长沙 410128)

摘 要：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正处在新的发展阶段，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在农村金融领域经营50多年的农村信用社面临向现代金融企业发展转变的历史性机遇，更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挑战甚至生存考验。作为中国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联系广大农民的金融纽带，农村信用社必须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这一新情况、新特点、新要求，依靠国家的支持和自身的优势，通过深化改革，将发展方向定位于服务“三农”、当地社区中小型企业贷款以及个人零售业务，并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情况选择适合的发展模式，解决目前面临的资金实力较弱、业务单

一、历史包袱沉重、产权制度不明晰等问题，使农村信用社能够更好的服务于“三农”，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充分竞争，有效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关键词：中国农村信用社；发展方向；发展模式

一、绪论 1

农村信用社是由社员入股,实行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地方性集体所有制金融组织,它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农民，主要服务区域在农村,主要服务目标是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其职能一般为对公存款、信贷业务、结算业务、中间业务——针对企业储蓄业务、信贷业务、帐户业务、保险业务等。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金融体系中的主力军，其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村金融的状况，关系到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关系到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建社50多年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以及农村社会稳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随着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第二轮战役，农村金融市场进一步放开，各类金融机构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在竞争激烈的金融市场中，没有任何一家银行能够在每个市场都胜出，只有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市场进行拓展，才能在细分的领域内做大做强自己的品牌与特色。作为社区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无论在资金实力还是在人才素质方面都不如大银行，为了能在激烈的金融同业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农村信用社必须根据自身特点，找准比较优势，通过改革，确定自己的市场定位，选择科学合理的发展模式，提高自身的实力，实现农村信用社可持续发展，使之真正成为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独立的市场主体，继续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二、中国农村信用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信用社的现状

由于农村信用社独特的性质及职能，还有“三农”的本身长期的弱势地位，农村信用社长期得不到发展，甚至举步维艰。

资金实力较弱。农村信用社都是相对独立的法人，注册资本金少，实力弱，抗风险能力非常差，不能从事大笔放款。

系统存在金融产品比较单

一、结算的渠道不畅、经营成本相对较高等。

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不配套，系统性差，相互冲突，存有盲区。尤其是法人治理结构方面的制度不完善，对高管人员和关键岗位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标准化的业务规程严重缺位等。

农村信用社脱胎于农村，其管理层素质普遍不高，管理模式过于陈旧。管理人员很少具有现代企业意识，不能运用现代企业先进的管理方法管理企业。

没有正确的市场定位，农村信用社呈现一片散沙，各自为战的局面。资产质量差、财务包袱重、风险补偿能力低、法人治理不完善、案件高发。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

1、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

经济发达地区的信用社实力雄厚,但经济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的信用社将面临生存的危机。

2、业务问题

信用社除了传统存、放、汇业务外, 基本上没有新业务农村信用社的业务十分单一,无法满足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和金融需求。

3、干部职工素质问题

信用社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干部素质不高, 员工职业水平低下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4、产权关系紊乱及产权制度建设滞后

由于产权不清晰，导致其制度性功能下降，组织体系不完善，决策机制不合理，盈利性功能趋强，内部人控制严重。

三、农村信用社的优势

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农村信用社往往具有经营规模小型化、资金运用社区化、机构设置边缘化、经营特色个性化的特点。然而，农村信用社的这种地方性金融特点，事实上正是其生存和壮大的立足点，也是与其他大型银行同步竞争的最大优势。

（一）农村信用社的地缘人缘比较优势

首先，农村信用社带有鲜明的机构地方性、分布社区性色彩，与所在地域的联系比其他金融机构更多、更广。农村信用社的主要资金来源于周边社区，凭借着对当地市场的了解，将主要信贷对象仍然锁定在社区内的中小企业和个人，能有效遏制资金大规模外流，因此在经营区域内比大银行更能获得当地居民的支持。其次，农村信用社扎根农村，网点及电子化网络遍布城乡，与广大农产、中小企业接触频繁，长期以来培植了一大批客户，与农村、农户的情感联系比较紧密。农村信用社本身主要由民营中小企业控股，主要为当地中小企业服务，是民营中小企业在初创的种子阶段的重要资金支持者，因此与民营中小企业具有天然的合作关系，在增资扩股和组织存款资金方面，也更容易得到当地民营中小企业的支持。最后，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管理者一般都是当地人士，能主动与当地客户接近，因此在与当地客户建立和保持业务合作关系方面往往拥有更大的优势。所有这些因根植于当地经营而特有的人缘地缘优势，是农村信用社经营发展的最大无形资产。

（二）农村信用社的内部治理比较优势

和大型银行相比，农村信用社以区县或乡镇为单位法人，管理层次较少，委托代理链条较短，不容易出现恶性代理问题，从而有条件构建起既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又能有效制衡、各负其责的内部治理结构，使其在经营区域内拥有更高的风险管理能力。银行要识别、规避和控制贷款风险，必须对企业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和前景有准确的判断，特别是对中小企业产品进入成熟期后能否通过产品升级实现新一波成长要有精确的分析预测，否则就会形成严重的信贷风险。农村信用社基于决策快捷、传递迅速的机制，兼具对中小企业掌握软信息优势，使其具有较强的风险识别能力，在对社区内中小企业贷款中获得比大银行更大的安全盈利空间。

（三）农村信用社在信息获取方面的效率优势

大银行规模庞大，代理链条较长，且各银行都有一套严格的信贷审批程序，手续较为繁琐，因而灵活性较差，不适应中小企业经营快速多变的特点；相反，农村信用社由于管理层次少、经营方式灵活，同时基于农村信用社的地缘优势，平时对已知和潜在的客户都积累了大量的信用信息知识，在需要发生信贷业务关系时，无需再耗费过多的时间去搜集和处理借款人的信用信息，就能对客户需求具有快速的决策能力和灵活的处置能力，从而及时满足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在与其他商业银行争夺市场时取得先人一步的优势。农村信用社小范围的信息资源和自我雇佣，使其在减少摩擦和监督成本的同时，天然地具有小规模、小范围经营信贷的优势。

四、农村信用社的发展方向

农村信用社三大优势契合了地方经济和社区居民对金融服务的多层次需求，因此，作为我国地域特征最强的银行类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定位应为社区银行，服务客户群体应定位于社区当地中小型企业和城乡居民。明确面向三农、面向城市社区、面向中小企业、面向地方经济的发展方向，保持原有地方性、社区性的地域优势，在推动新农村建设发展中实现自身综合竞争力的整体提升。

（一）农村信用社应定位于服务“三农”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村信用社发展带来了机遇，为农村金融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从发展历史来看，农村信用社与“三农”经济之间绝不是简单的支持与被支持关系，而是共生共荣，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首先，服务“三农”是农村信用社的自然属性。农村信用社是主要为社员服务的合作金融组织，其入股社员主要是农民和农村经济组织。农村信用社最初确立的办社宗旨，就是为社员服务，不单纯以盈利为目的。其次，服务“三农”符合农村信用社的自身特点。在农村地区，农村信用社拥有最多的分支机构和代办网点，熟悉农村经济特点、农业生产状况和农产信誉度，4 能够为“三农”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而且，坚持面向农村，农村信用社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再次，服务“三农”是农村信用社的社会责任。为促进农村信用社健康发展，增强其服务“三农”的能力，国家对农村信用社给予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地方政府也加大了扶持力度。

所以农村信用社在改革与发展中，应该坚持科学发展观，抓住机遇，立足“三农”，集中解决农民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争取多为“三农”服务做实事、办好事，实现农村信用社机构改革与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在具体操作上，要在继续做好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工作的同时，顺时顺势调整服务重点，拓宽服务领域，改善服务方式，增加服务品种，增强服务功能。重点发展金融咨询、代理业务、保管、担保、个人理财等中间业务，加大银行卡业务的深度发展，加快银行卡联网，实现联合经营。

（二）农村信用社应定位于当地社区中小型企业贷款业务

如果将整个信贷市场按对象进行横向细化，农村信用社的目标客户群应是中小型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客户，而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则是服务于大中型企业的，彼此在对方领域都不会形成比较优势，因此不存在激烈的竞争冲突。如果以对企业发展历程进行纵向细分，农村信用社只是服务于处于初创和成长时期的低端企业客户，而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则是服务于成长壮大后的高中端企业客户，尽管在中端客户层可能存在重叠，但也只是部分交叉竞争。正是这种市场补缺和避强竞争战略，使得农村信用社的市场业务准入不会面临其他银行的强烈阻碍，占领市场后面临其他银行的威胁也相对小于其他同类型银行之间的竞争。其次，由于农村信用社主要以民间资本参股为主，与中小企业同根同源，两者之间不存在所有制障碍，且农村信用社本身就是中小企业，因此这种所有制匹配和规模匹配，也有助于双方的相互促进式发展。再次，小额资金的有限利润，相对于大银行的巨额固定成本支出，贷款的单位成本显然偏高；加之目前普遍推行银行信贷“个人责任”政策，使得大银行在向中小企业放贷时，因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而缺乏积极性。而对农村信用社来讲，由于地域和信息获取优势，容易监督，能有效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严重的信贷失败的风险，因此，拥有巨大的中小企业客户市场就成了农村信用社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所以在当前中小企业贷款难，是阻碍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农村信用合作社要切实转变经营理念，认真探索支持中小企的措施、办法、创新中小企业贷款管理机制，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将中小企业贷款作为业务拓展的重要途径，作为农村信用社新的信贷增长点。因地制宜制定切实可行的信贷政策，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担保难的问题，有力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加快“三农”发展，促 5 进农民得到充分就业和全面增收。一是开办中小企业助长贷款。对实有资产负债率较低、信用程度高、偿债能力强、无其他金融机构和民间借款的中小企业，尝试发放信用贷款：对担保有困难或一时无法加入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的中小企业，在自愿基础上试行“联保基金贷款”;对存货为季节性备料且市场变现能力强、易保管的中小企业，发放存货质押贷款；对有通过购建厂房、购置设备等固定资产扩大生产意愿的中小企业，积极发放固定资产贷款。二是开办个人投资创业贷款。对规模微小、财务制度不够规范、资金需求量不大，但有一定发展前景、经营者无不良信用记录的中小企业，实行企业经营者或股东个人申请贷款，在简化贷款手续的同时将企业的有限责任转为个人责任，以提高贷款安全度。

（三）农村信用社应定位于个人零售业务

大型金融机构的固定成本总额一般较大，且不容易压缩，这样一来，降低单位贷款的固定成本只能走增大贷款金额这条路了，小额贷款对大型金融机构来说在成本上是不经济的。而农村信用社属中小金融机构，固定成本总额小，即使是小额贷款，其单位贷款所分摊的固定成本也是有限的，因此在主要需求者为分散的城乡居民个人的小数额的贷款业务方面比大型银行具有优势。农村信用社具有地缘优势和人脉优势，能与当地的政府、企业、居民和农产保持相对稳定的长期业务关系，易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取信息，使借款人难以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欺诈。

长期以来，以社员、农民贷款为主的“零售”业务一直是农信社的主打产品。但是发展至今，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工作方式传统，如经营理念传统、服务对象传统、金融产品传统、服务方式传统；二是业务发展滞后，部分农村信用社开始出现“零售”业务萎缩化现象；三是随着国内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对“零售”业务的关注，农村信用社面临着巨大冲击。尽管这样，鉴于零售业务具有收益率较高、客户群体广泛、风险水平较低和良好的产品关联性的一系列优点，农村信用社应该充分利用人际优势和地域优势，将自身的发展继续定位于个人零售业务。面对现有的问题，农村信用社可以采取积极以下措施来规范发展：一是树立客户导向理念，贯彻推广“以市场为导向，客户为中心”的营销理念；二是加强客户需求研究，做好与商业银行已发展成熟的金融产品相结合，与农民生活、生产需求相结合；三是科学调整信贷政策；四是建立透明操作流程；五是逐渐完善激励机制，建立以”利润分成”和“定额补助”为核心的新型考核机制，促进信贷人员努力工作，以及建立长效工作机制，促进信贷人员终身努力工作。

五、对农村信用社的模式进行探讨

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模式主要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主张是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基于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实际，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规范化的合作制改造，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合作金融组织；第二种主张是在不放弃现有的体制模式下，按照合作经济原则，构建合作银行体制，即通过改革将合作信用社体制转型为合作银行体制；第三种主张是彻底放弃合作制，完全按照现代市场经济原则，组建以完全商业化运营为宗旨的全能型商业银行体制。

（一）主张以合作制为原则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的观点

坚持合作制的学者认为，我国的农业是弱势产业，大量而分散的农户属于弱势群体，他们客观上需要一种联合，需要有一种灵活方便的金融服务组织来满足他们对资金的需求。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正规的商业化金融不能提供高度分散小农经济化条件下的信用服务，根本不可能在传统农村做商业化银行改革。农户的经济活动及其融资需求具有分散化、规模小、周期短、监控难、风险大等特点，决定其难以进入商业化正规金融，而合作金融则能够保证其参与者能以低于一般市场交易成本的代价优先获得相应的服务，避免了股份制由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对弱势产业——农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另外，合作制从业务对象、人员构成、业务技能和经营空间等方面都有利于实现与农民的天然结合，有着其他模式不具有的比较优势——能够方便、快捷地满足众多农户的小额、短期、灵活的低息资金需求；合作金融机构分布面广，能够覆盖大多数农户，而且业务明确为三农方向，有助于防止农村资金的外部流失。

因此，在农村推行以合作制为内容的金融改革存在现实的基础。而从实践上看，它具有良好的制度绩效，说明合作金融制度本身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适应性。所以，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应该是按照合作制原则改造现有的农村信用社。

（二）强调以股份制方式对农村信用社实施改造的观点

坚持股份制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现有的农村信用社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由于农村信用社不是由社员出于信用合作需要自发产生，而是由政府主导而组建，社员之间不具有合作金融存在所必需的牢固的“合作精神”基础。因此，由于农村信用社其特殊的制度安排决定社员缺乏参与和监督组织的积极性，组织信息供给严重不足、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难以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突出，这是造成我国农村信用社长期经营发展困难，难以摆脱困境的重要制度原因。现行的农村信用社在管理体制上的“行政化”和“官本位”，也造成了对其监督管理的真空，7 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流于形式，“内部人控制”程度加深，增加了农村信用社在经营管理上的风险。

股份制在促进产权明晰、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约束机制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主要表现：

1、股份制具有明晰的产权功能，可以有效解决农村信用社所有者缺位问题；

2、股份制具有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功能，可以有效解决农村信用社民主管理难以落实的问题；

3、股份制具有与生俱来的吸纳资本的功能，可以有效解决农村信用社抗风险能力薄弱的问题；

4、股份制天生具有权利制衡的功能，可以有效解决农村信用社难以规避不合理行政干预的问题；

5、从竞争、创新和金融市场的长期发展来说，商业化金融的地位和作用，商业银行的优势和活力都是合作金融与政策性金融无法比拟和无法取代的。

因此，从长远来看，一个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绝对需要股份制商业化金融的存在。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应转向组建和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应当以股份制经济的组织方式将现有的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农村商业银行。也有学者从动态的角度分析认为，事实上农村信用社的现存形态是股份合作制，其发展趋势和必然选择是股份制商业银行。

（三）主张以股份合作制模式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革的观点

既然合作制与股份制都具有各自的优越性，于是有学者提出了股份制＋合作制的新模式——股份合作制，即把合作制的互助性与股份制的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其积极的作用表现在：

1、通过设置资格股和投资股，扩大了股本来源范围，有利于扩大资本实力；

2、可以顾及农户、农村个体及私营企业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充分体现大多数入股金额少的小股东意志，从而从股权结构、治理架构上确保了改制后的农村信用社不会偏离服务“三农”的方向，能够达到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

3、避免了农村商业银行产权体制设计方面可能出现的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对弱势产业——农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因此，由于合作制可以保证农村信用社不偏离服务“三农”的目标，而股份制则有助于建立有效的外部约束和自我发展机制，从而两者的结合——股份合作制既能实现双重目标，又能适应当地经济发展，因此，股份合作制对于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而言均是一种可行的金融制度安排。

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方向问题，不是一个合作制与商业化、合作制与股份制的简单选择的历史命题。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层次性，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对金融商品的需求也表现出较强的地域性和层次性特征，因此，不同地区的以满 8 足农村金融需求为己任的农村金融组织，也就应该具有不同的功能。从而，农村信用社制度创新不存在“最优模式”，不同模式各有优缺点，即使在一个地区，也可以多种模式同时并存，关键是要因地制宜地选择最适合各地经济发展状况的制度创新模式。

因此，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未来方向，应当是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共存，相互补充，共同发展。根据不同地区情况，分别进行不同产权形式改革：在经济比较发达、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信用社资产规模较大且已商业化经营的地区，可选择将农信社改组为股份制银行机构：根据实际，可选择将农信社改组为股份合作制的银行机构；股份制改革有困难而又适合搞合作制的，也可以进一步完善合作制，维持合作制的金融体制。无论农村信用社采取哪种改革模式，都要坚持以服务“三农”为主，农村信用社只有根植于地方文化土壤之中，充分得利用地方的信息存量，熟悉当地中小企业及农户经营情况、项目前景、业主能力及信用水平，保持与本地客户之间的天然亲和力，农村信用社才能实现不断发展壮大的目标。

六、结束语

农村信用社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改进农村金融服务，不仅关系到农村信用社的稳定健康发展，而且事关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大局。探讨农村信用社发展的方向和模式的最终目的是要加强和改善对“三农”的金融服务。因此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定位和产权制度改革都必须始终坚持为“三农”服务这一经营宗旨，要通过改革，着力提高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服务能力和服务效率，努力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以支持农民增加收入，支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支持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以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充分论证，为农村信用社的发展方向准确定位，并抛弃传统的根据现有的金融机构赋予其相应的功能的“机构观”，按照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原则，根据不同地区情况，采取多种模式改造农村信用社，形成多种产权形式相互竞争和功能互补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强的后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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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他在我论文的选题、写作、修改一直严格的要求我，他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一直是我工作、学习中的榜样；他循循善诱的教导和不拘一格的思路给予我无尽的启迪。

第二篇：中国农村社区发展模式

中国农村社区发展模式

摘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需要明确建设目标，合理定位建设模式。本文在评述目前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基础上，从湖北老河口市农村社区建设经验出发，侧重于从实践的角度解读老河口实践的经验与启示，进而对老河口实践进行总结，拟建构“两型”社区这一农村社区建设的创新模式。

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必须明确农村社区建设目标，合理定位、适时创新建设模式，探索和选择具有地域特色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认真研究并审慎地回答这一问题迫切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给予深入探讨。本文旨在对湖北省老河口农村社区建设典型经验的调查和总结的基础上，探讨农村社区的目标定位和模式选择、创新问题，探索既符合民主政治发展，又依据中国农村实际情况而定位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这对于正处在初步探索和发展之中的农村社区建设引向深入，落到实处，具有重要意义。

一、已有的实践模式及其研究评述。

我国近年兴起的农村社区建设，虽还处于试点探索阶段，但已在各自的探索实践中形成了诸多卓有成效的建设模式，概括起来大致分为以下几种典型模式：

（一）、江西模式：“一会五站”。

作为欠发达省份的江西是全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第一块试验田”，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把农村社区建设的落脚点放在了自然村落，摸索出了符合江西农村特点的建设模式。“一会五站”是江西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核心，具体而言,是在村落社区中成立以老党员、老干部、老农民、老教师、老复员军人和无职党员为主体，热心村落社区建设的志愿者参加的村落社区志愿者协会。通过志愿者协会下设社会互助救助站、卫生环境监督站、民间纠纷调解站、文体活动联络站、公益事业服务站和科技信息传递站，组织村民开展各类活动。在村落社区建设中，强调坚持自愿参与、量力而行、服务村民、互帮互助、形成合力、公道正派的原则，社区建设不背负任何的硬性任务、指标，也不给村民添任何麻烦。

（二）、秭归模式：“组织再造”。

杨林桥镇是湖北秭归县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典范。杨林桥镇地处山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受到当地运行良好的“红白理事会”等农民自组织协会的启发，杨林桥镇领导人提出了划小村级管理单位，撤销村民小组改建社区的工作方案。“组织再造”是秭归杨林镇社区建设模式的内核。

按照“地域相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则，全镇14个村成立社区306个，互助组1034个。每个社区30个左右农户，设理事长1人，理事2一4人，共“海选”出理事会成员1028人，建立了“村委会互助组生活-生态”庭院农业生产循环。所谓庭院经济，指的是农民以房前屋后的土地、水面和空间为基础，充分利用庭院设施等优势，从事种植、养殖、加工、服务等生产经营活动的一种经济形式。

近年，老河口各地形成了几种典型的庭园经济模式：一是养殖型庭园经济，因地制宜推广以猪、牛、羊、鸡、兔为主的养殖型庭园经济，推动农村养殖业发展。温岗村引导农户利用当地丰富的草地资源发展庭园养兔，每户平均养殖30只种兔，每年为农户增收1000多元；

二是种养结合型庭园经济，积极发展农业循环生产。在273户建有沼气池的柴店岗村，推广户平圈养3一5头猪、1个沼气池、70一140平方米菜园的“猪沼菜”庭园经济模式，形成了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链条模式，每年节约农药化肥250元，出栏6一10头肉猪，种3茬蔬菜，可为农户增加收入3000元；三是长短结合型庭园经济，积极发展立体农业。指导农户充分利用庭园空间，推广长短结合、高矮结合的种植模式，使农户房前屋后花果飘香，不仅形成了“林在村中、村在林里”的良好生态环境，还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农户增收 2000多元。

（三）、“三位一体”，繁荣社区文化，培育社区归属感。

第一，培植农村中心文化户。老河口文化中心户建设采取“1 + 1”或“1 + X”的模式，即一个“文化科技屋”加一个商店、或一个诊所、或一个加工厂等经济实体，以商养文、文商互补。让农户自主经营，依托实体发展，赋予了“文化科技屋”和“文化中心户”强大的活力。李楼镇柴店岗村村民王宗岭开的小商店原来只是卖些日用品，生意一般，自从办成了“文化中心户”，在村里的扶持下，他买了很多科技文化书，免费向村民开放，村民隔三岔五就到他那里去，看书、借书，交流各方面知识，营业额也随之增加了上千元。如今，老河口农村，像王宗岭这样的“文化中心户”成了农民学习的课堂，甚至很有可能走出一条适合农村未来农村图书馆建设的新路。

第二，建设社区文化平台。2007年来，老河口发展文化科技中心户115个、农家书屋4个，兴建标准化村文化活动室5个、村级文化体育场7个，电脑、图书、音像资料、健身器材、报纸杂志在社区扎根、留在农民身边，有力地促进了社区文化活动的发生与发展。计划到“十一五”末，老河口100%的乡镇建有符合标准的成人文化技术学校，60%的乡镇达到文化先进乡镇标准，98%的村建有村级文化活动室，100%的村有文化中心户；85%的乡镇建有体育健身中心和体育指导站，50%的村建有体育基础设施，社区文化载体、文化大舞台将得到有力搭建。

第三，开展特色活动，增强教育实效。老河口积极推进“孝心献老人”、“文明市民”、“星级家庭”、星级文明户”等评选，大力推进“文化中心户”、“美德在农家”、“政策、道德、法律、文化、科技、卫生六进家”、“婚育新风进万家”以及生态文明村、文明城镇等群众性创建活动，普及文明行为常识，增强农民文明意识，在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的耳濡目染、身体力行中培育了农民的“生活共同体”理念以及社区归属感。

二、河口社区建设的绩效及经验。

老河口经过两年的农村社区建设，形成了宝贵的举措与经验，与其他的社区建设模式相比，其成效及其对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挖掘内部资源，低成本建设农村社区。在农村社区建设中，需要投入相应的人、财、物开展社区建设，“等、靠、要”、完全依赖上级的转移支付是行不通的。与此同时，农村集体经济薄弱、负债累累也是不争的事实。2001年，农业部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全国村级负债1483亿元，平均每个村负债20万元。取消农业税以后，国家给村一级一定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村干部的工资和必要的办公支出，几乎没有其他机动的开支。

（二）、贴近农民生活，激发农民参与在社区建设中，长期以来导致的政府包办、代办倾向以及农民参与的被动性，再加上农民自身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人微言轻”、“边缘化”使他们往往远离社区建设。正如美国社会政治学家安东尼·奥罗母所言：“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参与政治的比例必然要比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高些。这种差别，确实可以反映出那些较低社会地位的成员在各方面的不利条件，诸如仅享有较低级别的信息和较少的闲暇时间”。大多数社区农民的弱势降低了其参与社区建设的效能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建设农村社区必须依靠农民，凝聚农民的建设动力，不然的话，类似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时，由于忽视底层民众的动员和参与而导致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的现象很可能重演。

（三）、倡导生态发展，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建设农村社区必须以尊重自然生态规律为前提。“如果不尊重自然规律，违反客观规律而任意活动，那就一定不能达到预期目的。” 正如有关学者所言，“生态规则是明确无情的：大自然必须受到保护，否则我们人类将灭亡”。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协调人类居住与自然、社会、经济和环境资源之间的和谐关系，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区。

（四）、坚持经济致富与文化脱贫相结合文化属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所决定。具备经济基础的社区文化建设才是一场循序渐进的行动，否则的话，即使偶尔产生文化建设轰动效应，也只不过是表面光鲜，实际价值甚少。不可否认的是，文化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反作用于经济。研究表明，文化贫困及其产生的贫困文化往往是影响当前农村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将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与农村经济增长相结合，在建设农村社区文化的过程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知识、培育农民的创新创业精神等现代观念，也可以成为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农村经济的增长也可以为建设农村社区文化提供持续发展的充足财力。

老河口农村社区将社区经济发展与社区文化繁荣结合起来。现代农业与庭院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区经济致富，给社区居民带来的看得见的利益，激发了他们建设社区文化的热情；在开展社区文化建设中，摒弃抽象的文化建设，结合农民迫切的生产生活需求，在文化活动的开展中传播农村科技、法律、卫生等知识以及党与政府的相关政策。农村社区经济致富与文化脱贫相辅相成，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让社区文化建设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

三、结论：“两型”社区的创新模式

基于以上分析，老河口社区建设模式创新的启示意义显而易见。与此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对老河口实践做进一步的发掘和阐释，并建构一种新的建设模式──“两型”农村社区，这对于明确农村社区的建设方向、模式定位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两型”农村社区是本文试图超越简单的或“标准的”个案、模式视角，而以整个农村社区建设发展为着眼点，对其当前与未来发展的若干定位问题进行深度研究，去把握一般事实和探寻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尝试性提出的社区建设模式框架。“两型”农村社区是针对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定位和模式创新问题而提出的概念，指的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村社区”。资源节约型社区是指整个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建立在资源稀缺、节约资源的基础上，在政府投入、村庄公共收入以及农民自身收入有限的背景下，建设农村社区的核心是节约资源，并尽可能“低成本、高收益”地建设农村社区；环境友好型农村社区是指农村社区的发展以人

为本，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健康、环保和谐为主旨，追求一种人的生存、社区经济和社区发展与社区环境的良性互动的友好方式，从而实现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在农村社区建设框架下把二者的内涵统一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即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农村社区。

要澄清这些概念，发现其重要的和连贯的意义，只有借助对观察对象的逐步分析。最后，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全国各地自然地理条件、资源禀赋、风俗习惯等不尽相同，以及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差距，农村社区建设不可能有统一的适用于所有村庄的模式，也就是说农村社区建设在应然与实然层面上都是多元性的现实与实现。因此，我们对模式的理解就不能陷入误区，即认为模式就是供模仿、复制的榜样或典型。事实上，从发展模式的定义来看，任何一种被总结出来的模式，都有其典型性与特殊性，都是与特定的主体相对应的。对模式的分析，其意义主要在于从经验事实中加深对发展的内在逻辑及规律的认识和理解，通过他人模式来反思和分析自身行动的合理性，以便针对自身的实情，探索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路径。笔者通过对老河口实践的总结与分析，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新模式──“两型”农村社区的意义便在于此。

关键词:农村社区;“两型”社区。

第三篇：中国农村信用社60年发展历程回顾

中国农村信用社60年发展历程回顾

农村信用社60年发展历程回顾之一(1951年—1957年)

新生：

小荷初露尖尖角

从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被提上议事日程，到1951年3月，全国信用合作汇报会议召开；从1954年拥有了统一的名称，到最终确立了发展章程，农村信用社在新的政治环境下获得了新生。在国家支持下，农村信用社在中国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发展，很快成为新中国打击高利贷、发展农村经济的有力武器。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声音如同春雷般响彻古老的中国大地，中国历史迎来了崭新的一页。中国信用合作事业在旧时代被压抑的热情开始萌动。崭新的政治环境、积极的政府态度、明确的发展战略……一曲波澜壮阔的农村信用社发展序曲就此奏响。

列入国家发展战略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农村信用合作工作就已经被中国共产党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进行战略发展规划。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经济，我们就不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走向集团化，就不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将包含信用合作在内的合作事业发展纳入到党的战略讨论中。

紧接着，建国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合作社事业的战略规划：“关于合作社：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合作事业，在城镇和乡村中组织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这标志着新中国已将发展信用合作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正式纳入了国家的战略发展规划。

1951年3月，全国信用合作汇报会议召开，会议认为：“已经土改的地区，由于生产的恢复，农民逐渐富裕，要求积储余粮，扩大再生产；少数农民因翻身不久，家底薄弱，一旦遇到意外，便会借贷无门。有计划地开展农村信用合作事业，已成为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薄一波、程子华将会议讨论的内容向党中央进行了汇报，这份名为《关于全国信用合作会议的报告》指出：“为了进一步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满足农民的普遍要求，必须单独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统一由银行领导，信用社单独成立后，其存款、贷款、存实、贷实由信用社办理。”

信用社的身份信息

对农村信用社而言，在发展战略明确之后，如何确定组织性质、功能定位以及业务范围，成为接下来亟待明确的问题。

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在会议上指出：“信用合作是群众性的资金互助的合作组织，主要是组织农民自己的资金，调剂有无，以解决社员生产上和生活上的资金困难，银行给以资金周转及业务上的支持，并可代理银行的一些委托业务，以活跃农村金融，发展农村生产。”

紧接着，为了推动信用合作事业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颁发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农村信用互助小组公约草案》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试行记账办法草案》。在政策的引导下，农村信用社在短时间内有了更加快速的发展。

1953年底，全国试办的信用合作组织在数量上已超过了25000个。当时，由于各地都是在国家指导方针之下自主组织信用社，因此当时信用社的名称在各地并不统一，这为信用社的整体化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为此，1954年1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名称按共同纲领规定称为“信用合作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名称上有‘信用合作社’与‘信贷合作社’之称，从‘信用’与‘信贷’的意义上来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却容易引起基层工作同志的误解。因此，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名称有统一的必要。今后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的名称，应按共同纲领规定统称为‘信用合作社’。”

紧接着，1955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发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草案）》，对农村信用社的性质和任务从规章制度上进行了更加明确的规定。

至此，在中国已经诞生多年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终于明确了自己的身份：有了自己统一的名称，有了统一的组织章程，有了发展的任务目标……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重生，一场农村信用社发展的热潮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蔓延开来。

在中央政府的鼓励和指导下，从1954年到1956年，全国信用合作社运动出现了一个发展的高潮。全国信用合作社的数量超过了16万个，社员达到9500多万人，包括6800多万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0%左右。这一波发展高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发展信用合作社为主，此前建立的一些信用部和信用组的组织形式，也逐步转为信用合作社，全国80%以上的乡都建立了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在组织农民借贷方面的作用充分显现出来，对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生产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农村信用社60年发展历程回顾之二（1958年—1978年）

成长的烦恼：

在折腾中迷失方向

这是一段充满波折和混乱的发展时期。行政手段的过度干预、发展策略的频繁调整、管理主体的几经更替，使得刚刚走上发展正轨的农村信用社在历史的折腾中再次迷失了方向。在这段时期内，农信社先后被下放给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贫下中农组织管理，基本上成了基层社队的财务部门。而后，农信社又被交由国家银行管理，成为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金融机构，从此走上了“官办”道路，彻底迷失了合作金融的本性。

对于在革命中新生的共和国政权而言，经济建设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历史经验的缺乏，急于求成的“极左”情绪的蔓延，让新中国经历了一段充满波折的发展时期。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混乱的宏观经济环境下，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导思想和管理方式，最根本的是在农信社定位方面缺乏共识，农信社在“折腾”中迷失了发展的方向，合作金融的本性被迫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官办管理时期的到来。从1958年到1978年，对农信社而言，称得上是一段噩梦般的经历。在这20年里，农信社在混乱中历尽坎坷，经受了四次“折腾”。

第一次折腾

从1951年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开始到1958年，农村信用社均由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从农信社发展的现实效果来看，这段时期的管理是成功的。但从1958年开始，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信社的命运开始出现逆转。1958年12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实行“两放、三统、一包”。

此后，国务院专门下发文件，将农信社与银行营业所合并，称为“信用部”，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管理体制上的变化导致了“所社合一”和“政社合一”两种局势的出现，严重影响了农信社的发展。首先，“所社合一”的组织体制将集体所有制的农信社资产与全民所有制的国家银行的资产混为一谈，造成了双方在财产资金和财务上的混乱；其次，“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客观上使农信社走上了“官办”的道路，逐步失去了在业务经营上的自主权。

第二次折腾

1959年4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加强农村人民公社信贷管理工作的决定》，同年5月，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全国分行行长会议，收回了下放给人民公社的银行营业所，把信用社从人民公社信用部里分离了出来（实际是所社分离），下放给生产大队，变为“信用分部”。信用分部开始沦为生产大队平调社员财物的工具。

1962年，中央政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决定将农信社的领导权从生产大队收回，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全面、彻底的垂直领导。同年11月，中央政府又批转了人民银行《关于农村信用社若干问题的规定》，决定恢复信用社的性质和任务，重新明确了农信社组织的独立地位，重新赋予农信社在业务方面的自主权，信用社干部的待遇按照人民公社同级干部的待遇标准执行。上述措施的实施，使农信社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又开始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第三次折腾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6年，刚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农信社又被文化大革命卷入了动荡的漩涡。“文革”开始后，不少人在对待农信社的职能是什么、该为谁服务等问题的态度上再次出现了分歧。

1968年8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条关于学校管理的指示，被迅速应用于对农信社的管理中。不少地方出现了信用社干部大换班，或者大批下放回家，人才的大量流失对信用社的发展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经过近3年的折腾，贫下中农管理、“亦工亦农”的经营管理体制对信用社发展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很多地方的信用社基本上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为此，1972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银行工作会议，重新明确了信用社职工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不再要求信用社走“亦工亦农”的道路。1974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农村金融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贫下中农的管理任务，应该是在公社党委领导下，对信用社职工进行改革教育，它是权力机构，不是执行机构。会议明确要求，信用社要积极自主开展业务，加强财务管理。这次会议彻底收回了贫下中农组织对信用社的管理权，重新赋予了农信社在业务上的自主权。农村信用社开始踏上了回归自我的道路。

第四次折腾

1977年，受“左”的思想影响，再加上过去把信用社下放给基层政权管理的教训，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其中第七条规定。“信用社是集体金融组织，又是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为贯彻上述决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于1978年5月就信用社的机构设置、人事管理、业务经营、财务制度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统交银行管理。信用社再次被打上了“官办”的烙印，沦为银行的附庸。

在这段混乱的历史时期，信用合作事业受到了“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发展方向一再偏离了合作的性质，管理体制几经折腾，信用合作经济组织的原则被蚕食殆尽，既丧失了合作组织的特征，也丧失了金融组织的特征。信用社的干部队伍、资金和业务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害。

农村信用社60年发展历程回顾之三（1979年—1996年）

找回自我：

“信用合作号”离岸起航

对于经历了长期迷惘阶段的农信社而言，这是一段向合作金融组织本性回归的历史，主要体现在对合作社“官办”体制的反思和初步调整。1979年农行恢复以后，农信社进入农行代管时期。虽然对农信社的管理仍带有“官办”因素，但农信社在业务开展上的自主性和管理上的民主性开始得以恢复，尤其是1984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以后，农信社正式踏上了全面恢复“三性”、由“官办”到“民办”的回归之路。

自创办之日起，农信社就是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太多人为的外界因素的干扰，让它逐渐丧失了自我，成为银行的附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改革春风，开启了农村信用社的回归之路。

迎来改革春风

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恢复中国农业银行的通知》，其中，对农信社的归属、机构设置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并指出：“现在信用社的任务很重，人手不足。为了加强农村金融工作，信用社由省、市、自治区确定编制，抓紧配齐。信用社职工的管理、政治待遇和口粮要同银行职工一致起来。信用社要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任何单位不得平调或挪用信用社的资金。”根据该《通知》的精神，各地在抓紧恢复农行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农信社的领导。在坚持农行领导的管理体制下，农信社的改革开始启动。1984年6月，农行就农信社改革问题向国务院作了专题报告，8月，国务院将《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批转各地执行。报告指出：“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必须抓紧改革，同时改革又是十分谨慎的，农业银行要加强对信用社的领导，不宜改变隶属关系。通过改革，恢复和加强信用合作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充分发挥民间借贷的作用，把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在农信社的改革发展史上，这是一份富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指导文件，它不仅标志着信用社以恢复“三性”为主的改革开始在全国大范围地铺开，而且明确了农信社“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的改革方向。

县联社应运而生

在从1984年开始的这轮改革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措施当属县级联社管理体制的建立。县联社的建立，对于加强基层社的建设，对于进一步恢复和加强农信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都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它的建立不仅增强了农信社的内部管理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信用社走向完全自主管理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当时的县联社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由农村信用合作社交纳会费，行使管理协调职能；另一类由农村信用合作社投资入股，除行使管理协调职能外，还从事调剂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资金余缺、组织清算等信贷业务。

虽然当时县联社工作的开展，仍然必须坚持农行的领导，日常工作仍由县支行合作股负责。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县联社管理体制建立前相比，农信社在经营自主性以及内部管理方面确实有了明显的提高，独立自主的组织地位得以逐步重塑。

体制改革有效地促进了农信社的发展，经营活力不断增强，业务发展日益活跃，在调节农村经济、支持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到1988年末，农信社机构、网点近40万个，建立县联社2200多个，占全国县市总数的80%以上。从业人员76万多人，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40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912亿元，向国家提供资金约600亿元。

1989年，农信社进入治理整顿阶段，主要开展强化内部管理、整顿金融秩序的活动。在这一阶段，通过清股、扩股，密切了信用社与社员的经济联系，经营管理体制有了明显改善，内部经营机制逐步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方向转变。“行社脱钩”水到渠成

随着农信社实力的不断增强，关于“行社脱钩”的呼声日益高涨。1996年7月13日，全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明确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等各种金融机构分工协作的服务体系。同时，会议也对推进农信社管理体制改革的步骤和方式作出了明确安排：“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分期分批完成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改革由上而下地进行，先按合作制原则改革乡镇信用社，再完善充实县联社，经验收再把农村信用社的行政管理职责由农行转到人行。经批准，在经济发达地区可试点将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合作银行的组织体制。”会议要求，加强县级联社的建设和管理，为下一步行社脱钩做好准备。在经历了长期的迷惘之后，农信社真正看到了实现独立发展的希望。

1996年8月，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发布《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实施方案》的通知，正式宣告农信社与农行脱钩。从9月开始，全国5万多个农村信用社和2400多个县联社逐步与农行顺利脱钩。这标志着经历了长期的迷惘与等待之后，农信社重新走上独立发展之路。

“登高星河近，创新天地宽，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中，“农村信用合作号”正式拔锚起航，驶向属于自己的明天。

农村信用社60年发展历程回顾之四（1997年-2002年）

独立发展：

改革航船乘风破浪

这是一段包含着合作制价值回归、管理体制创新、产权模式探索“三重意义”的改革发展时期。从1996年开始的这轮改革，其核心是把农村信用社办成由社员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服务的真正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从更深层次意义上讲，这是一段农村信用社价值核心由“官办”银行向“民办”合作金融组织回归的历程。

站在今天的历史台阶上，回顾农村信用社改革的这段历史，与农行顺利脱钩无疑是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迈出的最为关键的一步，它是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征程上的一次历史性突破，为把农村信用社真正办成合作金融组织、建立我国合作金融新体制提供了前提。

重塑合作制

1997年，对于重新踏上合作制发展正轨、开始自己新的改革发展道路的农村信用社而言，是富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1997年2月，全国农信社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自“行社脱钩”以后农村信用社系统召开的第一次大规模、高规格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为下一步如何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指明了方向，初步勾画出了建立我国合作金融新体制的主体框架。

规范合作制、加强自主管理、组建自律组织、创新金融监管等一系列新的概念成为改革中新的关键词，一场围绕这些改革关键词而展开的新的改革运动由此拉开了帷幕。1997年3月8日，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开展规范农村信用社工作的意见》，对按合作制原则规范农村信用社工作的主要内容、政策以及实施步骤作了具体安排，标志着以合作制规范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进程正式启动。

在推动以合作制规范信用社改革进程的同时，1997年6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对于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监管职责，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加强对农信社改革的监督管理，防范和化解农信社的风险。6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农村合作金融监督管理局正式成立，全面承担起了对农信社改革的领导、监管职责。

同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县级联社管理规定》。11月，又颁布了《农村信用社章程（范本）》和《农村信用社县级联社章程（范本）》。这是一系列在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法规性文件，它们为加强对农村信用社以及县级联社的监管，为规范其行为，保障其依法、稳健运行，提供了明确的法规依据，标志着我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正式走上了按合作制原则规范、改革和发展的轨道。

50年的风风雨雨，曲折艰难的发展历程。按合作制在全国范围内规范农信社，不仅是管理体制上的一场革命，也是一场在思想观念、经营方式上的重大变革。

省级自律体制初建

在按合作制原则加快推进农信社规范工作的同时，另一项对农信社改革影响深远的工作——组建农村信用社省级自律管理组织也在悄然酝酿之中。

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人民银行越发意识到农村信用社改革规模庞大、各地情况不一，单靠人民银行的监管力量很难全面覆盖整个农村信用社体系的改革，因此组建省级行业自律组织被提上了日程。1999年4月，中国信用合作协会筹备办公室宣告成立，其使命是指导各省因地制宜地建立起行业自律组织，这标志着农村信用社在系统行业自律组织建设工作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99年4月28日，全国首家信用合作协会——黑龙江信用合作协会在哈尔滨率先成立。建立农信社行业自律管理组织，对于全国农村信用社逐步建立以农信社自主经营、自我约束为基础，以县级联社、省级行业协会自律管理、中国人民银行依法监管的新型合作金融管理体制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至同年11月末，全国首批五省（黑龙江、陕西、四川、浙江、福建）省级信用合作自律管理组织试点工作全部完成，试点省份的农信社行业管理职能也逐步移交给了行业协会，中国人民银行由此顺利地实现了与农村信用社行业管理和监管职责的分离。至此，农村信用社开始真正走上了自主管理的道路。

在上述五省完成通过省级自律组织实施对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管理探索之后，1999年12月18日，全国首家省级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正式创立，标志着对农村信用社行业管理体制的探索进一步深化、升级。

新产权模式探索启程

随着改革成效的不断显现，全国农村信用社经营活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农村信用社的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对农村信用社进行产权改革的探索和呼声也开始日益高涨。2000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江苏省视察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工作，并召开专题座谈会，了解和听取了各方对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意见和建议。最为重要的是，此次座谈会初步明确了在江苏省进行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探索的态度。

2000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在江苏省进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一场全面清产核资、建立统一法人体制的改革运动在江苏掀起高潮。统一法人后，江苏省原有的1746个农信社合并为82个独立的县级法人。这种以县为单位的统一法人体制，解决了农村信用社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社会信用较低的问题，同时，在改革支农服务、加强内部管理等方面也显现出了良好的成效。

2001年末，全国首批农村商业银行在江苏张家港、常熟、江阴相继成立，这标志着我国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有了重大突破。农村商业银行产权模式和经营机制的尝试，也使得我国农村信用社商业化、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逐渐明朗。

农村信用社60年发展历程回顾之五（2003年6月—今）

走进新时代：

沿着市场化的航向前进

这是一段对农信社长远发展方向及策略进行重新思考和选择的历史进程。市场化改革方向的确立，成为有着50多年发展历史的农信社摆脱历史泥潭、踏上快速发展轨道的历史转折点。回顾以往几次农信社改革，在改革方向及策略选择上基本都是以行政力量为先导，而从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改革则转向以市场为先导。无论是产权模式选择，还是管理体制变更；无论是经营规模和地域的扩张，还是资产重组乃至市场退出，是否符合市场化、商业化的方向成为考量改革成败的唯一关键词。

“合作制”价值理念的回归让农信社重新找回了自我，但金融业市场化的发展趋势，却让坚守“合作制”的农信社感到无所适从。单纯的合作制产权结构、与市场经济脱节的经营模式以及沉重的历史包袱，成为横亘在农信社发展道路上的“三座大山”。2003年，一份文件揭开了农信社向现代金融企业改革的历史新篇。2003年6月27日，国务院正式下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决定在浙、鲁、赣、贵、吉、渝、陕、苏八省市率先进行改革试点。新一轮农信社改革的历程由此开始。

突破——

省级政府主导央行资金扶持

针对农村信用社在发展中的现实困境，新改革试点方案指出：由省级政府承担辖内农信社的管理和风险责任；可以选择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继续维持合作制等制度形式，推行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吸收各类经济主体和自然人入股；给予八省市部分农信社保值储蓄利息贴补及适当税收优惠政策；农信社历年亏损和资产损失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分担，由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发行专项票据的方式核销农信社自2002年以来的历年亏损和资产损失的一半。

新一轮改革明确了地方政府的管理责任，使得农信社改革在地方上不再是没人管的孩子，省级政府的全面介入，也使得农信社能够在行政力量的支持下，找到一条符合当地实际的改革发展之路。而发展体制的多样化选择，也使农信社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不再刻板地死守着“合作制”的概念。

最值得关注的是，来自央行的资金扶持和税收上的优惠措施，让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农信社获得了发展急需的资本金，有了喘息的机会，同时央行所设定的票据兑付条件，也为推进农信社改革带来了动力和信心。

实践证明，按照改革试点方案设计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解决了农信社所有者缺位这一根本问题，抓住了农信社改革的要害。试点地区农信社改革的示范效应，大大激发了其他省份农信社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在这种背景下，2004年8月17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意见》，进一步扩大了深化农信社改革试点范围，新增加21个省区市作为改革试点。一场农信社改革的燎原之火燃遍了中国大地。

与此同时，来自央行的资金支持也逐步到位，给在改革道路上前进的农信社源源不断地输送能量。2004年3月4日，首批中央银行专项票据发行，共向8省（市）272家联社发行中央银行专项票据119亿元。而改革的效果也更明显地显现出来，当年全国农信社历史性地首次实现了轧差盈利。

挑战——

垄断松动“一家独大”成历史

2006年，银监会的一纸文件彻底宣告了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时代的来临。2006年12月22日，中国银监会公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项旨在通过引入全面竞争来激活农村金融市场的举措，为改革步伐有所减缓的农信社带来了“威胁”和压力。

新举措不仅大大刺激了商业金融的投资热情，也使民间资本的金融热情出现空前高涨。一时间，多家金融机构开始申请前往农村开设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民间自发组织的资金互助社也开始进入谋划冲刺阶段。原本由农信社“垄断”的农村金融市场，开始响起他人的声音。

在新一轮的改革中，“坚持市场化改革”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在《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明晰产权关系,促进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和经营机制转换,使信用社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是一条重要的原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既然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自然一切都应按市场规律来操作。

对于长期在历史泥潭中停滞不前的农信社而言，它距离市场化的发展语境还很远。产权不够清晰、机制不够灵活、法人治理结构尚不完善等等，这一切都可能成为农信社被市场淘汰的隐患。农信社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快改革的步伐，严格按照市场化的要求提高自身素质。

趋势——

改革触角纵向延伸

2007年8月10日，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在海口市举行了挂牌仪式。作为全国最后一家挂牌开业的省级联社，它的诞生，标志着农村信用社新的管理体制框架已经全面建立，标志着从2003年开始的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第一阶段工作任务基本完成。2008年6月29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挂牌，成为全国首个由省级农村信用联社改制而成的省级农村商业银行。同年12月21日，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挂牌开业，成为全国合作金融系统首家省级金融控股公司。随着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和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的成立，改革触角开始纵向延伸。

2010年9月，银监会出台《关于高风险农村信用社并购重组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通过并购重组加快推动高风险农村信用社风险化解。《意见》旨在指导各地农信社在地方政府扶持的同时，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通过并购重组化解高风险农村信用社风险，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提升“三农”和小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在“十二五”开局之年，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指明了农村中小银行在“十二五”时期要实现的目标：高风险机构全面处置，历史亏损挂账全面消化，股份制改革全面完成，现代农村银行制度基本建立，主要监管指标达到并持续符合审慎监管要求，总体资本充足率达到10%左右，杠杆率总体不低于4%，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总体高于100%，拨备覆盖率总体高于150%，拨贷比总体达到2.5%，农村金融服务功能与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

商业化成为未来深化改革的主旋律，银监会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姜丽明表示，今后将不再组建新的农村合作银行，现有农村合作银行要全部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全面取消资格股，鼓励符合条件的农村信用社改制组建为农村商业银行。

姜丽明表示，要在保持县(市)法人地位总体稳定前提下，稳步推进省联社改革，逐步构建以产权为纽带、以股权为联结、以规制来约束的省联社与基层法人社之间的新型关系，真正形成省联社与基层法人社的利益共同体。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改革的脚步依然在延伸。诚然，深化改革的道路依然漫长，但只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向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不断迈进，我们有理由相信，农信社的明天将更加美好。

第四篇：中国农村汽车市场销售模式探析

中国农村汽车市场销售模式探析

2011-3-16

摘要：基于我国农村汽车市场快速增长的现实，本文剖析了农村汽车市场的现状和特点，以及与城市汽车市场的差异，讨论了我国现有汽车销售模式应用到农村汽车市场的优点和不足。进而提出了一种新的“2S+汽车经纪人”销售模式，重点指出该种销售模式能够适应我国当前农村汽车市场的需要。

关键词：农村市场，销售模式，2S，汽车经纪人

当前，我国农村汽车市场的迅速崛起，给汽车生产企业带来无限商机。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汽车保有量有望达到1.4亿辆，高达1亿多的潜在客户，主要来自现在汽车保有量还远未饱和的城镇与农村，而人口总数高达8亿的农村市场对汽车企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战略影响。在汽车销售环节，我国目前的学术研究对象主要针对大中城市，还没有任何关于农村市场汽车销售模式的研究，而城市汽车市场与农村汽车市场的巨大差异决定了现有的销售模式无法直接应用于农村汽车市场。因此分析农村汽车市场的特点，并结合其特点探讨适合农村的汽车销售模式显得尤为重要。现有汽车销售模式

我国汽车市场发展到今天，销售体系终端呈现多样化状态。

1.1 专营店

专营店一般实行单一品牌或单一品牌的特定产品销售汽车特许经营模式，主要有：4S销售方式（销售sale、服务service、配件spare part、信息反馈survey），5S销售方式（销售sale、服务service、配件spare part、信息反馈survey、二手车回收及销售second-hand car）。4S目前是我国轿车行业的主要销售形式，4S专营店的特点虽然是操作规范、全程服务、具有排他性，同时也是生产商品牌、文化的延伸，具有信誉度高、技术专业、售后保障服务全面、服务人性化等诸多优点，但是由于专营店的投入相当高，单店的建设成本在1000万以上，对汽车经销商的实力有较高的要求。随着汽车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经营风险也越来越大，汽车专营店的利润空间也在逐步下降，经销商的投资热情在降低。

目前4S店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依附整车厂，没有话语权；二是没有自己的品牌形象建设；三是重销售、轻售后服务；四是人才素质普遍不适应市场需求，服务不专业；五是同质化严重，没有体现差异化经营特点。

1.2 汽车连锁店或汽车超市

汽车连锁店或汽车超市一般采用代理或经销方式，进行汽车产品的经营和销售。根据经营覆盖的地域以及经营品牌种类的多少，一般认为在单一区域经销多个品牌的是汽车超市，在多个区域经销多个品牌的是连锁店。汽车超市和连锁店没有明确的界限，其特点是以汽车销售为主体，提供多种品牌汽车，供客户比较、选购，减少顾客购车的选购流程，为顾客节省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随着反垄断法的实施，汽车行业的销售模式必将迎来大的转变，汽车超市或连锁店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1.3 汽车大市场或汽车大道

选定特定的区域，如道路两侧或封闭的大型市场，建立若干品牌的专卖店，形成专卖店集群，具有规模大、影响大等特点。如成都的西部汽车城、成都市国际汽车工业园、成都机场路和羊西线等。这种形式是依托汽车经营环境上的一种原有模式的提升、演变。由于地理位置、商圈等因素，这种形式一旦成型，很难改变。

1.4 直销

直销主要包括网络直销、电话直销、电视直销等形式。网络营销的优点是不受地域、时间的限制，可以直观地提供车辆的图片、性能配置、价格、提货及运输方式等介绍，甚至可以通过网络进行车辆颜色确认、外观模拟、费用支付等直接为客户提供服务；电话营销主要是采用数据挖掘，通过对潜在客户进行电话沟通，介绍产品，吸引客户购买的方式；电视直销指由厂家或者代理商直接操作，以电视节目形式出现的销售方式，节目中既含信息，又有广告，欣赏性娱乐性较强。目前，这种方式只占很小的比重。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直销会成为传统销售方式的一项重要补充。农村汽车市场分析

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国家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汽车摩托车下乡实施方案的不断施行和推进，将促进农村市场汽车需求的增长和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给我国汽车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农村汽车市场发展的有利因素：第一，国家投资重点和消费结构升级。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国家每年用于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将达到数千亿元，将直接带动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经过金融危机后，国家经济增长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内需成为一个重点刺激对象，而要拉动内需，农村消费结构调整是必然趋势，拉动农村消费，就要增加汽车商品的消费。这两者都为农村汽车市场的发展提供有利的经济环境。

第二，农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逐年提高。据统计，人均年纯收入达到2000元时，农村居民就开始进入购置慢速汽车的成长期。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76元，为汽车进入农村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消费基础。

第三，农村公路进一步改善。加快农村道路建设，是国家在建设新农村中提出的一个明确发展目标。到2009年，中国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达324万kg，全国乡镇、建制村通公路率分别达到99.2%和92.9%。这为汽车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第四，农村机动车开始进入升级换型期，汽车逐渐成为首选。我国具有牌照的农用汽车保有量达到1700万辆，摩托车保有量近9500万辆，仅保有量更新和升级换型的市场就相当可观。巨大的市场潜力成为吸引众多汽车企业进入农村汽车市场的重要因素。

第五，新农村建设对运输工具的需求旺盛。我国农村现有汽车承担的运输量仅占农村总运输量的35%左右，相比发达国家汽车80%的运输量，比例严重偏低。这也决定了我国农村汽车市场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农村汽车市场未来需求旺盛。结合我国的国情来说，农村汽车市场与城市消费的消费特征还是存在着差异，具体表现为：

一是低价消费特征明显，从众、跟风、攀比消费现象严重。首先价格因素在农村汽车市场对购买行为的影响较大，甚至成为最核心因素；其次，农村居民具有比较典型的从众心理和攀比心理，农村居住的特点，使得邻里之间、亲朋之间经常走户串门，信息非常开放，而且口头传播是农村市场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

二是地域上的分散性和购买力的分散性。相对于城市市场的集中购买，农村市场具有地域上的分散性和购买力的分散性。一方面，我国农村分布广、居住散，难以形成像城市那样的人口和需求集中；另一方面，农村居民购买力总体规模虽然很大，但平均到每户居民的购买力水平则很低。由于广大农村居民消费的范围比城市居民广，这造成了购买力的分散。农村市场的这种分散性，决定了汽车企业在营销网络的构建上，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要大大的加强。

三是农村市场具有购买力水平的差异性。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地区间购买力水平的差异，富裕地区、发展地区与贫困地区，在需求的质和量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二是地区间消费环境的差异，造成不同地形的地区即便对同一产品的要求也会有所不同；三是同一地区内不同农户之间的购买差异。这种购买力水平的差异性也对汽车销售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农村汽车市场的营销更有针对性。

四是农村市场销售运营成本较城市市场高。由于农村汽车市场不成熟，对其在市场开拓、维护与管理过程中，运营成本将大幅增加，资源输出、人员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都将增加。这使得以价格要素为主导的城市销售模式在农村汽车市场受到很大的局限性。

总的来说，农村汽车市场和城市汽车市场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也直接决定了农村汽车市场销售模式的特征。现有汽车销售模式应用于农村汽车市场的分析

农村汽车市场的差异性，决定了现有的汽车市场主要销售模式无法直接应用于农村汽车市场。

3.1 成本原因

农村汽车市场虽然增长率很高，但是基数还比较小，而4S店存在高成本、低利润的现状，建立4S店的先期投入成本包括土地费用、地面建筑费用、维修设备费用、绿化和道路费用、装修费用、办公设备费用等。一般来说，创建一家普通4S店需要上千万元的投入，所以投资成本比较高的4S专营店模式在农村汽车市场不可行。因此以4S店集群形成的汽车大市场或汽车大道在农村汽车市场也不可能。农村汽车市场需要一些不但投资相对较低，但还能提供良好服务的销售模式。

3.2 地域分散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农村汽车市场覆盖面积非常大，人口在地域上分布比较散，因而消费力也比较分散，这就决定了在人口消费集中的城市汽车市场的销售模式在该市场不能完全应用。这也直接决定了现有的主要汽车销售模式（4S、汽车超市、汽车大市场）在农村市场很难得到大力发展。

3.3 购买特点

农村汽车市场用户相对于城市汽车市场用户来说一般文化程度要低一些，在汽车消费上未形成自己的客观判断。同时由于该类人群在平常生活中较少关注互联网、专业汽车节目等媒介，他们获取汽车信息的主要渠道是身边人的介绍和朋友的推荐，他们的购买信息，更多来源身边人群的“示范效应”。他们很少主动去了解汽车的相关信息，因此低成本、高效率的网络直销、电话直销对于农村汽车市场不适用，销售工作人员是否熟悉和扎根农村市场在农村汽车市场的销售活动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2S+汽车经纪人”模式

结合农村汽车市场地域分散，购买力分散以及农村汽车市场用户的消费特点，在考虑成本投入的前提下，可以推行“2S+汽车经纪人”的销售模式解决农村汽车市场的实际问题。

4.1 2S

“2S”是相对性于“4S、5S”的专营店模式而言的，2S就是新车销售和维修服务。虽然在前文中提到专营店模式的诸多弊端，但主要是针对其投入成本过大，经营成本最终转嫁给了消费者。在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消费者不愿为此买单。

汽车商品在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然将是很多家庭的高档耐用消费品，参照国外（美国、欧洲、日本等）的汽车销售发展经历来看，在市场的发展期选择专营店对于汽车制造企业和汽车经销企业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以最大程度上保障消费者对于汽车品牌的信任。而2S在实质上很好的保留了4S的精髓，而在运作中又极大地降低了汽车经销企业的投入成本，可以有效节省资源，让利于农村汽车市场消费者，让相关方获得多赢局面。

4.2 汽车经纪人

汽车经纪人是指在汽车销售的整个过程中，从事专业销售和售后服务的“一站式”人才，对汽车消费者提供购车咨询、代理、信贷、保险、售后服务、维修、二手车评估交易贸易、环保以及汽车俱乐部等一系列的服务。

我国目前在汽车销售中的从业人员都是在经销商麾下从事相关业务，具有很强的局限性。销售人员大多是在门店中等待顾客上门，而且只能从事单一品牌汽车的销售工作。而“汽车经纪人”就是那些专职、兼职从事汽车买卖、交易，或者撮合汽车交易的人。他们通过这些工作来获得佣金或利润，同时可以销售多个品牌的汽车，体制灵活。这种方式适合我国农村汽车市场地域宽广的特点，可以弥补以往模式投资成本很高的不足，而且在当地选择培养的汽车经纪人对当地的市场环境比较熟悉，非常有利于开展销售工作。

农村市场的消费特点，决定了人们喜欢通过周围人的口头评价和实际行动来决定自己的购买行为。汽车经纪人可以利用对农村市场和消费人群的熟悉的条件，很好地宣传汽车产品，提供有针对性的销售服务。农村汽车市场的消费者对汽车知识比较缺乏，使用、维护、保养经验比较少，售后服务工作比城市市场更加重要。汽车经纪人应以灵活模式在实际工作中发挥流动服务终端的作用，有效解决农村汽车市场销售服务广度和深度的需要。

“2S+汽车经纪人”的销售模式能很好的弥补城市现有销售模式应用到农村市场的不足，针对农村汽车市场的特点，该模式在综合考虑成本、服务、效益、效果、可行性等因素下是颇为适合的方式。

农村汽车市场在未来几年必将成为我国汽车市场增长的重要“一极”，经过分析研究，“2S+汽车经纪人”模式在理论上和实际操作中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在这种模式下“汽车经纪人”是关键因素。这就需要大力倡导这种做法和加强对经济人的专业培养。经过努力，有理由坚信这种模式会在农村汽车市场中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李先国.我国轿车业渠道问题探讨 [J]，中国流通经济，2008，（04），P52-55 马春阳，侯建坤.汽车销售新模式-4S店集群 [J]，上海汽车，2007（11），P32-35 贾欣，企业营销渠道变革及其对策分析 [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04），P111-112 庄恒国，李振玲.农村汽车市场：金融危机下汽车行业的避风港 [J]，汽车工业研究，2009，（06），P17-19 张怀阁，美日欧汽车销售模式分析及其借鉴 [J]，汽车与配件，2009，（23），P20-22

第五篇：中国农村信用社信贷研究和信用评估

中国农村信用社信贷研究和信用评估

中国农村信用社信贷研究和信用评估

宋全云 王方明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金融需求也在快速增加。在这一过程中，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业务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但也存在着信贷业务风险相对较高、违规放贷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和推进农村贷款业务的发展，农村信用社需要加大内控制度建设，进而防范和控制风险。本文就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的现实困境进行了梳理，并对其形成的原因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而且建立了信贷评估体系模型，最后对信贷业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希望对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信用评估

农村信用社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由社员入股组成的实行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它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从农村信用社的发展来看，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定位是面向“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农业是国家最基础的产业，虽然到国家的政策保护，但是农村信用社作为金融机构，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资金的使用效率。而且农村信用社在资本、规模、成本、技术、人才、信息等各方面均受到严重制约，与其他金融机构存在一定的差距，所以农村信用社必须扎根农村才能使自身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

一、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由于某些信贷员对农户不甚了解、农村信用社外勤工作人员编制普遍较少，进行信用评定工作量很大，使得他们对农户代表和村组干部有着强烈的依赖性，仅凭他们的一面之词便予以授信。加上在农村一些工作极易受人情、关系和其他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致使农户信用等级评定存在较大的主观盲目性和随意性，导致农户小额信贷信用评定失真。关于贷后监督环节，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农村信用社按农户贷款证对他们发放了小额信贷，可是贷后检查、跟踪管理工作却没有及时跟上。贷后监督环节缺位严重，间接降低了信贷资金的可回收性，增加了农户小额信贷风险。在信用等级的再评定环节，这一环节是农户信贷运作流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下一轮信用评定的开始，严格的讲，应该准确地记录贷款的还款数额、未还数额及到期日，同时将这些信息反馈到农户信用档案中，以便下一次进行信用评定，确定新的信用等级，但是很多农村信用社对于建立农户信用档案这一基础性环节十分不重视，没有根据持证农户贷款到期偿还情况和信用程度适时进行调整，大大影响了农户小额信贷的质量。

在农村信用社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政策因素和客观原因造成的农村信用社资金损

失、贷款不能收回、执行国家平衡物价等宏观政策创办保值储蓄而垫付的保值贴补利息使得目前许多地方的农村信用社亏损严重，处于严重的资不抵债的局面，历史包袱重非常的沉重。信贷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农村信用社经营的好坏，如何提高信贷的质量已经成为农村信用社的首要任务，所以建立适合农村信用社的信贷评估体系已经迫在眉睫。

二、建立适合我国农村现状的信用评估体系

1．农户信用评级指标设置

运用科学的模型来对农户信用评估的定性评价中引入定量分析，构建我国农村信用社农户信用评估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为我国农村信用社农户贷款提供重要的参考。根据商业银行风险评定的“5C”分析法，结合我国农村现状，提出我国农户信用评级7个指标：农户户主的品德、农户的信用记录、农户的文化层次、农户家庭总财产、农户家庭流动资产、农户家庭年人均收入、家庭人均经营收入。

（1）借款农户户主的品德

借款人个人的道德水平是信用社是否决定贷款的重要因素，诚实、正直是借款农户户主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信用社在借款前应先向农户所在村的村干部或乡邻了解借款人的品德。

（2）借款农户户主信用记录

信用社可以在中国银行的个人信用报告中查看农户过去的记录，了解借款农户过去的信用记录。把农户过去的信用记录作为评价农户贷款资格的重要依据。

（3）借款农户的文化层次

一般来说，文化层次与经营能力有直接的关系。即文化层次越高，经营能力越强；反之，经营能力越低。在我国农村人口目前文化层次较低的情况下，用文化层次来反映农户的经营能力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农户文化层次可以有两种划分标准，一是按照学历水平来划分农户户主。二是按照专业技术水平划分：有特殊的技术和技能。学历水平反映农户的基本文化素质，专业技术水平反映农户的生产技能，所以在农户文化层次分析中，要把两种划分标准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并且以专业技术水平分析为主。

（4）借款家庭总财产

家庭总财产是农户过去经营成果的表现。家庭总财产既是衡量农户经营能力的重要指标，又是反映农户偿还能力的指标。农信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借款农户家庭经济状况进行衡量：农户家庭有住房情况及质量、家庭有无存款、国库券、保险单等流动较强的财产及其数量、家庭有无农用机具以及耐用消费品、家庭牲畜和家禽数量及其价值、家庭耕地数量以及耕种的农作物及其估价。

（5）家庭流动资产

流动资金对于借款的安全性至关重要。农户流动资产越高，贷款越有保障。一是家庭所持有的存款数额、国库券数额、保险单所保数额。二是农业生产周期性长短，农户收入也具有周期性。农户也很难象企业一样有流动性现金收入，但我们可将农户家庭中的牲畜和家禽作为农户家庭中的流动资产。

（6）家庭人均经营收入

家庭经营人均收入反映农户的经营能力，家庭经营收入越高，农户的经营能力越强，贷款的安全性越高。信用社应积极支持经营能力强的农户发展生产，搞活农村经济。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包括：农业种植收入、养殖收入、农户经营工商业的收入。

（7）家庭人均年收入

农村信用社在完成对借款农户家庭经济情况的调查后，按照我国农村统计年鉴的分类来计算农户家庭人均年收入。按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收入来划分，比例应按当地经济发展情况。2．农户信用综合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

由于农业生产和企业生产不同，农户与企业差别很大。农户信用评估涉及影响因素众多，评审内容复杂，建立能够从各个方面综合体现与衡量农户信用科学性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进行农村信用社农户信用综合评价的前提和基础。根据农户信用评估的特点，遵循科学、实用及简明的原则，借鉴层次分析原理，建立农村信用社农户信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100分，农户素质占30分，农户资金信用占40分，农户经营能力占40分。C1-C3基层指标满分各10分，C4-C7基层指标满分各20分。其中又对各个指标进行了量化。分别占分值A级为100%-80%，B级为80%-60%，C级为60%-40%，D级为40%-20%，E级为20%-0%。

一般情况下总分达到100-85分的评为AAA级用户，享受较低的浮动利率，分数为84-70的用户我们评为AA级用户，享受稍低的浮动利率，评分为69—60分的为A级用户，享受一般的浮动利率，对于低于60分的农户，在信贷过程中要严加控制，甚至可以拒绝发放贷款。联保用户必须评分全部高于60分才可以进行联保。

该分值由信用评价小组评出并求得平均值，当分值差距过大时，由信用社主任进行裁决。评价小组成员由信用社信贷人员，农户所在村的村干部和农户所在村非常有威信的村民组成，并对他们进行信贷业务的培训。

3．案例分析

假定对某农户进行信用评价，该农户的基本信息是：年龄35岁，高中学历，已经在信

用社贷款10万元，并且按时缴还利息，家庭总资产30万元，因为从事养殖业，因为家禽感染疫情，导致损失，使得流动资金不足，经营收入为10万元，流动资金不足1万。农户家庭人均年收入为2万元。向信用社再申请贷款10万元。

表2信用风险评分表

经过信用评价小组的评定，该农户的最后得分为76.42，属于AA级用户，最后农村信用社给予审批7万元的贷款额。该方法不仅对每一项农户信用进行了全面的定量评价，也可分项定量评价，消除了非重要因素及主观因素所占权重大的缺陷，增强了信用评估的客观性，从而有利于农村信用社做出正确的贷款决策，减少不良贷款的形成。

三、农村信用社信贷问题解决方法

1．增强农户信用评级科学性和透明度

在资信等级评定过程中，杜绝各种违章贷款、人情贷款、以贷谋私等行为的发生。针对评定的农户信用等级，制定不同的信用贷款限额和优惠政策，满足农户的贷款需求。要扶持和推动信用农户、信用企业健康成长，使他们认识到诚信是无形资产，效益靠信誉实现，要像经营其他资产一样致力于培植自己的信用，并使其保值增值。同时，要依法严惩失信行为，提高失信成本，在全社会形成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罚的良好氛围。

2．强化内控制度落实的督查力度

农村信用社要落实信贷人员对贷款的发放、管理和收回的责任目标，确保农户信贷既要有足够的信贷总量和授盖面，又要有较高的质量和回收率。要建立完善的贷后监督机制，加强贷后跟踪检查，对贷款资金的投向、效果及时记录。对出借、转让贷款证的贷款户要立即收回贷款证，对挤占、挪用信贷资金的要取消贷款资格。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强化农村信用社县联社稽核部门的作用，建立定期和不定期检查、通报和经济处罚制度。

3．推行客户经理考核制，控制贷后风险

一是明确目标，严格考核，奖惩挂钩。建立信用社贷款管理机制要对贷款损失率、贷款到期收回率、收息率进行考核，个人报酬与其挂钩，如造成资金损失，没收其风险金。二是严把信贷投放关和道德风险关。要在投放初期就严格贷款程序，为使到期贷款按时偿还，不被长期占用，要大力推行抵押、质押贷款，尽可能减少担保和信用放款。参考文献：

[1]张红霞.农村金融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甘肃金融，2008(1).[2]袁洪、斌熊德、平冉光、谢丹.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比较及关系农村经济[J].2006，2.[4]徐新.农村信用社推动新农村建设的策略选择[J].中国金融，2006，(10)：66～67.[5]戴相龙.中国金融业在改革中发展[J].中国金融，2001，(10)：4-5.[6]王树娟.我国农村信用社贷款定价模式研究[D].西北农业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