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同盟会出现的必然性与留日学生的突出贡献

第一篇：浅论中国同盟会出现的必然性与留日学生的突出贡献

汇华学院2013级历史学1班

霍无忌

学号

2013511236

浅论中国同盟会出现的必然性与留日学生的突出贡献

摘要：1905年同盟会的建立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大事件，它的是内外忧患、资本主义发展、革命力量集中的必然结果，绝对不是偶然的。同时，也应该承认留学生群体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是留日学生群体更是通过办报刊、传排满、建组织等一切手段促进革命形势发展与革命力量的集中。可以说，同盟会是在留日学生的大力推动下出现的。

关键词：中国同盟会，民族资产阶级，华兴会，留日学生

学术回顾

对同盟会的学术研究，从其建立之初就屡见不鲜，如冯自由的《檀香山兴中会改组同盟会之经过》等论文，高劳的《辛亥革命史》等的学术专著。而改革开放后，对同盟会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新意百出，如饶怀民的《同盟会与萍浏醴起义》、马庚存的《同盟会在山东》等，可以说同盟会研究从未间断。

而关于留学生对同盟会尤其是留日学生对同盟会建立、辛亥革命的成功的作用，研究人数并不突出，有桑兵的《孙中山与留日学生及同盟会的建立》

1、陈昌福的《辛亥革命时期的留日学生》2及下文将提到的周棉教授的文章等，可以说数量并不巨大，可研究领域较为宽广。

引言

1905年8月2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宣告成立，自此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有了同一政党的领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建立后革命党人“大呼万岁而散”。由此可见，中国同盟会的建立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国同盟会的建立又是必然的，而留日学生在同盟会的建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就同盟会建立的必然性与留日学生贡献展开叙述。

学术界在此之前，对同盟会的建立必然性多有提及，并提出多项有建树成果。如金冲及、胡绳武先生的《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不过，我认为该必然性仍可加以叙述。故本文将在先论述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发现留日学生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为这一长期不为世人熟知，甚至有所反感的学生团体“正名”。12 见《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四期。

见《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四期 此前徐州师范大学的学者曾撰文3对留学生的贡献加以叙述，本文则专一详述留日学生群体。对因部分留日学生在抗日战争中的龌龊表现而导致的整个留学生团体蒙羞的情况，进行部分更正。

一、清政府的腐朽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崛起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便开始了不断被列强侵略的屈辱历史，而做为中国领导者的清政府，却对外苟且求和，对内镇压人民反抗，是中国官场自上而下形成了“内而宫廷，外而疆吏，下至微员末秩，皆莫不以敬礼外人为宗旨”。除了对外的求和，清政府因为对外赔款，训练新军等事项，又对百姓征收重税，加上各级官吏为中饱私囊、巧立名目，普通百姓只能面对“豺狼当道，雀鼠为灾，4铜山可倾，欲壑无底”的境遇，由此可见清政府已经腐朽到极点，不可救药了。

从1910年开始，清政府为缓和矛盾进行了“新政”，虽然“新政”的改革是基本无用的，但却极大的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1910至1911年间，民族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中华大地上出现，而其投资范围也更加广阔，势力更加雄厚。正是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崛起，才使本来力量薄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了站出来领导革命，组织政党的力量。中国同盟会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却又颇存优势的境地发展起来。

二、各阶级改革的尝试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发展

从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中国各阶级、各层次都在尝试着对中国腐朽落后进行改变。然而，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的戊戌变法虽然广泛的传播了改革思想，促进了思想解放，却也只能接受六君子血染刑场，康梁远逃海外的凄惨下场；农民阶级发起“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虽然让列强看到“无论欧美日本等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圣灵四分之一”5，却也不得不接受被清政府与列强共同镇压的局面；资产阶级立宪派与清政府联合进行的一系列立宪改革同样无功而返。因此在万马齐喑的20世纪初，急切需要一个领导力量。

从1894年兴中会的建立开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崭露头角，并逐步开始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革命派先后在广州、惠州发动起义，虽然都因寡不敌众而宣告失败，但革命派却从被人民“几视为毒蛇猛兽”6到“多为吾人扼腕叹息”7。因此为了更好的进行革命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迫切需要一个同一的革命政党进行协调管理，同盟会呼之欲出。

三、列强侵华加剧对同盟会建立的刺激作用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列强就开始了对中国的不断侵略，这些侵略无一不使中国饱受屈辱，又无一不使中国各阶级进行救亡图存的尝试。同盟会的建立就与俄国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密切相关。

1903年4月8日，俄国借口从东北撤军（《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国长期赖在东北不肯撤军，企图占领东北），与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交收条约》，要求清政府答应七项不合理要求，如“东三省置于俄国监督之下，不许他国干预。”，“东 3 即 《留学生与中国同盟会的建立——“中国留学生与民国的社会发展”研究之一》，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四期。4 引自《清议报全编》卷26，页118，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 5 引自 金冲及、彭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一部，上海辞书出版社，页104 6 引自 《黄帝旗帜 广东根基 中华情怀 世界制度——读孙中山<革命原起>》，原文见孙中山《革命原起》 7 引自同5 三省练军归俄国将校训练。”8。企图独占东三省。

面对俄国的步步紧逼，清政府的步步退让，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开展广泛的拒俄爱国运动，打击了俄国的嚣张气焰。这次运动使更多的人民群众相信资产阶级革命派，许多人民群众更是加入了革命派组织，这促使革命派急需建立同一组织，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运动。

四．革命力量的聚集与华兴会等团体的建立

为了进一步推动资产阶级革命向前发展，孙中山、黄兴等人不断推动革命力量的聚集，创建革命组织，先后组织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织。极大的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也促进了同盟会的建立。这其中尤以黄兴为代表的华兴会规模较大，影响深远。

做为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学习过的学生，黄兴较早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在1902年夏回湖南任教后，宣传革命思想“课余之暇，时向学生灌输革命学说”，并开始着手组建革命组织，于1904年2月15日（癸卯除夕），在湖南明德学校校董龙璋的西园寓所召开了革命组织成立大会，正式成立华兴会（前一年已经议定），举定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虽然这个组织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但该组织成立后多次组织有广泛基础的革命起义，在留日学生中影响深远，表明了该组织确实在革命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伴随着湖南华兴会、浙江华兴会等一系列革命团体的建立，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发展，由这几个革命组织发起的武装起义较之前的起义势力更强大，对清政府的打击更加沉重。但从这些起义中也可以看出诸多问题，如只认会党领袖，抱着“为马福益大哥报仇”的心情参加革命。又如，在革命中缺乏同一领导，各行其是。显然，一个同一的革命政党确实需要建立。

五．1902年前留日学生对同盟会建立的推动

甲午战后，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派送留学生，本身目的是为了培养可以为王朝服务、捍卫清王朝统治的奴隶型人才，但身处海外的留学生却吸收了新式思想“反对保皇、倡导革命者，亦不乏人。”9，这些学生在日本酝酿着新举动，并一步步向革命思想靠拢，走上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来。为建立中国同盟会做出了巨大贡献。

1902年前留日学生在日本进行了如下行动： 1.1901年创办《国民报》，发出“中国之无国民也久矣！驯伏于二千年专制政体之下，习为佣役，习为奴隶，始而放弃其人权，继而自忘其国土，终乃地割国危，而其民几至无所附属。”10的呼声，要求救危亡，兴民权。是资产阶级创办的一份相当有分量的报纸。

2.宣扬排满思想。留日学生先后在《国民报》上发表文章进行排满，如《说汉种》这篇文章中提出“惟汉土为非汉种所有，故汉土之丧失割裂，曰与我非汉种之休戚无关也。”11，在《亡国篇》中更是鲜明的提出了“既奴之二百余年矣，则必荡涤其邪秽，斩绝其根性，斩之以刃，荡之以血，夫而后可与言治也。”12的观点，足见排满思想之决绝。

3.逐步跳出康梁等人保皇思想的束缚。由于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 89 引自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一部，上海辞书出版社，页228 引自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商务印书馆出版，页107 10 引自《国民报》第一期，《叙例》，罗家伦著《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国民报丛编》页1，2 11 引自《国民报》第三期，社说 罗家伦著《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国民报丛编》，页17、18 12 引自《国民报》第四期，社说 罗家伦著《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国民报丛编》，页24 变法领袖逃亡日本，在留日学生中宣扬保皇改良思想，一度使留日学生界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认为革命党只不过是“老于世故者”。不过在1902年之前，留日学生已经开始接受革命党的思想影响，如排满思想等。

应该说，1902年前留日学生在思想上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盲目排满、对人民群众“曰妒、曰专、曰诈、曰怯。”13，可以说思想是很不全面、很不具有革命性的。然而也正是在1902年前留日学生初步接受了革命思想，为之后走上革命道路，推动创建同盟会发挥重要作用。

六．1902年后留日学生的大动作

从1902至1905年同盟会成立，留日学生人数大增，而革命思想在学生中更是广泛传播，学生们进行了诸多大动作，极大的推动了同盟会的建立与发展。

1902年后留日学生的大动作如下：

1.激进分子广泛串联，举办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并发表了长篇宣言，写道“自永历建元，穷于辛丑，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澌灭”14，公开集会宣传革命排满思想。

2.创办革命抓著作与报刊，宣传革命思想。从1902年冬，杨毓麟强调民族建国理论、个人权利主义的《新湖南》到其后刘成禺、李书城等人创办的《湖北学生界》，孙翼中、王家驹、许寿裳创办的《浙江潮》。都宣传了民族危机的严峻性，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诸多学说，力图找出救亡图存的途径和方法，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打下重要基础。

3.创办自己团体——青年会。1902年6月间，以清廷驻日公使蔡钧以“防范革命排满”为辞，准备以“扰乱治安”罪名将留日学生吴敬恒、孙道毅“驱逐回国”为导火索，张继、叶澜等人创办了“名曰青年会，实即少年中国之意”的青年会。该组织在会章中公开宣称“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15。足见该组织已经被革命派思想所武装，为此后同盟会建立确立了组织基础。

4.陈天华著就《警世钟》、《猛回头》。陈天华做为留日激进派的代表，用自己手中的笔，当做投枪，写就《猛回头》、《警世钟》等著作，试图唤醒民众的爱国之情，如他在著作说道：“中国尚未被洋人所瓜分，已到这个情形，等到他们瓜分中国之后，他还准我们有一碗饭吃吗？”

16、“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的，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吗？”17。这些呐喊无不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可以说，陈天华是那一代革命者中的思想先行者、激进者。

5.广泛开展拒俄、拒法等爱国运动。从1903年初开始，留日学生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开展了多项旨在维护祖国与自身利益的运动。如为反对《东三省交收条约》。而开展的“头可断，血可流，躯壳可糜烂，次一点爱国之心，虽经千尊炮、万支枪之弹子砸破粉碎之，亦不可以灭”18的拒俄爱国运动；又有为反对法国侵略而对清政府公开致电“祸至无日，言之寒心”的拒法爱国运动。这些爱国运动传播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为之后辛亥革命的发生奠定基础。

从1902年后开始的留日学生的一系列革命大动作，可以说要比之前的革命运动目标更加明确，运动的组织性更加系统，为革命的继续前进打下了基础。

1314 引自《国民报》第三期《中国灭亡论》罗家伦著《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国民报丛编》，页20 引自 冯自由 《革命逸史》初集，《章太炎与支那亡国纪念会》，商务印书馆出版，页84 15 引自 冯自由 《革命逸史》《壬寅东京青年会》，商务印书馆出版，页151 16 引自 陈天华 《猛回头，警世钟》，《猛回头》部分，华夏出版社，页22 17 引自 陈天华 《猛回头，警世钟》，《猛回头》部分，华夏出版社，页21 18 引自

王璟芳、尹援一《湖北学生界》第四期 《学生军缘起》，湖北学生界社

七．同盟会的筹建、建立与留日学生的作用

1905年，面对当前革命的高涨形势，革命终于走向了联合。而走向联合的过程中，留日学生又一次当了先行者。他们在黄兴、宋教仁的领导下率先成立革命同志会，并与留日其他学生团体及中国大陆内部的华兴会、复兴会进行了广泛联系，使大批华兴会（在日留学生中影响最大组织）会员入盟，并与1905年7月30日召开筹备会，确立了“其最终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9的会纲，其中筹备人员如黄兴、冯自由等多为留日学生或曾留日学生。足见留日学生在同盟会中地位与贡献。

而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既然是全国革命力量的集结，也就自然成为全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为革命运动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20这正是广大革命党人与留日学生的多年愿望，自此之后中国革命走上了光明大道。

结语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在晚清中国政治腐朽、经济落后，且列强侵略不止的境况下，同盟会的出现确实是具有必然性的，这一必然性在经济、政治甚至在组织上都有所体现。可以说，同盟会是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发展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必然产物之一，这个组织的出现有不可避免性。

留日学生做为当时的特殊群体，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楷模，他们创办的报刊杂志、他们领导的拒外爱国运动，甚至是那不太完善的反满革命宣传，都极大的宣传了革命思想，在当时国内情况不利的情况下，仍推动这民族民主革命的进程不断前进，所以，留日学生不但为同盟会的建立做出突出贡献，而且为辛亥革命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1920 引自

邹鲁 《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册 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页44、45 引自 张海鹏、李细珠《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江苏人民出版社，页173

第二篇：关于科学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关于科学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大家都听过有这么一个故事：在一个金秋璀璨的十月，一个青年人坐在一个小树下小憩，突然一个苹果落了下来，正好砸在他的头上。突然灵感出现，是什么拉住它下落，经过沉思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这个故事可能在我们小学的时候都听过。

我们同样听过这样一个：一天阳光明媚，一个人站在一个倾斜的楼上，让俩个大小一样的但重量不同的球同时落地，然后同时落地，从此一个崭新的时代到来了。这是如此的美妙，如此的完美，如此的巧妙。多么吸引人！但是这些都是没有历史依据的。这些都是教材上的东西。但我们自始至终都在学习者虚无的“历史”，一下子都接受不了这种说法，这很正常。也正如大部分人接受不了为什么不是重的东西先落地。

这样的故事是经过改编的，是具有浪漫气息的。虽然编出这样的故事的初衷是好的，但这样的事件会很容易造成误解。容易认为科学发现是一种偶然性的东西。

即使他们这些事是真的，你也可能认为这些人太幸运了，被他们发现了，如果是我，我也可以。是的，这些东西的确很简单，是个中学生都能明白的东西。只要做个试验就知道了。

或者有人也会说这很难发现，那个时代的人能认识到这一点都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能想到这一点，那么这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这种思维暂时是正确的。

或者你认为他们都是天才，这种是大家普遍的思维，是的，他们是天才。你肯定听过这样一句话：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上百分之一的灵感。爱迪生说的，所以，大家只记住了这一句话。然而紧接着一句是：那百分之一的灵感却比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更难得。还有一句话：科学只垂青于追逐它的人。这一点是清晰的，但是还有一句：这种人是有这种准备头脑的人。这些断章取义的情况是很多的。

或者说那百分之一的灵感是天才才有的，或者会说那灵感我也会有，苹果落地也能触发我的灵感。但是为什么是牛顿发现了？为什么是伽利略发现了？为什么是爱迪生发明的？

说天才的是唯心的，说爱迪生是天才，这天才从哪儿来？是基因吗？不是，爱迪生的父母都是下层所谓无产阶级的儿子，基因都是来自于他们，比那些教授们的基因，好像是比不了的。法拉第，是鞋匠的儿子，基本上没有一点文化知识。那么是环境吗？不是，爱迪生多次被老师们贬得一无是处，被撵回家。法拉第好像等于也没上过学，牛顿好像在中小学被老师说成是反应迟钝，体弱多病。没什么出息。爱因斯坦被中学老师斥为低能儿。只能移居到别国。这好像跟环境无关的，如果说是家庭教育？也没什么关系。法拉第的父亲只让他当学徒没让他看书啊！如果说法拉第在当学徒的时候没有打开大英百科全书的话，没有吸引他的那些东西，就不会有他那一系列贡献了。那么这么说来，那么科学发现就具有偶然性了。这样说就不对了，如果当时他打开的是其他的科学书籍，那么他也会达到这样对科学的热情。科学家们这只不过是把人类探索的本能发挥出来罢了。他了解的越多，就会对自然越热情，是一个人主动了解的。你如果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很难达到他们的贡献。因为你缺少的不只是他们灵感，不是他们的知识。不是他们的性格，不是他们的汗水。而是对待自然的一种本身感情。这种感情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对他们自身的经历【所见到的，所认识到的东西】的一种感悟，进而对这种感情的一种升化。

注重科学偶然性的人，仅仅是停留在表面。没有认识到科学的必然性和极端艰苦性。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了的，如果不是对这门科学有强烈的热情，极强的情感，都会半途而废......答案已经是很显著了。

科学发现与创造，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

第三篇：《概论先验性、分析性与必然性》读后感

《概论先验性、分析性与必然性》读后感

从昨天看完程亮先生转贴的文章，我的头就肿得象粽子，单说文章里提到的哲学和科学方面的名人名字，要想理清他们的思想和看“一部分”他们的著作，我这辈子就没可能再做别的什么事了。要说读后感，我只敢说我自以为看懂了哪些，看不懂哪些，其实说句实话，要说看懂这篇文章，那就太牛了。所以我的第一个读后感就是“大部分看不懂”。“自然界

背后的实在究竟是一种在本质上同人类心灵所见的自然界相似的东西呢？还是一种对人和人的福利漠不关心的巨大‘机器’呢？一座山实际上是披着树木的绿袍、戴着永不融化的雪帽的一堆岩石呢？还是实质上是一批没有人的品质的小质点、一批不知何故能使人类心灵产生形式和色彩幻觉的小质点的集合体呢？”这类问题或许在普通人眼里是不需要回答的，但在哲学家眼里，这样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何谓“真”，何谓“假”，是必须得认真解决的问题。否则，哲学家就会睡不着，吃不香，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吃了的食物是不是就是上帝的化身，亦或就是下一个自己„„如果纯粹从唯心分析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世界变得非常诡异，一切推演皆有可能成立。于是，在每个哲学家心目中，首先要寻找和解决的问题便是“我所认为的‘真’是什么？什么才是‘必然’的”“哪些前辈或是权威的理论是我所认同的，哪些是我必须去辩驳的”，简单地说，就是树立起自己的“必然性”目标，有了必然性，就建立了严格的逻辑推演程序，也就建立

了分析这个世界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这是从大的方向上来说的哲学观和世界观（我所认同的），另一部分学者，选择了去解决不那么大的一些局部哲学问题，比如：极限问题、龟兔赛跑谬论、宇宙中心问题、政治演变、对奕结局„„哲学问题只需要下一个台阶，就成了科学问题。在这种动力的驱动下，科学家可以用数学推演的方法建立起代数模型，并且以语义学的方法定义微积分，再使用代数模型和微积分从而推导出极限的解，这是牛顿、莱布尼兹和他的支持者所创立的数学流的思想，也就是本文中所述的“ 莱布尼兹在构想“推理算术”的时候，提出了两种推理原则：无矛盾原则与充足理由原则。他认为数学只需遵循无矛盾原则：包含矛盾的判断为假，相反，不包含矛盾的判断则为真。但对物理学，还需要加上充足理由原则：一个事实是真实存在的，则必须有一个其为何如此的充分理由。莱布尼兹认为，对于数学这类不需要寻找理由的纯推理性的真理，我们只要将复合的命题解析为由以构成的简单命题与观念即可证明其为真。”形而下的思潮创造了辉煌的近现代科学和文明，并且这种形式还在越演越烈，现在形而下的过程继续发展，不但在科学层面，而且在技术层面，更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成了技术流派，技巧流派之论战。

其实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思路尚在清晰状态的）对自己所持的观点布满了怀疑，也对别的对立的思想和派别的思想保留赞同的意见，于是辩驳发生，哲学于是在不断的辩驳和求伪求真的过程中获得发展，辩驳的过程从来都是纵贯古今，列举无穷多的实验和观察，推演无数的公式和语义。在这个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问题有可被实证的，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实验分析（后验分析）”，比如亚里士多德对物体下降速度与体积或是质量无关的定义；也有可顺向推演的，这就是“先验分析”，比如达尔文对进化论的贡献；还有牛顿被苹果砸到头继而联想和推论出万有引力定律那样的“后（经）验综合”；哲学求证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方法论的实验，在西方的哲学发展历史上，哲学思想方法与科学研究方法时而分，时而合，分分合合，这中间对哲学的本体位的争论从未间断，也从未明了，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仍将面对那个最可怕的奥秘，就是所谓实在（真理）”

在大多数的争论当中，我们都可以听到哲学家们一个清晰的思路，就是“我是同意你所说的观点的，但说句实话，我看不到你的观点在现实（或是逻辑）中有什么合理的地方”，一方面，哲学家们试图找到一种“先验”的方法来到达“必然真”，另一方面，当这样的方法体系能够证明已经被证明过的大多数问题并且在学术界和世界上广泛认同的时候，他们又开始怀疑这些方法，并且对这些推导出来的新的未被证明的事物或是原理表示怀疑。卡尔.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中对处于哲学家和科学家大脑中的这种反反复复的批判和被批判作了深刻的分析，这算是对哲学本位之本位的思考。这个循环圈往复不断，推动着人类不断去思考那些黑暗的部分。由哲学体系这个思想链条上掉落下一些粉尘或是碎末来，又形成了对现实社会的无限联想，发展成为形式科学（数学和语言），或者是实验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成为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抽丝剥茧地看，本文最后一段的立意明确，导向清楚，并且不失大家风范。“澄清先验性、分析性与必然性的本义，根据不同的理论建构，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关联选择，存在康德的先验综合真理和后验分析真理，也可以存在克里普克的先验偶然真理和后验必然真理，甚至还可能存在分析偶然真理

[1] [2] 和综合必然真理。”，这便是典型的中国学者的思路“管它黑猫白猫，能为我所用的都是好猫„„”。

以上说中国学者的话是戏说了，不过话说回来，在世界哲学史中，中国的哲学流派独树一帜，仿佛一面伟大的旗帜，却又找不到什么清楚的线索，好象每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都是为了一些现实的目标来解释思想层面的东西，即使是在那些文学作品里面，刚刚可以

看到一些可适用于更广大范围的民族、宗教、社会形态或是组织方法的东西，立刻就被一些终极的现实目标所淹没。一方面，中国的流传下来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创作方法都反映出中国人对形式化方法的最大造诣，另一方面，所有可看见的作品的价值判断标准，无论什么历史朝代或是思想形态，都指向最简单的为当时历史条件所限的实证主义，这和西方的“哲学”路子大相径庭。难怪罗素在写《西方哲学史》的过程中，韦尔斯在写《世界通史》和《世界简史》的过程中，李约瑟在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是唯一一本成体系的由西方人整理的中国科学史书籍）的过程中，都非常谨慎地处理中国哲学这一块的语言和说法，不知者不说，世界不了解中国，所以不说中国。不过同时也得注意一下韦尔斯的一段话“到如今我们还一直没有提到过中国的早期历史，原因在于它至今还是漠然不明的。我们寄希望于正在复兴的新中国的探险家和人类学家们也能像最近几个世纪欧洲的学者们研究欧洲古代史那样彻底地梳理中国的古代史„„”

我的第二个读后感就是，本文除了罗列了一大堆别人的思想，真正是

不知所云。表面上看是集大成者，实际却看不出什么新的立意和观点。而在所有我们知道的西方哲学中，自己所持有的观点是一定需要明确的，要么左，要么右，要么分析，要么综合，不能合稀泥。我看了好几遍本文宏篇，历史人物线索清晰（但本文应该不是哲学史著作），哲学思想叙述大气而霸道（本文作者就象个哲学的上帝，全是下定义的说法），但在作者自己的思想方面，除了最后一段说了一大段亦可这样，还可那样的话（先验分析推出的必然真、先验综合必然真、经验分析必然真、经验综合必然真，这四种方法差不多可概述所有方法论的总集和），其它就没看得懂，或者说是被在这么短小的文章中却有这么繁杂的罗列弄得晕头转向，找不到作者除了把本文做为另一个更大的论文或是著作的导引概论（或者叫说明文更好）这个目的之外的任何观点。要我选择的话，那更大的论文我是不看也罢的了。

罗素把哲学形容（罗素这么严谨的哲学家竟然只敢形容，而不敢定义）为介于科学和神学间一种“学问”，或者说是“玄学”，实在是有些道理。哲学家寻找的不是只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方法论），或者只解决某一类问题的目标（价值观），亦或仅只是适用于某种政治形态或是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事物发展趋势。所有的哲学家之所以处于清醒与混沌之间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都希望自己的理论或是思想能适用于所有的人类社会，所有的自然界，成为“普遍真理”，这就回到了我在开头提到的那个“最可怕的奥秘”。这其中有一些哲学家由于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局限性、人类所生活的这个宇宙自然空间的局限性、人类自身思想和感知的局限性，在自己的理论中划定了这样那样的“域”，于是他们就从真正的哲学家的队伍

中游离开来，他们的思想也就随他们的消失而被定格，成为这样那样的主义，仿佛他们都是一些对某些“限定条件”偏执的狂人，哲学亦成为了一门罗列着各种稀奇古怪的狂热思想的人类思想精华之集大者，没有准确的定义，只有模糊的方向，伴随和推动着人类的文明史进步。

我不了解中国的学者们在干什么，也不了解他们何以可以每年出一篇论文，我只看到大量的如本文这般的文字游戏汗牛充栋。在我们的身边用一种大而全，看似精辟，实则莫名的框架把自己也一并骗过的学者遍地。我这样想的时候，也是大胆之极，但即为读后感，却不得不如实记录，以免大家看着这样一篇大论还以为只有自己独糊涂，别人都清醒，从而看不清那些实实在在的阅读和求知的路，成天做着所有男人十二点以后都有可能做的大课题和大学术之梦。

头实在是肿得象粽子，在头疼别人的繁杂的罗列的同时，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又是一大堆繁杂的罗列，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反正是应制读后感，就且请程亮先生谅解了。

第四篇：《概论先验性、分析性与必然性》读后感

从昨天看完程亮先生转贴的文章，我的头就肿得象粽子，单说文章里提到的哲学和科学方面的名人名字，要想理清他们的思想和看“一部分”他们的著作，我这辈子就没可能再做别的什么事了。要说读后感，我只敢说我自以为看懂了哪些，看不懂哪些，其实说句实话，要说看懂这篇文章，那就太牛了。所以我的第一个读后感就是“大部分看不懂”。“自然界

背后的实在究竟是一种在本质上同人类心灵所见的自然界相似的东西呢？还是一种对人和人的福利漠不关心的巨大‘机器’呢？一座山实际上是披着树木的绿袍、戴着永不融化的雪帽的一堆岩石呢？还是实质上是一批没有人的品质的小质点、一批不知何故能使人类心灵产生形式和色彩幻觉的小质点的集合体呢？”这类问题或许在普通人眼里是不需要回答的，但在哲学家眼里，这样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何谓“真”，何谓“假”，是必须得认真解决的问题。否则，哲学家就会睡不着，吃不香，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吃了的食物是不是就是上帝的化身，亦或就是下一个自己……如果纯粹从唯心分析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世界变得非常诡异，一切推演皆有可能成立。于是，在每个哲学家心目中，首先要寻找和解决的问题便是“我所认为的‘真’是什么？什么才是‘必然’的”“哪些前辈或是权威的理论是我所认同的，哪些是我必须去辩驳的”，简单地说，就是树立起自己的“必然性”目标，有了必然性，就建立了严格的逻辑推演程序，也就建立了分析这个世界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这是从大的方向上来说的哲学观和世界观（我所认同的），另一部分学者，选择了去解决不那么大的一些局部哲学问题，比如：极限问题、龟兔赛跑谬论、宇宙中心问题、政治演变、对奕结局……哲学问题只需要下一个台阶，就成了科学问题。在这种动力的驱动下，科学家可以用数学推演的方法建立起代数模型，并且以语义学的方法定义微积分，再使用代数模型和微积分从而推导出极限的解，这是牛顿、莱布尼兹和他的支持者所创立的数学流的思想，也就是本文中所述的“　莱布尼兹在构想“推理算术”的时候，提出了两种推理原则：无矛盾原则与充足理由原则。他认为数学只需遵循无矛盾原则：包含矛盾的判断为假，相反，不包含矛盾的判断则为真。但对物理学，还需要加上充足理由原则：一个事实是真实存在的，则必须有一个其为何如此的充分理由。莱布尼兹认为，对于数学这类不需要寻找理由的纯推理性的真理，我们只要将复合的命题解析为由以构成的简单命题与观念即可证明其为真。”形而下的思潮创造了辉煌的近现代科学和文明，并且这种形式还在越演越烈，现在形而下的过程继续发展，不但在科学层面，而且在技术层面，更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成了技术流派，技巧流派之论战。

其实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思路尚在清晰状态的）对自己所持的观点布满了怀疑，也对别的对立的思想和派别的思想保留赞同的意见，于是辩驳发生，哲学于是在不断的辩驳和求伪求真的过程中获得发展，辩驳的过程从来都是纵贯古今，列举无穷多的实验和观察，推演无数的公式和语义。在这个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问题有可被实证的，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实验分析（后验分析）”，比如亚里士多德对物体下降速度与体积或是质量无关的定义；也有可顺向推演的，这就是“先验分析”，比如达尔文对进化论的贡献；还有牛顿被苹果砸到头继而联想和推论出万有引力定律那样的“后（经）验综合”；哲学求证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方法论的实验，在西方的哲学发展历史上，哲学思想方法与科学研究方法时而分，时而合，分分合合，这中间对哲学的本体位的争论从未间断，也从未明了，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仍将面对那个最可怕的奥秘，就是所谓实在（真理）”

在大多数的争论当中，我们都可以听到哲学家们一个清晰的思路，就是“我是同意你所说的观点的，但说句实话，我看不到你的观点在现实（或是逻辑）中有什么合理的地方”，一方面，哲学家们试图找到一种“先验”的方法来到达“必然真”，另一方面，当这样的方法体系能够证明已经被证明过的大多数问题并且在学术界和世界上广泛认同的时候，他们又开始怀疑这些方法，并且对这些推导出来的新的未被证明的事物或是原理表示怀疑。卡尔.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中对处于哲学家和科学家大脑中的这种反反复复的批判和被批判作了深刻的分析，这算是对哲学本位之本位的思考。这个循环圈往复不断，推动着人类不断去思考那些黑暗的部分。由哲学体系这个思想链条上掉落下一些粉尘或是碎末来，又形成了对现实社会的无限联想，发展成为形式科学（数学和语言），或者是实验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成为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抽丝剥茧地看，本文最后一段的立意明确，导向清楚，并且不失大家风范。“澄清先验性、分析性与必然性的本义，根据不同的理论建构，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关联选择，存在康德的先验综合真理和后验分析真理，也可以存在克里普克的先验偶然真理和后验必然真理，甚至还可能存在分析偶然真理

和综合必然真理。”，这便是典型的中国学者的思路“管它黑猫白猫，能为我所用的都是好猫……”。

以上说中国学者的话是戏说了，不过话说回来，在世界哲学史中，中国的哲学流派独树一帜，仿佛一面伟大的旗帜，却又找不到什么清楚的线索，好象每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都是为了一些现实的目标来解释思想层面的东西，即使是在那些文学作品里面，刚刚可以

看到一些可适用于更广大范围的民族、宗教、社会形态或是组织方法的东西，立刻就被一些终极的现实目标所淹没。一方面，中国的流传下来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创作方法都反映出中国人对形式化方法的最大造诣，另一方面，所有可看见的作品的价值判断标准，无论什么历史朝代或是思想形态，都指向最简单的为当时历史条件所限的实证主义，这和西方的“哲学”路子大相径庭。难怪罗素在写《西方哲学史》的过程中，韦尔斯在写《世界通史》和《世界简史》的过程中，李约瑟在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是唯一一本成体系的由西方人整理的中国科学史书籍）的过程中，都非常谨慎地处理中国哲学这一块的语言和说法，不知者不说，世界不了解中国，所以不说中国。不过同时也得注意一下韦尔斯的一段话“到如今我们还一直没有提到过中国的早期历史，原因在于它至今还是漠然不明的。我们寄希望于正在复兴的新中国的探险家和人类学家们也能像最近几个世纪欧洲的学者们研究欧洲古代史那样彻底地梳理中国的古代史……”

我的第二个读后感就是，本文除了罗列了一大堆别人的思想，真正是不知所云。表面上看是集大成者，实际却看不出什么新的立意和观点。而在所有我们知道的西方哲学中，自己所持有的观点是一定需要明确的，要么左，要么右，要么分析，要么综合，不能合稀泥。我看了好几遍本文宏篇，历史人物线索清晰（但本文应该不是哲学史著作），哲学思想叙述大气而霸道（本文作者就象个哲学的上帝，全是下定义的说法），但在作者自己的思想方面，除了最后一段说了一大段亦可这样，还可那样的话（先验分析推出的必然真、先验综合必然真、经验分析必然真、经验综合必然真，这四种方法差不多可概述所有方法论的总集和），其它就没看得懂，或者说是被在这么短小的文章中却有这么繁杂的罗列弄得晕头转向，找不到作者除了把本文做为另一个更大的论文或是著作的导引概论（或者叫说明文更好）这个目的之外的任何观点。要我选择的话，那更大的论文我是不看也罢的了。

罗素把哲学形容（罗素这么严谨的哲学家竟然只敢形容，而不敢定义）为介于科学和神学间一种“学问”，或者说是“玄学”，实在是有些道理。哲学家寻找的不是只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方法论），或者只解决某一类问题的目标（价值观），亦或仅只是适用于某种政治形态或是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事物发展趋势。所有的哲学家之所以处于清醒与混沌之间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都希望自己的理论或是思想能适用于所有的人类社会，所有的自然界，成为“普遍真理”，这就回到了我在开头提到的那个“最可怕的奥秘”。这其中有一些哲学家由于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局限性、人类所生活的这个宇宙自然空间的局限性、人类自身思想和感知的局限性，在自己的理论中划定了这样那样的“域”，于是他们就从真正的哲学家的队伍中游离开来，他们的思想也就随他们的消失而被定格，成为这样那样的主义，仿佛他们都是一些对某些“限定条件”偏执的狂人，哲学亦成为了一门罗列着各种稀奇古怪的狂热思想的人类思想精华之集大者，没有准确的定义，只有模糊的方向，伴随和推动着人类的文明史进步。

我不了解中国的学者们在干什么，也不了解他们何以可以每年出一篇论文，我只看到大量的如本文这般的文字游戏汗牛充栋。在我们的身边用一种大而全，看似精辟，实则莫名的框架把自己也一并骗过的学者遍地。我这样想的时候，也是大胆之极，但即为读后感，却不得不如实记录，以免大家看着这样一篇大论还以为只有自己独糊涂，别人都清醒，从而看不清那些实实在在的阅读和求知的路，成天做着所有男人十二点以后都有可能做的大课题和大学术之梦。

头实在是肿得象粽子，在头疼别人的繁杂的罗列的同时，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又是一大堆繁杂的罗列，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反正是应制读后感，就且请程亮先生谅解了。

第五篇：防控职务犯罪的可行性与必然性

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意义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具有现实必然性，对于国家和社会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效益，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因此，研究职务犯罪的产生及其发展规律，而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加以遏制，对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可以减少和遏制职务犯罪率上升的趋势，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职务犯罪和其他一般的犯罪一样，它的发生有其社会原因。这种原因的产生是由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水平决定的，是任何阶级社会所无法回避的。特别是现阶段，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与社会管理水平不相一致，一些发达国家个别社会管理职能存在权利制约的真空，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在内)都处在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社会公共权力参与经济运行甚至参与再分配，在监督、制约体系上缺乏科学体系，必然产生职务犯罪。同时具体的职务犯罪也存在着偶然性的一面，没有天生的犯罪人，人的犯罪都是在后天的社会不良环境和主观的个人经历和心理调整不利等诸多因素，是可以通过预防的手段、措施加以影响和抑制，阻止犯罪的产生。

腐败，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明代哲学家王夫之说:“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清朝顺治帝说过:“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贪官不惩，民生不安”，“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康熙帝则提出“治国莫要如惩贪”。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认识呢?这是因为“廉则兴邦，贪则亡国”，已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到今天，人民群众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政治意识增强，只要有一些腐败出现，就会引起群众的不满。当腐败问题积重难返时，必将引起社会动荡。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就是很好的例证。全球性的廉政和反腐败监督组织透明度国际2005年宣布了它称之为世界最腐败的前国家领导人名单，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名列前茅。透明度国际在一份“全球腐败报告2004”中说，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在职的1967年至1998年期间，共挪用公款150亿至350亿美元，而印尼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95美元。在这样的政府治理下，社会**，政府垮台，势所必然。

国家如此，一个地方也是同样。如果那个地方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廉洁问题上过不了关，贪赃枉法、敲诈勒索、愚弄百姓，必会引起群众的不满和反抗，使社会陷入无序状态之中。因此，只有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遏制职务犯罪高发态势，才会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从而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2.预防职务犯罪有利于创造良好经济秩序

从当前职务犯罪的发案特点看，不但犯罪数量上升，而且已经开始出现一种向大金额发展的趋势。80年代，职务犯罪1000元、2000元就可以立案，犯罪金额10000元就是大案。进入90年代，特别是97刑法颁布实施以来，就立案标准而言，贪污受贿罪已经提到5000—10000元，挪用公款罪则提高到10000—30000元。每年职务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令人触目惊心，特别是发生在亏损国企的职务犯罪，由于职务犯罪使企业陷入困境，职工下岗，生活处于贫困线以下，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职务犯罪集中体现为一种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徇私枉法式的犯罪现象，其中的“权”是对社会的管理权，特别是对国家在经济领域里的计划、调控、价格、招投标等项管理的权力，成为职务犯罪追逐的焦点。只要在这些领域中职务犯罪泛滥，那么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计划、调控方案就无法实施，市场“杠杆”就无法按经济规律发挥自然调节作用，就不能给进入市场的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就无法维持。

通过控制和降低职务犯罪的犯罪率，可直接减少职务犯罪给社会和企业造成的损失，也可以促进国家加强对参与经济的公共权力的管理，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严格市场经济的规范，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体制。

3.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利于打造廉洁、高效政府

廉洁、高效的政府，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要建设这样的政府，就必须将职务犯罪降到最低限度。新加坡是一个国土面积不到700平方公里，总人口400余万，“除了阳光和空气，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的岛国。为了生存和发展，新加坡政府始终怀有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创始人，前总理、内阁资政李光耀指出：国家兴旺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政府官员保持廉洁和献身精神，是政府牢固的基础。因此，新加坡政府在廉政建设方面的治国理念，就是把预防腐败作为政府建设的首要工作来抓，对公共服务人员(国家公务员)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严肃的制度管理、严密的考核奖惩。新加坡政府经过近四十年的不懈努力，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法规和严格执法机构，使公务人员“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从而有效地保持了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廉洁和高效。在这样的政府领导下，新加坡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转变为一个富裕的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茅。

反之，如果政府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则必然阻碍经济的发展。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担任阜阳市委书记时，大权在握，在人事问题上独断专行，在经济发展上虚报浮夸，并大肆收受贿赂，极大地败坏了党风，涣散了民心，给阜阳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在王怀忠主持工作的几年中，阜阳错失了多年以来少有的发展良机，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只有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建设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才能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优质服务。

4.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利于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正确处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从本质意义上讲，就是处理利益关系。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还指出：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如果我们的公务人员都能够按照胡锦涛同志所说的那样去要求自己，爱人民、尽职责、讲奉献，就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就能恢复到战争年代那样的血肉关系、鱼水关系。遗憾的是，不少干部，甚至是一些高级干部，却利用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去谋取私利，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样的人，在我们的队伍中虽

然是少部分，但已经严重损害了党和干部队伍的形象，如果任其发展开来，最终必将引起政治、经济和民族三个危机并发症合流，导致党、国家和社会制度三个灭亡。

因此，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富有成效的工作，逐步减少公务人员队伍中的腐败现象，使他们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样的话，就一定能建立起和谐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使民心凝聚，齐心协力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5.预防职务犯罪，有利于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职务犯罪是党风政风存在严重问题的直接体现，而党风政风在我国社会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直接关系到党的生命力、战斗力和凝聚力，关系到政府各项行政职能的正常运作，甚至影响到社会的安危、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兴衰。并且，党风对社会风气起着主导作用，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一代社会新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风的端正带动了政风，也使社会风气呈现蒸蒸日上的良好氛围。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受社会转型、各种物质利益纷繁复杂、错误思想泛滥的影响，一些具有管理一定公共事务权力的人员经不起考验，腐败现象和职务犯罪有所抬头，特别是近些年来有向社会各个领域蔓延的趋势。这种现象对社会风气具有极坏的负面影响。人们的善良、朴素、守法的思想和观念动摇了，社会的丑恶现象死灰复燃，违法犯罪必然上升。

预防职务犯罪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从端正党风、政风入手，加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廉政建设，使他们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实实在在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重塑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这样，既能达到减少和遏制职务犯罪的目的，又能带动社会风气的好转，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6.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利于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

法治的关键所在，不在于依法治民，而在于依法从严治吏。我国法学家张文显认为，“从广义上说，法治意味着人民应当服从法律，接受法律的治理。但在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中，法治应作较为狭窄的理解，即它是指政府应受法律的治理，遵从法律”。“现代法治的精髓是官吏依法办事，只有官吏依法办事，接受法律的约束，才有法治可言”。卓泽渊则认为，“法治所治对象是什么?权也。人民依法治权的具体化，也就是依法治官。在非法治国家或社会中，法是官治民的手段;在法治国家或社会中，法是民治官的工具。这里当然没有法只治官而不治民的意思，但治官无疑是首要的，它关乎治民治得好与不好、当与不当。不求官之治，而求民之治，乃法治中舍本而逐末也”。从守法的角度来看，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不仅要求普通公民遵守法律，更重要的是国家工作人员必须率先垂范。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不能守法，无视甚至亵渎法律，就很难要求普通公民去守法。

国家工作人员的守法，要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不仅要求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模范地遵守各项法律，还应当在履行公务活动中自觉地运用程序法和实体法来约束自己的职务行为。而积极主动地做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无疑能够增强国家工作人员的法治意识，使广大干部都能自觉地遵守法律，从而确保依法治国能够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