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鸟巢”的遗憾国家体育场PPP项目融资模式案例分析

第一篇：【案例】“鸟巢”的遗憾国家体育场PPP项目融资模式案例分析

【案例】“鸟巢”的遗憾国家体育场PPP项目融资模式案例分

析

回复1.1，PPP时报，1.2，PPP文件，1.3，专家观点，1.4，PPP资料；2，PPP前生今世；3，制度建设；4，运作实操；5，合同要素；6，项目融资；7，履约监管；8，财政管理；9.1，轨道交通PPP，9.2，环境服务PPP，9.3，保障房PPP，9.4，社会基础设施领域内PPP，9.5，智慧城市建设内PPP，9.6，土地综合开发，9.7，其他案例；10，查看PPP专家。国家体育场是目前我国第一个采用PPP模式的公益性项目，弥补了资金不足，又利于分散风险。但只考虑到了有利于建设速度性和对奥运会的服务性而对赛后的运营未作出合理的规划以及相应的风险控制，最终导致赛后运营的重大失误，不得不说这是鸟巢的一大憾事。项目背景项目概况国家体育场位于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南部，工程总占地面积21公顷，建筑面积25.8万平方米，场内观众坐席约为91000个，其中临时坐席11000个，项目2003年12月24日开工建设，2008年6月28正式竣工。国家体育场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国家体育场的融资和建设工作，北京中信联合体体育场运营有限公司负责30年特许经营期内的国家体育场赛后运营维护工作。

项目目标首先在国家层面上，国家体育场作为标志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建筑，有利于加快北京现代化进程；同时本项目的建成有望充分的扩大奥林匹克运动的积极影响，使首都北京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质量再上新台阶。在此过程中，将培训和雇佣高素质的员工，运用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从其他国家学习到的专业技术。政府应努力营造公平、公开、高效、诚信的社会氛围。在奥运会的准备和进行阶段，希望能够通过现实而有效的努力，在制度和管理方面树立创新典范，从而树立北京新风貌，中国新形象。其次在项目层面上，除了满足举办奥运会的各项条件外，该项目的主要目标就是获取最大的利润。因此，项目的设计、融资、建造、运营、维护、移交等项目全寿命期阶段的工作都应围绕这个目标而展开。国家体育场应满足举办奥运会的所有技术要求和标准，并要不断地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要合理安排所有赛事，为所有参赛运动员提供优质的服务。奥运会期间，国家体育场可容纳观众100000人，其中临时座位20000个（赛后可拆除），承担开幕式、闭幕式、田径比赛和足球赛决赛等主要赛事。奥运会后，国家体育场可容纳观众80000人，可承担特殊重大比赛（如世界田径锦标赛、世界杯足球赛等）、各类常规赛事（如亚运会、洲际综合性比赛、全国运动会等）以及非竞赛项目（如文艺演出、团体活动、商业展示会等）。

由于PPP项目的特殊性，项目公司将独自享有项目的一切商业利益，但同时必须承担项目的一切损失。众所周知，PPP项目与其设计、融资、建造和运营密切相关，因此，国家体育场的设计建造必须恰当考虑对后续运营潜在的影响。有鉴于此，在体育场的建设阶段，项目公司就积极与赛后对国家体育场的运营可能有兴趣的潜在公司进行必要的磋商和谈判。例如，据说国家体育场在赛后可能会成为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的主场，如果确有其事，这将是对项目公司现金流的一个巨大保证。但实际上，许多现实性因素阻碍了这一预期的落成。

项目特点一是世界同类体育场中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工期和质量要求最严格的体育场，2005年被英国《建筑新闻》评为'世界十大令人惊讶的建筑'之一； 二是公众项目，具有公益性，预期盈利低，运营难度大； 三是需要整合国内外多方资源，包括：融资、设计、施工、采购、运营管理、风险控制、保险、移交等多个方面； 四是意义重大，国家体育场是北京市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北京市最大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多功能体育场。国家体育场将向世人展示的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国家体育场工程不单单是我们国家的事情，而直接就是一项世界的工程。对于能够承担此项工程建设任务的建设者来说，是无尚的光荣，肩负的是民族的期望和历史的重担！

项目的投融资结构项目的合同结构“鸟巢”项目的合同结构有三个关键的节点，即特许权协议、国际体育场协议以及联营体协议。

2003年8月9日，北京2008年奥运会主体育场——国家体育场举行项目签约仪式。中标人中国中信集团联合体分别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奥组委、北京市国有资产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特许权协议》、《国家体育场协议》和《合作经营合同》三个合同协议。之后，联合体与代表北京市政府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项目公司——国家体育场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也如愿注册为中外合营企业，以享受相关税收优惠。

项目的投资结构具体分析“鸟巢”的投资结构，项目总投资为313900万元，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代表政府出资58%，即投资182062万元，中信联合体出资42%。在中信集团联合体42%的投资中，中信集团所占比例为65%、北京城建集团所占比例为30%、美国金州公司所占比例为5%。而中信集团的投资又分为内资部分和外资部分，其中，内资部分占中信集团投资比例的90%，外资部分仅占10%。从投资方对“鸟巢”项目单独投资角度来看，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金额约182062万元，占总投资的58%；中信集团的投资金额约85695万元（内资约为77125万元，外资约为8570万元），约占总投资的27.3%；北京城建集团的投资金额约39551万元，约占总投资的12.6%；美国金州公司的投资金额约6592万元，约占总投资的2.1%。项目公司各方投入的资本金金额与比例项目的融资结构 “鸟巢”的融资模式相对简单，分别由北京国资委和中信联合体直接安排项目融资，投资者按比例出资用于项目的建设，项目投资者直接承担对应比例的责任与义务。资金不足部分由国资委和联合体分别筹措，根据工程进度分批注入。体育场运营后的收入所得，根据与贷款银行之间的现金流量管理协议进入贷款银行监控账户，并使用优先顺序的原则进行分配，即先支付工程照常运行所发生的资本开支、管理费用，然后按计划偿还债务，盈余资金按投资比例进行分配。该融资结构中四个重要的组成部分：①.政府的特许权协议根据特许权协议的相关文件要求，北京市政府作为国家体育场项目的真正发起者和特许权合约结束后的项目拥有者，为了以PPP方式实施国家体育场项目的建设，提供了许多鼓励和激励措施：

北京市政府为项目公司提供低价项目土地（土地一级开发费为每平方米1040元）。这与相邻地段高达每平方米10000元的土地相比确实非常便宜；

北京市政府提供18.154亿元的补贴（不要求回报）,占总投资（31.3亿元）的58%;北京市政府提供与施工场地相连的必要配套基础设施（水、电、路等），以及其他可以为方便体育场建设和运营的帮助，如为了方便体育场的大型钢结构组件运输，北京市政府向项目公司签发了车辆特殊通行证；

在奥运会和测试赛期间，北京奥组委将会向项目公司支付体育场使用费用，北京市政府也会承担专门用于奥运会开闭幕式但赛后不再使用的特殊装置的所有费用；

在特许经营期内，北京市政府承诺限制在北京市区北部新建体育场或扩建已有体育场馆，以保护国家体育场的市场。如果确需建设新的体育场，则北京市政府将与项目公司协商，并按照特许权协议对项目公司进行补偿。

②.联营体协议本项目联合体由中国中信集团联合体和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注册资本金10.43333亿元。其中，由代表政府的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资6.05133亿元，占比58%，中信集团牵头的中国中信联合体出资4.3820亿元，占比48%，由中信集团作为项目公司的法人代表。

③.贷款协议项目公司认为对国家体育场表达了浓厚兴趣的国内商业银行都具有很强的人民币和外币贷款能力，因此，项目公司很有信心能从国内商业银行贷款获得贷款。投标前，项目公司得到了国内三家商业银行，即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信银行的贷款承诺函，银行贷款主要作为项目的非资本金投入。贷款主要是16年期限（包括6年宽限期）的优先债务，年利率5.184%（按基准利率下浮10%计），按季度付息。同时银团为项目公司提供了12亿元的授信额度。④.兜底条款北京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协调各部门帮助联合体取得利润。

该融资结构的特点① 有限责任。应用项目融资，投资者目的之一是将债务责任最大限度地限制在项目之内，而公司合资结构变满足了这点，投资者的责任是有限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将投资项目的风险与投资者隔离开来，各个投资者只需承担自己出资比例的那部分风险，这样一来即使项目失败，投资者受到的损失也是有限的。

② 融资安排比较容易和灵活。采用公司型合资结构便于安排融资有两个有利的方面：一是便于贷款银行对项目现金流量的控制，银行可以通过公司比较容易行使自己的权利；二是公司型合资结构易于被资本市场接受。若条件许可，可以直接金融资本市场通过股票上市、发行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这将为国家体育场有限责任公司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③ 引入外国资本。引入来自美国金州控股（占“联合体”5%股份）和国安岳强（占“联合体”10%股份）的资本，而这两家企业都属于外资企业,引入外资可以使将来的项目公司享受税收优惠。

该项目的信用保证结构①政府的出资与担保，为项目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提高了项目的经济强度和可融资性。首先，在该项目中，政府单方面投入了项目58%的资金，并且是无偿注资，减少了企业投资者的融资金额，为企业投资者缓解了大部分的资金压力；其次，在该项目建成的后三十年内，由企业获得国家体育场的管理经营权，并且享受经营利润，政府不参与分红；最后，作为进一步的保障，中信集团还与北京市政府签署了一个兜底条款：北京市发改委协调各部门帮助中信集团联合体取得利润。

②中国人保和天安保险公司承担了该项目的“一揽子”保险，包括：建筑工程一切险、安装工程一切险、雇主责任险以及货物运输险，保单总额达到23亿人民币。

③中信集团是一家大规模的国际化跨国大型企业，业务集中在金融、实业和其他服务业领域，目前在世界上拥有44家子公司，此前中信也参与了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的项目融资方案并成为了一个经典的成功案例。中信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是大多数银行所认可的，为项目提供了一种默示担保。④北京城建集团作为国家体育馆建设项目的承包商，是北京建筑领域的龙头企业，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特级资质，也是国际225家大承包商之一，为项目的完工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项目中的争议项目公司股东之间的争议项目公司内部各方存在一些争议。首先，所有各方都想从建设承包合同中获利，所以项目的整个建设工程按照中信集团、北京城建和美国金州在项目公司中的股份比例分给各方，导致项目公司对项目建设失去良好控制。其次，由于项目结构的特殊性和详细设计的不及时，承包商只能和项目公司签订固定单价合同，北京城建作为总承包商，被其他股东抱怨过于考虑自己的利润、进度和安全而不是整个项目公司的利益，导致建设费用超支和项目建设中的最大争议——北京城建要求技术措施费以部分补偿因设计变更（取消可闭合顶盖）导致的工期延误。项目公司和北京市政府之间的争议首先，国家体育场原始设计中的停车位是2000个，但北京市政府后来打算为整个奥运会公园建设一个大停车场，故要求项目公司减少1000个车位。这就导致了停车位不足，许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到北京市政府的停车场再步行至体育场，部分影响了体育场的商业运营。第二，北京市政府同时要求减少体育场中的商业设施，影响了项目的租金收入。第三，北京市政府后来决定取消可闭合顶盖，影响了体育场的商业运营，减少了项目收益。第四、北京市政府在修改设计的同时要求体育场必须在2006年12月31日前完工，如此紧张的进度要求影响了项目的经济性建设；而且，考虑到工期的紧迫性，融资完成的时间定为2003年12月15日（但实际上延误了两个月），北京城建在特许权协议签订后不得不立即进入现场开始施工，没有足够时间做合理经济的施工组织计划。

项目公司和设计联合体之间的争议在设计上，项目公司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北京市政府没有获得国家体育场设计的知识产权，但要求项目公司必须使用该设计。这导致项目公司在与设计联合体谈判时的弱势地位，同时也导致了设计上对体育场赛后商业运营考虑的不足。通常情况下，项目公司是设施的业主，设计方应当满足项目公司的要求。但由于国家体育场是用于2008年奥运会的，北京市政府在确定设计蓝图时处于主导地位，限制了项目公司对体育场商业化和高效率使用的最大化。

项目存在的风险与招投标、建设、运营阶段产生的问题招投标阶段奥运场馆法人招标是北京市利用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公益设施目前为止唯一的成功尝试。中标中采用的集中国际通用的招标模式，为北京市乃至中国今后BOT、PPP等模式的运用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①没能引入国际大牌投资商的入资这次招标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和以市场机制进行投融资尝试上是成功的，达到了招标的目的。但由于体育场馆的特殊性，没能引入国际大牌投资商参与投资，其原因主要有：国际金融形势的影响；体育场馆具有很强的公益色彩，客观上公益经济性较差，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很难使这样的资产自身运作成为一个盈利的项目。

②建筑设计方案和项目法人招标存在矛盾奥运项目法人招标在理论上应该是带设计的，因为设计直接关系到未来项目的运营。面对一个设计不合理的场馆，再好的运营也回天无术。另外，将设计的责任交给投标人是利用BOT模式转嫁项目风险的重要特点。中标人确定后，其设计方案即变为今后的实施方案。但由于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只能提交一个设计方案参加评审，从数量上看，很难评选出一个世界一流的设计方案。

同时，本次招标存在另外一种情况，这就是设计方案与法人招标分离，没能形成BOT完整的操作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国外投标人的积极性。例如，国际体育场项目先行招标选定概念设计方案，最终提供给投标人的只有一个方案，即“鸟巢”方案，由于“鸟巢”方案估算造价大大高于资格预审和意向征集文件原30亿的投资估算，且施工技术难度大，将来维护成本高，造成最终只有3个联合体正式递交了投标文件参加评审，并且，联合体代表均变更为国内企业。③项目法人招标遗留问题未解决为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奥运项目建设，同时解决赛后场馆经营问题，北京市政府对国家体育场等奥运场馆采取项目法人招标方式，由中标人组建项目公司负责融资、设计、建设和赛后经营。其中一些项目投资方存在资金不到位、中途退出、将主体结构工程分解后各自组织施工等问题，政府在项目法人招标时承诺的土地和税费优惠政策在实际执行中也比较困难。如国家体育场股东之一的金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自项目开工投资就不到位，至今仍拖欠4700万元。

建设阶段①非理性的建设工期2003年8月9日签订特许权协议时，北京市政府要求项目必须在2006年12月31日前完工，工期只有3年多。尽管如此，由于国家体育馆的技术标准要求很高、功能很复杂，承包商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项目计划，再加上取消可闭合顶盖要修改设计，图纸不能及时提供导致的半年工期延误，剩下的工期就更加紧迫。②取消可闭合顶盖造成的影响 出于经济性与安全性方面的考虑，2004年7月30日鸟巢全面停工，鸟巢进行重新设计。此后，鸟巢可闭合顶盖方案取消，但图纸未能及时提供导致接近半年的工期延误，同时各投资方也因为体育场设计方案的更改而损失了相当的利益，各方进行利益的角逐与诉求，各方对此争议不断。

③成本超支国家体育馆的三维钢桁架系统非常复杂，中国没有类似项目的施工经验，最难的是许多构件要切割和焊接两次或三次。另外，由于缺乏充气ETFE膜结构的施工经验，大尺寸膜结构的安装也有很强的挑战性。再加上类似于“鸟巢”的钢结构特殊性，其制作、安装和维护都存在很多潜在问题。虽然后来取消了可闭合顶盖的建设，但依然导致了成本的的较大超支，恶化了项目的资产负债表。据国家审计署的的审计所得，国家体育场项目建设因结构复杂、技术难度大、工艺要求高、功能和标准调整以及主要建材涨价等原因投资超概算约4.56亿元。

运营阶段①市场需求有限国家体育场设计、建造的理念和主题将使之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大型体育和演出设施，它集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运营非常环保。尽管如此，国家体育场的最大竞争者，即工人体育场的投资已经收回，将一直具有低运营成本和低收费优势。因此，国家体育场必须创出自己的形象和品牌以吸引未来客户的兴趣并建立其忠诚度，为了这个目的，国家体育场必须创建独有的文化和人文氛围以吸引国内和国际最好的体育赛事、表演艺术机构，卓越的服务和先进的管理技术将是吸引这些机构和公众的最终利器。尽管如此，国家体育场的市场还是很小。只有政府和私营企业的非营利性大型活动才更有可能在国家体育场举办。而且，由于可闭合顶盖设计的取消，国家体育场的品牌度和独一性大为降低，之前预计的全天候商演无法实现。根据预测，每年可能只有16个大型活动。为了在国内和世界上建立国家体育场的品牌，必须广泛宣传这些活动。总之，如果市场比预测的小，项目公司将遭遇严重的财政赤字。

②运营经验缺乏国家体育场里的各种表演活动将使之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新窗口，这些表演活动包括展示中国文化的大型演出、国内外个人和团体音乐或演唱会。为了吸引将来的客户，项目公司将与国内、区域和国际的体育协会建立良好关系，特别要与国家体育总局、文化部等政府部门、广电总局下的各新闻机构和外国新闻机构保持良好关系。大型体育场的经济可行性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公司客户的赞助，因此，项目公司还必须与国内外大型企业建立良好关系，以保证国家体育场的服务和产品满足这些机构的需求。但是，项目公司从未运营过体育场，缺乏运营经验。他们和法国Stade de France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以寻求高效运营国家体育场的咨询建议并学习其知识。但该协议可能会因高额的咨询费而终止。项目公司可能会将其分包给一家广告公司，而广告公司可以通过在某些适当位置做广告以获得收益。

③硬件条件的重大变化给长期运营带来不利影响国家体育馆项目招标条件和合作前提发生重大变更后，给长期运营工作带来不利影响，按照原投标测算，设计的运营面积达12万㎡，而并非目前的6.6万㎡；独特的可开启屋盖可以满足使用功能的需求，同时带来的无形资产价值可保证冠名权，包厢出租和旅游预期收入，中信联合体可通过长期运营收回投资并盈利，由于建设设计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延长了工期；另一方面更增加了成本投入，无形之中增加了国家体育场的运营成本，减少了运营利润。

④无形资产开发滞后严重影响了赛后运营效益从国家体育馆赛后运营的财务状况不难看出，理应为体育场(馆)带来巨大收益的无形资产开发工作目前几乎停滞不前。诚然，企业冠名权无法实现与国家体育场的场（馆）性质有关，但豪华包厢也是一块不小的收入，但至今也进展缓慢，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活动链。简单的说，就是国内的联赛少，同时，国家体育馆举办体育比赛的运营成本较大，无法吸引一些常规赛事在此举办，调查得知，作为无形资产开发重要形式之一的广告开发目前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总之，无形资产开发工作的滞后直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体育场的赛后运营效益。

⑤投资模式引起的利益冲突影响了赛后运营效益PPP模式实施中引发的商业与公众利益的冲突问题，也影响了国家体育场的赛后运营效益。在场（馆）建设投融资方面，由于国家体育场采用的PPP模式在我国体育场（馆）建设尚属首例，因此，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与我国财务，法律制度的冲突，而且很难协调，例如折旧，按照现行财务制度计提折旧，在30年的运营期内，体育场项目的账目总是亏的，股东无法分红。同时，按照公司清算办法，公司必须按照股权来清算，本来政府承诺了30年内不拿钱，但是这样做是违反清算法的，而且对于国有资产，谁也无权放弃，为此，在投资协议中有一个兜底条款：北京市发改委会协调各部门帮助联合体取得利益。但如何协调，至今仍是一个令律师无法调解的问题。同时，在诸如企业冠名，观众座位椅冠名等商业运作方面，甚至是国家体育场参观门票价格制度方面都出现过商业与公众利益冲突的问题，勿庸置疑，上述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国家体育场的赛后运营效益。

国家体育场运营权的转移在国家体育场正式引入赛后运营的一年后至2009年8月2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与中信联合体在北京饭店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体育场运营维护管理协议》。

根据协议，国家体育场“鸟巢”将进行股份制改造：北京市政府持有的58%股份将改为股权，主导经营场馆，并承担相应责任，原中信联合体成员持有42% 股权。同时，成立国家体育场运营维护协调小组，形成在北京市委、市政府主导下，由国家体育场公司负责运营，北京市各相关部门、属地政府全力配合的新体制。在政府接手运营权后，负责鸟巢投融资和建设工作的国家体育场有限责任公司将做出一些调整，董事长、总经理等公司高层由政府人员出任。这也意味着，由中信集团、北京城建和美国金州控股共同组成的中信联合体放弃了自己30年的特许经营权,转而获得永久股东身份（原中信联合体成员共持有42%的股权）。从一定程度上说，30年经营权的终结，也意味着ＰＰＰ融资模式在我国大型体育场（馆）建设、运营中的首次应用夭折。那么，究竟原因何在？用美国奥运经济论坛执行主席黄为的话来说，国家体育场的定位就决定它一定得归政府管。交给国家之后，统筹运营的效果会更好。而这也是悉尼经验所验证过的。首先，在国家体育场的工程建设中，有大量来自政府、国企的问接投资，同时，政府也给予了很多政策优惠，因此，国家体育场应该向公益性回归，而减弱营利性。

其次，纯商业运作模式与国家体育场政治意义和国家形象的冲突，加快了国家体育场运营权的转移。在赛后运营中，由于产权持有方和原运营方理解上的差异，使得国家体育场的运营在过去一年中波折不断。即便是国家体育场门票的定价，背后也充分了争议。同时，诸如国家体育场圆梦卡项目的破产和意大利超级杯赛前夕国家体育场冠名权**等也都缘于纯商业运作模式与国家体育埸政治意义和国家形象的冲突。

再者，ＰＰＰ投融资模式虽然在国家体育场项目建设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优势，但由其所决定的赛后运营模式在实践中却面临很多实际问题。例如，由于只有对国家体育场的经营权，中信联合体无法得到银行的贷款支持，这直接影响了其赛后运营效果。同时，老百姓对于国家体育场的参观费用及进入国家体育场后餐饮出奇昂贵的不满，使得由这一投融资模式所决定的赛后运营模式的弊端越发地体现出来。而由此引起的经营不善也是政府收回运营权的一个主要原因。可以说，国家体育场运营权的转移，进一步说明了我国大型体育场（馆）对于投融资模式的选择主要考虑的是建设过程中的资金、效率问题，而忽视了对场（馆）赛后运营的关注。概括地说，政府之所以收回运营权，是国家体育场的公共资源性质使然，即国家体育场在定位上已经不是一个纯商业性质的体育场。因此，其运营模式也不应过于商业化，而应向公益性回归。

可以说，经营权的转移对于国家体育场来说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它可以解决国家体育场的资金周转问题，接捧的北京市政府同时拥有国家体育场的产权和运营权，银行即可提供资金支持，这将更有利于大型活动的操作；另一面则在于，贷款带来的将是更加巨大的投入成本。如果贷款，利率成本加到商品上，最终还是老百姓埋单。

综述国家体育场项目大型体育场（馆）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合作融资有利于提高项目的总规模，降低成本。鸟巢的建设采取PPP融资模式的原因之一，就是政府部门意识到PPP模式对于降低整个项目建设运营成本，减轻财政压力和提高赛后运营效率等方面的优势，而中信方面也可以借助政府的优惠政策而具有调动社会资源的优势。成功的PPP合作将大大减少社会总成本，可谓合则两立，分则两败。在鸟巢的PPP原合作方案中，中信不具有对鸟巢的最终拥有权，其收益全部依靠30年的特许经营。相比于北京市政府，漫长的期限使其收益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承担的风险更高。中信投资巨大并接受30年回报期，从理论上说明，原先中信认为这种投资可能产生高收益。但鸟巢的巨大运营成本使中信的收益目标无法轻易完成，这可能导致中信有过度商业化开发的行为，影响了鸟巢的公益服务功能，媒体报道，这是北京市政府收回运营权的一大原因。因此，最终鸟巢PPP模式的股份制变化也是各方理性选择的结果。但政府重新主导鸟巢经营必然凸显鸟巢的公益性而弱化其投资回收和市场行为，其经营效率会大打折扣，这已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PPP模式的初衷，对我国以后大型场（馆）PPP模式的推广将产生不利影响。

最后，国家体育场是目前我国第一个采用PPP模式的公益性项目，既弥补了资金不足，又利于分散风险，为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探索了一条新路，开拓了广阔的投融资空间。但同时，国家体育场项目的投融资只考虑到了有利于建设速度性和对奥运会的服务性而对赛后的运营未作出合理的规划以及相应的风险控制，最终导致赛后运营的重大失误，不得不说这是鸟巢的一大憾事。

第二篇：“鸟巢”的遗憾国家体育场PPP项目融资模式案例分析

六十年沧桑巨变，一甲子春华秋实。2009年9月28日，正值新中国六十华诞前夕，北京地铁四号线作为国庆献礼的巨作，历经五年的艰苦奋战正式开通投入运营。

这条纵贯首都南北的地下交通大动脉全长28.177公里，穿越丰台、宣武、西城和海淀四个城区，工程总投资153亿元。截至2009年10月28日，北京地铁四号线运营一个月来，首月内共运送旅客近1600万人次，累计正点率99.40%，日均客运量达到52.8万人次，最大日客流量为80万人次。

当人们乘坐舒适、快捷的地铁四号线出行时，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是我国国内首个以“PPP模式”融资建设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的创新投融资模式不但开创了我国“PPP模式”先河，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建成和运营为国内其它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探索出一条崭新的模式和可以借鉴的道路。同时，在我国当前实施的“扩内需、保增长、促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背景下，“PPP模式”的运用对于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经济结构，拉动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近日，我们走近北京地铁四号线，专程拜访了被业界誉为我国“PPP”模式之父的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公司总经理、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灏博士。沿着他2001年空降北京地铁集团公司八年以来的岁月轨迹，跟随着王灏脉络清晰的思路，我们对“PPP”模式以及其在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融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PPP模式解读

王灏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轨道交通当前发展的资金瓶颈和体制机制问题，必须推动行业运作的财务透明化，建立科学的政企关系。在推动基础设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不是简单地简化审批手续，而是应该建立科学的补贴模式、清晰的政府监管标准和规则，引入多元化投资，提高经营和管理的效率，改善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提升地铁自身的盈利能力。国外基础设施领域内的政府与社会合作模式(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直译成“政府民间合作”)，则是实现上述思路，体现政府购买服务的理念，解决轨道交通发展困境的有效途径。

王灏特别强调：PPP模式中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组织”，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只要不是政府机构，在这里都可称为民间组织，可能是社会资本、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甚至公民个人。而企业可能是个人最终拥有所有权的企业，可能是政府设立或拥有所有权的企业，也可能是二者的结合。在中国，由于没有受公法规制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共企业，所以营利性国有企业在这里都被认为是“民间组织”。从保证PPP机制有效运作的角度，并考虑中国国情，轨道交通项目中的“民间组织”应该是那些大型国有企业，以及大型国有控股公司等。所以，PPP在中国也更适合翻译成“政企合作”模式。

王灏说：“我所提出的实施PPP的重点并不是简单地引进社会资本，而是要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建立合理的风险分配机制、科学的补偿机制和新型的政企关系。在此基础上，借助PPP模式所引入的先进理念、机制、人才和管理等要素推动地铁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地铁企业进入资金市场和资本市场提供良好的模型和切入点，最终打造地铁这一准公共产品的盈利模式，减轻对政府的财政依赖，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空降”北京地铁肩负融资重任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获得成功。随后，为了实现奥运承诺及缓解首都地面交通压力，北京市政府决定要大力发展轨道交通项目，并明确了新建200公里、总投资达600多亿元的投资建设任务。7月16日，申奥成功后的第三天，时年34岁的王灏被市委组织部抽调到刚由原北京地下铁道总公司改制而成立的北京地铁集团，负责北京市轨道交通项目的投融资工作。上任伊始，王灏的融资工作举步维艰。王灏说：轨道交通项目具有建设周期长(一般在四年以上)，投资大(地下线每公里造价约7亿元，地面线每公里造价约3亿元)、回收期长、公益性强、营利能力弱等显著特点，使轨道交通的建设与投融资问题成为世界性的难题。

王灏介绍说：按照北京的轨道交通建设计划，到2015年，在轨道交通新线项目的静态融投资任务将达到2200亿元，总体动态融投资任务将超过3500亿元。随着新线逐步投入运营，到2015年，预计当年仅简单运营亏损就达43亿(不包含折旧和财务费用)，全营运亏损高达170多亿(包括折旧和财务费用)，到2015年政府当年在运营上的投入相当于一条新线的总投资，政府的财政负担十分巨大。

2003年11月17日，为破解轨道交通建设的资金瓶颈问题，北京市委、市政府从建设科学的体制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入手，将原北京地铁集团公司改组，分别成立了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投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和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科学划分和界定三家公司的职能定位：赋予京投公司承担北京市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融资和资本运营的任务，让京投公司作为北京市轨道交通业主，委托建管公司建设轨道交通新线项目，建成后委托运营公司运营地铁线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专业化的分工协作，使三家公司各司其职，共同推动北京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

北京市委、市政府为轨道交通建设搭建了很好的平台，但600多亿的“真金白银”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王灏。就在一筹莫展之际，他想到了他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时接触过的PPP这个概念。于是，他开始着手研究PPP模式在国外基础设施领域中的应用情况，并试图以PPP模式来解决北京地铁四号线的融资问题。

从概念引进到理论创新在探索中实现PPP模式中国化

在从事轨道交通投融资工作之初的2001年，王灏便开始研究PPP模式在中国的应用。他从构思、模型、研究、研发、解决政策、财务、技术、法律实际问题等方面着手，用了整整两年时间编制出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他认为：实现轨道交通PPP模式的中国化的前提必须要解决轨道交通定性、定量和实物载体三个层面的关键问题。

首先是定性的问题，就是分析判断轨道交通的性质。王灏说：轨道交通项目不是纯公共产品，应该属于准公共产品，它具有公益性和可经营性两部分的内容。对于公益性，我们可以称之为A部分，从经济责任上来讲，须由政府来承担。而对于可经营性，我们可以称之为B部分，可以由国有企业或社会民间资本来承担。

其次是定量的问题，就是要研究确定A部分和B部分的基础比例关系。王灏说：我们通过对世界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成本、客流和票价结构的分析研究和对相关数据统计的分析，建立了轨道交通项目寿命期现金流量模型。以经营期30年、回报率10%为假设条件，发现新建地铁项目30年财务净现值的总额，约占项目总投资的30%，另外70%投资不具市场价值，应作为公益性投资。也就是A部分和B部分的基础比例关系应为7：3。

最后是实物载体的问题，就是A部分和B部分的实物对应关系。王灏说：我们发现在轨道交通建设过程中，前期工作、征地拆迁、洞体等土建投资和建设，正好约占总投资的70%，剩下包括车辆、信号、自动售检票系统等机电设备的投资和建设，约占总投资的30%。根据基础比例关系，A部分应对应征地拆迁、洞体等建设和投资；B部分应对应车辆、信号、自动售检票系统等机电设备的投资和建设。

王灏坦言：明确上述问题，设计具体PPP运作模式的工作就有了重要基础。他简单介绍了自己创立的两种PPP运作模式，即前补偿模式(SBOT)和后补偿模式(BSOT)。王灏说：简单来讲，所谓前补偿模式又称建设期补偿模式，也就是政府在建设期一次性承担A部分投资以及还本付息的对应经济责任，社会资本承担B部分的投资任务。项目建成后，A部分以一定价格租给B部分，赋予B部分一定期限特许经营权，票款和多种经营收入由B部分优先获得，以此构成一种盈利模式。北京地铁四号线就是这一模式的实践产物；所谓后补偿模式又称运营补偿模式，也就是政府在建设期没有相应资金和融资能力，A部分和B部分的投资建设由PPP项目公司承担，政府在项目建成后赋予PPP项目公司一定的特许期限，并承诺按以运营补贴方式承担相对应的经济责任。以此构成另一种运作模式。当然，在这个两种模型基础上还可有很多灵活变形，如委托运营、租赁经营等。

就这样，在王灏的主持推动之下，经过自主研发，结合中国轨道交通内在特点、行业规律和国外先进理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PPP模式便成功问世了。

由理论到实践PPP模式喜结硕果

理论是实践的基础，更是实践的指南。有了适合我国国情的融资理论、模型，王灏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将其应运到实践中去，即引入投资方，也只有顺利地实现这一步，中国化PPP模式才算最终发挥作用。2004年，王灏带队编制招商文件，组织、参与了4次大型推介会，进行国际招商。香港地铁公司、西门子、新加坡地铁公司等10余家公司表达了投资意向。考虑到轨道交通行业特点、社会投资者投资能力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经验和能力，王灏将目光锁定在“西门子-中铁建联合体”和“香港地铁-首创联合体”两家。通过与两家联合体的多轮竞争性谈判，经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同意，最终“港铁-首创集团联合体”凭借良好的资信、雄厚的资金实力、丰富的运营经验、先进的管理理念等因素被选定为PPP模式中的社会投资者。

为了北京地铁四号线的PPP模式从理念变成现实，王灏不顾横行肆虐的SARS疫情，他带着自己亲手创建的理论及模型，多次往返于北京和香港两地，与香港地铁公司展开了艰苦而又漫长的谈判工作。他一再向对方表示，香港地铁公司要想获得持续发展，那么就必须走出去，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寻找机会，那么最佳的发展区域就是在祖国大陆，而在祖国大陆的首选之地应该是首都北京„„

王灏以他的执著和诚意感动了对方。2003年8月，历经半年时间的谈判后，京投公司与香港地铁公司双方最终达成初步合作协议。2005年2月8日，北京市交通委代表市政府与港铁-首创联合体草签《特许经营协议》；2006年1月16日，经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正式批准，北京京港地铁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功夫不负有心人。王灏创立的中国化的PPP模式终于结出硕果，京投公司为北京地铁四号线成功引入了“香港地铁-首创集团”联合体的55亿元的建设投资，而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内地第一个特许经营的地铁项目，也是京港合作最大的一个投资项目。

创新缔造价值PPP模式社会影响深远

王灏的创新投融资理论既为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解决了融资难题，也为政府节省了巨额的项目后期运营补贴费用。同政府全额投资相比，北京地铁四号线为政府节省了55亿元的地铁B部分投资，同时京港地铁还承担了四号线建设投资增加风险和2亿元的开通费用。此外，30年经营权内，不但32亿元的更新改造费由京港地铁承担，相反京港地铁还向政府每年上交4250万元租金。综合算来，四号线项目总体可节约政府财政支出100多亿元。

从理论研究到模型设计，再到项目融资成功，直至项目最后建成投入运营，王灏的PPP模式实现了从概念引进到完成实践的全过程，前后历时长达八年时间。该模式在北京地铁四号线的成功应用，将为目前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国内其他诸多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融资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方法。王灏认为：在PPP模式下，政府部门和社会投资之间可以取长补短，发挥政府公共机构和社会机构各自的优势，弥补对方的不足，不但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减轻财政负担，提高项目运作效率，而且还能够提高公众的社会福利，从而实现公共设施服务质量的提高。创新缔造价值。京投公司的经营团队在王灏的带领下成功运作的项目刷新了多项业界纪录：国内基础设施领域第一个公私合作(PPP)项目，吸引社会投资55亿元；国内轨道交通行业第一个建设-转移(BT)项目，应用于地铁奥运支线，节省投资3.35亿元；2000年企业债券实行额度审批以来第一支以轨道交通企业作为发行主体的企业债券——“04京地铁债”20亿元，累计发行60亿元；国内金融领域第一个人民币贷款利率期权项目，融资80亿元；成功发行了国内轨道交通领域第一支短期融资债累计90亿元；国内轨道交通行业第一个银行竞标贷款额度项目，累计融资近1600亿元；国内轨道交通行业第一个固息贷款项目；国内轨道交通行业第一个出口信贷项目；成功在国内轨道交通行业第一个利用信托方式引入了10亿元社保基金；成功运作国内最大一笔股权信托项目200亿元；成功获批保险债券投资计划，总规模30亿元，成为保监会2009年4月颁布相关政策后获批地第一家将保险资金引入轨道交通领域的企业。

这些在全国同行业首创的融资方式为京投公司圆满完成北京轨道交通建设的巨额融资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截至2009年10月，京投公司累计落实资金2800多亿元，提前6年完成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的融资任务，可节约资金成本200多亿元。

PPP模式为北京地铁四号线的投融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改写了我国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只能由政府部门投资及运营管理的历史，为我国其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融资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崭新模式。

第三篇：PPP模式在国家体育场

PPP模式在国家体育场（鸟巢）项目的应用分析 ——试论公开招标是PPP项目实施的有效途径

2015-03-03

引言

随着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及《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颁布实施，我国市政公用事业改革进一步深化。当前我国在城镇化建设、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改进政府公共服务、提高资金社会效率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推广PPP模式尤为重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在自然垄断行业实行政企分开，特许经营改革；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大力发展混合制经济。国务院已推出80个PPP示范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鼓励社会资本，以合资、独资、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要求把这80个PPP项目建成社会资本参与的样板工程；指出各地政府要积极筹备更多的PPP项目。在财政部召开的全国PPP专题会上，财政部对PPP作了系统部署，财政部作为PPP的第一责任部门，正大力推广PPP。

国信招标集团作为国内大型咨询服务机构和招标代理企业，自2006年起连续八年获得“中国招标代理机构十强”第一名。集团业务涵盖各行各业，业绩居业界首位，仅PPP项目就完成了200余项。其中，国家体育场（鸟巢）是我国首个采取公开招标的PPP项目，也是我国相当成功的大型PPP项目案例，目前正向全国推广。国信招标集团作为该项目的总顾问单位，牵头组织该项目的融资顾问、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及招标代理。

本文结合国家体育场（鸟巢）PPP项目，就当前推广PPP模式的意义及如何应用进行研究探讨。

一、城镇化面临的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4年3月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2020年)》指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但是，新型城镇化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已形成的大量地方债务风险也亟须化解。

1.地方债的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已于2014年8月31日修订，并将于2015年1月1日开始施行。修订后的《预算法》稍微放开了地方政府举债的限制，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除前款规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而在此以前，依据自1995年开始实施的《预算法》，地方政府各级预算不列赤字。为了进行地方建设，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时间里，地方政府通过组建各类地方融资平台筹集资金，形成了大量的地方政府债。具体原因如下：

一是地方财力严重不足。由于地方财政过分依赖土地，一方面房地产调控带来财政减收；另一方面保障和改善民生，尤其是新农村建设、教育、医疗、社保等刚性支出持续攀升，财政收支矛盾非常突出。地方政府在不同程度上不顾自身偿债能力，举债度日。

二是计划经济观念影响。长期计划经济影响，许多领导干部思想仍停留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阶段，对于政府指导干预经济运行细节情有独钟，频繁使用宏观调控手段及财政力量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破坏了市场规律，造成了严重依赖投资拉动经济的畸形发展模式。同时，误解公有制为主导，认为“公有制为主导”就是一切归国有、一切归政府所有，融资平台和银行都是公有。政府认为“不怕还不了”；银行认为“不怕政府不还”。尤其是2008年实行经济刺激计划后，由于取消了贷款数额限制，银行争抢政府项目，造成相当部分银行信贷资金“财政化”。

三是地主情结深厚。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地主情结根深蒂固。表现在个人上，重积累、轻享受，省吃节用、买田置地、建楼盖房；表现在政府上，重投资、轻消费，经济发展依赖投资拉动而不是消费增长，为了建设不惜到处举债。

四是监管缺位。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大量资金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划拨地方，出现了配套资金“相互钓鱼”现象，地方为了拿到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申报项目时承诺无法承担的配套资金，只能靠举债配套。

此外，以GDP为核心的干部考核制度，催生了许多地方领导干部扭曲的“政绩观”，“前人借钱后人还债”导致各级地方政府普遍负债。

2．城镇化建设的紧迫性

当前我国实际城镇化率并不高，由于软件硬件配套不完善，名义上是超过50%，实际上只有40%。2020年要达到中央要求的60%，由此带来的投资需求将超过40万亿元。加上目前已形成了大量的地方债，旧债要还，新债要举，资金缺口非常大。

亚行、世行一直倡导PPP模式，中央层面正在加速PPP模式立法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报请国务院推出80个PPP示范项目，财政部正大力推动PPP模式，地方政府对PPP更是高度关注，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福建等多个省市正在调研筹备PPP项目。因此，PPP模式未来大有可为。

二、推广PPP模式的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创新，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当前，创新城镇化投融资体制，大力推广PPP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PPP涵义

PPP即英文“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的缩写，译为“公共私营合作制”。

PPP模式通常被定义为政府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组织之间，为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或者为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广义的PPP包括BOT、BOO、TOT、PFI等模式，PPP的核心是收益和风险的兼顾，即收益和风险共担，缺一不可。狭义的PPP模式通常是指政府与私人部门组成特殊目的机构(SPV)，引入社会资本，共同设计开发，共同承担风险，全过程合作，期满后再移交给政府的公共服务开发运营方式。

2.PPP在全球应用

PPP最早在19世纪的西方铁路建设中以特许权形式出现。20世纪90年代，PPP被发达经济和新兴经济体大量用于交通运输、医疗、通信、能源、水务、固废等领域。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美国财长盖特纳提出利用PPP机制来清除金融机构有毒资产的方案，节约了财政救助成本。

3．PPP在我国发展

我国广义上的PPP模式原以BOT、BOO、TOT等居多，1984年香港合和实业在深圳投资建设了沙角B电厂项目,是我国首家BOT项目，1995年广西来宾电厂二期工程是我国引进BOT方式的里程碑。目前，BOT方式在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燃气设施、高速公路和道路桥梁等市政公用领域广泛应用。

2002年启动的国家体育场（鸟巢）PPP项目，是我国首个采取公开招标的典型的狭义上的PPP项目。政府通过资产存量转让（TOT）吸引社会资本、收益共享共担风险的项目也具有PPP特征，如国信招标集团负责组织实施的“双汇集团国有股权转让”、“天津市北水业国有股权转让”、“虎门大桥10%股权转让”等项目，引进了资金、技术和管理，实现了公私合营。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环保标准最高的北京鲁家山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也按照PPP模式运作。

4．推广PPP意义

采用PPP模式加快城镇化建设，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PPP模式能解决资金短缺、有效转移风险、提高服务效率、控制预算成本，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第一，解决资金来源，推进城镇化建设。推广应用PPP模式，PPP吸引社会资本，改变过去资金单一由政府提供的模式，拓宽城镇化融资渠道，形成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投入机制。

第二，提高管理效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推广应用PPP模式是改进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举措。PPP项目是由专业部门运营，管理效率更高，PPP模式能将政府的战略规划、公共服务与社会资本的管理效率、技术创新有机结合，有助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第三，提高PPP项目的综合效益。成功的PPP兼顾财政和社会福利两个角度。从财政角度，PPP机制能降低财政的支出负担；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PPP机制能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三、国家体育场（鸟巢）PPP模式介绍

奥运是中华民族的百年之梦。国家体育场（鸟巢）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主体育场，是标志性建筑，是最具国际先进水平的多功能体育场，可承担各类比赛项目，能容纳观众十万人。北京市政府为履行与国际奥委会签订的2008年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城市合同项下的义务，决定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B区）内建设国家体育场。参照国内外先进经验，为降低项目的融资成本、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北京市政府决定引进市场化机制，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选择项目法人合作方（PPP）。投资人与代表市政府的北京市国有资产公司签订合作经营合同，双方共同组建项目公司，负责PPP项目的设计、融资、投资、建设、运营及移交等全面工作。

（一）项目总体情况 1．招标情况

项目名称：国家体育场项目法人合作方招标（PPP项目）。招 标 人：北京市人民政府。

咨询服务及招标机构：国信招标集团（原名为“国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资格预审公告：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发布。发标时间：2003年4月21日。开标时间：2003年6月30日。招标方式：公开招标，“一次招标、两步进行”。

第一步招商，先进行资格预审和意向征集，对全球39家申请人的投标资格、建设方案设想、融资计划思路、运营方案意向等进行评估，确定5名投标入围者。

第二步招标，对投标人递交的优化设计方案、建设方案、融资方案、运营方案以及移交方案等进行综合评审，最终确定项目法人合作方。

中标单位：中国中信集团联合体。投标单位有中国中信集团联合体、北京建工集团联合体、筑巢国际联合体、MAX BOEGL联合体（德国）等四家单位。

签约仪式：2003年8月9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奥组委常务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国信招标集团董事长叶青和中标人代表参加签约仪式。

2．特许经营期 2008年奥运会后30年。3．融资情况

招标控制价：中标人出资不得超过49%（政府投资比例不得低于51%）。融资比例：中标人出资42%（政府出资58%）。

北京市政府的投资部分注入项目公司，委托北京市国有资产公司作为出资人代表。4．相关权利

政府按出资比例拥有项目所有权、决策权、监管权，但不参与项目的收益分配；中标人有经营权、收益权，但没有项目的处置权。经营期满，项目公司向北京市政府移交全部资产。

（二）顾问服务内容

国信招标集团作为国家体育场（鸟巢）PPP项目的总顾问单位，为本项目提供了咨询服务及招标代理工作。内容包括：

1．编制《特许经营实施方案》

首先通过市场调研，组织潜在投资人尽职调查，让投资人了解项目情况，以利于作出科学的投资决策；政府也能了解投资人的实力及投资意愿，便于制订对策。然后编制《特许经营实施方案》，内容包括：工作计划、实施步骤、边界条件、风险分析；搭建财务模型、进行财务测算，提出政府与投资人出资比例建议等，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2．发布信息，进行全球招商

《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是国家指定发布招标公告的唯一网络媒体，国内外用户关注度非常高，每天的访问量达百万以上。国家体育场（鸟巢）PPP项目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人民日报》等同时发布，吸引全球39家投资人参与竞争。各投资人提交了项目初步方案，包括建设方案设想、融资思路、运营方案等。

3．编制招标文件

国家体育场（鸟巢）PPP项目招标文件包括《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合作经营合同》、《特许权协议》、《国家体育场协议》等中英文全套法律文件。

（1）招标文件组成部分。

第一卷《投标人须知》：第一章《总则》；第二章《投标人资格》；第三章《招标文件》；第四章《投标文件的构成与要求》；第五章《投标文件的编制要求》；第六章《开标、评标与定标》；第七章《授予合同》；附件《投标文件格式》。

第二卷《合同与协议》：第一篇《特许权协议》；第二篇《国家体育场协议》；第三篇《合作经营合同》。

第三卷《设计条件和设计大纲》：第一篇《国家体育场规划设计条件》；第二篇《国家体育场奥运工程设计大纲》；第三篇《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第四卷《建筑概念设计方案》。第五卷《参考资料》。（2）评标办法为综合评估法。评审因素及权重如下： 建筑设计优化方案： 10% 建设方案： 15% 融资方案： 20% 运营方案： 25% 财务分析： 5% 保险方案： 5% 移交方案：5% 对合同文件响应：15% 4．组织招标投标工作

经过资格预审确定了五家合格投标人，有四家投标单位参加了投标。评标委员会由北京市政府出资人代表和技术、经济、法律、财务、体育设施运营和国际奥林匹克事务管理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17人。评标委员会依照评标办法，针对各投标人的上述评审因素进行了综合评审，编写中英文《评标报告》，推荐中标人。

5．合同谈判，签署协议

由于招标文件中附有《合作经营合同》、《特许权协议》及《国家体育场协议》，投标人均作出了充分响应，谈判时没有出现实质性修改，双方只就细节问题进行讨论并很快达成一致，因而合同谈判愉快而高效。（1）《合作经营合同》，由中标人与北京市国有资产公司签署，由双方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资、融资、设计、施工、运营管理、维护维修及移交等事项。包括项目公司的章程、出资比例、收益分配、法人治理结构、劳动管理、财务管理、招标采购、解散及终止等，从公司的设立、运行到终止全过程约定。

（2）《特许权协议》，由项目公司与北京市政府签署，协议界定了双方权益和责任，明确了政府对特许经营企业有监管的权利；约定双方责任义务，如：特许范围、特许年限、建设质量和服务标准、经营权的使用、变更及终止、设施的所有权与使用权、设施的使用维修及更新、安全管理、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等。

（3）《国家体育场协议》，由项目公司与北京奥组委及北京市政府签署，是项目公司为奥运会提供服务的协议。协议规定北京奥组委使用国家体育场的权利和义务，项目公司为北京奥组委服务的内容及标准。包括设计、施工、竣工验收、交付使用、运行维护、服务管理、安全保卫、知识产权等，项目公司必须尊重奥运准则。

（三）鸟巢PPP模式的贡献

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十多年的建设、运营经验证明，通过公开招标的国家体育场（鸟巢）PPP项目贡献突出。

1．拓展了融资渠道，解决了建设资金

国家体育场（鸟巢）PPP项目，既降低了北京市政府的投资额度（社会融资42%，政府投资58%），减轻了政府的投资压力；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又全面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因而，节省了项目总投资，节约了社会总体资源。

2．提高了建设和运营的整体效率

既避免了政府对项目设施后期维修及更改费用的投入，又避免了政府对项目设施运营的补贴，使政府免予背负长期的财务负担，节省了政府的后期投入。

3．分散了政府投资风险

由于项目的每一个阶段均由政府和投资人共同完成，也分担了投资人的部分风险。政府和投资人真正整合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参与设施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实现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长期目标。

4．探索出了政府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新模式

为北京后来的市场化融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国PPP模式发展奠定了基础、树立了榜样。

四、PPP项目公开招标实施要点

市场竞争能实现PPP项目资源优化配置，公开招标能在PPP项目实施过程中形成充分竞争。PPP项目公开招标实施要点如下：

（一）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加强市场监管 1.公开招标是法定的竞争方式

在实施特许经营时，有的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吸引资金、不进行招标而直接与投资人进行谈判、对投资人承诺过高收益或固定回报。为此，国家有关部门下发了相关规定，《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规范了特许经营权的实施程序，对招投标程序作了具体规定；《关于加强市政公用事业监管的意见》明确竞争原则，要求公开招标；国务院推出80个PPP示范项目要求“面向社会公开招标”；财政部也强调PPP项目必须公开招标。因此，PPP项目公开招标是国家政策法规规定，具有强制性和法定性。

2.公开招标具有诸多优势

PPP项目公开招标，其竞争性强、透明度高，既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又能选择最满足招标文件的投资人。

（1）公开招标能发现投资人，通过国家指定《中国采购与招标网》等“三报一网”公开发布项目信息，其权威性高、聚焦性强，广泛引起投资人关注，吸引国内外投资人参与竞争。因此，公开招标能发现更多更强的投资人。

（2）公开招标能发现价值，公开招标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实现PPP项目的“物有所值”。通过公平竞争，防止垄断；避免信息不对称给政府造成的损失；促使投资人保证质量、改善服务、降低费用、提高效率，创造合理的利益回报。因此，公开招标能找到合理价格，从而发现价值。

（3）公开招标能在阳光下操作，让公众广泛参与并监督，以利于防范PPP项目实施过程中舞弊现象和滋生腐败。

3.公开招标应关注的重点

与传统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相比，PPP项目的公开招标应关注以下重点：

（1）参与项目前期工作，PPP项目具有多样性、复杂性、长期性的特点，咨询服务机构应提前介入。政府在确定PPP项目时，咨询服务机构应参与项目前期论证，判定项目采用PPP模式的可行性，对项目的资本结构、运行成本及利润进行综合分析，编写PPP项目的《投融资方案》。

咨询服务机构应参与PPP项目的规划、可行性研究、设计等前期工作，使各项工作在满足规范标准的前提下，还应符合PPP项目《投融资方案》。在技术方面，专业投资人有自身的特长，用其成熟的技术，既可提高质量、改善环境，又可节省投资、降低成本，对政府、公众和投资人均有利。

（2）招标工作提前介入，这样不仅能缩短项目实施时间，提高工作效率，还能从PPP项目起点开始，周密策划、缜密部署、统筹安排和规范组织。评标办法要科学完善，评标因素应综合考虑投资、融资、设计、施工、运营管理、维护维修及移交等方案。评委会应有政府代表参加，充分体现政府的监督管理权。

（3）招标文件重视监管，PPP项目一般为基础设施及公用事业项目，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公众利益。招标文件应规定的具体监管制度和措施。如：

履约担保，要求投资人提交履约担保，可分阶段设置：建设期履约担保、运营期履约担保，以及移交前的履约担保等；

质量及成本监管，监管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环境保护以及其他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等；对经营成本进行定期核验，包括动力费、材料费、维修费、财务费用等；

公众监督，PPP项目为公众服务，公众有权了解经营成本和服务质量，经营者有义务接受公众监督。还可委派专职监督员，代表政府随时监督企业运营情况；

中期评估，每隔两三年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及专家对运营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包括资产维护、生产运营、经营权使用、负债及担保等所有内容。（4）重视合同谈判，PPP项目既要重视前期的沟通洽谈，更要重视后期的合同谈判。通过公开招标确定PPP项目的中标人后，咨询服务机构还要为合同谈判提供支持，如制定谈判方案和策略、对谈判中的关键问题提出建议，但不得对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作实质性修改或补充。

（二）坚持权责对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PPP模式的实施基础。坚持市场化，确保项目质量，降低项目成本。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和社会资本在平等协商、依法合规的基础上合作。

首先，政府要有市场观念。PPP的实质是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应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在PPP项目的建设、运营等具体环节，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减少政府干预。但对供水、供气、供电、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公共交通等公共产品，政府应加强对服务效率的监管。PPP项目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按市场规律办事，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明确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通过合同条款约束政企双方的行为。

其次，投资人要有综合能力。PPP模式贯穿项目经营的整个生命周期，投资人应有过硬的综合实力，包括财务状况、融资能力、经验业绩、技术和管理能力等。有实力的投资人能够实现“集团作战”，将设计单位、建设企业、供应商、银行等机构联合起来，发挥各自优势。国家体育场（鸟巢）PPP项目的中标人中信集团联合体，由中信集团、国安岳强、北京城建等组成，具有项目建设、运营、融资等方面的综合优势。

（三）坚持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兼顾社会与经济效益

PPP模式既涉及政府和社会资本的经济效益，又涉及政府和公众的社会效益。既要避免社会资本利润超出合理区间，公共服务价格高引发公众不满情绪；又要保障社会资本长期合理回报，确保项目运营可持续发展。因此，在进行融资方式的设计时，要确保PPP模式能使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有所提高，对社会效益较好、经济效益差的项目，政府应考虑给予适度的财政补贴。同时，政府应行使监督管理权，切实维护好公众利益。

（四）有效规避各类风险，处理好发展与稳定关系

1．选择咨询服务机构，规避操作风险。由于PPP项目需要市场、政策、法律、财务以及技术等各方面的知识广泛融合，政府部门往往缺乏系统的操作经验，充分利用咨询服务机构的专业技能，熟练掌握国家的政策规定，能制定出科学可行的PPP实施方案，使项目实施少走弯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规范招标投标工作，规避政策风险。国家有关部门要求PPP项目应公开招标。公开招标能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通过充分竞争选择最合适的投资人，规避了政策风险。为了使PPP项目的咨询服务和招标代理有效衔接，依照国家对咨询和招标代理的资质规定，由同时具有咨询资质和招标资质的咨询服务机构担任PPP项目的总顾问是最理想的选择。

结束语

国家体育场（鸟巢）PPP项目是我国首个采取公开招标的大型PPP项目，其操作规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好，得到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及北京市政府的充分肯定。国信招标集团在咨询服务和招标过程中，精心策划、规范实施，探索出PPP项目实施途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后来200多个PPP项目中得到巩固和发展。实践证明：公开招标是PPP项目实施的有效途径。

来源：《招标采购管理》（作者：李长军 高存红 单位：国信招标集团）

第四篇：旅游PPP项目融资模式分析

旅游PPP项目融资模式分析

导读：日前两部委发布《关于在旅游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文旅旅发﹝2018﹞3号）（下文简称3号文件）提出鼓励在旅游领域开展PPP模式。此前该系列文章已经详细介绍文件中涉及到关于PPP旅游的宏观背景、资产运作方面的内容，本文作为该系列的最后一篇，详细阐述文件中提到的关于金融支持渠道方面的运作内容，分别介绍股权基金、PPP项目担保基金、债券融资和资产证券化四种PPP项目融资方式。

一、股权基金

在3号文件中提到，“要充分发挥中国政企合作支持基金和中国旅游产业基金的股权投资引导作用”。那么股权基金是如何介入PPP项目中的呢？一般来说，股权基金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政府成立引导基金，另外一种是社会资本发起投资基金。

（一）政府成立引导基金

该种情形是指省级政府层面出资成立引导基金，再以此吸引金融机构资金，合作成立产业基金母基金，母基金再根据审核后的项目设立子基金，由地方财政做劣后级，母基金做优先级，地方政府做劣后，承担主要风险。

（二）社会资本发起投资基金

这种情形是指有建设运营能力的社会资本发起股权投资基金，社会资本一般都具有建设运营的资质和能力，在于政府达成框架协议后，通过联合银行等金融机构成立有限合伙基金，对接项目。社会资本与金融机构合资成立基金管理公司担任GP，金融机构作为优先级LP，社会资本作为劣后级LP，成立有限合伙形式的投资基金，以股权的形式投资项目公司。

二、PPP项目担保基金

在3号文件中提到，“鼓励各地设立PPP项目担保基金，带动更多金融机构加大对旅游PPP项目的投融资支持”。那么何为PPP项目担保基金呢？一般来说，担保基金是由政府牵头，联合担保公司、银行，设立担保基金，通过融资授信的特色功能，为中小型企业解决融资困难问题。针对PPP项目担保基金，顾名思义就是为PPP项目提供融资授信的基金。

由于旅游项目一般资金投入规模大、建设周期长、资金流动慢的问题，因此设立这种基

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鼓励社会资本介入PPP项目，为其提供授信保障，降低投资信用风险。

担保基金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抵押资产足额的授信；

第二，提供信用敞口，扩大授信规模；

第三，突破传统信贷的固有限制；

第四，融资成本合理；

第五，申请渠道畅通，业务办理高效便捷。

不过根据笔者的调查了解，虽然在文件中有提及鼓励PPP担保基金，但是目前市场上真正用于PPP市场的担保基金资料很少，大多数担保基金主要用于专项建设或者创业类型小微

企业的融资便利。因此，专项基金究竟如何在PPP市场上发挥作用，还需要再加以观察。

三、债券融资和资产证券化

在3号文件中提到，“鼓励能够产生可预期现金流的旅游PPP项目通过发行债券和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方式进行融资”。债券和资产证券化作为PPP模式融资的两种常见途径，被市场广泛运用。

（一）债券融资

根据现行债券规则，满足发行条件的PPP项目公司可以在银行间交易市场发行永续票据、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债券等债券融资，可以在交易商协会注册后发行项目收益票据，也可以经国家发改委核准发行企业债和项目收益债，还可以在证券交易所公开或非公开发行公司债，主要的债券类型有以下几类：

1.中期票据：针对PPP项目公司发行的中期票据，其基本要求有：主体信用评级一般AA-以上，是存续超过3年的非金融企业，社会资本方申请发债需要资质良好。

2.项目收益票据：项目收益票据是指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且以项目产生的经营性现金流为主要偿债来源的债务融资工具。鼓励以项目公司作为发行主体，也能通过集团公司发行。项目收益票据的期限涵盖项目生命全周期，期限与项目现金流匹配，发行期限灵活。募集资金可以用于项目建设和用于偿还前期形成的项目贷款。

3.项目收益债券：是指由项目实施主体或其实际控制人发行的，与特定项目相联系的，债券募集资金用于特定项目的投资于建设，债券的本息偿还资金完全或主要源于项目建成后运营收益的企业债券。

（二）资产证券化

按照《资产证券化业务基础资产负面清单指引》，以地方政府为直接或间接债务人的基础资产本不可作为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但该指引又做出特别规定即：地方政府按照事前

公开的收益约定规则，在PPP下应当支付或承担的财政补贴，可以作为企业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在PPP项目中，典型基础资产如下所示：

满足条件的PPP项目公司的应收款、收益权等均可以通过企业资产证券化融资。具体由PPP项目公司作为发起人（原始权益人），将PPP项目项下未来可预测的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基础资产进行组合，形成基础资产包，向SPV进行真实出售，以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在证券市场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将认购资金用于项目公司建设运营。

四、做好旅游PPP项目融资的关键点

从融资的角度分析，一般从这几个方面看，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核心是现金流。

对于PPP项目而言，一般也是从建设期、运营期、移交期全周期生命来看。通常PPP项目的盈利收入是从运营期才开始产生的，建设期只是作为资金原始投入，因此对于投资人来说，如果是以信托、私募等形式介入的模式，资金流动性就会产生比较大的问题。

首先对于建设期而言，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说安全性相对较低，因此要增加增信手段。对于投资方而言，要提前把流动性解决方案设计好，以防止期限错配的情况发生。另外，由于建设期没有现金回流，没有收益回款，因此投资方可以寻求收益诉求比较低的钱，或者进行结构化安排，把一部分收益转移给收益诉求比较高的股东，以吸引大股东介入。此外，由于建设期现金流是净流出的，因此比较不稳定，我们可以采用项目融资的方式来平衡现金流。

其次就是要选择好投融资方式。比如投资比例，投多好还是投少好，若仅仅是为了获取施工总包权、设计权、运营权或者供应物料权，是为了投标的话，当然投的钱越少越好，说白了因为投资方不是为了挣投资收益的。还有投资性质，具体是做什么性质的投资？再有就是财务工具的运用。是否采用财务杠杆？如果是为了获取投资收益的话，为了避险，可能就要用财务杠杆，还要用结构化的安排，做结构融资。

最后是PPP模式的选择。基本上从收入来源方面有三种，一个是使用者付费，就是一些收益比较好的，靠自己的收入可以覆盖投资成本和合理收益的；第二类是完全没有收益的，比如一些不收费的道路，一些不收费的文化场馆，这种建设全部由政府付费，由进行政府采购。还有一个就是本身有一部分收入，但是这个收入不足以平衡全部投资，不足以让社会资本获得合理回报的，需要由政府的财政进行补差的，这种方式叫可行性缺口项目。

文章来源：元立方金服 查瑞祺

第五篇：国内ppp模式案例分析

国内ppp模式案例分析

发布时间:2016-07-11编辑:德秀 手机版

PPP项目一般是由政府投资，私人部门承包整个项目中的一项或几项职能，例如只负责工程建设，或者受政府之托代为管理维护设施或提供部分公共服务，并通过政府付费实现收益。在外包类PPP项目中，私人部门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小。以下是关于国内ppp模式案例分析，欢迎大家阅读!

国内ppp模式案例分析

2016年，地方投资迎来了久违的火爆。2016年1-4月，国内新开工项目计划投资额大幅增长近40%，这是2009年“4万亿”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火爆背后的推手是谁?PPP模式功不可没。根据我们的统计，2014年9月以来PPP项目持续增长，累计签约超过2万亿。有人说PPP是“走老路”，“小4万亿”，也有人说PPP是“新融资平台”，这不完全对，但也不完全错。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全国正在招标的PPP项目达到8042个，总金额9.3万亿，一万个人心中有一万个PPP的样子，实属正常。

如果想要更清楚的理解PPP，不能只是自上而下理论分析，更重要的是自下而上的案例分析，这就是本文写作的出发点。我们系统梳理了11个行业数十个已经进入执行阶段的案例(所有项目均来自财政部PPP项目库)，中国式PPP的样子已经跃然纸上。

1、从项目来源看，主要分存量项目和新建项目。

存量项目将前期通过审批、已在运行、但尚未完结的符合条件的项目转化为PPP模式运作，主要是为了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突破融资瓶颈，如乐陵市人民医院迁建项目，之前已完成招标;新建项目是直接运用PPP模式开始从无到有新开始建设的项目的操作实施，如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项目。目前的项目以新建为主。根据财政部第2期季报的统计，各地新建的PPP项目约占PPP项目投资额的91%，存量项目占9%。

2、从整体模式看，财政部一共明确界定了6种具体模式。

包括委托—运营(OM)、管理合同(MC)、建设—运营—移交(BOT)、建设—拥有—运营(BOO)、转让—运营—移交(TOT)和改建—运营—移交(ROT)。

按照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的权责大小可以分三大类：

(1)外包类。政府权责最大，社会资本权责最小，仅仅是作为一个受托人。包括OM和MC，可视为传统BT(建设-移交)的改良版，现在应用较少。

(2)特许经营类。政府权责较小，社会资本权责较大，现在大部分PPP项目均属于此类，包括广为所知的BOT，已渗透到各个行业中，如交通运输中的济青高铁潍坊段、市政工程中的北京地铁十六号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中的浙江省丽阳溪水系综合整治工程PPP项目、片区开发中的南京市溧水区产业新城PPP项目等。

由此还衍生了DBFO(Design-Build-Finance-Operate，设计-建设-融资-经营)、DBFOT(Design-Build-Finance-Operate-Transfer，设计-建设-融资-经营-移交)、TOT(Transfer-Operate-Transfer，移交-经营-移交)、ROT(Rebuild-Operate-Transfer，重构-运营-移交)、BLOT(Build-Lease-Operate-Transfer, 建设-租赁-运营-移交)等多种模式，如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中的大理洱海环湖截污PPP项目和片区开发中的运城市大西高铁客栈周边片区采用DBFO模式运作，市政工程中的安徽省安庆市外环北路工程PPP项目按照DBFOT模式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中的安徽省安庆市污水厂网一体化PPP项目涵盖了TOT、ROT和BOT三种模式，医疗卫生中的荥阳市人民医院整体建设PPP项目中引入了租赁，通过BLOT模式实施，合作方式日趋多样化，更为灵活;

(3)私有化类。政府的权责最大，社会资本的权责最小，合作最为深入。财政部所说的BOO模式算是私有化的一种。片区开发中的山东省东营市长城·创新港(一期)项目、养老中的铜川市老年服务中心项目、医疗卫生中的乐陵市人民医院拆迁项目、邵阳市中心医院东院项目、黔南州独山县人民医院建设项目均采用此种模式。

3、从SPV结构看，PPP项目公司是依法设立的自主运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营实体。

项目公司一般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按照出资比例可分为两类：

一是有实力的社会资本全额出资设立，如交通运输中的扬州市611省道邗江段工程项目和唐山市滦县赤曹线滦州至青坨营段工程均由中标社会资本全额出资、市政工程中的北京地铁十六号线B部分由京港地铁全额投资;

二是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现有规定明确表明政府在项目公司中的持股比例应当低于50%、且不具有实际控制力及管理权。因此，在实际操作中，政府方占比不高，多为5%-30%，如浙江省丽阳溪水系综合整治工程PPP项目中政府持股5%、济青高铁潍坊段项目中政府占10%的股权、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姚家峪生态养老中心PPP项目政府出资占比20%、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污水处理厂PPP项目政府出资30%，但也有部分项目政府持股比例高达49%，如吉林(中国-新加坡)食品区中小企业创业园PPP(TOT)示范项目、云南省红河州蒙开个地区河库连通工程、乐陵市人民医院迁建项目等。

4、从项目资金构成看，PPP项目的资金来源包括两类。

一是项目资本金，指在建设项目总投资中，由投资者认缴的出资额，根据国务院相关规定，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最低资本金存有差异：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为20%，港口、沿海及内河航运、机场项目为25%，铁路、公路项目为20%，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项目为20%，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城市停车场项目，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核电站等重大建设项目，可以在规定最低资本金比例基础上适当降低。

二是外部融资，是指项目投资者通过金融市场融通的资金。种类较多：

(1)配套贷款，通过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按一定利率申请的贷款，如河北省大巫岚至冷口(秦唐界)公路工程项目中项目资本金仅占20%、剩余80%的建设资金通过银行贷款解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红河州分行为云南省红河州蒙开个地区河库连通工程项目提供融资;

(2)资管计划，由证券公司、基金子公司集合客户的资产，投资于PPP项目，如济青高铁潍坊段项目中中邮证券代表社会资本持股90%，通过发行资管计划，对接邮储银行的40亿理财资金;

(3)专项债权计划或股权计划，委托参与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信托投资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其他专业管理机构进行PPP项目投资，此种融资模式在国外运用较为广泛，险资投资PPP项目比较常见，2014年12月，新华保险与广州市政府共同成立“广州(新华)城市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基金规模200亿元，用于广州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发展建设项目;

(4)资产证券化，成立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对符合要求的PPP项目进行证券化，通过发行不同期限和信用等级的资产支持证券，为PPP项目融资，如民族证券成立的“濮阳供水收费收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行1-5年不等的五档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用于购买濮阳市自来水公司的供水合同收益权;

(5)项目收益债，为项目融资，债券募集资金用于特定项目的投资与建设,如广州环投南沙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发行的“14穗热电债”，规模8亿元，期限为10年，资金投向广州市第四资源热力电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6)信托计划，信托公司成立专项信托计划，为PPP项目筹集资金,如中信信托成立唐山世园会PPP项目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融资;

(7)PPP产业基金，通过成立基金，发挥杠杆效应，对外募集资金，如苏交科与贵州道投融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发起的贵州PPP产业投资基金，投资方向主要是环保、交通、市政、水务、水利、水环境治理、生态修复、医疗、医药、大健康、海绵城市、智慧城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等相关行业的股权及债权投资和融资租赁公司的股权投资。

5、从代表政府出资的主体看，一般分为三类。

(1)地方平台公司，包括不同类型的城市建设投资、城建开发、城建资产公司，如安徽省安庆市外环北路工程PPP项目的政府代表方安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大理洱海环湖截污PPP项目中大理洱海保护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政府出资方。

(2)地方政府部门的关联性企业，如河北省大巫岚至冷口(秦唐界)公路工程中青龙满族自治县交通局下属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卓盛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政府方出资代表，海西高速公路网古武线永定至上杭段高速公路工程中龙岩市交通局指定的机构代表政府出资。

(3)地方国资委控股的与项目相关的其他国有企业，如吉林(中国-新加坡)食品区中小企业创业园PPP(TOT)示范项目是由吉林食品区管委会委托吉林中新食品区华兴资产运营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政府代表入股。

6、从社会资本构成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金融投资机构，负责项目资金的筹集，提升项目公司的投融资能力，如济青高铁中的邮储银行、云南省红河州蒙开个地区河库连通工程中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2)工程承包商，承担项目的建设事宜，保障项目质量、进度和安全，规避建设风险，如扬州市611省道邗江段工程项目的中标社会资本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工程的投资、融资、建设及运营维护。

(3)设备和技术提供商，适用于核心设备系统和关键技术要求高的核心设备技术类项目，有利于核心设备和技术的采购和交付、设备的运营和维护，如丽水市人口健康信息化PPP项目中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设备和技术提供商中选。

(4)运营管理机构，常用于运营管理复杂的综合运营管理类项目，有利于项目运营、规避经营风险，如北京地铁十六号线中京港地铁公司负责B部分的运营、管理。

(5)联合体招标，为了增强竞争力，提高中标概率，同时分散自己不想承担的责任，企业现在越来越多的通过联合体投标。如重庆市曾家岩嘉陵江大桥项目中由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联合体作为该项目的社会投资方。

7、从社会资本回报机制来看，主要三类。

(1)固定收益的债权类，社会资本的收益相对稳定，事先已确定，如大理洱海环湖截污PPP项目中，政府承诺每年支付污水处理服务费以及截污服务费46680万元(共计15年)。

(2)股权类，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运营，根据项目的运营成效进行分红，如科左后旗甘旗卡镇东区污水处理工程建设项目，政府对污水处理费进行单价控制，依据“保本微利”和合理计取净资产利润率的原则。

(3)介于两者之间，政府为社会资本的投资回报设定最低利润率，达不到时，政府会给予相应的补贴，但若运作良好，超过最低利润率时，不予补贴，如吉林(中国-新加坡)食品区中小企业创业园PPP(TOT)示范项目，按投入注册资本金最低收益率原则，保证合资公司前八年年注册资本净利润率(税后)达到8%(约为银行五年期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达不到8%时，财政部门给与补贴至8%，年净利润率高于8%时，财政部门不予补贴。当运营年净利润率超过30%时，按照5:5比例分成。政府用这部分收益来偿还前期补贴(运营成本按审计结果确定)。

8、从退出机制来看，大致可分为两类。

(1)无偿移交，大部分PPP项目属于特许经营类，待特许经营期结束后补偿移交给政府指定部门，如河北省大巫岚至冷口(秦唐界)公路工程，在合作期限结束后，项目公司将该项目无偿移交至政府指定机构。

(2)由政府回购，如乌当区柏枝田水库项目，在运营期的最后五年政府每年受让中标社会投资人持有的SPV股权的20%。

国内医院ppp模式成功案例有哪几个?下面是应届毕业生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关于医院ppp模式成功案例以及分析，希望能够帮到您!

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ppp项目

合作背景：北京儿童医院是国内首批公立儿童医院，同时也是全亚洲最大的专科类儿童医院，日均门诊人流量8000人次，患者人数众多，始终无法满足不同层次的病患的需求，正是基于此，院方决定引入PPP模式，于2006年与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建立合作关系，在此情景下，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应运而生。

PPP合作优势：采用PPP合作模式，能够同时为两家医院带来诸多的效益，合作之后最大的改变即是两家医院的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能够更好的服务于不同的患者层次。

PPP模式实施概况：新成立的新世纪儿童医院，经过了详细的企业运营模式数据分析，对于MR、CT这种大型的设备，只有5%的有非常特殊的疾病的病患才会使用到，因此，新世纪儿童医院成立之初便进行资源共享：由新世纪儿童医院购买使用北京儿童医院的设备及服务，同时，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专家到新世纪儿童医院坐诊巡诊，并统一由新世纪儿童医院进行管理。通过这种模式，新世纪儿童医院能够使用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疗设备的服务，避免了在利用率低的大型设备上的过大投入，直接降低了医院的运营成本。相应的是，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也能借鉴新世纪儿童医院的管理经验，更好的服务患儿。

对于民营医院来说，获取医疗资源，一直是自身的一个瓶颈。民营医院势单力薄，属于弱小群体，在医疗领域发展上会受到诸多限制。通过和北京儿童医院的合作，新世纪儿童医院通过购买服务的这种方式，替代了购买传统的医疗设备。既充分的利用了北京儿童医院闲置的资源，同时又节省了自身的运营成本。

反过来，对于北京儿童医院来说，自身可以提供给本院医生的晋升和学习机会有限，新世纪儿童医院作为美国儿童医院协会唯一的亚洲会员，可以为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护士和临床医学人员提供比较先进的医学理念和管理经验，同时可以了解国际上的先进的服务理念，双方实现了优势互补，达到了双赢的效果。

从合作效果来看，目前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已经成为我国首家依照国际医疗标准建立运营的儿童专科医院，拥有国际顶尖的医疗专家和护理团队，为0至18岁的新生儿、婴幼儿、学龄儿童及青少年提供现代化、全方位、高品质的综合医疗服务。

凤凰医疗ppp项目

合作背景：凤凰医疗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称“安监总局”)以及中信信托签订合作共建框架协议，共同成立合营公司“中安康医疗产业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安康)。在前期合作期间，中安康将对安监总局下属的煤炭总医院和石龙医院进行资产改制。另一方面，凤凰医疗于2013年11月份在香港成功上市，2014年下半年开始，便陆续发布了若干合作项目。除了与安监总局的合作外，还包括对门头沟区妇幼保健院的托管、京煤集团总医院的改制以及与河北省保定市达成的合作共建协议。

PPP模式实施概况：ROT模式，即重组-运营-移交。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医院重组重构的模式。通过共同成立新的项目公司(合营或独资)，并通过该公司进行合作共建任务，这是凤凰医疗进入PPP的通用模式。凤凰医疗、安监总局、中信信托这三家共同成立的中安康，在这一模式之中，计划注册资本人民币10亿元，三方持股比分别为35%、40%和25%。安监总局以煤炭总医院资产值的90%，来完成合营公司的注资;而凤凰医疗和中信信托对合营公司进行现金注资。

凤凰医疗从托管医院之初，就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截止2014年，凤凰医疗旗下拥有健宫医院以及按照IOT模式(投资-营运-移交)运营管理的10家综合医院、1家中医院和28家社区诊所。2014年9月，凤凰医疗又与门头沟区政府达成IOT协议，对该区的妇幼保健院进行托管。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随着凤凰医疗ROT和IOT模式在实际PPP项目中的运用，医疗托管类的PPP项目的发展势头会越来越好。

昆明市儿童医院PPP项目

合作背景：昆明市儿童医院的前身是1920年英国教会创立的“惠滇医院”，昆明市政府于1950年开始接管，1958年后，改建命名为昆明市儿童医院。改制前是云南省唯一一家针对儿童的综合性专科医院，医院床位数336张，在职人员522人。

由于床位数量偏少以及医院规模不大。随着病患的日益增多，医院已无力支撑昆明市儿童的就医需求，在2005年初，医院就开始谋划建设新的医院。2008年，昆明市政府将儿童医院南市区新院建设纳入昆明市“十一五”发展规划和重点建设项目，并向社会公开寻求建设合作伙伴，至此，PPP模式合作的大门即向社会资本打开。2012年4月，经过多次的协商和谈判，昆明市卫生局和华润医疗集团签订了昆明市儿童医院股份制合作协议，双方共同注册成立华润昆明儿童医院有限公司，合资经营华润昆明儿童医院。

PPP模式实施概况：华润医疗集团于2011年10月成立，主要业务范围包括医院投资与运营、医疗器械、融资租赁。华润医疗集团隶属于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其母公司华润集团是一家在香港注册和运营的多元化控股企业集团，2003年归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

PPP合作优势：华润医疗集团参与儿童医院改制的动因主要是为了获得投资收益，通过对医院的长时间的运营来收回自身的投资成本。昆明市儿童医院成功应用了PPP模式之后，完成了经营风险的转移，打破了原有体制的束缚，在特需服务、薪酬分配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PPP模式实施概况：医院在前期设计中已经充分考虑了医院的病患主要是以儿童为主，因此在理念上就主要按照“以人为本、儿童至上”的设计原则，全院实行现代化建设。其主要包括自动化的程度、数字化的程度和人性化的程度。新院在自动化方面，实现了楼宇的通风系统、给排水系统、电梯系统、智能照明系统等建设。在数字化建设方面，医院完成了HIS系统和PACS系统的融合、建立了LIS系统、医疗一卡通信息收费系统等。在人性化方面，医院楼宇设计充分考虑了儿童的基本特点，设计了许多“儿童化”的基本设施和服务。此外，新院大楼打破了传统医院严肃冰冷的氛围，旨在为儿童营造快乐就医的环境。

在运行行机制方面，新院建立了VIP服务。在未来，医院将通过协同产业，从流通中节省成本，比如医疗设备、药品耗材的采购，公司可以成立单独的财务中心、流通中心，替代现有的供应商。

汕尾市三家医院与中信医疗合作PPP项目

合作背景：汕尾市坐落于广东省东南部，是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口岸之一。然而，从建院以来，汕尾市公立医院就深受医院起点低、基础差及资金短缺等问题的困扰。根据2013年的统计，汕尾市每千人口床位数为2.37张，远落后于全省3.55张的平均水平;聘用的高级职称人数仅有349人，占执业医师7.3%，在全省21个地级市中处于末尾。即使是当地最好的医院，汕尾市人民医院也只有500张开放床位、38个临床科室，净资产仅几千万，规模和总体水平可能还不及该市的县级公立医院，随着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医院的就医环境不能充分满足。加之汕尾市公共财政水平很低，无法对公立医院进行大规模的财政补贴，因此，汕尾市市政府急切的希望能够通过引进社会资本来突破医院发展的瓶颈。

PPP合作优势：汕尾市政府将医院现有资产和医疗资源与中信医疗集团的医疗资源、资金注入等进行合作重组，包括资产重组、业务整合、人员融合等，最重要的一点即保留医院的非营利性事业单位性质不变，这也是PPP作为新模式最为核心的突破。

PPP模式实施概况：汕尾市政府与中信医疗签订合同，中信医疗将用三到五年时间，通过自身的医疗管理经验和能力，对汕尾市的三家公立医院进行整体改制。预计到2016年前，中信医疗就能将汕尾市人民医院建设管理成为知名的三级综合医院，重点打造的科室有：心血管内外科、神经内科、骨科、外科、肾内科等，使之成为全市优势学科。对于 汕尾市妇幼保健院，中信医疗将按照二级甲等妇幼保健院标准对其进行配套建设，重点打造妇科、产科、新生儿科等。汕尾市第三人民医院是精神病专科医院，目前为待建状态。

对于所托管的三家医院，中信医疗对它们进行了相应的潜在风险分析，认为风险是可控的。依托中信集团的金融优势，能从产业运作、资本运作层面上，化解资金压力。中信医疗将借助中信集团的金融优势，采取产业运作、资本运作的“双轮驱动”，满足资金需求;同时也对回报周期有所预判。人力方面，中信医疗将把集团掌握的人才资源整合起来，逐步导入医院，尤其要建立专业运营团队，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植入公立医院原有体制中。

目前PPP模式在医疗行业的应用，逐渐步入主流，医改政策也在继续鼓励这种极具挑战性的改革方式。而社会资本，尤其是实力雄厚的医疗投资集团，例如中大鼎和，在这一领域展现出了足够的毅力和持续的热情，虽然这些探索在全国医疗卫生的庞大领域内仍显零星琐碎，但在整个医院制度改革领域，特别是进入2015年以来，却正逐渐汇聚成一种强劲的发展新趋势。

医疗PPP典型案例

PPP模式：管理权在公立，民营医院失去了主导权

案例：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是一家经卫生部门批准成立的中外合资医院，资金方面由香港企业家吴镇明先生为主要资金来源，于2006年2月5日正式营业。该医院是按照三级甲等医院的标准进行配置和设计建设的，病床数量1000张。是潮南、潮阳规模最大、设备较先进、技术实力雄厚的医院。汕头潮南民生医院运营模式是先由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托管。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经过了5年的托管运营，在2011年，双方合作迎来进一步的高潮，引进汕头潮南区政府作为合作的第三方，于是，PPP合作模式正式展开。引入区政府作为合作的第三方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在省市上进行医院等级评审活动和创”三甲“的过程中，突破由于政策导致的政策瓶颈。具体表现在公立医院对民营医院提供人力资源支撑的政策问题，潮南民生医院在医生资源这一块相对比较缺乏，很希望能够引进汕大第一附属医院这类公立医院的医师资源，但是由于政策原因，无法有效的共享这类资源。此外，因为是民营医院的头衔，同时也无法享有公立医院的一些优惠政策和同等待遇。这严重制约了汕头潮南民生医院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医疗PPP模式的试水和区政府作为合作方的引入。作为医院自身来讲，引入政府作为合作的第三方，有利于政策方面给予医院更多的、更强大的力量支持，切实解决医院在发展中的政策瓶颈。作为政府部门来讲，当地医院的良好发展，能够为更多的病患解决医疗问题，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点评：

根据相关报道，汕头潮南民生医院在先托管、后PPP的，先民营、后公立的合作模式下，其医院整体的运营情况更加的平衡，刚进行PPP的头年，便轻松的实现了运营和收支的平衡。从第三年开始，医院的业务量一直排在汕头市卫生系统的第四位(前面三位都是大型的公立医院)。到第五个年头，医院的整体业务量年均增长率近50%，短短的时间，就已经具备了成为一家三级医院的规模和实力，单看医院运营方面，对于投资方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经营局面。与同样是在2006年开始营业，同样经过了十年运营的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相比，汕头潮南民生医院已经和它不可同日而语了。十年前的同一个起点，但是十年后，一个已经腾飞，一个似乎还是在原地踏步，安于现状。从民营医院的投资方来看，潮南民生医院在先托管，后PPP的模式下，将管理权拱手转让，自身的运营能力并未进行复制，徒具其表，缺少灵魂性的东西。因此，民营医院想要更好的发展，绝不可轻易的将医院的运营管理权托付给其他机构。

非典型PPP模式

案例：

仁济医疗:上海仁济医疗于2003年在上海成立，成立之初就被誉为是社会资本成功办医并且成功运行的典型样本，下面已经有投资、托管的二级医院20多家。仁济医疗的核心竞争力，是其股东之一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仁济医院从上海开埠后就开始建立，是当地的第一所西医医院，到现在已经有了170多年的医学历史，在近代医学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在长江三角地区的医疗市场中，占据着重要的角色。仁济医疗在其运营的前10年间，主要做的是医院的托管：第一类、绝大部分托管对象，是公立医院;第二类、即是社会资本投资的医院。从2011年开始，仁济医疗就开始进行直接投资的探索，其主要的业务发展方向就是自投自建的产权医院，原来的托管业务被维系在一旁。到了2015年1月，仁济医疗自建了新的医院4家，2家开业，另外2家正在筹建。

医院的自投自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前期需要巨大资金和成本的投入，为了打开出路，仁济医疗开始通过尝试与政府进行深入的合作，即非典型性的PPP合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仁济医疗主要负责投资医院，政府负责给予仁济医疗相应的支持和扶持，政府可以进行多方面的支持：比如土地价格的优惠，政策的放宽，政府作担保等等手段把成本降下来;在运营之初，政府把采购所得的订单给予仁济医疗，购买仁济医疗的医院服务;并且将它与管辖内的公立医院同等对待。政府给予的这些支持，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保障仁济医疗能够在社会办医上很快走上正轨。

点评：

仁济医疗之所以取得成功，其很重要的一点即：选择了投入和风险都比较小的轻资产模式，通过医院托管来介入医疗行业。托管虽然在起步阶段是一个比较好的起步方式，但觉不应该成为一个社会资本纷纷效仿的模式，毕竟托管只是管家，虽然在管理措施执行的时候会有所优惠，但是作为乙方，很难去改变甲方的固有的东西，并且托管模式也是一种契约式的模式，合同到期之后，是否能够继续的进行续约，这个问题很不确定。从社会资本的长远来看，建立产权明确的产权医院，由前期的轻资产模式，到后期的重资产模式，这是一个民营医院发展的好的态势，也是目前很多社会资本想通过PPP模式来转型的重要途径。

而仁济医疗做的精细和可以学习的地方，其基于托管模式的丰富经验，这是其它想要做托管医院不能比拟的，在自投自建医院的时候，它们会尽力开发政府的有效资源，来减轻初期的投资压力，使得它们的起步不会低于公立医院，仁济医院的非典型的PPP模式，还是值得新建的民营医院学习和借鉴

由于世界各国意识形态不同，且处于PPP发展的不同阶段，导致各国使用的术语不尽相同，或者对于同一个术语的理解不尽一致，这就给PPP的分类带来很大麻烦。从笔者查阅的资料来看，各国或国际组织对PPP的分类有十几种之多。下面是应届毕业生小编为大家收集的 PPP融资模式成功案例，欢迎大家阅读!

国外：

1、美国最著名的四大职业联赛俱乐部(MLB、NBA、NFL、NHL)所拥有的82个体育场馆的31%都是用PPP模式兴建的;

2、伦敦地铁采用PPP融资模式;

3、英国式最早应用PPP模式的国家，截至2006年底，794个PPP协议已签署，总投资550亿英镑;

4、巴西在2004-2007年共有23个公共事业项目成为首批招标项目，总投资约合65.34亿美元;

5、智力至2009年已完成超过36个项目，投资额60亿美元。

国内： 1、2002年6月，上海友联联合体获得了上海市最大的污水处理项目20年特许经营权，负责此项目的融资、建设及运营管理;2、2003年8月9日，中国中信集团联合体与北京市政府和北京奥组委以及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分别签订协议，最终建立中国国家体育场;3、2003年年底，北京市政府联合社会投资共同建立北京地铁四号线;4、2004年，深圳市在水利、燃气、公交、电力等领域进行国际招标，年底，五家试点公用事业单位完成了招募引资工作;

5、广州市政府通过合资、合作、参股、项目法人招标、BOT等方式，允许个体、私营经济主体投资经营数十个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6、2005年以来，北京有11个项目实现市场化运作，融资100亿元人民币;7、2014年8月7日，重庆市一批涉及资产总额达1000亿元的PPP战略合作项目集中签约。

【拓展阅读】

定义

PPP模式，也称PPP融资，或者PPP。

PPP模式 随着项目融资的发展，有一个词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合伙或合营，又称公私协力)开始出现并越来越流行，特别是在欧洲。该词最早由英国政府于1982年提出，是指政府与私营商签订长期协议，授权私营商代替政府建设、运营或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并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本文拟对PPP的各种定义作一个综述，并论述它的理论基础。

狭义定义

从各国和国际组织对PPP的理解来看，PPP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 PPP泛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各种合作关系，而狭义的PPP可以理解为一系列项目融资模式的总称，包含BOT、TOT、DBFO等多种模式。狭义的PPP更加强调合作过程中的风险分担机制和项目的衡工量值(ValueForMoney)原则。

广义定义

PPP是英文“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简写，中文直译为“公私合伙制”，简言之指公共部门通过与私人部门建立伙伴关系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一种方式。虽然私人部门参与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已有很长历史，但PPP术语的出现不过是近十年的事情，在此之前人们广为使用的术语是Concession、BOT、PFI等。PPP本身是一个意义非常宽泛的概念，加之意识形态的不同，要想使世界各国对PPP的确切内涵达成共识是非常困难的。德国学者NorbertPortz甚至认为"试图去总结PPP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它没有固定的定义，并且也很难去考证这个含义模糊的英文单词的起源，PPP的确切含义要根据不同的案例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