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陕西的茶商在中国西部崛起的原因

第一篇：明代陕西的茶商在中国西部崛起的原因

明代陕西的茶商在中国西部崛起的原因

摘要：在明朝统治中国近三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基本上是陕西荼商垄断了中国西部的边茶贸易。这是因为有明一代，陕西茶商得天独厚，占尽西部边茶贸易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的有利条件。

前言：中国的饮茶之风在唐朝开始盛行，随之茶叶贸易兴盛，经营茶叶的商人也逐渐增多，在明朝，陕西茶商垄断了中国西部的边茶贸易，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宋元以来陕西茶叶种植和茶叶贸易的发展为其奠定了物质基础

陕西种植茶叶很早。《华阳国志·巴志》说其地：“固有芳茵，香苗”。香苗就是茶园。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命司马错率兵入蜀，灭巴国，并徙秦民一万户到蜀地，秦属巴国就成为陕西茶叶的主要出产地。魏晋南北朝以后，大量流民涌入大巴山区，使汉水流域的茶叶种植得到有力开发，唐代金州是全国茶叶有名的产区之一，陆羽《荼经》中指出金州茶叶“生西城、安康二县山谷”间，即今天紫阳、安康、岚皋一带，该地区所产的“茶芽”被列为仅次于金的第三位贡品。宋代巴括陕南诸州县的金州属京西南路，由于宋王朝实行的以茶博马政策．就近取川茶(包括陕南茶)往西北换马，使陕南茶叶种植又获发展，当时陕西有茶场““三百三十二”，产量亦巨。有人估计当时全国茶叶产量35()00吨以上，而包括陕南茶区在内的利州路构成都府11州“岁产茶2102万斤”．占全国产量的60。1％。进入明代后，为了巩固边防。明政府在陕西、四川实行荼马交易政策，主要用陕川茶产交换西番战马，“中茶易马，惟汉中、保宁”„，有力推动了陕西茶叶生产的勃兴，陕南兴安、汉中两府明中对质茶时生产是“茶园增加不知几处”‟“开垦日繁，栽种日日繁‟。为此明廷于正德三年专门设立紫阳县加强管理，逐使包括四川保宁府在内的陕西紫阳荼区逐步形成，并从川茶中分离出来成为倍受明廷重视的独立茶区，“巴陕之茶”⑥“秦蜀之茶”的并列称谓在当时已不绝于书，《明史·食货志·茶法》几乎全部篇幅都记载的是陕川茶叶的史事。到明中叶，陕西紫阳茶区产官茶5万斤，商茶8万斤，尚不论走私茶叶的数量。陕西茶叶生产的发展，为陕西茶商就近贩运陕茶到西部各地准备了得天地之利的物质条件。

二、唐宋以来陕西茶叶贸易的繁盛为其提供了历史基础。荼叶作为商品性经营在唐代进入普遍化时期，唐代各地“市井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⑦，京师长安更是“多开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这里“若铺”就是茶馆，原西安鼓楼“清魁盛”茶店的帐本上据说还载有秦琼、敬德买茶的帐务?。由于本地茶叶供不应求，荼商只好“前月浮梁买茶去”，害得茶商妇“来去江口守空船”。到了宋代行榷茶法，分全国荼区为六茶务十三条场，由国家派官吏实行“茶叶专卖”。民植荼者售于官，给其食用者，叫食茶，出境者．给“食券”，“商贾贸易，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务，以射六务十三场”9。但由于陕西地处西北边区，宋朝国势衰弱，常受来自北方金目的侵扰。需从北方草地换取战马，因此对陕西实行了准民自由贩茶的通商政策。《宋史·食货志·茶》中载“天下茶皆禁，惟川陕广南听民自卖”，又因西部“乏茶”，荼之利甚摩，以致“商贾转致西北，利尝至效倍”o，这便刺激陕西茶商纷纷转输本地茶产到西北贩，获取“陕路民茶息什之三”的厚利，当陕西茶叶不敷供应时，许多“陕西客人兴贩解盐人川买茶，于陕西州郡货卖，获利特厚”⑥，所以宋入陈师道在其《茶经序》中说种茶贩茶是“山泽以成市，商贸以起家，又有功于西者也则。至神宗熙宁七年，因西北羌人“颇以善马至边交易，所嗜唯茶”，⑧朝廷便派李杞、蒲宗闵人蜀“经画买茶”，他们令将“川陕民茶尽卖于官．更严禁私行交易．全蜀尽榷”，川陕茶叶贸易又进人官营时期，压抑了陕西茶商输茶谋利的积极性。进入金元时代，虽曾实行“禁茶”制度，不许官氏饮茶，但却无法改变人们喜嗜茶的习惯，到宣宗元光二年“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都郡，日食茶率二十袋．直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贸民间30余万也”b，这里“日食茶二十袋．直银二两”．说明茶叶是花钱买来的，从而曲折反映了茶叶贸易的发展。元代经营叶贸易也还是赚钱的，王帧在其《农书》中说”夫茶灵草也．种之则利薄、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缺，诚民生食用之所资．国家课制之·„助也”。凡此说明，陕西宋元以来茶商的大量存在及其长期败荼所积累的业茶经验，为陕西茶商顺时趋势在明代西部边条贸易中夺得垄断地位，做了历史准备。

三、西部藏蒙少数民族对茶叶的巨大需求其提供了巨大潜力的市场。

明代陕西边外聚居着大量被明史称之为“西番”的藏蒙少数民族．“照得陕西、眺、眠、河州、西宁等处所沿边夷即古之土番”*，他们“族种日繁．不可胜纪则”。这些藏蒙少数民族在青藏高原上逐水草而居，游牧为生．吃牛羊肉喝奶酪，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使他们对茶叶有不可遇止的需求，甚至达到“不得茶，则因以病””的程度。

首先，茶与宗教和生活习俗的关系。西部边外强蒙少数民族信仰佛教，而佛教主清净．《封氏闻见录》说“(茶，）北人初不多饮，开元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弹师大兴蝉教，学禅于不寐，又下餐食，皆许其饮茶．入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傲效遂成风浴”。茶与佛效的关系如此密切，倍奉佛教的藏蒙民族自然喜饮茶．茶叶在他们生活巾占食非常重要的地位。藏云“条是血，芜是水，茶是生命”，须民认为茶叶是f很贵重的东西，男婚女嫁习惯以茶叶做为聘礼，结婚时要熬茶待客，红艳的茶计象征婚因美满幸福；生几育女要熬茶，红艳的茶计祝佑儿女英俊美丽，所以《西藏田考》载：“西藏婚姻……得以茶叶、衣服、牛羊肉苦干为聘焉……人死吊唁．富者以哈达问，并献茶酒。

其次，更因青藏高原特殊的自然环境。青藏高原和蒙古草原气候寒冷干燥，禾麦生长困难，而水丰草茂却使畜牧业发达，藏蒙人民日食牛羊肉为生，为了解油腻助消化，须大量饮茶，因茶有分解脂肪，帮助消化的功能。同时，青藏高原空气稀薄，人们呼吸困难，气烘干热，身体又需大量水份．而茶叶所含的茶多酚具有生津止渴的作用，为理想饮料。加之，生活在高原的人们以牛羊肉为台，蔬菜积窍．体内绿色素不足，祸伙食茶叶来补充维生素，维持一定的营养。这些使得茶叶成为西部边疆民族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牧区广泛流传着“宁可三日无油盐，不可一日不喝茶”的谚语，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可是广大西北牧区却“累产马，不得茶”，他们需要大量从中原输入茶叶，这便为陕茶在西北的销售准备了广阔的市场。

四、明王朝在陕西实行的“边茶贸易”政策，又为其提供了历史机遇。

在中国西部草原，游牧民族家产马却不产荼，而广大中原农饼地区累产茶却乏战马，这种区域经济结构的差异，使得唐宋以来西部少数民族以马从中原换取茶叶和中原汉族以茶叶从西部博马的“茶马交易”。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行为，“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⑦，明王朝自然继承了这一经济制度。问题在于，朱明王朝所实行的“茶马交易”除上述经济上的作用外，更有其深层次的政治需要。因为，整个明代，对明王朝统治威胁最大的就是盘据鞑靼的元代残余势力和西部散居五千里的西番羌戎，他们善骑射，作战能力强，常常扰乱边境，兵临中原，搞得明王朝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因此，他们便想通过利用边外少数民族“不得荼则困以病”的弱点，以茶叶作为羁制少数民族的手段，同时用茶来换购战马，即以茶作为剥夺少数民族作战能力的手段，使其透过“输马”作为臣服明王朝的“纳差”形式。这便使明朝在西部实行的“茶马交易”不仅是个经济问题，首先是个政治问题，即为治边之策。所以，“茶马交易”只是在明代的西部才具有“边茶”贸易的特殊性质，对此明朝主管茶马交易的御史杨一清曾讲得很直接。他说，前代称茶马交易为“互市”为“交易”是“大不相眸”，没有说中要害，茶马交易的实质应是“戎人得茶，不能为害，中国得马，是为我利。至我朝纳马谓之差发，如田之有赋，身之有佣也。彼既纳马，我酬以茶，我体既尊，彼欲亦遂……且金城以西，绵亘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为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实贤了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因此，茶马交易也只有在明代才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形成完整的管理体系，故“明制尤密”，茶叶贸易虽“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这便是明代边茶贸易的由来。

综上所述，明代陕西茶商之所以能在中国西部崛起是具备了必要的历史条件的，不论是物质基础，还是历史基础，或是潜在的市场和历史机遇都一一具备。这也为陕西茶商后来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宋史》卷一百八十四，《食货》 《明经世文编》卷六十二 《饮食起居编》第84页 《明史.食货.茶法》

第二篇：浅谈明代贪污现象的原因

浅谈明代贪污现象的原因

摘要：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有个性的朝代，它孕育了中国历史上最专制的封建统治，体现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隔阂。贪污腐败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在明朝出现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在今天对这些特点的再次认定和研究，对于当今的反腐惩贪工作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关键词：明朝；贪污现象；原因；

明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王朝，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把明朝定义为“一个内向和非（）[1]P177竞争性的国家”，因为明朝在前期曾出现过积极的海外行动即郑和下西洋，但至明中期以后便以防御为主，闭关自保，“内向”的将自己于其他国家隔离，成为一个黄先生口中的“由自然经济绝对统治”的“非竞争性国家”。经济决定政治，封建的自然经济的统治必然决定了政治上的专制。所以，明朝建立了历史上最全面的专制制度、开创了特务制度的先河，在吏治方面，明朝自朱元璋的“治乱世用重典”开始，历代君主都重视吏治整顿；但即使有重刑如朱元璋的“剥皮实草”，也未能刹住贪污腐败之风。明朝的贪污现象具有典型性，其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明朝监察制度的失效

明代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监察制度。其“监察制度之完备，人员之庞大，权力之威重，作用之巨大，超过了历朝历代，堪称中国之最。”这一套监察制度出自朱元璋，他首先废除了元时的御史台，设都察院。在其下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令其“专纠百官，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4]（P1179-1180）其次，在地方实行御史巡按制度，设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对各地方的吏政、治安、水利、风俗、民隐等进行考察，保护地方安全；此外，还建立了六科给事中的组织机构，以此来监察吏、户、刑、兵、工、礼六部；建立了一个由皇帝人为掌控的全面而系统的监察机构。

但是，即使在朱元璋凭借个人威信与重刑统治明王朝时，也出现了有名的空印案和郭桓贪污案，而在若干年后的明神宗时期，连赈灾的银子、修筑工程的款项都成了贪污的对象，对整个国家百姓造成了重大而恶劣影响。

在《明史》卷二三四《曹学程传》中说道：“御史王麟趾劾湖广巡抚秦燿结政府状，谪徐沟丞。（御史郭）实复劾（秦）燿，燿乃罢。比去任侵赃赎银巨万，为衡州同知沈铁所发，下吏戍边。故事，抚按赃赎率贮州县为公费。自（秦）燿至都御史李采菲，御史沈汝梁、祝大舟咸以自润败，自是率预灭其籍，无可稽矣。”[4]（P797）在此提到的李采菲是巡抚山西的右副都御史，沈汝梁为巡视下江御史，祝大舟为江西巡按，这些代天子巡狩的钦差们纷纷落马，说明了由人掌控的监察制度是不可靠的。

(二)、明朝官吏贪污不被监督惩罚与其君臣关系的疏密有重大联系

中国历代封建帝王在权钱面前更注重的是权而非钱。这一思想就使皇帝对某些事、对某些贪钱不贪权的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现象在后来的清朝更为明显。吴思先生在他的《血酬定律》一书中也曾言到：“皇家贵族为了维护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秩序，为了保护法酬，减轻工作负担，不能不雇佣代理人，也不得不容忍代理人作弊，容忍他们建立的潜规则体系。消除潜规则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允许受害者监督、控制官吏，而让羊群监督甚至控制牧羊犬是很危险的，是可能导致变天的„„为了保证血染江山永不变色，控制权一定要牢牢掌握在牧主手 中，哪怕潜规则泛滥为滔天洪水。”[7]（P9）

明朝的贪污与明朝君臣的博弈是分不开的。明朝的君臣关系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一开始就充满了斗争的意味。起初，农民皇帝朱元璋受尽官府的打击压榨，终于一跃成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时，对那些俯首于他的臣子们产生了不满和敌意。

吴思先生在他的《隐蔽的秩序》中曾经对当时明朝官员的“工资”作出一番比对：“省级的最高领导，每年名义工资„„折合下来是每月11780元。正司局级每年名义工资„„月薪„„相当于3930元人民币。”[5]（P71-73）作者在后面提到过这只是名义工资，但明朝的“工资”不以银两发放，而是以实物发放。因此，常常会出现不能全额领到米粮，而是以其他如布匹、胡椒和苏木等等形式发放，而这些东西的折算率就远不如大米，而再加上这里那里的费用消耗，县官的月工资只能保障在1000元左右。因此就出现了官员们的生计问题。

因此在明朝，最初是帝王统治臣子。洪武年间，臣子只能服从执行皇帝的命令而不可以有其他想法，这从朱元璋设立厂卫制度就可以看出来。“朱元璋称帝之后，鉴于以往的失误，改革了军事和政治机关，但是改革这些机关容易，如何才能保证他们忠心耿耿呢？就算他们忠心耿耿，万一有紧急情况的话，又如何保证传达到自己耳朵里的是真实准确的呢？为此朱元璋设立了两套机构，一套是督

[8]（P35）察院，另一套是锦衣卫和检校。”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两大力量，帝王与臣子不和，在这个王朝一开始就种下了祸根；一直被皇帝钳制住的官员们到了适当的时机便会反过来制衡君主的权力。如在明朝中后期的万历一朝、隆庆一朝等等，皇帝与官员是相互对立的。随着时间的发展，朝臣们逐渐扭转了局势，取得了主动。

明神宗朱翊钧时期的君臣关系就反映了上述现象。万历皇帝幼年即位，受到张居正的辅佐，但随着张居正的死亡和其“罪行”的被揭露，万历皇帝的观念受到了刺激，从而使这个帝王变得更加的偏激、消极。他对朝廷上的事不闻不问，甚至长期不上朝，而在与臣子们就“传统问题”（立嗣）的斗争中屡次败下阵来，更加重了万历帝对自己朝臣的憎恶，于是君臣关系愈发的尖锐化。这样一来，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两大主角帝王与臣子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隔阂，而皇帝自身所特有的封闭性使得他与朝臣相脱离，成了一个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孤立的皇帝，而以“传统”来压制帝权的臣工取得了这场博弈的胜利。因而官官相护、贪污之风日盛。

(三)、物质条件的优越和社会风气的转变架起了明代滋生贪污的温床

“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之一”。“一个时代的饮食文化，„„反映了该时代的生产状况和经济水平，„„”[9]（P62）我们知道，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大力倡导节俭，上行下效，各地竞尚俭约，其中以江西为甚。陆容《菽园杂记》中叙述说“„„如吃饭，先一碗不许吃菜，第二碗才以菜助之，名曰‘斋打底’。馔品好买猪杂脏，名曰‘狗静坐’，以其无可遗也。劝酒果品，以木雕刻彩色饰之，中惟时果一品可食，名曰‘子孙果盒’。献神牲品，赁于食店，献毕还之，名曰‘人没分’。„„”[9]（P62）而到了明朝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产生，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社会风气也随之一变，出现了大吃大喝，竞相攀比的情况。

吃喝从仪式程序到种类花样都有了很大的改变。顾起元的《客座赘语》中提到：“明英宗正统年间请客吃饭，‘如六人、八人，止用大八仙桌一张，肴止四大 盘，四隅四小菜，不设果，酒用二大杯轮饮„„午后散席’„„”[9]（P63）；发展到嘉靖年间，“乃有设乐及劳厨人之事矣”，也就是在饮宴的同时有歌舞助兴和请专门的厨子来置办酒宴了。从吃的内容来看，在以前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即使大宴宾客，也只是增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一年中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而“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以求相胜。”[9]（P64）由此种种，形成了明朝奢靡的社会风气，从而也就架起了滋生贪污的温床，凡事都以吃喝为纽带，吃喝之风奢靡，因此也助长了官员的贪污之风。

综上所述，明朝是一个异于中国封建社会其他王朝的王朝，是一个内向型的王朝，他体现了很多矛盾，因此使整个帝国都呈病态发展、繁荣、灭亡。而作为每个社会都会出现的贪污腐败现象，在明代也或多或少的受其背景影响而有着不同的原因：明朝有着史上最完备的监察制度，但仍然存在严重的贪污现象；明朝的官员在领着极低的俸禄的情况下不惜冒险与君主博弈，大规模的集体贪污；明朝君主注重法制但却总把自己放在法律之外；往者已矣，明朝的繁荣与衰退已不再在，却可作今日之鉴。

参考文献

[1]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1997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1997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3]（清）张廷玉 等撰.明史[M]（2000版）.北京：中华书局，2000： [4]南炳文 汤 纲.明史[M]（1991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5]吴 思.隐蔽的秩序[M]（2004版）.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6]王 毅.明代中后期法律文化的逆现代性.王春瑜.明史论丛（第二辑）[C].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7]吴 思.血酬定律[M]（2003版）.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

[8]朱孟阳 编著.细说明代十六朝上册[M]（2005版）.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9]滕新才.明朝中后期饮食文化探赜.王春瑜.明史论丛（第二辑）[C].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10]王春瑜.明代宦官简论.王春瑜.明清史散论[C].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 [11]王天有审定 许文继 陈时龙著.正说明朝十六帝[M]（2005版）.北京：中华书局，2005：

[12]王春瑜.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王春瑜.明清史散论[C].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

The Reas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the Malversation Phenomenon in Ming Dynasty

Abstract：Ming Dynasty is a special characteristic dynasty in feudal society of China．

It bred the most autocratic

institution and reflect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uling class of Ming Dynasty． Mlversation phenomenon in Ming Dynasty had its own special reasons, and appeared som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

Today，we conclude and do the disquisition on this question once again，which have the important and positive significange to the work of anti-corruption．

Key words：Ming Dynasty；malversation phenomenon；reasons;characteristic；

第三篇：李琪总结 -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 陕西师范大学

2009年工作总结 总结人：李琪 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指导科研教学工作。担任党支部书记 工作，尽职尽责，作好党员的发展、转正和研究生的思想工作。

一、行政工作： 担任本中心副主任负责分管的研究生、教学、图书资料建设和日常行政事务的组织、安排和协调工作。二、科研工作： 1．本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 中国地缘安全战略研究 》获得立项。（批准号08ASH007）2．本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批项目《新疆的历史与现状》子项目《跨界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共享研究》获得立项。（批准号A2007——06）3．本位为本中心作学术报告两次： 民族认同与族际关系——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哈萨克人的历史变迁 中亚陕西村回族穆斯林之文化认同——132年历史传承概观 4．发表两篇学术论文。5．本为陕西省图书馆论坛作学术报告：三股势力与中国西部边疆安全 6．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工程学院中心组学习作 学术报告：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中国边疆西部安全——新疆7.5事件的透视与反思。7．本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东干村进行为期15天的校211工程项目的调研。8.被教育部抽调参加了中央调查组关于新疆教育情况的调研。三、教学与研究生工作： 1．顺利完成本中心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和录取工作。2．顺利完成本中心硕士学位论文的答辩和研究生的毕业离校工作。3．本共招收1名硕士研究生和1名博士研究生。本指导博士研究生4名，硕士研究生１２名。4．开设“民族学”、“中亚五国概论”、“西北民族与 邻国关系”三门研究生课程，共计120学时。

四、学术交流与合作 1．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与国务院发展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 共同举办了《穆斯林与和谐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主要由我方组织。2．应邀参加《新疆通史》编写组 主办的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并作题为《新疆历史地理研究俄文述作叙事模式探悉——学术史200年变迁》的发言。

3．应邀参加由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召开的《俄罗斯东欧中亚与世界高层论坛》研讨会，提交论文并作大会发言 4．应邀参加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亚问题研讨会》提交论文并作大会发言。5.邀请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教育科学部东方学研究所所长阿布塞托娃来中心进行学术交流。

第四篇：明代以后中国传统数学落后的原因0

明代以后中国传统数学落后的原因

中国古代数学, 从明代以后, 除了珠算得到蓬勃发展以外, 其他方面的数学就逐步落后了。在欧洲恰恰相反,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近代数学以迅速的步伐向前迈进。李约瑟教授指出 ：“ 在1550年, 欧洲的数学并不比阿拉伯人从印度人和中国人继承来的发现更为先进。但在欧洲, 紧接着却发生一系列全新的事情—维叶特（1580年）和雷科德（1557年）终于精心制订了一套令人满意的代数符号, 斯特文（1585年）充分估价了十进小数的功用, 耐普尔在1614年发明了对数, 岗特在1620年创造了计算尺, 笛卡儿在1637年建立了坐标和解析几何学,1642年出现了第一个加法计算机（巴斯噶）, 牛顿（1665年）和莱布尼茨（1684年）完成了微积分学。” 为什么在数学方面原来比较先进的中国从十五世纪以后就逐步落后, 而原来比较落后的欧洲从十六世纪中叶以后便迅速发展起来, 并于十七世纪中叶建立了解析几何学和微积分学.关于这个问题, 李约瑟教授在本世纪中叶已提出了他的看法,近来国内学者也相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本文就这个问题谈谈个人的意见。

我们总的看法是, 促进数学发展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社会原因, 一个是数学内部的原因。这两个原因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第一个原因是从数学发展的总的方面来看, 也就是说, 有什么样的社会, 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力, 因而也就决定数学有什么样的水平。元代数学家李冶曾经指出, “ 数一出于自然” , “ 自然之数” 来自“ 自然之理” , 因此数学发展的规律存在于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之中。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决定人们对改造自然的能力与对自然界的认识。因此数学的发展, 从总的方面来说, 是服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第二个原是指数学形成专门的科学以后, 又有独立的、特殊的规律, 它的某些概念、某些内容可以超越社会时代而产生。例如变量数学中的极限概念可以出现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多奴隶社会的希腊数学在许多方面超过欧洲封建社会的数学； 中国数学在宋元时代超过在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这些就是数学内部的原因造成的。古希腊的数学早在奴隶社会已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 因此可以独立于社会而向前发展； 宋元数学的高度发展也是中国古代以筹算为中心的数学体系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 如果不是从数学发展的局部情况看问题, 而是从数学发展的总的情况来看问题, 那么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 起决定作用的。

明代以后中国古代数学逐渐落后, 这是由封建社会晚期极端落后的生产力决定的。明中叶以后, 虽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但这种幼弱的资本主义嫩芽在坚实的封建土壤中没有成长起来。很明显, 落后的生产力无法向数学发展提出新的需要, 其次, 由于生产力落后, 同时加剧了封建社会的矛盾, 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多方面受到冲击的政权, 动用了二千多年来的统治经验, 一方面采取残酷的高压政策, 另一方面捧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作为麻醉人民的思想武器, 以致当时许多儒生都是“不习六艺之文, 不考百王之典, 不综当代之务” , 他们或者鄙视数学研究, 或者认为数学是神秘莫测的东西。明代科学家徐光启指出：“算数之学特废于近世数百年间尔。废之缘有二： 其一为名理之儒, 土直天下之实事； 其一为妖妄之术, 谬言数有神理, 能知来藏往, 靡所不效” , 徐光启指出的两点, 显然是由于封建社会本身的弊病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 连当时比较有名的数学家顾应祥在他所著的《测圆海镜分类释术》中竟然说： “ 其每

条下细草虽经立天元一反复合之, 而无下手之术, 使后学之士茫然无门路之可入。” 他们对宋元时代的数学连看也看不懂, 怎么谈得上发展数学呢！

欧洲的情形恰恰相反。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 劳动力得到解放, 生产力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 包括数学在内的整个近代自然科学也随着发展起来。正如恩格斯指出的：“ 如果说, 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 科学以预料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 并且以神奇的高速度发展起来, 那么, 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第一, 从十字军远征以来, 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 并产生了大量力学上的（纺织、钟表制造、磨坊）、化学上的（染色、冶金、酿酒）以及物理学上的（眼镜）新事实, 这些事实不但提供了大量可观察的材料, 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已往完全不同的进行实验的手段, 并使新的工具的设计制造成为可能。第二, 即使意大利由于她的从古代继承下来的文明, 还居于首位, 但是整个西欧和中欧, 包括波兰在内, 这时候在相互联系中发展起来了。第三, 地理上的发见—纯粹为了营利, 因而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而作出的—又在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人体的）方面, 展示了无数的直到那时还得不到的材料。第四, 印刷机出现了。”（《自然辩证法》163 页）恩格斯这一论述, 是完全正确的。生产的发展, 社会生产力的水平, 决定着数学的发展, 决定着数学的水平, 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用这条规律来解释欧洲近代数学的发展是正确的, 同样用这条规律来解释明代以后中国传统数学的落后也是完全可以解释通的。

有人认为, 从事数学研究的人主要是数学家, 数学家的地位, 或者更广泛地说知识分子一的地位, 决定了数学的发展。因此他们强调元代后期以后我国数学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知识分子没有地位。〔 1 〕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虽然同属于社会原因, 但与我们所说的生产力水平是完全不同的范畴。知识分子有没有地位, 往往与统治阶级的科学政策有关, 反动的科学政策无疑会影响科学的发展, 但它决不可能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因素, 正如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不能阻止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一样, 反动的科学政策也不可能阻止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近代自然科学在欧洲蓬勃兴起时, 反动教会统治者对科学家采取血腥镇压的政策, 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科学照样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在中国古代, 数学家历来就没有什么地位的, 有些数学家得到一个小小的官职也只是借助于经史或词赋方面的知识。有些数学家是在社会学者的讥笑下进行数学研究的, 元代数学家李冶在《测圆海镜》序中说： “ 览吾之编, 察吾苦心, 其悯我者当百数, 其笑我者当千数, 乃吾所得则自得焉耳, 宁复为人悯笑计哉”，另外, 李冶就是在金代与元代统治者歧视汉族知识分子的情况下走上数学研究道路的。在明代以前, 中国古代数学并没有因为数学家地位比一般知识分子低下而停滞不前； 在明代以后, 数学家和一般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没有比明代以前更加低下, 而数学却落后了。因此仅用或者主要用知识分子的地位来解释数学发展的兴衰是很难成立的。

另外有些人力图从数学内部的因素来进行分析, 这是很有意义的。正如前面所述, 数学内部的原因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也不能把这个原因置于社会原因之上或置于社会原因之外, 否则得到的结论就容易产生片面性。

例如有人认为, 中国古代一直是用代数方法研究几何问题。在描述天体位置与地理位置的方法中就有了坐标的概念, 因此解析几何学在这方面的内容可能来源于中国。此外, 由于中国古代早已有了极限的概念和不可分量法, 因此可以说微积分的发明乃是中国式数学战胜了希腊式数学的产物〔 2 〕。李约瑟教授的

看法稍有不同, 他认为欧洲人把印度人和中国人发展起来的代数方法用到希腊人及其继承者发展起来的几何学领域中去, “ 这是在精密科学的前进中所迈出的最大的一步”，中国人虽然也一直用代数方法来考虑几何问题, 但这种几何问题不是希腊的逻辑演绎几何学。言外之意是中国古代传统数学没有发展成为近代数学是由于缺乏希腊的逻辑演绎几何学。【a】

这些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解析几何学的产生可以说是把代数方法与几何方法结合起来并同时引进了坐标概念的结果。但是, 这里的代数学并不是中国古代那样只考虑方程正根的数字代数学, 而是象维叶特所建立的那种符号代数学, 这里的几何学, 既不是中国古代的勾股算术或面积、体积的计算, 也不是欧几里德的逻辑演绎几何学, 而是象阿基米德和阿波罗尼的有关圆锥曲线的几何学, 这里的坐标表示法, 也不是中国古代表示天体位置与地理位置的那种经纬度方法与方位法, 而是把曲线上变动的点和代数学上的一对变数建立一一对应关系这样的坐标概念。我们只要分析一下解析几何的创始者笛卡儿和费尔玛的著作, 不难证明这一点。笛卡儿和费尔玛主要是研究曲线如何用代数式表示以及讨论含有两个变数的一次代数式与二次代数式是表示什么形状的曲线的问题。众所周知, 阿基米德和阿波罗尼早就研究圆锥曲线的性质, 阿基米德还提出了抛物线的原始表示法, 这都是与解析几何学关系十分密切的。但在明末清初, 希腊的圆锥曲线的知识经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以后, 中国学者在相当长时间内也是偏重于计算这些曲线的长度或它们所围成的面积, 很少讨论这些曲线的性质和表示方法。因此从数学内部的因素来说, 中国不仅在中古代, 甚至在明末清初的一段时间内也是不可能产生解析几何学的。

关于微积分学的产生, 除了数学基础之外, 应该包括社会条件和自然科学的基础。数学基础是什么.有些西方学者把微积分学的发展分为极限概念、求积的无限小方法、导数和定积分的互逆关系三个阶段, 并认为最后一步是由牛顿和莱布尼茨完成的。其他阶段可以从华里斯、费尔玛、卡瓦列里、笛卡儿、刻卜勒一直追述到古希腊的阿基米德。从科学发展的承性来说, 这样的分析无疑是有道理的。对于前两个阶段, 中国古代学者的工作一点也不比西方逊色。在墨家和名家的著作中, 已经有了有穷、无穷, 无限小（最小无内）、无限大（最大无外）的定义, 有了极限（一尺之捶, 日取其半, 万世不竭）、瞬时（链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等概念。第三世纪的刘微更进一步发展了极限的思想, 具体应用到求圆的面积和锥体的体积中。关于卡瓦列里求积的无限小方法, 从刘徽对圆锥、圆台、圆柱的体积公式的证明到公元第五世纪祖唯求球体积的方法中都可以找到。但是, 反过来说, 有了前两个阶段的工作, 并不等于具备了微积分学产生的条件。正如前面已提到的, 还需要有社会条件和自然科学的基础。实际上, 用严格的极限来定义导数和定积分是在微积分学产生以后作出的。从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 牛顿是从研究物体运动的速度、莱布尼茨是从研究曲线的斜率得到导数的。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用变化的观点, 引进了变化的量, 研究变化着的运动, 这是当时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 特别是力学、运动学的发展向数学提出的要求。其次, 在数学运算中引进无限小量与无限大量的方法, 已不是象古希腊和中国古代那样只是逻辑推理的结果, 而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数学上的反映。具体地说, 研究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已经是现实的需要。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 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中国古代数学, 尽管可以在个别间题上, 如剩余定理、二项式系数表、高次方程数值解法等先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在封建社会出现, 尽管可以在微积分学的前两个阶段有着出色的工作, 但由于缺乏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动力, 因而没有实现微积分学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中国古代数学内部的条件不能导致近代数学的产生, 那么它的缺点是不是明代以后数学落后的原因呢？ 对后一点, 李约瑟教授的回答基本上是肯定的。他认为中国古代数学的缺点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 缺乏严格求证的思想” 与“ 形式逻辑不能在中国发展” , 第二个是“中国数学家从未自发地发明任何记录公式的符号方法, 在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以前, 数学上的陈述主要是用文字写出的。” 〔 3 〕

首先我们认为这两个缺点的提法不准确。“ 缺乏严格求证的思想” , “ 形式逻辑不能在中国发展” , 这两句话有些言过其实。中国古代数学, 从第三世纪的赵爽、刘徽开始, 所有的数学方法、公式、定理几乎都有证明, 这种证明是采用“ 析理以辞, 解体用图” 的注解形式, 除了重要的数学概念需要定义以外, 一切数学名词都是约定俗成, 不需定义；证明中所用到的公理（据我们了解, 除了与平行公设有关的公理外, 其他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公理几乎都有； 曾被认为是卡瓦列里发现的公理, 祖随在第五世纪就已得到）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不必事先专门列出；公式、定理的证明往往是和问题的解法结合在一起, 证明的过程是符合形式逻辑的。至于“ 中国数学家从未自发地发明任何记录公式的符号方法” 这也是不准确的。《九章算术》的线性方程组, 中国古代数学家是用分离系数法表示的； 宋元时代的天元术和四元术, 是用天、地、人、物表示未知数, 用方程式系数组成的方块表示方程式。这些表示法既不同于近代的符号代数学, 也不同于纯粹用文字陈述的代数学。当然, 它存在着缺点和局限性, 例如这种方块表示法只能发展到四元术等。

中国古代数学和一古希腊数学一样, 有优点, 也有缺点。主要缺点是综合性、一般性与抽象性不够, 记录公式的符号方法有局限性等。毫无疑问, 这些缺点是会妨碍中国古代数学取得更大成就的。例如：内插法与高阶等差级数求和, 根据当时数学家所掌握的知识, 完全可以推广到一般情形, 但实际上没有这样做；求两个数的公约数, 中国用的是更相减损的方法, 并不比希腊的辗转相除法逊色, 但如果最后得到的等数是1 时, 就没有公约数, 这种情形就不继续予以考虑, 因此在中国古代没有出现素数的概念；同样开方不尽时, 可以继续开下去并用十进分数表示, 这是十分先进的, 但继续开下去仍然开不尽会导致什么情况就不再考虑了, 因此没有出现无理数的概念；此外, 高次方程只停留在数值解法, 几何学只停留在几何量的计算, 天元术与四元术受到符号表示的局限等等。古希腊也一样, 由于它偏重几何学而忽视计算, 因此在计算方面的成就就比较差。我们认为, 数学本身的缺点只能造成数学的某个方面的发展受到影响。但是象明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数学处于落后的状态, 是很难用数学本身存在的缺点来加以解释的。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形。一占希腊数学在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以后, 在罗马帝国时代就显著地落后了, 到了封建社会, 科学甚至进入了一个黑暗时代。这些现象能不能说是古希腊数学的缺点所决定的呢.当然不能这样说, 因为在文艺复兴以后, 古希腊的科学又奉为至宝了, 并且在科学复兴中发挥了很好的作。

中国没有出现一个象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时期, 中国数学经过明清一段落后以后, 随之而来的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 并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数学的发展和其他科学的发展一样, 除了原来封建主义的束缚以外, 又加上一

条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枷锁。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 中国数学又走上了一条更加迂回曲折的道路。

参考文献：

〔 1 〕《世界数学史简编》, 梁宗巨, 1980 年 〔 2 〕《中国古代数学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 顾今用, 《数学学报》1975年3月 〔 3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数学, 李约瑟, 1978 年

明代以后中国传统数学落后的原因

学号：09304209

年级：09级

姓名：曲静宇

第五篇：在逆境中崛起

在逆境中崛起

在人生的长河中，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往往要遇到逆境——困难和挫折，它有可能使 你痛苦迷茫。

那么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应该怎样对待生活中的逆境呢？让我们看看当代‘保尔’——张海迪是怎样回答的吧。

张海迪是一位高位截瘫的伟大女性，她自幼换了脊髓血管瘤，先后动了四次大手术，她不但受着病痛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胁，而且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但她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在逆境中昂起了头。

再看古今中外，凡大有作为的人，大多经过人生的逆境。上至战国时期的屈原，西汉的司马迁；下至今天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不都是在逆境中崛起的吗？

谁没有过软弱，消沉的时刻呢？保尔想到过自杀，就连鲁迅先生也曾徘徊过„„然而，他们最终选择了奋进的道路，在逆境中能自强不息，考坚强的意志战胜了软弱，抛掉了气馁，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从零做起，终于取得了成功。

巴尔扎克说得好：“挫折对于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对于强者则是一个前进的结石。生活中没有一个人会否定痛苦与忧愁的锻炼价值。”如果一个人在逆境中沉沦了，那他无非是个蠢才；但倘若他在挫折面前奋发有为了，那他就是生活的强者。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帆风顺的生活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是不利的。郭沫若先生说过：“一个人总要有些逆境的遭遇才好，不然是会不知不觉消沉下去的。”在人类历史上有成就的伟业者，往往不是那些幸福之神的宠儿，反而是那些发愤图强遭遇不幸而又矢志不渝的人。“自古英雄多磨难”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只有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挫折和困难，才能变痛苦为快乐。只有意志坚强经得起生活考验的人，才是战胜挫折的勇士，方可进入成功的殿堂。-

如果你遇到逆境，挫折，请你记住鲁迅的话吧：“伟大的人心胸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在这样的人面前，挫折给予了我们前进的结石;给予了我们面朝大海的希望；给予了我们在逆境中崛起的永恒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