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试述明代长篇章回小说的特点及其繁荣的原因
明代长篇章回小说的特点及其繁荣的原因 特点：
1.分回立目，有开场诗散场诗，有“话说”、“欲知后事如何”等套语。2.艺术表现日趋成熟：
3.成书过程，从集体编著到个人独立创作；
4.创作意识，从借史演义到关注现实人生；表现题材，从军国大事到日常生活琐事；
5.人物塑造，从英雄到平民、从特征化到个性化；
6.情节结构，从线性流动到网状交叉；小说语言，从半文半白到口语化方言化。
繁荣的原因：
1.君臣文士对俗文学的爱好，客观上破坏了传统的文化政策，为小说文学地位的提高及其繁荣创造了条件；
2.李梦阳、王慎中、李贽等人在理论上比较明确地肯定俗文学的价值，为俗文学争得了文学地位；
3.市民阶层的壮大，形成了新的读者群，市场需求促进了通俗文学创作的繁荣；
4.城市商业经济繁荣，书坊、印刷业发展，促进了长篇小说的快速印制和广泛流播。
章回小说的文体特征
1、概念
【章回小说】：
以章回分段叙事的长篇小说。每回用单句或两句相对仗的句子标目，以揭示本回的主要内容。由民间说话艺术中“讲史”一家发展演变而来，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唯一体裁。
2、体制：
⑴章目
分章叙事，分回标目，初期目录单句为主、字数参差，后为双句对偶、渐趋工整；
⑵正文
每回故事相对独立，段落整齐，但前后勾连、首尾相接，全书构成统一的整体；
⑶结构
保存了宋元话本开头用开场诗、结尾用散场诗的形式，首尾开合照应；
⑷叙事
以“话说”（却说、且说）起首，中间穿插诗词、韵散结合，在情节关键处收束，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
试述《牡丹亭》的文化意义（见文学史（卷四）115—116页）
第二篇：试述明代漕运制度变革
试述明代漕运制度的变革
摘要：漕运，是指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内陆交通运输系统，主要是指由南向北，通过京杭运河运送官粮、军粮以及重要的大宗物资到达封建王朝统治中心的系统性工程，包括开发运河、制造船只、征收官粮、军粮等，广义的漕运还包括海运。漕运萌芽于秦汉，兴盛于唐宋，而明代则是漕运管理制度变革较为频繁的时代，对于研究漕运制度沿袭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明清时期是漕运高度发展、制度渐趋完备的时期，明代漕运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明朝对漕政管理极为重视，建立了从朝廷到州县的管理机构，“行漕法规”也得到健全和完善，产生了支运、兑运和直达制度。
关键词：明代漕运；陈瑄；制度变革
一、明代漕运变革的背景
明初的漕运，一开始就置于武将领导的军事系统中。明开国金陵，贡赋由长江抵达京师，既近且易。然而，退居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始终是明帝国的心头大患，加上辽东苦寒，地旷人稀，就地取食委实不易。明太祖为经营北方，将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前线，便继续沿用了元代行之有效的海运。于是“海运饷北平，辽东为定制”。从洪武元年北伐开始的全国性大规模漕运，到洪武三十年军屯兴起，辽东粮饷盈余而暂时中止，洪武年间的漕粮海运可谓连绵不绝。当然，朱元璋对于武人督漕也并非完全没有顾虑。洪武中，尝置京畿都漕运司，设文官为漕运使，但旋即而罢。永乐四年，开始海陆兼运。永乐九年，会通河浚通，以元代大运河为主体的南北漕运要道重新畅通起来，海运开始衰落。永乐十二年闰九月，海运遂正式被废弃。此后直至明亡，尽管还有小规模零星的海运存在，但明代漕运进入以大运河为主导的篇章已是不争的事实。
[1]
二、明代漕运制度变革的原因
古代运河的一项主要功能就是政府组织转运粮食，以满足国家正常的行政开支和皇室消费，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漕运。因此，大运河在古代又被称为漕河。明朝政府将元代改造取直后的京杭大运河进一步疏通，通过构筑山东境内号称“水脊”的南旺分水工程，使京杭运河具有了真正意义上贯通南北的航运价值。此后，京杭大运河成为明清政府经济流通和政治统治赖以维系的交通生命线。为了确保这条生命线的畅通无阻，明清历代王朝几乎是不计成本地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给以保障。其中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对运河事务管理的渐趋 [1]《明史·食货志》。规范和加强。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南北贯通，运河航道治理 维护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比漕运本身更显重要且更加棘手。因此，明清政府改变了以前由水政部门管理或由 漕运官员兼理河务的现状，专门设置了直属中央的京杭大运河地方管理机构——漕运总督。
三、明代漕运制度变革的奠基人——陈瑄
明清时期是漕运高度发展、制度渐趋完备的时期,而对明代漕运贡献最大者当属陈瑄。陈瑄以武将出身,总统漕运三十余年,为第一任漕运总兵官。他在任期间所做的通河、凿渠、运粮、建仓、置舍等工作,奠定了明清漕运的基石。
陈瑄(1365-1433年),字彦纯,今安徽合肥人。其先祖为元末明初农民起义军的领袖陈友谅。父陈闻死后,瑄袭其职。陈瑄英勇善战,公元1402年,“太宗文皇帝举兵靖内难至江北,公知天命有归,即率舟师迎济”[,使成祖得以顺利渡江打下南京。成祖念其功劳甚重,“封
2]平江伯,食禄一千石,赐诰券,世袭指挥使”。初期,明王朝曾经设立过漕运史,可是后来取消了。直至永乐元年,成祖仿照元代海运万户府旧制,设总兵、副总兵统领官军督海运。因海运路途遥远,且有倭寇海盗抢掠,必须有大批士兵随船护卫，所以就由武官督查海运，同时，陈瑄因其赫赫战功与关键时刻的迎降,得到了成祖的信任,加之在担任成都右卫指挥同知时,曾修理过都江堰,具有一定的治水经验,因此成为第一任漕运总兵官的最佳人选。
陈瑄在职期间做了一系列对明朝漕运有壮举的事情。逢宋礼治理会通河成功，朝廷商议罢免海运，仍以陈瑄负责漕运。陈瑄建议造两千余小船，初步运输两百万石，之后达到五百万石，使得整个国家解决粮用。当时江南漕运须经水道抵达淮安，然后靠岸卸粮，改陆路经过大坝，再装船经淮河抵达运河，其过程花费巨大资金。而此时，黄河已夺淮河河道，运河也受到黄河淤泥影响。三河河水混入洪泽湖，水流不明，漕运极不安全。陈瑄遍访乡间父老后，于永乐十三年，上疏建议自淮安西侧的管家湖起，开凿二十里河渠为清江浦，使得湖水进入淮河，并筑堤十五里以提高船只运输能力，且修筑四个大闸以适时泄洪，此省去大量经费与危险。此后，他又主持疏浚徐州至济宁的河道，又修筑沛县刁阳湖、济宁南旺湖的长堤，并凿开泰州白塔河直通长江。此外还在高邮修建湖堤，并在湖堤内修建四十里水渠。从淮河至临清千里长的运河上，建闸四十七处，并在徐州、临清、通州皆设置粮仓，以便于转运。在考虑到漕运船只搁浅情况，其从淮安至通州中设置五百六十八处观察点，并派遣官兵驻扎以引导船只避免搁浅。此外又在运河旁凿井，以方便行人。其在任三十年，所规划的运河改造方案及其治理，“精密宏远，举无遗策”。
[4]
[3]
四、变革后的明代漕运制度
明代漕运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明朝对漕政管理极为重视，建立了从朝廷到州县的管 [2]杨文敏集(卷25)[M].[3](清)张廷玉.明史(卷79,卷85,卷86,卷89,卷149)[M].北京:中华书局,1974.[4] 《明史·卷一百五十三·列传第四十一》：虑漕舟胶浅，自淮至通州置舍五百六十八，舍置卒，导舟避浅。复缘河堤凿井树木，以便行人。凡所规划，精密宏远，身理漕河者三十年，举无遗策。理机构，“行漕法规”也得到健全和完善，产生了支运、兑运和直达制度。
明初，置京畿都漕运司，设漕运使掌管。后废漕运使，置漕运府总兵官。景泰二年(1451年)始设漕运总督，与总兵官、参将等同理漕政。明永乐十三年(1416年)以前，漕运由粮长和里长等民役完成。会通河重修之后，漕粮远距离运抵北京，“民解”难以完成，于是明朝采用了支运法，由民户和军队相结合运粮。规定各地农户将税粮就近运到运河沿岸的淮安、徐州、临清、德州等粮仓，再南编定的官军分段沿河接运到通州。明宣德年问，因民役运粮耽误农时，同时军队运粮又多空舟往返。宣德五年(1431年)，又推行了兑运法。即规定各地农户将税粮各自运到所在的州县府，兑交给那里驻守卫所军队，由军队再沿运河一直运到通州。兑运法的实施，使官运的路程南移，民运的路程相应缩短。明成化七年(1472年)，又进一步推行直达法，规定由负责漕运的官军直到河南漕粮府州县码头领兑，直接运到通州，即由运军赴江南、南京附近的水次交兑，农民不必亲自赴淮、徐等仓交纳但军运路程延长农民需要付给运军的加耗运费亦有相应增加。从此漕运由民运转变为军运，官军运粮则成了南粮北运的主力。纵观明代漕运制度的演变，民运部分日益减少，而军运漕粮占主导地位，并最终取代了民运。
五、变革的进步和危机
明代漕运制度相比其他朝代而言是有很多改进之处的。首先，兑运法的实行，是明代漕运制度最重要的一次改革，它不仅奠定了明代遭运制度“定制”的基础，而且对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兑运法的推行，在东南地区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据史料记载，宜德末期以后的二十多年间，东南地区“岁丰人和，讫可小康”，“东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负。”东南地区激化了的社会矛盾得到缓和，原来走向崩溃的社会经济逐渐复苏，逋负严重的情况也消失了。兑运法在当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其次，直达法是明代漕运方式不断改进的产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是比较完善的一种漕运方式。它基本上免除了农民的运输之劳，又与军有利，“军既加耗，又给轻赍银为洪闸盘拨之费，且得附载他物，皆乐从事”堪称军民两便。
同样的，在带有益处的同时仍旧存在着一些弊端。运行这样一种漕运制度所需的费用是很高的。首先，漕粮本是赋税的一种，但不论是民运还是军运，它的运输成本都相当高。对于民运而言，农民在交付漕粮的过程中不但要自己承担运输的费用，还要花去大量的时间，对于远离北京的地区而言可能是一整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军运的比例越来越大以后，农民在时间上有所节省，但付出的运费可能超出了漕粮本身，尤其是明代后来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加耗，使这一负担越发沉重。就是说，无论怎样，明朝政府为了获得400万石漕粮，必须花费甚至超过这一数目的运费，这是非常不经济的。这笔运费除去被盘剥掉的行政费用，主要用于支付庞大的运军和漕船开支。宣德以后，明代的漕运官军维持在12万人上下，漕船则 [5]鲍彦邦在《明代漕粮制度》第55～60页中对这些加耗进行了研究。
[5]保持一万一千艘以上的数字。这与每年400万石漕粮的定额下，规定的四百料浅船用军十名的情况基本吻合。然而，漕船的使用有一定年限，还有在途中损坏的情况，即使以每十年更新一次计，明政府每年也都要修造大量的漕船。这就需要大量的木材等物料。而且由于运河并不总是有水能够通航，所以运军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中完成运粮的任务，加上兑粮和修理运船，就使他们长年被束缚于漕运这项工作之中，很少还能负担军事职责。所以，明代的漕运制度不仅费用惊人，而且还消耗了国家大量的军事实力和自然资源。
[6] 小结：明朝的漕运和前朝相比，不得不说有着非常大的进步。无论是官职、运输方式或者是结构系统都有着无可比拟的超越性和进步意义。虽然，漕运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弊病，但是就实际情况来看，漕运还是适应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着无可代替的作用。
[6] 参考鲍彦邦《明代运军的编制、任务及其签补制度》，《明代漕运研究》，第144—160页，特别是第144—147.
第三篇：浅谈明代贪污现象的原因
浅谈明代贪污现象的原因
摘要：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有个性的朝代，它孕育了中国历史上最专制的封建统治，体现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隔阂。贪污腐败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在明朝出现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在今天对这些特点的再次认定和研究，对于当今的反腐惩贪工作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关键词：明朝；贪污现象；原因；
明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王朝，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把明朝定义为“一个内向和非（）[1]P177竞争性的国家”，因为明朝在前期曾出现过积极的海外行动即郑和下西洋，但至明中期以后便以防御为主，闭关自保，“内向”的将自己于其他国家隔离，成为一个黄先生口中的“由自然经济绝对统治”的“非竞争性国家”。经济决定政治，封建的自然经济的统治必然决定了政治上的专制。所以，明朝建立了历史上最全面的专制制度、开创了特务制度的先河，在吏治方面，明朝自朱元璋的“治乱世用重典”开始，历代君主都重视吏治整顿；但即使有重刑如朱元璋的“剥皮实草”，也未能刹住贪污腐败之风。明朝的贪污现象具有典型性，其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明朝监察制度的失效
明代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监察制度。其“监察制度之完备，人员之庞大，权力之威重，作用之巨大，超过了历朝历代，堪称中国之最。”这一套监察制度出自朱元璋，他首先废除了元时的御史台，设都察院。在其下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令其“专纠百官，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4]（P1179-1180）其次，在地方实行御史巡按制度，设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对各地方的吏政、治安、水利、风俗、民隐等进行考察，保护地方安全；此外，还建立了六科给事中的组织机构，以此来监察吏、户、刑、兵、工、礼六部；建立了一个由皇帝人为掌控的全面而系统的监察机构。
但是，即使在朱元璋凭借个人威信与重刑统治明王朝时，也出现了有名的空印案和郭桓贪污案，而在若干年后的明神宗时期，连赈灾的银子、修筑工程的款项都成了贪污的对象，对整个国家百姓造成了重大而恶劣影响。
在《明史》卷二三四《曹学程传》中说道：“御史王麟趾劾湖广巡抚秦燿结政府状，谪徐沟丞。（御史郭）实复劾（秦）燿，燿乃罢。比去任侵赃赎银巨万，为衡州同知沈铁所发，下吏戍边。故事，抚按赃赎率贮州县为公费。自（秦）燿至都御史李采菲，御史沈汝梁、祝大舟咸以自润败，自是率预灭其籍，无可稽矣。”[4]（P797）在此提到的李采菲是巡抚山西的右副都御史，沈汝梁为巡视下江御史，祝大舟为江西巡按，这些代天子巡狩的钦差们纷纷落马，说明了由人掌控的监察制度是不可靠的。
(二)、明朝官吏贪污不被监督惩罚与其君臣关系的疏密有重大联系
中国历代封建帝王在权钱面前更注重的是权而非钱。这一思想就使皇帝对某些事、对某些贪钱不贪权的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现象在后来的清朝更为明显。吴思先生在他的《血酬定律》一书中也曾言到：“皇家贵族为了维护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秩序，为了保护法酬，减轻工作负担，不能不雇佣代理人，也不得不容忍代理人作弊，容忍他们建立的潜规则体系。消除潜规则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允许受害者监督、控制官吏，而让羊群监督甚至控制牧羊犬是很危险的，是可能导致变天的„„为了保证血染江山永不变色，控制权一定要牢牢掌握在牧主手 中，哪怕潜规则泛滥为滔天洪水。”[7]（P9）
明朝的贪污与明朝君臣的博弈是分不开的。明朝的君臣关系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一开始就充满了斗争的意味。起初，农民皇帝朱元璋受尽官府的打击压榨，终于一跃成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时，对那些俯首于他的臣子们产生了不满和敌意。
吴思先生在他的《隐蔽的秩序》中曾经对当时明朝官员的“工资”作出一番比对：“省级的最高领导，每年名义工资„„折合下来是每月11780元。正司局级每年名义工资„„月薪„„相当于3930元人民币。”[5]（P71-73）作者在后面提到过这只是名义工资，但明朝的“工资”不以银两发放，而是以实物发放。因此，常常会出现不能全额领到米粮，而是以其他如布匹、胡椒和苏木等等形式发放，而这些东西的折算率就远不如大米，而再加上这里那里的费用消耗，县官的月工资只能保障在1000元左右。因此就出现了官员们的生计问题。
因此在明朝，最初是帝王统治臣子。洪武年间，臣子只能服从执行皇帝的命令而不可以有其他想法，这从朱元璋设立厂卫制度就可以看出来。“朱元璋称帝之后，鉴于以往的失误，改革了军事和政治机关，但是改革这些机关容易，如何才能保证他们忠心耿耿呢？就算他们忠心耿耿，万一有紧急情况的话，又如何保证传达到自己耳朵里的是真实准确的呢？为此朱元璋设立了两套机构，一套是督
[8]（P35）察院，另一套是锦衣卫和检校。”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两大力量，帝王与臣子不和，在这个王朝一开始就种下了祸根；一直被皇帝钳制住的官员们到了适当的时机便会反过来制衡君主的权力。如在明朝中后期的万历一朝、隆庆一朝等等，皇帝与官员是相互对立的。随着时间的发展，朝臣们逐渐扭转了局势，取得了主动。
明神宗朱翊钧时期的君臣关系就反映了上述现象。万历皇帝幼年即位，受到张居正的辅佐，但随着张居正的死亡和其“罪行”的被揭露，万历皇帝的观念受到了刺激，从而使这个帝王变得更加的偏激、消极。他对朝廷上的事不闻不问，甚至长期不上朝，而在与臣子们就“传统问题”（立嗣）的斗争中屡次败下阵来，更加重了万历帝对自己朝臣的憎恶，于是君臣关系愈发的尖锐化。这样一来，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两大主角帝王与臣子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隔阂，而皇帝自身所特有的封闭性使得他与朝臣相脱离，成了一个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孤立的皇帝，而以“传统”来压制帝权的臣工取得了这场博弈的胜利。因而官官相护、贪污之风日盛。
(三)、物质条件的优越和社会风气的转变架起了明代滋生贪污的温床
“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之一”。“一个时代的饮食文化，„„反映了该时代的生产状况和经济水平，„„”[9]（P62）我们知道，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大力倡导节俭，上行下效，各地竞尚俭约，其中以江西为甚。陆容《菽园杂记》中叙述说“„„如吃饭，先一碗不许吃菜，第二碗才以菜助之，名曰‘斋打底’。馔品好买猪杂脏，名曰‘狗静坐’，以其无可遗也。劝酒果品，以木雕刻彩色饰之，中惟时果一品可食，名曰‘子孙果盒’。献神牲品，赁于食店，献毕还之，名曰‘人没分’。„„”[9]（P62）而到了明朝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产生，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社会风气也随之一变，出现了大吃大喝，竞相攀比的情况。
吃喝从仪式程序到种类花样都有了很大的改变。顾起元的《客座赘语》中提到：“明英宗正统年间请客吃饭，‘如六人、八人，止用大八仙桌一张，肴止四大 盘，四隅四小菜，不设果，酒用二大杯轮饮„„午后散席’„„”[9]（P63）；发展到嘉靖年间，“乃有设乐及劳厨人之事矣”，也就是在饮宴的同时有歌舞助兴和请专门的厨子来置办酒宴了。从吃的内容来看，在以前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即使大宴宾客，也只是增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一年中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而“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以求相胜。”[9]（P64）由此种种，形成了明朝奢靡的社会风气，从而也就架起了滋生贪污的温床，凡事都以吃喝为纽带，吃喝之风奢靡，因此也助长了官员的贪污之风。
综上所述，明朝是一个异于中国封建社会其他王朝的王朝，是一个内向型的王朝，他体现了很多矛盾，因此使整个帝国都呈病态发展、繁荣、灭亡。而作为每个社会都会出现的贪污腐败现象，在明代也或多或少的受其背景影响而有着不同的原因：明朝有着史上最完备的监察制度，但仍然存在严重的贪污现象；明朝的官员在领着极低的俸禄的情况下不惜冒险与君主博弈，大规模的集体贪污；明朝君主注重法制但却总把自己放在法律之外；往者已矣，明朝的繁荣与衰退已不再在，却可作今日之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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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s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the Malversation Phenomenon in Ming Dynasty
Abstract：Ming Dynasty is a special characteristic dynasty in feudal society of China．
It bred the most autocratic
institution and reflect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uling class of Ming Dynasty． Mlversation phenomenon in Ming Dynasty had its own special reasons, and appeared som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
Today，we conclude and do the disquisition on this question once again，which have the important and positive significange to the work of anti-corruption．
Key words：Ming Dynasty；malversation phenomenon；reasons;characteristic；
第四篇：明代方剂学的发展特点
明代方剂学的发展特点
姓名：李廷振
学号：20100024
专业：中医内科 摘要：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比较稳定、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王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国家对文教卫生事业的重视，为医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科技进步，中外交流与频繁的战争又从不同角度推动着医学的发展。明代方剂学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皆超过前代，不仅出现了我国古代载方最多的方书——《普济方》及方剂学专著《医方考》，而且在方剂命名、方剂分类、制方理论、通治方、方剂加减化裁、新方创制与剂型等方面，均有发展和变化。
关键词：明代
方剂学
通治方
剂型
方书
发展
方剂是中医临床防治疾病的主要形式和手段，集中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精髓，是历代医家临床经验的结晶，反映了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治病特点。方剂学的起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某些成就与特点。明代方剂学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皆超过前代，在方剂命名、方剂分类、制方理论、通治方、方剂加减化裁、新方创制与剂型等方面，均有发展和变化。
1.方剂学分类体系的初步成熟
从方剂学分类体系而言，宋以前以病(证)统方的方剂归类虽然具有一定的临床适用性，但不能完成对日益增多的方剂的归合；《伤寒明理论》在中药“十剂”的基础上提出了方剂“制方之体”的概念，隐含了方剂类别的重要问题，却没有对方剂进行归类；宋金元时期部分医家开始注重从方剂学的角度出发探索方剂的分类，但从知识系统化来看，方剂在明以前基本上仍附属于临床各科或病证。明代除继承前代的方剂分类法外，出现了按剂型及组成对方剂进行分类的方法，张介宾创立的“新方八阵”、“古方八阵”发展了功用分类法。这些分类法的共同特点，是开始致力于从方剂本身内部性质对方剂分类进行研究。同时，部分医家发现单独使用一种分类方法难以囊括众多的方剂，因而出现了将病因、病证、病位、剂型、功用等分类法加以综合对方剂进行分类的方法。按剂型分类者，如戴思恭《证治要诀类方》将剂型分为汤、饮、丸、散、膏、丹6种，许宏《金镜内台方议》则将《伤寒论》113方归为汤、散、丸3类。按方剂组成分类者，以王良璨《小青囊》与施沛《祖剂》为代表。王良璨的《小青囊》选取仲景方及元明两代名方共39首作为主方，并由主方演变出339首化裁方。施沛的《祖剂》以《黄帝内经》、仲景方为祖方，次取《局方》及金元诸家医方，推其演变，溯源穷流，比类相附。载历代名方843首，其中主方75首，附方768首。
这种简单的综合分类法的出现，是明代医家的大胆尝试，为清代汪昂《医方集解》所创综合分类法提供了思路。2.方剂命名的多样化
方剂之有方名，早见于《黄帝内经》。通过方名反映方剂的功用主治、方旨大意以及医药学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化关系者当以仲景《伤寒论》为始，后成无己《伤寒明理论》选取其中20方，加以方解，并对其中约半数之方的方名进行了诠释。
明代方剂数目繁多，其命名亦趋向多样化，主要从方剂的组成、功用、制法、用法、形态特点等角度命名，有些方名立意于宗教文化、哲学思想、典故传说等，并出现了综合命名的方法。如《外科正宗》三品一条枪，所言“三品”，谓方中有明矾、砒石、雄黄3种主要药物，“一条枪”指本方的使用方法是将药搓成药条，像“枪” 一样插进疮孔之内，从而达到袪除腐肉、治愈瘘管之作用，又如《证治准绳》伊尹甘草泻心汤为甘草泻心汤的异名，王肯堂在原方名前冠以伊尹，别具匠心，不仅包含了“主药”甘草、功效“泻心”，而且结合“国老伊尹有疗君心痞病之能的传说，更突出了本方“消痞”之功。3.制方理论的新发展
明代医家对君臣佐使制方原则有了新的认识。何瑭指出“主病者，君也； 辅治者，臣也； 与君相反而相助者，佐也； 引及引治病之药至于病所者，使也”。界定了君药、臣药的含义并进一步明确佐药和使药的作用，增强了君臣佐使法则的可操作性。明代医家对于方剂中君、臣、佐、使诸品的应用亦更为活，君药数量由一种增至数种，甚或以整首方剂加减作为君药如孙一奎 “用四君子汤加葛根、白芍药、黄连为君„„”[1]。金元医家预先设定君臣佐使的思想在明代继有发展，如万全《片玉痘疹》代天宣化丸根据每个年份五运所属年干的不同，选取不同药物为君药，并对方中各药的配比量预先加以规定： “人中黄(属土，甲巳年为君)、黄芩(属金，乙庚年为君)、黄柏(属水，丙辛年为君)、栀子仁(属木，丁壬年为君)、黄连(属火，戊癸年为君)、苦参(为佐)、荆芥穗(为佐)、防风(去芦，为佐)、连翘(去心，酒洗，为佐)、山豆根(为佐)、牛蒡子(酒淘，炒，为佐)、紫苏叶(为佐)。数药先视年之所属者以为君，其余主岁者以为臣。为君者倍之，为臣者半之，为佐者如臣四分之三”[2]。此外，明代出现了方剂归经的思想，以徐用诚、刘纯《玉机微义》最具代表。每首医方后几乎都有“某某经药也” 的按语，如易老九味羌活汤 “此足太阳、阳明、三阴药也”，小柴胡汤 “此足少阳药也” 等[3]。其下又按气药(剂)、血药(剂)、气血药(剂)分类，如《宝鉴》加减泻白散、东垣加减泻白散“此二，手太阴气分药也“，款气丸”此手足太阴气血之药也”[3]。
4.通治方与方剂加减化裁的新特点 所谓通治方，即针对临床各科某一疾病的若干证候，或者针对许多疾病某一证候均能通治获效的方剂，是中医学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相结合的产物。通治方的历史久远，历代均有发展，并具有各自的特点。
明代医家对通治方更加重视。《简明医彀》、《奇效良方》、《明医杂著》、《医学正传》、《慎柔五书》等众多医书载有“通治方。与前代相比，明代通治方具有药味简单、药性平和、容易加减使用等特点。在剂型方面，前代通治方往往制成丸、散成药，而明代通治方的显著特点是大多经过药物加减使用，故此时期的通治方既有丸、散成药，又有煎成汤、饮者。在继承方面，大多数药味庞杂明代出现了关于方剂加减化裁的专论。如刘纯《医经小学》设“辨证用药例略”、王良璨《小青 囊》列“随 证治病 药品”，详尽罗列如何根据临床实际情况加减用药及其机制。明代方剂加减化裁的形式更加多样化，除前代经常涉及的随症加减、随 因加减、随经加减外，还出现了随四时加减、随六气加减。如王肯堂《证治准绳·女科》依四时季节气候变化对四物汤进行加减化裁，“若春则防风四物，加防风倍川芎；若夏则黄芩四物，加黄芩倍芍药；若秋则门冬四物，加天门冬倍地黄；若冬则桂枝四物，加桂枝倍当归”[4]。《证治准绳·伤寒》“神术汤六气加减例” 依五运六气学说所制定的六气淫胜原则对方剂加减化裁，发展了王海藏逐年司天加药的思想，指出“太阳寒水司天，加羌活、桂枝，余岁非时变寒亦加，冬亦加；阳明燥金司天，加白芷、升麻，余岁非时变凉湿亦加，秋亦加；少阳相火司天，加黄芩、地黄，余岁非时变雨湿亦加，夏亦加；太阴湿土司天，加白术、蒿本，余岁非时变热湿亦加，夏末秋初亦加；少阴君火司天，加细辛、独活，余岁非时变热亦加，春末夏初亦加；厥阴风木司天，加川芎、防风，余岁非时变温和亦加，夏亦加”，并强调“以上神术汤六气加减法，非止为司天之气设也。至于岁之主气，与月建日时同前应见者，皆当随所见依上例加减之”。
明代通治方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扩大了传统通治方概念的外延，出现了专科通治方以及分经通治方。如张介宾在《景岳全书》“妇人”、“小儿”、“痘疹”、“外科”卷均列有“以下通用方”，分别收录妇科通治方42首、儿科通治方36首、痘疹通治方19首、外科通治方63首。董宿辑录、方贤续补的《奇效良方》中载有按各经分治某一病证的通治方，如疟门下载有“足厥阴肝疟”4方、“手太阴肺疟”3方、“足太阴脾疟”3方、“手少阴心疟” 2方、“足少阴肾疟”2方、“足少阳胆疟” 2方、“足太阳膀胱疟”1方、“足阳明胃疟”47方。5.新方创制与剂型发展
明代，随着临证各科的发展，一批新方应运而生。其中以张介宾创制的调补阴阳剂、缪希雍制定的调理脾胃剂、汪绮石治虚劳方、吴有性治疫方、陈实功外科方、万全小儿方、傅仁宇眼科方、高濂与龚廷贤的食疗养生方等尤具特色。
两宋金元，用药剂型多为粗末煮散。明代，随着药物炮制技术的提高及切制饮片的兴起，使汤剂的使用得到了恢复，并沿用至今。除汤剂外，其他剂型也不断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0余种，除注射剂、微囊剂、滴丸等，几乎囊括了现今应用的所有剂型，尤其是内服膏方和酒剂的数量大增。
不论是小型方书，或大中型的医学书籍，均备载内服膏方。如《摄生秘剖》于膏方每多采集，其中龟鹿二仙膏等著名的抗衰老膏方，至今仍在广泛使用。从组成来看，明代内服膏方的药味一般为三五味，多不过十味，药物较清灵；从功用而言，以补虚为主，并出现了因人而制的膏方。正如章次公先生所云：“膏方之制，不见仲景、思邈之书，即金元四家亦未尝有焉。溯其所自，实始于明代注重血肉有情之物，为虚羸不足者辟一新途径。”
明代酒业繁荣，医书所载药酒种类之多，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仅《本草纲目》一书就收集有五加皮酒、屠苏酒、白杨皮酒、女贞皮酒、仙灵脾酒、薏苡仁酒、百灵藤酒、当归酒、枸杞酒、缩砂酒、茵陈酒、菊花酒、腽肭脐酒等药酒60余种。此外，补益性药酒显著增多，如八珍酒、扶衰仙凤酒、长生固本酒、延寿酒、长春酒、红颜酒等。明代药酒配方主要由性味平和的药物以及补血养阴的药物组成，一改唐宋时期药酒常用温热燥药的弊端。
6.明代重要医方书的成就与特点
明代是中医方书编撰的繁荣时期，但通过对这些众多方书的考察发现，大抵继承、总结者多，发扬、创新者少。尽管如此，尚有不少方书的内容不容忽视，对推动方剂学的发展和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方书——《普济方》，也是明代最大的方书。它搜罗极广，篇幅很大，几乎收录了十五世纪以前所有保存下来的方书内容，并兼及传闻、小说、道藏、佛书内的相关内容，还收入大量的时方，可谓集十五世纪以前方书之大成。它的主要贡献是保存了古代大量医学文献，价值已超出方剂学范围。李时珍编修《本草纲目》时，虽说浏览参考文献800多种，实际上当时已有不少文献失传或成为罕见的孤本，李时珍并未能一一亲阅，其中不少是通过《普济方》间接读到的。
吴昆的《医方考》，撰于万历年间。作者15岁学医，行医后深感业医者知识贫乏，必须对医者的素质进行提高。他从历代方书中选出常用方剂700余首，编成本书，共6卷。按病症分为中风、伤寒、感冒、暑湿等72门，每门下列一证，先论病因，次列诸家治疗方法，再汇集名方。《医方考》虽汇集群方，却不追求方剂数量，而是严守质量，“揆之于经，酌以心见，订之于证，发其微义”，重在阐发分析。本书出版后影响广泛，清代汪昂的《医方集解》、吴仪洛的《成方切用》等都宗《医方考》所开之学风，《医方考》出版后，连续刊刻近十次，在医学界起了积极作用。
《景岳全书》中的“八略”和“八阵”实为讲述方剂学的内容。他把治病立法比作战略战术。故称治则治法为“八略”；把立方选药比作布兵排阵，将方药主治的论述称“八阵”。八阵又分为古方八阵与新法八阵。他根据个人丰富的临床经验发议论，有不少创见。八略亦称新法八略，即补、和、攻、散、寒、热、固、因诸略。根据八略而列八阵，古方八阵选历代名方1516首，另有妇产、小儿、痘疹、外科等古方922首。新方八阵系张氏自创方利，共186首。新方八阵诸方多切临床实用，有不少至今仍为常用名方，如左、右归丸，左、右归饮，金水六君煎，玉女煎，理阴煎等。补略和新方八阵的补阵最能反映作者的学术思想，张景岳是温补派的代表人物，特别重视人体本元，谓为“人之大宝”，他从阴阳互根角度体察真阴真阳，认为“阴不可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以气血、形体性用的相互依存和消长关系来阐述生死之机，强调温补元阳，滋养真阴，使阴阳归于平衡，实现水火既济。强调古人之方，是示人以法，并非限人以药。对待成方，又要圆活。张氏对方剂的认识尽管也有不足，但仍是明代方剂学中一枝奇葩，后世虽有非议，也多偏执管见，其成就却是不可抹杀的。
施沛辑明代以前著名方剂800余首，成《祖剂》一书，共4卷，收主方70首。该书以《素问》、《灵枢》及伊尹汤液之方为宗，以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之方为祖。选《和剂局方》及宋、元、明诸家流传方以归类叙述。追本溯流，把相类方剂归于一起论述如以《素问》之泽术麇衔汤为主方，其下述张仲景的泽泻汤、猪苓散、茯苓戎盐汤、五苓散、茵陈五苓散、猪苓汤、茯苓泽泻汤，后世的四苓散、加味五苓散、山栀五谷散、胃苓汤等，将17首方剂集中介绍，有些地方作者还加了按语“和得者也”，主方除选自《内经》、《伤寒》、《金匮》外，还有的选自伊尹《汤液经》、《和剂局方》、《肘后方》、《广济方》、《千金》、《得效方》、《集验方》、《济生方》及李东垣、张洁古、朱丹溪等人的医方，对学习古代方剂学有一定参考价值。
总之，明代方剂学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均超过了前代，方剂学分类体系初步成熟、方剂学理论逐渐完善、各类方剂不断创新、方书数量稳步增长为此时期方剂学的主要成就；方剂命名多样化、方剂加减化裁形式多样化、注重方剂理论研究以及各类剂型的广泛应用，为此时期方剂学发展的主要特点。参
考
文
献
[1] 孙泰来,孙朋来.孙氏医案.见:韩学杰.孙一奎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753 [2] 万全.片玉痘疹.见:傅沛藩,姚昌绶,王晓萍.万密斋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632
[3] 刘纯.玉机微义.见:姜典华.刘纯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 出版社,1999:181,185,168,169 [4] 王肯堂.女科证治准绳.见:陆拯.王肯堂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1977,817
第五篇：中国古典园林的特点,明代染织服饰的特点范文
中国古典园林的特点：
特点：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所描绘的大观园乃“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园林，和谐完美，美不胜收，令人叹为观止。同时也将中国古典园林的特点表现的淋漓尽致：本于自然，高于自然；建筑美和自然美的融糅；诗画的情趣；意境的含蕴。在第十七回中，“先令匠人拆宁府会芳园城垣楼阁，直接入东府后花园中。宁府东边所有下人一带群房尽已拆去。会芳园本从北拐角墙下引来一段活水，其中竹村山石以及亭榭栏杆等物皆可挪就前来。”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的理性思想。计成在《园治》中反复强调“体宜因制”的造园思想与创作思路，《园治》中用一句高度概括的话叫做“境由人作，宛自天开”，而大观园将其发挥的淋漓尽致。以已有建筑为据，以原有自然风景为景，巧加组合改造、加工、剪裁，从而形成精练概括的风景，典型化的自然。
例子：
1.古钟园。园内曲径通幽，路面以石板、卵石铺设，亭、榭、阁、桥、路、沟、渠的布局结构和飞檐翘角的建筑设计以及绿化的总体布局，集中突出了“青瓦白墙、青铜银杏”的特征，重现出古色古香的明代园林风格和生活情趣，系一座仿明建筑的古典园林。古钟园小瓦白墙，古朴典雅。全园辟有钟亭、文源馆、藏拙苑、宝宝村四大景区。园内建有“蟠龙岛”、“起凤台”、“听雨亭”、“聚秀堂”、“真趣轩”、“十一曲河心桥”等九座亭、七座桥，还有一舫三廊等古建筑。环绕4大景区的还有“竹坞”、“南石山”、“挹翠亭”等诸景点缀全园。园虽小而景全，物虽朴而质美，虽云小观，亦堪悦目赏心。
2.苏州拙政园：其特点主要是：以水见长；自然典雅；庭院错落；花木为胜。也正是明代古典园林的鲜明特征。拙政园为中西东三部分，中部以远香堂为中心，倚玉轩、小飞虹、香洲等组成了不同的景区，中间有荷风四面亭。拙政园西部穿过别有洞天，有宜两亭、三十六鸳鸯馆等景致，聚游、停、坐、思于一体。在《红楼梦》中，曹雪芹造景大观园时，有着明显对拙政园的局部仿制。拙政园为《园冶》规范的“凡园圃立基，定厅堂为主。先乎取景，妙在朝南，倘有乔木数株，仅就中庭一二“的基本要求。
对当代的意义：
古典园林是我们传统的园林，其中有其意蕴在里面，在我们这个节奏较快的现代社会中，很多人都忽视了古文化追求简洁明了的设计，这并没有错，只是，古建筑的美也是我们有目共睹的。我们现在的设计要结合古代的设计，我们可以不借鉴其传统的外表，但是形散神不散，借景、对景等手法，或透或漏的造园原理才是古典园林的精髓。我们要找到的是就解决使用功能，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那种古典的感觉。面对许多西方的建筑，我们不应泛滥的仿照，而要从我们的祖先开始研究，那些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美肯定是有道理的。从本质到表层，更好的结合传统与现代才能更好的传承与发扬我们的文化，才能将文化与实用更完美的契合。园林是人类追求最理想的人居环境的产物，创造更加舒适宜人的小气候环境，是享受园林生活乐趣的前提。在现代园林设计中，光影、气流、温度、湿度等影响人体舒适度的气候因子，成为十分重要的设计依据，影响到园林空间、地形、水系、色彩等设计元素的处理手法。为人或动物，以及植物群落提供更加适宜的小气候环境，已成为众多现代园林作品的出发点。
明代染织、服装的特点： 服装：
基本款式：1交领式衣衫；2盘领衣；3上衣与下裳相连的来腰袍裙；4对襟合领或对襟直领式衣服；5背间中缝直到下面的斜领大袖袍
官服：官服以袍衫为尚，头戴梁冠，着云头履。梁冠、佩绶、笏板等都有具体安排。
皇帝戴乌纱折上巾、穿绣龙袍；官吏穿补服、戴乌纱帽； 民服：明代一般男子服式主要有：直身、罩甲、襕衫、裤衫、裤褶、曳撒等，多承袭前代，仅在色泽、长短上有所变化。而作为明代男子主要首服的巾帽，则有很大发展，特点突出。女子冠服：大凡皇后、皇妃、命妇，皆有冠服，一般为真红色的大袖衫、深青色的背子、加彩绣帔子、珠玉金凤冠、金绣花纹履；帔子；蹙金。
便服：命妇燕居与平民女子的服饰，主要有衫、袄、帔子、背子、比甲、裙子等。普通女子服饰多以紫花粗布为衣，不许金绣。
染织： 丝织：
明代的染织工艺被称为明锦明锦有三类首要品种，即库缎、织金银、妆花明锦的团组织有团花、折枝、缠枝、几何纹等缠枝是明锦的首要组织，具备时代独特的地方明锦花纹丰富多彩、有云龙凤鹤、花草鸟蝶、吉祥锦纹等、其造型敦普大方，富于程式化的装饰美。明代织造所用的染计有:苏木,黄 ,明矾, 栀子,靛子,槐花,乌梅, 碱,木紫,茜草等.随著织造工艺的发达,染色工业日益兴起,许多地区出现 分工很细各有专职的染坊,如 坊染天青,淡青,月白;红坊染大红 ,桃红;杂色坊染黄, 黑,紫,古铜,水墨,血牙,驼绒, 青,佛西 等色.刺绣：
以“顾绣“为有名。以“顾秀”为有名。明嘉靖时，顾氏一家几代均擅长刺绣。顾名世之子的妻子，刺绣更为精巧。顾秀是一种画绣，所绣花卉、人物、翎毛、山水，“劈丝细过于发，针如毫。”因而名噪一时，为人所重。此种刺绣以制作欣赏品为主，加以文人雅士的评赏和赞美，故当时影响很大。
对当代的意义
1明代纹样丰富多样，可以把传统纹样的特点用于当今服装设计中去，无疑会给设计注入新的设计灵感。2明代丝织、刺绣业发达，在现代设计中可以大胆使用，将现代布料与传统丝织相结合，达到古今交融的高度。3明代服装款式多样，其中水田衣、比甲最具特色，现代设计中可以借鉴各种款式，在服装合身舒适的同时，符合现代审美要求。
对于现代的服装来说，我们可以借鉴古代的服装来丰富我们现在的服装。如今潮流趋势是灰色调的，大红大紫的衣服，对于现代来说是“俗”字，只是，我想，任何衣服颜色还是靠搭配的。古代的很多花式其实都带有很多寓意，我们追求潮流可是也不能只顾表面没有含义。而且古代很多染指技术也是我们应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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