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学：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之间

第一篇：外交政策学：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之间

外交政策学：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之间

摘要：在政治学中没有哪门学问比外交政策学更具有交叉性。从发展脉络来看，外交政策学演变出三条研究路径：外交决策论、比较外交政策论和外交政策环境论，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在这里随处可见。从研究视角来看，外交政策学有国内政治视角、国际政治视角和国内——国际政治视角三类，在这里既可以找到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国际体系方法，又可以找到比较政治研究中的国内结构方法，还可以看到国际体系与国内结构方法的交叉融合。随着外交政策议题的多样性和影响因素的复杂化，未来更应注重交叉研究的推进。

外交政策研究在西方被称为外交政策分析或外交决策学，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

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内容。[1]

在传统的外交政策研究中，一些学者通过描述和解释各国的外交政策来分析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研究决定外交政策的国家间实力对比、国际规范，使外交政策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些学者大量使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关注外交政策本身如何形成，因而外交政策学一度被称为比较外交政策学。[2]

在交叉学科兴起的背景下，外交政策学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和比较政治学科的有机结合点，在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上需要全新的解析和建构。本文旨在梳理外交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尝试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方向上对其未来发展作一粗浅说明。

一、外交政策学的发展脉络

外交政策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形成于二战以后，受当时政治学学科中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迅速发展的影响，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分别为“外交决策论”、“比较外交政策论”和“外交政策环境论”。

1.外交决策论

1954年，施耐德（RichardSnyder）、布鲁克（HenryBruck）和萨宾（BurtonSapin）发表《决策：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路径》一文[3]，文中提出“国家即决策者”，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一条研究路径“外交决策论”，主张在国家层面研究外交政策，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70年以后，外交决策论逐渐发展出两大分支，一派认为外交政策是国内各种政治组织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派认为外交决策是国内特定决策集团内部相互作用的结果。前一派的代表人物首推埃里森（GrahamAllison）。在1971年出版的《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一书[4]中，埃里森分别用理性决策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对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进行了分析，他对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的分析都强调了外交决策过程与国内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使外交决策变为一个受政治组织规则支配并被政治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所左右的过程。此后，他进一步将组织过程模型发展为组织行为模型，将政府政治模型发展为官僚政治模型，将外交决策看作是一个各种政府组织和官僚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此外，纽斯塔特（RichardNeustadt）和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等学者也对外交决策过程中的政治组织进行了研究，为该学术派别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后一派的代表人物为詹尼斯（IrvingJanis）。1972年，詹尼斯出版《群体思维造成的牺牲》一书[5]，对美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猪湾事件、水门事件、马歇尔计划、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扩大事件和朝鲜战争扩大事件中的决策过程展开了分析，认为外交决策是政府内部小集团的行为，一旦决策集团具有高度凝聚力，就很容易为维护群体内部的团结一致和行动一致而陷入群体思维，从而导致决策惨败。为了说明决策集团在何种情况下会陷入群体思维，詹尼斯提出了一个包括一系列变量在内的单线因果关系模型。此后，外交决策中的小集团现象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赫尔曼(MargaretHerman)和彼得森(RandallPeterson)等人都相继采用案例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对此进行了后续研究，决策集团中的领导能力变量、权力结构变量、群体发展阶段变量、群体构成原则变量都被看作是影响决策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加以研究。

2.比较外交政策论

1966年，罗西瑙（JamesRosenau）发表《预理论与外交政策》一文[6]，认为外交政策理论应运用政策科学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开发出适用广泛的一般理论，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二条研究路径，即“比较外交政策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试图发掘出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一般理论，强调理论的系统性、跨国性和多层次性。其研究侧重两个方面：外交模型的构建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

比较外交政策论的模型构建，是开发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第一步，也是建立研究假设的过程。同比较政治学一样，比较外交政策的模型构建也深受阿尔蒙德（GabrielAlmond）“结构—功能”（Structural-Functional）模型和伊斯顿（DavidEaston）“投入—产出”（Input-Output）模型的影响，广泛运用了体系、结构、功能等概念，甚至有一些分析模式直接来自比较政治理论。如罗西瑙的链接政治模型（LinkagePoliticsModel）就认为影响外交政策有五个投入因素，即外部因素、国内社会因素、政府结构因素、决策者的角色因素和决策者的个人因素，这些投入因素以大小、发达程度和开放性为标准划分为的不同国家类型依次以不同的顺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7]

继罗西瑙之后，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着手研究国际纷争和外交危机的关系，先后整理出《国际危机手册》和《外交政策危机手册》，囊括了1929年到1979年在全球278个国家发生的627件外交危机事件，从危机状况、关联国家、引发危机的势力、危机的程度、纷争的程度、超级大国和国际机构介入的程度等方面收集整理了相关数据，为比较研究的展开提供了资料。[8]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则为检验外交政策一般理论提供了依据。除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在外交危机数据库和鲁梅尔在国家特征数据库上的贡献外，麦克利兰（CharlesMcclelland）主导的世界事件相互关系调查数据库、阿扎（EdwardAzar）主导的冲突与和平数据库、赫尔曼（CharlesHermann）等人主导的各国事件比较研究数据库、泰勒（CharlesTaylor）和乔迪斯（DavidJodice）主导的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数据库都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贡献。数据库的盛行，导致外交政策研究主要运用调查统计方法。然而，各式各样的调查统计方法并没有促进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诞生，反而使研究陷入了纷杂的数据之中，原本明晰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看似复杂的研究却只得出了一些常识性结论，这使比较外交政策的研究在1980年代进入了反省时期，期待在研究方法上得到新的突破。梅斯基塔（B.BuenodeMesquita）引入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UtilityTheory）和博弈理论在外交决策方面的发展，是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新发展。[9]

3.外交政策环境论

1956年，斯普劳特夫妇（HaroldandMargaretSprout）出版了《国际政治语境下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一书[10]，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三条研究路径，即“外交政策环境论”。

外交政策环境论将研究比喻为开启决策的“黑匣子”（Black-box），把重心放在对决策者个人心理认知过程的研究上，认为影响外交决策的各种客观环境因素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主观环境（即认知过程）才能对决策结果产生实际性的作用，不被决策者主观认知的客观决策因素对决策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根据影响决策者主观认知因素的类型，外交环境论可以分为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面。

从国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印象对决策者的影响，决策者的认知来自相对国家的行为特征。唐肯（GeorgeDuncan）和西沃森（RandolphSiverson）是该领域的拓荒者，贝利（WilliamBerry）、约翰（FreemanJohn）和乔布（BrianJob）利用马尔科夫链（MarkovChain）开发出了对国家层面认知的测量方法[11]，认为国家之间过去的合作或敌对行为直接影响今后决策者在相关外交决策中的认知，其认知类型包括对冲突敏感的

认知、对冲突迟钝的认知、封闭型认知和开放型认知四种。

从国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认为国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对决策者的认知产生重要影响。如汤普森（KennethThompson）和麦克迪斯（RoyMacridis）将政府类型分为民主政权、独裁政权、共产主义政权、民主社会主义政权等类型，认为不同的政府类型有不同的外交选择。[12]

奈（JosephNye）的“软实力”概念和古里恩（EdmundGullion）的“公共外交”概念，均强调文化、教育机构和媒体等多种主体在外交决策中的参与。从个人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主张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决策者的认知，特别是在集权政治体系和危机状况下，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在决策中至关重要。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有赫尔曼（MargaretHermann），其研究将领导人的个性与外交决策联系在一起。[13]此外，霍尔斯蒂（OleHolsti）还研究了领导人的信念体系与国家印象之间的关系[14]，巴伯（JamesBarber）[15]和乔治（AlexanderGeorge）[16]等人还对决策者的领导类型进行了分类。

二、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视角

在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路径中，既可以看到比较政治学中对国内结构因素的分析，又可以看到国际关系中对国际体系因素的分析，具有明显的交叉性。这种交叉性使外交政策学以国家为界分为两大研究层次：国内结构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三大研究视角：国内政治视角、国际政治视角、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1.国内政治视角

以权力和利益为基础展开研究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最理想的外交政策是不受国内其他政治因素影响，完全为国家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外交政策。[17]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国内政治结构就成为了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因素。因为，根据国内政治结构的不同，国家利益的定义也不同，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反映程度也不同。国内政治结构的分析，一方面从政治体制入手，一方面从政治行为体入手。

政治体制是比较政治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由政府组织、政治人、市民团体和一般市民共同构成。在伊斯顿的影响下，政治体制的研究主要围绕“投入”、“产出”、“需要”、“支持”和“反馈”之间的关系展开。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同样的“投入”经过不同的政治体制会“产出”不同的外交政策，不同的政治体制不仅有不同的外交“需要”，而且面临不同的国内“支持”状况。这样，找出政治体制中影响外交决策不同的因素，再以这些因素的变化为标准将政治体制加以分类，就成为研究政治体制与外交政策关系的首要任务。这类研究将注意力放在政府结构、议会结构及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上，关注政府首脑的合法性和权限大小、政府与议会关系、议会中的政党关系、政权交替时的连贯性等具体因素。[18]

从政治体制入手来分析外交政策，使外交决策成为了国内政治研究的一部分，虽然可以将国内决策理论成果运用到外交政策分析中，但是却很难找出一般决策和外交决策之间的差异性。政治行为体的研究是指，将国内政治行为体分类后，选择并研究特定行为体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前文中提到的群体思维模型就是研究决策小集团与外交政治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以国家元首为中心的首脑与外交研究，以经济组织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与外交研究，以新闻媒体为中心的媒体与外交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在方法上都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广泛引入了社会学、法学、新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以上这些研究都把原因变量的范围限制在国内，忽视了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还没有从政治学中脱离出来，对构建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意义不大。

2.国际政治视角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行动虽然依托国内实力，但这种实力必须放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加以审视，是相对实力而不是绝对实力决定着国家的行动样式。换句话说，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影响国家行动。根据这样的思路，外交政策研究开始分析国际体系因素的作用，除比较外交政策论的类似倾向外，还有一些国际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华尔兹（KennethWaltz）、温特（AlexanderWendt）、佐兹曼（JohnZysman）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华尔兹将国家看作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的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行为体。以小到追求本国的生存，大到称霸世界为目标；对内增加自身实力，对外强化本国同盟并弱化他国同盟。[19]

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下，华尔兹预见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实力均衡的形成和维持、两极体系的稳定性等等。温特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变化的，存在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种状态，在不同的文化状态下国家会作出不同的对外行动选择。[20]

佐兹曼联合善德海尔兹（WayneSandhiltz）、宝儒斯（MichaelBorrus）等人研究经济外交政策，他们认为国际体系已经从无政府状态转变为相互依存状态，传统的军事、政治外交应该让位给经济外交；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地区经济合作程度、经济摩擦和冲突的大小影响着国家的外交政策。[21]

另外，主张霸权稳定论的学者认为，霸权国家为了维持霸权地位而在全球推行自由经济体系。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依附理论学者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正的国际体系是阻碍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

单纯从国际体系来研究外交政策的理论，基本都处于框架和假设阶段，在理论发展和证明方面始终踏步不前，被认为仅从国际体系层面无法充分解释和预测外交政策的变化，国内体系和国际体系的统合势在必行。

3.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虽然，外交政策学的发展需要国内结构分析方法和国际体系分析方法的结合，但如何结合学者们并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侧重从国际体系层面研究外交政策，认为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国际体系通过国内结构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基欧汉（RobertKeohane）认为在综合考虑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时，国际体系因素应该总是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国际体系因素绝对不仅仅是对国内结构因素的补充。[22]

而那些侧重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并不赞同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的看法，认为国内结构变量不受国际体系限制单独发生作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古勒维奇（PeterGourevitch）就认为像侵略、占领这样的国家行为很多时候并不是国际体系在国内结构上的简单反映，需要将国际体系和国内结构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加以考虑。[23]

侧重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认为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使国内因素也通过各种国际势力变得相互依存起来，以国家为界线的研究方法已经变得过时。[24]安德森[25]（PerryAnderson）、沃勒斯坦[26]（ImmanuelWallerstein）等学者认为，早在400多年前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相互依存在欧洲就早已出现，尤其是在战争和对外贸易中。

15、16世纪的国际贸易引发了一些主要都市的兴衰和国家地位的改变，甚至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建立和世界格局的变化。

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研究的结合克服了外交政策分析层面的单一性，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在结合的过程中应该选择哪些国内结构因素与国际体系因素。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就造成了分析因素选择上的随意性。

三、外交政策学在交叉研究中的未来

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学者所说：“尽管政治学的任何分支都不是完全独立的，但外交政策学的特殊性却在于它既研究国内也研究国际，从个人到国家，再到（国际）体系层次都进行分析，并努力将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27]

因而，外交政策学的发展，有赖于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区域和国别研究）乃至政策科学的结合。这种交叉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就外交决策论来讲，可以将国际协商和国际组织中的多国互动内容纳入研究范围。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外交决策都不再仅由国家内部的政治人和组织决定，而是多个行为体跨国讨价还价的过程。普特南（RobertPutnam）将国际协商中外交决策的产生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际协商中各国代表之间的谈判过程，第二阶段是使谈判结果得到国内相关机构批准的过程。作为可以在第二阶段得到国内批准的谈判方案的集合，“赢集”的大小在各谈判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决定其大小的因素则包括国内制度、国内政治集团的偏好和国际谈判的战略。这种双层博弈理论对于研究外交政策中的多国互动是个有益的贡献，但国际体系的诸多因素（如谈判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国际规则和惯例）在国际协商中的作用还有待研究，这些国际体系因素如何与国内决策行为体相连接也有待探索。

第二，就比较外交政策论来讲，在目前还不能建立起囊括各种国内外因素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理论的情况下，在国际组织或地区一体化问题上将国内外因素与外交政策结合起来研究不失为一种方法。国际组织是现代国家外交政策的产物，没有国家的主权让渡和相互合作就不会有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产生后同时也成为各国外交征战的场所。国家通过讨论、投票、决议等形式进行外交活动，这些外交活动与国内议会政治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国际组织中的外交行动直接受国际组织的体系因素和国内结构因素的共同影响。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行为不仅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且影响国际体系。不同的国际组织、地区体系，其地位性质、一体化道路和各国的外交政策各不相同，必须结合国内国际因素加以研究。

第三，就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结合研究的方法来看：有的以国内结构为主、国际体系为辅；有的以国际体系为主、国内结构为辅；有的则是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并重。这些方法并无真正的优劣之分，因而按照不同的外交政策议题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显得就很有必要。外交政策议题可以按照对国际社会的敏感程度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指政治安全等议题；第二类是指经济贸易等议题；第三类是指文化宗教等议题。对国际社会敏感度越高的议题越需要在研究方法中重视国际体系因素。战争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传统问题，处于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对来自国际体系的危险因素感知并不相同，感知内容直接影响了国家选择战争的可能性。而感知内容又和国内结构相关，只有综合国内外因素对其研究才能解释和预测国家的战争行为。经济问题在20世纪中叶以后地位逐渐凸显，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已经超越了政治问题，几乎不存在不考虑国际经济体系而制定外交经济政策的国家。和政治、经济问题相比，文化问题的国内性更强，再加上国际文化体系还处于松散和不完善的状况，研究重心应放在国内结构上。此外，由于文化外交政策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大于国际体系对文化外交政策的影响，文化外交研究在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的结合中，可以以国内结构为原因变量，国际体系为结果变量。

中国的外交政策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还都处于起步阶段。在内容上大多重在介绍大国外交政策，将描述和解释方法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工作还需进一步推进。有学者尝试用国外理论为工具来分析外交政策，但在构建中国外交政策理论方面还存在很大空间。外交政策学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要在理论开发上有所突破，跨学科之间的合作研究就非常必要。首先，为了更好地分析外交政策的国内结构因素，需要比较政治学者和地区国家研究学者的共同研究。冷战后，经济、环境、人权等问题在外交政策中所占比例日益增加，主要受国内结构因素影响的此类外交政策研究更需要比较政治学和区域及国别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其次，为了更好地分析外交政策的国际体系因素，需要国际政治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对国际体系分析的各种理论和方法。最后，为了能将国际体系和国内结构因素更好地结合起来研究外交政策，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则是重中之重。

学科的设界是为了集中系统地研究特定领域的问题，然而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使许多问题无法在单一学科范围内得以解决，跨学科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许多新的理论和发现都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学科的专业性和开放性并不矛盾，对于同处于政治学之下的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来讲，多样的交叉研究不仅可行，而且必须。

第二篇：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

引论、国际政治学家眼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依国际政治学家眼光看，生态环境问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依不同兴趣研究的，哪怕从国际问题研究（而非国内问题研究）这样一个大范围来看亦是如此。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

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２、４、８、１６……），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１、２、３、４……），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５０至６０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６０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著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８０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１９７２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１９８７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１９９２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１９９７年年末，为了使２１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１５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１］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２］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１９世纪后期至２０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６－７０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

第三篇：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

从国家行使管理权利的角度看，以生态环境遭破坏为核心的全球性危机的加深，给各国政府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难题，其中不少涉及到国家主权、威胁到原有的统治能力。比如，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会议和国际规定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格；从环保标准上看，环境保护也趋向于定量化和加强监督过程，对各国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世界各个地方，尤其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到处能够听到所谓加强“全球村居民”之间合作的呼声，其中最强烈的吁求来自“绿党”、新社会运动、各国政府及民间的环保机构、反核组织、各种专门的国际组织。到目前为止，各国对于这种势头抱有一种多少有些矛盾心理：当仅仅涉及生态保护、难民安置、水资源分享等比较具有技术工艺层面的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时，它们愿意显得比较慷慨大度，主动出让一部分曾经属于主权范围下的权利和权力；而一旦触及比较敏感的国家安全、军事和政治利益等领域时，最典型的如国际核监督、资源信息等等，主权受到损害的意识便会增强，相应地，在行动上也变得比较谨慎甚至有敌意（法国政府默许情报部门对新西兰等国的绿色和平组织的反核船只实施秘密爆炸行动便是一例）。冷战结束后的这几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形形色色的国际干预日益增多。国际干预在当代的加强及其结果，无形中使国际法律秩序得到了某种硬化或加固。按照传统的理解，国际法原则上只对同意这些规则的国家有约束力，如果主权国家表示异议，即等于本应适用于主权国家的规则失效或名存实亡。当代的世界政治现实与此并不完全一致，而且看上去似乎越来越不一致：如果涉及的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协定、国际法院的判决或权威的法学家的著作等国际法的渊源，主权国家的不承认或口头承认后的不履行，的确可能导致国际法的失效；在上述诸方面，“软约束”表现得十分明显。然而，一旦涉及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决议，就难以讲同样的话。很清楚，在９０年代的今天，谁也不敢拿安理会的决议当耳旁风；在很多场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当然是许多主权国家不愿见到的情形。

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国家主权的关注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它们看来，如果说国际社会的环保决议或各种标准确实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至少是多数国家的意愿）所致，那倒还容易理解一些；问题是其中相当多的东西是“少数发达国家塞进去的私货”，仅仅代表着一些西方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凭借其军事、经济实力和信息及技术上的优势，支配着许多国际制度、规章和条约的起草和执行，逼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本来不应当接受（起码程度上有别）的环保方案，甚至以预防环境被破坏为名、行控制发展中国家之实。这里面又可区分出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对议事程序和国际规则及优先性的控制，比如多数发展中国家会认为发展优先、环保只能在此基础上跟进，而多数发达国家从既得利益出发，则有相反的强调，最终的国际规则往往是后者意志的体现（世界银行近年来关于环保标准在用于发展援助的贷款项目中的强制性要求，就是一明显的例子）；二是决策权力和权威有利于发达地区的分配，比如凡是与生态环保问题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关键的位置均由欧美日地区出身的专家出任，发展中国家推举的代表充其量能够担当一些名义性、礼仪性等比较次要的职务［注１２］；第三表现在对环保协定的执行和监督上面，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及“伦敦核供应俱乐部”等重要国际核管理组织对核原料的控制、对发展中国家核技术的封锁、以及对所谓“麻烦国家”的制裁。［注１３］

各国政府、尤其是较为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主权关注”，由此自然产生出来；简单说，它的基本含义是，在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全球化时代，如何既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利用比较成本优势，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又能够学会适应国际上日益加大的重视生态压力和各种环保标准，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摆到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平衡点上，同时又能够确保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发言权，避免陷入某些发达国家设下的“游戏圈套”，尤其是防止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根本权益受到损害，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少数“核心国家”的“依附性外围”。这里的关键词是“依附”（英文为“dependence”），按照其发明者之一的界定，它“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无论如何，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总局面。”［注１４］因此，所谓“国家主权关注”

第四篇：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

引论、国际政治学家眼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依国际政治学家眼光看，生态环境问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依不同兴趣研究的，哪怕从国际问题研究（而非国内问题研究）这样一个大范围来看亦是如此。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留学生论文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２、４、８、１６„„），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１、２、３、４„„），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５０至６０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６０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著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８０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１９７２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１９８７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１９９２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１９９７年年末，为了使２１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１５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１］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２］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１９世纪后期至２０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６－７０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

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权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ＮＧＯ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论文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主权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３］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主权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主权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主权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

“environment”）［注４］，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 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

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主权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主权关注。

１．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５］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６］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色色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７］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主权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

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

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８］在人类即将迈进２１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２．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１９７２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１７］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

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9]另一类课题是，生态环境因素如何构成了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新来源，情况有多严重？西方有国际冲突研究专家指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在某个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导致新的不稳定，并诱发各种冲突乃至战争。［注１０］例如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问题：气候的变暧，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级资源的争夺；膨胀的人口和土地压力造成移民潮，给接受国的国内秩序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带来消极后果；水资源的紧张（尤其是水供应的下降）和上游的污染，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食品的缺乏造成城乡之间、定居者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粮食出口国用食品作为要挟或施压的武器；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加剧沿海国之间的“蓝色圈地运动”、以及沿海国和内陆国之间的生存权利之争。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到环境遭破坏的影响，论文并导致彼此间的麻烦，因为发展中世界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环境退化的恶果，仍然在使用旧的开发方式加剧生态环境威胁（如滥伐森林、农田退化、水资源过度汲取、渔业资源枯竭等）；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在环境之战中显得更脆弱和易遭攻击，例如生态问题导致的移民潮肯定向欧美方向移动，核污染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区域，汽车和电器等现代消费品的大规模使用严重加剧了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等矿物原料的依赖程度，“生态恐怖主义”势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以美、日、欧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不论我们赞成哪一派观点，有一个现象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环境在当代所受到的破坏，给国际战争和国家间冲突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使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同时变成某种新形式的“人质”——生态环境可怕退化的“人质”。［注１１］

论述到目前为止，生态环境威胁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仍然限于“传统的安全关注”的层面，就是说，它只是给国家提出了新的任务或压力（包括设置新的功能与目标），并没有要求限制甚至改变国家本身；国际格局仍然被视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的竞争和冲突环境，全球一体化与合作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生态环境之被破坏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挑战，不如讲是一种激励；在国家角色的塑造上，这些问题被当成是“建设性的”，而不具有“破坏性的”后果。

第五篇：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论文

从叙利亚问题看世界大国间政治

【摘要】“叙利亚问题其实是两种国际政治观的交锋，一派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希望维系国际旧秩序的欧美国家，一派是希望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俄罗斯、中国、印度、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清华大学欧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吴大辉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时有三个原则：第一，政权不能非正常更迭；第二，外国不能实行军事干预，包括对反对派进行武装；第三，不能实行制裁。这个思想，不仅是俄罗斯的，也是中国的、印度的、南非的、巴西的，所以这一次“阵线的分野非常明确”，新兴国家形成了一条战线。

【关键词】叙利亚

美国

俄罗斯

政治

2012年1月27日，摩洛哥代表阿盟向安理会提交了涉叙决议草案，此后，安理会就这一草案进行了多轮磋商。2月2日，安理会在摩洛哥提交的草案基础上形成了一份新的草案，草案虽然删除了要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交权等内容，但仍保留了“全力支持”阿盟新倡议等内容。俄罗斯和中国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否决了由摩洛哥提交的、西方国家及有关阿拉伯国家等共同起草的涉叙决议草案。其余13个理事国都投了赞成票。在投票的记录中，中国和俄罗斯联邦投了反对票的主要集中在中东局势（叙利亚）和中东局势（巴勒斯坦）上。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北京时间2012年2月17日凌晨5点20分联合国大会就叙利亚问题的新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这一草案以137票赞成、12票反对、17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古巴、朝鲜、伊朗等国投了反对票。

据美联社报道，这份新决议草案与本月初遭安理会否决的草案相似，其主要内容包括要求叙利亚政府停止所有暴力活动，释放在冲突期间所有被羁押人士，从城镇中撤离所有武装部队，允许和平示威并允许阿盟观察员和国际媒体不受妨碍地在叙利亚进行活动。

另据新华网报道，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16日在联大说，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行动，应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有助于推动政治对话、化解分歧，有助于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助于维护国际社会的团结，而不是使问题复杂化。

一、叙利亚所处的地理优势

从地图上可以明显看到，叙利亚是处于阿拉伯世界“心脏地带”的“核心”国家之一。其周边国家都有着非常敏感的国际地位，包括伊拉克、约旦、以色列、黎巴嫩，以及北部的土耳其和与叙利亚跨伊拉克相望的伊朗。

叙利亚是小国中的最大国，是中东矛盾的汇集区。这个面积只有利比亚的十分之一，而人口则为利比亚的三倍以上的阿拉伯国家，无论是内部环境还是外部环境，都远比其他阿拉伯国家复杂。叙利亚局势的**震荡着整个中东地区，威力与埃及革命等同，威胁到了那些与之长期维持盟友关系的国家，同时也刺激各邻国争夺政治空白。叙利亚的**大到影响到了伊朗与美国及其盟军的关系，小到关系地区间的用水权。

叙利亚本身资源丰富，除了物产丰富、多种地形、良好的气候外，叙利亚丰富的文化和战略位置是造成叙利亚相继成为外国占领对象的直接原因。

叙利亚的地缘政治位置非常关键，位于中东地区的核心部位，政局是否稳定，谁上台执政，不仅关系到以色列的安全，也关乎整个地区的稳定和力量均衡，这时的外部干预必须慎重。

再者，叙利亚是地区大国，与伊朗有着唇亡齿寒的盟友关系，与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

二、主要国家对待叙利亚问题的态度与立场

（一）美国

美国认为，叙利亚是反对美国轴心的中枢。他们认为，叙利亚长期支持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破坏美国积极推动的中东和平进程；9·11事件以来，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黑名单。

南开大学副教授傅铸指出，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的短期目标是促使巴沙尔下台、推动政权更迭，长期目标则是在叙建立服从美国利益偏好的政权，将其改造成美式民主、自由国家。从包括奥巴马和希拉里在内的美国政要的表态来看，美国政府已经为实现这些目标做好了准备，似乎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是在干预方式的选择上，美国似乎还不会仓促使用武力。

一旦美国拿下叙利亚,他就可借机对中国、甚至整个“南方经济”阵营进行扫荡。欧盟也会正式宣布加入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甚至联手水淹南方经济体，直至操纵并利用可控的金融甚至经济危机，在危机的可控之中去全面收编巴西、印度、南非等南方经济，形成天下围攻中国的场面，并最终在围攻中胜出。

（二）俄罗斯

有人说，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投否决票的原因是俄罗斯向叙利亚出口武器。不过，这些都只是俄更深层考量的表象。将在下月重返总统宝座的普京决心恢复俄罗斯的全球地位。实现该抱负的第一步就是要死死守住仅剩的几个从苏联那里继承来的势力孤岛。这些飞地的消失速度非常快。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阿舍·萨瑟说：“俄在本地区没有一个能与叙利亚媲美的势力基地。俄不愿失去它。”

英国《泰晤士报》网站报道则认为，俄罗斯在安理会为叙利亚投否决票的深层次的原因，更多地与俄罗斯自身而非叙利亚有关。梅普政权仍对叶利钦统治下俄罗斯的混乱局面记忆犹新。跟叙利亚一样，他们认为俄罗斯自身也处在十字路口上。

在普京明确宣布他将重掌总统大权后，俄出现了骚乱。在俄官方眼中，西方以人权为借口颠覆“合法”政权的行动必须停止，因此它投了否决票.。

叙利亚是俄中东战略合作伙伴。作为叙利亚的传统盟国，俄罗斯在叙利亚有诸多利益，特别是其第二大港口城市塔尔图斯，是俄罗斯海军重要的海外基地，甚至是俄海军在东地中海唯一的立足点。对俄罗斯而言，叙利亚是一个竞技场，它能借此向美国和北约表达不满。即使俄军舰进入叙海域，也只具象征意义，俄罗斯不会为叙利亚火中取栗。

目前，在安理会，如果俄罗斯始终不退让，欧美国家也不退让，尤其是以海湾六国为核心的阿盟不退让，很有可能僵局无法破解。分析指出，不排除北约或阿盟绕过联合国，以一种国际维和的形式干预叙利亚内政的可能性。

（三）中国

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曾表示，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使用否决权数最少的国家。中国非常谨慎地使用否决权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而在涉及重大原则立场时使用否决权同样也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他指出，从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到现在，中国总共只使用了8次否决权，远远低于一些国家的使用频率和次数。“不能因为中国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就指望中国不使用否决权。在必须使用否决权时，中国当然要使用，该出手时，中国一定会出手。”崔天凯说。

崔天凯指出，此次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涉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表决时投反对票，完全是根据中方的原则和立场独立自主作出的决定。“我们当然非常重视其他国家的投票态度，但是我们的投票态度并不取决于别人的态度，而是取决于我们的重大原则和利益。”崔天凯说。

崔天凯表示，中国始终认为在国际关系当中不应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也不应通过外来干预去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权。这样的原则立场符合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特别是广大中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中国投否决票虽然主要出于原则，但利益层面却容易被忽视，只不过，这个利益和叙利亚无关，而和伊朗有关。此前就有分析称，叙利亚只是西方的棋子，西方真正想“将”的是伊朗这个“军”。叙利亚之所以能够长期对抗西方，在中东地缘政治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和中东地区大国伊朗的支持密不可分。而伊朗又是中国的第三大石油供应国。如果西方最后把伊朗也“拿下”，中国的能源安全可谓危在旦夕，届时中国很可能受制于西方。因此中国投否决票，并非讨好与中国没有什么特殊利益关系的叙利亚，而是叙利亚背后的伊朗。

（四）海湾各国

沙特是美国盟友，与伊朗关系紧张。亲美的沙特与叙利亚长期不和，对伊朗也有反感，最近伊朗还被指策划暗杀沙特大使。叙利亚是什叶派执政，而沙特阿拉伯则是逊尼派，双方在中东问题、恐怖主义等问题存在分歧，沙特东部地区的油田区有200万什叶派，那就是伊朗、叙利亚控制的，再加上整个什叶派的，沙特是想通过此事把什叶派切割掉。

以色列是叙利亚的死敌。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叙利亚始终是阿以交战的前线国家。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原属于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至今尚未归还，导致两国长期交恶。

土耳其与叙利亚有密切经贸往来，但与叙利亚也有边境冲突。近年来，随着土以关系变冷，土叙关系蓬勃发展。土耳其通过发展紧密的经济关系，积极调解地方冲突，设法给该地区带来所急需的稳定。他们的大胆计划是建立由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组成的经济体。

伊朗与叙利亚同为什叶派掌权，但伊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敌人。叙利亚是1980—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唯一不支持伊拉克同伊朗作战的主要阿拉伯国家，并且是目前同伊朗关系最紧密的阿拉伯国家。多年来，叙利亚一直充当着地中海东部伊朗支持的各军事组织的疏导管，其中包括在巴勒斯坦境内的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叙利亚局势的变动，可能会彻底摧毁伊朗在该地区布置力量。

三、有关国内专家的观点

“叙利亚问题其实是两种国际政治观的交锋，一派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希望维系国际旧秩序的欧美国家，一派是希望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俄罗斯、中国、印度、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清华大学欧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吴大辉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时有三个原则：第一，政权不能非正常更迭；第二，外国不能实行军事干预，包括对反对派进行武装；第三，不能实行制裁。这个思想，不仅是俄罗斯的，也是中国的、印度的、南非的、巴西的，所以这一次“阵线的分野非常明确”，新兴国家形成了一条战线。

对于西方对叙利亚政权的压力，吴大辉认为，俄罗斯最担心的是这种对一国政权干预模式的传导，最终会危及自身。“俄罗斯认为如果叙利亚倒了，这些国家下一步就会联起手来打掉伊朗。俄罗斯非常担心未来干预的脚步离盟友国家越来越近，离俄罗斯越来越近，很有可能下一步就进入‘独联体’，进入中亚。这是一种模式，现在否决了对叙利亚的决议草案，就等于是滞缓了这种模式的再次实践。”吴大辉说。

中东问题专家、博联社总裁马晓霖分析说，3个深层次原因促成了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强硬姿态：一是俄罗斯在中东有很大的利益，俄罗斯现在仍是叙利亚武器的主要提供方；二是从地缘政治来讲，俄罗斯毕竟是大国，不愿意看到与它曾经有盟友关系的国家被美国一个个“拿下”，这样它的领导力、号召力和威信都会受到很大损伤，而且，也要防止重蹈在利比亚问题上犯的“错误”——授权建立禁飞区，导致北约等西方国家滥用安理会决议，铸成内战，颠覆政权。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3月份普京即将面临大选，俄罗斯强大的主流民意仍是希望俄罗斯做大国。“普京希望通过对西方的强势，证明他是俄罗斯大国复兴的真正‘领袖’、‘舵手’，进而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强国愿望和现实的民意，为竞选总统打气造势。”马晓霖说。

“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只剩下两个坚定的盟友，一个是叙利亚，另一个是伊朗。”吴大辉则说，俄罗斯在这一地区有核心利益，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是俄罗斯在“独联体”之外的唯一的军事基地；另外，俄罗斯与叙利亚有40多亿美元的军火交易，这些合同还没完全履行。

四、我个人的观点

在我个人看来，西方国家是打着“人道主义轰炸”的旗帜在进行干预别国的内政。帝国主义目前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目标是叙利亚，紧随其后的将是伊朗。美国将伊朗作为主要目标并不是为了报复，而是因为其拥有大量石油。

叙利亚由此就陷入了一场“自由与民主”的侵略。只要符合自己的利益，美帝国及其他小帝国有权侵略包括叙利亚在内的任何国家。这次他们更是一石二鸟，不但能够拔除以色列在中东的眼中钉，更能进一步靠近伊朗。

阿拉伯世界相当多的国家，包括以色列，都普遍不希望看到叙利亚陷入内战与动荡。阿萨德一旦倒台，整个中东地区方方面面的情况都有可能出现较大变化。阿以或以伊之间一旦出现激烈的针锋相对，美国、欧盟、中国都无法保证不会被深度卷入，而最终的结果谁也无法保证。

更值得关注的是，叙利亚局势如果继续恶化，还很可能引发本地区教派势力间矛盾的公开化。自美国入侵伊拉克以来，这一地区的各教派就在积蓄力量，准备摊牌。叙利亚局势加速了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土耳其与伊朗之间在这一地区的角力。一旦叙利亚的局势失控，那么本地区内各派势力之间的争夺必然会溢出叙利亚，波及黎巴嫩、伊拉克、以色列和约旦。

俄罗斯和中国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并不是在“保护”或“庇佑”巴沙尔政权。巴沙尔的命运最终掌握在叙利亚人民手中。但是，西方的强权政治和干涉主义既损害了联合国的权威，侵犯了“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准则，也无助于结束叙国内的暴力冲突，只能激化矛盾，导致更加复杂的局面。而这一点，才是中、俄行使否决权的最核心意义。

西方大国和海湾国家拥有共同的利益诉求点：实现叙利亚政权变更，但不要使叙利亚爆发大战，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在此前提下，拆散叙利亚和伊朗的历史联盟，使伊朗的影响力缩回到本土，下一步为彻底解决伊朗核威胁奠定基础。

由于与叙利亚当局存在长期的政治和军事联盟关系，俄罗斯被认为在叙利亚问题上拥有关键影响力。叙利亚国家电视台也曾显示，数百人手持叙俄两国国旗，聚集在通向大马士革的一条高速公路两旁“夹道欢迎”拉夫罗夫一行。

叙利亚危机我认为就是西方国家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帜进行的对别国内政的干预，他们的目的并不不是叙利亚，而是伊朗。俄罗斯和中国投否决票，完全是出于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俄罗斯是想重振大国雄威，保护自己所属小国的利益，并维护自己的利益关系链。而中国投否决票一方面是站在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维护国家利益，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外交政策，而且也符合联合国规定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国际关系准则；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不想以后国内出现问题时，别国也像对待叙利亚一样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