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商会溯源与历史发展（合集5篇）

第一篇：中国的商会溯源与历史发展

中国的商会溯源与历史发展

协商汇

2015年以来，随着国家社团民非组织的放开，全国各地商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分分成立。那么大家究竟对商会组织的宗旨、形式、职能及运作模式了解多少呢？本专题将为大家系统性的介绍中国商会组织的创立起源及国外商会组织的发展特点，以供各级商会学习借鉴。

一、中国商会的溯源与发展

在西方近代商会产生之前，我国各地已有为数众多的商业行会和手工业行会。据史料记载，我国的行会组织起源很早，上可追朔至西周、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从6世纪末叶起，隋、唐、宋朝的市肆中已经有了“行”，行业组织为首者有“行头”、“行首”、“行老”之称。当时的“行”已具有商业行业和“工商业者组织”的含义。从古代到近代，商会组织的形式如下：

西周———肆

据史载，中国的行会最早出现于春秋时代的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前后。从西周开始，我国手工业已经比较发达，分工也逐渐细化。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加上城市的出现和繁荣，产生了行会的萌芽，《论语》中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里的“肆”，指的就是中国最早的行会组织。

先秦时代———行

这个时期的行会被称为“肆”，汉代称为“行列”、“市列”，隋唐代后则称为“行”。据《中国史稿》记载：大都市经营同一行业的店铺增多，就产生了同行业的封建性组织———行。行由行首或行头主持本行的事务，在行内负责贯彻有关官员和市场的规定，向政府交纳税收，办理与官府的交涉关系事项等。封建政府则利用“行”这一特别的组织和“行”头加强对各行的控制。

手工业者和商人组成行会，一方面是为了限制竞争，另一方面是为了应付官府的差遣，便于行会会员共同承担应尽的义务和分摊各会员应付的份额。从官府来看，行会便于其统治和管理手工业、商业者，可以简便地有效率地通过行会征徭役、派官差和推行各种经济政策。

明代———商帮

在明代以前，我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是“人自为战”，尚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也即有“商”而无“帮”。自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品数量和品种的增多，在商业中具有“龙头”作用的行业在一些地区兴起，传统“抑商”政念的转变，商人队伍的壮大，商业竞争的激烈，以致在商业战线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喧闹局面。最明显的是，在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不少商人群体———商帮，他们是驰骋于商界的一支支劲旅，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品贸易。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最后阶段的开始。

它的活动在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商业史中，山东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在明清300余年中，都是称雄逐鹿于商界的商人群体。一个商帮，是一方经济势力的代表。他们的活动，除与整个社会有一定联系以外，更主要的是影响一个地区的方方面面。

明清朝代———行会

行会在宋代有了一个较大发展。进入明清朝代，行会则因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领域，开始分别以行帮、帮会、会馆和会所等不同名目和组织形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这个时期各类行会的作用大致如下：

(一)通过制订行规行纪，用对会员强制的办法，限制行业内部的竞争，同时抵制来自外部的竞争。

(二)举办周济同业人员的贫穷、疾病、养老、送老等福利事业。

(三)承接并应酬官府的要求，保证本业人员所能承担的最低限度的征役，努力抵制官府的过分剥削和欺压。

二、中国近代商会的发展

中国真正的商会制度的建立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可以说是晚清变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商会，并呼吁中国政府和商人设立商会的是著名的企业家、思想家郑观应。他认为，通过商会的形式连结官、商是一种好办法。而建立商会应该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商会制度的建立实则有赖于清政府官方的强力推动。清政府推动建立商会的目的在于：促进国家经济的振兴与加强对经济组织的管理。清政府希望通过商会向官员阐述商人权利，同时传达政府政策并使这些政策被商人所接受。

1903年，在郑观应、康有为、张謇和一些清政府官员的呼吁下，清朝在中央各部之外新设立了商部，作为统辖农工商实业的最高管理机构。商部成立后，其最早的活动就是促成商会的成立，全力推进全国各级商会的建立。1904年，根据商部的意见，清廷谕令颁布了《禀定商会简明章程》和《商会章程附则六条》。这项法律文件是中国早期商会成立的法律依据。

《禀定商会简明章程》共计26条，内容包括对商会宗旨的规定、商会的设立等。它规定：商会应通商情，保商利，有联络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同时要剔除内弊，考察外情，成为重商之脉络。

《章程》还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而于商务较次之地，设立分会，仍就省份隶属于商务总会。

《禀定商会简明章程》颁布后，第一个创立的商会是上海商务总会。在随后的几年里，商会就发展为具有800个商会和分会的全国性网络，并成立了全国商会联合会。在《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章程》中，商会的职能被描述为九个方面：调查商情；发展商业；振兴商穴；维持商务；辅助商政；议订商律、商税和议结对外商约；裁判商事；竞赛商品；其他商务。

从中国商会创立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早期商会从一开始便包含着民间和官方的二重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官府和商民之间的纽带和中介。就商会与官方密切关系和其成员的社会地位而言，商会又多少带有半官方机构的意味，商会领导人和部分会员都具有准官僚的社会和法律地位。所以中国的早期商会是当地工商界的主要代言机关，亦是政府对商人进行管理的重要凭借。

1928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被解散，代之而起的是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全国商会联合会，这一年成了中国商会正式加入国际商会的起点。

这个时期的商会表现形式为： 鸦片战争后———同业公会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中国开始创办的近代工业，为中国第一回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随着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场作坊和以军火工业为代表的近代企业的涌现，社会也需求与之相适应的行业组织。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性质的同业公会相继在清末民(国)初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20世纪初在中国各地普遍开始成为“商会”。1902年，上海出现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即后来的“上海商务总会”，辛亥革命后，经改组称为“上海总商会”。

民国时期———同业公会、商会 同业公会在中华民国时期发展得很好。中国各地区每个行业几乎都组织有同业公会，如1943年3月成立的“中国全国工业协会”，1946年成立的北平市商会，1947年依照国民政府《工商会法》，北平市商会划分出机器制造业、面粉制造业、印刷业、剥革业等17个工业公会，建立了“北平市工业公会”。1948年上海市各工业同业公会也另行成立了“上海市工业会”，至上海解放，在工业会中有86个同业公会，在商业会下有215个同业公会。解放初期的同业公会在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以及促进公私合营、抗美援朝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三、新中国商会

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共中央及领导人就着手对旧商会进行改造，并商议成立新商会等重大问题。1949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会见原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时就表示，准备成立工商联组织。同年8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提出“工商业以合并成立工商业联合会”的制度构想。随后，许多市、县在新中国诞生后纷纷接收、改组旧商会和旧工业会，成立工商联。

1952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并由中央统战部发出的《关于改组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明确了工商联及同业公会改组的方针和原则，确立了工商联的组成、性质、组织机构和任务，这是新中国诞生后，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工商联的方针政策方面所发布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同年8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47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并于8月6日公布施行。

1953年10月，全国成立了1955个各级工商联，同时，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也正式宣告成立。到1954年底，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005个，占全国行政区划总数的86．6％。1955年底，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032个，占全国行政区划总数的88％。1956年10月，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116个，其中县工商联1928个，占全国2110个县份的91．4％。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工商联组织的发展曾一度受到影响。1957年2月，中共中央批准并同意发布《关于继续发挥工商业联合会的作用的意见》。文件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工商联仍然需要存在，并且需要进一步发挥它的积极而有效的作用。”此后，工商联按照《意见》精神调整、巩固和发展，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国县和县以上工商联仍有2070个。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工商联名存实亡，其组织瘫痪达10年之久。

解放后———工商联合会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政务院的指引下，各地相继成立了工商联合会，并着手整顿旧的同业公会，将同业公会作为团体会员参加工商联，但是工商联的各项工作都是通过这些同业公会贯彻执行的。1953年，同业公会改为工商联领导下的专业组织。这时的这种专业组织与原来的行会或同业公会相比就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改变后的这种专业组织不再或基本不再具有代表本行业企业利益和要求的义务，而是逐渐形成代表工商联与这个行业进行联系的渠道；二是这种变化使参加工商联的同业公会只是以个人身份直接加入工商联，而不再作为团体会员开展活动。1956年公私合营后，到1958年前后，作为私营工商企业的民间联合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会演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商联组织逐步得到了恢复。1988年11月30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第1条首次规定，“中国工商业联合会是中国工商业界组织的人民团体，民间的对内对外商会”，赋予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以中国民间商会的法律地位。1991年上半年，有921个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已经恢复建立了工商联组织。到1997年底，全国县及县以上工商联组织已发展到2925个，并建立了14076个乡镇分会或乡镇商会，形成了以行政区为基本单位、深入到基层的庞大组织网络。

1979年以后，随着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承担的工作范围继续扩展，不断增设新的机构，增加工作人员，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他城市增设了分会和支会。1986年5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经过长期的筹备和吸收一大批企业会员、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的基础上，召开了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新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章程》，选举了新的委员会。1988年6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组建了中国国际商会，各地方分会、支会也相继组建了“中国国际商会”。从1988年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开始建立行业分会，以促进有关行业的进出口贸易，增进国内外同行业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1994年5月，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第28届国际大会通过决议，正式接纳中国人会。1994年11月，国际商会第168次理事会正式通过决议，同意中国加入国际商会并组建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1995年1月1日，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包括中国国际商会在内的171家工商组织、经贸团体及企业作为创始会员，中国国际商会作为主席单位，该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国国际商会，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目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已同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界建立了广泛的经贸联系，与160多个对口组织签订了合作协议，并同一些国家的商会建立了联合商会；同时，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还在15个国家和地区设有驻外代表处。在国内，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49个地方分会、600多个支会和县级国际商会，还在机械、电子、轻工、纺织、农业、汽车、石化、商业、冶金、航空、航天、化工、建材、通用产业、供销合作、建设、粮食、外企等部门建立了18个行业分会，全国会员企业近7万家。

1978年之后，随着我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启动，在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企业与企业之间特别是同行业之间的协调作用开始受到国家和企业的重视。以1978年成立的上海包装技术协会、食品工业协会为标志，一种新的由同一行业的工商业企业组织起来的行业协会，逐渐步入了当今中国的社会、经济舞台。1983年成立的中国汽车保修设备行业协会，是一家全国性的行业协会。1986年以后，由于政府权力的进一步下放和政府机构改革的需要，大部分具有行政和行业管理职能的公司、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或被撤销，或被改组，或被合并，由被撤销、改组或合并的行政性公司与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转化而来的行业协会相继成立，截至1987年，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就达到71家。(23)在随后的几年里，原有的国务院属下的纺织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等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也相继进行了改组，一部分作为行业主管局合并到后来新设立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现在的商务部），一部分组建为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一部分即为新的全国性行业协会。1993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发挥其服务、沟通、公证、监督作用。当前要着重发展会计师、审计师和律师事务所，公证和仲裁机构，计量和质量检验认证机构，信息咨询机构，资产和资信评估机构等。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的作用。中介组织要依法通过资格认定，依据市场规则，建立自律性运行机制，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并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行业协会的市场调控作用被中央决策层所重视，行业协会的改革与建设也已提上了日程。1997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下达了《关于选择若干城市进行行业协会试点的方案》，正式启动了我国行业协会的改革，行业协会由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至1999年4月，工商领域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已达420余家。

由此可见，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形成了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为载体的中国民间商会、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为组织形式的中国国际商会、以全国性行业协会为主体的行业商会这一三足分立、多元多层的商会制度格局。

第二篇：山东省立医院历史溯源及简介

一、前言

刘奇院长的 祝词、签名

二、历史溯源

1、山东省立医院历史及简介

1897年德国万国缔盟博爱恤兵会医院

1915年日本青岛守备军民政部铁道部济南医院

1925年日本同仁会济南医院

1938年新四军卫生部直属医院

1938年山东省政府诊疗所

1939年山东省保安司令部后方医院

1943年山东省政府医务所

1945年山东省立医院

1946－1948年华东国际和平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始建于1897年，迄今已有114年的历史，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和预防保健、指导基层等任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也是山东省红十字会医院和山东大学临床医学院。

山东省立医院现有员工2476余人，其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718名，具有博士学位人员570余名，博士后学位人员46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40余名，拥有泰山学者岗位7个，泰山学者岗位特聘专家7名。山东省医药卫生重点学科12个，省级医学中心14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2个。近五年，医院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一等奖8项，二等奖17项，三等奖60余项；目前承担国家级大课题52项，省部级课题245项。医院每年都获得国家“863”计划、“973”计划、十一五支撑计划、国家自然基金和省部级科研立项课题经费1500万元以上。

山东省立医院编制床位1858张、开放床位2100余张，年平均门诊量224.3万人次，出院病人7.8万人次，手术4.1万台次。

2004年，以山东省立医院为主体组建了山东省立医院集团，包括山东省妇产医院、山东省立医院集团眼耳鼻喉医院、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山东省儿童医院，现已成为山东省最大的医疗集团。2007年，山东省立医院东院区奠基并动工兴建，医院占地400余亩，按照三级甲等医院标准建设，编制床位2000张，建筑面积21.6万平方米，将满足济南市东部新城区100余万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同时，为在济南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提供了医疗保障服务。

山东省立医院现设有74个临床和医技科室。山东省临床医学研究院、山东省临床检验中心、山东省医院感染监控办公室、山东省远程医学信息中心、山东省继续医学教育培训中心等18个省级医学研究中心设在医院。医院引进了PET-CT、核磁共振、CT、动态平板胃肠机、机器人导航手术显微镜系统等先进医疗设备，不断开展新技术新业务，标志着当今先进诊疗技术发展方向的微创手术、介入治疗、脏器移植术、人工假体及危重监护治疗、分子生物学与基因诊疗技术等均获得较大发展，并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山东省立医院作为山东大学临床医学院，承担医学系英语班、七年制医学生、外国留学生班和研究生授课和临床

带教工作。一级学科博士点覆盖医院所有临床、医技学科。山东省立医院不断扩大对外交流，先后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的著名医院及中心建立了友好关系。

近年来，医院先后荣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全国十佳文明服务示范医院”、“全国百佳医院”、“全国创建文明行业先进单位”、“全国首批百姓放心示范医院”、“全国首批管理创新单位”“全国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第三篇：藏文字起源与传播的历史溯源与实物考证

摘 要：藏文字的出现和产生把青藏高原的历史从口传文明带入了书写文明时代，也使这里逐步发展出具有独特地貌特色的文化。但是，对于藏文字产生的具体历史时间，由于时代迷雾的遮掩，一直在藏学界存在激烈的争论。本文从青藏高原部族发展的地域空间扩展和藏民族逐步形成这两个新的研究视角入手，探讨了藏文字产生的历史大致时间，同时回应了此问题相关的学术论争。

关键词：藏文字；地域扩展；藏民族；需求

作者简介：马元明，男，西藏拉萨人，西藏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及藏族文学。

[中图分类号]：h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4--02

一、吐蕃政权建立呼唤藏文字的出现

公元6世纪末，随着松赞干布把偏居雅砻河谷的吐蕃政权推到历史舞台的前台，吐蕃政权也成为亚洲政治角逐过程中的一只重要力量，逐步走向政治前台的吐蕃王朝不仅面临着与唐朝、南方的天竺、西边的大食不可避免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文化交往，而且一些刚用武力征服的部族也需要一种有效的手段来进行整合。而在此时的历史节点，语言和文字不仅是吐蕃周边众多主要政权依凭使用的重要传播工具，也是维系民族稳定和团结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但是，此时的吐蕃社会不仅没有一种普遍使用的文字，就连统一的语言也还没有正式形成。由于言语乃是最初的社会习俗，言语的形成只能是源出自然。人为地改变一个地区或部族的语言需要漫长而艰巨的付出，而且言语交流具有强烈的空间限制，所以在庞大的新王朝推行一种通用的语言是当时条件下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于是吐蕃高层把目光投向了另外一种新的交流工具――文字。与语言相比，文字完全是人为的东西，它使人从过去依靠听觉转移到对视觉的重视，它可以把人从语言交往的狭小地域环境中解放出来，把不同地域、不同空间的族群通过相同的符号联系起来。虽然此时吐蕃社会并没有文字的雏形，但与吐蕃相邻的唐朝、天竺等都早已有了完善而发达的文字。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字创制经验成为吐蕃文字创立最实际、最便捷的途径。

二、藏民族建构对藏文字出现的需求

在《吐蕃简牍综录》一书中，王尧等藏学家通过整理新疆出土的木简后发现，涉及到吐蕃部落和著名氏族的多达84支，在木简记录的氏族有没庐氏、属庐氏、那囊氏、白兰、昆氏、娘若等，这些都是与吐蕃王室有着密切联系的古老氏族。而在木简中出现的部落有琼波部落、蔡邦部落、朗迷部落、洛扎部落、喀儿萨部落等。这些古老氏族和众多部落一同出现在西域，印证了吐蕃政权在军事行动中全民参与的军事特点。这正如著名藏学家王尧所指出的：“一次次的战争，就一次一次扩大了联盟。《新唐书?吐蕃传》载：“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三岁一大盟。”我们从前面的论述中已经看到，藏文字在吐蕃政权统一后很快便被创立了出来。藏文字的出现，不仅使吐蕃政权高层很快克服了语言传播面临的空间困境，而且在藏文字的识字活动过程中，使那些来自不同文化、习俗背景的部落贵族们逐步脱离了过去千差万别的知识、文化习得模式，进入到一种依靠视角获取知识的统一模式。相同的文字、相同的学习方式使这些部落贵族们慢慢形成一种相同的思维习惯和心理感知模式，一个民族形成的基本要素就这样一点点汇集起来。

我们从现存的金石碑文和敦煌出土的大量古藏文文献的内容记载可以看到，从吐蕃王朝建立初期创制藏文字（也就是公元7世纪初），到公元8世纪末，在这近200年时间内，藏文字在吐蕃社会中获得了广泛的运用，一个以贵族、僧侣为主体的识字阶层也得以形成。首先，在吐蕃的政治生活中，藏文字成为一种重要的统治、管理手段。每每遇到重大的政治活动，以金石碑文记载历史成为当时政治生活的显著特色。公元763年，吐蕃大?⒍骼肌ご镌?路恭率领蕃兵占领长安归来后，藏王在拉萨布达拉宫南面建立了纪功碑。该碑东面简述达札路恭的功绩，并提及他所担任的重要职务。南面叙述了达札路恭因告发逆臣末?东则布和朗?迈色而飞黄腾达的过程。北面的碑文描述了吐蕃王室承认路恭的功绩和对王室的忠诚，并赐予他本人及其子孙后代的各种奖赏、特权以及刑事豁免权。桑耶寺碑也是此时段藏文字流行的又一佐证。据黎吉生、王尧等藏学家考证，桑耶寺碑是为了庆祝桑耶寺落成而立，由于碑文上没有写明具体的立碑时间和赞普的名字，据相关的文献推断可能立于公元779年或公元791年。在雅砻河谷吐蕃王室墓地附近的琼结村，有一座石桥，在石桥的北面，镌刻有一份碑文文献，由于碑文磨损严重，上面的文字已经难以辨认，黎吉生访问了碑文遗址，转录了可以辨认的几个片段。后来，他在仁钦泽旺诺布的一本集子里找到抄于15世纪时期的完整碑文抄本。他将抄本与自己的笔记结合起来，重新复原了一份碑文文献。该碑文文献描述了赤松德赞的统治及其功绩，值得注意的是碑文的叙述方法，将传统表述和佛教术语结合起来了。除了以上碑文外，工布石刻（又称第穆萨摩刻石）、洛扎摩崖石刻是我们研究藏文字在吐蕃境内传播的另一个关注的重点。从地理分布上来看，达札路恭纪功碑、桑耶寺碑和琼结桥碑都位于以几曲河为中心的吐蕃政治中心，但是工布石刻却位于远离拉萨325英里的工布地区。该石刻记录了赤德松赞时期颁赐给工布噶波家族的免税敕令，以回应有关吐蕃税务官员不公正的抱怨。文献表明，噶波家族宣称自己也是神秘、高贵的聂赤赞普的后裔。此外，文献还指出，在吐蕃政权成立之初，一位高贵的祖先曾对王室作出过特殊的贡献，为此，特许了他各种特权。洛扎石刻位于拉萨南部离不丹不远的洛扎的一个边陲小镇。该石刻也记载了此地区的统治者与吐蕃密切的渊源关系。碑文内容译为汉文如下：

天神之子赞普驾前，德门得乌穷忠贞不二，对赞普的身与政，曾作殊胜德功。为此诏敕曰：为得乌穷之父洛朗之子孙蕃衍，若社稷之永固，其所属奴户、封地决不减少；得乌穷之营葬应法事优隆。在任何赞普后裔掌政期间，其墓如有毁坏，由东岱专事修建。为得乌穷之父洛朗之子孙蕃衍□□□□□□□□□□立盟誓。天神赞普之亲属贡格布王，□□□□臣以及四子舅臣均参与盟誓。誓文另置于密室。这两个碑文的独特意义在于表明，藏文字创立之后，它并没有局限在王朝中心这一狭小的地域范围之内，而是在远离政治中心之外的广阔地域得到了推广。金石碑文作为一种具有时间优势的传播媒介，如果说真切地为我们记载了吐蕃时期藏文字在王朝高层使用的状况。那么陆续发掘出的古藏文木简进一步为我们揭示藏文字在吐蕃广阔社会层面的流变状况提供了清晰的物证。从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新疆探险考察中获得写有古藏文的木简后，陆续又有俄罗斯人马洛夫在此发掘出相似的木简实物。解放后，随着我国对考古工作的重视，在新疆、青海等地区又相继发掘出来大量的刻有藏文的木简，这些发掘出来的木简实物通过中、外藏学家们的辛勤工作，逐步被整理、翻译出来，形成了今天我们研究吐蕃时期极其重要和可靠的文献资料。我国著名藏学家王尧、陈践在借鉴外国研究成果和自己对后来相关发掘实物的研究基础上，撰写了《吐蕃简牍综录》一书，详细分析和介绍了这些木牍所记载文字的内容和相关情况。从王尧等人的分析可知，这些木简主要记载了公元7世纪至公元9世纪这一历史跨度内吐蕃在当时的西域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活动。我们从木简广泛使用的情况也可以推断出藏文字在7世纪初被创立以后在吐蕃社会的使用状况。在《吐蕃简牍综录》中一共收录了464支木牍，这些木牍所载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氏族、宗教等方面，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我们仅以经济方面的相关记载作一个例子。在464支木牍中，有31支记载的内容是反映了当时吐蕃在西域这片新征服土地上所实行的经济管理、农业生产和税收情况。木牍上的藏文字不仅清楚记载了对新获得土地的封赏情况，而且对土地的性质也作出了清晰的区别，田与地分别有相应的藏文指对。在土地的税收上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出现了突税、纳突、突课等内容丰富的藏名词。更引起我们高度注意的是藏文字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经济活动中也有所反应。比如编号为71的木牍就记录了借粮的内容：

和„„付与开那（借）麦一克五升；拉贡鲁祖（借）麦五升、青稞五升；尚琼（借）麦一克；古穷（借）青稞三升、麦五升；用三分俸田合王田一突。付岸（本）悉斯禄俸经费麦一克半。依主母之命，借给部落使，悉斯之子麦一克半孔息兄弟麦两克半

编号76号木牍记载内容：

若不便于办理，可让保人在上面捺指印。寻一借口，你能借多少就借多少，照口粮标准借给„„

通过以上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从公元7世纪开始，藏文字在远离吐蕃王朝本土的西域慢慢得到推广，在7至9世纪之间，藏文字的使用已经普及到这个新征服土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我们知道，在集权社会中，文字的传播是由中心向四周呈现网状扩散的，西域地区广泛使用藏文字的情况和前面吐蕃高层钟情碑石勒字记载历史的举动说明了如下一些历史事实：一是藏文字在它创立不久之后就在吐蕃王朝上层社会广泛使用、传播，一个以上层社会成员为主体的识字群体得以最先形成。二是以吐蕃王室为中心的政治组织体系得到了社会特别是上层人士的认同和支持。三是藏文识字使得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具有了规范和清晰的物化形式。

三、对学界关于藏文字争讼的回应

对于吞弥?桑布扎创制藏文字以及藏文字的确切创立时间，在藏学界还存在不少的争论。不少学者认为，藏文字在松赞干布以前就已经存在，认为藏文字是吞米?桑布扎首创的原因是后期的佛教为了战胜苯教文化的抗衡以及处于崇尚印度佛教文化的心理，臆造了关于桑布扎首创藏文的观点，将藏文的渊源归溯印度。

我们认为，从悉补野王统世系开始到松赞干布早期的这段时间，悉补野王朝确实处于口传传统阶段，随着松赞干布逐步统一青藏高原，吐蕃政权的地域范围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以前依凭口传交流的传播方式越来越不能适应吐蕃空间领域的拓展，现实的政治需求迫使王朝高层开始考虑文字创制的必要。尽管我们今天还没有找到松赞干布倡议创制藏文的实物证据，但从松赞干布以后不久就留存下来的碑文等实物和相关藏文典籍记载可以推断，松赞干布时期开始藏文字的创制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实际和藏文字的演进规律的。藏文字的创立使吐蕃社会从口传逐步过渡到以文字为依托的书面文化阶段，同时，藏文字的出现也使吐蕃统治阶级在政治建构、社会化组织、民族共同体的塑造和族群的智力开发等方面有了更加便利的技术手段，吐蕃也随着藏文字的不断推广而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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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才让太：《藏文起源新探》，《中国藏学研究》1988年第1期

[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比艘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edmonson1971，pp.323，332转引自[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藏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

[6]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

[7]格勒：《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商务印书馆，2010年。

第四篇：党性概念的历史溯源及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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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性概念的历史溯源及内涵

摘要：党性即是，“遵守纪律、服从组织也是测量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 “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经常使我们党的威信在群众面前提高起来，使得广大人民群众信赖我们的党，为我党力量的雄厚和增大而斗争的精神，也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我们必须把端正党风提高到增强党性的高度来认识，抓好党性教育，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再次，党性强弱同党风好坏总是互相成正比的。“在我们共产党内，决没有党性很强而党风很差的党员，也决不会有党风很正而党性很差的党员。”

关 键 词：党性；党性修养；历史反思

党性的概念内涵及外延

一、党性概念的历史溯源及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工人阶级政党时，没有直接、明确地提出党性的概念，最初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列宁。列宁在1894年底—1895年初所著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斯图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书中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集团的立场上。” 这句话被认为是党性概念的最初界定，后来列宁对党性概念有过多次使用和说明。1906年7月，列宁在《“非党”抵制分子的错误议论》的文章中指出：“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 1905年11月，在《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文中又指出“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因此，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完全应该随时同非党性做斗争，坚持不懈地为建立一个原则坚定的、紧密团结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而努力。” 由此看出列宁所讲的党性，通常是指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中国共产党结合党的历史任务对党性的概念也进行了阐释。刘少奇继承了列宁的观点，认为党性就是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的最高体现。他在《人的阶级性》一文中指出:“党性，就是人们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所以人们也有各种不同的党性：有封建阶级的党性，资产阶级的党性，无产阶级的党性等。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 “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这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 在这里，他把党性与阶级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着重从党员的品德和思想意识方面阐述了什么是党性。毛泽东从列宁的“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的观点出发，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1941年8月，毛泽东给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说：„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 毛泽东从思想作风和方法方面提出了对党性的独特理解，揭示了党性的精髓，使党性的内涵更加完整。1941年，任弼时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中对党性的范畴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指出“要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作坚决的斗争。这个斗争是测量党员的党性的主要标志之一。”“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也是测量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 “遵守纪律、服从组织也是测量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 “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经常使我们党的威信在群众面前提高起来，使得广大人民群众信赖我们的党，为我党力量的雄厚和增大而斗争的精神，也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 从以上领袖人物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党性是党的本质属性，是党的阶级性、共产主义道德和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既包括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意识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也包括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遵守纪律、服从组织等思想作风和方法方面的内容。它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党的党性，它主要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组织的活动来体现，反映着党的性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二是党员的党性，它主要通过每个党员的言论和行动来体现，反映着一个党员的思想修养、政治素质等是否合格。这两个层面相互渗透，水乳交融。首先政党的党性决定着党员的党性。因此，“人们也有各种不同的党性：有封建阶级的党性，资产阶级的党性，无产阶级的党性等。”“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 其次，党员是政党的生命有机体，政党的性质、思想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都是通过党员活动来体现，因此一个党员的思想修养、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甚至其工作方法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一个政党的党性。

二、党性的外延

1.党风与党性党风的概念是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提出的，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 党风即党的作风，是一个政党的组织和成员在政治、思想、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态度，它包括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学习作风、生活作风和领导作风等方面的内容。党风不是孤立存在的，与党性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党性决定党风，有什么样的党性就会有什么样的党风。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因此“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同志、从来反对国民党作风。我们党从来不容许国民党作风在我们队伍中存在。” 党内只能存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的作风，反对官僚主义等国民党的作风。其次，党风端正与否直接反映着党性的有无和强弱，影响着党的性质。党风纯正，表明党性坚强，党的阶级性质不会改变，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成功；党风不正，党内贪污腐化盛行，表明党性不强甚至党性丧失，这样的党会蜕化变质直至灭亡。因此，我们必须把端正党风提高到增强党性的高度来认识，抓好党性教育，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再次，党性强弱同党风好坏总是互相成正比的。“在我们共产党内，决没有党性很强而党风很差的党员，也决不会有党风很正而党性很差的党员。” 党性坚强的党员干部，时刻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呕心沥血，鞠躬后瘁，会成为像焦裕禄、孔繁森、牛玉儒、任长霞等永留史册的时代英雄；而党性不强的干部，则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官僚作风，甚至会沦为阶下囚，成为像成克杰之流那样被人民唾骂的罪人。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端正党风是党性修养的根本问题。要从端正党风入手，增强党员党性、党风修养的自觉性，以保持无产阶级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2.党性与人性

人性，指人的本性，是一切人具有的普遍属性。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定人类共同的人性，而是给予了足够的重视。马克思说过“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但是共产党员不同于一般群众，除具有人类共同的人性外，还要讲党性。共产党员的党性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最高、最集中的体现，是建立在人类共同的人性基础之上的、包容并且发展了人类共同的人性的东西，是一种高层次的思想境界。因此刘少奇说“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 毛泽东强调，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由此可以看出，党性与人性不是毫无瓜葛，互不相容的。人性是普遍的，是人类发展其他特性的基础；党性则是党员特有的，它是层次更高、涵蕴更丰富的人性。作为党员，其人性在很大程度上要表现为党性。由此从本质上说，党性与人性是辩证的统一。所以党员不仅应讲党性，还要讲人性，二者是不矛盾的。

3．党性与个性

个性是一个人经常的、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它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取决6 于后天环境的影响。对党员强调党性是否会抑制党员个性的发展？其实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重视党员个性发展的，并把人之个性的自由发展看作是历史的必然。马克思强调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毛泽东也承认党员具有各种不同的个性，反对抹煞个性。他强调没有党员的个性就没有党性，我们也“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强调人有各种各样的，“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 毕竟，个性是党员个人自己具有的特点、性质，党性是党员共同、普遍的性质，是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因此，正确处理党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成为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所必然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问题。首先，个性是党性的基础，党性高于个性。毛泽东在讲到个性与党性时指出：“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 强调没有党员的个性也就没有党性，党性是建立在党员个性的基础上。党性是抽象的，要通过党员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个性中得以具体体现，但“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问题、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 也就是要求党员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把党性放在第一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共产党员党性原则的最高表现。因此，就党员个人而言，在个性与党性发生矛盾时，必须无条件服从党性。其次，党性与个性是统一的。

毛泽东认为：“任何—项凡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和事情中都有党性，也有个性。” 党性是党员共同的性质，必然要求“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一的意志”，实现个性与党性的统一。如果没有这种统一，党员必定缺乏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就不会成其为有组织、有凝聚力的党。“而一致的行动，—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 党性与个性的统一，要求党员坚持集体主义，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反对“家长制”和“一言堂”的做法，也要求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再次，党性不能代替个性。毛泽东指出：“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党性，谁要抹煞各种不同的党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 刘少奇也强调“要求党员在必要的时侯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党内，不承认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抹煞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消灭党员的个性。” 在对待党性与个性的关系上，往往存在着两种错误认识：一是强调个性，忽视党性的个人本位论，二是一味强调党性，用党性代替个性的社会本位论。前一种错误认识会导致党员干部党性弱化、个性扩大的不良行为，自以为是，独断专行，搞一言堂，集体主义思想淡薄，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甚至会完全丧失党性。这也是大多数党员干部容易犯的错误。后一种错误认识则会忽视党员的个性发展，割断了党员与社会的联系，试图使党员成为生活在真空中的人，不但不利于党员自身的成长与发展，还会影响到党的事业。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讲党性，决非全盘否认个性的存在，应当在二者统一的前提下,充分发展党员的个性，让党性在个性中闪光。

4.党性与党的先进性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在利益方面，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先进性理论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理论体系：第一、强调党在性质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第二、强调党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第三、指出党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先进部队；第四，提出把党组织起来的根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结合中国的实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党的先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保持党性纯洁，必然要保持党的先进性，两者是密切相关的。首先，党性决定先进性，先进的阶级性为党的先进性提供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党性是政党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党的先进性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具体体现在党的阶级基础、指导理论、党的组织、党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等内容中。其中党的阶级基础是关键因素，它决定了政党先进性其他方面的内容。无产阶级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政治力量的代表。它的先进性决定了 “共产党是代表着现今人类社会中最光明的最进步的方面，是人类最高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寄托和发育之所。世界上最觉悟、最进步、最健全、最有道德和最富正义感的人士，集中在共产党中，而坚持不屈地和一切黑暗势力搏斗着，为人类社会的光明和最后解放奋斗着。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好的共产党之一。”

其次，先进性是党性的基本要求。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加强党性修养，始终保持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所以，党八十多年的历史，就是不断加强党性修养，保持先进性的历史。在革命战争年代，如果不进行有力的党性修养活动，就不会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先进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只有继续加强并创造性地开展党性修养活动，继续保持先进性，党才能驾驭执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不断巩固8 执政地位，促进党和人民事业的兴旺发达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5.党性与党性修养党员的党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党性的有无和强弱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 党性修养，就是党员按照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克服头脑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各种伟大的进步特性发展到最高度，不断树立和发扬共产党的作风，它是纯正党风，增强党性的有效途径。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预见到因为胜利，党内会产生骄傲、以功臣自居、不求进步、贪图享乐的情绪，要求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在1950 年发动了以整党、整风为形式的党性修养运动。通过这样的党性锻炼，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起来，特殊化的风气被遏制住，党风纯洁，出现了政通人和的政治局面。目前，有些党员干部对自己要求不严格，搞特殊化、把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置之脑后，谋取私利，甚至违法乱纪，走上犯罪的道路，成为人民的罪人。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致使党性不强甚至党性丧失。从以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出，党性修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党员干部增强党性、拒腐防变的重要武器，是共产党员的终生必修课。

第五篇：中国五所交大的历史溯源[最终版]

中国五所交大的历史溯源——百年交大，天下一家 2014-04-25 WeAre

稍稍对中国高校有些注意的人都会知道著名的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但中国冠以交通大学名的却决不止这两所，至少西南交通大学和北方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也同样引人注目。北大未名BBS里有一个交大国际论坛，由这四所交通大学，加上亚洲名校、台湾的新竹交通大学共同组成。那么，这五所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呢？相信大多数人除了知道上海交大与西安交大的血缘关系外，其他是一无所知的。因为交大的这历史太复杂，条理太乱，以至便是交大学生也不一定能说清楚。

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诞生于1896年，与同为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堂同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大学。从此南洋北洋交相辉映，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史的新篇章。其实客观公正地讲，中国第一所具有高等学府意义的大学是北洋大学堂也即今天天津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则为第二。但由于19世纪末天津闹义和团，北洋大学堂师生被迫转移到上海南洋公学教学，因此近代中国第一批大学生是在南洋大学毕业，学生中较为出名仍在世的有曾任清华副校长的张维等。

北洋大学堂虽然早于南洋公学，但由于战乱原因，发展一直不如南洋公学，特别是抗日迁自西安联合北平其它院校成立北洋工学院，备受抗日战争战火摧残，已经逐渐消亡，直到解放后在天津旧址成立天津大学，但历史脉络已断，今非昔比。今日我们到天大网上主页上仍可看到“原北洋大学”字样，他们对历史传统的尊崇仍值得我们肃然起敬。话说回来，南洋公学由于地处上海，位于租界，免受战火侵拢，成立后发展很快，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前一直无可争议是中国第一高等学府，这当然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北大、中央大学尚末觉醒，而清华还末成立的原故。当时交大学生灿若星辰，出名的有黄炎培（后为共和国第一任政务院副总理）、李叔同、王安等。其中李叔同更是交大历史上独树一帜的人物，文词歌赋，样样精通，这在交大以工救国的办学百年历史上是罕见的。

交大当时教学用的全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原版教材，被世人称为“东方MIT”。可惜到现在五所交大已经无人敢再提当年之勇了。百年沧桑变化，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南洋公学创立后如同当时的政府变迁一样几经易名，甚至曾一度叫上海工业学校，直到本世纪十年代后期才有了个比较亮响的名字--南洋大学。可是好景不长，二十年代后，国民党政府为了加强交通建设和教育，把当时南洋大学和唐山路矿学校（即现西南交通大学的前身）和北平邮政学校（即现北方交通大学的前身）联合起来成立了国立交通大学，归交通部管辖。本部设在上海，依次称第一、第二、第三交通大学，后两所后来又称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和北平工学院。

据说正因为叫交通大学，后来唐文治校长确定校庆的时候，就定于4月8日，取自交通是为了“四通八达”的意思；另外有种迷信说法，是“四分五裂”，后来交大确实是四分五裂的命，分成了五个交大，院系调整的还不算数。话说回来，自从归交通部更名为交通大学后，就把交大定位于理工科大学了，交大发展的方向基本确定了。

本来南洋公学时交大是具有很好的人文基础的，原来有个南洋公学特班，班主任曾是大名鼎鼎的蔡元培，该班培养了不少人很有名气的人文艺术方面的人才（如李叔同）。当时上海大多文艺名流都来进修，如同今天的交大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一样。据说连当初在上海失意落魄的蔡锷将军在红颜知已小凤仙的劝说下也来弄了个研究生文凭（野史），由此可见很有名气。后来，南洋大学时期人文气氛也不错，因为唐文治校长是前清进士翰林，是著名国学大师，本专业当然要有些活。到了交通大学时期，文科消失殆尽。有名的校友邹韬奋，在交大读土木时由于交大理工科要求严格，读得半夜吐血，读不下去，只好转学到圣约翰大学去学新闻了。要是没有趁早跑，恐怕中国近代史上又少了位名人，这只能说是交大的悲哀。后来交大除了理工科外，三四十年代逐渐兴办了管理学院，成为中国较早开办财会、管理等专业的大学之一，可惜解放后又被院系调整，调到复旦、上海财大去了，当时交大在人文方面一个比较有名气、可称大师级人物的教授朱东润也跑到复旦去了。现在世界一流大学大都是综合性大学。交大由于先天不足，很吃亏的。

一个大学的发展与学校的领导紧密相关，一个好校长往往标志着学校发展的里程牌。北大有蔡元培、蒋梦麟、傅斯年；清华有梅怡崎、蒋南翔；浙大有竺可桢，路甬祥；在交大历史众多校长中，对交大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有盛宣怀、唐文治、叶恭绰、凌鸿勋、彭康，邓旭初（党委书记）。在二三十年交大名校长辈出，叶恭绰、凌鸿勋，还有黎照寰，交大也因此蒸蒸日上。当时交大的办学思路是建成“东方的MIT”，当时的交大的老师大部分是留美博士，水平非常高，如朱物华是哈佛博士，张钟俊是MIT博士，还有凌鸿勋，钟兆琳，王之卓等，不胜枚举。当时大学教授社会地位非常高，全社会对大学教授非常崇敬，工资几百个大元是当时普通公务员平均工资的十几倍。

当年的国立交通大学用的大都是MIT的原版教材，要求非常严格，有硬性的不及格率，能进交大都是千里挑一，能拿到交大文凭意味拿到了金饭碗。钱学森去美国加州理工时，发现许多东西跟在交大学的一模一样，要求免修得到批准；茅以升从交大唐山工学院毕业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时，由于学习特别优秀，名列第一，校方决定从此对中国交大的留学生免试入学；王安去哈佛时，由于抗战没有带交大毕业证书和成绩单，哈佛知道是交大毕业的，决定破格录取。因为之前去哈佛的交大学生都非常优秀，交大当时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具有相当知名度的。

由于二三十年代交大名校长治校有方，交大在国内享有盛誉，成为有志于工程的学子的最高学府。在抗战前交大达到了历史上最辉煌的顶点。当时中国的名校格局大体是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平起平坐。中央大学是当时国民党的最高学府，由蒋介石亲自任校长，学科门类最齐全，综合实力最强。交大则是专注工程、管理类，是工程方面的最高学府。清华由于二十年代是留美预学校，在短短十几年间也名声鹊起，也日渐成为综合性大学，理工文都有很强实力。此时的北平大学经历了五四的荣耀，除了人文方面实力很强外，整体实力已经稍逊。当时交大南有交通大学上海本部，擅长机电类；北有交大唐山工学院，执全国土木之牛耳，交相辉映。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唐山交大（即今西南交通大学），水平之高，名气之大，人才之多，当时绝对可以和上海交大本部平分秋色。现在从校史博物馆列出的一百三十多名交大出的院士，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出自唐山分部。

抗战后交大上海分部内迁到陪都重庆，也说明了国民党对交大的重视，唐山、北平分部也内迁至贵州遵义，虽受一定的影响，交大依旧实力雄厚。但此时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实力已经强于交大。浙大由竺可桢治校后也奋起直追，到了抗战后也逐步赶上了交大。离开了大上海，交大发展也进入停滞不前阶段，抗战后，西南联解体后，失去了龙头老大的位置。当时的中国大学格局是中央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北平大学。交大仍是工程类的最高学府，但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都已经成为综合性的大学。当时交大的名教授也明显少于上述三校。

返回上海后交大逐渐恢复元气。在四年内战中交大基本没有受太大影响，但交大学生也不再耽于书本，开始积极参加政治运动，用血的代价铸就了当时上海的“红色堡垒”。当时交大学生具有较强的政治意识，不少当时学生后来也因此成为了政治活动家，像江泽民、丁关根等。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败局已定，开始把交大的一些名教授带去台湾，如凌鸿勋、李熙谋等，正是他们后来在台湾“恢复”了国立交通大学（即今新竹交通大学），现在已经是亚洲知名学府，实力远超大陆四所交大。

交通大学在迎来解放曙光的同时，也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高校调整。解放时的王之卓校长被调往武汉测绘学院。解放后的负责人开始是李培南，再后是彭康，前者是二野军队南下干部，后者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是共产党干部。解放前后学校总体保持平稳过渡，实力依然很强，继续保持“北清华、南交大”均衡局面。到了一九五二年，由于中央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教育上也采用苏联单科分类别大学模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第一次校院大调整。在当时的几所顶尖大学中，北京大学（由北平大学吞并燕京大学并占了燕大的校园）、清华大学由于位于首都，得于重点加强，从全国各大学抽调精英壮大实力，成为院校调整的受益者。中央大学由于是国民党的中央学府，自然没有好果子吃，而被强行拆成南大、南工、南医、南农等几个学校，从此消亡。交大则成了下蛋的老母鸡，由具有相当规模的理、工、管理的多学科大学被拆成单一工科大学：理学院中的数学物理化学学科被调到复旦大学，化学还支援成立了华东化工学院；实力雄厚的土木建筑全部被调入同济大学，带走了俞调梅等一大批教授；独具特色的管理学院的管理、会计、财务等系并入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部分支援成立了上海财经学院；纺织系分离出去成立了中国纺织大学（即今东华大学）；水利系由严恺带去成立华东水利学院（即今河海大学）；航空系分出成立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中的电子部分支持了南工（即今东南大学），55年又支持了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机电中还支持成立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带走了一大批著名教授；此外还有部分院系分出去支援了西北工业大学、上海海运学院等许多学校。当然交大也从外面调入了一些工科力量，但除了造船得到同济支援得到加强外，其它都是被撤掉的上海二流大学的专业并入。一出一进，实力大损，但比起中央大学来血脉还得以保存，已是庆幸。当此时复旦从交大、浙大的调整过程占了大便宜，从解放前的二流的私立大学一举成立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大学。后来上海市委副书记徐匡迪在上海交大211工程中预审中也指出“复旦是院校调整的最大受益者，而交大则是最大的受害者”，这当然也包括后来的1956年交大的分裂。其它几个交大下场也很惨，著名的唐山交大被迁到四川几乎消亡，北方交大则变成了北京铁道学院。

就在交通大学六十周年的1956年前后的二次院校调整中，交大上海本部再次被拆分。今日五个交大局面最终形成：当时中央考虑到东西部院校不均衡，决定在贫穷落后的大西北建立一所高水平大学。挑来挑去，北京的高校加强还来不及自然不在考虑范围；中央大学已经消亡并且政治上也不太“可靠”；上海高校最多，交大实力最强，交大解放前后又是红色大学，无论学术和政治都最合适，于是当时国务院和高教部就选上了交大。当时的交大党委和校领导一听，觉得中央把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交大，是对交大的信任，也就接受。于是彭康等校领导就到西安去选校址，直到1956年西安校舍盖好后要搬家时问题发生了。

当时交大的教师中大部分都是上海人或在上海住了很长时期，对上海和交大感情都很深，部分教师觉得西迁是削弱交大，感情和生活都不能接受，但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都不敢提出来，只好逐步开始西迁。到了1957年，西迁问题在交大师生引起了强烈的讨论。当时分成两派：支持派主要是政治上支持加强大西北建设的年轻教师和学生；反对派主要是老教授和认为这样会削弱交大的教师，已经到西安的师生生活很不适应也助长了反对之风。结果越吵越大，还没搬一半就停下来了。高教部长杨秀清部长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个情况。周总理亲自召集交大校领导和老教授进行研究。周总理明确说，西迁就是要牺牲交大支持大西北，并提出三个方案：要么继续全部迁到西安；要么已迁去的全部迁回；要么维持现状一边一半，迁不迁由你们决定。其实当时绝大数教师都反对西迁，但这在政治上是什么后果大家也都明白。经过艰难地讨论，采用了折中的办法，一边一半。但此时大部分设备已经先期运到西安，教师和学生也有60%到了西安。机电系、能源系等较早过去的留在西安；造船系、起重机械系等没过去的则留在上海；同时允许已经去西安感到不适应的或妻了和子女不便可回上海。于是一个交大，上海、西安两个分校就形成了。由于两地较远，不便统一管理，1959年交大终于分裂成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上海交大有19个专业，西安交大有24个专业。

1959年分成了两个交大后，彭康校长去了西安交大，程孝刚、朱物华副校长留在了上海交大。实是求是分析，在分割过程中，老教授中有三分之二留在上海，包括当时交大全部四名中科院学部委员：周志宏、程孝刚、朱物华等，还有著名的张钟俊、陈石英等；三分之一的老教授去了西安，著名的有钟兆琳、陈大燮、张鸿等。这也是上海交大七、八十年代学部委员比西安交大的多的重要原因。在中青年教师中有三分二去了西安，三分之一留在上海，这也是现在西安交大中坚力量比上海交大强的重要原因。在改革开放后，又有不少是上海人的西安交大教师陆续调回上海交大，如杨世铬等，使得上海交大元气逐渐恢复。按照西安交大在1996年在《研究生学位教育研究》杂志上的说法是：“实验设备的大部分，60%的教师去了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对去西安的教师从来没有进行统计，但老交大的风水宝地留在上海这点则是毫无疑问的。

交大分家好比兄弟俩，一个出远门，一个留在家里，结果导致了后来相互争遗产的历史问题，并产生两个交大之间的精神上的分裂和对立情绪，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对立表现为到底是爱国还是爱交大？？去西安的认为留在上海的是逃兵，而且独自霸占了交大的遗产，西安交大才是正宗交大。而上海交大则认为上海交大保存下了老交大的底蕴，由于解放前人们为了区别唐山交大和北平交大习惯称在上海的交通大学本部为上海交大的历史缘故，在名气方面也确实是占了很多便宜，对西迁历史很少也不愿意再提起。而且交大校友由于毕竟在上海念书对上海交大也比较有认同感，校友各种简历也全部写上海交大，比如江总书记和两院院士的介绍以及平常的说法都说是上海交大毕业的，没讲是交通大学毕业，更不用说是西安交大毕业的。校友们捐钱也大部分都给上海交大，统计上海交大获校友捐款就达两亿多，校内各种建筑都是校友捐盖的。这对于西安交大在感情方面肯定是不能接受。于是争论谁是正宗也越来越激烈，并在百年校庆的到来前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西安交大坚持认为彭康校长带了60%的师生去了西安，因此是西安交大才是正宗。上海交大则认为当时西迁老教授很多都没走，况且后来西安还有不少教师和学生跑回上海交大，上海交大得了老交大的家产，还用争谁是正统吗。去西安的对大西北是作了很大的贡献，但生活却水土不服，感情上念念不忘上海；留在上海的使老交大在上海得以延续，生活上也比较好，但在政治上抬不起头，不少反对西迁的在文革残遭批判。其实，如果是纵向比，两所交大综合实力都堪称一流，进入全国前十名不成问题；如果横向比，论名气上交比西交响，再加上地理位置又好，高考学生的分数线比西交高不少，校园硬件设施比西交强得多；论教师水平，则西交水平比上交高，学科门类也比上交完整。上交虽则声名日响，可是所做的实际而有很高学术水平的成果却稍逊于西交的。海外的校友对交大有种亲切的称呼，以西交为唐城交大，上交为申城交大。唐申二校，一西一东；一黄原，一东海；一长乐坊，一徐家汇。以黄原上高大的城墙卷积厚重的长乐坊，凭东海边呼啸的海风振荡轻扬的徐家汇，谐振东西于海山，卷舒南北之晴空，则“交通大学”四字几可无愧无憾。

现在，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新竹交通大学五所交大已经联合成立“交通大学校友总会“（Jiao To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其宗旨是：加强校友与母校、校友之间的联系、团结和合作，发扬交大的优良传统，共同为振兴中华，为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母校的发展贡献力量。其任务是：沟通校友与母校、校友之间的联系、发挥海内外校友的智力优势和广泛影响，为母校的发展作贡献，为祖国的统一和现代化建设作贡献。

而交大海外校友因其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光荣传统，虽身居海外，却仍然魂系母校，积极关心母校，从学术上，财力上，社交等方面鼎力支持母校发展教育。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交大海外校友超过5000人，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巴西，以及香港，台湾地区，并且都成立了当地校友会，定期举行校友活动。

在美国，交大校友最多，校友活动也最活跃，在纽约，华盛顿，南加州，北加州，休斯顿，中西部，纽芬兰等地均建立了校友分会，每5年举行交大校友大团聚活动。2000年第7次全球交大校友年会已经圆满结束。据当时《世界日报》报导，来自台湾的老校友蒋光照，在会议结束前，宣布“全球交大校友联谊会”成立。首任会长为汪道涵；副会长8位包括五校现任校长谢绳武、谈振辉、周本宽、张俊彦、王文生及美洲校友会总会会长李天和、台湾交大校友会长郭南宏、香港交大校友会长陈明敏；秘书长蒋光照。

香港校友会也十分活跃，同母校联系密切，支持甚大。每年4月8日校庆，海外校友不远万里，纷纷返校，参加毕业周年大联欢并捐款捐物，讲学指导，以表达海外赤子的心意和期望。留学日本的校友均是80年代以后出国深造的，大都已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并在大学任教或在大公司任职，于1998年汇集l00多位校友成立了留日校友会。

交大百年，天下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