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完善现代大学章程 深化治理结构改革[五篇]

第一篇：吉林大学：完善现代大学章程 深化治理结构改革

吉林大学：完善现代大学章程 深化治理结构改革

李元元

（作者系吉林大学校长，原载《中国教育报》2012年3月5日第5版）

建立完善现代大学章程，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探索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推进高校科学发展的有效载体。吉林大学于2005年12月发布实施了《吉林大学章程》。这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正式发布并施行的现代大学章程，标志着吉林大学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进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引起了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全国高校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得到了良好评价。

一、制定章程，建立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的新载体

新吉林大学是由6所院校合并而成，规模大、体制新、文化传统不

一、校园布局分散。如何实现稳定融合，成为合校之初学校必须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学校认识到，合校的过程就是现代大学制度重新建构的过程，而建构一套顺应发展的现代大学制度，最关键的是要有基本一致的价值取向、相互认同的文化理念和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合校工作基本完成并初步稳定运行之后，学校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创新和探索实践。

——2003年，学校对现代大学精神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吉林大学依法治校规划纲要》，提出大学章程建设是探索高校改革发展，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有效载体，为此着手开展了章程制定的各项准备工作。

——2004年，学校颁布实施了《治理结构与管理体制改革纲要》，提出大学治理结构是当代中国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着手进行了校内治理结构与管理体制改革，同时启动了大学章程制定工作。

——2005年，学校成立了章程起草委员会与专家工作组，开展了章程的集中起草制定工作，经各种民主程序反复征询各方面意见并不断修改完善后，最终《吉林大学章程》在学校党代会上讨论通过，公布施行。

《吉林大学章程》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立足校情，把学校正在做、应当做和能够做的事情以基本法的形式规定下

来，使学校的改革探索实践等各项工作更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力地推动了学校的稳定融合，为学校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对学校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施行章程，推进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的新实践

自章程施行以来，学校以《吉林大学章程》为基本，顺利地推进了一系列改革发展的新实践。

——凝炼了吉大精神。《吉林大学章程》在《前言》中简要记述了学校的历史渊源，凝炼了吉大精神，明确了“以追求真理、培育人才、研究学术、传承文明、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为己任”的根本任务和价值追求。其中，把“传承文明”作为学校的根本任务在当时具有比较超前的探索意义。通过施行章程，使吉大精神不断深入人心并得以弘扬。

——明确了目标定位。《吉林大学章程》明确了学校的基本定位和发展目标，即致力于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努力将学校建成国家高质量人才培养、高水平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高层次决策咨询的重要基地。该目标定位为学校制定改革发展规划奠定了基础。

——完善了领导体制。《吉林大学章程》对学校党委的领导职权和校长的行政职权作了比较明确的划分。根据章程的规定，学校修订完善了党委全委会、常委会、校长办公会和书记办公会的议事规则，探索和明晰了党委和校长科学有效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运行机制和实现方式。

——完善了学术体系。《吉林大学章程》明确提出实行教授治学，并规定了基本组织形式、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依据章程规定，学校建立了校长向学校学术委员会报告学术工作制度，明确了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管理人员不再担任各级学术组织的负责人，明确学院党政负责人不再担任各级学术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等有关规定，建立完善了由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和教学委员会构成的学术治理体系。

——深化了管理体制改革。《吉林大学章程》确定学校实行校、院两级管理为主的体制。学校对校内公共事务实行垂直管理、延伸管理和属地管理，并对学院和学部的设臵及其职能作了规定。同时，学校依据章程规定，进一步深化了学校管理体制改革，适度调整了部分管理机构，逐步扩大了学院自主管理的领域和

范围。2010年学校承担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推进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完善大学章程建设》，目前该项目正在积极推进中。

——加强了民主建设。依照章程规定，学校修订完善了教代会章程，建立健全了校院两级教代会工作制度。建立了校长每年向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年度工作，教代会对校长和学校的年度行政工作进行民主测评的制度。建立了学院院长定期向学院教职工报告工作，接受民主监督的制度。同时，对民主党派、群团组织和师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权利、义务和形式等也作了相应规定。

三、完善章程，推进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的新探索

大学章程的施行和完善与高等教育和高校自身的改革发展实践紧密相关。根据学校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大学章程也应当不断完善。从近几年的施行效果来看，我们感到《吉林大学章程》也有不少需进一步完善之处。例如，对学校内部权力的层级配臵以及相互间促进、制约的复杂关系规定得还不够，个别相关规定已滞后于学校改革发展实践，特别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界定与分配还不够明晰；校、学部、院层级科学配臵行政权力以促进学术权力的充分合理发挥，既相对分离，又相互支撑、共同发挥积极作用的科学有效机制不够完善；各种权力赖以运行和实现的组织形式及其职能还有待完善，各项改革措施缺乏统筹协调与配套运行等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深层矛盾和现实问题相互交织，继续完善章程的任务还很艰巨。

——总体思路。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为目标，以学术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坚持“统筹规划，配套实施，重点攻克，试点先行，立足校情，分类指导”的方针，统筹推进管理机构改革等各项配套改革，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构建起与学校实际相适应的统一领导、多元治理、和谐善治、科学发展的内部治理结构。

——基本目标。遵循《吉林大学章程》的基本精神，不断创新学校的管理体制、机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创新性成果，使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更加科学，体制机制更具活力，大学章程日臻完善，文化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形成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吉大特点的高水平大学发展之路，产生具有创造性、示范性、带动性的改革成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探索有益经验，为完善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作出新探索和新贡献。

——主要举措。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建立更加科学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探索高水平学科群、高层次人才队伍、高起点创新基地、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和高水准国际交流合作“五位一体”的建设机制，构建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相适应的学术创新体系，完善由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和教学委员会构成的学术治理体系。加快管理重心下移，试行“大部制”和“扁平化”建设，深化管理机构改革。推进学部综合化、学院实体化建设，完善校、院两级管理为主的体制。拓宽学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渠道，搭建以董事会和校友会为代表的社会利益相关者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平台，完善民主管理体制。及时将各项改革的成熟经验上升为学校规章制度，把学校改革发展的基本理念和主要经验体现到《吉林大学章程》中，建立起以《吉林大学章程》为基本法的科学完善的学校制度体系。

第二篇：完善大学章程优化治理结构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信息公开-西南大学

以完善大学章程为契机 深入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制定和完善大学章程是推进依法治校的战略举措。西南大学坚持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以章程建设为契机，不断优化内部治理结构，积极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一、深化对现代大学制度的认识

2005年，西南大学由原西南师范大学和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而成。合校之初，学校面临如何实现深度融合与科学发展的问题，其核心在于构建一套顺应高等教育发展形势、符合学校办学实际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而大学章程就是这套制度体系的灵魂。随后，学校领导统一认识，把章程建设作为重点工作，精心组织，全面启动《西南大学章程》制定，并于2007年完成。章程的制定与实施有效推进了文化理念的相互交融与认同，以及大学精神的塑造，对学校健康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的发布，国家层面强调大力推行教育体制改革，积极倡导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同时，西南大学事业发展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学校需要进一步总结改革实践成果，凝练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深化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明确政治、行政、学术等各种权力主体的关系以及内外部关系。为此，学校于2012年启动了章程修订，并以此为抓手，不断推进制度建设，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努力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奠定基础，为促进学校科学发展提供保障。

二、找准 “六个结合”的章程建设路径

学校章程修订历时两年多，文本15易其稿，最后形成了10章115条1.2万余字的章程文本。在章程修订过程中，学校不断深化对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认识，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结合学校的办学特色和发展现状，精心组织、深入研究、凝聚共识，明确了“六个结合”的工作路径：

1.守望传统与改革创新相结合

在章程建设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对学校事业改革发展的实践进行了深度反思，将优良传统和改革成果载入章程予以固化。另一方面，我校章程建设也充分体现改革的原则，避免制定章程成为现有制度规范的简单集合和汇编，或现有体制机制的直接呈现，而是将章程建设作为学校深化改革的切入点，对目前学校改革发展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如学术权力的行使、民主监督的机制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论证，并在章程中予以规范。

2.团队攻关与广泛参与相结合

章程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需要教育管理、法律、行政管理、语言文字等方面的专家通力合作、全力攻关和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参与。学校高度重视章程建设，成立了由党委书记任组长、所有校领导为成员的章程修订指导组，组建了由校领导领衔、阵容庞大的章程修订工作组，并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由校领导率队先后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大学章程建设培训3次，赴10余所高校考察调研，召开多个层面征求意见座谈会近10次，各种讨论会40余场，广泛听取学校老领导代表、全体中层干部、学术组织负责人、师生代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

表、离退休教职工代表、校友代表、社会知名人士代表等近千人次的意见和建议，先后在校长办公会、教代会、党委全委会、党委常委会等会议专题研究审议，充分体现了民主立章的要求。

3.统筹兼顾与突出重点相结合

学校严格按照《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要求，全面统筹、分工协作，力求章程要素完备、内容完整。为解决我校事业改革发展中的重难点问题，我们着重健全学校自主管理、自我约束的体制、机制，尤其对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等权力主体的关系与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章程中对其基本规则、决策程序与监督机制进行了明确规定。为推进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章程在明确学校权利和义务的同时，也载明了举办者的权利和义务。

4.尊重共性与彰显个性相结合

我国高等教育的运行规律和高校的内外部环境具有普遍性，章程制定的主要法律法规依据具有相同性，因此我们在章程建设过程中充分尊重这些共性。如“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中国特色的高校管理体制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四大职能这一高校使命。同时，也强调坚持个性、形成特色，除学校历史、标识外，学校章程也试图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社会服务方式等方面彰显学校文化传统及教师教育和农业科技的办学特色。如将“顶岗支教支农”作为重要的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方式予以明确。

5.相对封闭与适度开放相结合

大学章程是大学的根本大法，同时也是国家教育法律法规的“下位法”。因此，在章程制定中我们既注重处理好章程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也注重章程与“上位法”的有机衔接，实现整体最优。同时，在具体写作中也强调适度开放，如《办法》第七条

（六）要求载明“内设机构的组成、职责、管理体制”，但由于学校的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一些内容在学校今后的改革中有可能进行较大调整，不宜也难以做到明确化，因此我们对组织机构仅作了“党政机构、直（附）属单位、学院（部）、科研机构根据学校授权履行相应职能”的原则性规定，旨在为学校未来的管理体制机制改革预留空间。

6.理想构架与客观现实相结合

加强大学章程建设，目的是要形成更有利于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因此它首先需要“仰望星空”，在科学性上下功夫，从教育规律、管理原则等出发，搭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理想构架。同时，也需要“脚踏实地”，在操作性上作考虑，正视现实情况中的困惑和难题。如在教育质量评价方面，我们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推行、国际通行的“第三方专业评价”这一做法写入章程，明确“人才培养质量接受社会监督和专业评价”，如此，既能延续接受教育部的评估，也为开放评价提供可能。

三、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实践

学校以大学章程建设为统领，逐步构建起具有学校特色的大学章程及其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重点开展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推动章程引领的制度体系建设

章程规定学校管理的根本制度和基本框架。在章程核准通过后，学校将出台《西南大学章程实施意见》，对学校内部规章制度进行系统清理，清除影响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体制机制障碍，落实重大事项决策和规范性文件制定的程序与机制，对章程中的原则性规定通过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或办法予以细化。以“管办清晰、权责明确、崇尚学术、管理科学”为制度建设目标，逐步构建起根本制度稳定、基本制度完备、具体制度配套的校内规章制度体系。

2.建立指向善治的科学决策机制

学校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核心，制定实施了《党委常委会议议事规则》、《党委工作规程》、“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等，充分发挥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核心作用，明确党委在把握办学方向、加强党的建设、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促进学校事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职责。制定实施了《校长办公会议事规则》等，实行校长统一领导、副校长分工负责、职能部门组织实施的工作机制，确保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各项任务的有效实施。学校也在积极探索校院（部）二级管理和大部制改革，将管理重心下移，给予学院（部）更大的自主权。

3.健全回归本位的学术管理体系

正确处理好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健全回归本位的学术管理体系，对于完善现代大学制度意义重大。为此，学校较早启动了《学术委员会章程》修订工作，积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学校教代会于今年3月15日讨论通过了《学术委员

会章程（修订稿）》，确立学术委员会是学校最高学术机构的地位，对其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四种权限范围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保障其对学校学术事务的统筹权，力求构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适度分离、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运行机制。为发扬学术民主，学术委员会委员由全校教授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目前学校正在重构校院（部）两级学术管理体系，为推进教授治学、强化学术权力提供更加有效的组织保障。

4.完善基于章程的民主管理、监督机制

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学校不断完善民主管理、监督体系，切实保障师生员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修订《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和《二级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凡涉及学校改革发展的重大事项和与教职工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都要提交教代会审议。制定《学生代表大会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在人才培养方案调整、评优评奖、奖助学金评审、改善学习生活条件等方面充分征求学生代表的意见，学校今年召开了第三次学生代表代会。学校也积极推进党务公开、校务公开、信息公开，不断拓宽民主监督渠道。

5.构建推动发展的外部关系

章程明确学校将积极与社会各界建立联系与合作。学校依托西南大学校友会和重庆西南大学基金会，为校友、社会与学校搭建平台，加强交流合作，汇聚智慧力量，全面支持和推动学校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同时，学校将理事会写入章程，理事会是为学校提供咨询建议，筹措学校教育发展资金的机构，目前正在积极

筹建。

以上是西南大学章程建设的探索和实践，学校将以章程作为依法自主办学、履行公共职能的基本准则，进一步深化学校体制机制改革，优化治理结构，建设符合高等教育规律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第三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文章作者:顾海良

文章来源:《学习参考》

刚刚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为》《规划纲要》），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教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对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突出了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并把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深化校内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要任务提了出来。

现在提出“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是以三个基本规定为前提的：一是对大学治理结构内涵的理解。大学治理结构分为外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主要是指大学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各种权力的分配、制约和利益实现的制度规定、体制安排和机制设计，集中体现大学管理的结构、运行及其规制的主要特征和基本要求。本文涉及的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问题。二是对大学治理结构的制度和体制前提的理解。治理结构是以一定的制度和体制规定为前提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大学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坚持党的领导，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必须坚持的前提和方向。三是对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旨意的理解。大学治理结构的目标和方向是现代大学发展目标与功能的体现与实现。培养学生成长、成才是大学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任何时候都是大学的根本任务，而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引领社会则是现代大学的基本功能。大学根本任务是大学功能的中心坐标，大学功能是实现大学根本任务的必要路径。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必须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展开，必须有利于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有利于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提高，有利于学科的交叉融合，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有利于形成优良的学风、校风和作风。

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应着重把握和处理好以下四个基本问题。

一、坚持和完善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明确大学治理结构的基本指向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领导体制长期探索的历史选择，是高等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落实国家教育方针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和体制的基本特征。大学治理结构要以坚持和加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前提，以改进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圭臬。

“党委领导是核心”。正确认识、把握和实现党委领导核心的地位和作用，是加强和改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首要任务，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基本要求。党委对高校，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领导，而且是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上的领导，突出表现为把握高校的思想政治领导权、对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和对重大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权。党委负有对学校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作出决策的重大职责。

高校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集中体现于党委和行政的关系上。在党委和行政的关系上，党委一方面要充分行使领导权，领导学校的全局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调动校长和其他行政领导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大力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党委书记作为党委的“班长”，重要的是要摆正书记个人与党委集体之间的关系、善于处理好书记个人在党委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与校长在行政实施过程中的职权之间的关系。理顺党委集体领导和校长个人负责之间的关系，把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根本要求。

“校长负责是关键”。校长负责是实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基本要求，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选择。校长是学校法定代表人和行政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加强和改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关键是要发挥校长的行政领导作用，使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校长不只是党委决策的执行者，实际上也是党委决策的主要成员之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大学治理结构中，校长既是学校党 1 委决策的具体执行者，也是主要决策者。党委的“职责”和校长的“职权”，体现了大学治理结构的重要内涵。因此，“校长负责是关键”，重要的就是体现在对学校党委的负责上。对学校党委负责，才能维护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促进党委领导职责与校长职权之间关系的和谐协调，更好地维护和实现社会、学校和师生员工的根本利益。这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重要基础。

“教授治学是根本”。大学治理结构的架构就在于党委领导的核心地位、校长负责的关键作用和教授治学的根本要求这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党委的政治领导、校长的行政职权和教授的学术权力，构成高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基本方面，构成大学治理结构的基本要素。党委领导、校长负责和教授治学这三个方面，也涉及高校基本资源即政治资源、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显然，能否达到高校资源的最优配置是大学治理结构质量与效率的衡量标准。

二、推动“教育家办教育”和管理队伍建设，凸显大学治理结构的体制特色和机制活力

大学管理是一种专业化极强的管理，大学治理结构不同于企业治理结构或政府治理结构。“让真正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要倡导教育家办教育”的呼吁，实质上就是要求大学由教育家来治理。“教育家办教育”是对大学治理结构基本特征和特色的诠释，实在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

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大学要有行政管理的规定。大学必须有行政管理，行政管理以及由此形成的行政权力是必然的。特别是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从精英教育阶段转向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实际，更要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密切结合各高校发展的实际，进一步提高教育管理队伍的水平和能力，确立新的管理目标和方式，使高校的行政管理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要求更相适应。

在大学治理结构中，强调行政管理的重要性和所谓的“去行政化”应该是并行不悖的。所谓的“去行政化”，不仅仅是逐步取消当前高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而且还包括改变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混同、甚至用行政权力替代或削弱学术权力的现象。在大学治理结构中，不允许利用行政权力包揽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配置的全部过程，要使高校的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配置以学术委员会为主，以学术权力为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配置的主体。

校长应该是教育家，时代呼唤杰出的教育家。高校的所谓“去行政化”的对应面应该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这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实行教育家治校，首先要求有职业化的校长和专业化的行政管理人员，明确大学治理结构中行政管理的权力边界。从这个角度上看，比所谓“去行政化”更重要的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实际上，在国外许多高校中，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已经是一项推行多年并已见成效的制度。在我国高校中，校长的职业化进程还没有开始，相反却有一些校长岗位因为行政级别的存在而成为安排官员出路的渠道，硬化了高校的行政化趋向。《规划纲要》强调的“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路径，应该成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突破口。

三、探索教授治学、坚守学术自由，建立和完善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权力体系，营造大学治理结构的宽松氛围和良好条件

大学的生命力和活力在于学术的繁荣发展。实现“教授治学”，就是要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学校管理中的指导作用。“教授治学”的主体是教授，主旨在于以教授为主体行使高校的学术权力，并对高校学术资源进行配置和使用。

“教授治学”是提高大学治理结构水平和质量的根本。教授是教师中最重要的学术群体，在学校的管理中具有重要优势，其中主要的就是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及其管理中的优势。教授熟悉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对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有着深刻的、深邃的理解，这是他们参与学校管理的突出优势和重要基础。在加强和改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只有发挥教授的优势，依靠教授治学，才能完善高校管理体制，形 2 成管理合力，按教育教学、学术研究的规律办事，从根本上提高大学治理结构的水平和质量。

“教授治学”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决策机制的根本。完善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和决策机制，需要充分依靠和发挥教授在高等学校民主管理中的作用，实现高等教育管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高校通过设立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以及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师特别是教授参与高等学校的民主管理与监督，提高教授在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中的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提高高校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教授治学”当然不能代替党委对高校的领导职责和校长对高校行政管理的全面职权；“教授治学”要以党委统一领导和校长全面负责为前提，只能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体制中运行，并在这一制度和体制背景下发挥作用。建立和健全教授依法治学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机制，是完善和发展高校治理结构的内在要求。

“教授治学”，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就是要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在大学治理结构中，就要从学术氛围、学术风气、学术品质诸方面入手，建立一种积极向上、团结奋进、尊重知识和创新创造的学术氛围，树立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学术风格。使大学真正成为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研究方法创新的园地。

四、坚持依法治校，完善大学章程，构建大学治理结构的科学民主的保障机制

依法治校是我国高校管理改革的必然趋势，是高校管理走向科学化、规范化、民主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大学治理结构的内在要求和必然机制。从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来看，坚持依法治校的要义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制定和完善大学章程。大学章程是高校得以设立以及保障其正常运转的“根本大法”，是大学管理与运行的规则体系。如何按照《规划纲要》关于加强学校章程建设的要求，“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重要任务。

其次，健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保证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重点的是要完善党委会、校长办公会等各负职责和职权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规范领导决策行为，减少权力失控和行为失范，增强决策的民主性、规范性和科学性。对涉及学校发展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进行决策时，一定要注意决策前的酝酿和磋商，特别是要提交党委集体讨论决策的重大议题高校主要负责人必须会前进行充分酝酿和磋商。应明确规定党委会、校长办公会、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的职能定位、职权范围、决策程序、监督督办程序等项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筑牢大学治理结构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基础。

第三，建立健全学校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和工作运行机制流程。进一步健全聘任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学生管理制度、科学的学术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干部选拔任免决定制度、校院两级管理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和征求群众意见制度，党政领导民主生活会制度，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重大事项公示和听证制度、校务公开制度等等。通过建立健全和具体实施这些管理制度，凸现大学治理结构中的高质量和高效率。

《规划纲要》从新的高度，对大学治理结构赋予新的内涵，对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可以相信，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基本性质、又具有各自高校鲜明特色的大学治理结构，必将成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坚实基础和强大推动力量。（《中国高等教育》2010年第15/16期）

来源：《学习参考》2010年第8期（总第88期）

马敏：优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2014年03月14日 10:1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郝日虹 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319

构建利益平衡机制 优化大学治理结构——访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 3 记马敏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之一。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作为深化教育改革的重点举措，对于激发学校办学活力、提升教育品质有重要意义。如果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效率低下、运转不灵，就很难推进教学、科研及人才培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也难以落在实处。

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要义是什么？优化大学的治理结构和模式的“突破口”又在哪里？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马敏：我认为，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核心要义，就是在大学内部建立一整套利益平衡机制。这种平衡机制既要确保现代大学职能的实现，也要符合中国大学的实际。具体来说，这套平衡机制的构建，应从三个层面着手。

首先，要构建外部参与内部治理机制，平衡大学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这一治理机制旨在打破传统的行政管理观念和封闭的办学体制，推动大学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打破学校内部自我决策的传统方式，形成政府、社会人士、大学管理者、师生等共同讨论或决定大学发展的治理模式，为社会参与大学决策和管理搭建一个开放的平台。

其次，要构建以学术发展为核心的权力系统，平衡大学内部政治力、行政力和学术力的关系。三种权力的存在都有自身合理性，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协调三者间的关系，使三种权力始终围绕学校的学术发展目标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保证内部管理顺畅、高效和有序，最终形成党委领导、行政负责、教授治学三权合力的体制。

最后，要构建高效有序的权力运行机制，平衡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关系。从国外大学的经验来看，其在本质上是决策层、执行层和监督层分离。这不仅避免了“议行合一”，增强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还能推进行政执行的高效化和专业化。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分离并非绝对，否则将不便于协调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优化大学的治理结构和模式应从哪里突破，如何突破？

马敏：我认为，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对大学内部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常规管理事务进行整合，突破传统的垂直管理模式，按扁平化的组织模式来设置机构，是优化大学治理结构的关键。

譬如，开展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突出学院重心地位，全力实施“学院办大学”，就是推进扁平化管理的有益尝试。过去的“一元制”管理体制，使学院权力太小，而学校行政管理的各处室掌握资源的权力过大，导致一边“捆着草”一边“饿死牛”，甚至出现了每到年底一些处室经费没用完而有些学院却“揭不开锅”的怪现象，造成学校资源的极大浪费。

开展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将涉及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人、财、物及其他资源配置等办学自主权“下放”到学院，学校行政部门只负责教学质量评估、教学科研及重大项目等宏观规划和监管，最终在学校内部形成小机关、大学院的管理体制。这不仅明确了学院在学校办学中的责任主体地位，增强其办学成本意识，还能加大学校宏观调控力度，便于集中精力谋大事、办大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就当前大学治理改革实践看，您觉得还需要注意什么？

马敏：欲实现大学组织的有效治理，囿于治理结构的制度调整和优化是远远不够的。下一步必须超越治理结构，重视大学文化建设等非制度性因素。只有将制度与文化二者有机结合，注重大学精神的提炼和传承，回归大学育人的本源，才能有效推进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步伐。（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郝日虹）、我国大学的治理框架

我国大学的治理框架可以从产权形式、法人地位、领导制度、师生管理制度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就产权形式看，我国大学经历了由单一产权结构向多元产权结构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相伴而生。按产权占有主体性质不同，我国大学可以分为公立大学和民办大学；民办大学按产权的归属不同，又可分为：单一国有型、完全民办型、混合型。产权多元化的优点是拓宽了教育融资渠道，增加了教育供给，促进了大学治理结构的创新。当国家是大学的唯一所有者时，政府倾向于直接干预大学的内部管理，造成教育管理行政化。民办或混合型大学，则完全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不必要的政府行政干预，可以进行自主管理和制度创新。

从法人地位上来说，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我国大学天然具有法人地位。确立大学法人地位的意义在于，大学可以成为享有独立的财产支配使用权、自主办学、独立核算的实体。现在的问题是，大学在法律条文上的法人地位如何落实。高校自主权不仅包括财产自主权，还包括教育自主权，法人制度只是确立了高校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地位，但在行政法律关系中，高校还没有获得自主权中的核心方面——教育自主权。高校法人化并不意味着政府对高校不管不问，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必不可少的。

在领导制度上，目前国立或公立高校一般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民办高校或教育集团举办的高校则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在师生管理制度上，我国很多高校提出了“以生为本”、“以师立校”的师生关系治理模式。“以生为本”，要求“学生是受教育者”这一传统观念应让位于“尊重一切学生和尊重学生的一切”这一全新的理念。“以师立校”则是确立教师在大学中的中心地位。二者都强调“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没有教师的中心地位，教师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就难以实现“以生为本”；没有“以生为本”，教师的中心地位就失去了依托。

大学内部治理的运行机制

我国大部分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于党委书记和校长都由上级组织部门任命，实际上存在着领导体制的“双首长制”。《高等教育法》规定了党委和校长的职责范围，但在具体的管理活动中实际存在着职能交叉、重叠的现象；又明确规定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重大事项需经党委讨论决定，但何谓“重大事项”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清晰界定的。因此，对学校发展的意义而言，校长和书记的观念、习惯和素质以及二者默契程度大于制度约束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对好的领导班子之于中国大学发展的重要程度所寄予的热情和厚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大学的“人治”和“法治”之间的差距。

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则要弱一些，主要由教师代表（主要是教授或具有教授头衔的行政部门负责人、院长、系主任）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在行政权力划定的范围内对学术性事务进行审议，其实质是非独立性审议机构，限于为行政决策提供参谋、咨询作用。

就我国的高等教育实践的效果来看，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不过这种体制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尤其是要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使学术决策具有相对独立性。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学的党委、校长与教授的治理关系

1、党委与校长的责权界定。

大学内部治理的主要问题是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之间的界定。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主观随意性大，常发生党委包办行政，或行政不听从党委的意见，甚至党委、行政各行其是，不能形成“民主治理”，只能是“精英治理”或“一把手治理”。

党委领导应主要体现在宏观的战略决策和对学校发展中重大事件的决策，例如办学方向，学校定位，发展规模以及学校重要岗位干部等；对学生培养方案制定、学科重组、新专业设置、师资培养等可不直接参与，以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样，党委可以较超脱地、更有力地行使领导监督和职能，考核行政执行学校战略决策和各项方针政策的绩效。

大学学术人员（教授等）和非学术人员，应通过各种委员会参与大学的各种决策过程，反映和维护大学各类群体的自身利益。目前大学一般都设有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财务委员会等教授和其他成员参与治理的机构，但缺乏明确的职责和运作程序，许多仍停留在提供信息和咨询的层次上，距离真正参与决策和监督尚远。

2、职业型校长和学术型校长

我国大学校长选拔，非常重视校长的学术地位和水平，似乎只有院士担任校长才能提升学校的声誉，才体现了对他的重用。事实上，现行的选拔方式对校长的管理才能关注不够，选拔机制过分强调学术能力而轻视决策和管理执行能力，不仅使不少出色的专家陷入难以驾驭的繁琐事务中，造成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也影响大学的健康发展，造成更大的机会损失和资源浪费；另外，目前大学各种学术委员会及其成员构成具有很强的行政色彩，校长集行政首长和学术权威于一身，容易形成官本位或学术霸权，影响学科发展和资源配置的公平性。

大学主要活动的基点是由下向上的，即学术人员知道该做什么该朝哪儿走，这就决定了大学学术权力的行使应该依赖于学者（即教授）治学，无法像企业或政府那样从上到下进行行政安排。大学学术权力的行使应该组织化和制度化，利用各种学术组织进行决策，以真正实现教授治学。所以，校长的选拔首先应重视其教育行政管理能力，其次才是学术能力；大学的学术管理交由大量的教授组织来管理，并依靠制度来保障，使教授成为学科和学术发展的权威，并参与到学校学术发展和教育的重大决策过程中，对决策的结果享有监督权。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校长候选人必须学术和管理能力双强的选拔难度，也有利于调动教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及学术发展上的公平性。

二、大学的校、院和系的治理关系

目前，我国大学校、院、系的直线职能式组织结构，基本上属于行政系统和生产企业沿用的科层式管理体制。这种以“贯彻执行”为主要内容的行政管理体制，用来管理谋求研究创新和高学术水平的大学就显得很不适应，其结果往往和预期目标相差甚远。

应当看到，大学是以知识为主要运作内容的组织，各学科门类的知识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其个性，过度集中管理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特别在院校合并以后，各学科门类间的差异扩大，学校领导难以具体管理，因此，大学实行以学院为重点的管理体系比较适宜。

现在一些大学已经提出管理重心下移，探讨改进现有的校、院和系之间的治理关系，其思路是：构建院系参与型的治理模式。

参与型的治理模式，指大学的学院中各类利益群体都能有效地参与决策过程。学术人员是治理核心，行政人员是各种资源、服务的有效提供者，学生是学习主体，他们都应该在利害问题上，对决策过程施加影响。同时，这种模式要充分体现决策、执行和监督分离的管理原则。我国高教法第十条和第十一条对民主管理和学术自由作了相关规定，参与型的治理模式也是从管理体制上落实此项规定的探索。参与型的治理模式应包括健全的决策执行系统，有效的参谋咨询系统和完善的监督反馈系统。

决策机构可称为“院务委员会”，学院的重大事项（也仅限重要事项）必须经过院务委员会的讨论和批准。牵涉到院领导个人利益的事项，如业绩津贴的多少，院领导参与上级拨款项目的经费分配等，均需由院务委员会讨论决定，以避免院领导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反常现象。院务委员会可由当然委员（如分党委书记，院长），各下属单位代表，教授代表等组成。其中当然代表不得兼任院务委员会的领导，院务委员会正副主席不是常设岗位，宜采用交错轮值制，每任一学期，每人任正副主席各一学期（除第一任正主席外）。讨论学生工作或与学生利益有关的问题时，应当邀请院学生会正副主席参加。讨论发展规划等重大问题时，还可特邀校外人士参加，以加强学院与社会的联系。院务委员会有向行政领导提出质询的权利。

行政机构（即正副院长及其领导下的院机关）有权独立执行职责范围内的行政事务，并对执行结果负责，其责任人应每学期向院务委员会提交工作报告，由院务委员会审议。院领导的产生，可以采用上级提名，由以教师为主体的全院教职工代表大会进行差额选举产生。这种做法与目前采用的选拔方法基本相同，但将最后的决定权交给教职工代表大会。现在采用的民意测验法，缺乏透明度，群众并不满意。对行政领导还应有罢免制度。这样即使选举出来的人不妥，也容易得到纠正。

为充分发挥教授和业务专家的参谋咨询作用和参与学院的学术管理，按学校规定设立的诸如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原有机构，除继续执行原有的职责外，还同时作为院领导的参谋咨询机构。院领导还可根据需要，增设专门小组，为学院提供有关方面的咨询意见。

监督机构可称为“院监督委员会”。院监督委员会监督和评估院行政领导是否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权组织对教学科研质量，行政工作质量以及干部工作作风等进行评估。并就评估中发现的重大问题提出建议，交院务委员会讨论。特别要对院一级领导是否廉洁奉公，是否以职务之便谋取个人利益进行有效的监督。院一级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和过去一样，执行自己的职责。也可设想将院务委员会与教代会统一，前者作为后者的常设机构（常委会）。

建构大学内部治理模式

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根据前面的分析和研究，我们试图提出一个“党委领导，校长管理，教授治学”的大学内部治理模式。

（1）在现代大学制度的框架下，合理而健全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应是“党委领导，校长管理，教授治学”。

党委领导体现在：树立科学、进步、现代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领导建立和现代大学制度相适应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模式的具体制度设计及制度执行，领导对决策和管理过程的民主监督。在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制度设计等方面党委的领导作用尤为重大。

校长管理就是要让校长充分行使《高等教育法》所赋予的行政权利，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校长一方面应是先进教育思想的探索者、承载者、宣传者和贯彻者；另一方面又是学校行政管理系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管理系统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行政性权力的体现。针对我国高校的现状，更应强调行政管理对学校教学、科研等主要学术活动的保障、支持、组织、协调和服务功能，将直接控制教 7 学和科研的管理模式转变为在协调和服务中实施和体现管理；应避免行政性权力过度主导的管理模式，发展学术性权力参与决策和民主管理。

教授治学就是要以制度确立和保证学术性权力在学校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学基本活动的主要形式是教学和科研，教师集体是实施这些基本活动和承载学术性权力的主体。“教授治学”中的“教授”即是指教师集体及其代表。“治学”不仅体现在学科层面，即使诸如学校定位、专业设置、教学模式、师资结构、招生规模和资源配置等类似行政性的事务，在本质上也具有很强的学术属性。因此，“教授治学”是要在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和体制上为学术性权力参与决策和管理定位，并加以制度化和规范化，这是落实大学“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的重要举措。

（2）确立和完善以“党委领导，校长管理，教授治学”为特征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既符合大学的内在属性和管理规律，又符合我国具体国情，有利于加速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一是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党对大学的领导。通过对制度设计、执行和监督的领导，突出了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和领导作用。

二是有利于完善大学内部的决策机制。行政性权力和学术性权力互相协调、补充和制衡，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就能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使高校自主权真正沿着健康的轨道运行。

三是有利于增强教师队伍的凝聚力。在制度上确保学术性权力对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参与能使教师集体摆脱被动而单纯地接受管理的状态，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这是加速学校发展的根本动力。

四是有利于弱化或消除“官本位”观念在学校中的影响。过度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无疑是导致目前高校“官本位”观念的侵蚀越来越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治理模式是防止学校官场化倾向、防止急功近利思想蔓延以及防止大学教化功能衰弱的出路。

五是有利于学校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大学内部治理问题研究》课题组 李家福 张玲玲 严爱军 方蔚炜 陈饶）

社会协同治理: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

作者：刘卫平

时间：2013-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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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协同治理主张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平等性、协同性和有序性。实现社会有效协同治理，有赖于良好的社会资本。目前我国社会普遮信任缺失，正式规范先天不足、公民参与网络不健全、公共精神巫待培育等社会资本现状，这些都已成为社会协同治理实现的主要制约因素。强化公共精神和公民认同，规范协同主体权责边界、发展和壮大社会组织和健全协同运行网络，是实现社会管理中各系统、各组织、各阶层协同治理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社会协同治理，基于协同学理论和治理理论，主张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社会多元要素相互协调、合作治理社会公共事务，在整合和发挥各类社会要素的功能优势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推进社会有序、持续、和谐发展。它强调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协同性和有序性，是我国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模式。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看，社会协同治理的实现，有赖于发育良好的社会资本。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发育不良的现状，已成为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制约因素。重构和培育我国语境下的现代良好社会资本，已成为实现社会管理中各系统、各部门、各阶层协同治理的重要基础和路径 选择。

一、社会资本:社会协同治理实现的前提和基础

社会资本作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资本概念内涵拓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论概念，“已成为人类社会试图走出发展困境和探索治理之道的一种具有高度概括力的理论解释范式。’[1]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哈佛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三位代表人物。皮埃尔·布尔迪厄最早提出“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并开创了社会网络分析的社会资本研究，提出“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主张就是关系网络创造了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有价值的资源，并向成员提供集体所有的资本，即是成员相互信任的可信度。”[2]詹姆斯·科尔曼认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是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3]。继皮埃尔·布迪厄、科尔曼等学者之后，罗伯特·帕特南提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4]并将其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认为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能反映公民参与网络、社群组织等发展程度，有利于推动和协调集体行动，促进社会稳定与社会整合。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由信任搭建起的网络型关系结构越密集，共同体成员间互利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亦即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为社会协同治理提供工具性支持，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潜在管理资源。目前学术界对于社会资本的界定，尽管仍有分歧，但其基本的意义和指向是相同的，都把社会资本看作一种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认为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都强调维持社会资本或投资于社会资本的重要。社会资本是一种基于普遍信任、参与网络、互惠性规范，能提高社会运转效率和激发社会持续发展活力的资源。在现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组成要素应主要包括:相互信任的心理认同感、共同的利益基础和价值取向、良好的制度规范、参与意识与合作精神、自治组织与社团、有序的参与网络等，其中人际信任、互惠规范、参与网络等是其基本形式。

在社会资本理论看来，建立现代社会管理体制，实际上就是促使构成社会的各要素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形成网络型交互作用的社会善治构架，建立起多渠道、高效率、规范化的表达、参与、协调与合作机制，实现社会管理过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高度契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进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见，社会资本与实现社会协同治理存在着天然契合性和逻辑关联性。

(一)“普遍信任”是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心理基础

信任是社会资本最关键和本质性的核心要素。实现良好社会协同治理，前提是社会协同治理主体间的良好互信。在罗伯特·普特南看来，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个社会的信任范围越普遍，诚信度越高，政府与社会、公民与政府、公民与社会、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越普遍，整个社会也就越繁荣发展。在当下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社会分歧不断扩大，社会“碎片化”、“原子化”趋势增强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协同治理更需要社会管理主体之间和全社会成员的普遍信任和共同合作。良好的信息资本则促进和扩大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治理主体之间的彼此认同和良好合作，有助于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增强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为实现社会协同治理提供良好的心理基础。

(二)“互惠规范”是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制度保障

规范和秩序是社会“善治”不可或缺的要素。“互惠规范”作为社会资本三大核心要素之一，能增强社会协同的规范性和有序性，为实现社会协同治理提供良好的社会规范和秩序。社会规范是历史形成或规定的行为与活动的标准，规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挥着调节、选择、评价、稳定、过滤、规范、约束等一系列的社会治理功能。它反映一个在社会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共同的价值体系，表现为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理想信念、行为习惯等，是由公民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为了个人利益的有效实现而制定的规范，是一种自下而上形成并演进的的秩序，具有约束和调节社会成员行为，促进社会信任与合作的功能。目前，社会管理主体趋向多元化，社会新阶层不断涌现，要实现有效的社会协同治理就必须凭借不同的社会规范形式约束各社会治理主体的行为，及时治理各种社会问题。没有良好的社会规范，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协同治理效应。

(三)“社会网络”是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必要平台

“关系网络”也即社会网络，是社会行动者及其之间关系的集合，包括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社会凝聚力、规范信息网络、社会关系网络、多功能组织、公民参与，以及权威关系、信任关系等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各种关系。它可以连接不同的群体、族群和各类利益集团，能使利益偏好存在差异甚至冲突的各方尊重彼此的关切，并通过平等协商并加以解决，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它还能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形成沟通合作的管道，增进和扩大彼此互信，为社会实现协同治理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它既能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多种渠道，促进政府、社会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为社会协同治理创造“善治”空间;又能促进合作、团结、民主等公民精神的培养，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提升整个社会协同治理效能。[5]

二、社会资本缺陷:社会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刻变革，我国社会资本呈现出了一些诸如契约关系、法人组织、民间组织等形式的现代元素。但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特性，当前我国社会资本无论是存量还是结构都存在不少缺陷，制约着社会管理中协同治理的实现。

(一)社会普遍信任严重缺失

社会资本中的信任，是任何普通社会个体之间的彼此信任，是社会协同治理的前提。当前，社会普遍信任资本的严重缺失，导致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心理基础十分薄弱。首先，从我国现有社会资本的来源与结构来看，由于根植于以“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宗法制度”等为生存根基的传统社会土壤，传统社会资本占绝对比例，人与人的信任更多地存在于“血缘”、“宗族”、“亲朋”之间，而社会系统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严重不足。其次，中国式“小圈子”、“小集团”、“小群体”不断涌现，社会分歧不断扩大，导致普遍信任难以形成，使社会协同治理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6]最后，在现代市场化进程中，整个社会的趋利性增强，一些地方政府成为市场中的逐利主体，再加上一些市场主体的不法趋利行为，导致食品药品安全危机、群体性突发事件等社会信任危机频发。尤其是逐利行为使地方政府服务意识、法治意识、诚信意识十分淡薄，甚至与民争利，官民关系紧张，直接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政府公信力的大幅下降，公众和社会的忠诚心理日渐缺失，给公民认同的形成和公 10 共制度的建立带来了极大的障碍。

(二)正式规范资本先天不足

从我国传统社会来看，过于强调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而对于理性化的正式制度和规范的建立则往往被忽视，“人情法则”成为人际交往和社会资源交换的重要指导原则，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缺乏，“家族式”管理、“人情”和“人治”色彩浓厚，正式规范和法律法规不健全，人们行为不能受到规范有效的制度约束，导致特权主义、官员腐败、集体失灵、民主缺位、约束乏力，以言代法、用权压法、拘私枉法等现象时有发生。在社会管理中，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组织与公民个人作为社会治理主体，其地位作用、权责范围、运行规则等缺乏必要的制度规范，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等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一些政府组织表现出强烈的威权主义思想，公共服务意识和依法行政意识淡薄，凭借其行政权力过多干经济领域的微观管理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挤压其他社会管理主体的空间，导致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主体单

一、效能低下，公平正义理念缺失，社会矛盾冲突增多，利益关系调和难度加大，各类群体性事件频发，致使社会协同治理难以实现。

(三)公民参与网络极不健全

健康完善的参与网络，是现代资本的核心要素，也是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主要载体。然而中国式参与网络是建立在“血缘”、“亲缘”、宗族观念以地缘、学缘基础之上的，“人情”和“面子”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社会资本所倡导的建立在社会普遍信任基础上的参与网络有着本质的区别，表现出明显的先赋性、封闭性和同质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缺乏，不具有普遍的、整体的社会特征，极易形成家族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小利益集团。再加上“‘官本位’意识使政府习惯于凌驾在社会之上、企业之上、人民之上，而难以把自己摆在‘服务者’、‘合作者’的位置”[7]，导致“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第三部门”、“社区共同体”等发育迟缓，社会治理主体单一，公民参与网络不健全，“缺乏现代公共治理理念所倡导的对话平台与沟通渠道以及促进公民社会健康发育的制度环境，缺乏社会中间组织作为信息交换器、缓冲器和平衡器”[8]，致使社会协同治理赖以实现的组织网络与运行机制极不健全。如，作为公民参与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治理的主体的民间组织，在我国无论数量还是规模、能力度偏小，种类偏少，其中有很大部分均带有“官方”或“半官方”色彩，即由政府创建或受政府的主导，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而且发展极不规范，这些都严重影响着公共精神和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也直接制约着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认同、信任、合作和互利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不利于社会协同治理。

(四)公共精神尚未形成

公共精神表现为以改善公共生活和建构公共秩序为目的的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政治价值、社会制度和行为品格。它以普遍信任关系和公共责任意识为核心内容，包括信任、宽容、合作、共融、监督等基本要素，是现代公民应有的特质与精神境界。由于我国传统社会资本主要源于“宗族关系”、“血缘关系”或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小规模、高同质的网络结构中，导致人们对公共精神关注的狭隘视野和公共精神的缺失，表现出狭隘的“私利”意识，在有利于自身利益面前表现过度的个人主义、狭隘的功利主义，丝毫不尊重和包容他人的平等权利，甚至疯狂无序地争夺和占有公共利益;而在公共利益面前，则缺乏一种参与合作、乐于奉献的精神气度和价值取向，公共责任感淡化，尤其在不利于自己的利益面前表现出强烈的 11 不合作的敌对意识和攻击性，甚至做出有悖道德伦理或法律法规的过激行为。公共精神的缺失，使社会难以形成协同治理的社会土壤和生态条件。

三、社会资本优化:社会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

优质的社会资本是社会协同治理得以实现以及维持的基础与纽带，也是实现社会良好治理的前提条件。必须在中国语境下，借助政府和社会的力量，不断优化社会资本结构和提升优质社会资本存量，有效推进社会协同治理。

(一)夯实社会协同治理心理基础:培育公共精神和社会认同

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指出，对一个秩序优良的公民社会来说，公共精神、公民认同的存在同样是至关重要的，若无最低限度的公民认同，公民社会的机构或制度就不可能运作。[9]公共精神以公共利益为基础，主要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相互信任与尊重、公共责任感、参与合作精神、互利共赢意识、制度规范意识等，其实质内容在于公共责任意识和互惠合作精神，既是现代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社会资本水平的重要表征。它具有促成社会构成各要素增进信任合作的重要作用，其强弱程度体现着政府、市场、社会、公民之间心理认同、信任合作、平等互利的水平。社会认同在于公民的普遍信任。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首要前提，在于各个相对独立协同主体之间良好的信任关系与合作意愿，这有赖于社会资本中公共精神和社会认同的培育。一要增强社会各类构成要素间利益的同构性，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这既是培育共用精神和公民认同的基础，也是社会协同治理主体间信任合作的基础和目的。要从公共性的价值理性出发，在政府进行适当的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中，合法反映各个协同主体的利益诉求，不断培育和扩大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协同主体的利益交汇点，增强相互间利益需求的一致性，形成与公共利益方向一致的发展目标并产生有效的协同行为。尤其是政府应强化其公共性，以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满足社会需求来维系自身的合法性。二要构筑和拓展公共领域，引导和鼓励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活动中塑造主体意识、民主理念、法治思维以及公共责任感、规则意识和义务观念，培育和强化各方共同推祟的价值和共同遵守的规范，消除彼此隔膜和分歧，形成具有广泛认同感的公共精神。三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核心，以公共和谐文化建设为主要载体，以新型公共伦理精神为软驱，大力培育主流公共价值观，培养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这些社会协同治理主体的伦理自觉和道德自律。尤其是各级政府组织应以强化以人为本思想和公共服务意识为价值取向，加强以民主、法治、公正、责任为核心元素的新型行政伦理建设，促使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消除一味推崇的地位和特权思想，以“责任本位”取代“权力本位”，真正树立道德自律、行政为民、法治行政、公正清廉的良好形象。

(二)培育社会协同治理多元主体:发展和壮大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是非国家或非政府的公民组织，又称为“第三部门”，包括非政府组织、公民志愿性社团、协会、利益集体以及公民自发组织。它具有培育和维系社会信任、创造和执行社会规范、构筑和维持公民参与网络等功能，既是现代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也是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重要推力。规范和发展社会组织，可以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缓冲带，并能为多元社会中群众利益表达和社会参与提供重要平台，有效协调社会多元利益、化解社会冲突、12 提供社会服务和增进社会认同。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在数量上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且在社会管理中已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协同治理的需求，发展明显滞后，而且发展很不成熟，公共性和独立性较差，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极弱，内部管理松弛，规范性水平和社会认同度不高，还不能在社会协同治理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培育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一要尽快建立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重点要进一步推进政社分开、政事分开和政资分开，从制度层面界定政府与各类社会组织的权责范围和法律责任，防止政府直接干预和插手社会组织的内部管理和事务活动，为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提供有效制度保障，增强其的独立性特别是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二要应强化各类社会组织的独立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规则意识，消除对政府的依附思维，着力在完善内部运行机制、培育功能优势和提升素质能力与社会信誉上下功夫，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知识、技术等优势为社会服务，不断增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以“有为”在社会生活中求“有位”。三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经济类、公益慈善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城乡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促进社会协同治理主体的多样化。四要改进社会组织管理方式，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机制。政府应处理好与市场、企业、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既不直接干涉其内部微观管理，但又要对其进行有效的宏观管理，为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和政策支持，保证其功能和优势在社会管理中的有效发挥，形成以政府、市场、社会、企业、公民等为主体的多元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同时，政府要充分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加快培育和发展各类社会组织，为政府职能转移提供有效的承接载体，推进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和协同化。

(三)规范社会协同治理主体权责边界:扩大互惠规范合作

社会协同治理的前提是适度分权和民主，并予以法制规范，即建立互惠合作规则。加强互惠规范社会资本建设，从制度层面规范社会协同治理各类主体的行为边界，确立协同者的法律地位、权责范围、运作规则、合作途径等，依法保护各类协同主体的权利，促进互惠平等合作，是社会协同治理的重要保证。一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依法规范政府行为，真正约束好“看得见的手”。一方面，要确立政府充分发挥政府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这是社会协同治理的政治基础。但另一方面，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威权主义治理理念的影响，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奉行“权力本位、政府本位”的权威主义治理理念，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视为“全能政府”、“无限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管、无所不能，政府成为社会唯一的权力中心，管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出现严重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导致许多社会问题，也造成其他社会协同主体弱化、边缘化或发育不良，极不利于社会的有效协同治理。为此，必须深人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加快政府职能真正转变，尽快由权力管制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尤其政府应自觉从公共价值理性出发，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层级优化、社区自治等方式，加大经济性和行政性放权，主动让渡部分权力给地方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提升各类社会协同治理主体的责任感和合作治理能力，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协同、互惠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二要在司法和行政框架中明确各类社会协同治理主体的法律地位、职责权限和运作规则，增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协同合作治理的能力。既要赋予各类社会组织法律应有的充分权力，确保治理主体法律地位的平等和自由，也要以完善的法律政策和社会理性规范社会组织。[10]三要建立健全依法管理、监督各类社会协同主体权责行为的政策法规。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协同主体，可能会出现为自身利益而滥用公权力从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因此，必须推行协同主体行为监督法治化，为规范社会协同主体行为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13 以实现更有效地社会协同。

(四)健全社会协同治理运行网络:构建参与合作机制

社会协同治理的有效运行除了有赖于丰富信任资本、参与主体多元、互惠制度规范外，还必须拓展多元规范的参与网络及其深度融合的机制协同。一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共参与的协同治理组织机制。协同治理组织中，必须坚持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和政府的主导作用，这是社会协同治理实现的政治基础。“既要加强党对社会协同治理的领导，„„，又要建立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的直接联系，形成以政府为主干、非政府组织和村(居)委会为纽带、私人部门为基础的协同治理网络”[11]，不断提高社会协同治理组织化水平。二要建立协同治理主体间协商民主工作机制。协商民主，既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协同治理主体凝聚共识、增进互信、互惠合作、有效协同的重要方式和工作机制。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组织应加强与各类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的沟通与合作，不断丰富和发展诸如民主恳谈等协商民主形式，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尤其要健全使各种意见和利益诉求充分表达的机制，让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民众之间围绕社会公共事务开展平等、自由、公开的沟通和协商，不断提高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基层民众对公共事务特别是公共决策的参与度、知情度，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民良好协同治理的新机制;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现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三要建立协同主体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信息网络是现代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在社会协同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加强信息化建设，尤其要发展电子政务和各类现代媒介，为政府与社会组织、公民等协同主体共享信息资源、不断增进互信、实现深度协同提供强大的信息技术支撑。四要强化协同治理主体行为监督机制。建立健全社会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社会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以及质询、问责、公示听证、信访调解等工作制度，强化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规范协同治理主体行为，防止协同负效应，增强社会协同治理的有效性。同时，要健全社会协同主体相互制约与监督的机制，让协同治理主体始终以维护和扩大公共利益为基点实现新的更有效的协同。

参考文献:

[1]王强.治理与社会资本问题研究[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2]〔法〕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3][美]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下册)[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4][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5]曹健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中的和谐社会建设[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6]洪振华.和谐社会视野下人民调解机制的构建[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4

[7]宋智敏.论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路径—由“法治湖南”引发的思考[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2(l).[8]陈述飞.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社会管理创新研究[J].铜陵学院学报，2012(2).[9]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0]欧黎明，朱秦.社会协同治理:信任关系与平台建设[J].中国行政管理，2009(5).[11]欧黎明，朱秦.社会协同治理:信任关系与平台建设[J].中国行政管理，2009(5).来源:湘潭大学学报

第四篇：城市治理--完善城市治理结构

贵州：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核心提要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加快推进全省社会治理体制和治理方式创新,普遍建立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片组户联系制度。

完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机制,推广社区管理“贵阳经验”,推进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就业促进机制建设。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2014年上半年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在职能、机构、人员、资产和财务等方面彻底脱钩。

重点培育和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引导社会组织健全内部治理结构,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发挥爱国宗教团体的桥梁纽带作用,化解矛盾,疏导情绪,鼓励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活动。

●创新群众工作和有效预防化解社会矛盾体制

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完善省市县党委群众工作体制机制,重点健全完善市(州)、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与群众直通交流网络平台。

改革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

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

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全面推广“铜仁经验”,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推广基层矛盾化解“余庆经验”。创新完善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约访、巡访、联合接访、包案督访等制度,建立完善社会矛盾纠纷隐患排查化解稳控处置长效工作机制,从源头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

●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严打整治”长效工作机制,推进城市报警与监控系统建设并向农村延伸,加强犯罪实时控制机制建设。

强化反恐体制机制建设。

加强社区警务、社区矫治、群防群治等基层基础建设。

创新流动人口、特殊人群、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服务管理机制。

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药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

深化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改革,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加强安全生产源头治理,按照分级和属地管理原则,健全完善和严格执行安全许可证制度。

加强省市县三级国家安全体制建设,扩大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组织覆盖面。

第五篇：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

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

作者：陈克恭《光明日报》（2016年10月05日 07版）

遵循规律回归本位

为了建设“两个一流”大学，全国高校都在围绕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目标，创新探索着符合各自实际的实现形式，可谓空前活跃，形式多样。然而，对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中“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这四句话的贯彻落实，认识上仍有概念混淆、边界不清的问题，在实践中存有体制机制与系统功能不协调，导致政策要求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更有甚者，把大学治理的主要矛盾简单地看作是处理好书记与校长的关系。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建设的实效性。

可以说，高等教育改革正处于一个步入新周期的历史拐点。在历史拐点处，往往也是思潮迭起的时期，而这个时候的选择尤为关键，越是关键的时刻，越应该去繁就简、遵循规律、回归本位。确切地讲，就是要以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学哲学用哲学”，把握对立统一规律，讲清楚一些基本道理，坚守住基本底线。实践证明，只要正确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思想武器，自信坚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思想家园，就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正确认识“矛盾”二字，把握住好两个方面，既是我们的世界观，也是我们的方法论。既然矛盾是事物存在的普遍法则，我们就一定要有勇气面对矛盾，提高把握矛盾的能力，保证事物健康可持续发展。建设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也要遵循这个法则，首先要找到“对立统一”体，其次要建立起促使矛盾双方平衡的体制机制。

把握住大学行政管理的特殊性

“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基本架构。那么，在这个架构中它们的关系是怎样？我认为，“党委领导（党的领导）、民主管理（群众路线）”位于外层系统，“校长负责（行政管理系统）、教授治学（学术活动系统）”处于内层系统。“党委领导、民主管理”是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根本保障，“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是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基本主体，两者关系协调统一。

在“党委领导、民主管理”这对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党委领导，而促使事物发展的动力则在群众路线。正如根有多深、树就有多高一样，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深度决定着领导水平的高度。党的历史实践多次证明，党的领导正确与否取决于是否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什么时候坚持了群众路线，事业就会从胜利走向胜利，什么时候偏离了群众路线，事业都会一挫再挫。这也正是为什么党的十八大之后，在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千头万绪、异常繁重，国内外挑战重重叠加、错综复杂的时候，党中央却作出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大战略决策的根本原因。

在“校长负责、教授治学”这对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校长担负的责任，而促使事物发展的动力则在教授治学的动力。处理好这对关系，必须把握住大学行政管理的特殊性。在大学，营造一个学术自由的氛围，如空气之于生命一样重要。然而，有人群就必须有秩序，有师生群体也必然少不了管理。所不同的是，这里的管理是为保障学术自由而有的管理；这里的管理重在“理”，而不在“管”；这里的管理是顺应教育规律的“理”，而不是主观意识上的“管”。去“行政化”是去过多过滥的、凌驾于客观规律之上的“管”，而不是去客观需要的“理”。主观必须符合客观这个道理，决定了大学行政管理系统的服务职能和服务角色，也决定了大学治理体系中行政管理的价值取向。

在“党委领导”下一旦构建起“校长负责（行政管理系统）”与“教授治学（学术活动系统）”的关系，“民主管理”就会是一种必然结果。

增强实践性和针对性

结果是过程之结果。为了增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实践性和针对性，西北师范大学探索实行以“党政领导班子议事协调会议”形式统筹日常工作的运行机制，形成党政合力推进学校科学有序运转的工作格局。党政领导班子议事协调会议本着“议事不定事、务虚求共识”的原则，就学校相关事务讨论交流意见。大家达成基本共识后，将相关事务简单分为“关乎根本、长远和三重一大”和“日常行政工作”两大类，分别提请党委常委会或转交校长办公会研究，形成党委决策或行政决定。提请和转交的过程是三思而行的过程，更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凡涉及学术和教师发展的专业问题时，原则上必须先转交相关专门委员会，由专门委员会组织在“教师发展中心”这个平台上“开放配置资源、开放评审成果、开放评定优劣”，形成专业意见后，再行党委决策和行政决定程序。“三开”的过程，既是“教授治学”的过程，也是倒逼“校长负责”行政管理系统科学化的过程，更是促进教师发展的过程。分、合，再分、再合，大小事宜统分结合、班子成员分工负责，形成统分结合体，这就是党政分工不分家。如此，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与学术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政治生态环境。

同时，学校尝试制作“学术年历”，把全年的工作统筹起来。学科建设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一些专门委员会把每年要做的常规工作提前规划好，形成一张计划表，将其镶嵌在年历中，就有了学校的学术年历，师生按这个年历安排全年工作，就会井然有序。

“两个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制度保障。对这一命题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既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陈克恭，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