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中的地位和贡献 .

第一篇：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中的地位和贡献 .

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中的地位和贡献.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中的地位和贡献

时间:2009年06月22日 17时30分

来源《求是》:

作者:高祀仁

胡锦涛主席指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广大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突出贡献。”在隆重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历史时刻，以胡锦涛主席的科学论断为指针，回顾总结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中的历史性作用，明确香港在国家未来发展中的地位，对于进一步推动国家发展和香港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

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总体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

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十分重视发挥香港的作用。建国之初，解放军勒马深圳河畔，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提出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为新中国留下了一个与外部世界交往的重要通道。内地实行改革开放，如何把香港的作用利用好、发挥好，成为中央始终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党在确立改革开放总体战略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香港因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了一份重要的参考文件，题目是《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在当时整个国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情况下，如何借助包括香港在内的各方面的经验和力量，推动经济改革特别是对外开放迅速启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1979年4月，时任广东省委负责人的习仲勋、杨尚昆同志提出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得到邓小平同志的首肯。当时香港已经是成熟的现代化的华人城市，是内地最大的经贸伙伴和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敏锐的战略眼光瞄准香港，就是希望借助香港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促进内地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

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香港问题，本身就蕴含着发挥香港作用的远见卓识。“一国两制”方针从酝酿、提出到付诸实践的30年，与改革开放的30年基本同步。“一国两制”的内涵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解决主权问题，二是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香港回归后，中央更加重视“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重要作用。2001年制订的国家“十五”计划纲要，强调要“巩固和加强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加强港澳台与内地的经济合作及交流”，从国家战略层面就香港发展和香港与内地的合作提出明确要求。2005年制订的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涉及香港的分量明显加重，进一步明确了香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定位和作用，就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问题作了专门论述，就深化香港与内地的合作等作出更为全面的安排。近年来，中央政府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特别是2003年6月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为香港参与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30年来，从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到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提出内地与香港“谁也离不开谁”；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到十七大进一步指出是“重大课题”，再到胡锦涛同志2008年初对香港提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四句话的总要求，都充分反映出我们党对香港及其作用的高度重视和深刻理解，极大地发展了“一国两制”理论，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

对于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总体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香港同胞同样深有体会，深感自豪。2008年7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在一个论坛上致辞说：“我深信，以邓小平先生为首的中央决策层，30年前思考寻求国家发展富强的道路时，曾注视到香港、注视到台湾和注视到新加坡这几个华人社会的经济发展经验，并从中受到启发。为什么邓小平先生要把全国改革开放最大的试验场放在深圳？就是因为深圳近水楼台，毗邻香港；为什么邓小平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呼吁内地要建设几个香港？就是因为他认为香港是内地现代化成功的示范单位；为什么邓小平先生要提出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因为他坚信，稳定繁荣的香港，对实现国家现代化有不可取代的作用。”这段话，既是对香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重要地位的深刻理解，也是对中央高度重视和发挥香港作用的精彩诠释。

香港为国家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30年来，广大香港同胞通过投资、贸易和多种形式的合作，在国家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创造财富、增加就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教育文化体育事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1．积极的先锋作用。改革开放之初，内地投资环境差、政策不完善、投资前景不清晰，外资犹豫观望。在这种情况下，是香港同胞怀着赤诚的爱国之心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率先大胆到内地投资建厂。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香港工商界人士在内地对外开放中创造了许多第一。1978年第一家由境外人士开办的工厂———珠海香洲毛纺厂，1980年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1983年第一家五星级酒店———白天鹅酒店，都是港商的杰作。这无数个“第一”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不仅为当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注入了“第一桶金”，而且发挥出巨大的示范效应，激发了外商投资中国的信心，带动世界各地的企业家随后纷至沓来。

2．持续的推动作用。1978年至２００７年，中国GDP以平均9.8%的速度增长，创造了举世罕见的经济奇迹。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香港在投资和出口两个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持续的推动作用。香港是内地最大的直接投资来源地。1979年至2007年，内地累计吸收香港直接投资项目28.85万个，实际使用港资累计3085.33亿美元，占内地引进外资项目和实际利用外资的45.2%和40.4%，在80年代中期，港资曾占到内地利用外资比重的60%。香港是内地最大的海外筹资中心。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包括H股公司、红筹股公司及非H股民营企业，总数已达453家，累计筹集资金超过1.9万亿港元。

3．独特的桥梁作用。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是内地与国际市场联系的重要桥梁。内地扩大对外开放，实施“引进来”、“走出去”战略，为香港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香港外国银行多、投资基金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多，很多外资通过香港进入内地。香港市场规则与国际接轨，许多内地企业到香港设立窗口，学习借鉴香港做法，为走向世界积累了经验。香港与国际市场联系广泛，是内地企业和商品进军海外的“中转站”。香港传媒积极报道国家改革开放的成就，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港台关系是两岸关系的特殊组成部分，香港各界特别是工商界与台湾关系密切，两地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频繁。香港在两岸关系中的重要的中介作用，大大增进了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了解和对“一国两制”的认知。

4．有益的借鉴作用。在内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香港市场经济的理念、管理模式和规范做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经济特区的发展就是从学习香港、引入市场经济成分开始的。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过程中，香港金融市场不仅发挥了融资渠道的作用，而且对推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内地的商品房改革、城市规划、市政建设、城市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公务员管理和社会服务等，都大量借鉴了香港的经验。

香港同胞在大力支持内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热情关心和积极支持国家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和体育事业的发展。30年来，香港同胞慷慨资助内地公益事业，捐款总额达数百亿元人民币。霍英东、李嘉诚、邵逸夫等众多社会知名人士，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每当内地遭受自然灾害的时刻，香港同胞总是倾力相助。去年“5·12”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香港同胞立即行动起来，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仅民间捐款就达20多亿港元，充分体现了血浓于水的骨肉深情，彰显了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伟大民族精神。

香港在国家未来发展中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30年后的今天，我国已经步入了科学发展的新阶段，处在一个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东部地区继续保持率先发展的同时，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全方位展开。以“经济圈”、“经济带”为特征的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越来越明显。香港作为国家发展的一部重要引擎，作为珠三角经济区的一个重要支点，完全可以在国家未来发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香港是单一的城市经济体，“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在服务国家建设中谋求自身发展，是香港成功的秘诀。在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香港只有依托内地，充分利用好“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才能提高抗风险能力；只有加强与内地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才能不断拓展发展空间，才能巩固和发挥既有优势，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香港与内地的合作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而其拥有的独特的优势也决定了香港能够对国家的改革开放发挥更大作用。历经30年，香港与内地的合作在各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从单纯的市场推动演进到市场与政府双重推动的新阶段，合作的范围越来越广。特别是CEPA的推出，大大消除了香港与内地在贸易、投资方面的制度性障碍，为两地在更宽更广领域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香港服务业高度发达，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可以协助内地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促进国家经济实力特别是金融实力的提升以及与全球经济的融合，为国家“硬实力”的增长继续发挥重要作用。香港还可以在促进内地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公共政策的制订和社会管理、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国家“软实力”的增强作出重要贡献。

30年来，香港与祖国同发展、共进步。“香港因素”成为国家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则是香港成就中至关重要的“内地因素”。香港背靠祖国，抓住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借助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契机，利用内地庞大的市场腹地，获得了巨大商机，成功实现了制造业的北移升级和经济转型，成为世界级的商业和服务中心，成为创造“经济奇迹”的亚洲四小龙之首。国家的发展需要香港，香港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展望未来，香港必将在继续参与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实现自身更大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

责任编辑：杨发喜

关键词：一国两制 香港 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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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中的历史贡献

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中的历史贡献

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贡献。

（一）从实践讲

我们偌大的国家竟然一个人每年只有半斤花生半斤瓜子，只有半斤点心片。就是要拿这半斤点心，同志们现在我们到市场还会为半斤花生、半斤瓜子、半斤点心去发愁吗？这个时代过去了。想象他为什么过去，为什么当时这样的情况我们这么多的土地，这么丰富的资源怎么会只有半斤瓜子呢？人们思考了好久，到底为什么？我们在回答美国的教授的时候，就说了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民营企业队伍，民营经济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它的发展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今天说起来，也不见得所有的都心服口服。民营经济的贡献、本质、意义、历史、地位和作用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识的到的，所以今天这个课就更有必要了。

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拥护者、实践者和推动者，是新体制、新机制、新思路、新模式、新理论的创造者。它不仅仅是结束了半斤花生、半斤瓜子，结束了所有的都要票（粮票、布票、油票、缝纫机、自行车、煤气炉），稍微好的一点东西都要票的时代。我们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谁是实践者呢？单有党中央的号召能有今天市场经济的环境吗？没有工商局的领导、税务局的领导中关村管物委员会的这样的领导，没有民营企业家的努力是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的环境，就是民营企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应该说作了排头兵、作了马前卒、作了探索者。他们的贡献应该引起我们工商局领导的高度重视。民营经济这个词，工商局系统曾经下过一个命令，当时引起了高层和我们学界、企业界的争论。在向李鹏同志汇报的时候，工商局的高层领导不同意叫民营企业。当时对我们民营企业界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我们召开了高层的理论家的研讨会，坚持了民营经济的理论、坚持了民营经济的提法。

我们说民营经济，“民营”两个字是中国改革者在改革开放中一大创举，外国没有这个词，英语它的直译全都是个体、私营、个人的。原来这个企业不叫民营企业，叫民办企业。什么时候开始叫民营企业了呢？是在1992年郑州召开的一个原来叫民办科技工作会议。在召开这个会议之前，宋健同志找了我们几个人进行了一次在当时国家科委进行了一次理论研究。我们提出把民办科技、民办企业管它叫民营企业。当然，这里面的道理今天我可能会讲。最根本的问题不要把所有制作为企业的主要标志，而主要是经营方式（作为主要标志），这个观点当时我在报纸上做了发表，叫做“淡化所有制、强化民办机制”。甚至于我当时的文章是这样写的：“工商执照上将来要取消企业性质是国有、个体、私营的字样”。当时在工商联合会上就对我提出了非难，就说怎么可以把这个企业的性质给取消了呢？当有一天在工商执照上真的取消的那一天也是这些人找了我。不是我高明，国际上对企业就不应该把它按所有制来分类，它只是投资者的性质，谁投资的。而不应该把所有制作为企业的主要的象征。这个工商局的领导是体会很深的，在审核个体、私营什么各方面的这个性质的时候是很严格的。

今天我们工商执照上是没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种字样了，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推崇民营经济？我们有一套理论，我曾经写了其中一份万言书，叫做《关于加强民营经济理论建设的建议》。你们广东省的省委书记现在是政治局常委，接到了我的报道以后作了三点批示。当时李长春还是广东省委书记，为什么会把这个报道会转给了李长春？就是李长春在政治局会议上，曾经用半个小时时间表扬了宋健同志开辟的民营科技这个事业。当时我把这封信写给中央的时候，中央建议我把这封信转给李长春。李长春同志是在1999年12月28日接到了我的信，然后，他就在2000年当时叫做世纪之交的元月二号让他秘书打了几次电话，用手机当时我在保龄球场打保龄球的时候接到他的电话，然后一字一字念给我听就是这三条：“对其理论探索精神表示赞赏；完全支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其意义重大；民营经济理论要深入研究应和一般私营经济相区别并在认识上有新飞跃”。广东也要研究，当时后头一句话。我为什么把它拿出来，并不是说我的想法有领导支持。我只是想说，就是这样一个素不相识，我当时也不是什么很有名的人，不过就是民营科技协会的会长。李长春同志看了以后没有和我对话就作了三点批示，说明在中央领导心里应该说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民营经济大家现在仍然有争议，但是中央的文件里，十六大的文件里已经出现了民营，而且现在上下在谈话讲话里都用民营经济这个词，清华大学出这个题目也提到了民营经济的战略透视。

民营是什么？民营经济它涵盖了私营经济，涵盖了所有的非国有企业的各种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包括了一部分叫国有民营，大家注意，这个词是92年创造，就是在郑州会议上创造的。我们推出了两个典型，是谁呢？一个是北大的方正和中科的联想，我为什么这么要强调国有民营。国有企业出路，其中一个途径就是要国有民营，在工商局这个字典里头没有国有民营，在理论界、舆论界、政界对国有民营已经被认可。因为北大方正、中科联想，一大批国有民营的企业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联想今天已经成为世界上非常著名的IT产业，今年还一举并吞了叫收购了IBMPC这个全球业务，它采取的是国有民营。92年的郑州会议上请北大方正的办公室主任张先生在郑州会议上做了报道引起了理论界、新闻界、政界的重视。这个民营含义应该说是很深的，应该是中国改革者的一个创造，它把一个意识形态把经济模式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淡化了所有制，而且它创造了一个全民参与创业而又收到了受到了社会推崇的这样一个新的形势。民营经济代表的是支持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发扬，是一种现代企业的支持的机制。

（二）从理论上讲

1.民营经济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

有一个问题，仍然需要讨论的就是民营经济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这个问题前两天在人民大会堂这个在讨论民营经济的时候，题目就叫做《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当时在场的国家领导人对这问题没敢表态，但是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你们看所有文件里都说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不是？到底民营经济是有助于社会主义还是最后（社会主义）是没办法了，都崩溃的了再不发展各种经济不成了，最后我们还是以国有经济成为主流经济？还是将来慢慢的成为过渡性政策？还是一个长久的政策？我们共产党打了天下，打土豪、分田地、又是公司合营到了社会主义，现在又说发展民营经济，发展私营经济，是不是资本主义了？是不是走了右倾了。这个问题长期在我们政治家、理论家心里画着问号。

2.经济民营化问题

那么其中一个理论问题，就是经济民营化。第一，经济民营化赞成不赞成？经济民营化当我第一次提出来的时候。首先承认不承认，经济民营化承认了。全世界经济都在民营化，包括法国、日本、南韩，经济都在民营化何况我们也是一样。这个民营化过程到底是私有化还是社会化这是理论界，一直在争论的问题。

3.民营经济里蕴含着新公有制的形式

如何把民营企业作为真正的亲儿子甭说亲儿子是不是当儿子？是不是亲儿子？是不是真正的亲儿子检查一下DNA我今天就给你检查DNA。DNA是什么——马克思主义。

第三篇：软实力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和经济，军事这些国家硬实力想比，软实力有些“软”。有些不为人所知。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正如发展是硬道理，那么提高国家软实力也是硬道理。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古往今来，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每一个现代国家都把文化作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文化是凝聚民族精神的一条特殊纽带，深深熔铸在民族的血脉之中，始终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一、国家软实力影响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

提升文化软实力，创造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引领世界潮流的先进文化，能增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进而可以提高整个民族的凝聚力。

二、文化软实力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的同源文化对作为文化载体的民族和国家有着强大的内聚力和向心力，并以其共同文化特质的历史认同功能和文化亲和功能成为构筑国际联盟和加强国际合作的纽带。文化，作为除政治、经济和军事以外的第四种外交手段，正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国际政治的运行和发展，而且日益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三、文化软实力促进国家硬实力的发展

文化作为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对政治、经济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国家软实力对于国家硬实力的增加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四、文化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递给世界的名片。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经济发展与文化进步相辅相成。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文化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利器。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占得先机。

五、文化软实力影响国家国际地位。

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是由很多因素影响的。文化软实力作为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影响深远。文化的贫瘠不仅制约着这个国家自身内部发展，对于它国际地位和国际中的影响力都很大的消极作用。反之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对于国家在国际事物的参与中，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六、文化软实力是国家安全的保证

长期以来，有关国家安全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政治、军事等传统安全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因素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冷战后，文化安全在国际政治中作用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化安全成为国家新安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有力保障。第三，文化日益成为国家安全中运用的重要手段。

第四篇：确保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确保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治理的根本目的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既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庄严重申，又是对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部署，从制度建设上为确保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确保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主体地位的基本依据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其科学的理论依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既是历史的书写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和评判人，理所当然也是国家治理的主体，拥有管理国家的一切权力，享有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成果。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统治阶级为了遮蔽国家的本质，把国家说成是全体社会成员订立的“契约”，国家被打扮成了维护所有人利益的机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撕下了资产阶级国家观的伪装，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包括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都是国家的主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人民群众都平等地享有治理国家、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国家发展中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些观点都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人民主体地位思想的鲜明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运用和发展。

我国历史上积累的国家治理经验，是其深厚的历史依据。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先哲们总结出诸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治大国如烹小鲜”“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经验，提炼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朝代更替规律。但是历代封建王朝都没有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即民主。他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从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发展来看，无论是在革命年代的根据地执政时期，还是在全国范围执掌国家政权的时期，正是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国家政权建设，群策群力为事业发展、国家进步而努力奋斗，才使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取得的重大成就是其坚实的实践依据。我们党高度重视发挥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从国家治理的主体视角，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从国家治理的根本目的视角，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从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角度，强调实现中国梦，创造全体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继续付出辛勤和艰苦努力;从国家治理效果的评判角度，强调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标准;从国家治理的制度保证角度，强调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宪法的核心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确保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奠定了雄厚的实践基础。

确保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是发挥我国国家治理优势的必然要求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有许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而每一方面优势都与发挥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紧密相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要站在新的发展方位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要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要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中赢得主动，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确保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到2020年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时间紧、任务重，要打好精准脱贫、污染防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三大攻坚战，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是根本不可能的;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更需要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强力量。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而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实现这个总目标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发挥着主体性作用。人民群众站在改革开放的第一线，最先感知改革开放的冷暖，也最有实践经验和发言权。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要切实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让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充分尊重和肯定。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保守主义并存，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周边环境复杂敏感。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站在新的发展方位上，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这些风险挑战，有的来自国内，有的来自国际;有的来自经济社会领域，有的来自自然界;有的可以预见，有的难以预见。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亿万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人翁作用。惟有众志成城，才能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

用制度保障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确保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需要构建一个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仅从我国的国体和政体视角来看，坚持和完善如下制度非常重要。

其一，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和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党的领导地位。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是通过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党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规定。因此，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确保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首先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只有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才有坚强的领导保证。

其二，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在我国，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要确保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首先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保证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保证各级国家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同时，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建设，畅通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渠道，搭建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制度平台。

其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体现在宪法和法律之中，要把法律赋予的权利转化为国家治理实践中的权利，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得到依法正确行使，保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

其四，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这是确保人民在国家治理中主体地位的重要环节。防止人民授予的权力被滥用、被私用、被误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为此，必须健全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必须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坚持权责法定、权责统一、权责透明，明晰权力边界，强化权力制约，推动用权公开，建立精准问责有效机制，压减权力设租寻租空间;必须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的成果。

第五篇：国际友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和作用

国际友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和作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全世界反对侵略拥护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即相继开展广泛的援华活动。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抗战就与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同各同盟国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协同作战，直至1945年8月取得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许多国际友人千里迢迢甚至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他们把支援中国抗战当作自己的职责，当作开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任务。所有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本文拟从现有研究基础和可靠史实出发，就若干国际友人群体在抗战中的贡献和作用。以及有关评价国际友人的问题做初步探讨。

一、从事新闻采访

抗日战争时来华外国新闻记者在50人以上。其中著名的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夫人海伦·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哈里森·福尔曼、杰克，贝尔登、西奥多·怀特（白修德），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冈瑟·斯坦因，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等。他们历尽辛劳访问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忠实报道中国军民抗战 情况，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其一，访问延安和抗日根据地。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局部抗战阶段，斯诺就曾 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报道对中国抗战。1935年1月和1939年4月，斯诺将“七七事变”前他访问延安写就的《西行漫记》和他的夫人继续往访撰成的《续西行漫记》先后交给上海进步人士(1)译为中文出版，增强了国内人士对中共及其抗战行动的认识。史沫特莱1937年3月1日采访了毛泽东，后曾将此访问记以《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为题用中文在延安出版并广为散发。她就抗日战争发表了鼓动性的演讲：“你们不是孤立的，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你们是世界伟大的反法西斯运动的一部分”(2)；同时，她对朱德作了多次采访，成为她后来撰写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的基础。贝特兰1937年IO月到达延安，专程访问了毛泽东。他很想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一些问题的答案：比如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此有何看法？中共的纲领是怎样的？与国民党有何不同？国共两党能合作到何种程度？红军的战略和策略如何？他们跟其他友军又是如何合作的？毛泽东与他作了长谈。这次“谈话”后来成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著名篇章(3)。贝特兰在其《华北前线》一书中详细反映了此次访谈的经过。斯特朗 来到延安前先是在山西抗日前线访问八路军的。她访问了朱德、贺龙、任弼时，自称“上了一堂游击战术的课，听到了著名战绩的故事，并了解到使一支军队始终和它为之战斗的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方法”(4)。至于福尔曼、斯坦因、爱泼斯坦往访陕北较晚，他们于1944年5月参加中外记者参观团至延安。在那里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接见了他们。记者团一行还参观并访问了延安及附近地区的工厂、学校、医院、报社，随即撰成新闻电稿发行国内外。福尔曼、斯坦 因并写了访问红区纪实《北行漫记》、《红色中国的挑战》等，被誉为权威性的纪实文献(5)。爱泼斯坦的访问文集直到1995年始汇集出版，堪称“极为出色的战时新闻作品”(6)。希伯是1938年春先到延安，然后转赴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进行采访的。此时适值周恩来向新四军指挥员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他出席旁听并作纪录后以《周恩来论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为名在《东亚》杂志1939年6月号发表，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其二，报道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来华记者为了掌握真实情况，采访时无不力求身临其境。一是亲往前线访问参战的指战员和群众。在台儿庄战役时，爱泼斯坦曾广泛接触国民党官兵和民众，并在当地访问过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形容他“精力充沛，刚毅不屈，是一位敢打敢冲的军人。同时又显得和福可亲，说起话来简短有力”(7)。接着他又在汉口访问了叶挺将军，从而了解了新四军的性质及在对日作战中的不可低估的重要性。通过采访，他明确告诉人们；“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它“为人民而战”，“在长江沿岸建起了一个不可摧毁的抗战堡垒”(8)。爱泼斯坦后来在陕北、晋绥抗日根据地访问时还接触了诸多八路军领导人和久经沙场的将领以及普通群众。唯其如此，才据以写出全面深入反映军民抗战的准确报道。二是目睹抗击日军现场。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外国记者长期很难有机会到八路军的作战区域采访。1944年9月福尔曼、爱泼斯坦等登上距汾阳仅十余里的边山顶峰，远望八路军奇袭敌人营盘电灯公司、火烧汾阳火车站的三天激战，并获最后胜利的战斗情景。继而又在娄烦附近距敌二、三百米处，观看我军民围困敌据点及部队以爆炸摧毁敌碉堡的战斗场面。福尔曼深有感触地说道：“过去有人告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今天这些谣言已被事实揭穿了，我们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作战，人民热爱八路军”(9)。三是记者随军战斗。希伯是踏入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位外国记者，他既是以严谨求实的客观的态度报道敌后根据地实况的优秀记者，又是在必要时拿起武器与敌人进行殊死战斗的不屈战士。1941年秋，日军策划对山东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为保卫国际友人安全，军区负责人劝他离开山东返沪，但希伯认为参加反扫荡机会难得，执意留下不走。就这样他同根据地党政机关一起行军，同时进行采访。当时希伯所在的连队，在转移途中，被日军的一个混成旅包围于沂南县崔子乡西梭一带，仓卒迎敌，希伯与7名师级以上干部和数以百计的八路军一同战死。希伯以自己的生命与中国官兵共同谱写了誓死抗击日寇的英雄史诗。

其三，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不少记者根据自己的调查访问所得，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如晋绥地区的许多村庄，194O年至1941年均被日寇付之一炬，四年后“外国记者在这地区走了几百英里见不到一个没有被烧毁的村庄”，‘杀光，烧光，抢光'成为他们惩罚性远征的口号“；”日本的破坏是残忍的有计划的，他们每个讨伐队身上都带着图表，标明应予毁灭的村庄“；”三光政策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晋西北人民惨遭屠杀，再加逃亡，男劳力减少了三分之一，耕牛头数下降了百分之六十，马骡驴等牲畜，5匹中就有4匹被屠宰或被赶走，耕地减少了百分之十六“(10)；在富裕的文化城汾阳，以及密集在它周围的人口众多的村庄中成千上万的人被逮捕，其中有上千人被杀害”各种程度的学校都被看作是培养爱国主义思想的温床，在城郊370名小学教师中，只有4名未被逮捕，差不多一半被抓走的教师都被枪毙。“(11)此外记者还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当局私设集中营和发动皖南事变的罪行作了揭露。以对西安集中营的报道来说，有的记者通过对国民党当局事先找人扮演”角色“并捏造虚假情节的自述，以及后来跑到延安的原集中营青年对营中真实情况的揭露，说明国民党在集中营中曾对进步青年进行过极其残酷的精神迫(12)。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肆意杀害新四军官兵及军官家属、伤病员，且严禁国内报刊透露事变真相。斯特朗根据周恩来给她介绍的事实真相，向世界各国、向反法西斯舆论提供了事变经过。在短时间里，国际上有越来越多的人觉悟过来，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斯特朗报道的及时和准确。由于中共的坚定立场以及了解情况的进步舆论和一些国家的政府对蒋介石施加的压力，这次危机才未进一步扩大，为中国的抗战进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以上所述，诸多以记者为职业走遍抗战前后方的国际友人都力图反映抗日战争的全貌。但因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有关论述也并非完全正确。”有事实上的错误……有见解分析上的错误“，”缺乏批判地引用国民党军事发言人关于战争如何得手的夸张言论“（13），甚至个别还犯过主观地为宣传抗日捏造事实和数字的错误（14）。难怪抗战时史沫特莱对某些记者报道失实大发议论时，周恩来说：”如果新闻记者总是准确地报道时事，就不需要历史学家了。“⒂尽管如此，国际友人报道亲见亲闻亲历的记述，在当时及以后仍然是极其可贵的历史见证。

二、开展医疗活动抗战时期在华开展医疗活动的国际友人，有姓名和事迹可考者达38人。其中加拿大美国医疗队有白求恩（加）、帕森斯（美）大夫和琼·尤恩（加）护士；印度援华医疗队有爱德华（队长）、巴苏华、柯盛华、木克华、卓克华（后木克华、卓克华较早回国）；国际红十字医疗队，有德国的贝尔、白乐夫、顾泰尔、马库斯、王道，波兰的傅拉都、戎格曼、甘理安及夫人、陶维德，奥地利的富华德、严斐德、肯特，罗马尼亚的扬固、何让道及夫人，捷克的何理格、基什，保加利亚的甘扬道，匈牙利的沈恩，苏联的何乐经，英国的高田宜等；单独来华或已在中国就地参加医疗工作的有美国的马海德，加拿大的布朗、麦克卢尔、哈利生，新西兰的霍尔，奥地利的傅莱，朝鲜的方禹馆等人。他们或到前方诊治伤病员，或协助训练医务人员，或参与筹设医疗机构，都在多方面做出颇大成绩。

其一，奔赴前线救治伤员。i938年1月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医疗队一行3人来到武汉。2月，白求恩和尤恩告别了同来的帕森斯大夫前往延安。至延安后白求恩惦念伤员，不满足于敌后工作当即奔赴前线。6月到达山西五台金刚库村，晋察冀军区聘请他任卫生部顾问。为了及时抢救伤员，白求恩总是要求实行火线救护，他认为自己是外科医生，应该到离火线最近的地方去治疗，离火线近，伤员可以及早治疗。伤员好得快，前线就可多一分打击敌人的力量。他还说，如果为了他的个人安全，他就不到中国来了，只有消灭了法西斯，才有个人的安全⒃。1939年4月河北河间齐会战役时，敌人突然包围了驻在齐会地区的八路军一个营，贺龙师长迅速调7个团围歼敌人，白求恩率医疗队在前线抢救伤员，战斗进行了3天3夜，白求恩的医疗队夜以继日，为115名伤员进行了手术。另外，以柯棣华为首的印度医疗队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8月也曾转战晋东南、冀西。冀南、冀中民和晋察冀等根据地，行程近万里，沿途施行手术千余次，诊治数千名伤病员。特别在百团大战期间，柯棣华和巴苏华响应白求恩大夫”医生不能在医院等待伤病员上门“的倡议，坚持要求参加战 斗。在 13天的战斗中，他们连续作战，柯棣华接受 800余伤员，施行手术 558次；巴苏华曾为250名伤员做过急救处理，并负责转送到后方医院。正因为这些国际主义的白衣战士亲临前线，忘我地工作，才及时抢救了许多伤病员，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其二，积极培养医务人员。随着抗日战争的扩大和深入，我方伤病员日渐增多，医务人员缺乏成为突出的问题。1939年晋察冀军区创办卫生学校，白求恩大夫就曾为学校拟定教学计划，并根据自己参加游击战争医疗工作的经验，编写了《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的教材。在此书中，从医院的组织方案到手术的实施以及各种医疗技术均有详述，并有专章介绍实用医疗方法，如木锯代离断刀，丝线代羊肠线，木棍、鞋，称秸当夹板等。这种教材均有助于八路军医务人员的培养和成长。在晋察冀根据地，柯棣华亲自担任白求恩卫生学校的教学任务。他采取课堂讲授和临床实战相结合的方法，以提高学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遵循”将先进的医疗技术同落后的医疗条件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使学员迅速掌握简单易行的诊断方法；制订卫生学校的教学计划，使学员学习正规比、系统化；从而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时，罗生特曾建议军区卫生部在陈家老窝和桑庄创办了卫生人员训练班。罗生特讲授妇产科、泌尿科和战伤外科等课程。学员多系小学文化程度，罗生特讲课力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直到学员们听懂为止。在他任教期间共办培训班3期，计100人，为山东军区培养了一批医疗卫生人才。此外罗生特还在卫生部和直属医疗所讲授”战地救护“、”外科手术“、”临床护理“等专题课程，使医护人员深受教益。总计以上几次，为根据地培养的医务人员即达数百人，不仅解决了当时人才的急需，保证了战地医院的需要，而且也为后来以至新中国的建立培训了医务人员的骨干。

其三，建立敌后抗日医疗机构。在马海德等医生的积极建议和具体参与下，卫生部直属医疗所地边区医疗网络，在开展战地医疗服务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938年底，随着我军对日作战日益频繁，部队伤亡日增。山西沿黄河一带的重伤员和高干伤员不断转送延安。为适应形势需要，马海德和卫生部领导同志就提出建立八路军医院的设想。整个建院工作，除雇请民工挖一排窑洞外，和泥、打土坯全部是直属医疗所的工作人员自己完成的；同时还盖了两排平房作为高干病房。1939年11月，白求恩大夫不幸以身殉职，为纪念白求恩，中央军委决定将此医院改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后在中央军委的支持和领导下，马海德和卫生部的同志又以白求恩和平医院为总院，建立了 8所中心医院，24所分院，形成了总计约11800张病床的边区医疗网。1940年8月柯棣华先是在晋察冀边区白求恩卫生学校工作，翌年1月他即被任命为该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首任院长。在创办医院过程中，他”不泥古、不照搬、不排外、不保守“，广开言路，采众家之长，努力将医院办成一个便于医疗和教学、符合游击战争需要的新型医院。柯桂华以白求恩为榜样，以身教言教的模范行动带领全院同志努力工作，”创出第一流的成就“。柯核华在此工作直至翌年12月病逝。后军委为加强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的工作，调米勒自晋东南回延安。米勒在此与马海德成为亲密的朋友，他们共同为延安和平医院尽力，不仅开展战地医疗活动，还为当地群众服务，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可以说，这些到达抗日根据地从事医疗工作的国际友人都能发挥所长，为抗战做出重要贡献；被安排在国民党战区的国际红十字医疗队的22位医生亦热情 为军队和驻地居民服务，其中的高田宜、王道等也都以身殉职，但因国民党政权政治腐败，士兵给养常被克扣，军中．卫生条件极差，有如”德国的集中营“，使他们的医疗技术难以充分发挥作用（17）。尽管如此，国际医疗队员始终表现出对中国人民高度友好和深厚情谊。

三、参加各项建设在战火弥漫的抗战岁月中，还有一些国际友人来到中国参加各项建设。有的参加”工业合作社“的经济救亡运动，如新西兰的路易·艾黎，英国的乔治·何克、赖普吾、普艾达等；有的参加了科技教学和科技工作，如英国的林迈可、班威廉、克兰尔夫妇等；有的参加文化建设，如日本的绿川英子，朝鲜的郑律成，荷兰的尤里斯·伊文思等，都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抗战力量。

其一，开展”工业合作社“建设。最早发起者是路易·艾黎。抗战爆发后，由于日本法 西斯的侵略，许多工厂被毁，不少工人失业。艾黎本在上海工部局消防处供职，因其主动深 人工人群众并同情工人。在宋庆龄的鼓舞和支持下，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尽其所能地为 工人提供各种帮助。1938年初艾黎等人在上海组成”工合“促进委员会，8月迁至武汉改称 ”工合“协会，他任代理总干事，同时国民党政府还任命他为行政院的技术顾问以组织”工 合“运动。艾黎以合作化形式组织人力、物力，利用中国当时普遍存在的手工业或半机械化 的生产方式，从事日用工业品的生产，缓解军需民用工业品的需求量对战时工业的巨大压力。在其努力下，”工合“运动发展迅速．到1942年7月，在全国各地共设立72个”工合“事务所，建立工业合作社最多时近3000个，社员3万多人，每月生产总值达250O万元，不仅生产了数千种民用消费品。还生产了部分军需品。毛泽东就曾写信给”工合“国际委员会，赞扬”工合“对中国抗战作出的重大贡献。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因嫉恨他到陕北根据地办”工合“，1942年9月21日解除了他的行政院”工合“技术专家职务。此后艾黎将注意力转到兴办培黎学校。其中重要的一所在甘肃山丹，何克任校长。师生们自建宿舍和围墙，添置机床后，仿制机器，既可自用，又可供周围的合作社购买。学生们在学习的同时从事生产，学校也因此走上了自给自足之路。抗战胜利前夕何克因病牺牲在工作岗位上。总之，工合及其学校生产，构成了战时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对敌经济斗争的一支力量，是战时经济的有力补充。

其二，培训技术人才。抗战时期原北平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及其夫人李效黎和另一英籍教授班威廉及其夫人克兰尔就曾为我抗日根据地培养过技术人才。1941年12月太平洋 战争爆发，此两对夫妇同时来到晋察冀根据地。翌年2月，林迈可受军区委托负责创办无线 电高级训练班，自己授无线技术的原理，班威廉讲授高等物理、微积分、理论电磁学，李效黎教英文。招收学员7O多人，除少数在京津读过大学外，大部分系中学刚毕业或并无正式学籍仅在无线台工作相当时间的青年。校舍用木板搭成，”没有课桌，学员们就坐在木板或树根上，面前做几个土桩，搭上木板，就正好写字。墙上有几个洞，是窗户“⒅。军部很不容易从北平买到一套用品，其中有无线电收音机和数理课本，总共有十多本书，就算是当时的图书馆。此外就是每个学员背着的被服、牙刷、饭碗，一套替换的制服和一双布鞋。训练班还有一头骡子，负责背负公用校具--一只油印机、一些白纸、锅子铲刀等。当时根据地没有正规教材，林迈可教学生们如何从最基本的电学第一定律推演起，然后把相关的数学知识教践学生。当时军区需要一台灵敏度和选择性较好的收报机，林迈可就与学生研究组装了一台超外差式接收机，既 解决了工作需要，又培养了学生实践能力。当时部队调动频繁，随军活动的培训班也就行止不定，但他们始终坚持原订计划上课，保证了教学质量。培训班至这年8月结束，任教的国际友人因为事先对优秀生重点培养，当他们离开根据地后仍有人可以接班，继续教学不辍。此种培训班为我军培养一批无线电人才，至今老一辈无线电技术人员、专家、领导骨干中，就有不少是当年这所训练班培养出来的。

其三，进行抗日宣传。这是抗战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绿川英子是日本世界语学者，在日本与东京高等师范的中国留学生刘仁结婚。抗战初期来到上海。在”八一三“抗战中她就写了《爱与憎》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军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战斗。翌年4月，她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宣传处对日宣传科工作，”用柔和嗓音制造出电闪雷鸣“，”用流畅日语把一把闪光的尖刀刺向侵略者的胸膛“。她访问东北抗日女英雄赵老太太，称颂她是”伟大时代的母亲“，号召日本妇女”阻止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去屠杀无辜的邻人。“在重庆，她”继续在郭沫若领导的国际宣传处文委会下工作，她撰写并翻译了《战斗的中国》、《黎明前的合唱》，《中日两国妇女携起手来》等论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号召人们为世界和平而斗争。周恩来赞扬她为“日本人民的忠实女儿”、“真正的爱国者。”郑律成，朝鲜人，1933年来到中国，参加朝鲜在华抗日团体。“八一三”上海抗战时，他结识了爱国音乐家冼星海，投入了抗日救亡前线的宣传活动。后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写成一曲雄浑抒情的《延安颂》。这首歌曲当时虽未正式出版，却迅速流传，有不少热血青年就是唱着它奔向延安。8月，郑律成从鲁艺毕业来到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汪音乐指导，又创作了著名的《延水谣》，这是继《延安颂》之后又一首优秀的抒情歌曲。1939年夏天他与词作者公木合作，创作了《八路军大合唱》。解放战争时期，这首歌中的《八路军进行曲》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后被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另一位世界著名摄影家伊文思，1938年从荷兰来华，在台儿庄拍摄过反映此处对日大捷的影片《大地》。当时国民党顽固派不允许他到延安，他将一部摄象机赠给延安，就是靠它我们拍摄了延安生活片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活动以及中共“七大”等珍贵镜头⒆。

事实证明，当时来到中国参加战时经济、技术和文化建设工作的国际友人，其所从事的工作，无不有益于抗战，但当时他们中间有的人就曾遭受到标榜“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和诽谤。如艾黎一再被说成是“特务”、“博取名声感情用事的宗教冒险家”、“对工业一窍不通的傻瓜”、“在印度银行存有巨款的匪徒”，不一而足。不少国际友人承受物质上艰辛和精神上的折磨，依然坚持援助中国抗战，有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尽力。似此抗战以来始终和中国人民患难与共的国际友人，其精神值得崇敬和发扬。

四、置身实际战斗

在抗日战争期间不少国际友人包括战斗员、指挥员及军事观察家等来到中国。在战斗人员中，有以库里申科为首的苏联志愿飞行员大队（连同技术人员700人，牺牲200人）（20），以罗伯特·山德尔、杰克·纽寇克为队长的美军驻华空军人员（牺牲而有姓名可考者数十人）；（21）在指挥人员中，有参加晋冀抗战后被我军授衔的原越南籍将领洪水，有美国政府派遣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 参谋长兼中缅、印美军司令的史迪威；在军事观察人员中有抗战时期来华的美军陆战队的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有抗战后期驻延安考察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多姆凯、戴维斯等。他们置身实际战斗，或浴血奋战，或担任军事指挥，或进行军事观察，对增加抗战实力以及帮助国外了解中国共产党。增强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协同作战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一，参加浴血战斗。在抗战中．苏、美志愿空军人员屡立战功，并有多人以身殉职。1939年7月苏联志愿飞行员队长库里申科率领远程轰炸机志愿队来到中国。后在对汉口日军空军的三次空袭中，他所率编队击毁敌机136架。10月14日库里申科率机群出击武汉，将日军战斗机拦截。但库里申科亦遭到其他日机袭击，致机体中弹，他以仅存的单发动机冲出重围，沿江飞至万县上空，降落江中。飞机保存下来．而他却因过度疲劳被浪涛卷走。1941年12月20日晨日寇10架轰炸机飞近昆明，由美军空军志愿队第二中队长纽寇克率4机编队去拦截。纽寇克和他的僚机发现敌机穷追不舍，用P-40的大口径炮把轰炸机中日本炮手面前的后部炮塔打得粉碎，结果有6架日机残骸分布在昆明以南到云南边境的地区上（22）。自此次昆明空战告捷起中国报纸开始称美国空军志愿队为“飞虎队”。之后该队归并入14航空队，继续在中、缅、泰和印度支那地区作战，取得很大的战绩。仅纽寇克和他在驾驶员在一月间即打掉或烧毁150架敌机。3月24日纽寇克在扫射日寇地面部队时被敌人打中牺牲。山德尔亦于此前2月7日在一次空中事故中牺牲。他们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二，担任军事指挥。这里可举越南和美国来华的国际友人为例。洪水，这位大革命后参加中国红军屡建功勋后被我军授予军衔的越南将军，1937年 8月随八路军总部和 115师到山西开辟晋东北抗日根据地，1943年3月率领IOOO人的队伍从河北灵寿出发，经山西向陕北进军。在约25O0里人称“小长征”的跋涉中，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翻越宁武西北终年积雪摩天峰，于4月上旬到达绥德，胜利完成将全部人马交给抗大一分校的重要任务，也为抗战做出了可贵贡献。史迪威，太平洋战争后翌年3月受命来华出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他上任后，即奔赴缅甸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以保卫中国当时仅存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并曾率中国驻印军向缅北发动进攻，给日军以歼灭性打击、同时，他还为开辟“驼峰航线”，建立昆明培训中国军队中心，建议蒋介石改革军事制度，要求蒋介石取消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组织和派出美军观察组赴延安等诸方面坚持了自己的正确主张。1944年7月，罗斯福建议蒋介石由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前线总指挥，统一指挥以挫败日军的进攻。蒋介石始则采取拖延战术后又持强硬态度要求美方撤换史迪威。罗斯福为顾全东方抗战的大局，不愿与蒋介石闹翻，终于作出妥协，将史召回。史迪威虽离华返美，但在华所作所为，无疑对坚持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其三，进行军事观察。抗战期间，世界各国人民组成反法西斯联盟。外国军事家到中国进行军事观察，对于介绍中国战况、争取国际援助、增强反法西斯力量，至关重要。卡尔逊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杰出指挥官，抗战一开始便来到中国。他两次从汉口出发巡游北方，足迹遍及5个省，行程达三、四千公里，时达18个月，始终与中国军队在一起。在延安和华北敌后，亲自和毛泽东、朱德以及八路军指战员交谈。他还访问了正面战场，把考察途中所见所、闻奇迹般的事迹，毫不隐瞒地公之于众。他看到了八路军，对中共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主张非常 赞同。认为八路军“友好、自信和民主”，是中国抗日战争“新的潜力”，日本侵略者“不可能摧毁这支在持久的游击战中以其行军速度和智力超过其对方的军队”；他也看到国民。党军队。除了奉命而外，不知为什么而战。官员们傲慢地……驱赶士兵前进，这里缺少的是八路军那种谐和的精神“（23）。他的见解具有重要军事价值，对当时美驻华军方和罗斯福总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谢伟思是史迪威司令部政治部顾问，1944年7月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如延安。他通过观察访问，发现”共产党宣称他们控制着日本占领区后方的华北、华中农村这一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24）令他还认为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坚决支持，共产党的力量的扩大是建立在经济、政治社会革命基础之上的。从此基本事实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的未来，共产党确定无疑地将发挥重要的作用“（25）。尽管他们的论断一时被曲解，但他的预见完全为事实所证明是正确的。据上所述，置身中国抗战的众多国际友人，都不同程度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对中国抗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均应载诸史册。

国际友人作为一个颇为广泛的群体，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做出重要的贡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一，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可贵的直接帮助。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中国人民遭受屠杀凌辱之时，外国朋友”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26），从舆论上、军事上、医疗上、经济上多方面支持中国，这不仅增加了抗战实力，也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其二，对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是有力的推动。中国抗日战争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朋友来华支持抗日，使全世界人民更清楚地看到，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目标和利益是一致的，激发了各国人民共同对敌的热情，认识到只要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可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其三，在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建立了友好的桥梁。外国朋友来华抗日，是国际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历史见证。抗战中国际友人的深切同情、大力支持、无私帮助（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以及战后不少人曾在中国继续工作或回国后不断来访为中外人民友好尽力，产生了深远的思想和历史影响，弘扬了中外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