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依法治国与发展民主辩论稿(依法治国一方)
一辩：
梁启超在《论私德》中提到，中国人是极度重私德而轻公德的。这是根深蒂固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单位，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中国先哲们将基本的物种人伦关系定义为“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在“五伦”关系中，除君臣之外，父子、兄弟、夫妇都是家庭成员，然后是与家庭成员关系最紧密的朋友，基本为私德。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不是界线清楚的团体，而是以个人为核心放射出去的关系网，在网内，与核心距离的远近决定于核心关系的深浅。这种结构被人类学家费孝通称之为“差序格局”，这种格局所要求的道德观念也是有差别性的，以亲己之人事为重，以疏己之人事为轻。在这种文化里，与个人无特殊关系之人的利益自然容易受到忽视。所以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的中国如果过分发展民主一定会造成各自为政的混乱现象。依法治国才是上策。
二辩：
谢谢老师，大家好
首先我很佩服对方辩友，对于发展民主为数不多的几个好处都能体察入微，而发展民主显而易见的缺点却不能引起你们的关注，我不知道对方辩友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单纯的民主而没有别的保障，民主是可能演变为暴政的。案例就是希特勒的上台。
民众是很容易被误导的，很盲目的，当经济停滞的时候，当人民的福利无法保障的时候，有人说：“你们选我，我会帮助你们重新找到工作，给你们很高的福利。”那么在选举的时候，民众会被短时间内激发出来，而跟着“领袖”走。
其次，民主决策制度是非常缓慢的。在目前的经济发展之中，民主制度下的国家，对于社会经济增长的帮助不及中国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
举经济的例子来说，民主国家，代议制的国家，他们遇到了经纪问题，需要减税等等，需要议会提交议案、漫长的讨论、投票等等，这将会耗费很长的时间。但是经济上对于民众的印象却比这个过程快的多，于是企业得不到帮助，开始裁员，民众不满增加。
综上所述，我方坚持认为，依法治国是我国政治发展的重点。
三辩： 回答：。。法治是一种治国之道，同时也是一种价值观念。党的十五大报告把依法治国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依法治国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并被视为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不仅是我们党就治国方式作出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决策，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价值选择。把法治设定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意味着法治不仅被当作一种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工具和手段，而且成为党和国家所追求的一种价值观念。提问：就对方辩手所言，民主的决策代表的是每个人的意愿吗？显然不是，比如一个法案的通过，51%对49%，那么这样的一个决策，将近一半的反对者怎么办，最终体现的却是多数派的意见，哪怕这多数派仅仅只比半数多了1%。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发展民主吗？请对方辩友作出解释。
自由辩论：
单纯靠民主，无法保障少数群体的利益。他们的意见、观点在最后的决定中是无法体现的。当然，通过其他手段，比如如果反对比例超过30%，可以通过预先的法律设定而确定无法通过。但如果反对者少于10%呢？他们的观点依然存在甚至依然有价值，但他们还是要为民主制度付出代价，那就是执行的政策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任务和原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基本目标。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实行依法治国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第二，实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因此，只有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最大限度的调动亿万人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力落后的状况。第三，实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第四，实行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是人民的最高利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还把依法治国作为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内容。
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标志着我们党执政方式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方式的重大发展和转变。党的十六大报告要求坚持依法执政，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并把依法执政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一起作为我党执政党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在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国家政权机关中的骨干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这就意味着，我国能否实行依法治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党及其广大党政干部能否做到依法执政。当前，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
最后，依法治国既保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又要求党通过法治来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从而避免以党代政、党政不分。
四辩: 我们总结民主的缺点有三，首先，只有民主而没有别的保障群众就容易被误导。其次，民主效率低下。最后，民主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意愿，而且不能保障少数人的利益。
总之，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实行依法治国，是构建和谐社会、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一个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做支撑，依法治国为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与保证。只有社会处处充满了和谐，国家才能够繁荣昌盛，才能够长治久安，这些都离不开中国法制的建设，而中国法制的完善建设是从依法治国开始的。
第二篇：基层自治,依法治国,民主人权
（中国已经建立了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村民自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依法治国：1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改变，2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3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4是国家长久治安的重要保障。）（法制建设基本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作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人权的基础是生命的生存和发展。核心是民主。）
第三篇：依法治国与权力运行(正稿)
依法治国与权力运行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宣言。当依法执政与终身追责相关联，当公正司法渗透进司法分权，会给我国的法治现状带来怎样的改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何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建设法治中国，普通民众又应当怎么做？
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在我国又面临哪些问题？权力运行需要制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什么样的方案？政府有没有依法行政，该由谁来监督，怎样监督？
《决定》当中指出，“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创新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推进综合执法，严格执法责任，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这里面提到政府要“廉洁高效”地运作，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要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早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就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一、永恒的难题：如何有效地来加以制约加以防范？
马克思提出，为了防止腐败，就要让权力掌握在人民的手中。而列宁则更进一步地提出了“要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毛泽东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必须实行人民监督”的思想，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历代的领导人其实都非常地重视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问题。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当中明确要求，“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总的来说，当前我们国家、政府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体系已经基本确立了，有立足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眼于长远发展、决策效率高，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样独特的优势；但也确实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一）权力配置和结构不尽科学
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这三权之间有的没有形成相互的制约，有的部门和岗位权力过大，一个处几个人就能管几千万几亿元、甚至几十亿元资金的权力。
（二）权力过分集中
权力往往过分地集中于主要领导干部。少数的“主要”领导干部凌驾于组织之上，搞一言堂、个人崇拜。
（三）权力的边界不清晰
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存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还当规则制定者的现象。有的部门之间职责交叉，有好处就抢、有责任就推。还有的领导干部什么事儿都管，什么权都敢用，随意插手工程建设、人事招聘，甚至是司法审判，为自己或自己的亲属牟取私利。
（四）权力缺乏法治的约束
有的权力不是依法设立的，或者不是依法行使的。有的领导干部常常是因为程序违法而使得自己的工作陷于被动。
（五）权力运行过程中，不够公开透明 常常出现暗箱操作和“潜规则”的问题。如在城市土地的招拍挂环节，这样一些问题都非常突出。
（六）对权力的监督力度不够
监督不够有力，各种监督的合力不强。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机构，也规定了很多的制度，但将其综合起来发挥整体的监督作用，还做得很是不好。
（七）制度不够健全
障碍和漏洞比较多，存在“牛栏关猫”的现象。就是说缝隙太大，好像在牛栏里头关猫，猫一定是会趁虚而入、乘虚而出。相关的管理和监督的制度不能够发挥相应的作用。
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的大会上指出，“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2013年1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行政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
★ 在这样一个整体的制度设计当中，本人以为，非常醒目也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那什么是权力清单呢？权力清单，就是把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所掌握的各项公共权力进行全面统计，明晰每个单位、每个职位的权责，给权力划定边界。
★ 说到这个权力清单，我们国家在地方上前些年曾经有过试点，在2005年，河北省以省商务厅、省国土资源厅和邯郸市政府来推行试点。大刀阔斧地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改革，依法清理行政权力的项目、公共政务运作的流程，明晰每个单位每个职位的权责，给权力划定整体的边界。★ 要公开行政的权力，就先得知道你这一个单位到底有多少权力的：厅长市长到底有多少权力，而比他们低的处长科长又到底有多少；而权力在运作程序运作流程上又必须经过哪些环节。探索政务公开透明运行的机制，从源头上可以预防腐败。
★ 在2014年的2月，国务院决定要向社会公开其各部门目前保留的全部行政审批事项的清单，以锁定各部门行政审批项目的底数，接受社会公开的监督，并听取社会公众对进一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种种意见。这正是中央政府首次地“晒出”了权力清单，亮明了权力的“家底儿”，更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个重大决策。
★这一次国务院印发的这样一个通知还要求，各部门在门户网站上要公开本部门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同时强调，各部门不得在公布的清单之外实施其他的行政审批，不得对已经取消和下放的审批项目以各种其他名目搞变相的审批；坚决杜绝随意新设、边减边增、明减暗增等一些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指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这样的规定或举措，是完全针对前一阶段重大行政决策未经科学评估、未经公众参与，最后带来重大风险责任无人承担也无法承担的情形，可以说，这样一个举措是正逢其时。
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的法律风险评估机制，其实是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运用法律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一个重要措施，早就该做了。但在实践当中执行的时候，还很是不尽如人意。 法律风险评估机制在重大决策中的一些消极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法律风险在政府风险综合评估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②政府重大决策法律风险评估机制尚不够完备，缺乏可操作性，程序、步骤、方法上还不全面。
③缺少专业、权威、独立的法律风险评估机构。
这样的机构有的还没有建立，当前有些政府部门在法律风险评估当中采取的都是“谁决策，谁评估”这样一种“自我”评估、“内部”评估。这样一来评估的实施者和决策的制定者是合二为
一、都是同一的，那法律风险评估势必会流于形式，也不利于吸取外部的意见，不能够正确反映一项决策是否符合法治要求，也不能够准确地评价决策的法治成本。
如果遵循十八届四中全会健全依法决策机制的总要求，那就应该：
①明确把法律风险评估纳入政府出台重大决策和实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措施之前的必经程序。也就是说，法律风险评估应该成为重大决策的前置程序。②建立科学的政府重大决策法律风险评估规范体系。这种规范体系包括：
a.分类制定法律风险评估专项实施办法。什么有关企业改制、征地拆迁、涉农利益、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药安全等等一些不同的领域，可以分类分领域制定专项的办法，建成配套制度的严密体系。
b.明确法律风险评估内容。评估什么，评估哪些方面。说到评估内容，重要的就是要评估审查决策事项的合法性、有益性，以及这种评估对重大决策事项的支持度这3个方面。
③成立政府重大决策的法律风险第三方评估机构。将决策与评估二者分离，邀请客观、中立、理性的第三方来进行评估。这同时也能提高评估的系统化、专业化的水平。防止公共权力通过决策环节来侵蚀公共利益。
二、国家出新招，须知晓
问题一：十八届四中全会推行政务公开，老百姓都能了解到什么内容？ 问题二：政务公开会为老百姓提供怎样的便利？
问题三：对老百姓想了解的各项事务，各级机关组织能否随意拒绝？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指出，“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指出，“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①政务公开的目的：使老百姓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行政务公开，其实就是要使老百姓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这三权当中，知情权是权利之基础，如果知情权得不到保障，参与监督将无从谈起。公开政府办事的制度、办事的过程、办事的结果，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政府才能够真正地做到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
②政务公开的意义：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
如果我们强调以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为政务公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抓住了政务公开的“牛鼻子”。③政务公开的重点内容：
就政务公开的概念而言，它的重点内容是人民群众普遍关心、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以及围绕行政主体基本情况和行政决策、执行、监督的程序、方法、结果等事项。
乡镇一级的政府，应该重点公开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农村工作政策，以及财政财务收支、各类专项资金的使用、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筹资、筹款、筹劳这样一些情况。因为在农村地区，农民群众最关心的就是“钱是怎么用的”：拆迁补偿款到没到位、给人有没有给够是不是私吞了，像这样一些事务必须公开。
县市一级的行政机关，要重点公开本地区城乡发展规划、财政预决算的报告、重大项目的审批和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办理、政府采购、征地拆迁等补偿款，还有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税费征收和减免政策的执行，以及公共突发事件的预报、发生和处置等等一些事项。
省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要重点公开的是本地区本部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总体的一些规划，这当然也包括像财政的预决算报告，行政许可事项的设定、调整、取消以及这些行政许可事项的具体办理，都需要公开。
在省级政府当中，国有企业的重组改制还有一些产权的交易往往都可能伴随着重大的贪污腐败的案件，这些事项的公开有助于权力监督。
④政务公开的原则：严格依法、全面真实、及时便民。
要遵循政务公开严格依法、全面真实、及时便民的原则。所谓严格依法，是指根据国务院以及相关行政机构所制定的公开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将规定该公开的事项全面公开，不该公开的按照《保密法》予以保密
在政务公开中坚持全面真实的原则，就是指对各类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事项，除了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之外，都要如实地公开。在理论上理解这样的规定，是要清晰地划定政务公开的范围，体现“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这其实就是全面真实原则的具体体现。
政务公开要及时，但及时公开的形式也非常重要。在实践的探索当中，一般说来政务公开的途径有6种： a.政府新闻发布会。
b.政府公报、政务公开栏、公开办事指南和其他形式。c.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
d.社会公示、听证和专家咨询、论证，以及邀请人民群众旁听政府有关会议等。
e.通过各类综合或专项行政服务中心，对行政许可、公共服务等事项予以公开。
f.逐步扩大网上审批、查询、交费、办证、咨询、投诉、求助等服务项目的范围，使群众直接在网上了解相关政务信息。⑤政务公开的责任主体：政府，或受行政机关委托的有关组织。
有了这么多的政务公开的形式和途径，政务公开的责任主体就很是重要了。任何的行政机关、以及由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团体，都不能够以自己不是政务公开的“合格主体”为由拒绝人民的请求。在相关的法律法规当中，明确政务公开的责任主体是政府、或者由行政机关所委托的有关组织，这一点从责任设定和义务承担两方面，都非常的明确。
第四篇：司法公正与依法治国
内容提要：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深刻地揭示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实现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治国的动态表现,是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现。坚持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灵魂。而推进司法改革则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根本。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又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司法改革在赋予司法机关独立权的同时也须加强和改进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以保证司法公正,在司法活动中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关键词：依法治国 司法公正 司法改革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重大发展,也是党的十五大对全民族的杰出贡献。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深刻地揭示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国作为一个规模宏大的法治系统工程,其内涵十分丰富。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依法行政,努力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等,都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各级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实现司法公正,则是依法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动态表现,是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现。
一、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坚持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灵魂。
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机关在执法活动中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严肃执法，秉公办案，实现法律所追求的社会正义。“法不仅仅是思想，而且是活的力量。正义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权利的天平，另一只手握有为权利而准备的宝剑。无天平的宝剑是赤裸裸的暴力，无宝剑的天平则意味着法的软弱可欺。”①天平与宝剑共同构筑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解决纠纷的一种法律理想和信仰，也是法治社会的崇高目标。公正是司法的最高价值，司法公正是实现法治的保证，也是司法独立的基础和原因。②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执行,只有司法公正,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才能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只有司法公正,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而不公正的司法,则是对法治的否定和背叛,是司法权滥用的结果,它不仅混淆了是非,而且会造成人们对法律权威性的怀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邓小平同志科学地借鉴了各种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经验和借鉴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惨痛教训,科学地提出并论证了树立法律权威的极端重要性,并为在中国实现和树立法律权威做出了贡献。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首次提出:“为了保障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新党章总纲中也再次重申:“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以后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又反复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有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这就是说,邓小平一贯不主张“个人至上”,而强调法律权威,并在讲话中多次使用“法律权威”一词。因此可以说,树立法律权威是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核心。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在题词和讲话中强调法治和法律权威问题。现在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权威无疑是个核心问题。法具有最高的权威性,这不仅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特性所决定的,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树立法的权威性有赖于完善的制度,通过制度保障法的尊严,发挥法的作用,实现法的价值,通过制度来限制人的随心所欲,规范人的行为,避免“人治”对法的权威性的损害。
司法执法制度是法的权威性能否树立的关键,司法公正与法的权威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说一次犯罪是污染了水流的话,那么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污染了水源。西方哲人的这一比喻是形象的,更是发人深思的,它告诉人们:司法不公会带来怎样的恶果。
二、推进司法改革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根本。
当前司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没能提供应当提供的救济;公民的法律信仰阙如；司法公正未能达到必要的程度;司法未能有效遏制腐败,司法部门本身亦受到腐败的侵蚀;执行难往往使司法判决成为一纸空文。这些不良司法现象的产生,除了各种社会外部原因以外,主要产生于司法制度本身。因此,笔者建议应主要围绕信仰、专业、独立、公正、统一这五大目标,对有关司法制度作相应的改革。但颇令人遗憾的是，“在缺乏理论和知识准备的情况下，许多改革所起到的常常是负面的作用。”“我们与法制发达地区之间在司法制度上最大的差异乃是，在中国，建立在法律知识专业化和司法人员职业化基础上的司法独立还是一个正在争取的目标，维护这种独立的相关制度还远未建立，学术界与司法实务界之间还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③“司法的良窳关系着民心的向背，司法能获得人民的信赖与尊重，是社会得以发展的重要力量。” ④因此，“只有将每一项改革建立在坚实的知识基础之上，今天的改革才不至于成为明天的改革对象。”⑤在司法改革的方式上笔者建议采取以下
人员是能够做到公正执法、秉公办案的。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少数法院和少数工作人员中确实存在着执法不公甚至枉法裁判的问题。究其原因,不外两个方面:从外部执法环境看,社会上种种不正之风对人民法院执法活动的干扰和影响是非常普遍的。当事人通过各方面的关系托人说情,请吃送礼；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也给法院执法造成了很大障碍。从内部因素看,主要是一些工作人员政治素质不高,立场不坚定,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人情的拉拢,导致枉法裁判;此外,有的法官审判业务素质不过关,运用法律有偏差和失误,也容易造成执法不公。为此，“要使每一位审判员都成为具有深厚的法律功底、灵活的思维方式、丰富的司法经验、广博的社会阅历、高尚的人格和职业操守的优秀法官。”⑨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每一名职业法官的追求目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日臻完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方针正在进一步落实。法律作为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日益对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保证司法公正,对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的建设至关重要。
四、加强监督制约,保证司法公正,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使监督充分发挥作用,既要切实使监督机构能行使监督职能,更要在制度上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当前在加强监督制约,防止司法权力滥用上,应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全面理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二是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邓小平同志关于建立和完善人民群众的监督制度有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明确提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监督的思想也批判地继承了西方理论家提出的权力制约学说的合理因素。即,国家权力机关同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关系,不是几权鼎立的关系,而是决定和执行的关系,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同时又是分工合作的关系。江泽民同志说:“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责。这种监督,既是一种制约,又是支持和促进。”实践已经证明,人大监督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意志进行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监督。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来说,它是最高层次、最有权威的监督;同样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同其他地方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的监督相比较,在本地区也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它们的监督机构,都必须置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之下。当然,对司法权的监督也应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对于非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人大应予以制止,支持法院实现司法公正。关于公民的监督应当看到,公民是最广泛的监督主体,在不危害国家的安全和不侵犯国家秘密及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应当逐步扩大公民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范围,增强国家机关活动的透明度、公开性,使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享有较充分的知情权。鉴于国家机关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应当建立完善的权利救济制度,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通过对权利及时、公正、有效的救济来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实现司法公正,同样离不开公民的监督。人民法院一方面要通过公开审判增加审判活动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也应积极建立、健全一些必要的制度,如法官违法违纪举报制度、当事人评议法官制度等以确保公民监督权的实施。
总之,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不仅要求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作为公民的行为准则或规范,更重要的是,法治的存在以其本身的价值取向为支柱,它蕴含着人类对公平、文明、秩序、和平等理想的追求,要求法从制定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对任何社会主体都是公正的。司法作为使法治从“应然”走向“实然”的关键环节,是实行法治的保障,要求其公正是必定无疑的。因而,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有力保障。(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注释：
①梁慧星编：《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第2页。
②刘晓军：《改革中的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以审判委员会为考察对象》，载 中国民商法律网—首页>>程序法学>>青年学术2002年 9月26日。
③贺卫方：《改革司法改革》，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月4日，第3版。
④翁岳生：《迎接新世纪从尊重人性尊严出发，建立温暖公正全民信赖的司法》，载《法令月刊》2000年第1期。
⑤贺卫方：《改革司法改革》，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月4日，第3版。
⑥张志铭：《当代中国的司法独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6月7日第三版。
⑦邓科：《司法改革：现实与可能》，载《南方周末》2001年10月25日第7版。
⑧胡玉鸿：《马克思恩格斯论司法独立》，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3页。
⑨崔积明：《提高审判员个体素质之我见》，载《人民法院报》理论专版2003-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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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
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1996年3月全国人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确定为治国方针；同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就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再次作出决议。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是深刻影响世纪之交我国建设与发展的大事。从理论上弄清，在实践中处理好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法治”是对“人治”而言的。由于我国历史上法治传统薄弱，解放后几十年来我们又对法治重视不够，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人们法治意识逐渐提高，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客观形势进一步呼唤法治。十多年来，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和积累的问题说明，发展经济和教育，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能够化解和缓和许多矛盾，但还有许多矛盾只有靠法治才能解决。这是由于法律具有规范化、制度化的效能，它通过规范各相关主体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能够从根本上最终回答和落实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如何合理、有效和安全地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正因为法律具有如此效能，所以当中央提出“依法治国”方针后，很快就被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接受。但从全国看，发展并不平衡。“依法治国”尚须进一步强调。
“精神文明”是相对“物质文明”而言的。历史上任何一种类型的社会，都有自己的精神文明，否则物质文明就不可能得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更高形态的社会，当然更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内容很广泛，它包括教育、科学、思想、道德和文化。其中最关键、最核心的部分是思想和道德。思想道德是与社会发展和要求密切关联的，是分层次的，有的是少数人可以做到，有的则要求绝大多数人必须具备。少数人做得到的，国家可以提倡；要求多数人做到的，则要形成一定的大众舆论压力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形成规范。对于纯属道德领域的行为，不可要求过急，更不可施以法律强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邓小平同志提出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思想道德以及党风政风方面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特别是我们正处在体制转轨过程之中，解决这些问题就显得更加紧迫。社会主义思想不是自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当前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使已作出的决议更具有操作性，真正变成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实际行动。
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息息相关、联系密切。二者都是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提出的；二者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并为之服务；二者在内容上相互渗透，密切关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保障；依法治国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指出二者的共同点，并不是抹煞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区别。依法治国主要靠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和执行法律；精神文明的核心部分则是思想道德。法
律具有国家强制力，法律贯彻靠他律，有刚性特点；而思想和道德则主要靠自律和社会舆论的压力，特点属柔性。在实践中，二者应相辅相成，有机结合，不可偏废，更不能相互贬低或排斥。不认识和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理论上各执一理，实际中相互排斥，势必陷入我国历史上“法治”还是“德治”无休止的争论之中。这是一切有识之士所不愿看到的。
既然依法治国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建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那末，二者就必然会在体制改革和完善制度过程中相交汇，从而自然地提出制度文明建设问题。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他指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党的十三大还专门为政治体制改革作了决定。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改革滞后了。我国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如某些行政机关执法不严，某些司法机关司法失衡，一些官员和公职人员贪污腐败屡禁不止，对国家权力监督不严，人民群众有一定程度的不满等等，无不与此有关。现在，当党和国家进一步提出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时，我们就应以此作为切入点和契机，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响亮地提出建设制度文明，稳妥、安全地把政治体制改革向前推进，更好地实现振兴中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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