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轨道交通创新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论坛发言系列简讯
轨道交通创新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论坛发言系列简讯
科技日报社总编辑刘亚东:
以读者为本,以科技为源,加大“一带一路”舆论宣传
中国科技网讯(记者刘恕)9月8日,由科技日报社科技文摘报和北京交通大学联合主办的“轨道交通创新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论坛”在京召开。科技日报社总编辑刘亚东出席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他说,在G20峰会上,习近平指出创新是从根本上打开经济之锁的钥匙,没有创新就没有今天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标准动车组,没有创新就没有城市轨道交通的车辆、信号、牵引、制动、网络等系统技术的自主化和国产化。
他介绍说,2013年9月7日,总书记访问哈萨克斯坦,在哈萨克斯坦的大学发表了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时表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加强政策、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同年10月3日,总书记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发出了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此后“一带一路”成为三大战略之一。
他认为,习近平就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出的八项要求之一是要切实推动舆论宣传,积极宣传“一带一路”建设的实实在在成果,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科技日报是承担党和国家科技宣传任务的主要宣传机构,长期以来科技日报以读者为本,科技为源。以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为例,已经持续开展了十多年的宣传报道和行业调查,关注和宣传党中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我们责无旁贷。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
服务“一带一路” 打好人才攻坚战
中国科技网讯(记者刘恕)9月8日,由科技日报社科技文摘报和北京交通大学联合主办的“轨道交通创新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论坛”在京召开。北交大校长宁滨教授代表正值120校庆的北交大致欢迎辞。他说,“一带一路”是国家的一个重大战略,其战略核心就是互通互联。“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为北京交通大学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尤其是在人才培养方面,北交大积极深化国际化教育模式改革,打好人才培养攻坚战。
宁滨介绍说,在2014年,北京交通大学和俄罗斯交通大学共建中俄交通学院,主要面向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培养高铁方面的人才,这是中国轨道交通第一个“走出去”的境外办学机构。2015年,北京交通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交通大学联合举办了培训班。在国际合作办学方面,交大开办了4个国际化试点班,为“一带一路”的下一步发展实施储备人才。学校设立的汉能新能源国际学院入选“高校国际化示范学院推进计划”,积极探索全面引入国际化办学理念和办学资源,探索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模式。目前,交大的留学生规模已经达到2000人,多半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
宁校长说,北京交通大学还充分发挥学科和人才优势打造智库,为各级政府、社会机构、企事业单位提供智力支撑和发展指导。学校成立了丝绸之路研究中心,打造高水平的丝绸之路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团队;与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合作成立“全球供应链和物流研究所”,汇聚全球的一流专家,瞄准国际供应链与物流管理的研究前沿,为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互通共荣、互惠共赢发挥积极作用。
国家发改委西部开发司巡视员欧晓理:
以“钉钉子”的精神切实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中国科技网讯(记者刘恕)9月8日,由科技日报社科技文摘报和北京交通大学联合主办的“轨道交通创新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论坛”在京召开。国家发改委西部开发司巡视员欧晓理出席论坛并致辞。
他说,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第一次提出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时候,提出了一个“五通”概念,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后来我们在研究制定战略规划时,又把这“五通”具体化,提出了沿线各个国家要加强八大领域的合作:一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二是深化贸易的合作,三是拓宽投资的合作,四是深化资源开发的合作,五是深化金融领域的合作,六是加强生态环保的合作,七是深化人文交流的合作,最后一个是加强海上合作。
他介绍,在这三年里,我们制定了“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同时发布了“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参与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意愿,我们也已经与30多个国家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的政府性备忘录或协议,与20多个国家开展了合作。下一步我们将围绕着重大方向、重点领域、重要国别和重大项目,以“钉钉子”的精神来扎实地开展工作,切实推进规划的实施,争取取得更大的成效。
他说,在刚刚闭幕的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提出了一个倡议,就是发起成立全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联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包括了铁路、公路、水路、管路,其中铁路的互联互通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中国轨道交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高铁已经成为中国一张亮丽的名片。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轨道交通特别是高铁,将迎来更加广阔的施展空间和更大的舞台。随着中国高铁更多的走出国门,不仅可以大大缩小世界各国之间的物理距离,它也缩小了不同国家的文化距离,承担着更重要的使命。
原铁道部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志寰: 中国高铁的创新之根在中国
中国科技网讯(记者刘恕)9月8日,由科技日报社科技文摘报和北京交通大学联合主办的“轨道交通创新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论坛”在京召开。原铁道部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志寰出席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他说,2015年我国高铁已超过19000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长度的60%,对经济社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提供了有利的支撑。高速列车穿行神舟大地,成为客运快速增长的强劲动力,同时高铁也显著提升了铁路的装备水平,提供了快速、舒适、准时、规范的服务。目前每天运行的高铁动车有4200列,至今累计运行超过了38亿公里,运载旅客已经超过50亿人次,高铁已经成为中国一张亮丽的名片。
针对有人提出高铁的成就在于引进,是引进才使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认为,高铁工程与引进的关系不大,其主要技术来源是我国的长期实践积累。因为最近三十年来,包括高铁在内的我国新建铁路,没有也不可能有现成的国外经验可以借鉴,桥梁、隧道、铁路之所以领先世界是自主创新的成果,是依靠自己力量建成的。
他认为,我国真正突破并掌握高铁核心技术是在这五六年,不但摆脱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同时还实现了产品的自主开发。像自动系统网络控制系统等核心技术一个个得到了攻克,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些动车组的应用表明,其动力各项关键指标可以说是十分优越的,控制系统的软件都可以自主编制,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打破了外国公司的垄断,重新构建了国产动车组的平台。这不但将为我们高铁提供更放心、更经济的产品,也将是中国高铁走向世界的王牌。
他说,引进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一个企业具有较深的内功,这叫做借力发力;相反一个企业缺乏自身的定力,按照人家的脚本,只能亦步亦趋的跟在别人后面,拐着拐棍是走不快的。以汽车为例,在合资企业中产品的改动都需要到国外加以论证,如此一来中国汽车行业的创造力就受到严重挤压。然而我们的铁路是在消化引进技术的同时,不断地开发自己的产品。引进促进了我国设计手段的提升,给自主研制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动车组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打造的自主的技术平台。
傅志寰认为,如果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上,一旦巨人倒了,我们又掉在地上,变成一个矮子了。然而我们目前已经不是一个矮子,也是一个巨人。创新的根不在国外,而在中国。我国创新能力是长期积淀的结果,没有积淀创新能力就是无源之水。
他说,创新的根基是人才。创新能力是买不来的,创新能力的载体是人,没有人才谈何创新。几十年来,在新产品开发中经历难以数计的失败,才使我们自身能力不断得到提升。专家是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我们机车工业立足于世界的关键所在。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 马苏德·哈利德:
积极推进中巴经济走廊战略 共同建造中巴利益共同体
中国科技网讯(记者刘恕)9月8日,由科技日报社科技文摘报和北京交通大学联合主办的“轨道交通创新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论坛”在京召开。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马苏德·哈利德出席论坛并致辞。
他说,巴基斯坦与中国是战略合作伙伴,这一关系是基于两国互信以及长久的友谊。随着中巴经济走廊战略的实施,两国关系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建设中巴经济走廊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的一个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建成后,将会掀开中巴两国繁荣、增进友谊的新篇章。
马苏德·哈利德大使说,中巴经济走廊不仅对两国是互利共赢的,还能惠及整个区域,提升区域整体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包括在公路、陆路、铁路、航线与中国的联系。同时,中巴经济走廊也将惠及中巴两国,以及在中亚、南亚数以十亿的人民。目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中国公民有13000人,中巴两国的贸易额已经高达190亿美元,巴基斯坦政府非常重视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
据介绍,铁路是中巴合作的亮点。目前巴基斯坦的铁路网三分之二没有商业价值,但很有战略性的价值。跟公路相比,铁路的运营网络已亟待改进,急需提升。希望中国能够扮演振兴巴基斯坦铁路的历史性的角色,为该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
他说,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将会成为中巴经济走廊上的贸易和货物运输的主要通道。“希望北京交通大学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技术平台,成为合作伙伴,帮助我们挖掘潜力,实现两国共同繁荣的梦想,共同建造中巴利益共同体。”
马拉西亚陆路委员会委员长、原外交部长丹斯里·拿督斯里·赛哈密: 创新的核心在于提升和改进
中国科技网讯(记者刘恕)9月8日,由科技日报社科技文摘报和北京交通大学联合主办的“轨道交通创新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论坛”在京召开。马拉西亚陆路委员会委员长、原外交部长
丹斯里·拿督斯里·赛哈密教授出席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他说,有些人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是同步的。在我看来是有差别的。因为技术是关于物理体系的一个部分,所以技术进步是对于物理系统部件的提升。但是创新的核心在于提升和改进,包括如何创新地使用技术,让它能够使整个体制和体系受益。
列车原来是每小时100公里,现在的高铁时速可以和飞机媲美,轨道科技的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从原来的蒸汽机车,到现在的动车组,这些移动的动力平台能够搭载高铁列车,一方面帮助乘客从一点到另外一点,能够实现高速的客运和货运,同时它也给经济、政治以及其他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他以列车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五年前马来西亚与中国的贸易总额是742亿美元,而在2015年就提升到了975亿美元,五年之内实现了33%的增长。其中95%都是经过航运来运输的,如果我们能够采用更加高效的铁路运输,那么将能够每年节约2.6亿美元的资金。这是非常巨大的利益。我们希望中国能给我们带来创新性的技术,能够帮助我们一起推动“一带一路”的项目在南亚的进步。
他认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成本很高。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融资。技术创新是我们需要的,但是也需要银行业稳定性的支持。我们希望“一带一路”建立基金,特别是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的建设,能够促进基础设施的融资。
原铁道部科技司司长,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装备委副主任李中浩: 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实现轨道交通智能化
中国科技网讯(记者刘恕)9月8日,由科技日报社科技文摘报和北京交通大学联合主办的“轨道交通创新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论坛”在京召开。原铁道部科技司司长,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装备委副主任李中浩出席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他说,今天中国高铁之所以站到世界轨道交通的前列,分了几个发展阶段,1978年到2003年是自力更生阶段,2003年到2008年是引进消化吸收为主,在2008年以后到2011年,是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再创新,以380A和380B为代表。在2011年以后我们是自主创新为主的。以中国动车组为代表,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很自豪的说,我们拥有自己的技术并且站在了世界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的前列。在城市轨道交通方面,通过十几年的发展,是以国产化率作为一个主要的杠杆和抓手。在牵引控制系统、在制动系统、信号系统方面,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可以很自豪的说,我们并不落后于任何一个国家。
他认为,我们在轨道交通领域,处在世界的先进行列。但是我们目前还缺乏原始创新的能力,我们的原始创新的系统性、基础性不够,不充分。我们的原始创新的动力从何而来,如何构建原始的创新动力,要注意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的平衡。
李中浩说,从技术发展方向来看,轨道交通作为一种传统的革命性的交通工具来看,离不开两个主题,一个是绿色,一个是智能。从绿色的角度来讲,最好的解释定义是节能,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地铁里面运用各种手段,比如说优化操作,比如说全自动驾驶,在这样的领域里头综合起来提出一个目标,使我们的地铁线路节能15%到20%,这个目标是可以做到的,只要始终站在绿色能源的角度,宏观的思考这些问题,使得我们继续站在领先的地位。我们国家的卫星技术,高铁技术,通信技术都是领先地位,经过调研,可以覆盖全国所有的地域,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技术,使得我们的列车更加智能化,那我相信我们是可以继续保持轨道交通的领先地位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罗雨泽: 轨道交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探索中国模式
中国科技网讯(记者刘恕)9月8日,由科技日报社科技文摘报和北京交通大学联合主办的“轨道交通创新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论坛”在京召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罗雨泽出席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他说,轨道交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们主导建立的金融机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第一个项目,都是在基础设施领域,而轨道交通更是占了半壁江山。据有关数据报道,“一带一路”与高铁、轨道交通相关的大概是6.23万公里里程数,占全球高铁建设里程数的四分之一,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建设,占中国整个海外和高铁建设里程的超过四分之三,所以“一带一路”的轨道交通也是我们高铁走出去的重中之重。
据他介绍,轨道交通为什么重要,第一个是快速、大容量、准时。第二点是产业关联度非常强。第三是符合城镇化的一个主题趋势,它的需求不断的在提升。第四是我们的性价比比较高,有竞争优势。我们知道世界上绝大多数高铁,都是亏损的。但是我觉得中国具备高铁盈利的条件,目前已有这样的先例,香港的地铁是盈利的,有很强的启发意义,通过一定方式内部化。
他认为,我们的工业系统,包括产业经济开发区,具有开发的能力,在产业能力,建设能力方面,我们是非常突出的。另外一个方面,“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处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所谓整体化的开发模式是适用的。不光包括建设还包括经济区的建设,包括社区的规划,商业的开发,一系列的,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能把一些外部的收益内部化,可以使企业盈利。
北京大学全球互联互通研究中心主任翟崑教授: 设立五通指数,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
中国科技网讯(记者刘恕)9月8日,由科技日报社科技文摘报和北京交通大学联合主办的“轨道交通创新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论坛”在京召开。北京大学全球互联互通研究中心主任翟崑教授出席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他说,我们都知道,所谓“五通”是指政策、基础设施、贸易、金融和民心的相通。所谓五通指数就是围绕这五个内容建立的指标体系。以设施联通为例,其二级指标是指交通设施、通信设施、能源设施三个指标,其二级指标中交通设施又包含物流绩效指数、是否与中国直航、与中国铁路联通、与中国海路联通四个指标。等等。就内涵而言,“设施”包含交通、电力、能源、电信等硬件,“联”是指归属于不同权益所有者的“硬件”实现相互对接的状态,“通”是指有关“硬件”使用机制和规则的统一或无障碍对接。
他认为,根据这个“五通指数”指标体系,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联通顺畅的国家主要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7国;此一等级即联通良好的国家包括越南、蒙古、卡塔尔、巴基斯坦、印度等39国。
为进一步提高五通指数,推进与沿线国家的联通是普,他建议,我国有关部门和机构应该积极向有关国家展示当前状况,大力推动多方面和多层级沟通机制的建立和相互了解与相互信任; 牵头开展总体规划研究,确定骨干通道的布局及主要分支线路; 牵头协调开展项目路线设定、技术标准与规范的选择等问题;与相关国家共同探索项目建设和项目运营的机制问题。与此同时,建议有关国家先期重点围绕“联而不通、通而不畅”问题展开调研,根据中方倡议的内容,组织专门力量对本国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及项目进行梳理,以期与中方一带一路战略相衔接。
中国中车副总经济师兼投资部部长梁兵: 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实现连接世界梦想
中国科技网讯(记者刘恕)9月8日,由科技日报社科技文摘报和北京交通大学联合主办的“轨道交通创新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论坛”在京召开。中国中车副总经济师兼投资部部长梁兵出席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他介绍说,2015年9月28日,中车集团正式成立。中国中车的组建,是世界轨道交通装备行业的里程碑事件,也是我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标志性成果,对于落实制造强国战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打造世界一流跨国集团、增强我国高端装备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和示范性作用。
据他介绍,中国中车是全球规模最大、品种最全、技术领先的轨道交通装备供应商。现有51家全资和控股子公司,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2437亿元,总资产3281亿元,位列财富世界500强第266位。中国中车积极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出口产品实现从中低端到高端的升级,出口市场从亚非拉到欧美的飞跃,实现从产品走出去到产能走进去的拓展。产品现已出口全球六大洲上百个国家和地区。2015年国际市场签约额58亿美元,实现营业收入266亿元人民币,分别是2010年的3倍、3.88倍。截止2015年底,境外企业和机构总计58家,分布六大洲21个国家和地区。加快全球资源布局,建成马来西亚、土耳其制造基地,开工建设美国城轨、南非机车制造基地;在美、德、英、捷克、瑞士等国组建了联合研发中心。
梁兵说,行是人类基本的生存需求,轨道交通是现代社会主要交通方式之一。作为全球领先的轨道交通装备供应商,未来国际化发展中国中车要加快实现由国内市场向全球市场、由走出去向走进去、由本图企业向跨国企业的三大转变。“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平等、开放、包容的大舞台,中国中车愿携手各方,打造中国制造金牌名片。
广州地铁集团副总裁刘光武: 城轨创新,共圆国梦
中国科技网讯(记者刘恕)9月8日,由科技日报社科技文摘报和北京交通大学联合主办的“轨道交通创新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论坛”在京召开。广州地铁集团副总裁刘光武出席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他说,广州地铁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地铁,在城市轨道交通领域里,是产业全覆盖的,从设计、勘察、设计,工程研发到咨询培训,并且正在承担建设国家的工程实验室。广州地铁通过研究开发,推广应用一系列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业,在广州和全国得到很好的发展。广州地铁开发的许多产品企业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标杆企业。
围绕“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他认为,在城市轨道交通里,我们事实上起到了基础设施的保障作用。现在广州地铁,已经建成开通了260公里,2018年我们要达到500公里。全国已经有44个城市在建地铁,设计的投资有1.6万亿。
他认为,我们科技成果也好,科研也好,都是单件,单台套,但是对于整个城市轨道交通,我们广州地铁提出了基于多领域的一体化的协同技术,这一项目他们正在展开研究。讲到“一带一路”,G20峰会《杭州共识》提出的核心词是“创新、活力、联动、包容”,我们正在以体制机制为基础,以大数据、云计算为工具,以建设国家工程实验室为载体,打造“智慧城轨”——这是一个创新网络,而且是一个开放性的创新平台。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简炼: 创新带路 互惠共赢
中国科技网讯(记者刘恕)9月8日,由科技日报社科技文摘报和北京交通大学联合主办的“轨道交通创新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论坛”在京召开。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简炼教授出席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他说,“一带一路”是国家的“走出去”战略,是新时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要树立创新引领互惠共赢的共识,树立将中国创新的好东西拿出去与各国合作分享的思想。
他认为,创新跟技术发明的不同在于应用的价值创新。国家应组建联合舰队式的平台公司或机构作为经营一带一路的主体,用田忌赛马的方式选择创新家主导创新发展。这里有一个词叫“创新家”,创新家不是企业家的概念,那么最大的创新家是谁?是成功的政治家。1983年是里根总统决策实施“星球大战计划”,这是最大的原始创新项目。到今天为止,项目花了一万亿美金还在继续做。这个创新给人类带来了什么结果呢?带来了信息化革命,带来了互联网、GPS。所以,创新家是“思想家+用户代表+管理者”。
简炼认为,今天的中国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期,智力和财力已具备实现中国梦的实力,以一带一路的投资和项目为载体,以创新带路的方向,以为世界人民造福为己任,抓住历史机遇为沿线国家增添新福祉,带动国内在创新创业方面实现突破。输出中国的创新优势主要包括发展新城镇综合能力、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应用技术、交通运输服务等。
他说,一带一路是国家战略,需要国家统筹,发挥综合实力,集中优势,重点突破,不能搞散兵游勇。因此,建议组建国家统筹的保障机制。从国内的外交、发改、经贸、银行、海关、工业等部门组成保障机构,作为经营主体的保障机构,从国家实力层面给予支撑,用国家互相调剂的易货贸易解决发展资金的问题。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赵佃龙: 带动中国铁路“全产业链”走出去
中国科技网讯(记者刘恕)9月8日,由科技日报社科技文摘报和北京交通大学联合主办的“轨道交通创新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论坛”在京召开。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赵佃龙出席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他说,对于从事海外经营的企业来说,当下创新的概念,从战术层面就是运作模式的创新。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基础设施项目的运作模式出现了巨大转变。以PPP模式为代表的集投融资、设计、建设、运营、维护为一体的项目运作模式逐渐成为国际主流。对铁路、轨道交通基础设施有巨大需求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希望企业能提供一揽子的全产业链集成服务,这将是企业运作海外项目的核心竞争力。他们站在PPP模式的创新角度上,更加注重项目前端策划,为缺乏技术的市场做好路网规划;更加注重后端服务,主导长期运营和维护等工作。也就是说,从单纯的承包商转变为投资商、运营商、服务商。
他介绍说,他们运作的埃塞-吉布提铁路项目就是一个成功的典型。前期注重项目线路的规划、融资策划等工作,打破过去只做承包商的观念。后期获得项目的运营权,占10%股份,带动中国铁路“全产业链”走出去。这是中国企业在海外第一次采用包括运营维护在内的全套“中国标准和技术体系”修建的跨国电气化铁路项目,是新时期的“坦赞铁路”。
据他介绍,他们在创新模式的转变过程中,也与各方协作联动,形成合力。企业在前方搞好经营,拿到项目,国内后方有坚实的校企合作,实现产学研联动。中国铁建与北京交大创办了“3+1”海外项目经理试点培训班,已有21名毕业生完成学业,奔赴海外一线,开始工作。通过企业牵线搭桥,北京交大先后与阿尔及利亚、肯尼亚、刚果布、沙特等国高等学府共商轨道交通联合办学和专业人才培养机制,通过“两校一企”三方合作实现共赢。以轨道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海外的这个舞台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北京交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郜春海: 用户需求推动轨道交通创新发展
中国科技网讯(记者刘恕)9月8日,由科技日报社科技文摘报和北京交通大学联合主办的“轨道交通创新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论坛”在京召开。北京交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郜春海出席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他说,一直以来,轨道交通技术和产品的发展是由用户需求作为推动和牵引。比如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控制系统从基于轨道电路的固定闭塞系统,到基于通信的移动闭塞系统(CBTC),及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FAO)。用户的需求推动城市轨道交通由单线建设和单线运营,向网络化建设和网络化运营发展,从而不断应用新技术、新方法和新产品。因此,企业要满足用户及业主要求,以需求为指导和牵引,以高端产品和先进技术做支撑,带动全产业链走出去。
据他介绍,“十三五”期间,全球预计有25个国家和地区的77个城市281条线路约7057公里(主要是地铁,含部分快轨)城轨交通在建。其中中国大陆40个城市210条线路共5444公里在建。境外24个国家和地区37个城市71条线路共1613公里在建。根据UIPT(公共交通国际联会)预测,到2020年,全球75%的新线将采用全自动运行(FAO)技术,40%的既有线改造时将采用FAO技术。
他认为,轨道交通建设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优先领域,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推进国际骨干通道的建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接轨国际标准,要充分研究国际先进标准体系,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国内标准化体系,实现在不同市场的兼容性,以满足国际标准且符合国际市场规律的价格保证中国企业顺利“走出去”。
亿赞普集团公司高级副总裁黄苏支: 三通一大,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科技网讯(记者刘恕)9月8日,由科技日报社科技文摘报和北京交通大学联合主办的“轨道交通创新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论坛”在京召开。亿赞普集团公司高级副总裁黄苏支出席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她介绍说,亿赞普公司旗下有三大板块:金融板块、全球港口联盟、丝路驿站。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铺设的“丝路驿站”,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通关、通汇、通信息。以上三通都在园区中实现。
据介绍,她说的“通关”,是指在企业的商船进港之前,提前给你完成通关和报关的手续。通关平台的价值非常的大,以前的中国货船,在海外通关至少要3到15个工作日,这样导致企业的成本增加,货款回来的速度慢。通过这样的连接平台,实现当天清算和通关。它的关键是亿赞普连接了全球23个国家港口的海关报关平台,通过格式的转换,可以达到一站式报关。
近几年来,从传统的大宗的贸易结算来说,基本上全球的贸易都是以美元作为基本的结算货币。对于中国,尤其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我们投资和贸易,其实有一个最关键的核心,就是我投资完了以后,我的收益怎么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换算成人民币,让资金以最低的风险回到中国境内。这就是她说的“通汇”。
黄苏支还介绍了她的“信息通”。在信息互通上,该公司在国家有关部门支持下,专门成立了“中国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主要有两个职能:第一个就是运营国家“一带一路”的官网,该网作为一个信息交互的平台,向所有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呈现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上的进展,以及我们的发展规划;第二个职能是帮助“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些国家,推动他们的信息化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
她说,基于以上三通,最后形成了所谓的“丝路驿站”。
第二篇:一带一路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一带一路 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一幅恢弘壮美的画卷正从容铺展——
牵起亚欧非多个经济圈,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托起世界最长的经济走廊。
它是中国和世界共同的事业。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表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各自发展战略与其对接。
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一个个合作项目的开花结果,叠加起丰富的丝路印象,在时光这把度量尺上,镌刻下“一带一路”建设全面推进的坚实步伐。
历史遗产转化为发展契机
漫漫丝路,遗泽千年。古老丝路秉承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面对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局面,传承和弘扬丝路精神,把历史遗产转化为发展契机,是沿线国家的共同愿望,战略对接正当其时。
阿斯塔纳,“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起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表示,哈萨克斯坦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产能、能源、科技等领域合作,做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同“光明之路”经济发展战略的对接。
克里姆林宫,见证大国战略耦合。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商定,将中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同俄方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从战略高度、以更广视野全面扩大和深化双方务实合作。
乌法峰会,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领导人齐聚首。各国领导人盛赞“一带一路”,战略对接逐步开展,合作举措相继出台。
明斯克,白俄罗斯“2030年经济发展战略”启航之地。卢卡申科总统希望借力中白工业园项目,把白俄罗斯打造为连接欧亚的交通枢纽。当地舆论称,“一带一路”为白俄罗斯打开机会之窗。
多瑙河畔,“一带一路”与匈牙利“向东开放”相遇。匈牙利成为首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的欧洲国家绝非偶然。匈外交与对外经济部国务秘书巴罗格表示,匈牙利曾经错失了很多发展机会,面对“一带一路”机遇,必须抓住。
安特卫普港,比利时最大港口。在国际贸易整体低迷的大背景下,经安特卫普港往来中国的贸易总量1000万吨,年增速达16.5%。国王菲利普说,比利时愿利用自身优势成为中国连接欧洲的桥梁,推动欧洲投资计划同中国“一带一路”对接。
事实上,今年9月底,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将率团前往非欧盟国家就欧洲投资计划进行“路演”,中国是第一站。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欧洲将注意力转向中国,将中国视为大型项目中的市场和贸易伙伴。
波兰,中东欧地区第一个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国家。波兰副总理托马什表示,世界经济需要新的驱动因素,参加亚投行,有利于波兰充分参与“一带一路”。
南亚、东南亚,“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事关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前景,被巴民众视为“来自中国朋友的礼物”;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将中国与印度等南亚国家的利益紧密相连;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斯里兰卡打造海上商务航运中心的雄心,泰国边境经济特区战略„„都与“一带一路”相向而行。
发展愿景耦合对接,是对“一带一路”建设符合国际社会根本利益的最好诠释。
全方位联通惠及各国民众
“一带一路”不是空洞的口号,一系列早期收获项目,惠及沿线国家,给各国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塔吉克斯坦,丝路随着山路蜿蜒,能源短缺阻碍着经济发展,民众冬天苦不堪言。杜尚别热电厂,中塔合作项目,两国元首共同出席开工仪式。现场,塔国民众欣喜若狂。没有亲历过那里冬天的人们,很难理解当地民众对拥有一个光明和温暖冬天的祈盼。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新疆特变电工承建的达特卡—克明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完工以前,其南部水电站发的电要绕道邻国才能输送到缺电的北部地区。中吉两国最大的能源合作项目改写了这一历史。从开工到竣工,吉总统阿坦巴耶夫四次莅临,足见这一项目承载的意义之重。
斯里兰卡,普特拉姆燃煤电站,中斯重要合作项目。习近平主席和时任总统拉贾帕克萨共同出席视频连线启用仪式。事前未加知会,拉贾帕克萨总统的致词突然从英语换成了当地语。他告诉习主席,他想让全国民众都听到这句话:“我宣布,从今天起,下调全国电价油价。事实证明,中国为斯里兰卡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斯里兰卡人民真诚的朋友和亲密的伙伴。”
“真正惠及民生、获得老百姓欢迎的是最好的项目。”习主席在访问塔吉克斯坦时说的这句话,意味深长,道出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项目时秉承的精神,坚持的原则。
中巴喀喇昆仑公路,中巴友谊之路,中巴经济走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悬崖峭壁、雪山河水间,中国公司承建的一期修复和扩建工程已经完工。巴各界期待,这一工程将增强巴中之间的贸易往来,造福两国民众。
德国杜伊斯堡,世界上最大的内陆集装箱转运地,渝新欧铁路的终点。这条全长一万多公里的国际线路,经中国新疆、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至杜伊斯堡,比海运、空运更省时间,更少成本,大大克服了中欧间长距离障碍。
不止渝新欧,蓉新欧、汉新欧、郑新欧、西新欧„„更多更新的中国国际铁路货运线路正在开辟。
当今时代,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曾见证“舶交海中,不知其数”盛景的东盟,正热心于同中国打造信息港。一大批重点工程相继落地,跨境陆缆、海缆建设,中国—东盟信息港基地、中国—东盟电子商务产业园等工程启动,掀起中国东盟互联网企业合作热。
亚投行进展顺利,丝路基金成功启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民众心通意合,决定着国家关系的发展。斯里兰卡中国文化中心正式开馆,科伦坡大学孔子学院也抓紧筹办,中斯双向留学生稳步增长;泰国公主诗琳通按下按钮,为孔敬大学孔子学院揭幕并题写院名,在这里学汉语的学生有6900人之多;热爱汉语的欧洲人也越来越多,法国艺术家之家协会主席雷米·阿龙说,丝路不仅是文化、艺术的纽带,还能通过“艺术的语言”,找到各自文化特性,加强精神理念的沟通„„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全方位大联通中,一个个生动情景,昭示着“一带一路”的广阔前景。
亲诚惠荣是丝路新路标
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从未如此休戚相关。中国以首善其身、兼济天下的大国胸怀,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间正道。
访问蒙古国时,习近平主席形象地表示,中国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
这一“搭车”理念,是中国的郑重承诺:在周边国家的腾飞路上,中国愿助一臂之力。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国际场合宣示,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今日中国,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未如此接近,与世界各国携手圆梦的愿望也从未如此之真。推进“一带一路”,亲诚惠荣是路标,是前行的方向。
时间将进一步印证:“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一带一路”,这份体现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日益凸显中国的大国担当。
第三篇:“一带一路”战略及海南的发展与作为
1、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战略是总书记在我国哪一友好邻邦”(哈萨克斯坦)。
2、海南的(博鳌论坛)是目前亚洲一个重要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3、历史上丝绸之路发轫于我国哪一时期(汉唐时期)。
4、“南海服务合作基地”的目标中的“一大枢纽”指的是:(航运枢纽)。
5、(三沙)市是“南海服务合作基地”建设的前沿支点。
6、由于海南省被授权管辖(南海),因此海南在“一带一路。。。”
7、我国哪些城市建设了自贸园区(天津、福建、上海)。
8、“一带一路”战略在地理上发展两个方向是(海上向南、陆上向西)。
9、以下哪些可以属于海南邮轮航线开通的意思(全选)。
10、以下哪些属于“一带一路”实施路径的“五通”(全选)。
11、以下属于“中国制造走出去”的行业有(全选)。
12、海南以海得名,因海而生,因此重点需要发展的是:(海上丝绸之路)。
13、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为(海南)
14、“南海服务基地”的目标是(一大枢纽、二大基地、三大中心、四大支点)
15、“南海服务合作基地”的目标中“三大中心”包含(不选海洋勘测)
16、海南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地位特殊而重要,海上丝绸之路分四条线规划(全选)
第四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合作、发展与交流
2017(第三届)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峰会
圆桌论坛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合作、发展与
交流
【时间】2017.8.12 上午
【地点】深圳市前海JW万豪酒店一楼会议室
孙爱武: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担任今天这个板块的主持人。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来自江苏淮阴工学院,任院长、党委副书记,当然我任职的时间也不长一个月之前我是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党委副书记,也是履新以后第一次在这样重要的板块上来担任主持人,所以也非常荣幸。今天上午,我们论坛闭门会议主要是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合作、发展、交流这个话题,大家来进行一个探讨。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一带一路”沿线的60多个国家在经济、文化、教育、商贸各个领域的合作交流开创了一个新的篇章。特别是随着我国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文件之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交流呈井喷的态势,现在各个省,各个地区都加大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交流,所以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来进行讨论,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
在今天的研讨会开始之前,很荣幸地把出席今天研讨会的主要发言嘉宾给各位做一个介绍,他们是: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宗瓦先生;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无集团大唐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贾晶女士;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保保障厅原副巡视员陈斯毅先生; 湖北荆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周文先生;
职教界鼎鼎有名的“少帅”,《光明日报》教育部职业教育版主编、职教组组长练玉春先生;
沈阳市装备制造工程学校、沈阳机械工业职工大学党委书记、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指导委员会委员杨克先生; 泰国暹罗大学国际汉学院院长张力先生;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钱吉奎先生;
北京环球英才交流促进会会长、国家外专局教科文卫专家司原司长杨长聚先生;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培训专家、澳大利亚墨尔本坎培门理工学院国际项目原总监陈浩琛先生;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董丛华教授; 香港理工大学原副校长吕新荣教授;
泰国暹罗大学国际汉学院副院长李留源先生;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许可教授。
前排就坐的主要发言嘉宾都介绍到了。主持这样的板块也很不容易,因为所有的领导和嘉宾来自于政府、高校、研究机构、行业企业,很难把这么多嘉宾都照顾到,挂一漏万,大家多多包涵。
下面开始正式的闭门圆桌会议。今天上午的会议这样安排,虽然说我刚才把前排主要的发言嘉宾都介绍了一遍,但实际上很多同志都是第一次坐在一起,所以我想每一位嘉宾一会儿在发言的时候再做个简要的自我介绍,这样方便大家能够留下更深的印象。
这次我们的圆桌会议会议组也给我们准备了两个议题,当然也不仅限于这两个议题。这两个议题是,议题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合作、发展和交流的机遇和挑战,因为我们今天受邀来的各个主要发言嘉宾单位都在以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当中有比较好的基础,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把相关的工作做一个简要的介绍,特别是好的经验交流。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存在着方方面面的困难和问题,也可以提出,大家一起探讨。当然,更主要的是对于下一步怎么样更好的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更深层次的,更宽维度的国际合作和交流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这个议题大概就是这样的内容。会议结束时间是11:30,所以中间我建议根据情况适当有一个茶歇的休息时间。
下面我们按照议题来进行相关的交流。在这个交流之前,我前面也没有和秘书长汇报,是否先请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宗瓦秘书长先从教育部交流协会是代表着中国的教育部,代表官方背景的交流,主管着全国的教育口上的对外国际合作和交流,所以我提议先请宗秘书长站在行业或者站在协会领导的全局角度,先给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情况介绍,方便大家在学习领会的基础上再来做发言。大家如果没有什么意见,我们掌声欢迎!
宗瓦:孙院长,我的名字也适合抛砖引玉,那就先给大家汇报一下。
中国教育部国际交流协会现在是双重身份,一个是在民政部注册的,在2015年被民政部评为5A级行业协会。2011年以后,刘延东总理又定位了发展方向,一个是教育外事口的行业协会,从那个时候我们搭建了教育协会,一直到现在有10个分支机构发展方向,以前30年就是教育部的事业发展单位。所以我们现在也依然是教育部的事业单位,所以我们的定位是双重的。一个是服务政府,分管的是田部长,现在还有一个二线的副部长,刘立民副部长退下来以后到我们这里做会长,更多指导我们开展教育行业外事工作,所以我们两头都参与。特别是现在服务大外交格局,我们叫人文交流已经形成,大外交格局的第三个板块,而且非常重要。第一是政治军事,是以政治军事互信为主要工作目标。
经济贸易就是互利。我们的人文交流就是做民间互通的工作,涵概很广,教育、文化、体育、出版、妇女、儿童等等13个部委都在里面,已经建立了8个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有中俄、中美、中欧、中英、中德、中发、中印尼和中南非,欧盟现在作为一个整体,从政治上来说也很重要。而且这个机制叫秘书处,都设在教育部,而且教育是人文交流机制里面比较核心的一部分,量也比较大,我们项目很多,比如中美人文交流机制里面30多个成果项目,我们交流协会就做了1/3,列入了国际级人文交流机制。所以我们协会现在有600多个会员,在发展会员,也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服务政府方面主要是服务人文交流机制。还有部里交给执行的任务,特别是在很多高职院校的校领导都参加过的高职院校海外领导培训项目,2008年设立这个项目的时候拿了中央财政,去年停了,因为巡视以后说中央财政的钱不能直接通过我们划到高职院校头上,职业教育还有转移支付,都是一样,都是国家的经费。这个项目的团组名额,杨司长的外专局给我们很大的支持,依然保持了团组的名额,等于是高职院校的院校长参加海外培训,依然由我们来组织实施。
具体到服务行业协会,特别是咱们的题目是“一带一路”,我们现在更好的是在发挥搭建平台的角色,来服务战线,或者叫服务会员单位。目前来说,现在高职院校“一带一路”的积极性也非常高,有各种项目,我们和很多企业都有合作,特别是高职高专层面,国外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现在积极性很高。但是也在各种探索,因为现在也没有特别好的平台来统筹,所以我们现在除了自己有一个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峰会平台,原来一直是南工院是我们理事长单位有一批在国际交流上面很活跃的高职院校作为核心,也有本科、个别中职在里面。我们在去年10月份,包括今年6月份,在宁波宁职院牵头,成立了一个“一带一路”产教协同联盟,特别是在职业教育界搭建一个和企业密切合作的平台,来做好相关的资源对接、服务。现在特别热的是境外办学,也有来华留学,特别是境外办学,应该是难度很大的。我们去年做了一个亚洲国家办学法规调研,能否在这些国家设立分校、培训中心等等各种模式都有,现在很多学校都在那里探讨。我们也等于利用这个平台做好境外国民研究或者调研,调研明白什么样的模式能出去。我们最近职教方会上个星期在包头,也有院校提出,我们是受职称室的委托,做了一个职业教育规划发展的课题研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成果。也有很多院校,例如天津提出的“鲁班工坊”在境外办,也有提出“鲁班学院”,因为职业教育有它的特点,不能完全叫“孔子学院”,等于职业教育境外办学打出另外一个名片或者品牌项目,也值得探讨。
作为教育部和外交部和贵州省政府,我们在贵阳每年有一个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那个平台今年已经完成了第十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根据部里的要求,和教育部的职教所一起和东盟的两个机构,东盟中心和教育部长联席会下面的职教中心一起发起成来了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盟,这等于是中国和东盟之间搭建这样一个联盟的平台。上两个星期,在贵阳正式驱动,筹备了两年,也不是很容易,因为和东盟国家做事情,那边节奏比较慢,虽然有需求,但是他们动作没有那么快,决策也很复杂。这也是我们搭建的一个平台,为联盟成员服务。我们想,更多的还是做好统筹、协调,整合资源来对接比较好的项目。特别是在做项目的前提下,我们做好顶层设计和规划,前期可能多花一点时间比较好,把困难充分的估计到。因为这些国家目前来看,“一带一路”国家里面,有的专家也统计了一下,政治、经济高风险的国家占了80-90%,都没有那么稳定。在不稳定的情况下,教育的项目出去或者配合的企业走出去也不那么容易,尤其非洲国家也很难。所以我们还是更多做好调研,做好资源的对接和整合,特别是在境外的工作是很难做的。我们回过头来说,自己再想想自己还不够国际化,怎么走出去,用什么标准走出去,现在研究西医协议的院校也很积极。也有提出应该是中国高职院校的中国模式或者中国经验走出去的时候。到底怎么走?我就抛个砖,大家有真知灼见。我们是以办公厅的文下发的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调研,我们准备把高职高专单列出来,现在还没有,今年已经做了第四年,今年弄完以后明年再搞一个升级版,这样很多数据就真正能够为大家所用,目前可能还不具备条件,统计学上说还不够年份,看不出趋势。我们希望有一些基础数据供大家分析和讨论。谢谢大家。
孙爱武:谢谢秘书长高屋建瓴,从整个国家教育口上对外的合作交流体系,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发言,大家在这个基础上再来各抒己见。下面自由发言还是按照顺序来?
贾晶:按照主持人的要求简单讲几句。因为在座这么多专家,时间也很有限。我本来是参加明天上午的会议,因为本次组委会邀请我明天上午有一个扶持扶贫,也就是说央企现在都有一个扶贫单位让我们选一个论坛,现在教育太热了,“一带一路”怎么走出去?
教育部在这方面帅铃大家走出去应该有了想法,我是来自于企业,来自于央企,在座的都来自于学校,我是大唐电信集团的,大家可能关心怎么央企还来参加职教会?就是因为央企还能法学历,因为1978年恢复高考,有一部分科研所可以办学历的,我们有博士、硕士、博士后的授予权。欧的职业梦想就是做教授,所以从北大读到博士后就是想做教授,现在成了企业人。今天就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的合作,有个论题,所以我们就集中这个论题来谈。
我想请各位关注职业教育,一定要关注央企、国企现在都有企业大学,因为总谈校企合作、走出去,谁来对口?就像今天这个会很难请到总裁、董事长来跟着大家谈教育。如果把各位校长请来,就真能实现产、研共同和教育走出去。因为企业大学现在确确实实受到国家的重视,国资委也成立了企业大学联盟,原本在央企的企业都挂牌成立了企业大学,例如我是大唐大学,大家说的大唐大学贾校长是“真校长”,很多央企没有文凭,就是针对自己的员工,例如中国邮政100多万员工的继续教育再培养。我们也是在“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号召下,还为电信技科学研究院工学硕士的牌子申请了国际资质。如果有国际合作,能招国际生,我是可以发工学硕士文凭的,也正在做这个努力。也就是说,很多想在国内读培训之后,还要拿工学硕士学历,请大家注意,我们有资质还能授学历。再有一点,现在很多企业想出去,为了它的项目进到沿线国家去,要给这些著名大学建实验室,就像我们要建4G、5G方面的实验室,找谁合作?就我们职业学校。这次在习总书记见证一下,大唐集团签署的协议都是和哈尔滨的职业工程教育学院联合一起办的,所以需要大家关注。在座的企业不多,我虽然是做教育,但是我觉得就像教育部曾经提出的,我们一定要让国企、央企被职业学生们关注,他们将来毕业之后才能选择来我们,不能把很多创业大赛都集中到跨国公司,一定要关注我们还有一部分共和国的部分。
借这个机会,“一带一路”沿线教育一定要契合这次教育部提出的“新工科”,可能大家都关注到这个概念上,这是部长提出的。这本身就是要把学和教、实践和创新、本土和国际三大话题结合起来。现在提出复旦共和、天大行动、北大指南等等。大家一定要把新工科的概念打出去,把自己的职业教育和这个新工科结合起来就非常好了。特别是我们本身又有国际交流部分,我们虽然有教育部的资质,但是还没有和国际交流方面合作,下一步可能就会用新工科的思想带动我们很多自己教育出去的内容。
我也担任着国资委企业大学联盟的专家委员,也是国家中国企业大学联席会的轮值主席,希望大家在关注校企合作的同时关注企业大学,当你和各个企业合作发生障碍的时候,一定找到企业大学的校长,这个平台可能是我们职业教育真正把企业的产学研带出去的一个很好的平台与契机。谢谢大家。
孙爱武:谢谢贾校长真专家,这个名字很好,而且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推荐,您今天这样一讲,搞教育的肯定愿意和你建立这种联系。下面继续。
杨克:大家好,很荣幸,也很高兴参加今天的会议。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我现在是沈阳市装备制造学校、沈阳机械工程大学的党委书记,我们是两个学校,一个是中职,一个是高职大专。之前在教育部职称司工作了几年,一直在搞职业教育的政策研究,现在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国高等教育协会双证书委员会主任,也是教育部和人社部搭建的一个平台,所以教育方面我是主任,人社部的技能鉴定中心也是主任,教育部这边有毕业证,人社部那边也有职业资格证。
多年来,我一直在和国内的外资企业搞合作,主要还是以德国为主体,例如宝马、奔驰、保时捷、奥迪、大众,还有法国的米其林、日本的普林斯通等等。国内的央企,例如沈飞集团、沈阳机床
一、大连机床等企业进行合作。合作主体我们形成了一个模式,包括和德国形成了课程体系,所以现在每年我们和华晨宝马每年订单培养9个班,有6个班,现在我们协同一些院校共同和企业进行合作。现在的合作,我认为有困难和困惑。我们现在搞“一带一路”,最关键的一个体系和模式,会前和杨司长也探讨了。我国首先要解决政策层面的问题,因为当年在职称司也给部长服务,做了一些政策研究的时候,也觉得我们国家如果要想走出去,职业教育一个是管理体系和标准进行确定,现在教育部有一个标准,人社部也有技工学校和技术学院,其他的行业和部门组织对技术学校的体系也有标准。但是我看各个省、地方都在做,标准都不一样,和国际标准有差异,我一直在研究国际大赛的标准,每两年一届,今年还要参加技能大赛。包括专业建设标准、课程标准、师资队伍的标准、评估评价的标准。如果这些标准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化体系,如何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首先我认为标准应该统一起来,谁做的标准能代表国家、国际,这不确定,“一带一路”去外面谈怎么合作?包括越南、泰国,也和我们都谈过,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所以我们在谈到标准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现在的体制是校企合作,这种制度如何来构建?国家的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第一稿是我写的,但是实施不了,因为涉及到各个地方政府的地方政策。例如专业教师师资队伍的来源问题,应该是硕士或者博士,我也是博士毕业,毕业之后应该在相应的专业企业工作三年以上,有这样的实践经验,再到职业院校来任教,这样既有理论又有时间。但是现在我们的渠道主要还是来源于本科院校,毕业之后实践经验不足,所以在教的过程中还是偏重于学科理论,对于职业教育是行动体系,这个体系要求你有实践的环节,这现在解决不了。因为企业是企业编的,事业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企业进事业进不了,这里就把我们的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造成了很大的瓶颈。现在解决比较好的是大唐是企业办的大学,这就好办,师资队伍解决了,现在没有好的师资队伍,要想解决教学质量问题,就存在很大的困惑和问题。
第三个问题,现在我们在和企业合作,我们和宝马进行合作,已经合作了11年,我在德国柏林研究双元制回来之后一直在和德国合作。我们有三种院校和德国合作,我们的老师要按照外资企业的要求来进行教学,老师的付出要比其他班级付出两倍以上,因为在宝马的企业,培养一个岗位,就是一个人控制3-5个机器人,进行焊接、封装、喷涂,年均需要15万。现在在我们学校,三年达不到。所以现在应该是80%的资金全部是由企业来承担。但是大部分企业没有培训中心,解决不了,这方面的校企合作怎么融合?我们想多给老师一些培训费都不行,老师没有积极性,教学效果体现在哪里?因为它的评价是每天都有,每周、每个月、每学期,动每个学生都是有评价,是扣分制的,扣分越多,离企业越远。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说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把这个问题根子解决了,走出去就不是问题。我们的资源很大,人才很多,学生学东西非常快。我们在宝马培养的这些学生,还有其他岗位,都非常优秀。我们的毕业生有的年薪已经超过人民币30万以上,刚刚毕业工作三年,是搞设备技术维修,15分钟找出故障排除。我们标准没有问题,政府给予什么支持,如何进行校企合作,这样我们的“一带一路”就能走得非常实。谢谢各位。
张力:谢谢各位领导,首先给大家抱歉,今天进入会场比较晚了一些,因为刚刚到这里来有一些时差,手机时间没有调过来。虽然有时差,但是也不影响我们“一带一路”,尤其是泰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配合中国“一带一路”大政策的跟进。首先和大家受一声抱歉。
我来自泰国暹罗大学,目前是泰国暹罗大学助理校长,同时也是东盟中小企业副会长,所以泰国暹罗大学也是泰国比较早的一索私立高校,最早是一所公办院校,属于泰国1932年君主立宪改革之后的第一批大学,但是在1965年变成了财团法人之的私立大学,一直延续至今。暹罗大学在办学层面上也具有职业教育板块层次,主要偏向于电子工程和汽车工程方面的专业。在座各位都是专家,例如刚才的宗秘书长也说到中国教育部对东盟国家也做过很多职业教育的调研。其实泰国的职业教育从1932年之后,到如今的职业教育发展,经多是受西方国家的教育体系影响,当然也有一些东方职教体系,主要来源于日本和韩国。目前泰国在职业教育体系方面,主要和普通教育是1:1的比例,泰国在职业教育规划上主要有私立院校、普遍高校,包括普通中小兼办的职业教育培养机制。而泰国作为东盟十国国家之一,在政治、经济方面属于比较有影响力的国家,而且泰国从地缘优势上来说,也具备了其他东盟国家不具备的优势,包括和中国合作来说,中国在海外最大的工业园区就建在泰国近郊的罗永工业园区,所以中央很多的国企、央企都在泰国工业园区建立工厂。泰国也是中国继德国、英国、日本以后建立的中资商会的国家,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也是大力希望多层次的合作。
泰国企业和泰国高校合作是多方面的,在普通高校的职业教育上面,学生在企业实践和企业技能方面所占的学分比例也是非常大的,泰国作为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在中国“一带一路”沿海经济带上,从去年到今年两年,能明显感觉到很多变化。包括7月23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部长访问泰国,在访问期间着重提出中国和泰国高职院校之间的合作。因为在普通高校培养的更多是研究型人才,而职业院校培养的是职业人才。德国有两类高校,一类是普通高校,一类是FH。德国工业和制造业之所以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某些领域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和FH这样的高校设立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也认为职业教育和普通高校并没有孰轻孰重,而是根据社会分工设置的,是属于共同重要的地位。但是可能在我国,提起职业教育来感觉不如普通教育,或者在意识形态上不太受重视。但是我相信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现在更多的向外走,企业、学校更多的国际化推进,中国在职业化教育当中一定也会越来越有更大的平台,比重和重视度也会越来越高。这是我的个人看法,谢谢各位领导。
杨克:这么多的职业院校校长和你合作,您最期望的是什么? 张力:刚才听到贾校长的介绍,看了一下后面的介绍,可能在大唐电信上会有更多的合作。目前暹罗大学和中国的高等院校合作,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等等都签有IVU合作,6月份也可能成立一个高铁专项的科目,上周确定了一个新能源方向的工科硕士的培养。这方面也属于高职院校的技能型合作。还有贵阳国际周,我们暹罗大学也有参加,去年代表东高校,我们校长也做了发言。今年刘司长到泰国去,我们5月份也见面了,他对泰国的职业教育方面也非常认可。所以在这么大的环境下,应该有更多的合作可以来做。暹罗大学是综合大学,具备了工科、商科、文科、理科。很多学科都属于应用型学科,所以我相信应该和中国的职业院校、企业应该有更多的企业。包括在今年的9月22-23日,泰国-东盟第一届中资商会招聘会就会举行,各位有时间可以来。肯定有很多合作,宗司长是抛砖引玉,杨司长是穿针引线。更多是合作,国内现在更多的院校海外实训也会在东盟完成。
我可能有一个不太正确的想法,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灯下黑,中国的周围有很多优势,但是更多看到欧美,无可否认,他们很厉害,但是在我们的周边国家也有很多优势。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谢谢各位领导。
吕新荣:谢谢,我是吕新荣,是香港理工大学原副校长,前几年已经退休。我之前也在香港促进局做副总裁,和香港的工商企业联系比较多,因为我们为他们提供很多服务,例如人才培养、科研合作、管理提升等等。我在香港理工大学负责校企合作、产学合作,希望能够推动学校的应用科研和合作合作。一方面希望老师在学术自由的领域下可以做不同的科研,但是在学校层面怎么去推动制度上面的建立,怎么鼓励他们多做应用科研,也多愿意和企业合作,我做了十年。香港有8个公立大学,理工大学是其中一个,今年有80周年的校庆。1937年成立香港官立职业学校,只有三个系而已,1947年成立了专门工业学院,在1957年变成香港理工大学,1997年变成香港理工大学。我们定位是应用型、实用型大学,过去我们都是为香港工业、商业、专业为主,所以专业都和工商专有关,我们一直在推动,希望我们的学科更应用型,学生更有动手能力,和企业的联系能够有更多。我们在内地根据教育部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有20个课程专业,大部分是硕士班。但是在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里面一直要找一个内地合作方,所以我们和几个内地大学合作,例如浙大,我们有一个国际人才合作中心,有五个课程。还有西安交通大学、北大、人大等。我们都是不脱产的,在香港的硕士班是不脱产的,在内地是兼读,也很受内地欢迎,也有政府官员和学校、企业参加。
在人才培养方面,在内地,我们和外专局进行了合作,每年为内地学生到香港培养,有2-3个星期的培训和交流,有政府部门、学校、企业的厂长、高管来培训。在国际合作方面,除了内地,我们也和一些海外大学合作,推动在香港的中外合作办学。例如我们和华为大学也有硕士班在上海进行推动,这个合作也推动到了内地。
我们在方方面面做了很多,在学生培养方面,我们也和很多海外大学有交流生,方法是学生和他们签有合作协议,同学到他们那边学习,他们的同学也可以到我们这里学习。这种交流生可以把合作变得简单一点,真正要合作办学很麻烦。在“一带一路”的题目合作方面,香港政府也在推动这方面的工作,拨出10亿来推动“一带一路”学生到香港来读书,有奖学金给他们。还有支持香港学生到“一带一路”地区进行学习交流,特别是在暑假的时候让他们去。当然,这些工作速度比较慢,不能够很快的做出很多成效。但是这是“一带一路”职业教学的发展方法,只是速度比较慢。随着“一带一路”的推动,也有很多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做投资,希望我带工人去,而是要利用本地人才。有些本地技术人才不多,也很难。我们说“一带一路”,一方面是为了当地,另一方面和他们进行合作、投资,怎么去培养他们的人才?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对他们来说,有工作机会,培养他们的水平提升,让他们感觉“一带一路”不止是投资,而且对他们的水平也有提升,这是很重要的,而不是我们带技术工人去,是培养他们,不让他们的国民失业。对于投资企业来说,也可以供应技术人员,去那边投资成本很低,但是水平太低也做不了。所以我想这个题目很好,一方面可以配合国家“一带一路”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帮助企业在那边投资,有足够的人才。对于那些国家来说也非常好,一方面帮助他们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但是怎么样去做这个工作?可能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我认识很多香港朋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他们说政府有很大力度的培养人才,对于职业教育在那边发展也很需要。我认识一个朋友在非洲国家,国家提供了很多资源,帮助他们的人才技术提升。我们可以在几个方向想一想,一个是像国泰安这种提供技术内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它的体制还不好,内容还不够,如果我们可以提供系统、内容给他们,帮助他们建设一个很好的职业教育体系,是可以帮助他们发展的。还有其他企业在提供职业教育有关平台、内容、设备,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在内地做得很好,但是不可能在那边建设一个分校。但是如果真正要帮助“一带一路”的发展,一个方向是可以为他们培养师资,因为这些老师的水平不高,那怎么可以在这个体系中做得更好呢?我们的职校朋友可以开一些小的班为他们培养,但是要求高一点,我们不是只为他们服务。另外一个做法,我们可以做一些老师的交流培训,让他们一些老师到我们的学院里面培养一年、两年,一方面可以吸收教学经验,为他们培养了师资,另一方面在学院里面也可以为我们教一些外语工作。这非常值得推动,为他们培养老师,因为他们师资比较好之后就可以教学生。
第三方面难度比较高,内地教学是中文为主,我想慢慢可以吸收一部分学生到内地去学习。这是长远计划,“一带一路”范畴很广,学生很多,体制人才内地已经有了,我们提供给他们方法。最大的问题很可能是语言,我们是中文教学,香港稍微好一点,是英语教学,所以国际学生来学习比较方便。内地是中文教学,用什么方法?一个做法是在沿线地方推动中文语文教学,让一部分学生有中文能力,可以来学习。另一部分,一些学院可以先开语文班,让他们来这边先学习半年、一年,把语文学好之后再学习。这对我们来说有困难。
这个题目非常好,可以配合国家的发展,对于企业的发展。谢谢大家。
杨长聚:在座很多都是教育方面的专家,也有为教育服务的专家,我是为做教育服务的。很多年来,我原来在国家外专局工作,它的前身是中央引进或外智力领导办公室,主要作用是发现国外有什么好的就引进进来,从衣食住行方面,还有教育方面、工业方面。很早以前就想到职业教育海外比较好的项目,例如德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所以当时和教育部合作起来引进了一些。但是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系统,遇到了一些水土不服的问题。参加国泰安的会议,我和贾校长感觉特别荣耀,现在华市长在天津,我给他们提了建议,天津市是职教大市,也落实了一些,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好的方式把海外优质资源、职业教育体系等等引进进来。
说到“一带一路”,本人去年也参加了这个会议,脑子里一直在想,去年也提出“一带一路”,要走出去。我在想,其实走出去是个形式,真正走进去才是我们的目的。过去我们也有很多类比,也有很多企业、机构真是出去了,但是没有进去,特别是教育,如果走不进去,你扎不了根,还是要回来的,结果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所以走出去的形式,特别是在座各位都是领导和负责职业教育方面的专家,走出去的动因是什么?我一直在这里看,不能够光是政府要求我们走出去这么好那么好,如果对我们学校机构没有什么好处,我想你们这些校长也不会走出去。地,走进去靠什么?光靠满腔热血走进去是进不去的,如何贴近当地?原来也试验了几次,比如和国内企业一起走出去,但是走出去,你能否依附到这里?例如贾校长是大唐的,必然是依附大唐。其他的职业教育学校,和他们没有血缘方面的关系,咱们能够随着他们走出去?二是很多企业走出去,刚开始需要一些基础劳改力,怎么能够技能提升呢?我们不是一年种了粮食就出去了,而是十年。我一直比照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他们是如何走进我们国内的。我在非洲有一个朋友,就是非洲的“鞋王”,在埃塞俄比亚招聘了六千个员工,60-70%女性是文盲,男性也有40-50%是文盲。他们是初步的培训,但是如何提高?我当时提出是否和国内院校结合起来在产业园办一个,他说当然可以,但是这也有距离。特别是比照海外,特别是澳大利亚在中国办的职业教育,我们的老朋友陈博士促进过很多年,坦率的讲,中德也好,中澳也好,职业教育比照普通教育成效不高。因为普通教育,来个教授讲课,可以一个星期,一天8个小时完成。但是职业教育要每天不停的练习,怎么能讲三五个月,成本也受不了。所以职业教育走出去一定不能够走普通教育的办学。我们没有根,一定要依托走出去的企业和依托当地的职业教育机构,这样才能够长久,不然你立足很难。所以走进去不容易!秘书长在这里,能够给中央提很多建议。我们现在的走出去,我个人认为的困难是太依靠市场的力量,市场的作用确实很好,促进了百花齐放,但是在百花齐放过程之中也有很多是自生自灭的,都是靠自己的。你想一个企业,一个职教要出去难度是很大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的建议是要把政府培育的种子和环境作为重点。其实我们每年拿出一部分经费作为援助经费,援助职业教育也可以纳入到我们的对外援助经费之中,只要扎下根,和当地学校或者当地中国企业,例如石油企业在中亚地区能够联系起来,闯过两三年,进去的可能性很大。不然大家都很想进去,现在很多朋友来找我说想去,我说除了语言问题,你有哪一门绝招能够在当地扎下根,有哪个企业用你的人,三是怎么把你的技能积累向中专、高专、本科有一个梯队?所以我个人想,走出去是形式,这个形式关键靠个人动因和政府的支持。走进去才是目的,关键是这个走进去一定要结合结合当地,职业教育有很大的地域性,我们的职业教育要扶贫,可能他们不要,我们讲农业,他们可能要高铁等等,要拿出你的绝招。刚才杨书记提到了标准问题,要逐步向大家共同认可的标准去趋向,这样走进去才能扎根。我的朋友陈博士促进中澳职业教育很多年,光靠请他们的人来讲,这个成本太高,职业教育玩不下去。
钱吉奎:我来自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我们是一所服务铁路和服务轨道交通为主的学校,地处长三角地区,这是中国高铁发展最快的地区,世界高铁看中国,中国高铁看华东地区。因为华东铁路路从高铁里程、数量和运量都处于全国领先。在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在中国铁路走出去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和努力,我们有几个方面简要汇报一下。
第一是搭建了国际交流和合作的平台。中国蒙东盟职教联盟是今年成立的,去年成立了中国-东盟轨道交通职业联盟,这是我们发起成立的,我们和暹罗大学达成了合作意向,北京交通大学准备到泰国暹罗大学建设高铁研究中心,因为北京交通大学在圣彼得堡建立了高铁研究中心。这个联盟有66家单位,有20多个是东盟国家高校,有40多所中国高校和中国走出去的企业。
第二是为中国铁路企业走出去培养国际化人才。现在我们培养的国际化售后服务人员,中国铁路走出去,最先走出去的是建设,二是装备制造企业。车销售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必然要进行售后服务,这就和过去的国内售后服务有一些差别,所以我们现在和中车联合培养中国铁路走出去的国际化售后人员。
第三是招收“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现在招的是印尼留学生,因为在印尼有一个高铁项目,还有中老铁路等等。我们招的是“一带一路”国家,但是主要是已经走出去的国家留学生。下一步如何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合作?我有三个方面的建议。第一是政府的支持。不管是我们招收留学生也好,还是到境外进行培训中心的成立,开展培训方面的工作,都要有政府的大力支持。现在江苏省做得非常好,招一个留学生就像招一个普通的学生一样,给予财政补贴。但是现在对于走出去海外办学的政策还不明朗,国家资产如果到国外进行建校投资,在政策上可能还存在一些障碍,所以政府的支持指导是第一个方面,国家应该支持我们到“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培训中心的建设。
第二,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目前在教育资源方面要走出去。我们现在和国外合作办学很多,引进的都是国外教材、课程,但是我们现在要走出去,也要把职业教育教材课程、专业走出去。这次来参加国泰安的职业教育合作峰会,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和国泰安联合开发了中国高铁动车组一级检修的VR资源,这是日常检修,只有通过才能上线运行。现在我国的动车组达到2000多列,是大量的工作。现在联合开发了VR实训资源以后,而且在美国开发了英文版的资源,后续还会开发其他语种,它的成本比较低,和我们的办学成本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要走出去,问题是资源怎么来国际化。我们还和清华大学高铁研究中心联合开发了高铁募课,其中有一高铁动车组就是我们学校教授开发的,已经在加州大学上线,接受美国学生学习。同样还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源课程都可以国际化,向国外进行推广。这种成本比我们真正实体上的走出去成本不同。
第三,要抱团走出去。学校、走出去的企业和东盟或者其他国家的所在地学校联合合作,共同走出去。我们提出的是中国的本科院校、职业教育,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再到国外所在地选择一个学校,是四方共同走出去,这样走出去能够比较好的落到实处。
参加这次会议,我们很高兴,特别是听了这么多专家、学校领导的交流,让我们下一步更好的服务“一带一路”战略,服务走出去提供了很多经验。谢谢大家。
孙爱武:下面茶歇十分钟,不用太累,本来交流思想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嘉宾:我这四年一直行走在“一带一路”的很多国家,主要是非洲。大多数人对“一带一路”感觉是今年5月份会议之后比较热闹,我本来在联合国能力训练研究所,主要做政府能力和企业家能力提升的,之前是帮助中国政府做培训班,因此把我引到非洲去。人才的本土化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我很希望通过平台的搭建帮助中国企业走向非洲。这时我发现很多问题,在座大家都在探讨这些问题,前面几位嘉宾的发言或多或少的说了一些。“一带一路”的机遇在哪里?我们如何抓住这样的机遇?面临的挑战怎么去解决?我在几年前去了很多国家,也去了很多非洲国家的职业学校,去到科特迪瓦的时候发现,它的第二大城市有三个职业教育校舍是在30年前建立的,非常漂亮,但是没有课程设计和师资。我去到乌干达,他们的校舍是30年前建设的,但是设备是日本30淘汰下来的。我去了维多利亚大学,学校没有太多的校舍,只有一个大楼,去到里面,真的有几个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机会。例如他们设置的护理专业,我们现在的职业学校,应该是把学生变成一个产品,相当于做贸易一样:出口-进口-转口。中国最早走向“一带一路”国家的是基础设施,大量的中资企业在海外进行海外工程总承包,即便是工人也都是从中国带过去的,以非洲为例,一个中国人在非洲平均的年成本是8-15万,可以用985学生3-5人。如果从成本去想,这里也有很大的机遇,人才本土化的培训从成本方面是首先考虑的。非洲国家人力资源成本非常低,但是中国从2010年开始国家奖学金计划,我们有个2030计划,我原来认为中国非洲大量留学生都是来自中国国家奖学金计划,但是去了中国使馆以后看到的数据很让我震惊。乌干达在中国的奖学金计划也就是100多人,但是资费在中国有五六百人,布隆迪也在中国有五六百人,只有很少一部分享受奖学金计划。这部分人很多,他们回去也会面临海归第二代,他们在中国学的不是职业教育,找不到工作。我去索马里,他们的留学生主席对我说,我去学的公共关系学,找一个湖北的女孩子结婚,找不到工作,很难找到有就业机会的地方。中国的职业化教育应该和非洲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为什么?目前国家“一带一路”有很多产能过剩,走出去是否就一定适合于非洲国家的发展?我就几个行业做了调研。以饲料行业为例,非洲国家的饲料行业还不如我们二三十年前,正大在中国的饲料行业中是标准,做出了很大贡献。如果以我们已淘汰的企业走向非洲,生存和发展是比较难的。为什么?
以肯尼亚为例,总人口4000万,GDP还不到我们一个县,他们还不到1.0我们如果直接给4.0,就不行。我们要以依托于地方的产业来做设计,而不是坐在这里探讨。饲料行业可以把半手工制作变成半自动,而不是全自动,否则他们就没有就业了。中国对他们的援建都属于政府,建立了很多学校,校舍都空在那里。我去年找到了非洲司的司长探讨,如果把闲置的校舍拿过来让中国发起,做职业教育的规划体系植入,然后到教学的认证体系、学生的认证体系。外资企业到中国,例如宝马,思科在全球最值钱的东西和能盈利的东西是人才认证体系。我们是搭建一个平台,从认证体系开始,到每个国家去给它做整体职业教育规划,从体系建设、人才认证到后来的人才培养、校企合作。校企合作是通过学校平台的搭建,把企业的实训室直接搬到学校区,这个实训室既可以教学又可以面向市场。例如汽车修理专家,中国现在的汽车修理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原来是宝马是宝马自己的4S,奥迪是自己的4S,非洲是二手汽车比较多,我们如果做好汽车修理专业,用好中国的所有职业学校师资,办一个汽车修理专业,进行远程诊断教学,同时也可以把汽车配件市场带进去。为什么这么说?宝马的体系一定是原来的采购商体系出去,如果这样带到非洲,就很难采购到。如果把实训室建立好,这个实训室相当于汽车的旗舰店,通过它把教训的标准、实训室的标准、学生的标准,包括后续的供应链体系全部建立健全,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电力设施也是非常大的订单,也有非常多的资源,当时我接触到一个企业,他在非常的很多国家,每年的订单将近人民币40亿。如果能够在所在国家帮助我们把教育体系做好以后,我们希望能够人才本土化。因为我们在那里施工,后面交给当地人没有办法维护,所以要进行人才本土化。刚才钱先生说的高铁是国家重点项目,事实上还有大家看不到的项目,比如说美容美发,当地人也需要美容美发,通过实训室建设,我们把美容美发护理产品、美甲产品等等就销售过去了,这里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在里面。但是要完全依托当地的职场进行校企合作的研究,从行业标准到后续的市场研究,倒过来推,进行职业教育。
以上就是我前年3-4年跑在非洲国家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和大家进行分享。谢谢!
孙爱武:您自我介绍一下。
嘉宾:前面已经介绍过了。我在肯尼亚内罗毕拿了280亩的土地,进行职业教育,我认为短训班可能比长训班要好得多。门巴萨到内罗毕的铁路是我们国家援建,几年前他们讲了一个笑话,中国捐建的学校很多286电脑都没有打开过。如果能够把中国的师资拿到中国的企业和院校进行培训,然后通过合作做职业教育,通过试点就可以进复制推广,这比较好一些。谢谢。
孙爱武:谢谢。下面我们休息10分钟,10:50分再回来进行下一个环节。
(茶歇)
孙爱武: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请入座。本场下半场的论坛马上开始。哪位领导,哪位专家接着发言?陈博士?
陈浩琛:现在我心里面很抑郁,本来会议开始看到泰国、香港来的同胞,我估计普通话还可以,他们讲完之后我现在却不敢讲了,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太好,有一点广东腔,我尽量讲好一点。
首先感谢杨司长,他去年把我介绍到国泰安,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议。其实在过去20年,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其实是澳大利亚华人,移民已经30多年,一直生活在那一边。我最早也是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国际教育处工作,也和很多不同的大专院校做了很多项目。在中澳合作办学里面也算是经验比较丰富,现在我已经退休,成立了一个公司。今年我带了一个澳大利亚团,明天也会进行澳大利亚研讨会。今天我的同事没有在,因为他们都是老外,讲不了中文。我根据刚才专家的发言,有一些共通的地方,给大家分享一下澳大利亚的经验。
现在中国讲“一带一路”走出去,澳大利亚在20年前已经开始走进来,对于他们来说是走出去,走到世界不同的角落,包括中国。我们走出去的经验和中国相似,但是更多是分别。澳大利亚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整个国家只有两千多万人口,和中国一个地区都比不上。但是他们对外合作办学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其中一个区别是,在我们谈“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时候,要想一想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需要达到什么目的。中国现在比较好了,富起来了,有钱了,但是这个钱要怎么使用?或者什么时候使用这笔钱?澳大利亚走出去的目的很明确,有政治上的目的。而且对中国人来说有借鉴的地方,中国人很讲究情意。但是西方国家不是,他们会比较现实,我们说成实际。为什么澳大利亚要走过来合作办学?目的只有一个——钱!没有钱的来源,它不会和你合作,不会和你谈感情,不是说经济发展、文化交流,这个事情可以谈,但是前面谈的是钱。我们“一带一路”走出去,目的是什么?我们讲的大方向都是经济合作,为了文化交流,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真的是为了这样,中国方面应该有很大的资源力量,不能单靠市场,用自己的钱资源去做这个事情,这是不会成功的。澳大利亚20年来在中国办学,你说是成功还是失败?最少有一点我说是成功的,它赚到钱了。
整个教育市场现在市场化,国家不会放更多的钱进去,中国是这样,澳大利亚很早就是这样了,在80年代开始吸收留学生,对外办学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外方扶持它的发展。他们在这方面是成功的。在中国的两千多个合作办学里面,澳大利亚现在排名第三,职业教育的600个项目中,澳方建设了200个。在澳大利亚方面,很多人经常讲德国,德国是排名第五,最大还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在学费、培训费的收入不小,澳大利亚国家怎么样帮助?从2002-2007年之间,我们有一个中澳合作的双边项目,在重庆,澳方投资超过1亿人民币,为什么他们会投资?肯定会计算,投资进去以后回报是多少,不会做亏本生意。中国是否要做这样做,我们投多少亿到东盟国家或者其他国家,背后是怎样的打算。而且远程怎么打算?有一个独立的运算,学院的发展还是要靠这个预算。政府是否有给特别的额度来扶持?如果没有,我们怎么宣传、怎么做这个事情?我们要想一想做这个合作的目的是什么。
刚才讲到困难在什么地方,吕博士也讲了很多,我们师资培训是很重要的环节,外专局有专项费用,派老师出国培训。同样在这个培训里面,我们大部分讲是理论,怎么样让老师有实操能力?这方面也很重要。重庆项目投资1亿以后,重庆80%的师资培训都是澳大利亚做好了,所以赚回来的钱也不小。钱回到院校里面,这些院校也是政府的,所以他们投资1亿,也不会亏,可能还会赚钱。澳大利亚的师资要求是什么?每一个老师要在澳大利亚执教,需要有5年的基层经验,而且要考一个DAA证书,变成一个合格的职业教育老师才可以教。这就像中国说的双师资,这样的老师不容易找,很多时候需要到行业去找,有一些接近退休或者已经退休,我们邀请他过来教。所以你看到我们做合作办学,常常派出的老师年纪比较大,头发比较漂亮,像我一样是银色的,年轻派年轻一点?比较困难,年轻一点的一般不会再我们体系里面。所以我们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怎么样接班,常常都是挖角。澳大利亚的工资比较高,还是可以从行业里面抓到一些有经验的人来教。中国碰到的问题是大部分老师都是大学毕业,大家理论很强,动手很弱,我们有深深的体会。现在讲到中外合作办学的困难,中国将来也会碰到这个问题,怎么样在两个体制结合,在有限的资源中推动,而且有一个质量保障,这是最重要的环节。
澳大利亚怎么样做?它们有一个很完整的质量保障体系,就像德国一样。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中国,我们要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怎么保证?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学生不及格,中方说不行,要让学生及格,把分调一下。我们不可以做这个事情,这个矛盾怎么解决?所以在合作的过程中牵扯到很多的协调。但是我们也不能改分数,因为这是质量问题。还有生源问题,例如语言的问题,中国学生英语能力比较差,但是我们的老师都是老外,都说英语,怎么做?最后到毕业证发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持质量?而且也让学生达到他的能力范围?澳方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做这个事情,因为语言不一样很多时候就遇到沟通的问题了。
还有成本的问题。如果这边有合资办学就会知道,中方不亏已经很幸运了,很难有成功。通过收学费来维持这个项目,甚至有一点利润,但是这是相当困难的。怎么样在有限的经费里面,一方面可以应付外方的强大需求,又可以有质量保证?这是澳方碰到的问题。在中国要走出去的时候,到泰国、越南、柬埔寨也会遇到这个问题。中国人喜欢探索,但是我们不希望扶持的力量太大,完全依靠它。泰国和我们也在谈希望引进澳大利亚的教育体系,我们谈的还是很开心的,但是我当时就提议,我们成本很高。其实你可以借鉴我们在重庆做的这个项目,他们把我们推的这个体系引进去以后,变成一个中国体系,把我们的课程设计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系。我认为可以进行三方合作,以重庆为主力,把它在澳大利亚学到的经验放在泰国,我们在后面作为支撑,这样成本就可以节省了。因为这个事情,泰国政府不同意,没有再谈下去了。我认为再穷的国家也有富人,也有资源在里面。我们做“一带一路”,政府的层面我谈不了,没有这个高度,但是在下面层面我们还要抓住经济效益,如果想不到这方面,就不会走得很远。这我是我们澳大利亚在中国办学的经验。两年前我做了一个研究,把这十几年中澳合作办学的成果、困难和挑战总结起来,可能有机会我们会谈得更多,今天不会再展开谈了。
最后一点,校企合作。澳大利亚有很强的NADA,也就是政府部门来推动企业和学校的关系,有一些是高压式的要求进行的,有一些是鼓励他们参与的。中国在政府方面要牵头作为动力,就等于我们做了很多师资培训,都觉得效果不大。首先要做师资培训,要做管理者培训,如果你们的管理者级别不能接受这样的改革,下面学了多少都没有办法推行的。
这是我们的经验。现在在重庆方面来说,政府力度要加大一点了,秘书长要多推动一下。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孙爱武:谢谢陈博士。因为时间关系,后面领导们的发言请尽可能精炼一点,不要超过5分钟,这样为大家节约了午休时间。
董丛华:我们在“一带一路”过程当中怎么发挥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特别是国际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现在遇到一些问题。我是云南玉溪农业技术学员,云南是边境地区,靠近南亚、东南亚,南亚、东南亚整体发展比较弱,人才比较少。中国企业走出去做农业,遇到的问题还是人才的问题。我们这几年也做了探索,主要是培训,二是我们正在招老挝和尼泊尔学生。在开展合作的过程中,很多东南亚国家还是希望中国出资。我们现在考虑的是80%出资,20%是自己交费。还有各地政策不一样,有些地方力度大,例如江苏,招收一个留学生支持2万,但是我们云南做不到,这怎么办?秘书长、司长也在这里,我们提两个建议。第一是从国家层面要有一个指导性的政策。第二,在专项资金支持上也要有指导意见,地方才会落实,才会做,我们给地方政府汇报的时候才有依据,他们才会一一落实。第三是从企业走出去,我们正在做,玉溪企业走到老挝去,他们租地就是几万亩。这种情况下,后续的人才没有,他们需要的人才是很强的,但是因为不配套,我们就做不了。
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提三个问题,希望今后有机会各位专家来云南指导工作。特别是作为“一带一路”,云南要作为南亚、东南亚经济发展扶持中心,怎么来做,希望各位专家来云南指导工作。
孙爱武:谢谢董院长。
周文: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来自湖北荆州,是中部地区。荆州地理位置是从武汉往西北走,到三峡大坝,到重庆。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面有刘备借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这里,欢迎各位去,我们是旅游名城。我们学校微位于荆州古城南边,据我所知,古城墙完整的全国只有三个地方,历史上每个城市都有城墙,但是由于历史变迁,很多都毁掉了,我们荆州、平遥和安徽一个县城的古城墙是完整的。我们学校就在城南,现在规模有1.5万个学生,有40多个专业,是一所综合性学校。我们学校的目标是根据教育部2015-2018年职业教育目标,建成全国知名院校,我们自己也在努力。全国教育部公布了17个现代学生制的试点城市,湖北省的试点院校就在我们荆州。湖北省有个职业教育集团,理事长是我,以荆州职业教育集团的名义申报的四个职业教育示范市,荆州获得成功。我们学校是教育厅重点支持的学校,争创200强我们还是有信心的。之所以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也是因为我们和国泰安教育集团有合作,并且是成功的合作。今年在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少年工匠》就播出了我们学校的一期节目,我们在湖北省第一家做的,在全国的中国教育电视台《少年工匠》栏目中做这个节目的也不多,我们和国泰安合作比较愉快,国泰安是全国有名的教育公司。
对于今天的会议,我也谈一点想法和体会,交流一下。
关于“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合作,在我的意见当中,从国家层面来讲,本科层面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做得比较好,高职高专做得比较差一点,我们学校已经起步,和德国、韩国、台湾进行了合作,我今年5月份还去过一次台湾,台湾的职业教育做得比较好。我们和德国萨克森职业学院合作。在我的理解当中,我们搞国际合作,主要是想向一些职业教育发展比较好的国家学习,比我们的职业教育快速推进。我们也可以向比我们落后的国家输出,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还是有收获的,拓宽了思路。我们如何向这些职业教育比较发达的学习,把我国的职业教育快速推进,思路就在这里。我们专科层面搞国际合作,也有一些天生的弊端和软肋。我们的学生素质、文化成绩比较差,如果国际合作走出去有语言障碍。一方面是把职业教育发展比较好的理念和课程体系引进来,我们和德国合作就是把他们的体系引进,用他们的课程体系来开展教学,是小班教学,我们现在也有几个学生在德国实习。我们和台湾的合作更方便一些,因为没有语言障碍,互派交换生,学生过去直接参观,进行教学都很方便。也是分布推进,这方面的合作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们今后也在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进一步规范。
借这个机会,参加会议的有政府部门和新闻界的朋友,我就想借职业教育谈两个问题,一个是校企合作问题,一个是师资问题。
对于校企合作,这是职业教育的特点,但是校企合作真正要落地,现在的感觉是教育系统很热,积极性很高,企业的积极性不是很高,这就需要很多教育界以外的领导呼吁政府,通过政府进行协调和宏观调控,企业要赋予职责和经费保证,如果说没有给企业下定指令性的任务和责任,没有经费保证,他们是没有积极性搞合作。现在我们的学生制想法很好,但是推进很困难。这是要发挥学校和企业双方的积极性,现在学校积极性有,企业的积极性怎么保证?如果没有制度保证,这就变成了一句空话。
二是职业教育的师资问题,我们要培养能够动手的学生,老师的问题就要解决,老师要有专业队伍和准入队伍。要有研究生职业机构培养职业教育老师。另外进修也是一个方面。要学校从企业里面引进师资打通通道,现在还需要有编制,35岁以下没有报名资格,取得不了事业编制。要首先培养工匠。我就说这么多。
许可: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许可,来自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我们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座落在孔子的家乡山东济宁曲阜,也是鲁班的故乡。孔子是2500年前的人,我们认为他就是一位职业教育家,在他的《论语》开篇第一局“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就把这些关系都提到了。孔子说有教无类,六艺教学,大量的是实践,而且是做、学、教三位一体,把做放在第一位,实践教学放在第一位。我们同时也是鲁班的故乡,鲁班是2500年前的中国工匠鼻祖,中国建筑最高成就奖、最高质量奖是鲁班奖,每年都在孔子家乡颁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孔子文化奖,在鲁班家乡颁发鲁班最高质量成就奖。欢迎各位专家、领导、职业教育界的同仁到我们学院去指导教学,到孔子家乡,都鲁班家乡去参观指导。首先感谢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峰会第三届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学习交流的机会,我们是来学习的。刚才听了各位领导,各位同仁专家的意见,很受启发。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合作、发展与交流,我有两个问题,结合我们的实践,在这里提出来,交流汇报一下我们的一些想法。
第一是引进来的问题。我们学院在校学生1.6万人,开办40个专业,主要是两大类,一个是工科工程类,一个是商科商业类。我们商科和工科类在国际化办学方面寻找自己的标杆院校,对于工科工程类,把德国双元制作为我们的标杆,做课程体系建设。商科,我们把澳大利亚泰富(谐音)作为标杆引进来。刚才杨司长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世界先进国家的职业教育先进理念、先进教学方式、成功的课程体系,在引进之后本土化,能够中国特色化是一个关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想通过标准化来解决。我们请德国给我们辅导做了ISO9000质量认证,在2011年,我们作为试点,第一个通过了这个认证。
第二是走出去要与企业合作,例如央企、大型民企、企业的产能输出抱团走出去。我们引进来,也要和国外投资企业一起合作,满足他们的需求。比如说江苏泰昌地区,德资企业260多家,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是完全按照德国双员制满足德资企业的需求。我们企业把周边地区所有的德资企业需求抓过来,与德资企业一起制订人才培养方案,一起设立工作岗位,而且让德国专家请来培训我们的老师,拿德国的职业证书,与德国工程师、技术人员同工同酬。对我们的孩子也非常有吸引力。在引进来的过程当中把课程体系进行改造,适合我们学生的需求,现在读职业院校的孩子们中学、小学基础和读本科的孩子还是有一定差距的,特别是外语水平。把德国的课程体系、澳大利亚泰富的课程体系引进来以后,一定要进行本土化改造,形成中国特色的课程体系,让我们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当然,标准还是国际化的,考证还是国际化的。我们和德国双元制对接还体现在做专科,孩子可以到德国去读本科,应用技术和商科可以在学校读专科,和澳大利亚泰富院校集团合作,可以到那里去读本科或者硕士。这样就把课程体系也对接起来。引进来,走出去,我们体会到应该和央企、大型民企合作,抱团走出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当地扎根,我们的职业教育才能够发展起来。我们按照服务国家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规划设计了鲁班学校,国家汉办推出孔子学院,我们建议职业教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推出职业教育,在这方面没有文化渗透、意识形态方面的色彩,职业教育更反映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需求。鲁班学校按照中国制造2025作出了标配,向天津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习,他们做了鲁班精工坊,我们做了鲁班学校。我们和中国光伏产业的领军企业金科(谐音)一起在山东济宁曲阜做的国家能源局产业治理一期计划,培养金科在南非投资建立了150亿人民币的铸件厂,在葡萄牙、马来西亚建设铸件厂,在澳大利亚建设了光伏电站。我们两家合作建设了中国光伏科技合作学院,装入职业教育里面。让企业尽快本土化,让学生在那个地方的培训、学习、工作尽快国际化,扎下根。例如我们和当地原矿集团(中国本土最大的能源企业之一,位居前五位煤炭企业)合作,它到澳大利亚买了煤矿、铁矿,需要人才跟上,我们一起在那里培训,输出我们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走出去,一是要国际化,二是要本土化,按照世界眼光,国际标准,特色办学,职教报国的理念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再次欢迎各位领导、专家、同仁到我们学校教学,到孔子家乡、鲁班家乡参观留学。谢谢。
练玉春:参加了很多教育界的会议交流,包括职业教育的一些交流,今天感触非常深,今天群贤必至,方方面面来的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专家领导,刚才发言的这些嘉宾,还有坐在后面没有发言的都是藏龙卧虎,脏“一带一路”的职业教育交流当中还有很多实践和经验,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听到大家的声音。
光明日报是中共中央面向教育、文化、科技类的报纸,尤其是应该为职业教育多发声,因为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已经重要到了习总自己写下471个字,他对教育的批示没有关注,单给职业教育写了这么长,对职业教育的期望颇深。只是在职业教育的落实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工作需要细化。当然,就中央媒体来讲,更应该用户中央的决策和倡议来做很多事情。我之前十几年都在报社负责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是近两三年负责,报社对于职业教育的关注度一直有,这也反映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好局面。
这次的“一带一路”议题我也想了很久,这几年在职业教育院校的交流当中,这是我们关注特别多的一点,也是做得工作特别多的一个点。就我自己的感觉来说,职业教育对于国内的院校来讲,不仅是高职,对于中职也是非常难得的发展契机。不要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和力度提升有多大,首先对我们自己的发展就是上层次提质量的关键战略环节。因为很多院校都能够切身感受到我们的生源、师资、在区域内的发展也好,在这几年的上升过程当中,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问题,这种问题的解决不仅在国内寻找自己的解决途径,同时能力的发展,向外走出去的时候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家,可能对我们职业教育院校的专业设置、师资培养、眼界开拓和产业合作是非常必要的。刚才有很多校长和企业界的人士谈到,我们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无存在在“一带一路”目前有一些实验性的项目正在努力的解决,怎么在深度的校企合作当中为学校的发展,在“一带一路”过程当中能够找到好的模式。比如说有色集团做的八大院校的范式企业走出去。这种合作极大的体现了中国职业教育的优势,就是大家还是能够废除门户区域之见,共同把资源集中起来做大事,把院校的能力发挥出来。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有具体政策、现有规定等方方面面的限制,需要大家去突破,或者做一些探索。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把校企合作原初意义得到一种定义,磨合出新的模式。我们接触到很多“一带一路”院校的实践,我的感觉是我们的“一带一路”职业院校的走出去,目前确实是群雄并起,也是烟尘四起,既有国家队,也有游击队,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模式。
我们特别关注一点,中国职业教育是以整体的能够有标准的很齐整的队列形式走出去和人合作,还是先试探,按照自己的能力和国外院校进行合作,进行摸索,这也是事务发展的面貌。历史上的“一带一路”也没有国家队,都是各国的商人进行的交流。在这个过程当中,关键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可能要在国家层面的倡议下,结合职业教育的本身特点和院校特点、企业需要,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好。在这个过程当中,目前探索来讲,很重要的一点一定是院校要和企业走出去,要配合企业的步伐,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找到着力点,院校才能找到不足和自己的发力点点,然后才能找到院校和院校之间的平台和机制。现在做“一带一路”的联盟应该很多了,有企业为主,有行业为主,有院校之间的,有院校自己的,区域性的,和东盟的。这种模式都在探索,关键是我们在探索过程当中,如果汇聚了很多的思考,例如刚才大家谈到的话题和问题,也是我之前接触到的话题和问题,感觉特别好,如果能有机会进一步深入交流,希望宗瓦秘书长、杨司长、贾院长真专家,我们都在北京,希望能够多多交流,因为光明日报有一个特点,也是我自己比较偏好的方式,能够公开的我们就在版面上公开发一些实践性、理论性、探讨性的文章,把大家的思考汇聚表达出来。还有一些关系到政策层面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光明内参进行梳理,我们的光明内参可以送到上层。希望用这种方式,从时间上,从问题的解决上提供一个渠道。非常感谢大家,把时间留给其他同志。谢谢。
孙爱武:谢谢。后排有一位大校长,是广西工业的韩志刚校长,今天因为场地限制,主持人摆一个人太浪费了。
韩志钢:谢谢主席。非常高兴,感谢国泰安给我们提供这个机会,让大家认识,也产生了思维的碰撞。我是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韩志刚,我们在南宁,是一个绿城,但是比较偏远。广西这几年对于“一带一路”搞得很快,有个东盟论坛一直座落在广西。
现在我们搞“一带一路”,可能有两个瓶颈。一个是理念的问题,一个是政策的事。理念方面,国家政策上作为战略提出,大家响应号召,非常积极,但是应该怎么做大家的想法不一,如果目标不清晰,也可能是昙花一现,对你们学校的发展也不是好事,因为它需要很多具备的条件和双方认可的东西,不是单相思。国家之所以搞这个战略,主要是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怎么样推销自己在世界上的说话声音,特别是国际上有很多问题,我们能怎么样产生制高点,中国发展到现在,职业教育发展尤其更快,怎么样在世界上有话语权,推广自己的经济,分享自己的教育,国家在世界层面上推销。
第二是政策。一个是各省之间的不一样,都是代表我国出去,但是省与省、学校之间的条件不一样,可能说话的位置、标准条件不一样,也会造成混乱现象。这需要一个阵痛和摸索,逐渐形成中国的模式来出去。现在一说到职业教育,我们会说到很多模式,比方说在澳大利亚的泰富学院、德国双元制等等,中国是什么样的模式需要摸索,需要国家设计。
我想提供三个思维。第一,要想出去这个事,我们就应该首先要明确出去为什么,这要搞清楚,如果不搞清楚,可能随着领导的变迁,很多地方也做不大,这很重要。第二,要有一个平台,刚才专家讲,现在无外乎两个平台,一个是要协同企业走出去,现在中国想走的,主要是上在世界上有经济共享,现在中国周边很多国家在闹事,这不是那么简单,从战略上讲不希望中国好。中国怎么办好?需要广交朋友,需要考虑怎么把经济利益变成共同体。怎么输出技术?需要人,我们怎么伴随出去,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些行业搞得很好,其实是依靠大中型企业的技术输出。例如我们学校有一个系是搞制糖食品类,中国有个糖业管理局,把很多中国国企集中,到国外办一些厂,例如泰国的厂都比当地厂先进。这样就有了生命力。第二个平台是能否在当地合作,也就是利益共同体,和他们合作,来进行本土化的问题,不是我们出去,而是培养需要的当地人,能够长期扎根。第三是培养教育的制高点,就是资源的输出,把我们的标准输入,例如课程、专业。前期我们学习先进国家的东西还是他们的标准,现在我们发展了,强大了,怎么样把我们整体好,特别是先进的学校整理好,推销出去,使我们在世界上的职业教育有发言权。
欢迎大家到广西南宁作客。谢谢。
孙爱武:谢谢韩院长,下面还有同志有发言吗?稍微有点超时,不好意思。刚才练主任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总结,我就不再狗尾续貂了,今天的讨论到此结束。国泰安给我们搭建一个平台,今天大家坐在一起认识了,也互相交流了,后期更深入的交流只能放在会后,所以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第五篇:“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民航发展策略与建议-
民航业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策略建议
张莉姚津津田峰高超
摘 要:民航是对外开放的“先行军”。为贯彻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建议加快我国机场与空管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机场体系运行效率,完善地面交通衔接;加快航权谈判,加密国际航线航班,构建“一带一路”空中运输大通道,培育合理的国际枢纽机场梯队,提高航空运输国际竞争能力;加大民航相关行业对外投资,加强企业协同和政府政策支持引导,提高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民航合作水平,有力促进与沿线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合作。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民航合作
前言
“一带一路”沿线共包括65个国家(含中国),沿线国家总人口约44亿,占全球总人口60%,年生产总值占全球约30%。民航是发展双边或多边关系的重要纽带,也是国家对外开放的“先行军”。随着“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与推进,国家对外开放格局将呈现新局面,在分析当前形势基础上,本文通过定量分析的手段分析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双边经济与民航的发展基础、存在的薄弱问题,对民航业如何更好落实“一带一路”战略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给出发展建议。
一、发展基础
1、我国民航业发展现状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第一大旅游客源国,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民航的需求日益增长。我国航空运输规模已位于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位置逐渐从过去的积极追随者转变为重要参与者。截止2015年底,我国共有206个民用运输机场,其中包括69个对外开放机场,已开通往全世界56个国家和地区的138个城市的航班;民航全行业全年完成旅客运输量4.4亿人次,货邮运输量630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1.4%和6%,其中国际旅客运输量占旅客运输量的比重为10%左右;香港机场、北京首都、广东白云和上海浦东等四大机场作为国内主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共同承担了我国约32%的国际旅客中转量。
图1 我国对外开放机场布局(2015年)
数据来源:中国民用航空局。
2、“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概况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发展和民航发展水平各异,如表1所示。其中,在经济发展方面,蒙俄、中东欧与西亚北非等地区国家的经济平均发展水平较好;中亚、独联体与东南亚等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相近;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但人口众多,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在民航发展方面,西亚北非国家平均民航发展水平普遍较为成熟、蒙俄次之,再次为东南亚地区、中东欧,而中亚、独联体及南亚等国民航发展相对滞后。
表1各国经济与航空发展概况
人均GDP,国家数量 人均乘机次数
美元 11 16 8 2 5 16 6
3785.3 9850.5 1389.4 13838.9 4591.0 11404.7 4506.5
0.38 0.57 0.05 0.41 0.13 0.27 0.12
与我国的民航联系 已通航 国家个数* 8 6 2 5 3 4
未签航权 国家个数 3 1 0 0 2 0 地区
东南亚 西亚北非 南亚 蒙俄 中亚 中东欧 独联体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中国民用航空局。
注:*未通航国家中包括未与我国签订航权的国家。
自加入WTO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迅速。其中,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联系最为紧密,如图2所示。东南亚11国与中国贸易总额占“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贸易总额的44%左右,主要由于东南亚国家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国家关系良好,有助于促进双边贸易,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更是极大地增强了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西亚北非国家与中国贸易总额比重为28%,位居其次。与中国贸易总额增速最快的是中亚五国,由于基数较小,近十年年均增速近30%,高于同期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年均增速22%。
图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间的贸易总额(万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2014年)。
截止2015年,我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64国中的57国签订双边政府间航空运输协定,与其中38个国家实现定期通航。已通航国家数量占沿线国家总数的比例近60%,通航国家人口累计占沿线国家总人口的94.6%,GDP累计占沿线国家总GDP的90.9%。2014年沿线国家与我国之间往来的国际航空旅客运输量累计约为2620万人次。从我国与各国间的国际航空运输市场规模来看,如图3所示,东南亚是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最大的国际航空市场,市场份额高达73.5%;其次是西亚北非、南亚、蒙俄等地区或国家;中亚、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国际航空市场发展还比较薄弱,有待在民航方面加强联系。
图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航线市场规模对比
数据来源:IATA数据库。
二、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民航联系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我国与部分国家间仍未签署航权协定;与20多个国家之间的航权利用不充分,尚未通航或航班较少,国际航线网络覆盖不足;与部分国家急需进一步扩大航权,运力额度已经不足,尤其是南亚、中亚等地区的国家;部分国家政治环境目前不太稳定,影响区域航空运输发展和与我国民航的进一步合作。
2、我国尚未形成能够有效匹配“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枢纽机场布局。一是国内尚未形成合理的国际枢纽机场梯队,如图4所示,除了北上广三大国际枢纽外,其他枢纽机场均未构成具有针对性和具有一定规模的国际航线网络。二是国外枢纽机场对我国国际中转市场客流分流严重,在我国通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中转市场中,我国枢纽机场在东南亚、蒙俄、南亚、中亚等临近地区的国际市场上占据较为明显优势,但在西亚北非、中东欧和独联体等地区的国际市场上不具备枢纽优势。2011年仅迪拜、法兰克福、仁川、阿姆斯特丹等四大国外枢纽机场就已经分流我国约20%的国际中转客流。
图4我国国际航线市场主要中转枢纽(人次)
数据来源:IATA数据库。
3、我国尚未构建有效的民航全面合作的协同机制,国内航空运输、机场与空管建设、行业咨询、教育培训等能力尚未充分走出去。
三、发展策略与建议
依照“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实现政策互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工作要求与战略目标,结合我国民航业发展现状和沿线各国的经济民航发展实际,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1、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民航保障能力
一是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完善机场布局,加快建设北京、成都新机场,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机场群的协同发展,提升机场群整体效率与国际竞争力,提升重点机场的保障能力。二是推进沿线空管基础设施升级改造,提升民航地面保障能力,推进边境空管基础设施的对接机制。三是优化并完善机场集疏运体系建设,强化机场与中心城市之间快速、便捷的大容量公共交通网络建设,推进民航与其他交通方式在服务标准体系上的互联互通,促进大型机场的客货多式联运发展。
2、提高航空运输服务能力,构建空中运输大通道
一是加快航权谈判,扩大航权,为空中大通道的开辟与延伸预先奠定好航权基础。二是率先构筑起空中运输大通道,增加空中丝绸之路航路数量,增辟国际航路,提高航权利用率,增加国际通航点,扩大航空服务覆盖广度,提高“一带一路”空中通道网络的通达性。三是加大“一带一路”航线运力投入,鼓励国内航空公司充分利用航权,有针对性开辟“一带一路”新国际航线,投入更多运力,合理优化航线航班,提高航空运输服务水平,提高“一带一路”空中通道的通畅性。四是培育“一带一路”国际航空枢纽,强化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国际枢纽地位,构建联通国际国内政治、金融、经济中心的主干通道,有针对性地引导乌鲁木齐、哈尔滨、福州、昆明等机场成为面向“一带一路”各地区的国际航空枢纽,且同时强化各枢纽机场航线网络对国内的辐射能力。五是推动建立“丝路航空联盟”,通过航空联盟或代码共享将我国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网络和航空服务延伸至“一带一路”各地区和国家的更多其他城市。
3、推动企业“走出去”
一是加快航空运输服务走出去,鼓励更多的国内航空公司进入“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航空运输市场,提高我国航空公司在国际航线市场上的竞争力,推动其他行业的产品与服务更为快速、方便地走出去,为我国与各国之间的商务与旅游往来提供便利、高效、优质的航空运输服务。二是积极开发境外民航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项目,鼓励和引导各类社会资本和国有企业参与境内外民航基础设施项目开发、投资、建设与运营,拓宽各类项目的融资渠道。三是鼓励民航行业与关联产业各类服务与产品打包走出去,加快推动国产民机等产品拓展国际市场的步伐。四是加强技术和人文交流,支持国内民航相关企业和教育科研机构举办“一带一路”地区重点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和示范性对外培训合作项目,引导和鼓励国内企业和机构与境外联合办学。
4、发挥好政府政策引导和支持作用
一是构建民航全面合作机制。在建立完善民航与国内相关部门、企业的协调合作机制基础上,加快与各国之间就双边航权协定和适航协定的签订;建立与各国之间的涵括民航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配套产品成套采购、运营管理服务输出、企业投资注册、人才培训、技术交流等民航多层面、全方位的合作平台与机制;建立和完善民航双边、多边合作的法律框架,引导国内企业避免和合理应对投资风险;搭建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平台,完善政策政务公开、各类信息对称查询,帮助项目与政策、项目与资金、项目与人才的充分对接。资金分配上适度倾向于“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机场、中西部中小型机场的建设项目;改进航线补贴政策,鼓励机场与航空公司培育和构建“一带一路”国际航线网络,鼓励和引导中小型机场航线发展;完善中小机场运营补贴政策,资金分配适度倾向于中西部地区中小机场;二是充分发挥民航补贴政策的引导作用。完善机场投资补贴政策,在可考虑制定“一带一路”专项财政补助资金,对于国内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海外民航项目投资与经营的初期亏损适度予以财政补贴或低息贷款进行扶持,以帮助企业度过初期难关、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建立和完善金融支持体系。充分利用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以及其他可行的国内外金融机构和平台,为“一带一路”民航相关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协调各类金融平台,通过贷款、授信、金融租赁等方式,为我国航企在海外航空领域的投资提供金融服务和资金支持。四是强化组织实施。建议政府层面成立协调机构,统筹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及时研究推进相关工作,跟踪、交流和解决民航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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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莉(1979.10-),湖北荆州人,高级经济师,管理学博士,现就职于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主要从事民航经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