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校长[合集5篇]

第一篇：哈佛校长

哈佛校长：最重要的职场能力都与人文学科相关

今天来到西点军校，我倍感荣幸。我的家庭和军队有着很深的渊源，我的曾祖父1883年毕业于西点军校，我们家里一直以此为豪。

我曾祖父叫Lawrence Davis Tyson，我最近拿到他的成绩单，我才发现，他在他的年级里排名51。这可能听起来不算差，但其实当年他所在的年级只有52人。他的成绩比1861年毕业的George Armstrong Custer（美国内战著名将军卡斯特）好，卡斯特是1861年毕业那届倒数第一；但是没有Ulysses Grant（尤里西斯·格兰特，美国第18任总统）好，1843年毕业的39人中，格兰特总统排名第21。格兰特总统曾说过，当时在西点军校时，他常常花很多时间看小说。最近我在读我曾祖父的遗稿，我发现他和格兰特总统相似，都喜爱文字。

我的曾祖父年轻时是少尉，曾在美国西部驻扎。就是当时，他遇到了我的曾祖母，开始给她写各种深情款款而又充满诗意的情书。他甚至在其中一封中这样写道，“我怕我写的太频繁你会厌烦。”在他们认识以后的第一个圣诞，二人互送礼物，是剑形的围巾扣。我的曾祖父把这看做二人结合的信物，他说，“再也没有争吵，没有战争...我们两个人已经对彼此缴械投降。”后来，我的曾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升任将军，当选为美国参议院的参议员，在任上去世。

而今天来到西点，我想谈谈，语言对于领导力、富有感染力的言论对于一个领袖、以及人文科学及艺术对于培养这些品质的重要性。

在西点谈领导力似乎有点“班门弄斧”，毕竟西点从1802年就开始成为领袖训练营了──尽管可能不为世人所知。“领导力”一词，从19世纪末开始，大量地出现于书中──亚马逊上关于它的书有18万多本，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关于领导力的索引也有170多万条。

但是我们看到，这么多关于领导力的书，真正成为领袖的人却很少。所以我们会问：是什么造就了一位领导人？领导人是坚定果敢的，还是灵活多变的？他们应该有远见，还是应该更务实？他们应该多考虑自己，还是多考虑他人？我们如何才能培养出更多的领导人？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能难以达成一致，然而有一点就是，领袖们往往可以激励其他人挑战自己，做他们觉得做不到的事情。同时，当我今天站在这，在这个全球最好的领袖训练营，我似乎找到了问题答案：西点军校不仅是全国第一所工程学院，也是一所致力于人文教育的高校。

西点军校致力于人文教育，是有原因的。最近英国文化委员会一项调查显示，在国际上，超过半数的领导人持有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的学位，而75%的商界领袖表示，最重要的职场技能都与人文学科有关，即：分析问题的能力、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能力和写作能力。

然而，为人们传授这三种能力的人文学科，正在面临危机。一些立法者认为人类学、艺术史和英语专业的学位不实用。他们呼吁“多要电焊工、少要哲学家”，从财政上削弱对各个高等院校人文学科系部的支持力度，更对人文学科造成了伤害。

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西点军校的人文科系却发展势头正好，这又是为何？当其他高校都在降低人文教育要求的时候，军事院校却在加强。在过去的50年间，西点军校已经将其课程转变为通识性质的人文教育，其毕业生具有广博的科学与人文知识，拥有将这种知识应用于变化无常的世界中的能力。在这里，人文学科正是构建自我意识、性格特点，以及真知灼见的源泉，也是保证领导人与他人交际的内在动力。

人文科学对于领导力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成为一个领袖需要洞见

小说家Zadie Smith说，作为一个领导人，有洞见很重要，洞见是一种“天赋”，是能够聆听多种声音，能够对不同情况充满敏感度。西点军校对于领导力发展的诠释是“一个人认知自己的能力，以及多视角看待世界的能力”。这种能力就像“护照”，能让我们穿越时空，多元思考。

我研究历史，通过研究过去，历史给了我多种认识自我、认识他人的视角。数据单独存在并没有价值；历史也不能告诉我们一切。正如巴顿将军给1944年在西点上学的儿子信中所写，“要成为一个杰出的军人，你一定要懂历史。日期还有详细的战术策略没有什么用，你需要知道，人的行为。打仗并不是要打败一个人的手上的兵器，而是打败他的灵魂。”

▲富兰克林

我的偶像，历史学家J.H.富兰克林这样说道，“以知识武装自己”，以史为鉴，抗击种族歧视。“直面历史，正视过去，”他这么说过。一些历史遗留的传统，仍在控制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富兰克林通过矫正这些传统中的错误改变传统，他对于事实与真相有着清晰的认知，尽管这些真相当时并不为人所知，亦或不为人所承认。

他花了一生的时间做这件事。写作需要耐心与毅力。但是回报也是巨大的。用历史破除愚昧，当我们有勇气挑战所谓的“真相”，为我们的过去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诠释。正如富兰克林2003年所说，“正确的历史，是美好的现在与明天的基础。”

除了洞见，领袖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我常常说，教育和上岗培训不同。工作中，实际情况千变万化。战士知道，在战争中，我们一定要灵活，瞬间了然复杂局势。如果说洞见让我们看清情况的话，多视角就是给了我们创造性应对挑战的能力，而随机应变则能助我们应对意外之事。

在西点，我知道训练学生的方法是将其置于他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这叫做“Friction”。这样你的思考能力会超出你本身原有的能力。文学、艺术、音乐、历史──这些都是“Friction”，因为他们或令人费解或引人深思或激动人心，都会让我们质疑，前进，以全新的方式，重塑自我与世界。

领袖如何运用语言变得更有说服力

丘吉尔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深知语言的力量。在桑赫斯特军事学院上学的最后一个学期，他做了人生中第一个公共演讲。他站在伦敦街头，集合众人，反对禁酒运动。数十年以后，在二战中，丘吉尔向英国人民发表演说，坚持抵抗德国侵略。所以，他最后拿到诺贝尔文学奖而不是和平奖，再合适不过了。

▲丘吉尔

语言的力量是无法抗拒、无可争辩的。很多时候，给我们生活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往往是那些将语言视为行动的领袖们。正是这些领袖，激励人们，战胜内在惰性，敢于冒险。这些领袖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有语言天赋，都可以通过语言来鼓励他人。

所以，只有通过学习人文学科，才能够理解往昔决策者的智慧、灵活多变且能够作出正确决策，才能培养激人奋进的语言能力。

最后，我希望大家，代表你我，负起责任；代表国家，肩挑重担。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要代表人文学科，走在前列──因为人文学科代表着人类经验和人性洞见的传统。希望大家认识到人文所赋予各位的特质，在生活中重视人文，向他人宣扬人文。让《伊利亚特》成为你的枕边书，让自己成为人文的力量，成为人类未来的力量。

第二篇：哈佛校长

哈佛校长：一个人生活的广度决定了他的优秀程度

2017-02-15青岛约读书房

阅读的功能在于“熏陶”而不是“搬运”.眼前可能看不出什么，但只要他读得足够多，丰厚底蕴迟早会在孩子身上显现出来。

一句“我不是什么哈佛的女校长，我就是哈佛的校长”，让人们记住了哈佛三百多年唯一一位女校长哈佛德鲁·福斯特。

以下是这位校长在哈佛的一次演讲，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我们到底为什么一定要走出去，看这个世界。

我不是什么哈佛的女校长，我就是哈佛的校长

每年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也算是一个规划。

这个习惯似乎从小就有，一直持续到现在。直至今日，我每年都会和孩子们一起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对我来说，用学习的方式来旅行已成为一种传统，而它的意义在于自己的成长。

1、旅行让我们真正认识这个世界

世界越来越小，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和陌生人打交道，都在熟悉各种的第一次。

孩子们身处的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家庭，科技让我们的国籍变得模糊，让通讯变得快捷，让我们不得不适应各种多变的社会环境。

所以，孩子们的将来必定是和各种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工作和生活，所以，了解整个世界也成为了他们的必修课。

前不久，由教育界、商界领袖共同组成的“美国新劳动力技能委员会”刚颁布的二十一世纪人才的四大技能中把“了解整个世界”作为首项标准列举出来。

世界有太多的内容需要我们去熟悉和探索，绝对不仅仅局限于学习他国的语言。语言只是一种工具，比它更重要的是学习陌生的文化与历史，他国的人文与生活。

所以，孩子们和我一起品尝其他国家的食物；熟悉交通路线和公共标志；欣赏形式各异的建筑；体会种类不同的宗教现象；体验和陌生人的相处；适应各种气候状况；甚至是那里的空气中弥漫的不同味道。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总会听到孩子们这样的话，这个和我们那里不一样，这个一样，也总会比较，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

我们在这样的比较中睁大了自己的眼睛，扩张了自己的毛孔，也扩展了彼此的胸怀。

当我们看到的世界大了，才能更加宽容，才能更加坦荡。实际上，接受彼此的不同，尊重相互的差异已经成为“了解世界”的重点。

2、我们应该怎样旅行？

了解世界的方法有很多种，通过书籍、影像资料和别人聊天都能让我们了解世界，但哪一种都没有身临其境的学习更重要。

古人云：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而我们的一贯做法是“行万里路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阅人无数，行万里路后思索回顾。”

每次到一个陌生国家之前，我们都会和孩子们一起进行长达一周的培训，其中包括语言、文化、当地情况和摄影技巧。

印象很深的是去意大利之前的一个月就让孩子们开始阅读相关的书籍，并且在培训中很好的让孩子们对文艺复兴有基本的了解，和孩子们一起分享了卢浮宫的神秘和拿破仑的传奇。

简单的语言培训让孩子们可以自己通过海关简单的询问，可以让他们自己找到方向，而当地公交行政标志减弱了他们的陌生感。

到陌生的国家之后，孩子们开始验证之前获悉的资料是否和眼前的一切吻合，开始在陌生的城里使用那些自己熟悉的工具开始行走，开始和当地人和事之间有了碰撞和交流，开始需要借助当地人的帮助来完成一件件我们事先策划好的任务。

在陌生的城市，一定要融入他们真实的社会。

我还记得在慕尼黑他们使用地铁公车的运用自如；在柏林到科隆火车站转车的时候他们的忙中有序；在玛丽娅广场写毛笔字引来老外们的围观；在罗马奔波于各种喷泉之间完成城市任务；在菲森的草坪上和外国小孩们踢球。

只有让他们充分自由的接触这个社会，在交流的过程中充分调动自己的沟通能力，加强团队合作，才能真正提高自己。

孩子们需要和当地的人接触，更重要的是要用当地人的方式生活，使用他们的交通工具，看他们经常去的博物馆，不仅仅是在那里走马观花，而是停留在那里，认真地欣赏。

如同我们在卢浮宫整整呆了三天，相比较旅行团对于“卢浮三宝”的照相工作，我们是何等的自由。夜晚，我们在埃菲尔铁塔前草坪上的游戏，看到这个雄伟的铁质建筑夜晚的亮灯后，踩着巴黎夜晚的灯光晃晃悠悠的坐着地铁后来青年旅社。

带着激动和疲惫、收获与成长，我们完成了旅程，但这并不是一个结束，我们离开了那里，但却把对陌生国度的思考也一并带了回来。

除了留在脑子里的回忆，我们还有日记、明信片、相片，我们还有各种类型的小组讨论，这些都会让一次旅程的收获变得更长更厚重，直至我们下一段的重新开始。

3、“认识自己，了解世界”

每一次到陌生城市或者国家，从学习和成长入手的旅行方式都能有效的帮助孩子们在大脑里构建自己的思考模式。

他们知道在陌生的地方需要向哪些机构需求帮助，他们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资源去完成任务，而当一个人处于陌生环境下，他的优点和弱点都会显示的异常清晰，这无疑给了我们一个认识自己的机会。

不仅是孩子们，每次，当我和孩子们面对这样的陌生冲击时，我也在成长，我也每一次都看到了更加清晰的自己。

当孩子们在成长中一次次的面对陌生的环境，那么，当他们长大后要面对的各种陌生环境都不会让他感到害怕，因为他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种模式。

很多人会说，孩子太小了，让他们在七八岁出国他们能记住什么？更别说在低幼的孩子了。他们什么都不懂。

其实，这是我们对孩子们的误解，通常情况下，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获得什么，我们会通过他的表达或者他的改变作为判断的标准。

但对于一个生理和心理成长期的孩子们来说，他们的表达能力不足以让他们清楚有效地表达他们的收获反映他们的成长。

于是大人们很武断地说，他们年龄太小了，对他们来说没有用，以后都记不得。其实，也许对于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来说，等到十多岁的时候他不记得了，但对于他在接下来一年的成长绝对意义非凡。

也许我们不用带他们出国，但是经常到不同的环境看到、听到、感受到一样和不一样，能适应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能在陌生喧闹的人群中鼓起勇气去听去看去感受，本身就是一种成长。

一个人生活的广度决定他的优秀程度。

从小开始的一种旅程是扩展生活的广度的起点，我喜欢那句话：

第三篇：哈佛校长Drew

（哈佛校长Drew G.Faust，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第一位非哈佛毕业的校长，杰出的历史学家。这是她在哈佛大学2008届本科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上做的演讲，题为《人生的意义》。）

根据这所古老学府的传统，我该慷慨激昂地传授你们一些终身受用的智慧。而现在我站在讲坛上，这身打扮也许已经吓坏了那些声名显赫的祖先们，说不定某些先人还会因此得出巫婆灭绝的根源。可我既然来了，你们也都在，那么我们还是来聊聊真理吧。

其实，早在2007年冬我刚上任那时，我就已经开始准备这次讲话了。

当时我在克兰学舍吃午饭、在莱弗里特吃晚饭时，当我在办公时间接见同学时，甚至当我在国外偶遇刚毕业不久的学生时，同学们都会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哈佛的学生中，有那么多人会投身到金融、咨询和电子银行领域中去？

我今天就引用威利·萨顿的话来回答你们。当他被问到为什么抢银行时，他说：“银行里有很多钱。”

高薪，无可抗拒的盲从应聘心理，到纽约和众多朋友一起工作、生活，享受人生的那种踏实感，使大家奋不顾身地投入到那些领域。

比起回答你们的问题，我更有兴趣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这么问，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困扰这么多人？

我想，你们之所以会忧心忡忡，是因为你们不想仅仅取得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还想让人生过得有意义，可你们不知道怎么把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你们不确定，是不是在一家大名鼎鼎的名牌企业中拥有一份起薪丰厚、前途光明的工作，就能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其实你们一直在问的都是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关于价值、关于怎样去调和有可能存在竞争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关于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领悟。你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需要作出选择的过渡阶段。选择了其中任何一项———比如工作、事业或者读研究生———就意味着要舍弃其他的选择。每一个决定都意味着取舍———拥抱一种可能性的同时也得放弃一种可能性。你们的问题就是你们对于未来选择的路的失落感。

你们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你们想获取成功。你们很清楚，受教育不仅仅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现状，让自己过得舒坦、满足，而是为了改变你们周围的现状。现在，到了你们去设法实现这个可能的时候了。

我想，你们焦虑的第二个原因是你们想过得幸福。你们扎堆选修《乐观心理学》和《幸福学》，就是想从中找到一点秘诀。可怎样才能找到幸福呢？我给你们一个鼓舞人心的答案：成长。调查表明，年纪越大的人———比如说我这个岁数的人———就比年轻人的幸福感更强烈。

每当听到你们谈论自己面临的选择时，我听得出来，你们非常担忧处理不好成功与幸福的关系，确切地说，怎么样去定义成功才能让它带来或者包含真正的幸福，而不只是金钱与名望。你们担心报酬高的工作不一定最有意义、最令人满足。

答案是：只有试过了你才知道。如果你不试着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如果你不试着去追求你认为最有意义的东西，你会后悔的。人生路漫漫，选择第二志愿的机会多的是，但不要把它作为首选。

我把这个叫做职业选择中的停车位理论：不要因为没有停车位就把车停在距离目的地20个街区远的地方。想去哪儿就去哪，之后再折回到你该去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牢记我们对于你们高得不可能再高的期望。就算你们觉得我们的期望高得不可能再高，也要记住，我们的期望像北极星一样，可以指引你们到达对自己、对这个世界都有意义的彼岸。你们的人生意义几何，全在乎你们自己。

我都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你们取得的成就了。有时间的话，回来看看，和我们分享你们的成就。

第四篇：哈佛校长2016年毕业典礼演讲

哈佛校长2016年毕业典礼演讲

Greetings, alumni, graduates, families, and friends.It is such a pleasure to see you all here and offercongratulations on this day of celebration.I am in the unenviable role of warm-up act for one ofthe greatest storytellers of ourtime.Nevertheless, my assignment is to offer a fewreflections on this magnificent institution at this moment in its history.And what a moment it is!From comments of astonished pundits on television, in print, and online, to conversations withbewildered friends and colleagues, the question seems unavoidable and mesmerizing: What is goingon? What is happening to the world? The tumultuous state of American politics, spotlighted in thiscontentious presidential contest;the political challenges around the globe from Brazil to Brexit;theMiddle East in flames;a refugee crisis in Europe;terrorists exploiting new media to perform chillingacts of brutality and murder;climate-related famine in Africa and fires in Canada.It is as if we arebeing visited by the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 with war, famine, natural disaster and, yes, evenpestilencefrom smallpox in the 17th century tothe devastating flu of 1918 to the H1N1 virus just a few years ago.Harvard has not just survivedthese challenges, but has helped to confront them.We sing in our alma mater about “Calm risingthrough change and through storm.” What does that mean for today's crises? Where douniversities fit in this threatening mix? What can we do? What should we do? What must we do? We are gathered today in Tercentenary Theatre, with Widener Library and Memorial Churchstanding before and behind us, enduring symbols of Harvard's larger identity and purposes,testaments to what universities do and believe at a time when we have never needed them more.And much is at stake, for us and for the world.We look at Widener Library and see a great edifice, a backdrop of giant columns where photos aretaken and 27 steps are worn down ever so slightly by the feet of a century of students andscholars.We also see a repository of learning, with 57 miles of shelving at the heart of a librarysystem of some 17 million books, a monument to reason and knowledge, to the collection andpreservation of the widest possible range of beliefs, and experiences, and facts that fuel free inquiryand our constantly evolving understanding.A vehicle for Veritasin thepresent moment, as a basis for the informed decisions of individuals, societies, and nations;and forthe future, as the basis for new insight.As James Madison wrote in 1822, “a people who mean tobe their own Governors, must arm themselves with the power that knowledge gives.” Or as early20th-century civil rights activist Nannie Helen Burroughs put it, “education is democracy's lifeinsurance.” Evidence, reason, facts, logic, a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of science.The ability to know, asformer dean Jeremy Knowles used to put it, “when someone is talking rot.” These are the bedrockof education, and of an informed citizenry with the capacity to lead, to explore, to invent.Yet thiscommitment to reason and truthseems increasingly aminority viewpoint.In a recent column, George Will deplored the nation's evident abandonment ofwhat he called “the reality principleeven when that process is uncomfortable.Universities do not just storefacts;they teach us how to evaluate, test, challenge, and refine them.Only if we ourselves model acommitment to fact over what Stephen Colbert so memorably labeled as ”truthiness“(and he alsoactually sometimes called it ”Veritasiness!“), only then can we credibly call for adherence to suchstandards in public life and in a wider world.We must model this commitment for our students, as we educate them to embrace theseprinciplesnot just the quality of men and women's thoughts, but, asmy predecessor James Conant put it, ”the radiance of their deeds.“ The more than 1,100 Harvardand Radcliffe students, faculty, and alumni whose names are engraved on its walls gave their livesin service to their country,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at some things had greater value than theirown individual lives.I juxtapose Widener Library and Memorial Church today because we need thequalities that both represent, because I believe that reason and knowledge must be inflected withvalues, and that those of us who are privileged to be part of this community of learning bearconsequent responsibilities.Now, it may surprise some of you to hear that this is not an uncontroversial assertion.For thismorning's ceremony, I wore the traditional Harvard presidential robewe see a remarkable enthusiasm, forexample, for the field of global health because it unites the power of knowledge and science with adeeply-felt desire to do good in the worlddoctors, lawyers, teachers, artists, philosophers,business people, epidemiologists, public servants-into the world.For our youngest students, those just beginning to shape their adult lives, those who todayreceived what the ritual language of Commencement calls ”their first degree," for them, thesequestions of values and responsibility take on particular salience.Harvard College is a residentialcommunity of learning with a goal, in the words of its dean, of personal and social as well as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Bringing students of diverse backgrounds to live together and learnfrom one another enacts that commitment, as we work to transform diversity into belonging.In aworld divided by difference, we at Harvard strive to be united by it.In myriad ways we challengeour students to be individuals of character as well as of learning.We seek to establish standards forthe College community that advance our institutional purposes and values.We seek to educatepeople, not just minds;our highest aspiration is not just knowledge, but wisdom.Reason and responsibility.Widener and Memorial Church.Harvard and the world.We have a veryspecial obligation in a very difficult time.May we and the students we send forth today embrace it.Thank you very much.

第五篇：哈佛校长为什么要辞职

哈佛校长为什么要辞职?

“语不惊人死不休”可能是为文的至高境界，但却不一定是为人处世的好选择。想必哈佛大学校校长萨默斯对此深有体会，因为他将为自己的惊人之语“女子学理逊于男”付出“下课”的代价。2月21日，哈佛大学在其网站上宣布，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将在2005～2006年学年结束时辞职，而其辞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哈佛职员对其投下的不信任票。（中国日报网站2月22日）

说什么或者不说什么属于一个人的自由，尤其在有言论自由的国度里更是如此。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曾说，“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意用生命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所以说，从法律上的角度上，哈佛校长尽可以表达“女子学理逊于男”的观点，因为这是他的言论自由，任何人包括权力机构都无权剥夺。但同是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的卢梭也说过，“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其实意味着，你可以行使你的言论自由权，但你必须为你的权利行使承担必要的责任。

就像英国曼联足球队前主教练阿特金森，虽然他可以有表达“中国女人是世界上最丑的女人”这一观点的自由，但他必须接受为此所要付出的代价。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中，权利和责任绝对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任何个体在行使权利的同时都必须去承担这种权利行使的后果。如果说权责统一是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责任如何担当却不仅仅是权责统一所能涵盖，不同的“责任承担路径”折射出的是不同的社会理念。

哈佛大学校长的辞职，源于他的“大放厥词”，直接的原因却是来自哈佛大学员工的不信任票，而非行政强制性命令或者压力。正如萨默斯在一封发表在哈佛网站上的信中说：“我很不情愿地得出如下结论：我与艺术和科学学院部分教员的矛盾，已经使我无法推进我认为对哈佛未来至关重要的复兴议程。因此，我认为哈佛最好的出路是选择新领袖。”无法得到学校员工的信任，于是只好辞职，这就是美国大学校长的“责任承担路径”。

不同的责任承担路径意味着不同的权力来源。在自上而下的授权体制中，责任的承担来自上层权力的威权式命令；但在自下而上的自治性授权体制中，责任的承担来自“选民”的不信任案。至少，在哈佛大学校长辞职的“责任承担路径”中，我们看到的是后者而非前者。不要忽略这样的“路径依赖”，虽然说在不同的路径可能在辞职的结果上是殊途同归，但正是这“殊途”折射出完全不同的理念。哈佛大学校长的辞职至少可以证明以下两点：一是哈佛大学是自治的，即校长的权力来自“选民”———教职员工和学生———而非行政任命；二是身处自治团体中的“选民”有权利也能够决定被授权者的“权力寿命”，而这恰恰是民主政治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