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五邑侨乡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 2

第一篇：近代五邑侨乡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 2

五邑侨乡历史文化研究

——近代五邑侨乡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

摘要：我们通过从宗族思想、婚姻关系和五邑地区女性出国情况来研究近代五邑地区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情况，并探究其中的原因。近几十年来，传统宗族思想对于女性的约束削弱；在婚姻关系和出国情况来看，女性的社会地位在缓慢地上升中。

关键词：宗族思想 婚姻关系 女性出国情况 地位

五邑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侨乡地区之一，在外来文化的传播和思想的更新换代上有着比我国的其他大多数地区有着更突出的优势，而五邑侨乡女性便是在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生存的一群人。根据正常的发展规律，由于外来文化的碰撞，五邑地区的女性近代以来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应快于全国的其他大多数地区。但是我们通过研究近代五邑地区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情况却发现了许多我们以前从未注意到的现象，下面我们便会从宗族思想、婚姻关系和五邑地区女性出国情况来探究近代五邑侨乡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情况。并探究其中的原因。

一、从宗族思想观近代五邑地区女性的社会地位。

近代，许多五邑地区的女性都是丈夫在外，自己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的人。虽然妇女们没了丈夫的约束，但是来自宗族和夫家的约束却丝毫没有松懈。女性在家中侍奉公婆、教养子女、织布耘田、恪守妇道，不能做出有辱宗族的事情，在这种思想的束缚下，再加上女性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在经济上依靠的是丈夫寄回来的侨汇，因此大多数女性即使生活在守活寡的生活中，依然选择低眉顺从。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女性在那个**的年代，丈夫所提供的安稳生活与长期的孤独比起来也许并不算什么，在生存面前，一切都是可以接受的。

此外，五邑地区的女性被看做是维系宗族的重要一极。这里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侨乡女性被看做是维系侨民与家庭保持联系的关键。他们的家人认为，只要远洋男性的妻子仍在家里，那么他们也必定会按时寄钱回家，要是连妻子也出国了，那么不只寄回来的侨汇会减少，而且他回家的次数也会随之减少。这也是近代早期五邑地区女性出国人数少的原因之一。二是，人们认为海外洋人女子和华侨结婚会导致血缘不纯、宗族不正，因此五邑女性与华侨结合有利于维护宗族大统。虽然华侨在海外多会另纳妾室，但是五邑女性正妻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且传宗继统的也只会是纯正的华人血统。当然必须说明的是若妾室是华人的话则另当别论。因为据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香港社会学系联合举办的“移民与地方社会：侨乡文化社会变迁”学术调研会的田野调查发现华侨对与土著女子所生的子女都略带偏见，他们更愿意将家产传给与华人结婚所生的子女。

其次，五邑地区在近代早期依然保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这从一些村子集体修建碉楼的原因便可看出。如马降龙村的天禄楼。由于常有男性成员被绑架，1925年马降龙村村民集资建造天禄楼，每天夜晚男性就会带着开水壶、饼干等点心和家里的金银侨汇进入碉楼，而女性则没有进入的必要，因此这座碉楼被称为男子汉的公寓。注意，这里所说的是全村的男性，这其中包括没有经济生产能力的男孩，而村子里那些具有劳动生产力的女性则不在此列。由此可见，在当时连土匪都知道绑架男性成员比绑架女性成员有价值，这在侧面上反映了当时的宗族社会

依然是持着重男轻女的态度。

近几十年来，随着宗族势力的削弱和人们思想的改变，女性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不再完全受制于宗族社会。宗族对于女性的约束与男性相同，都表现在了遵守社会公德和祭祖上。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存在。根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五邑地区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为（男性：女性）比例为118.5：100。（这还不包括一些黑户。）当然根据这个来推断该地区是否重男轻女有点过于武断，但是根据人口普查，我们发现粤东潮汕地区是全省性别比例失衡较轻的地区，而最穷的粤北地区居中，深圳、东莞的性别比例则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排除了经济对人口性别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五邑地区重男轻女的情况依然存在。

二、从婚姻情况观观近代五邑地区女性的社会地位

在婚姻关系上，近代以来直至今天五邑地区女性已经从不平等走向了相对平等。

近代，五邑地区的女性大多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对于不幸福的婚姻，大多数的人选择了接受，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近代早期多数侨乡女性过着“守活寡”式的生活。这些女性大多都属于侨眷，她们的丈夫有的几年才回来一次，有的甚至一生都没有回来过。如：20世纪30代，有个妇女嫁到了南隆村，婚后不久她的丈夫便去了新西兰，开始的时候还会寄点钱回家，以后数十年便杳无音信，生死不明。而妻子则在家过了五六十年“守活寡”的生活，直至90年代去世。所以说“青春守活寡，千里迢迢谁共话？”是当时作为侨眷女性的真实写照。而面对无尽的孤独，她们有的人选择了忍受、接受。

其次，在婚姻中女性对“一夫多妻”制习以为常。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侨乡地区，应是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影响最大的地方，但是侨乡女性却对“一夫多妻”这种对女性严重不公的旧传统习以为常，而且大多都能与妾侍相处和睦（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华侨的“双边家庭”方式）。如铭石楼的主人方润华，他一生娶了三位妻子，组成了一个“一夫多妻”式的大家庭。而立园的主人谢维立则娶了四位太太。

另外，为了维持婚姻关系，无所出的女性不得不接受“抱养子”一事。在婚姻关系中，男性对女性是否能够传宗接代的重视显然超过了女性本身。这与他们的婚姻大多不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关系。男性娶妻子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传宗接代，若是女性没有生下孩子，那么她们在宗族中的地位便犹如危楼，摇摇欲坠。另外，由于大部分男性长期在外，为了牵制女性，因此当时的社会允许女性去抱养别人的孩子。而女性接受这个“抱养子”除了精神上的孤独，也是为了为自己今后的养老提供保障，所以她们即使无奈也不得不接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近代五邑地区的女性在婚姻关系上依然秉承着“以夫为天”的观念，这也注定了近代五邑地区女性在婚姻上的不平等地位。女性在家庭事务的决定权和经济的支配权上都受制于男性的安排。虽说是“男主外，女主内”，但是在内部事务上女性还是要以男性的标准为主，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相当是一个守护者，当然这不是说她们完全受制于男性，而是男性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女性对他们怀有敬畏之情，在考虑事情的时候必定会将男性的态度考虑进去。

由此观之，近代五邑地区的女性在婚姻上是处于较不平等的地位。

建国后，随着相关婚姻法律的颁布和实行，婚姻上的不平等关系有所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交易的不断扩大，新思想、新文化对我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冲击与碰撞是前所未有的，这使得侨乡女性的思想在经过五四运动的微小碰撞后，迎来了全新的革新期。

现在，我们在五邑地区可以看到，男女平等的思想已经开始深入人心。我们采访了吴金强、梁春萍夫妇，他们是新会人。梁女士说他们在重大事项的决定上往往是谁说的有道理就听谁的。而在经济上，主要是由梁女士来管理，夫妇俩共同支配。当然，这种观念虽然人人都知道，但是能否真正做到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梁女士也说了，当丈夫觉得他的是对的时候便会一意孤行，他们为此常以冷战告终。而台山的薛女士则说现在男女平等很多了。以前的女孩多是在家照顾弟弟妹妹，很少有女孩子出来闯属于自己的一份事业。

除此之外，女性在婚姻关系上不再是个被动者，不再像以前那样忍受、凑合、忌讳离婚了。

但是对此，我们也只能说较之以前，男女在婚姻中处于较平等的地位。现代的女性虽然也可以外出找工作，但是丈夫大多还会要求女性完成家务、照看和教育孩子的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性在职场上的发展。而对于男性，社会甚至是大部分的女性都认为他们的责任是养家，而家务和教育理所当然就由女性接手了。另外在重大事项上和经济主要的支配上，依然是以男性为主。

当然，近代以来并不是所有的五邑地区女性在婚姻中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如雷洁琼、张抗抗，但这毕竟都只是少数。在现代，根据第三次全国妇女地位调查之江门地区的调查结果表明：江门女性受教育的平均水平超过男性，且高达86%的被调查妇女对自己的家庭地位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

三、从女性出国情况观近代五邑地区女性的社会地位

纵观早期五邑地区女性的出国情况，我们可以发现早期侨乡女性出国的人数和规模都较小。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除了清政府的禁止外，还有宗族势力的阻挠。1860年以后由于中英北京《续增条约》第五款、中法《续增条约》第九款，清政府不得不承认女性出国的合法性。虽然此后女性出国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是仍是比男性少得多。这主要都源于宗族势力的阻挠。男外女内、男尊女卑、男女大防等伦理规范已浸透人们的思想。因此，他们认为男女有别，妇女和男人混成一堆有伤风化。这攸关家族体面，宗族势必会阻挠。

对此，五邑地区对女性出国的禁止尚不是最严格的。侨乡之一的海南对于女性出国是严加禁止的。在其他地区的女性开始走出国门的时候，海南妇女仍被严禁出洋。而第一个去到新加坡的琼籍女性——吴氏就因为违反禁令而受到了残酷的对待。最后，由于华民政务司的出面，这名妇女才得以获救。传统思想对于女性的束缚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这也与欧美地区实行的排华法案有关。如美国于1882年5月6日签署了《排华法案》，从而将华人拒之门外达10年之久。又如1923年，加拿大通过了《排华法》，禁止华人进入加拿大。该法案实施的24年时间里，总共只有20多名华人移民加拿大。1931年加拿大境内约有4。6万名华人，男女比例为13:1。

而到了20世纪初五邑地区女性出国多以依附型为主，靠的是丈夫或家人，尚未能完全在经济上独立。

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内经济的萧条，侨乡女性为了生计不得不走出国门谋生。如：1934-1938年这五年中，有十九万以上的中国妇女移往马来亚。这个时候宗族对她们出国的态度则是支持的，因为她们为了宗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

这一群女性在赚了钱以后除了寄回家供养家庭和丈夫外，有些还把全家都接到了国外。而侨乡女性在国外虽然大多从事诸如女佣、清洁工一类的下等职业，但她们用自己的勤劳、自立、自尊、自强说明了自己的气节和坚持。这也使得五邑地区的女性社会地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所提高。而且近代也有一部分女性是自主出国的，这一部分人中尤以自梳女最为突出，她们没有家庭的拘绊，出国多是为了增长见识，开阔眼界。

到了改革开放前后，女性出国逐渐变得比较自由，她们有些是跟随家庭移民，有些是自己出国留学、有些则是为了开阔眼界等等。社会对女性出国的限制也逐渐放宽。可以说女性基本上由依附型出国转向了主动型出国，逐渐走向独立，但依附型出国依然存在，这从改革开放前后出现嫁华侨和港商的热潮便可看出，她们仍需男性为她们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因此，从五邑地区女性的出国情况来看，女性的社会地位是在缓慢地上升的。

四、原因和结论：

从宗族态度、婚姻关系和五邑地区女性出国情况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近代以来五邑侨乡女性的社会地位是呈现一种缓慢上升的态势。直至今天才达到一个较平等的地位。我们不禁会疑惑，作为文化交流的有利地带，为什么五邑地区女性的社会地位的提高是呈现一个缓慢上升的趋势呢？他们不是应该比其他非侨乡地区上升地更快吗？

其实，归结起来有如下的原因影响了侨乡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这些原因可分为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原因两方面。

主观上的原因可分为五点：

第一，五邑地区人民中的传统思想依然存在。虽说自唐代起，五邑地区便开始有人陆陆续续前往南洋、香港、美国等地，但是人们的思想认识固守着传统。这从五邑地区侨民的身上便可看出。如：早年开平华侨的三大心愿便是建房、娶媳妇、买地。这与中国传统的小农思想中的“老婆、孩子、热炕头”不谋而合。另外从华侨回国所建的房子也可以看出来。最典型的要数碉楼的建筑风格，他在吸收这西方建筑艺术的同时，也将中国的风水、对称等融入了进去。这些都可说明侨民们仍受传统思想的影响。

第二，华侨出国谋生大多是出于现实的压迫，贫困使得他们不得不向外寻求发展之路。这与那些受到 了新文化、新思想的感召而主动选择出国的文人政客不同。虽然他们也吸收了许多外国建筑的精髓，但是他们毕竟只是为了谋生而侨居他乡，最终仍会落叶归根的。因此在文化接收上特别是触动根本的思想上，他们多少都会有些抗拒。

第三，女性在经济上不够独立。经济上的独立是女性脱离男性的前提。早期五邑地区的女性依靠的是丈夫或儿子的侨汇生活，这使得他们必须受制于家庭或是宗族社会。到了近几十年，一些女孩为了生活得更好或获得绿卡，乐意嫁给华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侨乡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第四，部分五邑地区女性性格中的两面性也不利于他们社会地位的提高。由于深处改革开放的前沿，守着多种文化冲击的洗礼，造就了现代五邑女性既保守又自强独立的的特点。一方面，她们具有强烈的教育、事业追求，另一方面，她们大多数又传承了广东妇女特有的传统、顾家的一面，她们在冲出家门闯天下的同时，又受制于家庭和孩子。

第五，女性自身对传统文化的认可。而客观原因则可分为四点：

第一，近代早期国内的新思想在五邑地区的影响不大。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等。就拿辛亥革命来说吧，五邑地区虽说也有人去参加，但毕竟在少数，而且集中在海外商人身上。就如鲁迅的《药》所描写的那样，人们并不了解革命的实质，群众工作没做好，革命与否，人们并不关系，因此革命所带来的新文化的传入在五邑地区的社会影响不大。

第二，从地理位置来看，五邑地区的地理位置不如港澳地区和福建优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外交流的程度，因此受新文化、新思想的冲击较小。

从地图上看，五邑地区处于粤中地区，与香港澳门这两个处于珠江出海口的城市相比，五邑地区稍逊色了点。再加上香港的深水港湾——维多利亚港的优势，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港澳，然后才可能是广州、五邑地区。与福建相比，福建水系众多，与台湾海峡 隔海相望，与美洲隔洋相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来文化的传入。

第三，宗族势力的影响。早期，五邑地区由于长期远离政治中心使得地方宗族势力和村规民约的作用有时候会超过政府，所以宗族的态度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各国排华法案的施行影响了我国与外界交流的程度。综上所述，五邑地区的女性社会地位达到相对平等的速度较缓慢，是受到了我国传统的思想束缚与宗族制度的约束，再加上五邑地区女性长期为经济所限，从而导致了长期以来五邑地区女性思想观念的保守主义，而且由于受到西方文明。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较少，五邑地区女性很少有敢于追求经济独立、婚姻的自由、生活的民主。

参考文献（依各组论文参考文献的篇数为准）：

⑴ 周大鸣、柯群英，侨乡移民与地方社会.[M]民族出版社.2003年2月版。

⑵ 曾晓华，眷恋江门五邑侨乡之旅.[M]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9月版。

⑶ 寸迎新，关注侨乡妇女儿童.[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版。

⑷ 《古镇书》编辑部，广东古镇书.[M]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版。

⑸ 张运华，220世纪前期的五邑侨乡侨乡社会与妇女.[J].2009年2

月。

第二篇：五邑侨乡春节习俗

五邑侨乡春节习俗

春节，古称元旦、朔旦、正旦，是农历新年之始。所以，过春节又叫过年。春节是我国民间最盛大的节日，在新会、开平、台山、恩平、鹤山五邑侨乡，流传着许多春节美俗和趣闻，使离乡别井的游子历久不能忘怀。

谢灶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俗称小年夜，灶君要上天向玉皇大帝述职了。他忙碌了一整年，保佑各家各户灶火不断，饮食平安，人们为了表示感谢，给他饯行，叫做谢灶。谢灶的供物有：清水、白米各一碗，这是表明灶君与这家人关系一清二白，如果灶君徇私，此二物带回天上时就会变黑。几棵带尾叶的甘蔗，甘蔗有节，用作灶君登天的梯子；甘蔗有尾，祈求做事善始善终，有头有尾。此外，还有炒米饼、炒米碾、柑、桔、红糖和一封利是。有些人家还备有一匹纸马和一套黑纸袍、靴，给灶君代步和参见玉皇大帝时穿着。灶君不识字，怕他汇报时讲漏讲错了话，还得为他准备一份《灶君疏》。这《疏》既然由这家人代笔，自然是隐恶扬善，尽拣好话写了。也有图省方便的，到街上买一张预先印好“疏”的黄纸代替。祭拜后把供品放在米缸里，叫做“责缸”。到了团年当晚，还得“接灶”，把灶君接回来，与家人一起团年。

扫屋扫屋又叫作扫尘，“尘”与“陈”同音，古时称“扫陈”，含有扫荡妖邪，除旧布新之意。五邑风俗，谢灶之后，除夕之前，家家户户，屋里屋外，都要洗扫干净，叫做扫屋。一般是先洗晒被褥衣服，后洗擦家具杂物，除尘、刷灰水、洗地，冲洗沟渠，清理禽窝畜舍，最后把拉圾集中搬走。这实际是一年一度的清洁卫生总动员，预防疾病的大行动，应该大力弘扬的美俗。

团年团年就是全家团聚过年的意思，离乡游子，非迫不得已，都要在除夕前赶回家来。团年大多在年三十晚进行，也有择日提前的。团年前，贴起用红纸书写的神祗、春联、横额、单语，叫作“挥春”。春联内容要要求切合自家身份，或表达美好的愿望；横额、单语大多写上：新春大吉、万事胜意、出入平安、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货如轮转、财源广进、龙马精神等吉祥句子。团年当日，杀鸡杀鸭，摆满美酒蔬果肉食，先祭拜天地、神灵、祖宗，把灶君接回来，然后全家团桌而坐，欢叙天伦，共进晚餐，这就叫做“团年”。

除夕除夕是农历年的最后一晚，是狂欢之夜，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大小门户点燃香烛，厅堂插花摆果，一派富丽堂皇景象。说到花果，五邑人最喜欢的是桃花、吊钟、金桔、水仙，次及菊花、芍药、剑兰、银柳、四季桔、朱砂桔等。重要的是要有一枝桃花和吊钟，在花枝间缀以年桔和彩灯，使花果相辉，取“花开富贵”、“金玉满堂”之意。人们吃罢团年饭，酒足饭饱，兴高采烈，便成群结队去行街，逛花市，尽情欢乐。在过去，小孩则上街卖懒，他们怀揣一个熟红鸡蛋和一个茨菇，手提灯笼，拿着一支点燃的香，穿街过巷，边走边念：“卖懒，卖懒，卖到年三十晚，人懒我不懒。”一直念到土地庙，把香插上，然后回家，把红鸡蛋分给长辈吃，认为这样就可以把懒“卖”掉，使自己变得勤恳。除夕夜，大人小孩都参加守岁，守岁就是守候新岁的到来，过去守到子时相交，现在守到零时，钟声一响，家家户户点燃鞭炮，响声此伏彼起，震耳欲聋。烧过炮仗，才关门睡觉。

拜神和拜人初一人拜神，初二人拜人。过去，初一只拜神，人们是不外出拜年的（现在已不拘论了），清早起来，开门先烧炮仗，祭拜天地神灵祖先，然后给小孩派利是。早餐吃斋，晚餐吃荤，说是“朝斋晚杂，生意道合。”其实除夕肉吃多了，吃顿斋也颇合生之道。初二人拜人，可以互相拜年了。天未亮，便不断地有人把写有“财神”二字的小块红纸贴到你家门上，大呼“财神到！”或舞着红纸竹篾糊成的鲤鱼进厅来，高叫“好生鲤！鲤鱼翕翕腮，恭喜今年添丁又发财！”以领取利是、赏钱。一些小贩绝早就开市，高声叫卖生鸡、生鲤、生菜、生葱、香芹，这几样东西谐音是生计、生利、生聪、向勤，是初二开年祭拜时不可缺少的供物。人们争先购买，小贩生意兴隆。祭拜过后，开了年，合家人上茶楼饮早茶，叫做“换盏”。中午全家或全店饮宴，叫做“开牙”必备鸡，商店老板要解雇店员，把鸡肉挟给谁，便是辞退谁，无情可讲，叫做吃“无情鸡”。开了年，人们开始走亲串戚，访朋问友，也就是人拜人。亲朋戚友见面时互相祝贺，说些吉祥的话，给小孩派利是，然后围坐喝茶，客人呈上礼品，主人则招呼品尝自家制作的糕饼、油饩，和“攒盒”中的莲子、马蹄、莲藕、冬瓜、姜片等蜜饯糖果。品尝过后，客人在“攒盒”中放一封利是，以示感谢。送别时，主人只收受部分礼品，把所余部分、回赠的礼品和利是一封，放进客人的提篮中，叫做“责篮”。这就是拜年。拜年活动从年初二开始，至元宵节（正月十五）结束。

第三篇：五邑侨乡历史文化的研究[推荐]

五邑侨乡历史文化的研究

—论五邑侨乡的形成130708班 3113001934 杨国锋

摘要江门五邑素有“中国第一侨乡”的美誉，五邑侨乡文化历史悠久，五邑华侨文化的形成经历了许多磨难和艰辛。此次我们小组将从五邑华侨的特点、移民之始、侨民所到之处、侨民的艰苦奋斗、侨民的成就等等方面介绍五邑侨乡是如何形成的。

关键词 五邑 侨乡 移民 奋斗 成就

五邑侨乡的形成就像罗马一样，不是一日建成的，它是所有五邑地区的人民以及远在海外的五邑华侨共同经过长期的努力而成的。五邑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侨乡地区之一，我们更加要了解五邑以及五邑华侨，他们都是可歌可敬的。

江门五邑，著名侨乡。华侨众多，分部最广。历尽苦难，饱经沧桑。拼搏创业，成就辉煌。建设当地，爱国爱乡；贡献至伟，遐迩名扬。

一、介绍五邑华侨的特点

（1）历史悠久 饱经沧桑

我们五邑地区向外移民历史悠久，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现在海外华侨、华人215万，占侨乡人口的57％；加上港澳同胞149万多，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共计有300多万人，占侨乡人口96％。华侨、华人分布在10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美国、加拿大最多，有132万人。在乡有归侨、侨眷和港澳同胞家属196.48万人。

（2）贡献当地 功绩显彰

五邑华侨出国历尽苦难和牺牲，他们凭着坚忍不拔的精神，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为旅居地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据调查，在367.93万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中，知名人士有27，659人，其中政界有569人，经济界有25，253人，科技文体卫生领域有1，837人，对当地作出杰出的贡献。

（3）情系祖国 热爱家乡

我们五邑华侨在建设祖国和建设家乡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特别在上世纪辛亥革命以后到抗日战争以前和新中国成立、尤其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其贡献巨大。

首先是侨汇，它是侨眷的主要生活来源。也是侨乡经济建设的资金支柱，亦是国家外汇收入的重要渠道。第二是回国回乡投资，支持国家和侨乡的建设。第三是捐资兴办公益事业。

（4）展望未来 前景光明

未来发展趋势：

（一）我们五邑侨乡向外移民还会延续下去。

（二）华人与华侨在侨居地将长期生活和发展，并进一步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为当地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方面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参政意识将进一步提高，华人与华侨的处境将比上一世纪为好。

（三）华人和华侨与祖籍国与祖籍乡的联系仍将连绵不断，他们仍是支持我国进行四化建设和统一大业的重要力量，尤其是促进我国与所在国发展友好关系、密切两国间经贸、文化、科技合作的重要力量。

二、从五邑移民之始介绍移民的起因

五邑历史上第一次移民高潮出现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为了加快对东南亚的开发，向中国招收大量“契约华工”，大批五邑人被招诱到东南亚。其间五邑地区天灾频繁，税负沉重，兼之土、客械斗，土匪猖獗，致使许多五邑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谋生。

第二次移民高潮是在1848年以后，美国、加拿大等国先后发现金矿，掀起了“淘金热”，在黄金梦指引下的五邑人和更大量被拐骗的五邑人，以“卖猪仔”的形式，卷入这些“黄金国”，其中去美国的最多。五邑地区出现了出国移民的高潮。

第三次移民潮形成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1865年，北美洲修筑太平洋铁路，大批五邑人再次被运往美国做苦役，形成了第三次移民潮。

第四次，20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由于美国、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先后废除了排华法和实行新移民政策，使华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再加上难以忍受蒋介石政府政权腐败及发动内战之苦，使五邑地区在抗日战争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又一次兴起了新的移民高潮。

三、从侨民所到之处了解五邑华侨

五邑人移民海外的活动，是经历了先东南亚，后美洲，再大洋洲和欧洲、非洲的发展过程。五邑籍华侨华人共215万多分布在107个国家和地区。分布在美洲30个国家和地区的有1，551，426人，占60％以上；分布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有476，363人；分布在大洋洲国家和地区的有63，833人；分布在欧洲国家和地区的有53，980人；分布在非洲国家和地区的有1，676人；另有8，612人分布在其他10个地区。

四、从侨民的艰苦奋斗了解五邑华侨

五邑华侨和全国其他地区华侨一样，经历了许多磨难和痛苦，其中最悲惨的就是鸦片战争前后以“契约华工”、“赊单工”形式、“卖猪仔”出去那批老华侨。这些人多被拐骗或诱骗到港澳“猪仔馆”，拳打脚踢，强迫你在卖身契约画押；上船后又被当囚犯那样塞进统舱，有的在船上就被折磨致死；到岸后被迫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受尽种种虐待，不少人被摧残致残、致死。那些幸存者孤独一生，客死他乡，少数送骸骨回乡安葬。

五、从侨民的成就了解五邑华侨的贡献

五邑地区涌现了一大批知名的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如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台山人）、加拿大总督伍冰枝（女，台山人）、秘鲁前总理许会（开平人）等。据调查，在367.93万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中，知名人士有27，659人，其中政界有569人，经济界有25，253人，科技文体卫生领域有1，837人，对当地作出杰出的贡献。

主要代表人物有骆家辉、伍舜德。

骆家辉，1950年1月21生于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属民主党籍。1997年~2005年担任美国第21任华盛顿州州长，是第一个当选为美国州长的华裔美国人。2009年3月—2011年7月出任第36任联邦商务部长。2011年7月27日成为史上首位华裔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伍舜德（1912—2003），祖籍台山，生前任香港陆海通有限公司经理，香港美心食品集团企业董事长兼总经理。其在家乡台山市捐资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累计捐资6000多万港元，建起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一条龙”教育设施，形成了“伍舜德文化教育系列”，先后被授予“振兴台山特殊贡献奖”、“江门市荣誉市民”、“江门市区特别贡献奖”等荣誉。1956年创办了“美心食品有限公司”，并亲自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如今“美心” 成为集团企业，成为香港最大的饮食企业之一。

参考文献：

《江门日报》、《江门五邑海外商业巨子经营之道》、《侨乡侨务 侨务工作与政策法规》、《五邑侨乡历史文化概要》

第四篇：女性社会地位论文

20世纪即将逝去，21世纪即将来临，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我试图对中国妇女地位之研究进行一次综述，以期望对迄今为止有关妇女地位的研究有所了解，找出值得借鉴的地方，并对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研究的领域进行探讨

从相敬如宾到男尊女卑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是《汉乐府》中脍炙人口的词句。它讲述的是一位女子的山盟海誓，充分提炼了自由恋爱的精神和敢爱敢恨的态度。

也许很多人是从琼瑶阿姨的作品中了解其中的情怀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这样的情怀却出自先秦和汉代的历史背景。

我们可能印象中 古代就应该是充满了性别歧视和礼教压抑的 但其实这首诗就能反映出这种地位差别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相敬如宾 至死不渝 相濡以沫等形容男女相敬相爱的词汇 就足见性别歧视本身始终存在于我们文化当中

母系社会时妇女地位很高，之后夏商周妇女地位降低，春秋战国时期妇女地位更低，交易买卖实属平常，到唐朝时，因为武则天登基为帝，妇女地位又大大提高，甚至一度使得当时人人都渴望生女而不是生男，之后到清朝，妇女地位依然很低，到近代时，随着西方民主自由、男女平等的思想的传入，妇女地位一步步提高，直到现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男女平等

应该说性别问题是带有社会性的 一方面是男性在社会分工中逐渐占据了非常主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跟汉武帝独尊儒术后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的礼教建立有关 但是便如此 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仍然不能完全抹去那些自由浪漫的诗篇

从先秦到汉唐 封建社会的如日中天 也从根本上淹没了诗句的美好意义 从而进入了一个男尊女卑 天经地义的时代。

女性物化及礼教的迫害

应该说 随着封建礼教的发展 对妇女的迫害和歧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但男性在婚姻上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男方在婚姻关系中占据绝对地位 对感情不忠的量刑差异也颇为巨大 更严重的表现形式就是女性本身被物化

马未都先生在说中国古代家具的时候曾经提到《金瓶梅》中的一个章节：西门庆购买了两个丫环和一部拔步床 而这两个丫环的身价加在一起还远不如一部床的价值 组建中国古代妇女地位的低下

这样的地位差异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妾”的出现，封建礼教的威力在于，通过等级观念，不但迫害女性，而且还在女性中设置阶层，通过这样的阶层来达到女性们自主迫害的局面。同样是女人，妻子的地位与丈夫并列为家长，而“妾”只能算家奴，只是被监护对象和生育工具。而在妻的概念中也还有“侧室”和“正房”的差别……应该说封建礼教在维系这种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制度中 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摆脱礼教到形式解放

随着外国人的舰船利炮打开了国门。封建礼教逐渐在社会有识之士的推动下逐渐走向了解体。随之解体的自然也有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制度。

民国时期曾经一度兴起女权运动。但是这样的所谓女权运动带有盲目西化的色彩。妇女的经济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创造社会财富机会上的不均等这个前提下，妇女很难真正的普遍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但是这一时期的思想运动造就了一大批有知识 有理想的新女性 也见证了无数追求独立生活的女性最终在大时代下的香消玉陨 不过其最大的意义在于为妇女解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普遍的社会认识。

从解放到迷失

新中国建立之后 妇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 毛泽东同志率先地喊出：“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 一时间 中国大地上职业女性开始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 真正改变了女性的经济地位 从而彻底改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但是这样的解放来得太快太猛 以至于没有反应过来的反而是女性自己 随着经济地位的大幅改变 女性在对自我解放的认识上并没有得到很大发展 这主要在于这样的解放并非自主的抗争 带有外力的推动性 以至于重男轻女的问题仍然严重

解放过程中 带有的越俎代庖和片面强调女性承担男性社会义务的情况 导致现代妇女在追求独立的过程中 变得越来越空虚和迷茫 往往无法了解自己表现自己独立性的姿态到底应该是怎样

女性的地位的改变主要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参考:

（一）妇女的法律地位

关于妇女法律地位的独立研究内容较少，一般来说，妇女法律地位的研究工作多在对妇女社会地位进行研究的文章中。妇女的法律地位是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对妇女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的确定，是社会为妇女发展提供的根本条件。妇女的法律地位既是衡量妇女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也是妇女获得一定社会地位的保障。妇女的法律地位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立法，以明确妇女的法律权利；二是法律权利的实现。

（二）妇女的经济地位

研究妇女的经济地位一般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从社会角度，妇女能够同男子一样平等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从而获得平等的经济收入，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同工同酬（熊郁等 1993；蒋永萍 1995）；另一角度是家庭，妇女在家庭中有独立决策、支配收入的经济权利，有获得财产的继承权利，摆脱对丈夫或他人的依赖，从而提高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

1．妇女的经济地位受到法律保护

2．中国妇女广泛地参加社会劳动，但就业层次较低。

3．关于妇女家庭经济地位的研究内容较多。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妇女获得了经济独立，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因而，妇女走出家庭、跨入社会被看成是妇女解放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妇女获得经济收入途径增多的同时，“妇女重返家庭论”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妇女问题被提了出来，而且一度成为妇女研究的热点问题。

（三）妇女的政治地位

作为妇女社会地位较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妇女的政治地位研究多见于研究妇女社会地位的文章中，一般较少形成独立的研究内容。妇女政治地位的研究内容主要为：妇女政治地位的法律保障；中国妇女政治地位的现状（多以妇女参政情况来体现）；）妇女的权利意识、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

妇女参政的主要障碍与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所形成的历史积淀、妇女在不同环境下的角色冲突等因素密切相关，但最为重要的是妇女的自身的参政意识较为薄弱。妇女参政成为妇女整体的自觉意识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最终将取决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全面进步

（四）妇女的教育地位

研究妇女教育地位的文章很多，研究内容包括妇女的教育状况、妇女教育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对于后者的研究更多，研究妇女受教育程度对妇女地位的影响主要研究了妇女受教育程度对妇女参政、职业选择、经济收入、婚姻、生育（包括计划生育）的影响。

建国以来，妇女的受教育程度有了很大改观，妇女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入学率不断提高，文盲率不断降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越来越多

从以上方面可以看出现代的女性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也有不少现在的女强人

“女强人”的魔咒给现代独立女性带来了颇大的社会压力 这都促使了当代中国女性重新的 自主的思考自己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 新一代的知识女性已经有了更加豁达的想法 无论是选择成为贤妻良母、专职太太 还是选择独当一面的职业女性 不卑不亢态度 独立个性的生活追求 已经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身旁 这也似乎为我们提供了对未来女性形象更美好的遐想

寻找女性自己的地位

如今在中国 女性应越来越多的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生产中担负重要的责任了 不说诸如护士之类的服务性行业和文艺领域是女性垄断的行业 现在女性也越来越多的从事技术研究 行政管理等职务 甚至在军队这种充满阳刚之气的行业中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总的来说 中国女性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 最终走向了独立和解放 未来这样一种思想 必然在不断的传承中发展深入 中国女性将在祖国的繁荣发展中承担更加重要的责任 也必然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更多的动力

第五篇：从满族婚姻变迁看满族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

从满族婚姻变迁看满族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

摘要：满族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满族的先民可追溯到商周时期的肃慎，战国、秦、汉的挹娄，魏、晋的勿吉，隋、唐的靺鞨，辽、金、元、明的女真，清代的满洲。婚姻是构成家庭和社会的基础，随着历史的变迁女性的社会地位随之变化。同汉族一样满族也是从母系社会逐步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女性由社会的主体地位逐渐成为男人的附属品。本文试从婚姻形态、婚姻观念、婚姻习俗以及满汉对比对满族女性社会地位状况进行粗略探讨。

关键词：满族婚姻；女性；社会地位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的一支，它有着自身民族特点，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进步以及各民族间的交流，其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就婚姻状况而言，满族的婚姻形态、婚姻观念、婚姻习俗等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特点，女性的社会地位状况也发生了变化。本文试对不同时期的满族女性社会地位状况进行粗略探讨。

一、婚姻形态：由有性无家庭到一夫多妻再到一夫一妻多妾

同汉族一样满族也是从母系社会逐步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妇女地位开始下降并逐渐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婚姻形态由一夫多妻转变为一夫一妻多妾。特别是清入关以后，受汉文化的影响，不准妻妾互相逾越礼制，家庭中等级逐渐确立。

商周时期的肃慎，战国、秦、汉的挹娄还处于原始社会。《后汉书·东夷列传》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其好养，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后”。所谓“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是氏族公社尚未出现部落联盟，未产生阶级分化。据民族志看，当时处于由母权制想父权制的过渡期。男女双方除了性生活，没有组成家庭，所生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母系制度下，女性占社会的主体地位，享有绝对权威，男性则处于从属与服从地位。

魏、晋的勿吉进入了原始社会后期的父权制大家族阶段。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出现了阶级分化。其婚姻形态变为一夫一妻制。“将嫁娶，男以羽毛插女头，女和则持归，然后致礼聘之。妇贞而女淫”。[1]“初婚之夕，男就女家，执女乳而

[2]罢，便以为定，仍未夫妇”男持女归，指女子由原来的接纳男子来访变为出嫁，从夫而居。男家持聘礼，揭示了由于私有制的发展，妇女已经变成了可交换的财产。聘礼的多少，相当于被出让女子的赎金多少。女子由此而归属于一个固定丈夫，配偶之间有了“夫妇”的名分，说明母权制时代女子多夫、男子多妻的群婚习俗以开始被一夫一妻制所代替。此时女性的地位开始下降，地位的高低也开始与可交换资产相挂钩。

五代时，黑水靺鞨兴起，改成女真。女真人的婚姻形态是个体家庭的一夫一妻制，禁止同姓通婚。《金史·世纪》中指出，“生女真之俗，生子年长即异居”，正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一夫一妻制的反映。但是，无论是父权制大家庭中的一夫一妻制，还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一夫一妻制，实际上都“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

这种新的一夫一妻制的习俗，是私有财产制的产物。由于私有财产掌握在男子手中，因此，“它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而确定出自一定的父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3]

二、婚姻观念：由“女淫”到“妇贞”

女子婚前性行为是否自由，即我们所说的“女淫”。在一夫一妻制初期，“女淫”的风俗是非常普遍的。男子为了确保父系血统的纯洁，因而要强迫妻子必须保持贞操，不允许与其他男子发生性关系，即所谓的“妇贞”。不过，刚开始的一夫一妻制，还较多地保留着母权时代的婚姻习俗。男女择偶不再取决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而是出自自己的意愿，“女和则持归”，其决定权还是掌握在女子手中。婚姻能否缔结，取决于是否“女和”。这说明女性在配偶选择、性行为对象选择、婚姻与否上有很大的自由与发言权，社会地位相对较高。

隋唐的勿吉史称靺鞨，秉行一夫一妻制。“其俗淫而妒，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者，夫辄杀妻，杀而后悔，比杀告者，由是奸淫之事终不发扬”，反映了女子婚外性生活仍然存在，只是秘而不宣，揭示了靺鞨人还没有完全脱离旧群婚习俗，女性社会地位依旧很高，掌握话语权也很大。

满族入关后受汉文化的影响不断加深，而随着程朱理学对人思想的禁锢，尤其是随着“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为大”思想的传播，满族女性思想也受到严重影响。

近代以前，离婚问题在满族社会是不存在的。丈夫休妻，女子擅自离丈夫而逃，看似离婚，却非真正意义的离婚。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中记载了丈夫休妻的条件为“七出三不去”。[4]“七出”的条件即“凡弃妻须有七出之状，一、无子，二、淫翊，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三不去”的条件即“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5]如果丈夫发现其妻子符合“七出”里的任意一个条件，就能合情合理地直接将妻子休掉。然而，妻子有三种条件都不能擅自离开丈夫而离开。这实际上是用一种近乎变态的“女贞”观念以法律或者社会舆论的形式将女性完全禁锢在男权世界里。可以说，旧式婚姻完全是对妇女人身权利以及婚姻自由的一种严重束缚和剥夺，同时也体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权利的压制和践踏。

三、婚姻习俗：尚早婚、娶长妇、收继婚

满族尚早婚、娶长妇。一般在小儿时期即订亲、结婚。《柳边纪略》记宁古塔满族人，“结婚多在十岁内，过则以为晚。”《吉林通志》记载：“满人唯结婚多在十岁内，过期则以为晚”满族还以年少之男娶年长之女，十三、四岁的男子，必娶十七八的女子。满族所盛行的早婚及娶长妇的习俗，固然有历史传承因素，但主要还是由当时的社会因素决定的。满族入关前人口最多不过60万人，长期的军事征服使得大批的青壮年死于战场。战争的继续有需要大量满族人丁。男子16岁成丁，即要入伍从征。虽有“三丁抽一”制度，但实际上，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男丁都要从军，甚至有祖孙三代同时服役的现象。这显然又严重影响了人口繁殖与增长。要解决这一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早婚并娶长妇，以保证在入伍之前就实现人口繁殖，久而成俗。

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单纯作为封建男权社会下的生育工具，婚育时间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较大，缺乏婚姻自由精神与生育时间选择自主意识。且早婚严重影响了女性的身心健康，带来了较大的精神负担。

收继婚就是转房婚，这是一种原始的婚姻习俗。满族是女真的直接后裔，其婚姻习俗也是从女真那里继承下来的，收继婚在早期的满族社会也曾是一种较为兴盛的婚姻形式。《金史》称“女真旧俗，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明代人撰写的《岷峨山人译语》提到，“胡俗妇丧其夫，其家男子即收妻为妾，父子兄弟不论也。他适，则人笑其不能胆其妇”[6]的记载。1619年，朝鲜的一个战俘被带到了赫图阿拉，在亲眼所见女真人的习俗后，他记载道：“嫁娶不择族类，父死而妻其母”[7]这种收继婚的习俗是原始的族内婚的残余，反映了把女人当作家族生儿育女的特殊性质的私有财产的宗法意识。家族中的私有财产不容外流，它必须由家族中的人按照血统进行传承。

四：满汉对比中的优越性

满族虽然有重男轻女的思想，都以生子为贵，认为接嗣有人，对于女孩，也认为多子多女是福。相比较汉族而言，想有更大的自主权。例如满族女性可学习骑射，史载：“女子执鞭驰马，不异与男。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箭驰逐„„”[8]由此可见满族女子在骑射方面享有与男子一样的权力。这在满族婚姻家庭中必满族受骑射文化的影响，妇女地位比汉族妇女地位高得多，丈夫外出做官或然决定了妇女将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角色。

出兵驻防外地时，妻子便可以成为家庭的主事者，暂时充当家长的角色。平时，妻子也可以处理家庭内部而不牵涉全宗族的事情，比如仆役的管理、旗地的经营、子女的教育抚养等问题。丈夫一般多参加社会性活动而不过多过问家事。

满族统治者禁止缠足。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崇德三年8月，皇太极下谕：“有效他国缠足者，重治其罪。”缠足实际上是披着理教的文明外衣，用野蛮残酷的方式，将女子禁锢于男权手中，残害女性的身心健康。相比之下，满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则高得多，不缠足是对女性身心自由的一种认可，是对女性精神的一种解放。由于不缠足，满足妇女可在行动自如的情况下，参加劳动、从事家务，在付出体力代价的背后，是一种需要的满足，换来的更是满族妇女在家庭中不可忽视的地位。结语：

由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满族女性的地位由女权制的主体到男权制下的男性附属品地位，虽然与汉族女性相比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与自主性，但在封建社会占主体、男权主义占主体的世界里，享有的权力是有限的，享有的自由也是有限的。

参考文献： [1]房玄龄.晋书·四夷传卷九七[M].北京：中华书局，1996 [2]魏收.魏书·勿吉传卷一百[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57页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沈阳：辽宁出版社，1985:第234页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沈阳：辽宁出版社，1985:第234页 [6]杨英杰.清代满族风俗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第24页 [7]辽宁大学历史系.栅中日录校释建州闻见录校释，清初史料丛刊本[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78:第17页 [8]刘广铭，徐东日.建州闻见录中的女真人形象[J].延边大学学报，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