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产业政策法研究述评

第一篇：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产业政策法研究述评

关键词: 基本概况/基本理论/评析

内容提要: 产业政策和反垄断法是国家干预 经济 的两种武器。其中产业政策是我国政府最常用的武器，国内学者大多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产业政策。试图从经济法学的角度阐述改革开放30年我国学者对产业政策法的研究成果，力图梳理加以系统化，同时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期望更高更深层次的研究成果的发表和出版。尤其2008年世界性 金融 危机的爆发，研究产业政策法治化以及产业政策法基本内容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加紧对产业政策法研究，对理论和实践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研究基本概况 现代 意义上的产业政策不是产生在西欧发达国家，而是产生在二战后的支离破碎的日本，并因日本国运用产业政策，促进了产业结构改造升级，扩大了产业规模，提高了生产效率，进而缩短了 工业 化 发展 的时间，实现了工业化，产业政策因而出名，继而被东南亚各国仿效而重视起来。1970年日本通产省代表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大会上正式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产业政策”。1985年，东南亚各国、大洋洲、中美洲、北美、中国 及日本的50多位学者，汇集东京召开了第15届太平洋贸易开发会议。此次会议的议题即为环太平洋区域经济成长及产业政策问题。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产业政策这一概念正式由东方走向世界。自此产业政策成为世界性的重点研究课题。国外学者从经济学、政治 学等不同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著作和 论文 颇多。但是从法学视角进行研究的论文并不多。国内学者针对产业政策大多数也是从经济学角度入手，主要研究产业政策的发展演变和特征，经济绩效等方面，著作颇多，硕果累累。我国产业政策的提法比较迟，产业政策术语正式出现在1986年颁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里，而第一部正式产业政策是于1989年3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第二部重要的产业政策是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通过的《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因而我国法学界从法学视角对产业政策的研究，起步晚，最早见于期刊的论文是起于1987年的杨佳泰在《国外法学》发表的《日本的中小 企业 产业结构改善法》，介绍日本中小企业改善法的背景，启示等等。经过30年研究，截至2009年11月初大约有50几篇，主要集中在产业政策法的概念、特点和 法律 地位等方面，其中专著有1本，张雪楳博士于2005年出版的《产业结构法研究》；编书1本，为2008年姜昕、杨临宏主编的《产业政策法》。除此以外，在经济法学的教材里，会有一章零星的内容。总的说来，30年来我国法学学者对产业政策法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一定的研究，为产业政策法的系统化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二、产业政策法的基本理论研究

（一）产业政策法的概念 产业政策法也可称为产业调节法[1]，产业法[2]。尽管称谓不一，但对其概念有着统一的认识。即是调整国家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单地说，产业政策法是规范和保障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虽然其包含内容基本趋于一致，但是学者们关于产业政策法的称谓上发生较大争执。有的学者主要纠结于政策与法的关系上，认为政策和法是不相容的，反对产业政策法的提法。有学者指出无论是产业法与产业调控法，从字面意思来说，都超过了产业政策法所调整的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范围，而变成产业经济的调整范围。而产业经济范围不仅包括产业政策，还包括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技术、产业布局等内容。也就意味着可能除了产业政策以外的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技术、产业布局等内容里面可能包含其他经济或行政内容。即变成了产业经济法。有学者提到产业法时特意指的是次广义的产业法即俗称产业政策法的产业法，而不是广义的产业法（指以区别与对产业经济调整的产业法）[3]。有学者指出产业政策法的提法不仅有将产业政策上升为法律的意愿，也有规范和保障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意愿。

（二）产业政策法的特征和基本原则 关于产业政策法的特征，大多数学者都有所涉及，但是描述各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其特征包括综合性（其调整对象、调整方法都具有显著的综合性特征）、指导性（它应属于整个宏观调控法中的核心法）、协调性（协调国家市场调节机制与国家协调机制的重要法律之一，可以协调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部分等各种关系）、灵活性（根据一定时期和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整体目标确立不同的产业政策并使之法律化[4]）。有的认为具有综合性（调整对象的综合性、调整方法的综合性，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手段制定和推行，涉及领域广泛，涵盖三大产业）、协调性（协调与其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套实施）、表现形式灵活性（产业政策具有阶段性，产业政策法表现了很强灵活性，大多以行政法规为其表现形式）、规范的选择性（这种规范以选择性规范为主，禁止性规范的条款极少）[5]。有的学者认为具有综合性（调整对象综合性和实施手段的综合性）、针对性（往往针对特定产业而制定，并不是所有产业，体现国家的政策意图，为了扶持或调整某个产业）、阶段性（产业政策法随着扶持或调整的 历史 任务完成，而废止）[6]。有学者认为具有综合性（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综合性）、协调性（具有协调市场机制和国家机制调节的重要法律，具有协调功能）、政策性与灵活性（根据一定时期发展阶段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目标确定不同产业政策法）[7]。有学者提出政策性（以国家产业政策为其内容）、社会本位性（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综合系统性（内容的多方面性，程序的综合系统性等等，即包括事前协商程序、实施中的保障制度、事后监督、检查评价制度）[8]，等等诸多不一特征。有学者认为基本原则应包括：（1）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原则。认为产业政策立法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才是成功的，这是产业政策法遵循的首要原则。（2）当前与长远相结合的原则。（3）立足本国国情与适应国际化要求相结合的原则。要按照国际标准规范、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尽早纳入到世界经济轨道[7]；有学者认为应该是“决策原则、平衡原则、调解原则”[9]。有学者认为是“市场导向原则；依法调解原则；合理调节原则；效率调节原则”等[10]。

（三）产业政策法的体系和法律地位 根据产业政策的基本内容，产业政策法已形成独立的法律体系，其主要包含四部分：产业结构法（或称产业结构政策法）、产业组织法（产业组织政策法）、产业技术政策法（或称产业技术法）、产业布局法（区域协调法）。除了以上四方面内容，其中产业结构政策法和产业组织政策法是产业政策法的两个最重要、最基本的方面。有学者认为除了以上四方面内容还包括产业环境保护法[11]，或者还应当包含产业国际竞争力促进法、产业环境保护法[1]。也有个别学者认为产业政策法体系仅仅包括产业结构法和产业组织法，在产业结构法里面又包含有产业扶持政策法、产业调整法、产业技术政策法；产业组织政策法包含中小企业政策法和企业兼并联合政策法[12]。关于产业政策法法律地位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以下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体系，大部分学者认为产业政策法是经济法体系中独立的部门法，属于宏观调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着眼于公共利益，维护社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符合经济法属于社会本位法的范畴。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也表现了国家对宏观经济（产业结构、产业技术、产业组织、产业布局）的规范和保障其健康，充分体现了宏观调控法的本质。其作用体现在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组织规模化，产业区域布局合理化，达到产业资源优化配置，最终实现国家产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属于独立的法律体系。他们认为，产业政策法属于计划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为基础，尤其产业结构政策主要体现在计划法中，归为计划法为最好[13]，不能自成体系。

（四）产业政策的法治化问题 对于产业政策与产业政策法的区别，法学界目前有模糊两者界限的趋势，认为产业政策法是政策与法律相互交叉而形成的一种法律。即“在产业政策法中，政策是内容，法律是形式，或者说产业政策获得了法律的表现形式，进而具有法律的一般性质，如规范性和约束性，或者说政策本身就具有法律性质，在这里，政策和法律融为一体。”[14]。或者认为“产业政策法是产业政策的法律化，产业政策与产业政策法是融为一体的。”[15]很多学者不再严格区分两者。在著作中或论文中等同使用。但是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产业政策与产业政策法是有区别的，两者不能混淆。其中李昌麒教授在《政府干预市场的边界——以和谐产业发展的法治要求为例》指出，产业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由于受主体管理能力、执行能力、信息传导强弱影响，以及外部不经济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存在失灵，产业政策也会因政府缺陷而失灵，如果“因只强调政府干预，或淡化干预政府。这种‘政策之治’而非‘法律之治’所带来的直接恶果就是，造就了大量不透明和不公平的临时与短期的规则，为政府设租与寻租提供了可能，更为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化与行进制造了障碍。”[16]所以产业调节必须从政策之治迈向法律之治。即产业政策与产业政策法有所不同，两者不能模糊其界限。“产业政策一旦上升为法，就不再是政府意志，而是国家意志，全民意志。即使是政府有关规定或行为与法相抵触，也必须以法律为准，服从法律的要求。”[17]史际春教授也指出产业政策法有别于产业政策，并严肃地提出产业政策“只有以某种立法表现出来的调整政府的产业组织和产业管理活动的规范，才是产业政策法。其理由之一是产业政策是规范和保障国家产业政策的法，其基本方面可归为经济法范畴。如果政府推行产业政策的行为不受法治约束，就会变成行政专权，”[18]并引用博登海默的一句话“不对公共行政在为追求其目的而采取任何被政府官员认为是便利的手段方面的权力加以限制，那么这种做法便是同法律背道而驰，因为这将沦为纯粹的统治”[19]。关于我国产业政策的法治化现状，大多数学者认为，首先，我国产业政策的法律化程度不高。表现为产业政策法效力层次低[20]，缺少综合性产业政策基本法，直接影响产业政策法实施的效果。大都以“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形式存在，甚至名称上不能体现产业政策法的权威性，如“通知”、“意见”。另外，产业政策立法缺乏法律责任的理念，即不能规范政府和部门行使权利，又不能给予相对人明确的威慑作用。其次，产业政策法的法律体系不完善。表现为产业结构法律制度不完善，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缓慢；产业组织法律制度不完善，规模经济效益差；产业技术法律制度不完善，技术产业程度低；产业布局法不完善，地区差异不断扩大；产业可持续发展立法滞后，环境问题日益严重[15]。第三，产业政策法与其他支援型政策协调型差（如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等）。有人还提出产业政策涉及面太广这个缺憾[16]。认为“产业政策的有效领域主要是国家需要加快发展和企业不愿自觉进入的基础设施、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公共领域。如果政策在每个产业、每个领域都制定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涉及的面太广、太多、太滥，政策就会失去重点，就可能导致一个总体上失效的产业政策。”[17] 关于产业政策如何实现法治化。认为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完善立法，实现产业政策的法治化目标：1.制定程序的法治化。包括制定的主体、实施主体、监督主体的确定化[18]，产业政策适用范围的确定性。2.制定主体行为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化。通过法律使产业政策的主体权利和义务明确。3.产业政策实施手段的合法化。作为产业政策的实施手段有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等多种手段，需要通过法律加以明确，使之出师有名。4.责权利相结合。产业政策的法治化，也意味着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尽义务，会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加以制裁或惩罚，尽了义务，应享受应有的权利或奖励等等。个别学者还研究了产业政策法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为倾斜性产业政策立法，二是竞争性产业政策立法模式。前者以日本为代表，后者以美国为代表。倾斜性产业政策立法模式重视产业结构的法律调整，多见于后发国家。它往往在法律中规定，国家要集中必要的资源、资金和技术力量，实行倾斜性投入和扶持，以加快本国主导产业的超长发展，力求最小的成本、最快的速度，达到缩短发达国家差距或增强国际竞争优势的目的。竞争型产业政策立法模式倾向于产业组织的法律调整，集中于调整经济与防止垄断方面，多见于一些先进国家。它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为各类产业创造一种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使产业结构的调整顺应市场需求结构发展的趋势，让企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觉地进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更新换代，尽可能地不采取强制性的行政手段[19]。

（五）关于产业政策法与竞争法或反垄断法关系问题 目前关于产业政策法与反垄断法或竞争法关系的研究论著并不多。在学术上主要还是局限于分别著述的状态。例如关于产业政策法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其称谓、特征、基本内涵、立法模式、制度体系、保障措施等。即使在论述中涉及到产业政策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也只是点到为止，并未进行深刻揭示。有的学者甚至将反垄断法纳入产业组织法的范畴，有些甚至将反垄断法纳入到产业政策法中的产业组织法中，如果两者不在同一界位上，而反垄断法从属于产业政策法，那么他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冲突和协调性关系，而只是低层次的反垄断法服从于高层次的产业政策法问题，根本不存在冲突和协调。另外有些学者认为两者的关系是同属于经济法体系中的同一层次的部门法。但是学者很少专门论述产业政策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仅有一篇是王斐民博士的论文《论产业政策法和竞争法在转型国家的冲突和协调》，他综合运用了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特别是借鉴了产业和组织经济学对国家行为的分析框架，指出“发展国家观”是协调产业政策法和竞争法之间冲突的理论基础；迈向回应型法是两法协调路径的可能选择。转型期中国产业政策法和竞争法冲突的协调机制是“竞争的管制和管制的竞争”，并对两法协调的一般性制度设计进行了一定探讨[20]。另几篇 文献 来自cnki优秀硕士论文数据库。有人认为竞争法与产业政策法冲突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从本质上说，竞争法与产业政策法的冲突也就是效益与公平的冲突，二者始终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对不可回避的矛盾。他认为在我国竞争法与产业政策法的协调中，一方面，竞争法应当对战略性产业和特殊部门的垄断予以豁免，对纵向卡特尔采取宽容的态度，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只对会产生较大影响的企业并购行为实行控制；另一方面，产业政策法应当明确规定战略性产业的范围，放松对竞争性产业的管制，同等看待市场主体，改变我国的审批管制习惯，加强行业管制。产业政策法毕竟是限制竞争的，所以必须限制在合理和必要的范围内，发展会产生对竞争的破坏，无论何种立法取向，竞争法与产业政策法的冲突最终都将会反映于法律适用过程中[21]。有人认为，中国经济背景下产业法与竞争法可形成功能组合，并设计了一般性、序列性、层次性、渐进性制度结构。首先是进一步放开国内竞争市场，放弃目前盛行的管制与审批制度，为更多的市场主体进行投资营造良好的环境。其次是打破市场罐头的垄断结构，放松管制。最后提出对国有寡头的公司治理建设[22]。

第二篇：掣肘依旧重重：2013年中国通信产业政策环境综述

掣肘依旧重重：2013年中国通信产业政

策环境综述

如果评述2013年中国的通信产业政策环境，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玻璃房里的苍蝇——外部的世界看得如此清楚，却始终无法摆脱体制惯性的制约，以至于产业的上层建筑与实际的发展需求不能做到很好的匹配。

1）垃圾信息的泥沼成了掣肘信息消费的严重障碍 2013年12月份工信部约谈了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重点谈了垃圾治理的事情。工信部把垃圾短信作为现在电信市场监管当中的突出性问题，但是也承认“总体上成效不是很明显，广大用户还很不满意”。

为了应对垃圾短信治理，基础电信运营商采取了大量的措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从设置专人专岗到从集团公司到省市公司成立专业部门，从开发各种各样的短信管理系统到一刀切式的野蛮粗暴的关停端口，无一而足。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的同时，对中国通信产业环境的影响后果是严重的和深远的。可以说，自2004年开始的垃圾信息治理对社会民众和大众媒体来说，短信几乎已经几乎可以和垃圾等同了。

直接性的后果是公众已经没有兴趣正确的区分什么自己的需要、什么是商业广告、什么垃圾信息。这既损害了正

常的信息消费商业环境，也损害了用户自身的信息福利。

不过我们看不到在这方面所谓顶层设计的意愿或者任何举动。未来2014年或许将是短信消失的一年。

2）产业发展政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宽带物联网发展后继乏力

从年初的宽带专项行动，带姗姗来迟的宽带中国战略，乃至各地方政府的宽带行动，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永远是那些要达到什么目标的数字，诸如4M宽带用户数。这些数字的产生恍如回到30多年前的感觉，不知道这样的要求是计划出来的还是报上来的还是市场需求来的。

尽管在各项行动计划里面在所谓战略里面，都有一些保障措施，但是除了文及文件之后，却没有见到要解决问题的配套措施。

几千亿的投资资金从哪里来？成本如何收回？不发达地区和行业的宽带覆盖如何补贴？多年的运营商与物业的顽疾怎么解决？没有人知道答案，除了摸着石头过河还有盲人摸象。

物联网的专项资金也进入了第二年，但是看看评选出来的项目，我相信很多人宁愿活在中国物联网的梦里。

3）不对称管制与自主创新再纠缠中博弈

是追求市场平均还是追求市场均衡，是追求效率还是追求公平？这个问题在2013年的产业管制政策中依然没有答

案。互联网与电信运营商的交叉和竞争，运营商之间的市场竞争边界和目标，到底是携号转网有效还是不对称网间结算有力？

每一项调节市场竞争结构的政策的出台，公众很少听到有关争论和讨论。但是对平均主义的追求，我们可以观察到依然是政策的着力点。

4）手机实名不是万能灵药

手机实名制在2013年强势实施的同时，却是垃圾短信再次猖獗之日。不知道算不算讽刺还是笑谈，伪基站浮上水面，成了大街上擦不掉的牛皮癣。但是运营商则不得不全力执行。工信部甚至在规定中授权(或者命令)电信业者直接拒绝为不符合实名制要求的用户提供电信服务。

而刚刚公布的虚拟运营商限定区域的服务，则可能给手机实名制带来新的挑战。

5）4G发牌与民间资本开闸，中国的通信产业翻开新的一页

民间资本其实一直在电信业，只不过不是直接的介入基础电信业务。从国务院36条到工信部发出试点批文。中国的电信行业将更加开放，这个趋势不可避免。被放进来的鲶鱼即使不能吃人，也会让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保持足够的警惕和活力。

发牌则意味着通信行业迎来新的一轮投资热潮，值得注

意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中国人饭碗主要装“中国粮”。

如果多年以后回顾通信行业的转折是从哪一年开始的的时候，或许我们不能认真的审视和考虑把2013年作为一个重要的候选年份。距离最近的一次大规模行业重组5年之后，中国的通信行业迎来了嬗变之年，无论从外部的竞争环境还是内部的竞争方式，再到行业所面临的宏观经济和政治环境，其变化之纷乱，影响之深刻，或许都足以记录在通信行业的历史记忆中。

第三篇：历史法学派述评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德国形成了以胡果和萨维尼等为首的历史法学派（Historische

Rechtsschule）。该学派诞生之初代表了德国封建贵族的利益，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步演变成为资产阶级的重要法学流派之一，并统治欧洲法学界长达近一个世纪。在19世纪，历史法学派基本上代表了法学思想发展的主流。〔1〕

历史法学派的先驱者是霍伯特（Hauboldt）和贝克曼（Beckmann），而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则是胡果。胡果（Gustav

Hugo，1764

～1844）的主要著作是《作为实定法哲学的自然法》（1798）、《市民法教科书》（全7卷，1792～1802）、《查士丁尼罗马法教科书》（1832）等。历史法学派的核心人物是胡果的学生、德国著名私法学家萨维尼（F.C.von

Savigny，1779～1861），主要作品有《占有权论》（1803）、《论立法及法学的现代使命》（1814）、《中世纪罗马法史》（1815～1831）和《现代罗马法的体系》（1840～1849）等。继胡果和萨维尼之后，历史法学派的另一位主要代表是萨维尼的学生普赫塔（GeorgFriedrich puchta，1798～1846），其主要著作有《习惯法》（全2

卷，1828～1837）、《潘德克顿教科书》（1838）、《教会法入门》（1840）和《法理学教程》（全2卷，1841～1847）等。除胡果、萨维尼和普赫塔外，历史法学派的代表还有艾希霍恩（K.F.Eichhorn，1781～1854）、温德海得、耶林、格林、祁克等。

一

胡果最先将历史性的实用主义批判引入法学领域，他在对“历史性的”自然法理论表示赞同的同时，反对纯理论的自然法学和法典化了的自然法思想。他在《作为实定法哲学的自然法》中认为，由于法学家从事的是文科研究，并不进行任何实验，所以他们的一般性的思索对立法没有价值。他指出，一定民族的各种法规、法律，不会顾及一般性的自然法，如同医生在开处方时，总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会顾及医学的一般原则一样。因此，历史主义的个别化的观察方法与一般化的认识方法是对立的。

基于上述理由，胡果批判了启蒙主义立法者对法发展的僭越。他指出，“将自己的意见提供给统治者的法学家，一般而言，并不比同时代的其他人贤明多少。”〔2〕他们试图将法纳入各种法律之中的努力，完全是荒谬的，法的本质之源是习惯法。从现存的历史和比较观察中，必然导致出将来应发生的事情。而与此相对，自然法并不是追求正确的、合目的的事物的标准。当然，在这一点上，胡果还不是站在民族精神的意识上，而只是站在由孟德斯鸠在继承法国道德论过程中确立起来的经验主义立场上对自然法理论进行了批判。〔3〕

系统论述历史法学派之基本观点的是萨维尼。他通过对法的产生、法的本质和法的基础三个问题的阐述，表达了该学派的代表性理论。萨维尼认为，“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长和几乎是盲目地发展，不能通过正式理性的立法手段来创建。”〔4〕他指出：“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象艺术和音乐一样，都是他们的文化的自然体现，不能从外部强加给他们”。“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由内部的力量推动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专断意志推动。”〔5〕法律如同语言一样，没有绝对停息的时候，它同其他的民族意识一样，总是在运动和发展中。“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当这一民族丧失其个性时，法便趋于消逝。”〔6〕

萨维尼认为，法的发展呈现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法直接存在于民族的共同意识之中，并表现为习惯法。第二阶段，法表现在法学家的意识中，出现了学术法。此时，法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法学家手中一门特殊的科学。当然，能够促使该阶段法发展的法学家，必须是那种具有敏锐的历史眼光，又有渊博知识的人，而这样的法学家现在在德国还很少，所以，在德国还未具备开展统一立法的条件。第三阶段就是编纂法典。但即使是到了此阶段，也要谨慎立法。

对法的本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有意创制的，而是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只有“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识”，才是实在法的真正创造者。在《现代罗马法的体系》中，萨维尼指出，法律的存在与民族的存在以及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的早期阶段，法就已经有了其固有的特征，就如同他们的语言、风俗和建筑有自己的特征一样。“在所有每个人中同样地、生气勃勃地活动着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是产生实定法的土壤。因此，对各个人的意识而言，实定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一种同一的法。”〔7〕这种同一的法，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共同意识和信念。因此，立法者不能修改法律，正如他们不能修改语言和文法一样。立法者的任务只是帮助人们揭示了“民族精神”，帮助发现了“民族意识”中已经存在的东西。

最后，萨维尼对法的基础作了阐述。他指出，法的最好来源不是立法，而是习惯，只有在人民中活着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习惯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远远超过立法；只有习惯法最容易达到法律规范的固定性和明确性。它是体现民族意识的最好的法律。

继胡果、萨维尼之后，普赫塔在《习惯法》这部著作中运用费希特（J.G.Fichte，1762～1814）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辩证法的技巧，对从罗马法主义的民族精神转向专家支配的过程进行了分析。他继承并发挥了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现代使命》中提出法的发展三阶段的学说，认为法的进化经历了“朴素的时期”、“多样性时期”（即经验性的判例时期）和多样性与学问性结合的“高层次统一性时期”（即学者性的法律家统治时

期）三个阶段。而在这最后一个时期，只有学者性的法律家才能制定法律。普赫塔认为，作为民族的“机关”的这种法律家，在学说和判例中的法形成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在《潘德克顿教科书》中，普赫塔依据的是后期历史法学派提倡的理性法理论的演绎方法，即不是从各种法律、命题以及判例中概括、抽象出概念，而是从概念中演绎出教条式的命题和判例。这种方法虽被后来耶林批评为是“倒置法”，但却为后期历史法学派中“潘德克顿法学”的繁荣奠定了方法论基础。〔8〕

二

随着历史法学派的发展，在该学派的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即尽管大家都强调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法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应是对历史上的法律渊源的发掘和阐述，但在哪一种法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哪一种法最为优越这一点上产生了分歧。因此，便形成了强调罗马法是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渊源的罗马学派（Romanisten）和认为体现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是德国历史上的日耳曼习惯法（德意志法），强调应加强古代日耳曼法的研究的日耳曼学派（Germanistik）。

罗马学派的代表人物，除了胡果、萨维尼和普赫塔外，还有温德海得（B.Windscheid，1817～1892）和耶林等人。

该学派强调当前德国法学家的任务，是对德国历史上的罗马法穷根究底，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其中内含的原理，区别其中哪些是有生命力的，哪些是已经死亡了的。胡果和萨维尼，都试图在研究罗马法的基础上构造一门概念清楚、体系完整的民法学学科，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罗马学派开始向概念法学发展。

19世纪中叶以后，罗马学派又分为两派，一派以温德海得等人为代表，在研究《学说汇纂》的基础上，使概念法学发展得更为充分、更加系统化，从而形成了“潘德克顿法学”（pandektenwissenschaft）。另一派则以耶林为首，逐步意识到概念法学的弊端，主张对法不应当仅仅作历史的、概念的研究，还必须从法的目的、技术、文化等角度来研究。

历史法学派中的罗马学派转变为“潘德克顿法学”，是当时德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19世纪中叶以后，德国开始出现统一的趋势，统治阶级开始认识到，统一的德国对于其挤入帝国主义列强是必要的。为此，在德国出现了统一立法的趋势。1848年以后，《德意志一般票据条例》开始在德意志关税同盟的绝大多数盟国实施。60年代，《德意志一般商法典》在绝大部分德意志同盟成员国实行。其后制定民法典的呼声也甚高。而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则体现了国家的意志。这无疑刺激了“潘德克顿法学”的成文法至上主义。

“潘德克顿法学”的体系，由专事研究《学说汇纂》的学者海塞（Heise）创立，而最有代表性的是温德海得。

温德海得既是“潘德克顿法学”的核心人物，也是后期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温德海得的代表作品有：《关于前提的罗马法理论》（1850）、《条件成就的效力》（1851）以及《潘德克顿教科书》。温德海得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后者中。该书是德国“潘德克顿法学”的集大成。首先，该书在对所有“潘德克顿法学”文献进行概括、整理和阐明内容的同时，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其进行了公正的批判；其次，该书体系完整、理论结构严密，不仅在各项制度研究上运用了由概念的形式逻辑性操作构成的系统的法学方法，而且将其推广到了整个私法学领域；第三，传统的“潘德克顿法学”作品，或偏向于理论或偏向于实用，而本书则第一次将理论和实用结合在一起。它是对以往“德国普通法”理论的集大成，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具有极大的权威，不仅支配了整个德国的民法学，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1900年《德国民法典》（1888年的民法典第一草案就曾被说成是“小温德海得”。）。〔9〕

“潘德克顿法学”的特点，一是对概念的分析、阐述非常完善；二是注重构造法律的结构体系，尤其是温德海得在《潘德克顿教科书》中确立的五编制民法学体系，成为1900年《德国民法典》（包括后来的日本和旧中国等的民法典）的渊源；三是以罗马《学说汇纂》作为其理论体系和概念术语的历史基础。“潘德克顿法学”，顾名思义，它是《学说汇纂》（pandekten之音译）的注释学，这是近代德国民法学明显区别于《法国民法典》的地方（后者以查士丁尼《法学阶梯》为蓝本）；四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脱离现实、从概念到概念、从条文到条文的倾向。

在温德海得将“潘德克顿法学”发展至顶峰的同时，以耶林为首的“目的（利益）法学”（功利主义法学）也在罗马学派内部形成。耶林的主要作品有《罗马法的精神》（全4卷，1852～1863）、《为权利而斗争》（1872）、《法的目的》（全2卷。1877～1884）。

在这三本书中，耶林对“潘德克顿法学”只注重概念、脱离社会现实利益（权利）斗争、脱离社会法的目的的倾向进行了批判。在《罗马法的精神》一书中，耶林首先分析了权利概念。萨维尼将权利定义为“意思的力”，耶林主张将权利定义为“在法律上受到保护的利益”。〔10〕在《法的目的》中，耶林又对人的目的和动机作了研究，这种目的或动机形成两个大的系列即个人的和社会的。个人对社会行为的利己动机有两种：报答（Lohn）和力（Zwang）；

社会动机也有两种：义务的观念和爱的观念。〔11〕这一学说为强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结合的新功利主义法学出台创造了条件：目的是法的创造者，而目的就是利益，利益又有个人的和社会的，两者不可偏废等等。这些思想，对以后的社会学法学的勃兴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

历史法学派中另一个学派日耳曼学派，其特点是埋头于德国本民族法（日耳曼习惯法）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其创始人是艾希霍恩，代表人物有米特麦尔（K.J.A.Mittermaier，1787～1867）、阿尔普莱希（W.Albrecht，现、反对编纂统一法典而否定该学派对世界法学发展的整体贡献。

第四，即使是萨维尼，笔者认为也是应当肯定的。这里涉及的问题是：

一、萨维尼的作品《中世纪罗马法史》和《现代罗马法的体系》，对近代民法学的诞生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法学家的著作所不可替代的。

二、萨维尼提出的“法源自民族精神”的观点，如同自然法学派认为法起源于人的理性一样，是人类在认识法的形成方面作出的努力之一。它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促使人们在比较虚无的“人类理性”之外，去寻找法的起源的途径。正是受了萨维尼这种历史主义的、民俗学的法学研究的启发，后人便进一步将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的方法引入了法学之中，从而创立了法社会学、法文化学、法经济学等，丰富了人类认识法这一社会现象的手段。萨维尼的观点是人类试图科学地认识法的起源的无数智慧链条中的一环，不能全盘否定。

三、至于萨维尼的政治立场，由于其出身贵族，加上他反对自然法学派和反对编纂法典等，人们往往将其视为是代表了大封建主的利益，是反动保守的。但从他的学术成果，以及他从政时表现来分析（1842年他担任普鲁士政府的司法大臣后，曾专心于改革贵族制度、拥护城市自治、淡化婚姻法中的宗教色彩、确保出版自由、制定德意志普通票据条例和德意志普通商法典等），说19世纪40年代后的萨维尼是一名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家和法学家也并不过分。

注释：

〔1〕R.庞德著，曹士堂、杨知译：《法律史解释》，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作者前言”。

〔2〕〔3〕〔8〕F.Wieacker著、铃木禄弥译：《近世私法史》，创文社1978年版（日文），第470、471、483页。

〔4〕〔5〕见《美国百科全书》第24卷（1978年英文版）第312

页。引自张宏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69页。

〔6〕见萨维尼：《论立法及法学的现代使命》第11页。引自山田升著：《德国的历史法学》，载尾高朝雄等编：《法哲学讲座》第4

卷，有斐阁1957年版（日文），第44页。

〔7〕萨维尼著，小桥一郎译：《现代罗马法的体系》第1卷，成文堂1993年版（日文），第42页。

〔9〕奥田昌道：《温德海得》，载伊藤正己编：《法学者——人与作品》，日本评论社1985年版（日文），第20页。

〔10〕村上淳一：《耶林》，载伊藤正己编：《法学者——人与作品》，日本评论社1985年版（日文），第28页。

〔11〕Sir John Macdonell and Edward Manson,Great Juristsof the

World,p595。

〔12〕〔13〕〔14〕〔15〕〔16〕〔17〕〔18〕〔19〕〔20〕〔21〕石田文次郎：《祁克》，三省堂1935年版（日文），第174、178、180、221、199—200、213—214、76、77、78—79、73页。

〔22〕见拙文：《十九世纪法国注释法学派述评》，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秋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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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2年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

2012年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

冯振华

自2009年徐扬《平定西域献俘礼图》手卷突破单件拍品的“亿元”纪录后，明代《十八应真图卷》、宋代《局事帖》等纷纷突破“亿元”大关，2010年16件“亿元”艺术品的诞生，宣告中国艺术品市场正式进入“亿元时代”。

在财富效应的光环下，2011年艺术品春季拍场持续火爆，无论是中国近现代书画第一高价作品——齐白石《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4.255亿元)，还是中国古代书画第二高价作品——元代王蒙《稚川移居图》(4.025亿元)，件件破纪录作品的诞生，在彰显市场“吸金”大法的同时，也使人们对下半年艺术品市场的前景寄予厚望。

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艺术品春拍市场共实现成交额428.42亿元，同比2010年上涨112.71%，事实上，去年全年的艺术品拍卖总额也只有396.96亿元。

然而，相比春拍的火爆，秋拍总体略显平淡，“先扬后抑”态势明显，打破了往年秋拍业绩好于春拍的惯例。无论是香港苏富比(微博)(微博)、香港佳士得，还是中国嘉德(微博)(微博)、北京保利，都没能再续春拍的辉煌：香港苏富比秋拍虽然总成交逾32亿港元，但与春拍的34.9亿港元相比，略显逊色;2011年春拍中国嘉德单季成交额首次超过50亿元，短短几个月后的秋拍却直线下降23%，仅为38.6亿元。雅昌艺术品市场监测中心负责人关予预计，2011年艺术品秋拍整体成交额不会超过400亿元。

对此，行内观点认为，受欧债危机等全球经济不明朗因素，以及政府持续收紧银根、社会资金流动性减弱，再加上今年艺术品市场不断爆出“赝品”“假拍”等负面新闻，秋拍不如春拍理想也在预期之内。

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分析认为，2011年秋拍市场整体呈现两大矛盾——高估价预期和市场观望情绪的矛盾以及艺术品投资价值和升值能力的矛盾。其一，在春拍行情利好下导致的秋拍拍品估价偏高，与持续的从紧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资金压力，以及股市、房市不景气造成的谨慎、观望情绪形成了鲜明的矛盾。

其二，艺术品作为另类资产，投资价值已形成共识，但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从2000年春季的6.64亿元跃升至2011年春季的426亿元，这一“吸金”的速度导致市场在还没能培育出足够且优质的收藏群体时，已渗入了太多的投资甚至投机元素。

“芷兰雅集”创始人杨玉峰也认为，艺术品市场高歌猛进多年，却一直忽略对投资者的培育，整个市场目前都在透支利润，一定的调整势在必行。

不过，北京艺融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蒋伟表示，目前社会投资需求依然庞大，资金并没有出现整体性紧张，不必对行业前景表现得过于悲观。

市场迎来资本时代艺术品加速金融化

相对于春拍的火爆和秋拍的调整，2011年艺术品市场的另一大特征是艺术品加速金融化。这一年，各种艺术品基金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文化产权交易所更是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丰厚利润的吸引加上股市、房市的资金挤出效应，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通过各种途径将资本转入艺术品市场，抢滩艺术品交易、收藏、流通和展示等各个环节，艺术品与金融资本的交集也越来越多。

据了解，按发行主体划分，目前国内的艺术品投资基金运行模式主要有三种：以银行为主体的艺术品理财产品，以信托公司为主体的集合信托投资计划和以有限合伙企业方式设立的私募基金。三者中，信托艺术品投资基金是最主要的发行方式，投资门槛从数十万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不等。

依据最新发布的“2011中国艺术品基金排行榜”报告，截至11月18日，国内近30家艺术品基金公司已发行成立了超过70只艺术品基金，基金初始规模总计57.7亿元。其中，信托艺术品基金总额高达49亿元，规模最大增长势头也最为强劲。而据用益信托网统计，去年全年，国内信托艺术品基金总额也仅7.58亿元。

大量资本蜂拥而至，其对艺术品市场的影响是深远的。杨玉峰认为，在快速扩大艺术品市场规模的同时，资本介入也为艺术品市场带来了新问题，比如价格的泡沫和过度的投机。

事实上，艺术品投资基金并不是艺术品金融化的唯一方式，各地文交所的艺术品份额化交易(艺术品“证券化”)在普通投资者中更掀起一阵投资热潮。自2009年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诞生后，各类文化艺术品交易平台在国内遍地开花。相关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各地开业及筹备中的文交所总数已超过30家。由于这些文交所普遍存在仓促上马、交易制度不完善、监管缺失、虚假产品不时出现等问题，国务院11月份曾专门发布《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38号文)，文交所首当其冲成为此次清理整顿的重中之重。

与文交所相比，艺术品基金繁荣的背后，潜在问题与风险同样不容小觑。除了在艺术品市场上常见的“赝品”风险外，短期行为、竭泽而渔是当前艺术品投资基金的另一致命伤。

北京华辰拍卖(微博)(微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龙藏天下艺术品投资基金负责人甘学军(微博)告诉记者，目前国内艺术品基金运作周期普遍为一年半左右，而艺术品适合长线投资，合理的周期起码应达3—5年。

据了解，国内外艺术品投资基金运作最成功的范例当属英国铁路养老基金，而

其成功或许正是由于它不是急于在艺术品市场上赚热钱，而是在25年后才将其藏品转手兑现，获得平均年收益率逾20%的业绩。

“因为艺术品基金从建仓、价值推进直到最后退市都需要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品适合投资，而不适合投机。”甘学军说。

其次，艺术品基金团队不够规范、专业，也是制约行业发展的痼疾。杨玉峰认为，艺术品基金的管理团队既要有艺术专业素养，也要具备金融行业知识，特别是需要保持“独立”。

但艺术品金融化还不只是发行艺术品基金那么简单，中国距离真正的艺术品金融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据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总经理吕益民介绍，在西方发达国家，艺术金融化表现为艺术市场、艺术机构和艺术品的全面金融化，比如，艺术品投资指数的普及;拍卖机构直接为客户提供担保、抵押、评估、贷款等融资性金融服务等。未来风险和机遇并存挤压泡沫势在必行

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以来，作为第五大投资渠道，中国艺术品市场财富效应凸显，投资年回报率高达26%，已超过风险系数较高的股票和房地产。

从世界经济规律看，当GDP达人均1000-2000美元时，是艺术品市场的启动期;达到4000美元以上，是流行期;当达到5000美元以上时，是快速发展期;达到8000美元，是市场大规模发展期;达到1万美元，则是空前繁荣期。目前，中国人均GDP处于4000多美元的水平，艺术品市场正日渐引起重视。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董事副总裁寇勤认为，中国艺术品市场目前正面临重要的机遇期。经过近20年的发展，无论是市场经验的积累，还是拍卖公司的自我完善、市场上交易各方的各自成熟，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在当前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未来中国艺术品市场大有可为。

据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此前公布的《2010中国艺术品市场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艺术品市场整体规模快速增长，市场交易总额达到1694亿元，比2009年增长41%，艺术品市场交易规模全球占比23%，仅次于美国。而据诸多业内人士分析，2011年中国艺术品市场总体规模将再度上扬，有望突破2000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依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日前下发的通知，自2012年起，油画、粉画及其他手绘画原件;雕版画、印制画、石印画的原本;各种材料制的雕塑品原件的进口关税税率将由12%降至6%(暂行1年)。

分析人士认为，按照此前的交易量估算，此次政策调整将为北京市艺术品进口降低关税约7000万元，降低进口环节增值税1200万元，预计带动北京市2012年艺术品交易额30亿—50亿元。

2012年艺术品市场前景可期，但风险也不容忽视。不少业内人士对2012年

艺术品市场行情较为担忧，理由一是整体经济环境可能影响买家购买力。二是整体环境的变化可能会令货源剧减。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艺术品价格评估专家龚继遂也认为，2011年是继2003年大量资本进入艺术品市场、2008年泡沫初破之后，艺术品市场经历的一个拐点。艺术品投资在质、量、观念方面都会经历调整，2012年将会有一个挤压泡沫的过程。

分析人士认为，2012年中国艺术品市场面临的最大风险便是“去泡沫化”。随着各类艺术品投资基金等纷纷入市，艺术品市场正从收藏型迅速转向投资型甚至投机型，艺术品沦为低买高卖的工具，许多拍品短期内多次易手、交易价格迭创新高。在资金推动下，部分艺术品的市场成交价格已开始严重背离其实际价值，“去泡沫化”不可避免。

第五篇：改革开放以来南京临时政府研究述评——纪念南京临时政府成立100周年

改革开放以来南京临时政府研究述评 ——纪念南京临时政府成立100周年

摘要：近三十余年来，学界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研究取得一些成果，具体而言，主要关注的问题如下：其一，南京临时政府的自身问题；其二，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问题；其三，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律问题。此外，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民族问题、教育问题、文书问题等亦有所涉足。至于不足之处，主要为研究范式的制约，研究思维的狭隘。摘要：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辛亥革命给予清政府致命一击，与此同时，南京临时政府应运而生。若置其于数千年漫长的中国史中，南京临时政府仅存短暂的三个月时间，微乎其微，不足为道；然转化视域，若置其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史或民主发展史中，南京临时政府则异同寻常，值得大书特书。近三十余年来，学界对于南京临时政府进行了一定的关注，亦取得一些成果，鉴于此，笔者拟对其研究成果作以梳理，并指出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对南京临时政府成立100周年以作纪念。

一、主要关注的问题

1.南京临时政府的自身问题

学界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自身问题关注重点在失败原因和政府性质问题。

失败原因：

缘于侧重点不同，学界在寻求南京临时政府失败之因时亦持不同看法。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观原因。李益然之文《简论南京临时政府迅速夭折的主观原因》[1](p1-5)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最终失败，“是由许许多多客观和主观的必然因素促成的。”其中，主观因素主要有对袁世凯阴谋篡权没有采取正确的对策；“推翻清朝政府便是革命成功”的自我窒息；没有建立一个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没有用正确的政策取得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含忍屈从、妥协退让的对外政策的严重危害。之外，还有许多主观原因，如迷信议会政治，使革命党日趋分化、堕落；为了尽快享尝民国的权益，放弃革命，争相从事私人投资实业活动；盲目追求“宁静”的政治环境，大批遣散革命军队，等等。

资产阶级内部分化的原因。其实，此因素亦可归其为主观原因，只是一些学者对此方面原因有意侧重。如梁仲明之文《南京临时政府夭折原因新探》[2](p49-54)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体成份是商业资本家，在敌我双方殊死搏斗的紧要关头，这个阶层却醉心于自己眼前的短浅利益，不愿承受革命的暂时痛楚，最后竟背弃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革命政权，容忍和拥戴衰世凯墓权窃国。失去本阶级主休成分的有力支持，是导致南京临时政府夭折的根本原因。

经济原因。持此观点的学者较为繁多，如贾德臣的《财政问题对南京临时政府夭折的影响》[3](p88-93)、张世均与胡大泽合著的《论辛亥革命失败的经济因素》[4](p137-140)、杨振华与杨德慧合著的《论南京临时政府失败的财政因素》[5](p132-134)等文章，均认为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无力应对诸多现实问题，财政危机日趋加深，最终导致政权灭亡。

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

关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历来说法不一，近年来学界仍有分歧，莫衷一是。

资产阶级政府观。赵矢元所著《论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6](p70-76)颇具代表性，该文是其六十年代所撰《论南京临时政府》稿中一个问题，但发表之时仍持其固有观点。赵认为一个政权的性质，取决于它由哪一集团掌握和它所实行的政策，在南京临时政府中革命党人占主要地位，政权基本上掌握在他们手中。此外，观察一个政权的性质，还要看它施行的政策，要分析政策对各阶级、各种政治力量的态度，即政策的阶级性，临时政府发布的政令具有资产阶级性质，服务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故而，“南京临时政府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临

时政权。”

彭明之文《论南京临时政府》[7](p94-114)对“国外的一些研究中，又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辛亥革命”，“认为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都不是革命派领导”的论点，在第一部分从政权问题和《临时约法》来论证南京临时政府“不但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而且是一个革命的政府。”刘桂五的《论南京临时政府》[8](p24-31)、石芳勤的《武昌起义和南京临时政府》[9](p59-60)、王文素的《南京临时政府性质初探》[10](p41-43)等文章亦持类似观点。

联合政府观。在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著有《南京临时政府评析》[11](p59-64)一文，认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实现了各种反清势力的大联合，在各部部长、次长的人选中，有同盟会革命党人，有立宪派人士，也有旧官僚。显而易见，其主张南京临时政府为各种势力的联合政府。

在纪念南京临时政府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南京大学史全生做了《关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问题》[12](p47-53)学术演讲，之后发表于《史学月刊》，提出异于此前崭新的观点，认为所谓的“立宪派”、“旧官僚”是未参加革命以前的身份，自从加入革命阵营，宣布独立，脱离清朝以后，就已经是革命分子。因此，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以同盟会、光复会等革命党组织为核心的，包括已投入革命的原立宪派、旧官僚和一切赞同革命的爱国人士在内的革命统一战线或联合阵线的临时政府。而且是一个走出了中世纪的资产阶级现代民主共和政府，一个按照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念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政治体制。

关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如赵矢元所言：“多数重要著作认为它是封建势力、立宪党人和革命派三种势力的‘联合政府’。”[6](p70-76)但今天来看，资产阶级政府观成为主流观点已是不争的事实。

2.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问题

学界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问题研究重点在于经济政策和财政危机的影响。经济政策：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危机，为了维持政权的正常运转，采取了一些列财政措施，韩森之文《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问题》[13](p19-22)归其为九个方面：对外借款；发行公债；发行军票；设立中央造币厂；收取税款；设立银行；向私人借款；查收清政府及前清反动官吏的财产；捐款。之后，虽有文章论及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措施，然并未超出韩文所述范围，如冯君之文《浅析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14](p73-77)、易棉阳之文《南京临时政府之金融作为述论》[15](p41-44)、裴媛慧的硕士论文《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财政》[16](p6-13)等。

财政政策是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然根本解决之策在于工商业的发展，对此亦采取相应措施，朱英之文《论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17](p43-51)列举七个方面：明令保护工商业者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确立其自由经营工商矿务交通运输等各种公司及企业的权利；颁布商业注册章程；制定银行条例；鼓励创办各类公司和企业；恢复市场经济秩序；倡导兴农垦殖；支持成立民间实业团体。冯君则简单的归纳为四个方面：在中央成立实业部管理农工商矿渔林牧猎及度量衡等经济事务；制订《商业注册章程》；力图建立资产阶级的法律体系，保证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尝试推行民生主义。[14](p73-77)以上所述经济政策主要从整体出发，宏观把握，此外，学界亦着眼于具体经济政策，主要对于币制金融政策进行探究。于彤之文《南京临时政府的币制金融措施》[18](p109-113)认为南京临时政府对币制金融采取措施如下：中央银行的创办；中央造币总厂的筹建；军用钞票的发行和开国纪念币的铸造；专业银行法规的厘订。汤可可、尤学民之文《南京临时政府的币制金融问题》[19](p159-172)认为币制金融政策体现于如下几点：致力于实现币制统一；建立货币、金融的监督考核制度；鼓励兴办银行。崔晓峰之文《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币

制政策及措施》[20](p87-89)亦如汤、尤之文从上述三点进行述论，无甚创新。

财政危机的影响：

贾德臣之文《财政问题对南京临时政府夭折的影响》[3](p88-93)认为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所产生的影响是多重方面的。对内决策方面：临时政府领袖们为解决财政奔波，分散了政治、军事方面的精力；巨大财政赤字使得重大决策未能实施，如北伐中止；军费匮乏，迫使黄兴大量裁军；兴办实业没有必要资金只好搁浅。对外政策方面：所有财政中外债占61.3%，靠外债度日势必对外政策表现软弱。对南北和议方面：财政困难迫使孙中山对和议态度及议定条件不得不屈就。梁仲明之文《浅论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及其影响》[21](p83-87)则指出另外不同于贾文的一点，即财政困难导致了人们对临时政府信任度的下降。

对于财政危机的影响，学界之落脚点多为最终导致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失败，其理论来源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中寻求原因，正如梁仲明所言：“我们以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无以克服的软弱与妥协使然。”[21](p83-87)阶级偏见之下，无论在近代史中前辈如何努力之过程即被断言，其结果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失败无疑，近代史研究在此桎梏之下失去了其固有活力，犹如套上笼头的马匹，无以还原其缤纷的色彩。

学界普遍看到的是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失败状况，政府数种措施的努力似乎不值一提。其实不然，南京临时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亦多有肯定之处，朱英对经济政策的积极影响就曾有所关注，首先，促进了更多新式企业的创办，直接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其次，各类民间实业团体的创立日益增多，开创了民初民间实业团体兴盛的起点，再次，南京临时政府实施保护和鼓励实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并采取了许多相应的具体措施，在社会各界人士思想观念的更深层次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17](p43-51)

3.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律问题

学界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律问题研究重点在于法律制度和《临时约法》。法律制度：

在宏观研究方面，邱远猷之文《试论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制》[22](p17-21)主要肯定了南京临时政府法制的进步意义，具有鲜明的反封建专制，在立法、刑罚、诉讼的方面均适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原则，并把吏治改革提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兴衰存废的高度。但在对待帝国主义问题、土地改革问题等方面又存在局限。

唐上意之文《南京临时政府的立法建制》[23](p115-135)对南京临时政府拟定和颁布的一系列法律和政令从总体方面进行论述，主要涉及政权机关方面、武装力量方面、司法制度方面、财政制度方面、发展实业方面、文化教育方面、保护人民权利和革除社会恶习方面、国家根本大法方面。刘海燕之文《南京临时政府的立法实践及其历史启示》[24](p139-143)则另辟蹊径，从五个方面论及南京临时政府的立法状况：第一，宪政立法，包括临时宪法和国家根本大法；第二，行政性法规，包括政府组织法规、整顿吏治的法规和整饬军纪的法规；第三，保障人权的法规；第四，社会性立法；第五，发展经济的法规。至于历史启示，该文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之一，加强宪政建设,构筑民主与共和的法律机制；之二，依法治国，构建尊重和保障权利和人权的法律机制；之三，推进法治建设，必须走“自上而下”之路。袁应武、徐汉明之文《南京临时政府司法制度改革》[25](p24-26)所述立法状况与刘海燕之文无多差异。

公丕祥之文《共和革命与法律进步》[26](p130-137)认为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采取以下四项原则加强法制建设：维护法制统一；倡导依法行政；坚持司法独立；主张罪刑法定，反对刑讯逼供。邱远猷之文《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制度改革》[27](p83-86)对于新司法原则论述更为具体，主要在十一个方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

重人权；司法独立原则的提出；推行律师制度；设立陪审制度和公开审判制度；禁止非法逮捕、拘禁、审问、处罚；罪行法定，不溯既往；刑罚轻重持平，反对重刑主义；禁止刑讯，重证据不偏重口供；废止体罚制度，实行新的刑罚制度；罪人不孥，反对株连；改良监狱，尊重人道主义。

在微观研究方面，张希坡对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进行比较系统的整理，搜集到前人未曾引用的文献，特别是《民立报》中相关内容，从而著有《南京临时政府司法行政法规考察研究》[28](p69-78)，该文主要对南京临时政府行政法规中的司法行政法规进行探究，涉及问题主要有司法部的组织法规、各级审判机关体制建设的初步方案、关于禁止刑讯和体罚的法规、律师法草案与律师公会章程、司法部关于监狱建设的咨文、法政教育的批文和民国法律学校专章、南京临时政府修订法律情况概述。

贾晖之文《简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个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29](p104-108)主要论及《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和《中国民国临时约法》对个人财产保护相关内容，肯定了其积极意义，同时存在与社会脱节、缺乏民众参与等诸多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最主要代言人，刘海燕曾指出南京临时政府的立法原则便是孙中山的法律思想[24](p139-143)，虽有所夸大，但大致如此。因之，学界对于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法律制度有所关注，主要代表论文如陈汉生之文《孙中山法律思想述略》[30](p76-81)、刘世文之文《孙中山法律思想》[31](p77-79)、李学智之文《孙中山与民初法制建设》[32](p31-34)、邱远猷之文《孙中山与中国法律近代化》[33](p54-58)、龚春英之文《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审判制度建设》[34](p25-28)等。

《临时约法》：

总体评价方面，刘望龄之文《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5](p41-50)从《临时约法》的革命历程、《临时约法》的历史地位、《临时约法》的局限性等方面进行论述。此外，相关研究主要还有刘锡斌之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评析》[36](p50-52)、侯贵生之文《重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7](p90-92)以及郭钦的硕士论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研究》[38]。

失败原因方面，张晋藩之文《<约法>，毁法，护法》[39](p42-46)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制定《临时约法》后，错误地以为民国形式得到了保全，因而放弃了保卫民国的进一步努力，呈现出一派瓦解涣散的状态，以致随着辛亥革命的终结，《临时约法》便遭到撕毁的噩运。王志毅之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失败原因浅析》[40](p59-60)认为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忽视了政权对法律的保障作用，“所以一纸《临时约法》难免失败的命运。”音正权之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缺陷》[41](p142-147)则从多角度总结《临时约法》失败原因：除了当时政治环境的不利影响以及广大民众的民主意识低下外，临时约法本身的缺陷，如制定缺乏代表性、行政权力划分与现实政治状况相悖离、权力划分混乱等，也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

“因人立法”方面，在法学界、史学界普遍认为《临时约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为了限制袁世凯，原来的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长期以来为主流观点。2000年，刘笃才发表《<临时约法>“因人立法”说辩正》[42](p152-160)一文，认为该约法规定责任内阁制却并非针对袁世凯，而是临时参议院基于利益的考虑所采取的扩大自身权力的措置。其实此前何善川已发文《试论民初“总统制”到“内阁制”的转变》[43](p90-92)提出类似观点。学界对此提出了商榷意见，如张学继的《临时约法：“因人立法”的产物》[44](p55)、《再论<临时约法>的“因人立法”问题——兼与刘笃才教授商榷》[45](p35-41)。范福潮发表于《南方周末》的《<临时约法>为什么会成为废纸》[46]一文认为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确立《临时约法》罔顾国情、视人立法、以国家大法为政治斗争武器的行为，有违客观、公正的立法精神。武宁在其硕士论文《从<临时约法>到<约法>》[47]中明确指出革命党人制定《临时约法》的目的“就是以此约束袁世凯，以保卫共和，防止专制。”

制定情况方面，张国福之文《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日期和主稿人问题》[48](p89-92)针对以往研究中对起草时间和主稿人多有出入的状况，通过重新考定认为临时约法经过两次起草，第一次起草时间是1月20日以前，27日结束，第二次起草时间是2月7日至3月8日。至于主稿人，并非学界所认为的宋教仁，而先后有景耀月等20余人，其观点在《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的问题》[49](p37-39)中有所重申，并指出主持人并非孙中山，而是参议员。张亦工之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起草人辨正》[50](p18-20)、邹小站之文《关于南京临时政府与<临时约法>的几个问题》[51](p288-295)亦与张国福持相同观点。

上述之外，学界对于《临时约法》研究视域亦相当广泛，较为重要者如刘旺洪之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文化透视》[52](p51-54)、王继洲之文《孙中山不赞成<临时约法>》[53](p53-

56、杨天宏之文《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54](p100-114)、高天琼之文《从社会价值认同的角度比较<独立宣言>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历史命运》[55](p57-62)、代晓之文《论“新旧约法”之争的原因及影响》[56](p101-105)、刘劲松之文《南京参议院议员人数与<临时约法>的效力》[57](p298-304)、郭钦之文《你方唱罢我登场：民国初年法统问题述论》[58](p200-202)等。

4.南京临时政府的其他方面问题

民族问题：

在宏观研究方面，李国栋博士论文为《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59]，其中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民族政策，在其发表的《对南京临时政府民族政策的历史考察》[60](p22-24)一文中有所体现，该文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民族政策主要来源于孙中山的民族思想，以民族平等为指导，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新型的民族政策；同时发展了孙中山的民族思想，把民族问题纳为民族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使反对民族压迫和实现民族平等、团结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祝方林硕士论文对南京临时政府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理论主张有所探究。[61]潘先林之文《略论南京临时政府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及设想》[62](p49-55)对南京临时政府处理民族问题的措施进行列举，并指出其后大多为袁世凯政府所实施。

在具体研究方面，崔巍之文《南京临时政府与中国新型民族关系的确立》[63](p52-55)认为南京临时政府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以近代文明国家民族平等的原则为指导，制定并实施了一套新型的民族政策，并基本上被后来的民国政府所延续，从而逐步在中国确立起了一种以维护国家统一和强调民族平等为内容的新型的民族关系。彭武麟以“五族共和”为考察对象，探析了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的建构问题。[64](p76-85)对此问题，常安在《近代中国的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建设》[65]中亦有所提及。

教育问题：

在教育措施方面，韩荣宝之文《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对教育事业的贡献》[66](p47-55)对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提出的教育措施进行列举，如宣布教育宗旨，兴办各类学校，派遣留学生，建立师资队伍，修订和编写新教材。通过这些措施，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教育体系初具规模，为保护教育，还对损害教育事业者严肃处理。杨忆宁和杨治亚合著之文《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教育事业》[67](p127-129)则从另一视角阐述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措施，主要为确立新教育宗旨，树立新道德规范；恢复教学秩序，发展国民教育；推行普及教育，倡导女子就学；发展民族教育，重视师资培养。

在教育性质方面，赵德祥之文《试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政策的性质》[68](p67-69)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批判清政府封建教育政策，明确提出了革命教育思想，在此基拙上废除了以忠

君、尊孔、读经为中心的教育政策，废除了清朝学部颁布的教科书和含有封建专制内容的民间教科书，推行资产阶级教育政策，是一次名符其实的资产阶级教育革命。

文书问题：

在文书改革方面，朱兰芳之文《辛亥革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的文书改革》[69](79-80)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南京临时政府的文书改革：设置与资产阶级国家模式相应的文书工作机构；公文用语和名称的改革；公文处理程序上的改革。通过以上措施简化了公文处理手续，提高了公文传递效率，革除了封建官僚机构中公文上下左右往返运转的繁杂程序。李祚明、孔庆泰之文《南京临时政府的文书制度》[70](p134-136)则把文书制度分为五个方面：简化文种，划一程式；统一公文纪年；革除封建恶称，确定官民称谓；“公务以敏迅为归，事权以分任为主”的处理程序；严格收文制度。黄昆源之文《略论南京临时政府的公文改革》[71](p70-72)基本与上述两文措施相似。

在文书档案方面，楚晨梅与牛红颜合著之文《南京临时政府文书档案工作改革》[72](p14-15)指出南京临时政府文书档案工作改革如下：设专人负责；废除封建专制权力的文件名称；公文处理程序化；重视档案的编辑公布；利用档案编纂历史；档案工作者备受重视；关心档案的保存。侯吉永之文《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中的公文纸式及程式变革述论》[73](p13-16)认为从清代到南京临时政府，公文纸式及程式发生了划时代变革：最高元首的公文与普通官署一样，皆用白纸，无图案，纸张用相同的折式，纸幅无分大小。公文无论上行下行，折面布局趋向简明统一。

之外，学界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研究还涉及诸多方面内容，主要有南京临时政府的社会改造[74](p77-80)、南京临时政府与日本合办汉冶萍公司**[75](p106-111)、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76](p93-107)(p107-111)(p27-31)、南京临时政府报律**[77](p42-44)、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相关立法活动[78](p56-65)(p18-21)、南京临时政府的军事制度[79](p63-73)、南京临时政府的警察制度[80](73-74)、南京政府时期的风俗变革[81](p90-94)、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原因[82](p8-12)等问题。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从以上笔者林林总总的梳理可知，学界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涉及面亦相当广泛，对一些事实有所澄清。与此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如研究范式的制约，研究思维的狭隘。1.研究范式的制约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学术思想领域的开放也不例外，具体到中国近代史研究，总体而言已由单一的革命范式向现代化范式、冲击-回应范式、内卷化范式、公共领域/市民社会范式„„多种范式进行转化，基因与此，近代史研究颇显繁荣。与之难以相对的是南京临时政府的研究却略为沉闷，仍在革命范式之内踌躇徘徊，逡巡不前，未能出现较大的成就与突破。

如前文所言，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学界寻求原因为资产阶级无法克服的妥协性与软弱性。其实这仅仅是一个缩影，其他方面莫不如是。

如法律制度方面，邱远猷在《试论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制》[22](p17-21)一文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及其招致的南京临时政府的短暂性，决定了它的法制建设带有一些根本性的缺陷。”如果说邱文发表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带有时代烙印的话，那么刘海燕之文《南京临时政府的立法实践及其历史启示》[24](p139-143)则属于新时代的产物，但该文仍在强调“由于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者——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其所制定的法律不可避免地带有根本缺陷，这些缺陷是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表现。反映到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身上，便是既不愿彻底反帝，更不愿彻底反封建。”法律制度是南京临时政府

研究中的重点所在，以上举例只是相应代表，革命范式之下的此类文章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又如民族政策方面，韩荣宝之文《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83](p42-47)认为孙中山的民族政策“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对待国内民族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崔巍亦在《南京临时政府与中国新型民族关系的确立》[63](p52-55)中指出，“由于其资产阶级本性，它实行的新型民族政策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局限性。”祝方林在其硕士论文中亦称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的软弱性，使得其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理论仍不乏失当之处。”

再如关于南京临时政府的失败原因，刘桂五在《论南京临时政府》[8](p24-31)中指出，“其主要原因有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而起决定作用的则在内部，即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李益然认为“软弱的阶级、软弱的政党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却要对付一个得到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经济、军事实力都强于自己的袁世凯北方政权的挑战，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1](p1-5)„„

学界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种种弊端与局限一言以蔽之：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究其缘由，乃单一革命范式制约使然。此种研究是史学不成熟的表现，范式的僵化。

范式演变为规律性的东西，使人们提起南京临时政府，想到其失败了，再即想到是资产阶级领导的缘故。治史者限于此预设的陷阱之中，思维惰性随之生成，治史者不会去证伪传统范式，而只是停留在经验层次上，固步自封，不能自拔。此种状况倘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研究沾有时代印记还有情可原，可如今依然亦步亦趋，那么就值得反思。

学术研究重在创造出什么，而并非复制出什么，是创新，非重复，研究南京临时政府者每篇文章之后冠以“资产阶级软弱性”，学者则扮演了复制机的角色，如此之“创造”惟使史学显得苍白无力，犹如“枯藤老树昏鸦”，毫无生气可言。

值得指出的是，在革命范式之下一些学者遇到两难之题，一方面需要痛斥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另一方面又要努力维护孙中山的形象。如杨华山在探讨南京临时政府与日本合办汉冶萍公司**时，指出“值得加以探讨的是孙中山的妥协与软弱。”进而辩解为：“各方面的迹象都可以确定孙中山主持的‘汉冶萍事件’是‘革命的妥协’，而不是‘叛徒的妥协’。革命的妥协是：在形势不利于己时对敌人作暂时的必要的让步，卧薪尝胆，加快国家建设的步伐，增强自己的实力，虽说失去了暂时的小利权，但赢得了长远的根本利益，时机成熟即起而抗争，收回利权。”[75](p106-111)南京临时政府研究要有所突破需在突破范式上下大力气。应当承认一些学者在此领域研究运用现代化范式进行尝试，然为数甚微。值得指出的是，不可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笔者并非有意指责革命范式，其亦有闪光点之所在，问题在于范式的单一，使得史学研究教条化、简约化、公式化，急欲寻求“规律”，岂不知历史并非自然科学，本无规律可循。

2.研究思维的狭隘

通观南京临时政府研究成果，多限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律问题，兼及经济问题、民族问题、教育问题等，而其他方面鲜有论及。再者，对于南京临时政府及相关问题的宏观性、整体性的评论、概括多有体现，而具体、深入的探究则尤为不足。

何以至此，恐怕学者的研究思维狭隘是一重要缘由。

法律问题成为南京临时政府研究的焦点，不足为奇。需强调的是此领域研究，除了史学者的努力，法学者亦参与其中，如邱远猷、张希坡、张学继、刘笃才等等。其他领域主要为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学者边界意识强烈，视野不够开阔，自我圈地。知识结构过于单一化，研究领域过于狭隘化，极大地制约了治史者的视野，这使得科际整合显得尤为迫切。

受主流意识影响，南京临时政府研究存在集聚效应，缺乏原创思维的渗入。如汤可可、尤学民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币制金融问题》[19](p159-172)与崔晓峰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币制政策及措施》[20](p87-89)两文的第二章框架大体一致，无甚差异，此种状况不只一例，多有存在。往往人们喜欢探究熟识者，而漫忽了生僻者；然熟识者研究翻来覆去，毫无新意，味同嚼蜡，生僻者具有深邃的研究潜质，而无人问津，备受冷落。史学研究在于别具一格，所以必须解冻生僻的历史，激活史学思维。

与其拾人牙慧，不如转换视角。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拓宽史学思维，转换研究视角，或许会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事半功倍，柳暗花明又一村。如刘旺洪指出“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中国近代史进行研究已经为人们所熟悉。然而，用文化研究的观点着力于分析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在我国着实是做得很不够的。”因之，刘从文化学视角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进行了探究。[52](p51-54)陈晓枫在此方面亦作尝试，认为“从宪法文化上看，《临时约法》的命运反映的是更广阔的文化传统对于‘大典’和‘朝纲’的处理法则。”[84](p33-36)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进步最重要的表征是史学研究领域的变化，即由政治史、军事史向文化史、社会史的转变。简言之，关注重点向下层史学蔓延。而南京临时政府研究者在此方面关注度却大为欠缺，所瞩目者非孙中山、黄兴之流，即资产阶级、参议院等等，人民大众与其失之交臂，擦肩而过，成为“不受关注的群体”。艾萍之文《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风俗变革——以上海为个案》[81](p90-94)主要运用《申报》、《时报》、《民立报》等报刊资料对下层大众对于政府推行的禁毒、禁烟、剪辫、易服、放足、改易称呼等等风俗的变革进行探究，即是对下层史学的有力回应。

苏全有在《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85](p74-81)一文中指出的：“不仅精英、经典需要思想史浓墨重彩地书写，很多没有思想亮色的芸芸众生，他们那似可模糊的一片灰云也值得人们深深思考，着力描绘。也就是说，思想史既应写凸显者，也应写蛰伏者，既要书变异者，又要书‘绵延’者，既要关注主流文化，又要关注边缘性文化，既要重视精英文化，又要重视民间性文化。”其实，不仅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此，南京临时政府研究亦是如此。

此外，研究思维的狭隘表现在缺乏对南京临时政府具体、深入的探究，学界往往浅尝辄止，泛泛而谈，人云亦云，研究路径过于宏大。其影响之一是学者只知南京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不知其细节，因此有学者强烈呼吁“应当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条文原貌”。[86](p52-58)史学研究常常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于细微处见真知。影响之二是学界对于一些事件的具体人物、时间张冠李戴，混淆不清，如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时间和主稿人方面，张亦工、张国福、邹小站等有所澄清，而其他事件呢？是不是都准备无误，不存在以讹传讹的现象，难以尽然，这就需要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南京临时政府的研究如要有重大进展，亦需“源头活水”，即开拓的思维。研究者亟需摒除画地为牢的边界意识，敏于沉思，具备反思型的开放理念，使固有视角有效转换，同时在广度与深度上狠下功夫。

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100周年之际，笔者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南京临时政府研究作以扼要的梳理，并认为此领域研究要有重大突破，需要研究范式的多元化，研究思维的不断拓展。相信随着这些问题的逐渐解决，南京临时政府的研究会有显著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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