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范式”与“行为范式”争论的系统思考

第一篇：“理论范式”与“行为范式”争论的系统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非理性投资行为与理性投资者的套利行为，行为经济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派是存在严重分歧的，可以将其归为“行为范式”与“理论范式”，见表1。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若金融产品的价格偏离均衡价格，这时候对价格高者做空头并同时对价格低者做多头，就会套取无风险利润。不过，这种观点受到了行为金融学派的质疑。行为金融学派虽然同样也认为当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出现时，毫无疑问这种机会将迅速被人发掘，但是行为金融学不认为理性交易者会立即抓住机会，使误价得到矫正，因为矫正误价的策略也可能会面临很大的风险，使得这种机会不再有吸引力，因此，误价很可能会长期地保持下去。行为金融学派认为没有“免费的午餐”，由于现实中的金融市场套利行为(理性投资者的活动)是有局限性的，因此，要享受“午餐”必须承担风险。“理论范式”与“行为范式”的争议的核心是，对于所发现的金融市场上各种“异常现象”，到底是基本假定的错误引起的还是只反映人们预期心理(如对风险评价)的变化。

如果某种学说在理论或在现实经济中其假设条件不成立，那么盲目地应用理论指导投资决策、资产定价，在理论上将会导致错误的结论，而在实践中脱离金融市场的实际进行投资活动，就会对金融产品价值的大小做出错误的判断，导致重大的资金损失。究竟谁对谁错，目前没有定论。因此“理论范式”与“行为范式”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理性投资的系统结构与套利交易行为分析

从复杂系统角度来看，系统结构决定系统行为。那么金融系统结构是如何决定金融系统行为呢?本文认为，套利活动是这个复杂金融系统的其中一个子系统，该子系统行为是由市场价格、基本价值、理性投资者的多空头交易等要素组成的负反馈结构决定的(以下简记为子系统甲)。例如，当证券价格被高估时，证券价格高于其基本价值，理性投资者就会卖空证券(或增发证券)，通过多空头对冲套利获得了无风险利润，造成证券价格下降；当证券价格被低估时，理性投资者就会买入证券(或回购证券)，通过套利获得了无风险利润，造成证券价格上升。只要证券价格与其基本价值不相符，就存在套利机会。最终结果将会使证券价格达到均衡状态。

因此，套利力量将会推动市场重建均衡，结果推动市场走向均衡的供需力量一定会使它们的收益率变得相等。这一子系统的运行结果满足了“理论范式”，首先，一旦价格偏离内在价值，即产生了误价，一个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也就产生了。其次，理性交易者会立即抓住机会，使误价得到矫正。市场效率越高，误价达到均衡状态的速度越快；反之，误价得到矫正的速度越慢。

可以看出，如果满足了“理论范式”的假设条件，那么其理论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从理论上来看，通过套利获得了无风险利润是有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正是其基本的假设条件。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范式”的套利理论的基本假设包括两个方面：①无摩擦环境假设，是指不需要交易成本；企业的信息披露是公正的。②投资者理性的假设。即，第一，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因此投资者可以理性地评估资产价值。第二，即使有些投资者不是理性的，但由于他们的交易是随机产生的，交易互相抵消，不至于影响资产的价格；第三，即使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并非随机而是具有相关性，他们在市场中将遇到理性的套利者，后者会消除前者对价格的影响。然而实际上套利是有风险的：即无摩擦环境风险暴露(如交易费用)、完全理性风险暴露。这样就会得出与“行为范式”相同的结论。在现实的经济中，其条件在许多条件下是不成立的。脱离市场的实际进行套利活动将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另外，如果存在履约成本，也会使套利活动受到限制。而且，在金融实践中，所有的金融市场参与者是否能始终保持理性，是令人怀疑的。更何况人们的想法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套利行为是否存在完全理性风险暴露，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因此，从系统考虑，子系统甲的结构并不完整，是应修正和补充的。即使“理论范式”的假设条件成立，从实际情况来看，“理论范式”无法解释证券市场价格的过度异常波动，因此其理论存在局限性。

另外，“理论范式”也存在噪音交易者风险。噪音交易者风险，是1990年由de long提出、并由1997年shleifer和vishny发展的观点，指的是套利者为了利用误价反而在短期内加剧了误价的风险。原因在于很多现实中的套利者目光短浅，而并非目光远大。这是因为，很多进行套利的人(如专业的投资组合经理人)，并非经管他们自己的钱，而是替别人理财。用施莱夫和vishny的话(1997)来说，这是“智力和资本的分离”。这种代理的特性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由于缺乏评估套利者策略的价值的专业知识，投资者可能会简单地按照回报来评估套利者的价值。如果被套利者利用的某种误价在短期内加剧，并造成账面损失，投资者可能会断定套利者不能胜任，并抽回资金。从而套利者非但不能渡过短期损失的难关，而且套利者还不得不在投资的最佳时机过早地套现。债权人会加剧这种困难局面。经历短期的损失后，眼看着自己的财产被蚕食，债权人会要求套利者偿还贷款，这使得过早套现的窘境雪上加霜。

三、非理性投资的系统结构与非理性行为分析

金融市场参与者之中的非理性投资行为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可用非理性投资子系统表示，以下简记为子系统乙。该子系统行为是由非理性投资者个人能力、信息、情绪、认知、买卖投资、市场价格等要素组成的正反馈结构决定的。当市场价格处于低价时，非理性投资者受到个人能力、信息、情绪局限，根据经验、直觉或不对称信息作为决策的依据，往往使他们对证券价格的真实价值的认知做出错误判断，认为证券价格偏高(实际上低于基本价值)，他们就会卖空证券(或非理性投资机构增发证券)，结果造成证券价格进一步下降，市场价格出现非理性偏差。这就是在金融市场上出现的反应过度或不足现象的原因。这一结论与行为经济学派是一致的。

实际上，非理性行为在金融领域中确实存在，这样的投资者行为常常与理性决策背道而驰。例如在中国a股市场的股票“四川长虹”，由于有几年业绩突出，投资者对该股票的预期便脱离公司的基本情况，将其优良业绩外推到较远的将来，如把它“想象”为蓝筹股、长期绩优股，直到它的业绩连续数年变差，甚至急转直下才开始转变对它的看法，股票价格才逐步调整。欧汀1998年在《金融学报》发表的研究表明，普通个人投资者每年会把已赚钱股票中的14.8%卖掉，与此相比，只有9.8%的赔钱股票被卖出(样本包括1万个人投资者账户)，因此，愿意把已赚钱的股票抛售的程度是愿意把已赔钱股票抛售的1.5倍。那么，这种“赢则卖赔则留”的交易行为是否意味着更好的投资业绩呢?在这1万个股民的交易记录中，欧汀发现，他们卖掉的股票反而比留下没出售但已赔钱的股票的回报率更好，三个月后，被卖掉的股票平均回报率比留下的股票要多1.03%，一年内平均多3.41%。

四、金融市场的系统结构分析及实证研究

如果把子系统甲和子系统乙结合在一起，就可得到金融市场的基本系统结构。其共同作用会产生以下几种典型的结果。第一种结果，误价得到矫正。这是因为套利子系统成为主导负反馈作用的结果。第二种结果，市场价格出现过度波动。这是由于非理性投资子系统成为主导正反馈作用的结果。第三种结果，短期、中期市场价格出现过度波动，长期市场误价得到矫正。这是由于短期市场、中期市场非理性投资子系统成为主导正反馈作用。长期市场套利子系统成为主导负反馈作用的结果。第四种结果，非理性行为对价格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和长期的。但是此时的均衡价格往往会偏离套利者预期的均衡价格。行为金融理论相比传统的有效市场理论最大的成功之一是通过一系列理论文章表明在理性交易者和非理性交易者相互影响的经济体中，非理性对价格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和长期的，也就是说理性交易者的套利活动存在着局限性。

1907年，两家当时完全独立的公司――皇家荷兰与壳牌运输，同意按照60：40的比率合并它们的股权，但双方仍保留为单独的实体。皇家荷兰的股权最初在美国和荷兰交易，占两家公司总的现金流的60%，壳牌运输最初在英国交易，占现金流剩余的40%。如果价格等于基本价值，皇家荷兰的权益价值始终应该是壳牌权益价值的1.5倍。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froot and dabora(1999)发现两者的股权价值之比严重偏离1.5，而且，皇家荷兰按平价有时35%被低估，有时15%被高估。

可见，“理论范式”与“行为范式”均是局部思考，因而得出结论是不完全的。证券价格的高低取决于理性投资者、非理性投资者的互动。证券价格的高低是由证券供求力量、套利力量、非理性力量此消彼长共同作用的结果。金融系统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复杂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如果不同的人(理性套利者、非理性投资者)在同一金融系统中都趋向于同一结果，这就不能从个别人、个别事去找原因，而要看到其背后的结构，找到解决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即结构上的原因。过度地强调一个方面(“理论范式”与“行为范式”)，将会造成系统失衡，金融系统动荡，带来意想不到的投资损失，增加金融风险。

[注]本文系“北京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sm200610037007)”、“北京市属市管高等学校人才强校计划项目”、“北京物资学院证券期货创新与应用科研创新团队”资助。

第二篇：远程教育研究及其理论范式

远程教育研究及其理论范式

http:// 2003-10-23开放教育研究 作者：叶成林 徐福荫

【摘要】从19世纪中叶函授教育在英国诞生开始，及至今日，远程教育已成为教育界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在其发展过程中，远程教育研究起到了引导和促进的作用。本文从远程教育与远程教育研究的概念出发，提出远程教育研究可划分为两种基本范式：即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并着重论述了远程教育的理论研究范式。

【关键词】远程教育； 远程教育研究； 范式

远程教育的诞生是工业社会技术应用的结果，蒸汽机和铁路的发明极大地扩展了人们活动的地理空间。为了让异地的学生能继续学习，教师自然地想到把学习材料（书籍和教材）通过邮政系统由铁路运输传递到学生手中，这便是最早的远程教育形式——函授教育。从此，每一次新技术在教育媒体和教育传播领域中的应用就产生出一种新型的远程教育形式，从基于印刷、录音录像媒体和无线电广播技术的广播电视教育，到基于印刷、模拟视音频及数字化媒体和计算机网络、卫星传输和通信技术的网络教育，再到基于新型移动数字化教育媒体和移动通信网络技术的移动教育，莫不如此。远程教育在教学媒体和技术环境两个方面都表现出愈益丰富、愈加复杂的特点，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使得远程教育具有了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凸显学习的重要性和远程教育无穷的市场潜力，一大批企业被吸引介入远程教育研究领域，由此带来了远程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和远程教育研究的繁荣。

一、远程教育与远程教育研究

关于远程教育的定义，许多著名的远程教育专家都曾以自己的方式表述过，其中最有影响并被广泛认可的是远程教育学家德斯蒙德·基更的远程教育的五项特征描述的定义（基更，1996）。这一定义概括了远程教育的下列特征。

——准永久性分离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其他学生在时间、空间和社会文化心理上的分离是远程教育最突出的特征。在教与学过程中，师生处于物理空间相对分离同时通过信息传递又相互联系的状态；教与学过程是以特定的技术环境、教育资源和教育媒体为基础的。分离并不是完全永久性的，也就是说远程教育中并不完全排斥面对面交流。

——媒体与技术的作用媒体与技术是远程教育中又一个重要特征。远程教育的本质是实现跨越时间、空间和社会文化心理的教学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媒体与技术是关键因素，是远程教育赖以存在的基础。

——双向通信教学活动的本质是教育信息在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传递，远程教育也是如此。因此，通信是远程教育教学活动的基础。传统课堂教学中的双向通信机制和多向通信机制是面对面的，而远程教学中的双向通信机制主要是非面对面的，是基于一定的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基础之上的。

另外，远程教育在实践中呈现如下一些基本趋势：教师的角色将逐渐淡化，教师更多地以教育资源的形式或学习帮促者的身份出现；出于教学或社会交往需要而组织的基于传统面对面方式，或现代电子方式的集体会议交流活动将增多；从强调媒体与技术的作用转向注重以技术为基础的教育环境建构和教育资源的建设与利用，这种术语的转变体现了学习者中心理论、建构主义、系统科学和后现代主义等现代教育理念、复杂性科学和哲学思想在远程教育中的渗透；远程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是实施远程教育的组织机构，远程教育中的远程学习具有系统性、严肃性与社会确认性的特点，而一般远程学习则不具有这些特点；教育信息传递的通信机制多样化，单向通信、双向通信、多向通信并存，同步传输与异步传输共现。

远程教育研究及其理论范式作者：叶成林徐福荫在综合现有各种关于“远程教育”的定义、远程教育的现状以及未来远程教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本文给出“远程教育”的一个全新定义：

从狭义上来看，远程教育是指由特定的教育组织机构，综合应用一定社会时期的技术，收集、开发、设计、制作和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建构教育环境，并基于一定社会时期的技术、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以及出于教学和社会化的目的进而为学生组织一些集体会议交流活动（以传统面对面方式或者以现代电子方式进行），以帮助和促进学生远程学习为目的的所有实践活动的总称。在所有活动中，教师是以教育资源的形式或学习帮促者的身份与学生保持着一种准永久性分离的状态；而学生与教育组织机构（教师）或学生与学生之间将通过建立双向或多向通信机制保持即时会话。

从广义上来看，远程教育是指在上述实践活动过程中所涉及的组织机构、技术、资源、人员与实践活动等构成的整个系统。

从发展的观点看，远程教育是与一定社会时期的技术紧密联系的，远程教育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人类社会技术发展的历史。从本体论的角度看，远程教育是一种复杂的实践活动（狭义）及一个综合的复杂性系统（广义）。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认识和研究这种复杂的实践活动或综合的复杂性系统的过程就是远程教育研究，研究所形成的关于实践活动或复杂性系统的完整理论体系就是远程教育学科。而如何研究、认知和理解这种实践活动或复杂性系统，则属于远程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的范畴。

这一定义是综合我国及世界各国远程教育的现状并结合未来远程教育的发展趋势加以归纳与表述的，具有一定综合性及抽象性。它具有以下特点：

① 强调教育机构的作用，淡化教师的作用；

② 强调以技术为基础的教育环境与教育资源，淡化媒体的作用；

③强调集体交流（面对面或电子方式），淡化准永久分离的特点；

④ 强调通信机制的多样性，淡化双向通信的单一性；

⑤强调实践性，区别于远程学习。

二、范式理论与远程教育研究范式

范式理论最初是由库恩（库恩，1968）提出的，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范式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共同的基本理论、观念和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

远程教育研究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表现为远程教育的本体性研究、远程教育研究者与远程教育的关系研究、远程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研究三个层次。远程教育的本质是一种复杂的实践活动（狭义）及一个综合的复杂性系统（广义）。我国现阶段的远程教育研究更多地局限于这一个层次，表现为远程教育实践性研究、技术性研究和远程教育系统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而远程教育认识论和方法论层次的研究较少。研究范式主要包括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两个方面。如果把远程教育实践性研究、技术性研究和远程教育系统性研究归入远程教育研究实践规范的范畴，那么远程教育认识论和方法论层次的研究则属于远程教育研究理论基础的范畴。

学科的研究范式可划分为理论研究范式和实践研究范式两种基本类型。理论研究范式一般研究学科研究人员和学科自身的关系、学科方法论研究等，因此其更多地体现为对学科基础研究和社会实践的一种人文思考。实践研究范式往往只关注实际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更多地是一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即本体性研究。远程教育的理论研究范式指由一些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所组成的研究者共同体，他们以特定的哲学理论、社会学理论和教育学理论为共同的理论、观念、方法、信念和自然观，以远程教育局外人和旁观者的身份对远程教育进行冷静而理性的深刻思考和客观而全面的人文关怀。远程教育的实践研究范式则指由一些教育技术学家、企业的技术研究人员和相关技术研究人员组成的共同体，他们以学习技术、教学技术、远程教育相关技术为共同的方法，以远程教育参与人和实践者的身份对远程教育进行热情而科学的基础研究和深度而具体的技术实践。这两种范式共同组成完整的远程教育研究范式，二者的交叉、渗透与融合共同推动远程教育研究的发展。

三、远程教育理论研究范式

远程教育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宏观理论、微观理论和哲学理论三部分。那些试图涵盖远程教育领域的所有活动的理论学说，可以视为远程教育的宏观理论；而另一些集中论述远程教学和远程学习的理论学说，可以视为远程教育的微观理论。此外，还有对远程教育的合理性及其本质属性进行论证的哲学理论。

相应地，远程教育理论研究范式明显地受到教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基础学科理论的影响。远程教育自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和一种新型的教育文化现象，以社会学、人类学为基础，以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考察远程开放教育系统与传统学校教育系统、教育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如经济、政治等）的关系，是远程教育宏观理论研究的基础内容。相对于传统学校教育而言，远程教育具有更鲜明的社会化特点，我国远程教育的学生选择远程学习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学历与社会交往的需要。远程学习与教学是远程教育研究的核心内

容，学习与教学理论的发展对远程教育理论研究范式的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故以学习与教学理论为基础建构远程教育的微观理论是远程教育微观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远程教育所追求的开放性、动态性与学生中心的教育思想明显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理念，而远程教育追求效益、规模的一面又体现了其实用主义、工业化的哲学思想，而以各种哲学理论为基础综合分析远程教育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本质属性，则是建构远程教育哲学理论的基本方式。

1.学习与教学理论

我国最早的大教育家孔子的很多教育思想体现了深刻的学习理论，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深刻地揭示了学习、思考与理解的关系。西方早期的学习理论主要有亚里斯多德的经验主义学习理论和柏拉图的理性主义学习理论，分别强调经验在学习中的作用和逻辑思考在学习中的作用。长期以来，学习是作为哲学和神学的领域而被研究的。直到19世纪末，学习开始被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加以研究，并由此出现了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把学习定义为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建立联结的过程，消除了为了行为训练与意在产生理解的教学之间的差异（高文，2002）。早期的远程教育，如函授教育和广播电视教育较多地受到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影响，表现在远程教育的课程开发中注重行为训练（函授教育中的课后练习）和媒体刺激（广播电视教育中学习内容的呈现）。

从上世纪60年代起，随着认知心理学的诞生，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开始兴起。认知主义学习理论以计算机信息处理与加工模式为基础，强调学习中结构或图式的重要作用，认为学习的过程就是通过对知识和信息的处理与加工建立起知识之间的关系。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对远程教育中计算机辅助教育课件的开发与制作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在80年代末，随着人们重新解读杜威、皮亚杰和维果茨基等的教育思想，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开始兴起。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又分为激进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社会建构论、信息加工建构主义、社会文化认知观和控制系统论等六种范式。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通过意义建构的方法而获得的。”（南国农，2002）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于基于网络的远程教育网站的设计、网络教育资源的开发等都具有重要影响。

进入90年代后，研究情境认知和情境学习以及情境化人工智能的热潮已在认知科学领域出现（高文，2002）。由此出现了挑战认知信息加工观点的情境认知学习理论，这一新兴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过程中学习环境的作用，关注学习者所处社会文化对其学习的作用。情境认知学习理论对于远程教育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也将成为远程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和指导远程教育实践的基础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教师、学习资源和各种技术方式都是建构和设计学习者中心型学习环境的主要因素，远程教学过程就是基于所创建的学习环境为促进学习而进行的教师—学生之间、学生相互之间的交互活动，远程学习过程则是学生获取知识、理解知识并基于一定的社会文化情境建构意义的活动。

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以及情境认知学习理论，作为不同的学习理论其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有关学习、知识、认知与思维等基本概念及其关系的不同理解与表述。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南国农，2002）。远程教育的理论研究范式的演变明显地受到学习理论发展的影响，而远程教育的实践也为学习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实验环境与技术手段，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2.人类学、社会学与系统科学

教育的主体文化是一个教育系统中人们关于如何教与学的惯常行为模式，它体现在人们的教育思想观念、教学活动过程和学习材料内容中。教育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文化的反映，是社会文化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祝智庭，2001）。远程教育是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也是一种新型的教育文化现象。近些年，随着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的广泛，远程教育正逐渐成为一种强势教育文化现象。

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教育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与发展的系统。在整个社会外部因素的影响与作用下，教育不断地获得发展。当前，人类正进入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新兴的信息技术使得人们的社会活动愈益复杂，知识更新迅速，这就要求人们终生不断地获得自身职业发展。伴随着外部社会系统的急剧变化，教育系统内部也要求自身不断革新以应答社会变化的挑战。作为一种新型教育形式，远程教育的出现正是外部社会、经济因素驱动和教育系统内部自身发展需要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教育作为一种人类的基本社会活动，其自身发展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些特征。教育的对象—人是主观的、具有情感的，因而也最具有不确定性。远程教育的发展时时受到这一特点的影响。如远程教育中的专业设置、课程的选择等都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远程教育的宏观理论研究应以人类学、社会学为基础，以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为指导，考察分析远程教育与教育的关系、远程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远程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以揭示远程教育与其所处社会相互关系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如佩拉顿所表述的远程教育四大社会功能（增加教育机会、扩大教育规模、实现规模经济、较高的成本收益）、丁兴富的远程教育发展动力基础理论（“五原理说”）、彼得斯的远程教育工业化理论、伽里森等人的三代远程教育理论等均为远程教育宏观理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3.哲学

远程教育的哲学理论着重探讨远程教育的本质属性、远程教育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并从高度抽象的角度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者仅做一些形而上的思考。有学者认为，远程教育的本质是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时空分离。这种观点不够抽象，仅为现象的描述，因此不能认为是一种哲学理论。构建远程教育的哲学理论，须以深厚的哲学理论为基础，深刻理解哲学的高度抽象与概括的特征，从纷繁的哲学流派中选取与远程教育相关的理论，通过严密的思考与推理，最终概括出远程教育的最本质属性。在回答远程教育的本质属性是什么的问题前，需要思考的问题还有，教育是什么？学习是什么？等教育哲学领域的基本问题。远程教育的哲学理论应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永恒性、矛盾性、动态平衡性、无限发展性。因此，远程教育是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人类为解决自身学习问题，兼顾学习规模、效率与学习质量的一种学习方式；是理性的教育技术与浪漫的教育理想之间不断求得平衡的动态产物；远程教育作为人类学习的一种方式，一经诞生将会（如学习一样）与人类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南国农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几个理论与实际问题［J］电化教育研究，2002（11~12）

［2］ 徐福荫 现代远程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探讨［J］电化教育研究，2000（11）

［3］ 乔纳森主编，郑太年，任友群译学习环境的理论基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2

［4］ 祝智庭关于教育信息化的技术哲学观透视［DB/OL］Available: http://

第三篇：范式转换与民主协商

范式转换与民主协商：争议性公共议题的媒介表达与社会参与

作者： 陈刚

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来源：《中国传媒报告》

关键词： 争议性公共议题 范式转换 公共新闻 社会参与 公共协商┊阅读：1555次┊

[摘要]：在泛争议的现代社会，争议性公共议题的传播范式由“去公共性”突出极化的传统范式向动员公众参与的对话协商范式的转换，实质是强调传播由冲突转为建构。公共争议的传播，需要大众媒介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原则，透过协商与对话，释放公共争议内在利益与价值取向的多面向，寻求“最广泛的社会合意”，增加公共争议透过社会利益博弈机制得到调试与解决的可能性。

在泛争议的现代社会，争议性公共议题（controversial public issues）主要有两个架构性的元素：一是公众关注、聚焦的或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二是社会、公众对该类议题的认知存在多元意见即富有争议与冲突。在美国的“枪支管制”（Gun Control）、“移民政策”（Immigration Policy）等议题，中国的“医疗改革”、“个人所得税”等议题，以及“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克隆”（Clone）等全球性的争议性公共议题。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大众媒介与社会变迁中出现的富含争议的公共议题都是积极互动的关系。在选择报道对象时，“客观存在的，能引起争议的事件和现象是最值得报道的”（McCullagh，2005:27），一些大众媒介与社会的研究者更是直接将媒体的报道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没有“争议”和“竞争性”的论题，就是那些在传媒看来如此明确以至于没有给反对者回击的空间和重点的事件；另一类就是有“争议”和“竞争性”的论题，即那些存在合理冲突和不同解释的焦点与重点事件（Gamson，1989）。此分类虽笼统、抽象，但却简捷、分明。与此同时，在公共争议的传播与社会化过程中，也离不开“不可爱的新闻界”（unlovable press）。在对公共争议的报道与传播中，大众媒介秉承何种理念，如何组织各方意见与观点的交流、竞争和协商等，影响着公众的认知以及议题的最终走向。

一、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

作为对帕森斯（Parsons）等为代表的强调共同价值观、社会整合的结构功能主义的修正和补充，以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柯林斯（Collins）等为代表的社会冲突理论认为应将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和社会冲突分析模式结合起来。社会现实有两张面孔, 一张是稳定、和谐与共识，另一张是变迁、争议、冲突和强制。对社会变迁、社会现象的认知与研究需要和谐的社会模型，同样需要一种冲突的社会模型（Dahrendorf，1959：10）。因为冲突是人类本性中固有的，“冲突在人类社会中是永远不可能消除的”是复杂社会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种功能。在一定条件下，争议、冲突具有保证社会连续性、减少对立两极产生的可能性、防止社会系统的僵化、增强社会组织的适应性和促进社会的整合等积极功能（Coser，1989：16）。社会冲突与争议本身并不可怕，关键在于一个社会是否有疏通社会冲突、调节社会争议与冲突的机制和渠道。

在美国，对争议性议题的研究相对较早，一些专业的研究机构在“争议性议题研究指导”（Controversial Topics Research Guide）中，将美国出现的争议性公共议题归总为包括堕胎（Abortion）、动物实验（Animal Experimentation）、同性恋（Homosexuality）、种族主义（Racism）、性教育(Sex Education)、政治腐败（Political Corruption）、媒体暴力（Media Violence）以及人权（Human Rights）等在内的62个大主题，近500个小的分类议题。[1]从这些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引起争议的公共议题是一个庞大的清单，几乎涉及国家、社会运转的方方面面。在中国，户籍制度、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个人所得税、房地产市场、廉租房、三峡工程等都是涉及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公共议题。2008年第1期的《中国经济周刊》评出的“2007十大争议议题”，包括“房价‘拐点’是否出现”、“‘中国制造’是质量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华为‘辞职门’是否违法”、“交强险是亏还是盈”、“小产权房是‘转正’还是‘下岗’”、“奥运后股市还‘牛’吗”、“娃哈哈达能谁是谁非”、“取消‘黄金周’好不好”、“星巴克该搬出故宫吗”、“医改方案最终会是什么样”等。这些争议性的议题虽偏重经济领域，但从中也可以窥出，争议性议题在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中的现实与讨论语境。

争议性公共议题其内在涉及的公共利益、价值观、伦理道德等以及话题外在的冲击力、冲突性、争议性甚至是故事性等因素，使其具有高聚焦性和强大的社会动员力以及社会影响。在西方，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将争议性的热点公共议题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和主题，以考察学生认知争议性问题的能力以及面对争议问题时如何收集材料、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等的思辨能力。一些政治学学者，则将争议性公共议题体现的民主价值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等内容作为关注和研究的重点（Gaskell et al, 2004）。而一些传媒社会学的研究者，则更多地将争议性公共议题置放于社会冲突、大众媒介、社会沟通与民主决策等关系框架中，以研究和考察大众媒介与争议性公共议题的关系以及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等主题（Howlett, 2006；Snyderman,1990；Gamson et al., 1989）。在20 世纪70年代，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以约翰•埃尔德里奇（Eldridge）为首的媒介研究小组，就以BBC和ITV为研究对象，对两家公司的电视节目历时5个月的追踪，考察电视新闻是如何在“公平报道”的口号下，组织、构建和报道有争议的新闻议题和事件，以及媒体的报道对争议性议题、公众的影响（Eldridge，2004：4），其研究成果体现在之后出版的《坏新闻》（1976）和《更多的坏新闻》（1980）两部著作中。

在媒介化社会的现实与传播语境中，作为新闻的公共争议，具备这样几个传播特征：一是对于有争议的公共议题，社会影响往往高于其所富含的新闻价值，这是争议性公共议题吸引和动员各方注意力，进而积极参与的内在动力。二是触发争议的议题或社会现象是传播的表征，议题或社会现象背后触及的公共利益、传统道德、伦理抑或社会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以及法律、法规等是隐性本质。公共争议的触发以及短时间内高度聚焦的争议化的扩散与传播，通常源于这类事件表象背后的深层次的公共利益与秩序、传统道德与伦理等遭遇的挑战，并由此造成局部的社会公平失衡、社会秩序失范、社会底线失守或者是集体意识的衰落等社会敏感问题。三是大众媒介及公众对公共争议从表征到隐性本质的解读、认知多元化，存在“争议场”。这是公共议题伴随着争议与争辩广泛传播的源根。四是存在“黑洞效应”，即争议化传播现象，“愈争议愈传播，愈传播愈争议”。这是争议性公共议题传播的一个特点与规律，议题或事件的争议程度与新闻价值、关注程度、传播速度与范围等成正比。

二、深层次的冲突：客观主义的思维捷径与价值多元主义的困境

在大众媒介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中，大众媒介一直被赋予是公众了解、理解与认知社会生活的中介与桥梁的角色，尤其是社会面临冲突、争议或焦虑时。对此，塞伦•麦克莱（McCullagh）和塔奇曼（Tuchman）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大众媒介是取景器，是公众了解世界的窗口，而取景器与窗口的大小、方向等则在提供信息的同时也限制了公众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与认知。20世纪8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关于麻醉药品的使用，曾产生广泛争议。在争议过程中，“公众对受诋毁争议的麻醉药品缺乏直接了解，则新闻媒介与政府的说法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甚至间接影响了之后相关政策的制定”（Douglas，1987：247）。

在争议性公共议题的传播与社会化过程中，大众媒介如何构架和处置争议，搭建公众讨论的多元空间与场域，引导公众理性地参与及对议题的认知，甚至是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民主性，至关重要。在实践中，为了体现大众媒介的客观与公正，长期以来，对争议性议题的报道和处理，大众媒介一直力图坚守客观性原则，采用客观、平衡的处理方法和报道框架，再现争议性议题。美国《纽约时报》就曾将“凡涉及争议性新闻事件，《纽约时报》禁止刊发一切只‘有一面之词’的报道”视为其新闻铁律，主张报道者不做法官也不当裁判。英国的电视台，甚至用“秒表（stop-watch）计时”的方法来平衡报道，即一种观点占30秒时间，而对立的观点也占30秒（Franklin，2008：29）。香港凤凰卫视的谈话节目《一虎一席谈》在涉及争议性议题与问题时也是采取这种“冲突对立”式的处置手法。

冲突式的处置手法和报道范式是大众媒介处理许多报道对象包括争议性议题时常用的一种方法与技巧，这种做法被塔奇曼形象地喻为“两边的故事”，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维持大众媒介客观性形象的需要。美国传播学者纽曼等在其著作《常识：新闻和政治意义建构》中，详细考察了大众媒介对美国政治议题尤其是争议性议题报道与建构中的常识，发现大众媒介采用较多的就是形式上客观的冲突框架，并指出“冲突框架可以说是传统新闻价值判断与平衡报道下的产物，冲突框架常见于争议性的公共议题，并多以平衡对立的形式呈现，是媒体得以维持客观形式的便捷方法”（Neuman, et al.1992：108）。其实，冲突框架的使用，除了维持大众媒介客观性形象外，还是大众媒介避免在报道争议性议题时自身陷入争议与质疑的“面具”（mask）；二是当争议性议题呈现高度复杂与不确定时，容易演变成情绪性的正反对立的情境。冲突框架有助于记者描绘竞争的态势，以及方便将矛盾冲突与对立的说法、观点导入报道中，通过营造争议、竞争的氛围突出冲突性、矛盾性甚至是故事性，以吸引或者掌控注意力资源（Neuman et al., 1992）。在涉及教育改革这一公共争议的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事件中，在新浪网教育频道联合《南方都市报》推出“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引发各界争议”的专题中，以专题的形式报道了该事件，在再现该事件引发的争议时，其处置手法即是平衡式地列举了极化的双方观点：

正方的主要观点：

一是改变一考定终身，有利于培养创新人才，有利于进一步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新模式； 二是有利于北大更好地接受社会的监督，实名提醒校长注意身份和职业道德，提高推荐的公信力； 三是有利于各高校自主招生方案实施，对自主选拔录取政策深化探索，有利于建立和完善教育诚信体系。

反方的主要观点：

一是39所学校评定规则不透明，参与申请的400余所中学都是哪些省份的什么中学，为什么不能将名单公布； 二是北大公示的39所具备推荐资质的中学名单中没有一所农村中学，深化了教育不公，导致名单遭质疑； 三是实名推荐制无疑会扩大中学校长手中的权力，给权力寻租造就空间，容易导致招生腐败。

《光明日报》在《各方热议：“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利大弊大？》（2009年11月10日）的报道中，亦是将各方观点限制在“利大”与“弊大”的两极框架中。对公共争议的对立冲突的报道与讨论框架一直是大众媒介遭受诟病与质疑的关键，这种冲突对立的框架处置手法被认为“并不完全代表大众媒介是一种文化中立或价值中立，只是大众媒介维护客观形象的思维捷径”（Neuman，1992：124）。

究其本质，争议性公共议题通常都是开放性问题，不简单地属于“好与坏”或“善与恶”的二元道德评判范畴，也不是赞成与反对之简单的两极所能解释与承载的。社会生活当中有许多公共争议，看起来是“要与不要”、“黑与白”、“做与不做”的两个争论极端，但在这极端之间仍有许多的可能性。这种可称为“灰色地带”的事情，其中并不是一些黑与白的渐层，而是由许多各种可能性所组成，其组合是因人们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所导致，当拥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对于环境有各自不同的想象，其想象内容就决定了环境被营造的结果（郑晃二，2002：26）。在哲学意义上，价值多元性论(value pluralism)主张，人类的生活世界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终极价值，彼此之间常常无法共度也不能兼容，而且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导致某种无可挽回的损失。因此，价值多元论的代表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Berlin）认为，如果试图用某个特定的“善”(good)或价值来统领所有生活的目标，以求得社会世界的和谐与统一，无论这种企图是出于多么良好的意愿或以多么崇高的名义，都是极为不可取的，在一个充满分歧与争议的世界与社会，伯林告诫我们，应当抗拒诱惑，以自由宽容的态度维护与包容多元的价值追求。(刘擎，2005)

争议性公共议题包含的多面向与内在价值观的多样性，是与文化以及价值多元主义的现实诉求是一致的。大众媒介的这种极化的客观主义思维捷径，在维护自身客观形象以及吸引注意力资源的同时，却限制甚至是绑架了公众对争议的理解与认知，因为作为一种权力资源，大众媒介设定了框架，公民据此讨论公共事务，讨论的质量必然取决于公民所能获知的信息的质量（Tuchman，2008）。“吃什么，补什么”，对公共争议的对立冲突的报道与讨论框架，可能带来对新闻的高关注度，但却让社会缺乏有益信息的滋养，“新闻的主要目标是尽量增强公众对于塑造环境的当前事件和议题的理解，以赋予公众力量”（McManus，2004：8）；另一方面，大众媒介思维捷径的影响还体现在对议题的整合和“贴标签”。大众媒介的报道具有议题整合的功能，争议性公共议题通常都有多个子议题，媒体对议题中各子议题数据的高低，会造成不同的观点被突显，关注量高的会产生扩张现象；反之，关注量低的则会缩小或被忽略。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曾经考察“传媒如何报道有精神疾病的人”，通过对传媒样本的研究，他们确认了传媒报道的五个议题：“对别人暴力”、“对自己暴力”、“治疗和恢复”、“对既有精神病定义的批评”以及“出于喜剧目的对精神病形象的运用”。结果，他们发现占主导地位的主题是“对别人暴力”，他们得出结论，关于精神病的传媒报道主要是“心理变态，疯子和狂乱病人”（McCullagh，2005：19）。大众媒介的思维捷径，致使精神疾病人被贴上“心理变态，疯子和狂乱病人”的标签。最后，在市场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大众媒介向巨大的媒介市场灌输意见，取代了包含多样性的交流与传播，讨论的范围分散和缩小，臆造信源，意见趋向集中化。这在一定意义上，致使大众媒介在报道与传播争议的过程中，自身也陷入争议（debate）。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争议性公共议题的报道与传播中，公共理性与公众民主参与的忽略、弱化与缺失，不利于甚至是妨碍对公共争议的协商以及决策的公共性与民主化。

由此，大众媒介对公共争议的报道与传播存在着模式固定化、“赛局游戏”、意见群体之间缺乏对话、泛娱乐化与同质化、去情境化、“伪争议”以及忽视公众利益、缺乏理性引导等现实问题与困境，可以说是与大众媒介这种“去公共性”的思维捷径分不开的。

三、公共争议的公共新闻取向：公共协商的可能性

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经大众媒介传播后，成为塔奇曼所言的赋予并强化了其“公共性”的特点，成为公众参与讨论的公共事件。在此过程中“大众媒介的角色就很重要，它必须能传达与议题相关的重要观点与信息给公众，以培养公众对公共议题的辨析能力”（Bohman，1996：35）。因此，在争议性公共议题的传播与社会化过程中，大众媒介被赋予了作为信息交流、意见竞争和求同存异功能的载体与平台，在强调参与、平等与对话的传播精神和语境中，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具有“公共新闻”的取向。

“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作为美国新闻史上“最有组织的、新闻事业的社会运动”，是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被认为是“业界发起，学界助力的一场新闻变革”（Glasser，2010:2）。公共新闻更倾向于是一种立场，主张新闻媒体的角色应由“看门狗”到“公正的参与者”，其值得肯定的是透过民意测验、社会调查和互动等方式对公共意识的肯定。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其公开性、公共性以及在传播中强调参与、对话与协商的诉求以及价值观与公共新闻的核心理念，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共通性。被认为是“民主的工具”和“一种新闻模式”的“公共新闻，主要包含四点基本价值：1.视为公民、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不是受害者和旁观者；2.帮助政治共同体解决问题而不是仅仅了解问题；3.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而不是看着它恶化；4.帮助改善公共生活（Glasser，2010：4）。在实践中，公共新闻更多地象征为对话、协商的方式或一种理念（idea）, 其对重新树立公共意识的一种期望并以此培养公众的思考与认知能力具有重要价值。尽管在新闻实践以及理论研究中，“公共新闻”自身也曾陷入质疑，但其对公共意识的期望以及强调参与、对话与协商的价值观，对当前大众媒介对争议性公共议题的报道与传播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社会冲突理论的研究反复强调，在社会成员内部存在着基本利益与基本原则趋同的情况下，冲突或争议透过协商、调解和仲裁等方式是可以调节的（Dahrendorf，1959），这其中作为社会调节的公共协商机制是重要的方式。公共协商被认为是一种带有特定目标的对话，爱尔兰政治学家Cooke认为，公共协商具有“过程的教育作用”、“过程形成共同体的力量”、“协商程序的公正性”、“协商结果的认识平等”等5个特点和作用（Cooke，2004：43）。

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堕胎（abortion）只是一个涉及医疗的议题，而后在大众媒介的参与、组织下演变为延续至今的公众聚焦的、带有社会运动性质的、具有公共新闻特点的公共争议（George，2004）。争议性公共议题传播的“公共新闻”取向，或者说公共争议籍由大众媒介这个平台与渠道，组织社会与公众参与议题的理性讨论与协商，具有外在与内在的双层可能性。外在基础与条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转型与变迁。社会转型与变迁是争议性议题产生的最重要的社会性因素与环境。社会转型使社会进一步分层、分化，社会性的冲突与矛盾更易显现，认同上的失落与冲突增多，对其的报道与传播则是这些争议背后的认知与认同上的冲突与协商在大众媒介这个平台中的折射与反映。二是信息公开。信息公开为公共争议进入社会与大众媒介的视野提供了制度及政策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信息的公开使许多争议性事实或社会现象由过去被忽略或被屏蔽到现在大量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三是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新媒体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其影响力是对社会的全方位的渗透，这为公共争议的传播提供了基于技术便捷的平台和路径，“新媒体是争议传播与扩散的新渠道，其传播速度与范围都无与伦比”（Burnett，2009：184）。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新媒体经常与一定的“社区”关联，线上线下结合紧密，社会动员能力强，把传播活动延伸至更多环节，而且社会化媒体相对更重视讨论有争议的问题。据美国新媒体研究中心的统计显示，在2010年2月，Social Media（包括blog，twitter，facebook等）关注与讨论的争议性公共议题排序依次为：反堕胎的电视广告(Anti-abortion Ad)、医疗改革(Health Care)、同性恋权利（Gay Rights）、性教育和恐怖主义。[2] Social Media对这些争议性的热点话题不仅比主流媒体更多地关注，而且也更加凸显主体性和多元化。

另一方面，促使和驱动争议性公共议题公共协商与讨论的内在可能性主要表现为：现代社会公民意识的增强，“参与式社会”的形成和大众媒介自身公共性（publicity）的生长。现代社会，对社会中群体或个体而言，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其变化之一就是公众的参与和协商意识大为提高。公众的参与和协商意识的增强，形成了“参与式社会”（Participatory Society）的现代社会即“社会中的个体成员，能够积极地参与决定他或她自身的命运。这是一个讨论的社会，学习的社会，试验的社会和发展中的社会”（Altschull，1990：56）。公民意识的增强与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公众透过参与关乎社会问题、公共利益等议题与现象，表现作为社会个体与成员的积极性和主体性。大众媒介公共性的增长，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现代社会沟通的基本路径与方式。英国社会学家汤姆森认为“作为公共领域，现代大众媒介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它开放了一个平等、开放和自由的公共对话空间,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透明度’（visibility）这种公共性”（Thompson，1995）。潘忠党教授在《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第6期的序言中对现代大众媒介的公共性及体现进行了研究，认为传媒的公共性为“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形成与表达的实践逻辑”，“其公共性体现为，传媒服务的对象是公众，传媒服务的平台和话语公开，传媒的使用和运作公正”等几个方面(潘忠党，2008)。

在中国，近年一些争议性的公共议题，如“取消‘五一黄金周’好不好”、“先跑（范跑跑）教师事件”以及早期标本性的“孙志刚事件”等，透过大众媒介的报道、参与以及意见的交流与协商，有效地提高了议题的公共能见度，对议题最后的走向以及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与修改等都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在西方，透过大众媒介对一些争议性的议题进行公共协商被认为是大众媒介与社会系统互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关于IQ争议的媒体报道就直接影响了公共政策的制定（Snyderman,1990）。这方面另一个典型的事例是近年关于“基因专利权”（Gene Patents）这一公共争议的报道。美国学者Caulfield透过研究发现，施政者通过对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媒体报道的调查与统计，收集各方意见，供公共讨论与协商，以保护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与权益, 推动了政策的议程（Caulfield，2007）。

四、民主协商与社会参与：争议性公共议题传播的范式转换与期待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社会，而且具有泛争议的趋势。在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争议性议题一直都是大众媒介聚焦和报道的重要主题与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争议性议题的内容及涉及的议题主要是以社会现象、社会思潮以及传统道德为主，如“大学生救掏粪工值不值”、“上学是否有用”等等。在进入新世纪后，争议涉及的主题渗透到各个领域，“教育类10大争议新闻”、“经济类10大争议新闻”、“医疗卫生类10大争议新闻”等频繁出现在新闻媒体上。争议与冲突的再现、社会参与以及公共协商等都需要甚至是离不开“不可爱的新闻界”，更为重要的是“大众媒介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键连接，这一角色使大众媒介强烈地影响着政府和社会在公共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Howlett, 2006:102）。

争议性公共议题的“公共新闻”取向与公共协商的可能性，在一定意义上，保障了公众及社会对这些公共议题的参与以及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主体性。与冲突对立范式的报道能吸引受众的眼球和注意力相比，对话、协商范式的报道与传播则能够激发公众的参与兴趣。公共争议的传播范式由“去公共性”的冲突对立范式向强调公众参与的民主协商范式的转换，强调新闻报道从冲突转为建构，需要大众媒介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原则和理念，Isaiah Berli认为“对于各种观点、社会运动、人们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应该考虑它们对谁有利，谁获益最多。这些并非愚蠢的问题”(刘擎，2005)。在此基础上，大众媒介需要从公众的利益出发，不扮演“法官”的角色，发掘最详细的事实，动员社会参与，吸收多元化的社会资源，给予参与的相关主体以充分的表达、讨论的机会，保证其话语权，不回避争议，呈现多元的论证及证据，使报道内容更具辩证性。去标签化（delabeling）以期超越传统的冲突框架，走向公共协商，透过多元价值的协商与交流，培养公众对分歧的包容与理解以及对公共议题的思辨能力，进而界定争议背后的客观问题。

在实践中，关于大众媒介究竟该如何处置和报道公共争议的讨论中，一些研究者在关注相关问题时从各自的视角进行了一定的探索（Neuman，1992；黄惠萍，2005；连水兴，2010，et al.），这些尝试与探索大多只是停留在相关性的研究层面，缺乏真正专注从公共争议的视角展开深入的建构性的研究。对大众媒介而言，由传统范式向民主协商范式的转换，如何组织和磨合报道，围绕议题构建一个“理性”、“合法”的争议区，引导公众参与讨论和协商，释放争议与焦虑甚至是影响公共政策的议程等，是一项复杂的、富有智慧的系统工作。这其中，有三个关键性的程序及方式值得注意和尝试：

（一）建构公共争议的报道程序与路径

与普通、“非争议性”新闻的报道与处理不同，争议性公共议题的报道与传播需要一套相对全面、翔实的操作程序与路径。这方面，一些教育机构以及争议性议题的研究机构的实施方法，值得大众媒介参考和借鉴。美国的“争议性议题研究指导”在尊重、沟通理解和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更为翔实、细致的处置和研究争议性议题的指导性程序和路径：1.选择并确定有争议的议题；2.开展研究，利用各种资源；3.内部组织讨论有争议的事实，形成初步认识；4.收集参与争议的各方的观点以及相关事实材料；5.组织公开地讨论和辩论；6.聆听、交流代表性的几方的意见及证据从研究的角度；7.在辩论中辨识争议的核心；8.确定观点与可能的共识；9.提出解决的参考方案。[3]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操作程序和方案与“公共新闻”的精神与运作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可以成为大众媒介在报道和处置争议性议题时的参考性框架。美国媒体2009年对一些对州、地方政府关于移民政策争议的报道（Burnett，2009）等都是采用这种对话协商式的公共新闻报道方式，做到了社会效果与争议政策议程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融合。

（二）以讨论与协商为主导，透过议程设置呈现公共争议中子议题的多面向

公共争议是复杂的。堕胎是一个在西方一些国家产生广泛争议的议题，此议题折射出道德、伦理、法律、医学、文化等问题，子议题也是多面向的，涉及堕胎与自由权、生命权、价值权等选择的思辨与困境。对大众媒介而言，可以透过议程的设置呈现公共争议中多面向的子议题。一直关注和研究“动物实验”的美国学者Kruse强调，在涉及争议性议题时，“不同的社会行动者都会试图参与意义争夺的过程，但媒体不仅只是将事件报道出来，还需筛选出某些部分来加以论证，以作为报道的主轴”（Kruse，2001）。这需要大众媒介透过调查、座谈、讨论、以及辩论等，辨识议题中隐含的利益冲突或价值分歧等叠合问题，并以此为主轴来组织报道，呈现多面向的子议题，以供公众参考和思考。

（三）大众媒介的独立采访与调查至关重要

“最受羡慕和尊敬的记者往往会捕捉到新闻事件背后和内部的原因。他们虽然也关注事件的矛盾和冲突，却报道出了事件的来龙去脉、结构层次以及事件发生的氛围与基调”（Schudson，2010:133）。公共争议的复杂性决定大众媒介的报道必需经过深入的调查与采访，这也是美国及欧洲一些媒体在争议性议题的报道中坚持的准则。全球科学网络（Global Science Networks）主任鲍勃•沃德，在关于如何向媒体和公众解释争议性的话题时提醒与警告“争议存在陷阱”，媒体应深入调查，做好准备，“既不夸大也不对围绕该问题而产生的争论轻描淡写”，“公开并且真诚地对待争论性的问题。了解到你观众的兴趣和动机是重要的，要明白他们为什么被吸引到特定的争论中来”（Ward，2007）。更为重要的是透过独立采访与调查，大众媒介可以“ 保持独立的判断”，并以此动员社会参与、组织对话和报道。

五、结 语

现代社会已进入利益的冲突与博弈的时代，在一个利益日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协商与妥协应成为化解冲突的常规化形式（孙立平，2006：9）。大众媒介对公共争议的传播由“去公共性”的传统范式向对话协商范式的转移与期待，强调和彰显的是在公共利益优先的框架与原则下，避免“伪争议”以及市场因素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入侵，凸显公众的参与意识和民主协商之精神，在竞争与协商中释放争议，平衡矛盾，调试利益冲突，寻求“最广泛的社会合意”，增加公共争议通过社会利益博弈机制得到调试与解决的可能性。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社会中，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争议与冲突的释放与调试需要尊重、对话与理解。美国哲学家福山在有关社会与文化的分裂与重建的讨论中强调：随着人类生存条件的变化，人类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有一个大的调适过程，只有根据人类物质进步的现实不断进行社会调适，才能建立较为健全的社会秩序（Fukuyama，2002）。

Paradigm Shift and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Media 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troversial Public Issues

Chen G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Wuhan University，Wuhan，430072）

Abstract：Nowadays, the communication paradigm of the controversial public issues shifts its emphasis to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In the past, communication focused on the conflicts whilst at present it calls for construction.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 is the essence of the new controversial communication paradigm, which requires the mass media to release diverse values and different interests on the public controversial issue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ocial benefit maximization” so as to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solving the public controversies through the gaming mechanism of social interests.Key words: Controversial Public Issues;Paradigm Shift;Public Journalism;Social Participation;Public Consultation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09YJC860022)成果之一，教育部211工程项目“中国社会政治文明转型中媒介环境重构与民主化建设”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陈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原载《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2011年第2期 [注释] [1]资料来源：“Controversial Topics in America” [online].Available from: http://.[2011-13-4].[参考文献] [1] Burnett，Andrea Lynne（2009）.Municipal Immigration Ordinances: a Analysis of Newspaper Coverage of A Controversial Issue.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Dissertation of Master’s Degree.[2] Ward,Bob(2008).Explaining Controversial Issues to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Science Daily，(3).[3] Kruse, C.R.(2001).The Movement and the Media: Framing the Debate Over Animal Experimentation.Political Communication.(18).pp.67-87.[4] Caulfield, T.& Bubela, T.& Murdoch, C.J.（2007）.Myriad and the Mass Media: the Covering of a Gene Patent Controversy.Genetics in Medicine,(12),pp.850-855.[5] Altschull, J.Herbert(1990).From Milton to McLuhan: the Ideas behind American Journalism.New York：Longman.[6] Gamson, W.A.& Modigliani A.(1989).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5, pp.1-37.[7] Gaskell, George(2004).Science Policy and Society: the British Debate over GM Agriculture.Current Opinion in Biotechnology, Vol.15,(3),pp.241-245.[8] Cooke, Maeve(2000).Five Arguments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Political Studies, Vol.48,pp.947-969.[9] Snyderman, Mark & Rothman, Stanley.(1990).The IQ Controversy, the Media and Public Policy.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10] Neuman, W.R.& Just, M.R.& Crigler, A.N.(1992).Common knowledge: New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Meaning.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1] Dahrendorf, Ralf(1959).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2] Thompson,J.B.（1995）.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Cambridge: Polity Press.[13][英]鲍勃•富兰克林等（2008）.新闻学关键概念(诸葛蔚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Franklin,B.（2008）.Key Concepts in Journalism Studies(trans.by Zhuge weidong, et al.).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4][美]弗朗西斯•福山（2002）.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刘榜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Fukuyama,Francis（2002）.The Great Disruption(trans.by Liu Bangli, et al.).Beijing：Chinese Social Science Press.] [15][美]盖伊•塔奇曼（2008）.做新闻(麻争旗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Tuchman, Gaye.（2008）.Making News(trans.by Ma Zhengqi, et al.).Beijing：Huaxia Press.] [16]黃惠萍（2005）.审议式民主的公共新闻想象：建构审议公共议题的新闻报导模式.新闻学研究》（台北），第83期.[Huang Huiping(2005).Imagining Public Journalism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onstructing a News Reporting Model for Deliberative Public Issues.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83.] [17][美]杰克•D•道格拉斯等（1987）.越轨社会学概论（张宁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Douglas,Jack D.（1987）.Sociology of Deviance.(trans.by Zhang Ning).Shijiazhuang: Hebei People Press.] [18][美]刘易斯•科塞（1989）.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Coser, Lewis（1989）.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s(trans.by Sun Liping).Beijing：Huaxia Press.] [19] 刘擎（2005）.面对多元价值冲突的困境——伯林论题的再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Liu Qing(2005).The Dilemma of Multiple Value Conflicts: Re-examination of Berlin Topic.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11).] [20]连水兴等（2010）.风险冲突的媒介再现：以公共新闻学为应对策略.中国传媒报告,（20）.[Lian Shuixing.(2010).Media Representation of Risk Conflict: Taking Public Journalism as a Strategy.China Media Report.(1).] [21]迈克尔•豪利特（2006）.公共政策研究（庞诗译）.三联书店.[ Howlett, Michael（2006）.Studying Public Policy(trans.by Pang Shi).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2][美]迈克尔•舒德森（2010）.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贺文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Schudson,M.（2010）.Why Democracies Need an Unlovable Press(trans.by He Wenfa).Beijing：Huaxia Press.] [23][美]塞伦•麦克莱（2005）.传媒社会学（曾静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McCullagh,Ciaran（2005）.Media Power：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trans.by Zeng Jingping).Beijing: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4]潘忠党(2008).序言：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传播与社会学刊,（6）.[Pan Zhongdang(2008).Introduction: The Publicness of the Media and Rejuvenation of China’s Media Reforms.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6).] [25][美]西奥多•格拉瑟（2009）.公共新闻事业的理念(邬晶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Glasser, Theodore L.(2009).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trans.by Wu Jinjin).Beijing：Huaxia Press.] [26][英]约翰•埃尔德里奇(2004).获取信息—新闻、真相和权力(张威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Eldridge, John(2004).Getting the Message：News，Truth and Power(trans.by Zhang Wei, et al.).Beijing：Xinhua Press.] [27][美]约翰•H•麦克马那斯（2004）.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张磊译).北京：新华出版社.[McManus, John H.（2004）.Market-driven journalism: Let the citizen beware?(trans.by Zhanglei).Beijing：Xinhua Press.] [28][美]詹姆斯•博曼（2006）.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黄相怀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Bohman, James（2006）.Public Consultation, Pluralism，Complexity and Democracy(trans.by Huang Xianghuai).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9]孙立平（2006）.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北京：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Sun Liping.(2006).Games: Interest Conflicts and Social Harmonies in Cleavage Society.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30]郑晃二（2002）.友善空间:创造对话的参与式营造.台北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Jeng Hoang-ell.(2002).Friendly Space : A Dialogical Process through Participatory Design.Taipei: Taipei Garden City Publishers.]

第四篇：理论： 04对中国旅游地产战略范式的再思考

对中国旅游地产战略范式的再思考

范式（paradigm）一词源于希腊文。范式是指组织成员所共有的关于组织自身、组织环境、组织中劳动和工作着的人们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是组织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为组织核心人物及多数人所拥有的正统的东西。

过去的2005年是中国旅游地产发展快速增长的一年。仅一个海南省，去年签约的旅游地产投资项目就高达256亿元人民币，海南旅游地产在全国的市场份额已占到40%。国外旅游地产发展的规律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年均收入超过3500美元，人们就会把三分之一的金钱和时间放在休闲上，就会爆发旅游地产的市场需求。而中国目前达到这个标准的超过了两个亿。目前，我国已涉足或正在涉足该领域的中、大型企业有近210家。旅游地产在房地产业面对中国经济进入宏观调控时期的忐忑不安的投资心理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房地产投资热点。基于中国城市地产资源的有限性、国家不断展开国土整治，对城市有限土地进行功能划分、定位以及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休闲时间的增加和2006年全面取消外资旅游行业、资金进入中国的限制，旅游休闲产业的需求会更大，发展会更迅速。

其实，所谓旅游地产，换句话讲就是把房地产业和其他关联产业有机的整合，战略重组、资源重组、空间重组、时间重组并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居生活方式和购买消费形式。

旅游地产包含四类，第一类是旅游景点地产，第二类是旅游商务地产，第三类是旅游度假地产，第四类是旅游住宅地产。经开发商不断地开发实践，我国旅游房地产现已形成以下几种比较成型的开发模式： 一是以提供第一居所为主要目的的景区住宅开发；二是以旅游度假为目的的度假房地产开发；三是以旅游接待为目的的自营式酒(饭)店；四是与旅游相关的写字楼；五是以大盘形式出现的综合性旅游房地产开发。

旅游地产对社会的贡献，超过于单纯的旅游或地产行业。它带来的社会影响和价值变化是随着时间递增的，它所涉及的人才行业种类多，解决的社会就业多，带动产业多，创造的税收多，风险相对较小。

旅游地产的特色不在于它将什么产业和产品进行复合，而在于它对整个消费市场地精确分析和把握，对涉及到房地产开发的相关资源地高度取舍，对一种高品质生活方式地积极营造和倡导。

然而，旅游地产开发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本身就涵盖了很广泛层面上的内容。因此，房地产开发本身就具备了复合的先天因素。现在房地产领域，旅游地产开发模式和发展趋势已得到广泛肯定，并逐渐成为一个方向，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旅游地产开发至今没有太固定的模式，能够做旅游产业的企业，市场活力肯定比功能性企业要强得多，因为旅游地产的价值远远大于普通的功能性住宅。但实际操作的难度和时机的把握，都是影响旅游地产成功的关键。事实上，在旅游地产领域，产品的设计，利润的挖掘是浅层面的，对于内涵的发掘，战略的把握却是非常关键。这才是要真正操作好旅游地产，必须研究好的重要环节。作为旅游地产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已经不再只是停留在某个项目地经营上，而是充分考虑整合政府资源，整合已有的土地储备资源，参与城市的运营、规划、开发全过程，这才是对旅游地产精髓的充分理解和进一步发扬。

要知道当转型是行业性的时候，就意味着行业的主导逻辑要变了。所谓行业主导逻辑，指的是行业内大多数同行所认同和遵从的一种盈利方式的变化，以及支撑这背后的环境变化、发展趋势、资源整合、投资方式等诸多问题的解决。然而，与正常产业链相比，其中目前最为推崇的旅游地产行业的产业链前端就是凭空多出了若干环节，而且在行业利润分配上，几乎是靠近最前端和最边缘的，旅游地产本身也是行业内最为认同和遵从的盈利方式之一，它有着超强的主导市场权力和抗风险能力。

谁都知道，没有生产就没有终端的消费，也就没有最终客户的资金进入行业让行业“落地”，从而完成完整的商业与资金循环，无以为继，只能崩溃。而我们在趋同环境下谋求发展和打破瓶颈格局的方法通常只有两种，一是通过更多的努力和创新，让企业在运营层面的资源和能力积累超越竞争对手，而表现出更高的专业能力，这是企业自然而然会采取的方式；另一个方法则是开拓更高的层次——企业战略，通过战略的创新，创造一个企业在整体上的独特性。也就是我们

常讲的“你要么做的很专业，要么你做的很边缘”，这是保持企业旺盛发展的“常青之树”。

目前，我们面对中国房地产业的行业背景和国家的宏观政策，不是一个单一的融资渠道的创新，更重要的是一种经营模式和思想观念的转变。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房地产企业无论大小，大多都扮演着一个多面手的角色。因此，当中国的房地产行业经过这几年的发展，特别是到今年底，按WTO规定对外资的管制全部解除了以后，赢利模式将会有非常大的变化。中国房地产企业能否在这个赢利模式变化的过程当中走到最前面，并做好充分的准备，迎接这种变化？关键要看我们有没有长远发展目标，有没有战略的眼光，有没有衔接国际市场的能力。某一个项目做好只是阶段性的事情，真正有决定权的是专项基金，专业的投资公司，专业的管理公司以及专门的房地产从业机构。至于模式的变化则主要是企业战略性的事情，这当然也是最为重要的环节。

笔者认为，未来的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定位应该是“集成商”的概念，并充当两种角色：一个是房地产风险投资管理商；另一个就是房地产服务商。二者相互独立，互相补充。前者完成资金筹措，包括和海外基金的合作；后者则是对整个板块项目和外包项目提供专业化的模块和专业化资源平台或整体化服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企业专业化的转变，从而大大拓展了自己的经营范围，并获得更多合作伙伴的支持。除此之外，考虑到房地产业发展受政策影响波动很大，对资源有着不可逆转的依赖性等因素，因此，我们应以实现全球市场化为目标，对企业资源结构和组织架构进行了力度较大的改革与调整。

众所周知，二十一世纪房地产市场的竞争将是一个非常严酷的“优胜劣汰”过程，这种竞争的实质不仅是一种信念与实力的较量，更是一种理念与文化、思维与胆识的比试，最终将是由少数几家或几十家发展商独占整个市场并分享市场带来的利益。

然而，综观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轨迹，尤其是通过对国内房地产发展商经营实践的考察可以不难发现，当前国内很大部分的发展商从大到企业的发展经营策略、决策机制与管理理念，小到单个项目的规划设计、开发建设及营销管理等，均不同程度地步入了诸多“问题误区”，比如：太注重形式而轻视实效。对于制

订企业发展战略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要么是不予理会，“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要么更多的是立足于应付，做一篇流于形式的表面文章，既无适用性与权威性，更无前瞻性与科学性。这样的企业的发展必然是盲目的、无序的，其生命力是不会长久的，现实中许多发展商的大起大落无不说明了这一问题。其次习惯拘泥于常规，用传统的眼光看问题。许多发展商在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环境中表现得比较麻木，喜好多常规、少研发。不懂由于知识经济，特别是网络经济的冲击和消费观念的变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环境、客户群体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传统产业已经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机遇与挑战。而作为发展商对于社会经济与行业发展形态的研究以及自身业务的再开发再创新不仅重要而且十分必要等诸多问题。如果这些企业不能很快转变观念，重视对新经济形态下房地产业以及企业创新战略的研究，及时调整自身的产业定位，将面临被社会淘汰的危险。再者就是开发战略中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就是不少发展商过多地迷恋于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而忽视了整体“一盘棋”，“战略先导，资源共享、全局协调、共同发展”的问题。关注的只是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利益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和影响。

在当今，具备良好企业诚信、资金实力、专业团队、储备用地的大型房地产企业，发展旅游休闲地产是最具潜力和竞争力的。但我们应该清楚看到，要把它办成一个产业却不是某个区域单独就可以完成的。因为旅游地产本身具有销售思路逆向而行，销售网络撒向区域外的特点。它的发展应以优惠的政策为依托，精致的策划为基础，优良的设计为品质，专业化的管理为后盾。一定是立足本地市场，放眼外地市场甚至国际市场，从而打破区域约束，让区域外需求为区域内资源的流动注入活力才能成功的。伴随着国内区域型、超大型地产板块不断重组，不断扩张；土地储备力度不断加大，未来发展对新项目、新模式的需求将越来越强烈，标准也越来越高。因此，不是什么企业都能顺利步入该领域的。现在有不少企业在没有作好充分的思想转型准备，组织机构准备、人力资源准备、战略决策准备和土地资源准备、资金运作准备的同时，就盲目乐观开发起旅游地产，为此，我们从这些年中国旅游地产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中就不难看出这一点，开发企业败得多，胜的少，几乎都不成功，虽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没有讲战略，没有真正领会旅游地产精髓或一字半解；没有一整套完整、科学、系统的工作方案和开发计划；没有一整套实现全球市场化为目标可操纵性的开发战略和专业管理团队，使原本十分脆弱的资源、信息、市场和空间，不能有效的整合运用，资源相互排斥、项目盲目发展，观点各持己见等因素造成的。旅游地产战略发展范式最重要的一点是：可持续发展战略，跳跃式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其跳跃式发展：主要指阶段上的超越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完常规发展历程，在时间意义上跳跃式的发展；而非均衡发展：是指采取地区分布上的不均匀状态，使旅游地产开发在不同的地区地位、作用、特点各不同，差异化明显，并能有效的实施战略重组、资源重组、空间重组和时间重组。因此，中国房地产企业必须总结经验，与此同时，充分利用企业资源丰富的优势和已掌握的多边国际顶端从事专业旅游地产开发、服务、管理、运营商关系和经验，真正从理论上、思想上、组织行为上做好开发旅游地产各项准备，并站在区域性开发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旅游地产“开发获利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担负着一种的社会责任”思想精髓。要有“心若止水”的心态；稳健和谐的思路；远见卓识的胆略和良好的资金运作、资源整合、战略重组、资本运作、投资管理、风险防范能力，你才能充满自信的步入这一领域。就开发模式而言，无论中国企业采用何种模式，旅游房地产开发都应保证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并重，在切实保护好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资源加以利用，寻求旅游与房地产的良性互动，走健康、理性的旅游房地产开发之路。

结语

当旅游地产战略规划思想占主流时，其战略就是规划你的未来。

当旅游地产产业组织论（强调战略必须与环境相联系，从成本和产品差异化上来寻找竞争优势）占主流时，其战略就是讨论如何定位于有吸引力的行业并通过成本领先和差异化来赢得竞争优势。

当旅游地产资源基础论（资源、能力、核心竞争力）流行时，其战略就变成挖掘和培养公司有价值的、无法仿制的、又难以替代的资源。

中国旅游地产战略的范式还在演进，因为新的理论与实践环境因素还在不断涌现和变化，企业盈利模式的实践还在不断的进行。总有一天，一个新的旅游地产战略范式又将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不可能去实践每个战略范式，但至少我们要清楚掌握它的来龙去脉及发展趋势。

第五篇：读《课程范式的转换》有感：转换与发展

转换与发展

——读《课程范式的转换》有感

苏vi喵

作为基础教育课程与教材研修员，日常工作围绕课程建设与改革，一线学习与实践也是必不可少，从一开始的茫然无措，到一步步实践思考中，我时不时会问问自己：学到了什么？专业上有没有什么进步？答案我想在工作积累、交流与实践中，在前人学者研究、总结与反思中。“风月是益友，读书乃良师”，虽未曾读到万卷书，但在笔墨文字间，解答了我心中诸多的困惑。

日前阅读了华东师范大学钟启泉教授、香港学者罗厚辉编著的《课程范式的转换》一书，这本书探讨了前沿性的课程理论与研究的课题，关注课程统整、学科课程改革、国际间课程政策与课程改革展开研究。很多观点不仅局限于课程领域，具有普适性的推广意义。与大家分享几点收获：

一、转换与发展

世界当代课程研究已经超越普适性课程原理的建构，而转向教师和学生的日常生活，在学校教育的真实情境中探问意义，融入了不少具有时代发展意义的课题，如课程的全球化问题，人力资源概念对学校课程改革的影响等。这种多元化的课程话语将回应急剧变革的世界带来的挑战，简而言之，课程改革是各国人才培养的新观念在课程领域的投射，是优化人力资源、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手段，其发展寓意不言而喻。

二、传统与现代

在全球化、地方化和个性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课程和教学也是裹挟在其中，他们区别于传统学习模式的特征是什么？或许需要一场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从传统的“场所受限”的教育范式转向新的包括全球化、地方化和个性化的教育范式，在信息技术、网络、地方和全球资源以及实地经验和有效现实情境的支持下，课程的选择往往是混合的、交换的和互动的。这种新的发展是为了促进学生情境性多元智力发展以及使学生的个性化、地方化和全球化学习的发展机会最大化，也应该是课程设计的目的。

三、坚守与抉择

一味的摒弃过去，毫无戒备地接受国际课程改革的经验是值得商榷的，本书中梳理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课程改革轨迹，从整体性的视角考察东西方课程变革的全球趋势与本地情境。为了捍卫作为社会的未来公民的学生的个性和社会性的发展，未来公民必须学会在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下生存与抉择：终身和全方位学习成为不二之选。

四、实践与深思

课程改革要实现其目的，必须落实到学科课程和课堂教学的层面，新课程不能通过教师的操作而落实到课堂教学？100多年前，杜威认真思索了社会对学校的挑战和需求，批判了传统教育的理论和方法，主持了芝加哥大学初等学校的教育实验，其设计和理论是他的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的检验和应用，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过分强调直接体验社会生活，轻视理论和间接经验——书本知识的学习，这些误区是否我们可以避免，实践与反思才是对改革最好的检验。

古人曾说：读书不寻思，如迅风飞鸟之过前，响绝影灭，亦不知圣贤所言为何事。读书不仅是和作者的一次思想交流碰撞，与个人内心的一次审视自查，也提供了和他人分享探讨契机，踏实研学，求知践行，才能在大转换的背景下做到立心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