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清朝末年三大改革

第一篇：简评清朝末年三大改革

清朝末年三次改革失败导致灭亡的历史教训

----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预备立宪

姜

平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请王朝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应该如何挽救国家的危亡，便成为全国官民最关心的大问题；同时，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批爱国志士，认真开展了对西方列强的研究工作，逐步认识到列强不仅“船坚炮利”，而且其政治、军事、经济制度比中国先进得多，因而提出了必须学外人之长、补我之不足，即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从19世纪60年代起，到1911年清王朝覆灭，在半个世纪中、我国曾先后兴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改革运动。这三次改革都有成功的可能。但由于统治者方面的原因，三次改革都以失败告终，并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这段历史是值得后人认真总结、思考和借鉴的。下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三次改革失败的情况。第一次改革：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王朝中以恭亲王奕为代表的满洲贵族和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一些汉族官僚，看到了英、法等国的军舰和洋枪洋炮的厉害。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目的出发，为了“求强”、“求富”，开始提倡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他们用大量资金购买洋人的机器和技术，先后在各地创办了一些制造船舰、枪炮和弹药的工厂，并用这些近代武器来训练和装备军队。后来又陆续办了一些采矿、冶炼和纺织厂等工矿业，以及航运、铁路、电讯等企业。为了创办这些事业，还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同文馆或西学馆，并派一些人出国留学，来培养人才。这一切被称为“洋务运动”。提倡办洋务的人，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虽然比清王朝中那些极端愚昧无知、主张复古守旧的顽固派要开明些，但他们不敢认真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害怕触动我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也不愿放弃封建官僚阶级的特权地位，因而始终没有提出过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改革我国政治制度的主张。甚至还为封建专制制度唱赞歌。他们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认为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是绝对不可改变的，只要将西方的近代军事装备和先进技术学过来，中国就一定能富强起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洋务派的根本主张。由于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未做任何改革，在洋务派办的一些近代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也完全采用一套腐败的官僚制度，大小官僚任意安插亲信，结党营私，朋比为奸，贪污中饱，使先进的机器设备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由于腐败的政治制度的影响，使得洋务派提倡的学习西方的努力收效甚微。虽然经过了20年之久的所谓“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中国军队在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中仍然打了败仗，中法战争的失败，已经暴露出如不改革落后的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腐败无能的军事制度，仅靠学习外国的一点科学技术，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洋务派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特权，仍然不愿对专制制度进行改革，而是继续坚持走老路。他们迷信军事力量，认为只要建设好一支强大的军队，国家就能在战争中打胜仗，成为强国。因此，洋务派官僚李鸿章从60年代开始，花了国家和人民巨大的资金，用了30年时间，先后建立起了一起似乎很强大的陆海军，并建立了军事工业，表面上盛极一时；他们大肆吹嘘标榜，认为这样就能使中国渐臻于富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本来也是一个受封建专制制度束缚的贫穷落后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小国，但它因认真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和各项制度，并仿效西方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了改革，开始了明治维新运动，因而日益富强；而我国由于政治军事制度的严重落后，任人唯亲，军官腐败无能，结果在这场战争中，由李鸿章指挥的北洋陆军一败涂地；花费巨资建立起来的北洋海军失败得更惨，全军覆没。经营多年的旅顺、威海军港，也轻易地落入敌手。甲午战争的大败，便宣告了经营30多年的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这也证明了不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要实现真正的民富国强是不可能的。也说明了统治者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不愿认真学习外国经验是完全错误的，结果只能是误国害国，也害了他们自己。第二次改革：维新变法运动 1．康有为等“公车上书”

1895年4月，清王朝因甲午战争失败，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具有强烈爱国思想和改革愿望的康有为，因参加会试到了北京，便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因举人进京会试乘公车，故史称“公车上书”。“公车上书”虽然未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这个事件对社会的影响很大，“公车上书”的内容被传抄印刷，流传很广，变法维新思想便逐渐传播开来，要求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康有为也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

“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考中了进士，被清王朝授为“工部主事”。1895年他再次向光绪皇帝上书，除反复强调必须赶紧变法外，又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等主张，当时光绪帝亲政不久，读了康有为的上书后、感到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有利于挽救清朝的统治危机，因此非常重视，遂命令抄写分送太后慈禧、军机处和各地总督与巡抚。这是维新派取得光绪帝支持的开始。

康有为的上书得到光绪赞赏之后，很受鼓舞，康、梁等为了争取官吏和知识分子支持维新运动，便立即在京开展了创办报纸和组织学会的活动。后又克服各种阻力，吃尽千辛万苦，在天津、上海、广州、长沙等全国各地创办报纸，组织团体，建立学堂，宣传维新主张，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四年中，全国各地维新派共创办有学会87个，报馆91家，学堂131所，通过学会、学堂、报纸的宣传，资产阶级的维新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维新派的政治力量也不断壮大，这就为变法运动准备了一定的群众基础。2．维新派设计的君主立宪国方案

康有为是这次维新运动的主角，他继承和总结了我国19世纪下半期以来的改良主义思想，通过7次上书和一系列奏折，设计出了一幅完整的君主立宪国的方案：（1）设议院、开国会

康有为在多次上皇帝书中，论述了设立议院的必要性。他认为，设立了议院制度，不但可以使下情上达、上情下达，沟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使人民信任政府；而且人民能够参与政治，就会从经济上及各方面来支持政府，做到军民齐心合力，使国家能兴办各种事业，日益富强起来。康有为还指出：今吾国有四万万之民众，由于没有国会制度，就使四万万人不能参政，这样，人民自然也就不关心国家，也就等于“有众民而弃之”。由于没有四万万人民的支持，国家当然也就没有力量。（2）制定宪法

康有为正式向清王朝建议制定宪法。他认为修铁路、开矿山、办学堂、兴商务，只是“变革”，而非“变法”。要变法，就应该制定宪法和各种法律，而这是推行新政的根据和保障。康有为还指出：“泰西各国之所以致强者„„在其举国君民，合为一体，„„而立宪法以同受其治，有国会以会合其议，有司法以保护其民，有责任政府以推行其政治也。”（3）实行“三权分立”

康有为主张实行议会、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他说：“近泰西诸国，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三权”与皇帝个人的君权，关系如何？康有为说：“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这就是说，立法、行政、司法大权都有单独的部门去执掌，“人主”虽然名义上“总之”，但在实际上能掌握的权力就不多了，这样君主专制制度就被废除。3．光绪帝下诏变法

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1897年德国出兵强占我国胶洲湾，接着英国要求租借我威海卫，沙俄要求租借我旅顺大连，法国要求租借广州湾，我国的大好河山将一块一块被瓜分，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此严重形势下，康有为于1898年1月再次向光绪帝上书，发出了不变法就可能亡国的警告：“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光绪看后深受感动，立即传谕总理衙门召见康有为。光绪的师傅翁同龢对光绪说：“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更引起光绪的重视。

康有为等人数年中提倡的维新运动和给光绪的多次上书，终于有了效果。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并在诏书中指责了那些主张墨守成规、排斥变法的顽固派，表示了变法的决心。

从6月11日下诏宣布变法起，到9月下旬的3个多月中，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光绪帝连续颁布了100多道变法的诏令，这些诏令的内容，包括经济、文教、政治、军事诸方面。（1）经济方面的有：在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商务局，保护农、工、商业；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切实开垦荒地；组织商会、农会等民间团体；设立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兴办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等。

（2）文教方面有：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取消各种书院，改设各种专科及中小学堂；在北京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民间自由创办报馆，自由组织学会；派人出国留学、考察；等等。

（3）政治方面有：裁撤詹事府、通政司等旧衙门；裁撤部分巡抚及东河总督；取消重叠闲散的官僚机构，裁汰冗员；删定各衙门办事规章；准许旗人自谋生计；等等。（4）军事方面有：学习洋人方法训练陆海军，裁减腐败不堪的绿营军等等。

尽管上述变法措施还是初步的，但光绪在经济上制定了一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在文化教育方面打击了旧学，提倡了新学，准许人民自由办报；在政治上准许人民组织团体，给了知识分子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这些在我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还是第一次，因而使气息奄奄的中国出现了一片生机。这些改革诏令的颁布，曾使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受到很大的鼓舞，维新派人士在这短短的3个多月中，更是无比兴奋，空前活跃，他们认为中国从此有了希望。4．慈禧发动“戊戌政变” 光绪虽为皇帝，但当时清王朝的大权实际上仍掌握在退居后宫的皇太后慈禧的手中，她为了维护专制统治者的特权、在思想上是反对变法维新的。在光绪“明定国是”的变法上谕颁布后的第四天，慈禧就强迫光绪撤消同情维新派的军机大臣翁同龢的一切职务，勒令其回原籍，给维新派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又命令光绪任命她的亲信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荣禄任直隶总督，统率北洋军队，控制北京。慈禧这些做法虽未能动摇光绪变法的决心，但却使这次变法运动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严重的危机之中。为了彻底推翻改革法令，9月21日凌晨，慈禧又带着大批随从，由颐和园赶回皇宫、发动了政变，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宣布自己重新“垂帘听政”。接着又下令搜捕和屠杀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因已于前一日离京赴沪，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人掩护下化装出京，由天津去日本。谭嗣同在政变发生后曾积极设法营救光绪，很多人劝他逃往外国，他不愿，并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8日，维新志士谭嗣同和杨锐、刘光弟、林旭、杨深秀、康广仁6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清王朝公然杀害。被人们称为“戊戌六君子”。他们为推动改革事业慷慨就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我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令人感动的光辉篇章。其他维新派人士和大批参与新政的官僚及有变法倾向的官员，有的被罢官，有的被放逐。光绪变法所推行的新政措施，除建立的京师大学堂被保留外，其他全部被取消。由于专制统治者维护特权的自私、思想观念的保守和目光短浅，曾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大有成功希望的第二次改革——维新变法运动，就这样又宣告失败了。

第三次改革：清王朝的“预备立宪”

以慈禧为首的清王朝统治者，是一个敌视改革、保守腐败的政治集团。他们在1898年用发动政变的手段镇压了维新派以后，国内形势非但未好、反而更加危急，先是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后又爆发了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他们感到已不能再用老办法维持自己的统治了。为了缓和国内的各种矛盾、笼络人心，并改变外国对中国的看法，1901年春，老谋深算的慈禧不得不接过康、梁的变法主张，宣布要实行“新政”，后又宣布要“预备立宪”。1．清王朝实行“新政”

1901年4月，清王朝设立了“督办政务处”，作为综合推行“新政”的机关。从此，清王朝的“新政”开始。所谓“新政”，大体上仍是原来光绪帝采纳康、梁的建议实行的变法措施。比较重要的有：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学堂，派人出国留学，提倡发展工商业，奖励人民兴办实业等等。1901年9月，清王朝命令各省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书院改设中学堂，并要求多设蒙养学堂（即小学堂），后又派遣学生出国留学，这些措施客观上有利于我国青年学习外国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适应了当时我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1903年，清王朝为了鼓励人民发展工商业，设立了商部，主办路、矿、工、商和农垦、畜牧等事宜。商部成立后，相继制定和实行了《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公司律》、《公司注册试行章程》等规章，这些规章宣布了清王朝自由发展实业的政策，和奖励私人兴办实业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精神。为了拉拢和奖励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清王朝还聘请在实业界颇有声誉的张謇担任商部的头等顾问。这一切对促进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一些积极作用。此外，在推行“新政”的名义下，还陆续颁布了一些整顿吏治、改定刑律、编练新军、成立巡警，以及准许满汉通婚、劝阻妇女缠足等法令，其目的均在于争取民心稳定清王潮的统治。2．清王朝的“预备立宪”

1905年，清王朝提出了“预备立宪”的主张，并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贯彻这一主张，主要内容有下列各项：

第一，派遣皇族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1905年秋，五大臣分两路赴日、英、美、德、法与比、意、奥等国进行了认真考察，历时一年。1906年夏秋之季，考察团成员徐世昌、绍英（由尚其亨、李盛铎替代）先后回国，他们进呈了强国必须宪政的考察报告，力陈东西洋各国之所以强盛，“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中国之所以贫弱，“实以仍用专制政体之故”。强调中国若想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1906年7月，五大臣从海外考察归来，载泽等人向清王朝密奏，认为实行君主立宪制可以缓和人民的革命情绪，削弱革命党人在群众中的影响，达到“皇位永固”的目的。慈禧反复考虑了载泽、端方等人的密奏，经过七次召见和一系列的御前会议，最后决定采纳他们的意见。1906年9月1日，清王朝就发布了《宣示预备立宪谕》。谕旨指出：“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政，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这表明清朝统治者此时对实行宪政的好处已确实有了一定的认识。

第二，成立咨议局和资政院。1907年秋，清王朝宣布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在各省筹设咨议局，作为中央和地方政务的咨询机关，将来准备改为议院（国会）和地方议会。1908年～1909年间，清王朝先后公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和《资政院章程》。按章程规定，资政院设总裁副总裁（相当于议长副议长）2～4人，负责全院事务，他们由皇帝指派王公大臣和三品以上的官员担任。资政院设议员200人，半数由皇帝指派，半数由各省咨议局互选，经督抚批准产生。资政院的职权，可议决国家财政预算、决算、税收、法律等事项，但军机大臣和各部可对其议决案提出反对意见。且所有议决案都必须奏请皇帝“裁夺”后方能生效。1910年10月，资政院在北京正式开院。

同时章程规定，各省咨议局议员由本省各州县选举产生，以下几种人。才有资格当选：曾任文官五品、武官七品以上官员者；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或“公务”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中学毕业或举贡生员以上出身者；在本省有5000万以上资产者。一句话，只有官僚、地主、绅士和资本家才有资格当选。咨议局的职权，可议决本省应兴应革事项和预决算、税法等，但其决议必须得到本省督抚的同意才能生效。1908年，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咨议局议员的选举，1909年各省咨议局普遍成立。第三，颁布《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9月，清王朝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大纲”包括“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君上大权”共14条，明文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远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皇帝享有颁行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和解散议院、设官制禄、黜废百司、统率陆海军、编定军制、宣战议和及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发面命令等等大权，规定得非常具体明确。反之，对臣民的权利和义务，只在《钦定宪法大纲》中以附录地位规定了9条，主要有：“臣民于法律范围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犯”，“臣民非按照法律规定，不加逮捕、监禁、处罚”。但“大纲”又规定，遇有紧急情况，皇帝可“用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大纲”还明文规定了臣民有纳税、当兵和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第四，实行地方自治

1905年，清王朝在奉天和直隶就仿效西方各国开始试办地方自治。1909年、1910年清廷又接连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和《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在全国推行民主自治，并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辛亥革命前，很多省区的地方自治机构已经大部分成立，遍布全国的地方自治局、自治研究所、自治讲习所等官方机构，为推行民主选举培训了大批骨干，使地方自治运动得以蓬勃开展。第五，改革官制

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以三权分立原则、对中央和地方官制进行了改革。将中央原有的“六部”改为下列11个部：外交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法部、农工商部、陆军部、理藩部、学部、邮传部。立法属资政院，行政属内阁各部，司法属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法部监督之）。地方则仿照中央，以省咨议局为立法机关，以总督、巡抚为地方行政机关，以高等审判厅为地方最高审判机关。各府、州、县的机关也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但是，清王朝借改革官制之机，加强了满洲贵族在中央的地位和权力，削弱了汉族官僚在中央的地位和权力。后又借改革地方官制之机，削弱了各地汉族督抚的军权和财权。这样做清王朝主观上是想加强满族的集权统治，但实际结果却使满洲贵族与汉族官僚加深了隔阂，增加了离心力，反而削弱了它的统治基础。

清王朝宣布“预备立宪”后，受到国内地主绅士、工商业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如以末代状元、著名实业家张謇为首的国内立宪派人士就非常高兴，深受鼓舞，他们利用清政府给人民的集会结社自由，立即开始积极进行组党活动。1906年，张謇和汤寿潜、郑胥孝等人，联合江苏、浙江、福建三省商学两界人士200多人，在上海成立了具有早期政党性质的预备立宪公会。接着，汤化龙等人在湖北成立了宪政筹备会。谭延闿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宪政公会。广东成立了自治会。其他各地也有类似组织的建立。参加这些政治团体的成员，多数是工厂主、铁路股东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成立这些团体的目的，是准备积极参与宪政。

1908年，全国各省进行了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国内立宪派人士大批当选为议员，1909年各省咨议局普遍成立，不少立宪派首领又当选为咨议局议长，如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就分别当选为江苏咨议局、浙江咨议局、湖北咨议局、湖南咨议局议长。立宪派议员很多是工商业主，由于他们对清王朝抱有信心，积极发展经济，对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起了积极作用；同时立宪派首领在各省咨议局中利用这个讲坛自由发表言论，通过各种会议，监督地方政府，对于促进地方改善行政和调节官民关系，稳定社会秩序也起了良好作用。

3．立宪派三次大规模请愿

立宪派虽然拥护清王朝，但因为清王朝在1908年宣布的“预备立宪”，以9年为筹备期，要到1917年才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他们看到革命党人正在积极活动，担心国内形势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爆发革命，认为清廷立宪的进度太慢，不利于维护其统治，于是便决定组织各省咨议局请愿，呼吁清王朝加快立宪进程。1909年10月，立宪派首领张謇发表了《请速开国会、建议组织责任内阁以图补救书》，提出“国势日危，民不聊生，救亡要举，惟在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建议，很快得到各省咨议局的响应。12月，苏、浙、皖、赣、湘、鄂、闽、粤等16省咨议局，各派3名代表在上海组成了国会请愿代表团，决定去北京请愿。1910年1月，各省咨议局代表齐集北京，向都察院呈交了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但此时，清王朝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和有改革思想的光绪帝均已去世，清王朝大权由一些政治庸人掌握，他们便以“国民知识不齐，遽开国会，反致纷扰”为借口，拒绝了立宪派的要求。

各省咨议局请愿代表感到形势严峻，不肯罢手，他们又联合各省政团、商会及海外华侨，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并与梁启超等海外立宪派人士互通声气，密切配合，再次赴都察院上书请愿，恳求速开国会。清王朝又以“财政困难，灾情遍地，对宪政前程不利”为借口，再次拒绝了立宪派的要求。两次请愿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革命危机日益加剧，梁启超接连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如不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在这种情况下，国会请愿同志会决定再举行第三次请愿，并扬言如再失败，即不向清政府纳税并解散各省咨议局。为了使这次请愿成功，他们又争取了18个省的总督和巡抚予以支持和配合。同年10月，乘资政院在北京正式召开会议之机，立宪派又举行了要求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第三次请愿，各省督抚也纷纷向清王朝提出同样要求，结果资政院通过了《陈请速开国会具奏案》。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被迫表示“通融”，决定将9年立宪期缩短为5年，改为在1913年召开国会，在国会召开前先成立内阁。4．“皇族内阁”的成立大失人心

在立宪派三次请愿的压力下，1911年4月，清王朝被迫成立内阁，作为清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新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另设协理大臣2名、国务大臣10名，清王朝为了加强内阁中满族的力量，削弱汉族官僚的权力，在13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只占4名，蒙古族1名，满族8名，其中皇族占了5名，而且重要行政权、军权、财权都被满洲贵族所掌握。因此，这个新内阁被人们讽刺为是“皇族内阁”，它遭到了社会上广泛谴责，并激起了汉族官僚的深刻嫉恨。原想分得一点权力的立宪派，因插足内阁的幻想破灭，也表示强烈不满。但是他们不希望清王朝因失去各界支持而垮台，又以咨议局联合会的名义，上书力争，提出 “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但清王朝只相信皇族、不信任汉人，他们目光短浅，视权如命，不懂得失去民心将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而是陶醉于皇族集权的加强，因此，他们对立宪派的呼吁根本不予理睬，并严词批驳说：“黜设百司，系君上大权，议员不得妄行干预”。后来，汉族监察御史江春霖又两次根据确凿事实，参劾总理大臣和度支大臣奕劻父子招权纳贿、贪污勒索罪行，而清王朝不但不加处理，反而为了袒护他们，竟以“亲贵重臣，不应任意诋毁”的严旨而加以谴责。这样就使立宪派感到痛心不已，一部分人不愿再支持清王朝而另谋出路；另一部分人转为同情和支持革命党，这就使清王朝陷入了空前的孤立。清王朝为了加强其镇压人民的武装力量，又向各国大借外债，扩充新军，更引起各界人民的不满。更愚蠢的是，皇朝内阁成立后，还颁布了所谓“铁路干线国有”的命令，实际上是夺取中国人民自办铁路的权利，将其转送外人，而且不还商民的股本。这一卖国勾当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义愤，各地立宪派乘机鼓动请愿，人民纷纷建立“保路同志会”，很快就在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的保路运动，革命的形势便完全成熟了。

5．错失改革良机、清王朝覆灭

同年（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各省咨议局的立宪派因对清廷已经完全失望，便见风使舵，转向革命，其领导人纷纷担任了各省军政府都督或民政总长等职，从而加速了清王朝的统治走向崩溃。此时，由于南方的新军大都倒向革命，清王朝便不得不将已被他们排挤回家的原北洋军头目袁世凯重新请出来，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前线各军去扑灭革命运动。就在北洋军奉命大批南下之际，10月29日，山西爆发革命，宣告独立，成立了革命军政府。同一天，驻扎在直隶滦州（今河北省滦县）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兰天蔚等，致电清政府，提出“政纲十二条”，要求清王朝在本年内召开国会，由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由国会公举；取消皇族特权、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和国务大臣等；他们并准备与保定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进攻北京。这就使清王朝吓慌了手脚。为了缓和局势、挽救灭亡，第二天（10月30日）清王朝就下了“罪己诏”，并释放自戊戌政变以来的一切政治犯，承认革命党为合法政党，宣布接受12条政纲，解散“皇族内阁”，成立责任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并承诺尽快召开国会，同时责成资政院立即起草宪法，结果资政院仅用3天时间，就提出并通过了宪法信条19条，11月3日由清王朝正式公布，定名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并宣布立即实行。摄政王载沣等人还亲自去太庙宣誓，表示忠诚拥护宪法。《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是清王朝在革命高潮时期为挽救灭亡被迫制定的，它与1908年清王朝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比较起来，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十九条》大大限制了皇帝和皇族的权力，扩大了议会的权力。“十九条”明文规定：“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皇帝任命之；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之；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宪法由咨政院起草议决，皇帝颁布之”。“宪法改正提案之权属于国会”。“国际条约非经国会之决议，不得缔结”。“国务审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等等。它确实体现了君主立宪的精神。

应当承认，如果在数年前清王朝就能制定这样的君主立宪性质的宪法，并及时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释放政治犯，承认革命党为合法政党，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进行政治改革，它必然得到立宪派、开明绅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广泛支持，这次立宪运动就完全有可能取得成功，清王室也就有可能如英国、日本的王室一样被长期保留下来。但是，那时他们不肯放弃专制特权，而成立“皇族内阁”，且盲目迷信武力，轻视人民力量，一意孤行，以致完全失去人心。加上统治者常以“诺言”欺骗人民，事后并不兑现，现在的承诺人民自然也不再相信了。因此，三个月后清王朝就被全国人民彻底推翻。清朝统治者被人民唾骂，追悔莫及了！这个历史教训，是值得后人特别是政治家们认真记取和深思的。基本参考资料： ①姜平著：《中国百年民主宪政运动》第一章第三节和第二章，1998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戊戌变法》第一、二、三、四册。中国史学会主编

③《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2004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④桑兵：《清末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1995年三联书店出版 ⑤孙承恩著：《光绪评传》1985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⑥李宗一著《袁世凯传》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本文是作者于2009年写成）

第二篇：清朝末年法制改革

论述清朝末年的法制改革

清朝我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统治了全国达268之久。以鸦片战争为界，它可分为前期和后期。清朝的前期，经过康、雍、乾三朝100余年相对稳定的统治，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取得了超越前朝的明显的发展；而后期，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凭借着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中国的经济、政治、司法大权，使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由一个封建专制国家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与此相对应，前后期的法律制度也显现出不同的特色。前朝前期，继承发展了汉唐宋明等历代法律制度的成就；清朝后期，由于西方法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使得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法制观念开始更新，中国法律制度开始改革。清末法制改革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开端，也是传统法制向近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一、清末法律变革的主要内容

根据慈禧发布的“务期中外通行”的方针，清政府确定了所谓“参考古今，博辑中外”、“折冲樽俎，模范列强”的基本原则，对法制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一）“预备立宪”与宪法文件

为了抵制势不可遏的革命运动的历史潮流，敷衍和拉拢要求改革政体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并进一步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巩固清朝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清朝统治者实行了预备立宪的改革活动。可以这样说，“预备立宪”是清政府在20世纪初进行的以预备“仿行宪政”为名的政治欺骗活动。

作为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一个步骤，光绪三十四年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共计23条，由“君上大权”和作为附则的“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构成。《大纲》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大量规定了君主的权利，基本的立法权、司法权、解散议会权统率海陆军等权利都掌握在君主手中。至于臣民权利、自由的规定，十分狭窄，根据《大纲》，凡合乎法定“资格”之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的自由，有呈诉权、财产权、居住权，臣民只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大纲》体现了“大权统于朝廷”的精神，突出了皇帝专权，人民无权的特点，给封建专制披上宪法的外衣。但是，这毕竟是在中国法律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臣民的权利义务，这对于启发民智，培养近代的法律意识具有一定的意义；光绪三十三年，清朝设立了资政院、咨议局和议事会，同时拟定了《资政院院章》和《咨议院章程》。作为中央咨询机关的资政院，只是清朝皇室直接控制的御用机关，根本不是资产阶级的议会组织。作为地方咨询机关的咨议局，不具备地方议会性质，它只充当着“民主”的点缀品。但在一定程度上，资政院和咨议局都对当时的中国民主意识的觉醒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对于提高国民的民主觉悟和权利意思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在清廷“大局已几乎瓦解”时抛出的“急切挽救之方”——《重大信条十九条》，其在形式上被迫缩小了皇帝的权力，但仍然强调“皇帝神圣不可侵犯”，完全着眼于皇帝和国会的关系，人民的权利只字未提。这种立法倾向冲淡了它的价值，完全是一种应急的政治策略。

（二）制定《大清民律草案》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民族工商企业，已经在社会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原有的民法已经不能调整当时复杂的财产关系。随着西方法文化的输入和中国传统封闭的法文化状态的被打破，开始了国人由传统的法观念向近代的法观念转型。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清廷制定了《大清民律草案》。

《大清民律草案》仿照大陆法系民法的体系和结构，共分五编：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三十六章，一千五百六十九条。其遵循的立法原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采纳各国通行的民法原则；(2)以最新最合理的法律理论为指导；(3)充分考虑中国特定的国情民风，确定最适合中国风俗习惯的法则，并适应社会演进的需要；（4）选择适合于改进政治与法制的最有利益之法。

制订民律草案前三编所依据的主要是各国的现有成文法和最新法学理论，后两编则以中国的传统礼教与民俗为依据。这对民律草案的内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民律前三编以“模范列强”为主。民律前三编在起草者松冈义正的影响下，以日、德、瑞士民法典为参照，体例结构取自德国民法典。在总则编中，采用了人在法律范围内权利与义务统一，过失侵害他人权利应赔偿损失，人格保护等资产阶级民法的基本原则。在债权编中，规定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确立了契约自由等。在物权编中主要规定了所有权人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对土地所有人权益的保护等。这些内容主要以西方各国通行的民法理论和原则为依据，对中国旧有习惯未加参酌，因而体现出明显的资产阶级民法的特征。

第二，民律后两编以“固守国粹”为主。根据民律草案的起草原则，所有涉及亲属关系以及与亲属关系相关联的财产关系，均以中国传统为主。立法者具体提出这两编主要参照现行法律、经义和道德，虽也采纳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法律规定，但更多的是、注重吸收中国传统社会历代相沿的礼教民俗。第四编“亲属”对亲属关系的种类和范围、家庭制度、婚姻制度、亲子关系中亲权的确立和嫡庶之别等作了规定。这一编体现了浓厚的家族本位特色，确定了家长在家庭中的特殊作用。第五编“继承”规定了自然继承的范围及顺位、遗嘱继承的办法和效力以及对债权人和受遗人利益的法律保护。这一编同样体现着浓厚的传统色彩，家族的传承观念远远重于个人的物质利害得失。

《大清民律草案》前三编与后两编的迥异，使整部法典的风格难以统一。从整体上来说，由于急功近利，法典一味强调对最先进民法理论和立法成果的吸收，故而在许多方面与中国实际严重脱节。就法典本身来说，《大清民律草案》虽然不太成熟，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对以后的民事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鼓励商人投资，制定商业贸易法

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强行拖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漩涡之中。外国资本主义广泛深入中国市场，中国的民族经济遇到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新的经济运作方式也对中国工商业起到了刺激作用。在内外压力下，清朝统治者也从欧美列强以工商立国而臻于富强的事实中获得启示，大力推行振兴工商业的政策。

为了发展民族工商业，清廷颁布了《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决定用爵赏的方法，激励商人的投资积极性，此举“一扫数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 在没有先例和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为应当时之需，清廷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独立的商事法律——《钦定大清商律》，它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商业活动以营利为目的，确认了商人的合法地位，而一反中国以往重本抑末、重义轻利的传统；此外，清廷还制定了《破产法》、《大清矿务章程》、《铁路简明章程》、《票据法》、《海船法草案》等，还有较多顾及中国固有商市习惯和通行的商法原则的《改订大清现有商律草案》。虽说以上商业贸易立法主要抄自德、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有关法律，但它们在中国的法制史上还是占有了重要地位，成为近代中国商法的滥觞。

（四）删改旧的《大清律例》，制定新刑律

清末修律的主持人沈家本在光绪三十四年提出新刑律颁布之前应先行修订先行刑律作为过渡，并根据“总目宜删除”、“刑名宜厘正”、“新章宜节取”、“例文宜简易”的原则修改了《大清现行刑律》，生成了《大清新刑律》。

《大清新刑律》分总则和分则两编，共53章421条，后附《暂行章程》５条，是清廷于１９１１年１月２５日公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刑法典，但仍保持着旧律维护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的传统。这部新刑律无论形式、内容都有较大的变革，与《大清律例》相比，有如下变化：1.“更定刑名”——废除法定五刑，更定为主刑五等，从刑两等；2.“酌减死罪”——删除了《大清律例》虚拟死罪的条款，酌情减少了死罪之条；3.“死刑惟一”——死刑仅用绞刑一种；4.“删除比附”——规定律无正条者不予处罚；5.“惩治教育”——进行感化教育，以尽“明刑弼教”之意。此外，《大清新刑律》总则中对于赎罪俱发，采用“限制加重主义”；对能改过自新的罪犯，采用“缓刑”或“假释”等，均是近代资产阶级刑法的原理和原则的体现，显示了一定的进步性。

总之，从单纯技术角度和形式上看，《大清新刑律》属于近现代意义上的新式刑法典，与中国传统法典在结构、体例及表现形式上均有较大不同。但是，《大清新刑律》对于传统旧律并没有作实质性的修改，特别是附录《暂行章程》依然存在于法典之中，依然保持着旧律传统。虽说它颁布后，未及正式实施，清朝即灭亡，但它对以后中华民国的刑事立法却具有深远的影响。

（五）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离，司法开始独立

中国在几千年漫长的封建年代,司法与行政合一,审判权受行政权的干涉,没有专设的检察机关,高高在上的皇帝总揽司法权,中央虽然有专门的司法机关,但其活动受皇帝左右,受宰相牵制。清末司法制度的变革,首先是司法机关形式上有了重大变化,确立了司法与行政分立的独立司法机构。

清朝政府在1906年实行官制改革时,将刑部改为法部,掌理全国司法行政工作，改大理寺为大理院,正式成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为了适应这一变化,清政府先后编订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这是临时性的过渡章程。1910年2月,又编订了《法院编制法》,这是清王朝正式颁布试行的比较系统的法院组织法规，它否定了中国传统的司法与行政不分的司法机关体制与体现专制主义的审判诉讼制度，为民国时期司法机关体系的建立和近代意义的诉讼审判制度的缔造，提供了重要的基础。1910年12月,清政府先后又编成《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提出了实行公开、不告不理等原则，废除刑讯逼供制度，采取据众证定罪，死刑案件由大理院审理或复判等刑事诉讼审判制度，以及审判衙门，当事人，普通诉讼程序，第一审诉程序，上诉程序，再审程序，特别诉讼程序等民事诉讼审判制度。实际上这两部草案也都未来得及颁行清政府就覆灭了，但它们有助于人们新的司法观念的形成，并为中华民国时期诉讼法的修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清末司法制度的改革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司法与行政合一、皇帝总揽司法大权的体系,初步确立了司法与行政分立的司法独立原则，并对以后中华民国各政府的司法制度有直接的影响。

二、小结

从法律文化角度看,清末法律改革是先进法律文化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孕育和发展,它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终结和现代法律文化的开启;从法治发展的角度看,清末的法律变革是中国近代法制建立的起点和尝试,它起到了中国法制发展承前启后的作用;从中外交流的角度看,清末法律变革是近现代中国第一次对西方法律的吸收和采纳,在法制发展上具有首创和启迪意义。清末的法律变革虽然是一次不成功的法律移植活动，但它是我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变革本身对中国社会,中国法制发展的进程以及现代法律的发展变化都起着一定的影响,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应引起对这次变革重要意义的关注,进而加强对中国近代法制开端的了解和掌握,借鉴这次法律变革的情势,推动当前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司法改革的发展。

第三篇：中国金融改革三大难点

中国金融改革三大难点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金融业改革亦在逐步推进。国务院权威金融专家认为，中国金融改革目前正步入“深水区”，所面临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当引起高度关注。而以资本市场、汇率、金融机构为重点代表的内容将是今后一段时间金融业改革的主要领域，也是“攻坚”内容。

他们认为，一是以股权分置改革为焦点的资本市场改革。在金融改革领域纷纷遭遇改革动力缺乏的问题时，证券领域主动就股权分置这一重大的制度缺陷进行改革，说明金融体系内部依然蕴藏可供开发的巨大的改革力量。所谓形势比人强，在整个中国的金融结构调整需要一个有活力的资本市场，但是资本市场又在股权分置制度缺陷约束下融资功能基本丧失时，金融体系内进行改革的动力则相应产生。

二是汇率改革稳步推进，但摩擦加剧凸现国际经济金融政策沟通协调急需加强。中国的汇率体制改革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之中。但是，贸易摩擦和汇率摩擦并没有明显缓解的趋势。其中凸现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基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政策的沟通协调能力急需加强。

三是汇金公司担纲金融重组，金融稳定体系蕴涵隐忧。汇金公司涉足证券公司的救助，使得其在金融重组中的定位出现摇摆和模糊，特别是可能会增大现有金融稳定体系中的道德风险，一些值得深入反思的问题也开始出现。诸如，汇金公司用于这些重组和救助的资金来源于何处？是基于何种标准获取？若主要来自于外汇储备，那么，汇金公司是否需要为外汇储备的高效率运用承担考核的责任？此外，汇金公司无论是动用外汇储备，还是基于国家信用借入的外部贷款等，都涉及到公共信用和公共资源的动用，因此加强透明度和信息的披露十分重要。

他们认为，中国金融改革推进过程中，伴随而来的这些现象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操作性问题，亦直接关系到改革之效益和成败。

第四篇：电信改革遭遇三大险阻

电信改革遭遇三大险阻

十年电信改革在取得累累硕果的同时也逐渐剥开了电信产业“肌体”深处的伤痕：价格大战、互联障碍、数字鸿沟、违规建设、技术分歧、异质替代等问题层出不穷。产生这些问题是产业发展自然阶段的正常现象、还是电信改革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许多资深的电信业界人士在理论与实践、市场与技术、管制与竞争等不同领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至今仍胜负难分、真理未明。我认为从当前电信产业和电信市场的现状来看，中国的电信改革正在遭遇“三大险阻”，如果能够顺利逾越，中国电信业的未来前程可能是一片坦途。

险阻之一：经济增长与社会责任能否有机结合信息产业部制定颁布的《中国信息产业“十五”计划纲要》对我国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给出了清晰的回答：基础性产业、战略性产业和先导性产业。在这样的产业属性中，电信业对经济增长（GDP）的贡献被突出强调，以电信业务收入占GDP的比重为主要内容的直接贡献率指标受到空前的重视。近几年，该指标一直处于上升阶段，2003年底已经超过3%，但增长率下滑的趋势却也开始显现。政府部门和国有电信公司对上述现象的忧虑越来越严重，纷纷挖掘市场需求增长放缓的各种原因，力图采取对策扭转这一趋势，但实践效果却并不理想。

增长率下滑真的那么可怕吗？回答是否定的。经济学理论和各国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产业发展速度的阶段性变化一般意味着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以及市场的结构性调整中可能孕育着新的发展动力。从电信业的现状来看，2003年全行业13.9%的增长率仍然是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左右，虽然仍然处于高速的发展阶段，但相对于3至5年前3倍的增长速度已经显著下降。从这点上，可以看出电信产业进入了转折性的发展阶段。

一个产业的增长、发展必然依赖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在成长初期和短缺阶段可以维持高速增长，而在成熟期和供求平衡的阶段，速度当然会下滑。电信产业的发展也验证了这一规律，稍有不同的是，由于中国社会的二元经济特性，区域市场的发育程度差异巨大，所以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中西部地区电信市场的快速扩张。

电信业可以通过自身的发展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但它作用的空间十分巨大，并不局限于对物质财富生产的贡献。由于它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它能够借助通讯技术和电信业务，发挥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影响作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传统产业现代化，促进公民素质和知识技能的提高并改变社会就业状况，从而发挥出具有更大潜力的间接贡献。

简言之，电信产业作为基础性产业和战略性产业，应当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其责任可以分解为如下三个方面：（1）合理利用全社会的各类资源；（2）优化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3）促进经济社会转型。

电信改革进展到今天，产业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日益突出，而自身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却不够鲜明。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盲目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导致资源利用率下降；电信基础设施和基础电信业务在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领域的作用不够突出；电信市场的区域差异明显，扩大和加剧了数字鸿沟和经济鸿沟；作为资金技术密集行业，在对传统就业产生“挤出效应”的同时未能充分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增强公民素质和就业能力；在电子商务、电子政务、远程教育和医疗等领域未能充分发挥先导产业的作用。

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与电信改革的目标有关，是优先塑造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突出价值创造能力的电信产业，还是重点打造兼顾经济社会效益、同时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电信产业？不同的抉择决定了今后的不同走向。

在讨论电信业发展前景和改革方向的问题时，一直存在一个困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重大问题，即电信业的发展速度是否应当超前和超前多少。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电信业引入竞争力量以前，供给短缺的现象十分突出，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关注。进入21世纪，国内电信市场开始进入“总量相对过剩”和“结构短缺并存”的新阶段，问题开始突出并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我以为，分歧的实质就在于电信产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责任的优先选择。如果突出经济增长，那么应当维持超前的发展速度；如果强调社会责任，那么可以接受平稳的增长速度和较高的社会贡献。

电信改革下一步必须回答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将电信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责任有机结合起来，以推进电信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我认为，比较理想的选择是，避免重复建设以降低资源耗费，优化市场竞争以提高产出效益，加速普及渗透以促进社会转型。

险阻之二：市场引导与政府调控能否有效统一

电信市场的发展动力是什么？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复杂的问题，复杂之处在于电信业所特有的市场竞争结构。

电信业具有网络经济的主要特征，即规模经济、外部性和成本递减收益递增的规律。这种特性决定了在任何产权制度下，电信业都不是自由进入、充分竞争的行业，而是一个受到严格管制的可竞争行业。在这一行业中，存在着事实上的市场主导力量，供给方相对有限，需求方数量巨大而且十分分散，缺乏集体谈判和议价能力，政府部门（管制机构）作为第三方力量，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地发挥调控作用，以弥补市场竞争和供求机制的不足。

从各国经验来看，政府在电信市场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是选择性干预，即在市场缺陷明显的领域直接介入，采取审批、规定、分配、强制、处罚等具体行政手段来调控电信业务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形成相对均衡的供求格局。这些市场失灵的领域主要包括：市场准入与退出、电信资源分配、网络互联互通、电信普遍服务、电信业务资费、电信技术标准、服务质量要求等，上述领域的具体政策规定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实施的电信管制政策的主要内容。

恰如市场机制存在失灵，政府调控也并非万能。西方著名的新古典经济学流派虽然赞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经济社会发挥有益的调控作用，但同时指出，政府干预存在严重的“效率陷阱”，即可能出现严重扭曲市场机制、影响市场均衡从而损害经济增长效率的可能性。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信息的非对称性、利益集团的干扰、职能失位（越位、错位、缺位）、力度不当（不足或者过分）等。这种理论运用到电信产业领域，出现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包括自由竞争下的管制放任理论（取消管制）、可竞争环境下的适度管制理论以及垄断竞争下的严格管制理论。每一种理论流派均有它自身可应用的环境要求，世界各国政府部门并非依据了统一的理论体系，但各国仍然逐步走向统一。比如在市场竞争环境和产业发展阶段类似的美国和欧盟市场，美国正在由管制放任走向适度管制，欧盟则由成员国的严格管制转向欧盟统一市场的适度管制。（未完待续）

第五篇：实践三大课题 推动改革发展

实践三大课题

推动改革发展

去年5月，国家局凌成兴局长鲜明提出全行业要深入思考、谋划、实践“三大课题”。这是非常重要的决策部署，是对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深入贯彻，是着眼现实、面向未来的科学作为，行业各个部分、各个层面因此被极大地调动了起来。深入探索新课题由此成为行业当前发展中的最强音。

一、行业“三大课题”提出的形势背景与精神蕴意

认清新形势。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课题反映发展的形势。探索“三大课题”，首要前提是认识课题提出的背景。国家局党组提出“三大课题”，基于党和国家新的形势和要求，基于行业改革与发展新的矛盾和问题。党和国家新的形势和要求，一是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方针政策，二是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新举措、新部署。如此形势之下，烟草行业应做何而为？其实质是党和国家新的形势对于行业发展的客观要求。烟草行业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新的贡献，必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发展的新局面；必须坚定信念、振奋精神，汇聚推动行业发展的强大力量。

“三大课题”的提出同时基于行业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一是企业层面合作生产中输出方与输入方的矛盾和问题；二是宏观层面共同发展与重点发展的矛盾和问题；三是品牌层面重点品牌发展与支撑条件的矛盾和问题。以上行业发展中的新矛盾、新问题不是哪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全行业的问题，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上游、中游和下游。总的归结，前一轮改革所释放的红利正在衰减，所致力于的发展着力点潜力正在削弱，所确定的追赶目标正在接近或完成。行业需要确定新的改革突破点以增强发展的动力、释放新的红利，需要寻求新的发展潜力点以提升工作的质量和水平，需要设定新的发展目标以催生和凝聚发展的新精神和新能量。

体会新蕴意。“三大课题”出于行业发展新的形势，出于新一届国家局党组，其中内含深刻的蕴意。一是蕴意对于行业发展形势的分析和把握；二是蕴意对于行业发展事业的承接和开拓；三是蕴意对于行业发展思想的解放和创新；四是蕴意对于行业发展道路的探索和追寻；五是蕴意对于行业发展力量的呼唤和凝聚；六是蕴意对于行业发展精神的鼓励和宣扬；七是蕴意对于行业发展责任的担当和作为。由此可见，“三大课题”实质是对行业发展大局的科学把握，追问的是行业新的历史时期走什么样的路，以什么样的思想方法、方针政策、精神状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局面，承担什么样的发展责任的重大问题。课题内涵丰富，蕴意深远。

二、行业“三大课题”求解的目标方向与战略机遇

把握新觉醒。深入探索“三大课题”，需要明确课题为了什么、为了谁。这是确立课题的价值标准，也是求解课题的目标方向。正确回答上述问题，关键在于深刻把握党的十八大之后行业已经和正在获取的新觉醒。主要表现在，烟草行业要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行业发展是自身成长进步和发展，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成长进步和发展；打铁还需自身硬，行业谋求为国家、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就要办好自己的事情，在自身成长进步方面打开新局面。

梳理历史的经验，行业改革与发展要牢牢把握四个目标方向：一是为国家、社会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贡献。这是行业发展的使命和责任。行业发展价值如何，要由国家、社会来评价。二是不断壮大中国烟草总体竞争实力。这是中国入世之后行业提出的发展目标，核心要义在于确定经济全球化时代行业的发展方向。三是坚持和完善国家烟草专卖制度。这是对于行业发展的基本制度把握，是立足国情的现实遵循，是总结经验教训得出的规律认识。四是不断推进市场化取向改革与发展。这是探寻行业发展的可持续动力，是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当前行业求解新课题、打开新局面，要更加牢牢把握以上四个目标方向，同时赋予其新内涵，这也是判断“三大课题”的价值标准。社会责任、自身成长、基本制度、发展方式四个方面紧密相连、构成整体，共同发挥着对行业的方向引领和价值判断功能。

珍视新机遇。深入探索“三大课题”，还需要明确课题求解的客观机遇。这是行业改革、发展以及追赶的根本条件。新世纪之初，行业正是抓住了宝贵机遇，获得了长足发展。那么，现在行业有没有面临新的重要机遇？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党的十八大继往开来，展望规划了中国经济社会未来五至十年发展的前景和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推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部署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形成了改革理论与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改革总动员。行业身处大势之中，以新的定位为导引，以“三大课题”为核心，更加紧密地将自身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联系起来，更为深刻地寻求自身改革的红利、发展的潜力、追赶的目标，客观地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进程中发展的新机遇。主要包括：持续发展机遇，稳定制度机遇，深刻改革机遇，强化法治机遇，政策倾斜机遇，队伍建设机遇等。

由此判断，行业发展仍将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行业“三大课题”当前面临难得的求解条件，行业必须高度重视新的机遇，特别珍视新的机遇。有些发展条件自己可以创造，但大的机遇条件创造不了，行业只能时刻准备和准确把握。

三、行业“三大课题”谋划的思路建议与实践关注

行业当下方位判断。梳理行业历史进程，可以区分出不同的发展阶段。1981-1985年，是行业发展的“集中统一”阶段，1986-1990年，是行业发展的“总量适应”阶段，1991-1995年，是行业发展的“品质竞升”阶段，1996-2000年，是行业发展的“秩序清理”阶段，2001-2005年，是行业发展的“组织优化”阶段，2006-2010年，是行业发展的“模式转换”阶段。行业三十多年的发展，从集中统一到模式转换，每一阶段都是前一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蕴含着下一步改革的必然。当前，行业处于“品牌集中”的发展阶段。这是2010年以来行业发展最为显著的特征与方式。“卷烟上水平”核心“品牌上水平”，实质是行业核心能力——品牌的集中积聚，行业历经三十多年尤其是近年发展，终于将知名品牌的集中成长直接地作为了行业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是前期组织变革、模式转换的历史成就和必然结果。

“品牌集中”阶段实现了总体竞争实力在品牌层面的集中，但企业层面的集中没有进展。一方面，这一阶段行业所有大品牌的集中成长都是以现有的企业组织发力的；另一方面，行业也渐渐地感受到，现有的企业组织结构体系同时在制约着发展，行业“品牌集中”的发展方式面临挑战。品牌上水平的各项支撑遇到了瓶颈，由于在现有组织结构体系内上水平，必然会遇到市场的边界、原料的边界、技术的边界、整合的边界等。行业总体竞争实力“核心集聚”需要采用新的形式，需要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行业当下问题的核心是产业组织结构分散。目前行业是18家工业公司、33家省级商业管理公司和400多家地市级商业流通公司为主体的格局。无论是与国内一些重要产业相比，还是与国际同业比较，行业的产业集中度还是明显分散，行业总体实力并不能说很强。讲到底，行业现有的组织结构体系分散了行业资源，限制了产业能力。行业需要做出变革。

“三大课题”思路建议。行业要确立“企业集聚”的新的发展方式，要以企业为中心进行新一轮的行业资源配置整合。行业新的改革红利在于企业组织结构更高水平的调整集聚，新的发展潜力在于企业组织结构调整过程中更高程度的组织融合、品牌整合、管理创新、技术突破，新的追赶目标是中国烟草总体竞争实力的集聚完成，是与国际一流大公司相比较的企业集中程度、品牌集中程度、市场认可程度。

行业“企业集聚”的核心是工业企业组织结构整合集聚。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点，突破之后就会形成更大的市场、更大的品牌、更强的技术，就会开创行业发展的崭新局面。行业“企业集聚”阶段，商业领域的相应变革一定也会加速进行。这里重要的方面是物流。这是行业改革的又一个红利源泉，也是发展的一个很大的潜力点。物流发展的规律是集中化、统一化，行业当下分散的物流模式必然要进一步地整合集聚。

未来行业发展依然是过程的逻辑展开，发展方式的演进依然是其中的核心内容。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依然从根本上决定行业发展的基本走向。集聚起强盛的“核心能力”之后，行业必然要步入以跨国并购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跨越”发展阶段。

“三大课题”实践关注。思路确定之后，“三大课题”进入实践层面。一要重视理论。行业要在“三大课题”的探索中形成和构建指导行业发展的新理论，这是新课题求解的更高意义。构建的过程，必然是实践者总结经验、梳理历史、把握规律的过程。二要善于谋势。行业需要充分利用党和国家发展所形成的大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势，“中国梦”的大势,改革开放的大势,“走出去”的大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建设的大势等。因势而动，事半功倍。三要善于借力。行业发展基本规律告诉我们，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决定行业的发展进步，行业发展根本上是为了适应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诉求。因此国家、社会会有强大的力量支持行业的发展。同时，还要借地方政府之力、消费者之力、烟农之力、零售客户之力等，汇聚行业发展的强大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