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课作业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的的主要内容

第一篇：讲课作业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的的主要内容

四、新经济史与新制度经济学

虽然新制度经济学可以追溯到科斯的两本著作《企业的性质》(1937)和《社会成本问题>(196o)，但其仍是一块年轻的、尚未成熟的经济研究领域。在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企业与市场的替代”、“产权” 等概念的启发下，新制度经济学形成了以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和契约理论为内核的，涉及企业、产业组织、法与经济学、社会制度变迁等众多领域的研究分支。这些分支间有着各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所以并没有形成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完善的体系。但我们并不能因为诺斯将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运用到经济史的分析中，而武断地把新经济史包括在新制度经济学学派之中，相反这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两者有着独立发展轨迹。科斯被视作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这可能连科斯自己也没有料到他的两本著作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首次提出“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es)的名称也是几十年后的事，并且当时主要是指交易成本理论。但在之后的二十余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如雨后春笋，其声势与地位直赶主流经济学，并在1997年成立了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协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Institutional Economics，ISNW．)而新经济史从发展轨迹上而言属于经济史领域。在西方，经济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l9世纪后期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其分立是因为当时经济学已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原来历史学中的经济内容可以用经济的理论来分析和解说了。二战以后，随着西方的史学革命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西方的经济史学发展成了三大学派。一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进入第二代，形成以布罗代尔(Braude1)为首的整体观史学；二是以福格尔、诺斯为代表的计量经济史学；三是以诺斯为首的交易成本经济史学。后两者我们通常称为新经济史学派。

其次，两者的研究方法有着根本区别。经济学中历来存在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归纳法的争论。演绎主义努力把经济学的全部内容陈述安排成一个演绎系统，通过逻辑演绎导出经济学的全景。在经济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抽象演绎法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方法和经济学家的标准思维规则。而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则极力反对演绎法，认为演绎法过于抽象。经济发展是独特的，因而不可能存在所谓“自然法则”，经济学家只能证明不同经济共同发展的形式，而不能找到普遗适用的规律。所以，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努力收集历史的和当前的资料，只有在大量的资料收集之后，经济学家才有可能应用归纳方法得出若干结论。

在两种方法的运用中，新经济史虽然引入了主流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史分析的工具，但从整体分析方法上其仍属于历史归纳，着重对经济历史的描述、分析和得出有关结论。如福格尔对美国铁路运输历史和农奴制度的分析，诺斯早期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史的分析，均以对经济史的描述和分析为主要内容，并得出与传统经济史分析所不同的结论，而冠之以“新”，则是他们采用了计量经济学、交易成本等新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抨击了新古典理论对经济运行中“制度” 因素的忽视，但仍自认为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补充。在研究方法上，“新制度主义者与演绎理论之间没有根本冲突”，而与“早期的历史描述性的制度主义者不同”。因此，新制度经济学虽然认识到了标准的新古典分析过于抽象，但本质上仍试图通过抽象演绎的方法找到能解释经济现象的普遍规律。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新经济史归入新制度经济学派，因为两者的研究方法有着本质区别。诺斯的成就在于成功地将这两大领域有机的结合起来，并分别促进了新经济史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而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即是划分诺斯思想变迁的主要标志。

交易成本经济学（TCE），是新制度经济学当中惟一在实证检验方面成功的领域。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交易成本经济学是融法学、经济学和组织学为一体的、新颖的边缘学科。

交易成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定义。通常，我们可以把企业的成本可以分成三种，一是生产成本，二是管理成本，三是交易成本，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都发生在企业内部，而交易成本存在于企业外部，包括信息的搜寻、发布、讨价还价、谈判、签约、监督、合约执行和违约带来的一切成本。这里的交易成本就是狭义的交易成本的概念。广义的交易成本是指生产成本以外的所有成本，也就企业内的管理成本和企业外的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的显著特征是坚持交易是有成本的。这一特征使新制度经济学比斯发端的交易成本理论其目的是为了理解现实中的制度存在，这就要求，除了基于演绎逻辑而发展起来的理论核心构架以外，该理论还需要大量的经验究作为辅佐，以达到充实（flesh out）该理论的目的。其他经济学更为现实，因为人们在进行经济活动时，总是面临着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这就使人们不可能象新古典理论所设想的那样在无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进行决策。

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也是近十几年来西方经济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概念之一。什么是交易？？？？根据这种理解，交易限于这样一些情形：资源在“交付”（delivery）这一物理意义被转让。这种交割可以发生在企业内，也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市场之间。因此我们可以称为企业内部交易和外部交易，以及市场交易。狭义交易成本是为履行契约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广义交易成本是为谈判、履行合同和获得信息所需要运用的全部资源。

交易成本的典型例子是使用市场的成本和在企业内行使发号施令的权利的成本。其中前一种成本可称为市场交易成本（market transaction costs），而后一种成本可称为经理交易成本（managerial transaction costs）。此外，还要考虑的是运行和维持一个政府的制度框架而产生的成本，这种交易成本可称为政治交易成本（political transaction costs）.这三种交易成本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是“固定”交易成本，即建立制度安排所进行的特定投资；二是“可变”交易成本，即与交易数量有关的成本。下面我们将进一步分析这三种类型的交易成本。

市场交易成本主要由信息成本和讨价还价成本构成。信息成本显然是重要的，但讨价还价成本也不能低估。在现实生活中，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存在不确定性，没有一个决策者能够立即知道或自动地知道谁会买卖一种产品或以什么条件买卖。政治交易成本

市场交易和经理交易都发生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这种政治背景的形成和公共物品的供给，都是有成本的。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政治交易成本就是通过集体行动来供给公共物品的成本。它类似于一个企业内的经理交易成本。政治交易成本的具体内容如下：

产权理论认为，私有企业的产权人享有剩余利润占有权，产权人有较强的激励动机去不断提高企业的效益。所以在利润激励上，私有企业比传统的国营企业强。科斯产权理论的核心是：一切经济交往活动的前提是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人们之间行使一定行为的权力。因此，经济分析的首要任务界定产权，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做什么，然后通过权利的交易达到社会总产品的最大化。从实证方面看。产权理论认为，私有企业的产权人享有剩余利润占有权，产权人有较强的激励动机去不断提高企业的效益。

第二篇：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与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与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2007-09-06 10:56:30)转载▼标签：学习公社本文严禁转载！

【文章摘要】本文在简单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基础上，考察了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和改革历程、国外产权改革经验总结，着重分析了我国学者关于产权改革的思路。文章在结尾处提出了关于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个人思考。

【关键字】产权理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一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简介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互相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的行为规范,因此,可以将共同体中通行的产权制度描述为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产权不是有形的东西或事情,而是人与人之间由稀缺物品的存在而引起的、与其使用相关的关系。

实施产权意味着排除其他人使用有关的稀缺资源,同时也意味着要耗费一定成本去度量和描述资产并耗费相应的成本来保证实现所有权。

个人拥有排他性权利,叫做私人所有制。国家拥有这种权利叫做国家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有关的是社区所有制,即一个社区的全体掌握资源并由内部成员来选定资源,排斥外来者。若所有权被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拥有,则无人单独拥有排他性权利,这就是共同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制或者说是全民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形态意味着对资源的自由使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从一般的财产关系到财产制度的变迁,必然深刻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和资源配置、产出构成以及收入分配等等。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资源的稀缺程度及其变化一直影响着产权结构和产权制度的变迁。诺斯等人认为,解决史前人类所面临的公有财产的困难处境的办法就是建立排他性的私有产权。产权能够限制开发和使用稀缺资源的速度。人类对产权制度的需求与资源稀缺程度及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离开了稀缺性,我们就难于分析产权结构与产权制度的演变。

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或者说是共同特征就是影响和激励人的经济行为。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产权与交易费用概念是“等价”的。在市场交换中,若交易费用为零,那么产权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就没有影响；反之,若交易费用大于零,那么产权的界定、转让及安排都将影响产出与资源配置的效率；竞争和资源的稀缺性是等价的,即如果资源不具有稀缺性,也就不会存在竞争和竞争的必要了。而产权是人们在竞争资源的过程中达成某种均衡状态时的行为规范,是竞争的结果。张五常和巴泽尔先后论证过,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只是当界定权利的费用与权利带来的好处在边际上达到相等时(均衡时)才有意义。或者说,只有当产权界定的收益大于产权界定的成本时,人们才有动力或激励机制去制定规则和界定产权；产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内在化的激励。产权界定不清楚是产生“外部性”和“搭便车”行为的主要根源。有效的产权可以降低甚至克服外部性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产权清晰的实质就是私有产权。私有产权是最有效率的，因为私有产权可以避免公有产权存在的拥挤、搭便车、偷懒等低效率现象。

一直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思想对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有着重大影响。深入理解这一思

想,对进一步深化我国产权制度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和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历程

1.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1）政策性负担和预算软约束

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是指政府不能承诺在国有企业出现困难时不去解救国有企业。为什么会产生预算软约束呢？Dewatripond和Maskin（1995）从承诺的动态不一致性去解释预算软约束，即在事前，政府无法区分企业的好坏，在对企业进行融资以后，出现亏损时，政府不能袖手旁观，必然要帮助亏损企业，而企业经理预期到这一点，就必然加剧了道德风险，从而使政府要不断地为企业提供补贴等帮助，即产生预算软约束。

林毅夫（1999）认为国有企业存在的政策性负担是产生预算软约束的根源。政策性负担包括在传统赶超战略的影响下，国有企业投资于中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或产业区段所形成的负担以及由于国有企业承担过多的冗员和工人福利等社会性职能而形成的负担。

（2）道德风险和激励机制

在国有企业中一般存在利润目标和政策性目标，当两个目标完全一致时，经理人的个人激励不会受到扭曲，当两个目标不一致时，经理人将在能给他带来最大收益的目标上投入努力，而在另一目标上很少或根本不投入努力。在国企中，政策性目标往往是与利润目标背道而驰的，所以，经理人根本就不会投入努力来提高企业利润。因为，经理提高利润的努力可能因为政策性目标所引起的负担而变得根本不显著，从而经理得不到应有的激励。另外，在企业出现亏损时，经理总是可以用政策性目标所引起的负担而导致利润的减少为借口来推卸责任，使得政府无法追究经理人的责任。

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即使不承担政策性负担，其垄断地位也会加剧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企业的目标是单一的利润最大化，不存在多任务的问题，但是，经理人是依靠其垄断地位，通过市场支配力来剥夺其他参与人利益的方式来提高企业利润水平，而非通过自己的努力，降低成本，从提高企业经营效率的角度来增加企业利润。

（3）所有者缺位和政府保护

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主要体现在国有资产的所有权是由国家来代表的，而国家的具体职能是由政府官员来执行的，他们并不是资产的所有者，他们不能有效地管理和使用国有资产，即所谓的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所有者缺位问题是在分析国有企业无效率原因时的一种解释。

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非公有制企业也会存在着无效率问题，但是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下，无效率的非公企业必然被淘汰出局。而国有企业就不同了，即使国有企业出现了亏损，在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无法在市场上继续生存时，他还有一种选择，即寻求政府的帮助。正是在政府的保护下，市场上“适者生存”的法则失效，无效率的国有企业

得以继续生存。

2.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历程

自从中国1979 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主要经历了这样三个发展阶段：第一, 放权让利阶段。是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 调节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关系；第二, 企业经营承包阶段。调节了国家、企业和经理人之间的关系；第三, 产权改革阶段, 开始触及到改革的核心。这一阶段牵扯的利益关系最为广泛和复杂，因为国有企业财产的形成和积累与每一个国民都有关系。西方社会的全部剩余价值, 都是以私人资本的形式存在并积累着, 我国改革前的全部剩余价值和改革后的大部分剩余价值都以国有资产的形式存在并积累着。在改革的前两个阶段虽然也遇到了一些社会公正受到侵犯的问题, 但是对那种名义上的所有权没有触及,一些问题表现得并不那么突出。但到了产权改革阶段, 到了要使少数人的私有化行为合法化时, 社会公正问题就变成一个人人瞩目的问题凸现出来。所以, 国企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体现了人们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

三对国外产权制度改革经验的总结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的论断足以说明改革对中国建设的重要性。借鉴国际经验对于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无疑是块不可或缺的过河“石头”。下面主要来介绍与我国国有体制具有最深渊源的俄罗斯国有产权改革的经验总结。

1.国有产权改革需要政治体制创新护航

产权改革是利益博弈，偏好寻租活动的政治经济集团会千方百计阻挠对自己的“革命”。为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避免特殊强势利益集团阻扰、拖延和误导产权制度改革，需要干净彻底的制度转换，需要有坚强决心和进取心的政府和新的政治体系，否则，改革将寸步维艰。诺斯强调，“国家是以较高的效益和较低的交易成本提供产权的保护与强制力的一种制度安排，国家并不是中立的，它决定产权结构，因而最终要对造成经济增长、衰退和停滞的产权结构效率负责”。如果国家认定改革是大势所趋，就必须加强立法，建立与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顶住守旧力量强大的反对声以及改革初期经济秩序混乱的巨大压力，不致使改革半途而废。

2.产权改革必须一揽子展开和循序渐进

产权制度改革必须系统推进。要建立健全法律体系，以保证既抑制腐败滋生、减少国产流失、保证最大公平性、防止产生两极分化，又追求效率最优化。对国企产权改革要分清轻重缓急，避免缺乏整体思路和协调动作所导致的顾首不顾尾、相互掣肘的局面。对与国企产权改革相关的各领域、多部门进行配套改革，才会取得较好效果。要对产权重组过程中可能对生产、就业、社会保障等造成的冲击制订应对预案，建立必要的合理保障，以减少改革阻力并争取广泛支持。

产权改革涉及面广，各部门、各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应区别不同情况，妥善处置、逐步顺

序推进，切不可急于求成。对于不同国家的改革的具体做法，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加以利用，全盘照搬是不能达到本国的改革目标的。

3.协调公司治理结构、积极借用外力

产权改革之后，继续完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一步，两者必须有机结合起来，缺一不可。吸引外部资金是解决企业资金来源不足、加快资产重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条件。当然，对核心战略产业及企业的控股和参股还是需要内外有别，避免为外资所控制和垄断，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四当前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思路

目前我国经济学家关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有多种不同的思路。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为指导，坚持国有企业产权私有化和关于国企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产权改革并不重要这样两大思路。

1.国有企业产权私有化改革思路分析

持这一思路的经济学家关于产权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来自科斯定理，科斯定理认为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产权安排非常重要。而在现实中交易费用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产权归属是企业经营效率的决定因素。国有企业由于“所有者缺位”，产权不清晰，不能形成有效的监督，从而导致企业经理人道德风险严重，影响了企业经营效率。因此，只要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资产被私人拥有后，资产便具有排他性，企业家拥有企业剩余利润，从而使资产所有人产生对资产关注的激励。私有化之后，赋予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单一目标，强化了企业的利润激励机制。追求利润又激励企业所有者有效监督实际控制企业经营的经理阶层，降低经理人的道德风险。政府完全退出企业的经营领域，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行为，企业将独自承担所有的商业风险，在竞争的市场上自负盈亏，提高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从而产权私有化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一条捷径。

2.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非产权改革思路分析

持这一思路的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经营不善的根源不在于产权问题，而是国家长期追求赶超战略，导致企业非经济负担过重的必然结果。降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实现市场竞争、信息充分，提高企业的自主能力，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心和根本出路。

他们认为，外部竞争环境是企业改革的前提和充分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选择内部治理结构才有意义。事实上，国有企业的产权从来不存在不明晰的问题，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国家这一点从来都是十分明确的。作为所有者的国家无法自己经营，必须委托厂长或经理来经营，这也与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大型私有企业一样。他们比较了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认为它们都存在多层委托——代理关系，都可能出现预算的软约束、道德风险，都可以运用惩罚的机制。政府只要将国企经理阶层的个人行为与经营效率联系起来，降低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同样可以提高经理人的经营激励。因此如果只进行产权改革而忽视市场环境的改革，并不能解决企业亏损的问题。之所以要有良好的市场环境，是因为这样可以让企业更好的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安排资源配置。国家干预企业的原因在于市场存在不充分信息。一旦实现自由竞争的市

场环境，国家就不需要干预了。

五扬弃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以应用于我国国企改革

正如放之四海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具体现实相结合才能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一样，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也必须扬弃地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才可以发挥它的有益作用。有些经济学家极力推捧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并以此宣扬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抛出“马克思由头错到尾”、“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之类的谬论，这是我们应强烈加以反对的。当然我们也不赞成完全拒绝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部分。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正确的大方向应该是：坚持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原则，保证国有经济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从国有经济不具备优势的一般竞争行业中逐步收缩和退出，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

在坚持国企产权改革正确大方向的指导下，通过以上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问题的分析，我国国企改革的具体做法如下：

倾向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经济学家强调只有私有化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我认为，在不考虑政府监督成本的情况下，公有产权同样能使国企有效率。

持此观点的经济学家以产权不清晰为国有企业无效率原因的一种解释。但事实上，现代的大股份公司，其中的好些股份是由机构投资者所持有的，或者其他的大股份公司所持有，这些股份的所有权是由股份公司来代表，要分清楚这些股份的具体所有人也是很难的，如此看来，既然非公企业也存在“所有者缺位”问题，我们就不能用所有者缺位来说明国企效率不佳的情况。即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企业是公有还是私有。

在国企情况下，提高效率应从剥离企业政策性负担、有效激励经理人、硬化预算约束等方面入手。国家应将国有企业从一系列政策性负担中剥离出来，不再替国家考虑工人的福利问题、就业问题等，而将经营目标定在单一的追求利润最大化上。同时，国家不再把国企的经理人视为政府官员级别，仅考察经理人的经营业绩以决定其任免，而不应再像以往，无论业绩如何，经理们只有工作调动而不必担心像工人一样“下岗待业”。企业目标单一追求利润化，不再保障经理们长期的工作权利，引入经理人职位的竞争机制，经理人的个人目标与企业的经营目标相一致，便能有效激励经理人，降低其道德风险。政府不直接干预国企经营，也不再对有困难的国企提供任何帮助，削弱国企的垄断地位，让国企参与市场的优胜劣汰，在竞争中实现有效率或者在竞争中破产出局。对国企破产所引起的失业可以通过社会保障和再就业渠道来进行解决，以缓解由于国企破产可能造成的社会稳定和就业问题。

如果按上述做法可以解决国企无效率问题，那产权改革是否就没必要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上文假设不考虑国家监督企业的成本。在现实中，国家的监督成本是客观存在的，甚至是相当大的。在国企中，对企业经理人的监督是有国有资产的管理部门来进行的。但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是由政府官员构成的，作为官员个人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个体。一方面，作为监督者，他可能缺乏企业管理知识和经验，可能不能有效的获得企业内部信息，从而使监督无效率；另一方面，作为效用最大化的个体，他未必能从国家利益出发，对企业实行有效监督。官员与国企经理合谋侵害国有资产利益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同时对国企的监督也不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瘦身”，减少政府对国企监督的开支，也为政

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留了一扇窗。

因此，产权改革仍旧是必要且重要的。对国企进行产权改革后，政府的直接干预就会受到很大限制，政府只能通过参与董事会或通过宏观调控来影响企业行为。将对经理人的监督职能由政府转移到市场上来。企业的股东不仅仅有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还有其他股东，对企业经理的监督效率将会大大提高。

综上分析，我国国企产权改革的思路应体现为这样一条主线：剥离国有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再就业辅助工作，完善相关法律体系→进入竞争机制，分割垄断的国有企业，形成有效的竞争局面→进行股份制改革，使变革后的国有控股企业和参股企业形成有效的内部治理结构，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

参考文献：

王道明《科斯定理与我国产权制度改革》 2004.6

郑伟林《新制度经济学产权观的博弈分析》2003.8

冯兵熊丽敏徐轶奕《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006.4

王振中主编《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梁正等著《中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批判》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

第三篇：新制度经济学三个核心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三个核心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对象是是制度与经济的关系。其中，新制度经济学三个核心理论包括：

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委托代理理论。

产权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规定人们相互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并且是社会的基础性规则。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物品的使用的权利。”这揭示了产权的本质是社会关系。

产权理论的主导思想：产权分配方式决定个体行为，因为它决定对个体的奖励和惩罚机制。以济南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济南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是中国最大型的上市发电公司之一。1999年6月30日首次公开发行了约14.31亿股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挂牌上市。公司于2005年初在境内成功发行了7.65亿A股，并于2005年2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目前公司总股本为60.21亿股，其中包括H股约14.31亿股，约占总股本的23.77%；内资股（A）约45.9亿股，约占总股本的76.23%。

产权比例情况：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持股比例为47.21%，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20.76%，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1.83%，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26%，青岛国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1.18%，青岛华通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1.03%，山东鲁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0.98%，航天神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0.84%，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0.59%，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为0.53%。

产权是一个权利束，是一个复数概念，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各个公司持持有不同的股份，当然也拥有着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再例如其中的收益权，各公司根据持股比例不同，因而收益也不同，但都享有其中的收益权。当一种交易在市场中发生时，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交易中的产权束所包含的内容影响物品的交换价值，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之一。

产权的好处为可以迅速地实现资本集中。股份公司的资本划分为若干股份，由出资人认股，出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资金能力认购一股或若干股。这样，较大的投资额化整为零，使更多的人有能力投资，大大加快了投资速度。产权界定清晰是产权交易的前提。上例则体现了一种经济效率，不同产权结构经济效率不同。

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主要内容是揭示交易费用的含义、决定因素和性质等问题。其主动思想为为各种交易类型找到合适的控制和监督结构。

其中交易费用由搜寻和传递信息成本，价格谈判的成本，拟订合同的成本，监督和执行合同的成本，防止第三方侵权的成本构成。以购买苏宁商场志高空调机为例，其搜寻和传递信息的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租用柜台的费用，此项费用与场地地理位置及大小有关；宣传材料费，包括各种传单，海报，店面装修费等；如在节假日，为满足顾客需求扩大宣传，将根据具体情况聘用临时促销员，另外，也将支付给正促基本工资外，根据空调售出情况分配相应提成。

空调机价格谈判的成本主要体现在与顾客打价方面，一般将为顾客准备桌椅茶水等，这部分费用视顾客购买情况不同而不同。

拟订合同成本：此项为订约成本，即当双方达成共识而进行交易时，签订契约所投入的成本。部分商品在节假日会推出相应赠品或举办打折活动吸引顾客购买，因此这部分费用也是不可忽略的。监督和执行合同的成本包括发票扣税、售后维修保养费用等，部分商品还拥有保险费。防止第三方侵权的成本是将该产品的核心技术申请专利保护产权等，其中将支付一定的维权费用。

交易费用产生的原因包括不完全市场，经济主体的有限性，经济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上例，志高空调交易费用是由交易的频率，空调交易的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决定的。为此降低交易费用，制度和技术是降低交易费用的两种主要力量。正如诺斯所说，“制度所提供的交换结构，加上所用的技术决定了交易费用与转化费用。”

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是研究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间主要因高计量成本而导致出现的契约问题。其中，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假设有有限理性经济人，外部性，目标冲突和信息不对称。2008年唐骏以身价10亿元跳槽至新华都集团，成为新华都的经理，即新华都股东委托唐骏代理管理新华都的管理实务，唐骏作为职业经理人接受了新华都的委托代理。职业经理人作为委托代理理论的实例，是指在一个所有权、法人财产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企业中承担法人财产的保值增值责任，全面负责企业经营管理，对法人财产拥有绝对经营权和管理权，由企业在职业经理人市场（包括社会职业经理人市场和企业内部职业经理人市场）中聘任，而其自身以受薪、股票期权等为获得报酬主要方式的职业化企业经营管理专家。

上例中，唐骏与新华都集团属于简单的委托代理关系，即一个委托人与一个代理人的一期关系，唐骏作为代理人将承担这一项任务。新华都知道代理人唐骏的效用函数、风险态度、保留效用及产出函数。代理成本（其自身以受薪、股票期权等）反映了新华都因利益冲突、环境不确定以及信息不对称而承担的效用损失。上例，新华都面临着如何才能更好地选约束和激励作为经济人的代理人唐骏，以是其最大限度为新华都服务。唐骏的工作效益不仅取决于其努力水平，也取决于新华都和他都无法控制的外生随机因素，如不稳定的市场等。因产出具有不稳定性，所以报酬也必然具有不稳定性，即代理人承担了产出风险。

新华都集团与唐骏间存在典型委托代理关系，前者一般可认为风险中性，后者风险厌恶。从激励角度，唐骏的报酬应完全随业绩浮动，从风险安排角度，唐俊应领取固定报酬，业绩波动完全由总部承担。因这对不可调和矛盾，故实践中唐骏的报酬只能折中为固定报酬加浮动报酬。

正如科斯所说，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

第四篇：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家理论框架

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家理论框架

新制度经济学沿用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形成了以交易费用为核心的企业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边界的观点是与企业产生原因的观点一脉相承的。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于企业的边界并没有统一的观点，但是他们都认为企业的规模和交易费用有关。

科斯认为，企业规模的扩大是企业内部交易取代了市场交易，企业的边界决定于在企业内部组织一项交易的成本和在公开市场组织同一交易的成本相等的一点上。

威廉姆森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当资产专用性程度达到一定限度时，实行一体化就可以节约交易费用，然而，企业内部也有一定的交易费用，企业的边界就决定于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和市场交易费用在边际上相等的一点上。

张五常更是提出了市场和企业只是不同的契约形式，因此，企业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新制度经济学采用个体主义的方法研究企业的内部关系。新制度经济学承以效率为标准来对企业的内部控制及分配问题进行研究。

科斯认为，企业内部的调节取代市场交易可以节约交易者之间讨价还价、签订契约、监督执行等交易费用，企业内部的权威和命令不是权力关系，而是效率的体现。

威廉姆森认为，劳动者的利益是否会受到侵蚀，和劳动者所具有的人力资本的性质有关，劳动者所具有的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越强，他的利益受到侵蚀的可能性就大；反之亦然。但是，劳动组织或工会组织加强了劳动者的力量，从而解决了劳动者利益被侵占的问题。所以，劳动组织或工会组织是一种解决利益冲突和提高效率的制度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家还提出了谈判力的问题，由于企业主在初始的时候无法判断个体劳动者的能力，因此会向劳动者施加限制性条件和报酬方面的压力，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个体雇员的能力被证实，个体雇员就增加了谈判力，从而得到较高的人力资本价格（当然这也只限于较高层次的雇员）。

第五篇：经济学激励理论

经济学中的激励理论与人才开发

人才开发工作虽然是系统工程，但着力点主要是两个：人才挑选与激励。一个做到了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的组织，将充满活力和竞争力，会更有效地实现组织宗旨或目标。挑选和激励人才，在研究层面就构成了激励理论的主要内容。人力资源管理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人力资源招聘、培训、绩效评估、员工激励、员工薪酬等理论，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但对于新兴的经济学激励理论吸收不多。笔者认为，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吸收经济学的激励理论。如此，一方面有助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完善，一方面有助于提升企业、公共部门的人才开发工作。

经济学激励理论的贡献

在2004年去世的法国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在其巨著(激励理论——委托代理模型)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经济史中，劳动分工与交易的出现带来了激励问题。由此，他认为在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著述中就已经包含了激励思想。不过，激励理论的产生，更大的推动力来自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理革命”，即现代企业史上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现象。这一现象导致了现代企业制度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企业所有者如何挑选和激励经营者。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激励理论获得很大发展，并与博弈论、非对称信息市场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相互影响，汇成了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信息经济学流派。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中，如施蒂格勒、纳什等三位博弈论专家、莫里斯与维克里、斯蒂格里茨、斯彭斯、阿克劳夫等，都在信息经济学也即激励理论研究方面有重要贡献。

经济学激励理论中的委托代理模型，逻辑分析起点是交易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激励理论把信息掌握少的一方称为委托人，反之即代理人。现实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卖东西的人可能欺骗买东西的人而使买者遭受损失，这将导致市场失灵。经济学在理论上将信息不对称问题主要归为两类：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在人才挑选和激励层面上，逆向选择意味着选出来的并不是最优秀或合适的人；道德风险表现为选出来的人不努力工作。问题解决的思路是：其一，建立一个好的遴选机制，目的是选出合适的代理人，方法是在代理人之间形成竞争；其二，建立一个好的激励机制，目的是使代理人持续努力并符合委托人的目标，方法是使激励机制满足两个原则：参与约束原则和激励相容约束原则。参与约束原

则，指代理人参与工作所得净收益必须不低于不工作也能得到的收益；激励相容约束原则，指代理人让委托人最满意的努力程度也是给他自己带来最大净收益的努力程度。根据激励相容约束原则，如果要代理人积极努力工作，委托人就需要将风险及其收入分解，由代理人分担一部分。简言之，委托代理理论的逻辑就是：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道德风险——有效的遴选机制、激励机制。当然，严谨的委托代理理论建立了许多模型，通过演绎、推理阐述了几乎所有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构建了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

激励理论中的团队理论，针对的是工作团队中员工偷懒或欺骗、整个团队偷懒以致效率低下等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代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一方面，团队理论用改进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分配机制的思路来解决，如将原本由委托人全部承担的赢亏风险部分地分配给代理人，使代理人也享有部分剩余索取权；另一方面，提出用“团体惩罚或激励”的办法打破“预算平衡约束”，以规避团队偷懒。当然，团队理论在基础研究方面，主要解释了为何所有者(委托人)是剩余索取者，以及为何是团体惩罚的实施者。团队理论的最新发展，强调了在团队中培育合作精神对于团队效率的重要性。在团队中形成合作氛围的条件或做法包括：成员之间长时间交往、分散化决策、依赖团队成员之间的互相鼓励和监督、采用联合绩效报酬体制而不是相对绩效评价体制。

如果说上述主要观点是在委托代理关系最简单的情形——一个委托人和一个代理人的基础上得到的话，那么，激励理论的趋势是分析现实中的复杂委托代理。截至目前，激励理论提出的新观点包括：(1)多代理人或多任务模型。存在多个代理人时，委托人将可能面临代理人之间的串谋问题，如平行串谋、垂直串谋，激励理论由此提出防范串谋原理，如适当的分权机制等；当代理人承担多任务时，不同任务之间相互作用，甚至相互冲突，解决办法是把任务分离或降低对某种任务的激励。(2)委托人的道德风险和多委托人问题。不仅代理人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委托人也可能有类似以权谋私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不履行合同等现象，即委托人的道德风险。当存在多个委托人时，代理人将面临多个“婆婆”，此时，需要解决委托人之间的协调问题。(3)多阶段博弈(动态)的委托—代理模型。委托代理关系常常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多次的，这导致的积极效果是声誉效应，即代理人为了自己长期收益最大化会积极维护自己的声誉，因此不需要过多的显性激励；导

致的消极后果是棘轮效应，即“鞭打快牛”现象：在以过去的业绩为标准衡量代理人时，如果代理人意识到“努力——业绩高——新的标准——更努力”，那么就不一定努力了。激励理论由此提出，应将相对绩效报酬体系和锦标制度综合起来运用。

总的来说，经济学激励理论深化了对管理(激励)主客体之间关系的认识，帮助我们认识到信息不对称问题尤其是委托代理关系的普遍存在，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时下，对我国教育、科技、企业等领域的批评或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比如：为何没能造就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学术大师?为何优秀的中国企业家群体迟迟未能孵化出来?为何优秀的政治家、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成长缓慢?为解决这些问题，更深入的企业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干部制度改革、公务员制度改革等呼之欲出。从理论上看，这些改革的目标就是在各自领域建立一个更好的人才开发机制，尤其是人才挑选和激励机制，这意味着激励理论大有用武之地。

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经营者激励与约束

经济学激励理论的发展历史表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催生了经济学激励理论的产生；两权分离后现代企业治理中不断涌现的问题，推动了激励理论的蓬勃发展。可以这样说，以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治理理论和以委托代理模型、团队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激励理论互为表里。

企业治理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建立有效的经营者选择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因为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后，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面对的问题，一是如何挑选一个合适的经理，二是如何激励经理努力工作。尤其是后者，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目标差异，即所有者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长期性”特征与经营者追求合同期内收入最大化的“短期性”特征之间的差异，需要建立一个制度框架以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双赢”。

依托激励理论，在实践中较为有效的制度框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经营者的选择机制。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经理选择方式，是通过经理职业化和建立经理市场，形成一个以竞争为基础的经营者选择机制。结果，经理之间的竞争避免了陷入逆向选择问题，而且企业最终面临一个“买方市场”，能够挑选到最好的或比较好的经理。其次是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

这由两部分构成：(1)由年薪制、股权激励、期权激励等构成的激励机制；(2)由董事会、监事会等组成的监督机构以及相应的绩效考评、企业营利年报制度等构成的约束机制。由年薪制、股权激励、期权激励构成的激励机制的一个重要原则是高薪，这符合参与约束原则，也意味着对经理人力资本的承认。因为作为经理，其人力资本相当可观，不仅投入巨大(如读MBA)，而且要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所以高薪实际上是予以补偿。否则，没人愿意从事经理这一职业。由年薪制、股权激励、期权激励构成的激励机制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使得经理的行为或目标长期化，最终符合所有者的长远利益。如由“基薪+奖金”构成的年薪制：一方面，基薪确保收入较高；另一方面，奖金即风险收入，目的是将经理的收人捆绑在企业的年利润水平上。原因在于，技术上，以年为单位考察企业利润是比较好的时间单位；制度上，通过风险分担，促使经理在追求自身短期目标的同时兼顾所有者的长期目标。而管理层收购(MBO)、股权制、期权制等，或者使经理变成所有者之一，或者使经理具有本应所有者才具有的剩余索取权等，更多地激励经理考虑企业的长远利益。当然，光有激励也不行，还得约束。现代公司中，专门监督经理的机构如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的功能是选择和聘用经理，谁做经理，董事会说了算；监事会的功能不仅监督经理而且监督董事，董事聘用经理的权力也受到监督，所以避免了董事与经理合谋。另外，经理的业绩评定、公司营利年报等，都是约束经理的具体制度。

总的来说，这样一套经营者激励与约束制度是有效率的。美国经济相对于其他地区之所以能保持持续的繁荣，一个微观的制度原因就在于这套制度在美国公司制度中发明、运用。当然，问题总在制度之前，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安然等公司的丑闻以及此前股市“泡沫”等也暴露出期权制等的弊端，这为激励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课题，要求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经理激励与约束制度。

结语

如果从微观层面上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程，改革就是激励与约束制度的重建过程。比如，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人民公社制度，实际上就是给农民提供了一个“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激励与约束；国有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再到产权改革，一个基本目的，就是形成对企业职工尤其是企业经理的新的激励与约束；干部人事制度，引入公开招考、竞

争上岗等机制，进步尽管有限，但强化激励和约束并重的思路日渐明朗。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就国有企业改革而育，在借鉴激励理论，引进经营者选择机制、激励约束机制方面作出了新的尝试，取得了一定成绩，不过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如从国企经理选择角度看，目前仍习惯于政府任命的办法，经理职业化和市场化选择程度不高。任命固然便利了作为“委托人”的政府对国企的控制，但导致经营者“官员化”，经营者关注自己官职级别的程度甚于企业(长期)盈利等企业目标。由于经理职业化滞后，所谓经理市场、市场化选择机制，短期内也无法建立起来。再从经理激励与约束角度看，虽在尝试年薪制、MBO、股权制等，但很不规范，约束制度不健全，实际造成了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其中一部分国有资产甚至于被国企经理化为私有。2004年8月，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对国企改革的激烈批评，也是针对这些问题的。

1996年，经济学家钱颖一在《激励理论的新发展与中国的金融改革》中曾经指出：“当大家都认为经济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深层次的时候，理论上的分析也应有一个深层次的发展，超越过去的就事论事，上升到一个系统的、深刻的认识。激励理论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研究工具，可以使我们在分析改革上有很大收获。”如是斯言。当前的改革还没有走出深水区，企业、大学、政府等都准备进行更深入的改革，经济学激励理论将会得到更广泛的重视和借鉴。

(本文转摘自《人才开发》2005-2作者：王礼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