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金融视角下金融机构管理者非理性决策行为分析

第一篇：行为金融视角下金融机构管理者非理性决策行为分析

行为金融视角下金融机构管理者非理性决策行为分析

摘要：行为金融的研究表明，公司管理者的认知非理性与决策情绪驱动，会造成公司的成本支出或价值损失，成为公司价值实现的障碍。在金融全球化、一体化以及决策自主化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者决策行为理性与否。已成为我国金融企业能否健康顺利发展的关键因素，对金融机构管理者决策行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行为金融；管理者；非理性决策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0)04-0164-03

一、行为金融对公司管理者非理性决策行为的研究行为公司金融理论与传统公司金融理论。在金融市场，公司在价值实现最大化过程中存在两个关键的行为障碍：一个在公司内部；一个在公司外部。对此，传统公司金融理论和行为公司金融理论的看法是有区别的。对于存在于公司内部的行为障碍，传统的公司金融理论研究认为，其解决的着眼点主要在于代理成本。解决代理成本问题的关键在于设计和实施有效的“激励兼容”机制来协调管理者和股东的利益关系，认为只要有了合理的激励，管理者就一定能努力实现所在公司的价值最大化。而行为金融学却认为，这些机制对于纠正公司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可能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因为公司管理者相信他们在决策时是最大限度地为公司创造财富，但是事实上，他们决策的实际结果可能刚好相反。行为金融学认为，管理者的行为对公司财富造成的损失本质上并非完全是代理成本的问题，而更重要的内部行为障碍源于管理者认知的非理性与决策的情绪驱动。Hersh Sherfrin(2002)称为行为成本，即因管理者的认知缺陷和情感影响而作出的错误决策，并导致的公司的成本支出或价值损失。行为金融学的支持者认为，除了代理成本，行为成本可能相当巨大。虽然激励对降低代理成本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如果管理者对什么是自己的利益有所曲解，或者对于采取的使公司利益最大化行为持有错误的观点，那么激励兼容的机制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对于存在于公司外部的行为障碍，传统的公司金融理论认为，公司外部的行为障碍主要源于“不对称信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信息披露，减少信息的不对称。而行为金融学却发现，更重要的外部行为障碍来源于投资者和分析师的认知偏差和情绪影响。行为公司金融理论对非理性行为的研究。对于影响公司价值最大化实现的公司内部与外部的行为障碍，行为金融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关于非理性行为对公司资本配置行为及其绩效的影响，Shefrin(1994)提出四种可能的情况即：管理者理性。市场理性；管理者理性，市场非理性；管理者非理性，市场理性；管理者非理性，市场非理性。朱武祥(2003)基于对我国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的研究，指出公司的有些行为是公司管理者非理性的结果，特别是管理者对投资的前景过度乐观、投资成功过度自信和对投资非常损失厌恶导致的，关于公司管理者过度乐观和自信对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管理者过度乐观和自信往往高估投资收益，更容易投资高风险或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但是，目前国内关于公司管理者非理性行为的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陈野华(2006)认为，观察非理性经理和非理性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目前的研究成果并不突出。崔巍(2008)也认为，行为公司金融在相对现实的假定上，很好地解释了公司的投资决策和融资决策等问题。但是，对于从投资者非理性和管理者非理性的角度来分析行为公司金融这一研究领域还远未成熟，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

二、金融机构管理者非理性决策行为分析

公司管理者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人类的理性本性之所在，管理者在各种现实约束条件下会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利益只是公司管理者价值判断准则体系中的一部分，尤其在纯经济决策中，经济利益是价值的主体，但并不排除其他非理性价值因素对管理者价值判断的影响。现实的决策价值准则体系既包含理性的经济利益，也包含非理性的情感偏好、习俗、文化、宗教等因素。因此，公司管理者的决策能力既包含理性认知能力又包含非理性认知能力。

笔者认为，在现实中，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者同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一样，并不像传统的标准金融理论中所描述得那样理性。他们在实际的投资经营管理决策过程中。难以进行严格意义上正确的模型处理和动态优化模拟，难以实现完全理性、完全利己性和完全信息，这样，管理者往往是基于自己在认知上的偏差和偏好上的差异，在实际上不那么有效的市场上得出决策与判断，这些决策与判断往往与实际情况不符，往往是错误的，致使金融机构付出了巨大的行为成本，公司遭受了巨大的价值损失，其代价实际上远远高于代理成本。以下分别以日本金融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泡沫经济”中的异常表现和我国现实的情况为例来进行分析。日本金融机构管理者的非理性决策行为分析。日本金融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异常表现，对“泡沫经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泡沫经济”崩溃后，银行等金融机构背负了巨额的不良债权，造成许多银行经营困难甚至倒闭。研究表明，由于在认知上的偏差和在偏好上的偏差，日本金融机构决策者在“泡沫经济”中呈现非理性的异常，贷款融资大量集中投向不动产行业，虚拟经济大大超出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最终引发了“泡沫”的破灭，造成金融机构大量的不良资产与损失。日本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者在经营管理决策上的非理性行为是助长日本“泡沫经济”膨胀并最终导致其经营失败的重要原因。日本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者在经营管理决策上的非理性行为主要表现为：

第一，由于过度的自信，导致金融机构的投融资行为异常，脱离了理性审慎经营原则。在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狂热氛围中，不动产领域的企业、大型企业、银行经营者、国内外投资者均沉醉于泡沫之中，都相信地价、股价等资产价格会持续暴涨，这一切都使得日本金融机构管理者处于过度自信状态，滋长了他们的非理性决策行为，完全脱离了金融机构理性审慎的经营原则，导致十分异常的投融资行为，助长了资产“泡沫”的膨胀。实际上，早在1987年8月，穆迪公司鉴于日本信贷在地产业务中的急剧扩张，参考美国储贷协会的破产案例，认为日本银行的非理性决策很可能会随着资产价格的暴跌而酿成庞大的不良贷款损失，当时对日本最大的四家银行的评级进行了调低。而日本银行界的管理者和投资者全然不理会穆迪公司的警告，继续处于非理性的狂热投资中。

第二，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非理性决策行为的引领下，资产业务的组合发生了极大的扭曲。1985年到1990年间，在日本以法人企业为对象所提供的银行贷款中，向建筑业、不动产、非银行金融机构等不动产领域的贷款占了一半以上，银行资产业务的组合发生了非理性的极大扭曲，为日后金融机构发生巨额不良贷款埋下了危险的隐患。

第三，在具体业务中，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管理者正确评价风险和分散风险能力退化。在资产“泡沫”的作用下，日本

不动产行业的融资迅速增加，为银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额收益，导致许多银行大大放松了对企业的信贷审查和管理，银行等金融机构管理者正确评价风险、分散风险的能力显著退化。

笔者认为，日本金融机构管理者非理性行为的失败教训，尤其值得目前处在类似日本当年情形的我国金融业深思与借鉴。我国金融机构管理者的非理性决策行为分析。目前，我国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和决策程序与西方金融企业并无明显区别，主要表现为：其一，基本上建立了各项业务的专业决策委员会，在决策程序上基本按照公司治理来操作，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和上市企业的要求；其二，基本采取专家决策的机制，决策权力高度集中；其三，根据国家政策、法规和行业、业务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股东董事会的要求来制定每年的经营方案和中长期发展战略。但是，中国金融企业经营模式、权力结构和经营绩效却与西方金融企业存在本质的区别。谢平(2002)认为主要的区别在于中国的金融企业存在着的“官本位制度”，它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银行家市场与行政体系的一体化；其二，双重激励与机会主义行为。这样就决定了中国金融机构决策行为的特殊性。笔者认为，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经营业务上，存在信贷资源投向集中的问题。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19家主要商业银行中，5000万元以上的大客户贷款占贷款总额比例约60％。按市场通常的标准，大客户贷款保持在40％左右对银行来说比较适宜，若超过50％，即意味着贷款进入风险区，大客户贷款占比高达60％，意味着且前银行业存在贷款集中度过高的风险。

银行贷款投入的高度集中巳成为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向中心城市集中；二是向国有和重点企业倾斜；三是向垄断性行业集中。在信息不完备的银行贷款市场中，贷款人并不能准确把握贷款对象的还款能力。我国的银行管理者在决策上往往非理性地倾向于把大企业不能还款的极小概率视为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从而忽略了贷款集中的风险。同时，他们又倾向于把至少有一家中小企业不能还款的很小概率夸大，从而夸大了中小企业不能还款的风险。于是，把款贷给大企业就成了“理性”的选择。将贷款投向大企业、特定行业(如房地产业)，贷款集中的非理性决策行为变成了我国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中的常态行为，而这一切往往会形成系统性的巨大风险，如果经济形势恶化，必然会导致巨额不良贷款，造成巨大的损失，也给国家的宏观调控造成极大的被动。

第二，在公司治理上，存在制度缺失执行不力的问题。现代公司的治理，不是凭感觉、凭经验、凭个人良心和道德水平的治理，而是必须靠严密的治理体系和严格的规章制度以及内控机制来进行常态化的管理。但是，我国一些银行等金融机构在现代企业治理上尚存在许多缺失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缺乏民主治理，制度缺失或形同虚设，在执行制度过程中往往因人而异，厚此薄彼。有的金融机构管理者甚至独断专行，其结果往往是决策上的随意性、不作为甚至作出严重失误的决策。给银行等金融机构造成巨大损失。

第三，在日常管理上，存在均衡制度设计减弱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当地引入激励机制，通过一系列完善的综合指标考核，严格奖惩兑现，不仅可以唤起全体职工的工作热情，鞭策后进，鼓舞先进，而且有利于优化资源要素的配置，体现工效挂钩的精神。但是，我国的一些银行等金融机构管理者往往非理性地用金钱作为代替一切工作的法宝，在激励机制与风险约束上，存在均衡制度设计减弱的问题，易引发操作风险，造成很多风险损失。

第四，在业务发展上，存在过度自信、盲目扩张的问题。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与过度乐观等非理性行为可以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与资本结构。行为金融研究表明，公司由于经营管理者盲目扩张和过度自信，往往会造成认知偏差，从而导致投资与并购的失败，造成巨额的损失。在非理性决策驱使下的企业投资并购成功率是不高的。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的研究结果表明：75％的企业并购是完全失败的。美国著名的麦肯锡咨询公司曾对《财富》500强和《金融时报》250强的大企业在1998年以前进行的116项收购案例作过统计：其中23％的企业通过并购获得了效益，61％的企业失败，还有16％的企业成败未定。可见，在决策中，对于投资并购案并不能简单以1+1>2来考量。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金融机构在海外投资并购惨遭失败的案例，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经营决策的理性与否是我国金融企业能否健康顺利发展之关键。

三、金融机构管理者非理性决策行为研究的意义

现实中，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的运行往往偏离理性的价值轨道而运行。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抑或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都有具体的体现。金融市场中大量反复存在着“反常现象”，质疑着传统金融学理论中的基础假说。为解释这些现象，行为金融学理论从本世纪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研究。当前，在金融全球化、一体化以及金融企业决策自主化与市场化的背景下，面对着日益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市场和政治经济形势，金融机构管理者的决策行为理性与否已成为我国金融企业能否健康顺利发展的关键。非理性决策行为将会大大增加我国金融企业行为成本，对于公司价值的影响也会不断增大，这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对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者非理性决策行为问题的研究，寻找出避免由于公司管理者非理性决策行为而造成公司价值损失的办法。

责任编辑：李小玉

第二篇：基于认知偏差的非理性决策行为解析

基于认知偏差的非理性决策行为解析

[摘要]投资者是有限理性的行为个体，按照获得的信息，并依据知识与经验等技能进行投资决策。而认知偏差的产生源于信息、知识、技能等基础的差异。无论是个体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都是有限理性主体，市场的有效性决定了认知偏差下的非理性行为与其他理性行为必然同时存在于市场当中，投资者的角色伴随其认知决策后的行为而实现。

[关键词]认知偏差；非理性；理性，投资者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0)06－0059－04

一、引言

传统金融学理论认为投资者是理性的，可以基于所获得的信息做出最优投资决策，对信息可以做出无偏估计。与传统金融学的基本理论观点相反，行为金融学认为投资者不是理性的，存在认知偏差，不能对信息进行客观、公正、无偏的处理，并且他们不是同质的，存在偏好与行为方式的差异，进而导致对未来预期的不同。投资者不是风险厌恶的，而是损失厌恶的，他们面临收益时表现为风险厌恶，面临损失时表现为风险追求。因此，市场不会达到有效，资产的价格也不会包含所有的信息，因为它们不仅由资产的内在价值决定，还受投资者的心理和情感因素影响。行为金融学把投资看成是一个心理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在心理过程中由于存在系统的认知偏差和情绪偏差，而导致投资者决策偏差和资产定价偏差。行为金融学试图研究金融市场上投资者行为认知偏差的心理学原理，并从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来认识金融市场上异象的存在。本文通过对投资者认知行为的系统疏理，对投资者的行为偏差进行分析，以求得行为金融学所揭示的非理性行为本质，并提出相应对策分析与研究展望。

二、认知偏差的起源与演进

对投资者心理的分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法国心理学家Gustave Le Bon和Charles Mackay分别所著的有关情绪感染、从众以及荷兰郁金香事件的书。此后，Burrhus、Frederic、Skinner以及John D Watson等将行为方法全面引入心理学，1950年法国经济学家Maurice Allais所做的Counter-example心理实验揭示出投资者具有“确定性心理效应”，开创了投资者心理研究的先河。

在西蒙提出人类有限理性的概念后，Tversky和Kahneman等人进行了大量关于认知决策的启发式和认知偏差的研究。此后，Paul Slovic等进行了不确定环境下投资人决策过程的心理学研究。基于实验分析，Tversky和Kahneman进一步做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前景理论对投资者心理实验内容进行了进一步扩充和细化，并做了详实的说明和论证，系统性地指出了在投资者心理上存在认知偏差，为此后行为学派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20世纪80年代后，心理学研究和实验的方法在行为金融学研究上得到了深化。经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投资者的决策并不主要是靠分析信息和精妙的计算做出的，更多的是靠直觉做出的，由此对投资者的认知偏差有了更广泛的发现。但此后关于认知偏差的系统性总结出现了，一段时期的空白，各行为学派的投资者认知研究理论与实践都没有得到进一步深化。

综合Kahneman、Gigerenzer等人的观点，笔者认为，认知偏差是个体在认识和判断事物时，与事实本身、标准规则间所产生的某种差别和偏离，或偏离的倾向和趋势，是认知与被认知的事物之间、应遵从的判断规则和人们的现实表现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无法拟合的缺口，一种没有实现的不完全匹配，是人们的认知局限和认知风格、感觉机制和加工策略、个体动机和情绪、情感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上述定义，本文分别针对群体认知、系统认知、代表式启发与框架依赖进行了系统总结和辨析。

三、认知偏差下的非理性行为

1、群体认知偏差与羊群行为

投资者的社会群体属性决定其在不确定性与模糊性环境中，通常表现出一些群体行为，如社会比较、暗示和羊群行为等(Aoller和Adler，1984)。社会比较理论认为，在不存在客观标准时，人们通常会将其决策同其他人的决策进行对比，然后决定取舍。而模糊性、不确定性和缺乏客观标准是金融市场交易的基本特征。事实上，市场交易者都清楚，金融市场是群体行为的结果。因为投资者切身体会到了恐惧、怀疑、贪婪和不时的后悔。也毫无疑问，投资者们一直在探索，试图找出一个系统或者规律，来帮助他们预测这个市场可能出现的情感因素的影响。

行为学派认为，投资者群体心理因素在股票价格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群体效应会对个体心理产生影响，个体在群体中的行为反应与在独立环境下的行为反应有着巨大差异。投资者的群体心理对股票价格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投资者的心理变化引起股票供求关系发生变化，进而影响行情。投资者的群体心理的突出表现是乘数效应，即行情看涨时更加乐观，行情看跌时则更加悲观。因此，当股市萧条的时候，那些前景看好的股票即使升值潜力巨大，也少有人问津；相反，在市场繁荣时期，前景看淡的个股，人们同样会争相购买。这是由于群体心理的乘数效应，股市一旦呈现涨势，就可能会出现“井喷”，一旦陷入跌势，就会出现“一泻千里”。

这类群体心理认知偏差产生的就是所谓的“羊群行为”。一方面，羊群行为是为减少后悔所衍生的行为方式。在投资者看来，当大多数人都做出相同的判断时，那么该决策就可以算是正确的，即使错了，因为大家都遭到相同损失，错误决策的后悔压力也会减轻不少；另一方面，Welch(2000)进一步指出，不仅一般投资人存在羊群行为，机构投资人的羊群行为更为严重，他们相互模仿以维护职业声望，其他从业者相同的错误决策对自己职业声誉的伤害最小。机构投资人的羊群行为能带动资金的大量流动，是导致市场波动和股市兴衰的主因。

2、系统性认知偏差与心理行为

系统性认知偏差主要表现为过度自信、心理账户和后悔规避。

首先，过度自信是最基本、最难以克服的系统性认知偏差之一，投资者的过度自信行为往往根植于生物的、文化的和习惯的多方面原因。如果说保持适当的自信是适应环境，增强自我生存能力的必要条件，那么过分的自信就是过犹不及、偏离均衡，是一种典型非理性表现。目前，对过度自信的研究在向两个方向拓展延伸。一方面，心理学者侧重探索为何人们具有过度自信的倾向，它不仅能够让心理学家进一步理解人们的心理过程，而且对于这一概念在其他领域，比如在金融学领域的应用，具有更为基本的启发意义；另一方面，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不断渗透、运用到其他领域。金融学者将过度自信这一概念引入投资者投资决策领域，分析投资者过度自信的经济影响。

其次，心理账户是指在人们的心目中，隐含着一种对不同用途的资金的不能完全可替代使用的想法，原因在于人们具有把个人财产按“思维账户”进行分类的天性，即投资者习惯于在其头脑中把资金按用途划分为不同的类别。Shefrin和statman(1994)认为，投资者倾向于将投资分为“无风险”的安全部分和可

能赚钱的“有风险”部分。shefrin和statman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人们通常将自已的收入分成三类：固定的薪酬收入、资产收入和未来收入，并按这些不同收入的现有价值来消费。对于不同“思维账户”里的资金，人们的风险偏好是不同的。

最后，后悔规避是指当人们碰到冲突的信念时常常感到内心的紧张和焦虑。人们常常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降低内心的冲突，一是改变过去的评估、感觉和意见；二是尝试去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理性的。当投资者购买了业绩不佳的股票时，其后悔的心情是难以避免的，但往往不愿承认自己做出错误投资决策，为了回避曾经做出错误决策的遗憾和报告的损失带来的尴尬，投资者往往改变自己原有的投资类型或信念去支持自己错误的投资决策。可能回避卖掉正在下跌的股票，而正确的行为是尽快卖掉业绩不佳的股票。正是投资者在进行决策时存在上述的这些心理特点，使他们的实际决策过程偏离了现代金融理论所描述的最优决策过程，从而导致实证检验的失败。

3、代表式启发认知偏差与启发决策行为

在不确定的金融市场中，投资人通过寻找熟悉的模式和便捷的方式做出判断。行为金融学将其定义为代表式启发偏差。主要包括代表式偏差、可得性启发、锚定与调整性启发。Kahneman和Tversky(1973)认为，代表式启发是指人们会关注一个事物与另一事物的相似性，来推断第一个事物与第二个事物的类似，将过去相似的、熟悉的模式用以推断未来的模式，并不考虑这种模式重复的概率。代表式启发与Bayes规则的预测在某些情形下可能是相同的，从而使人们误以为概率推断遵循Bayes规则。可得性启发指的是人们很容易记住那些经常被关注或经常出现的事物，而人们在做投资时，又不能十分完美地从记忆中拾回与决策相关的信息(T&K，1973，Pennington和Hastie，1988)。因此，就会赋予那些容易在记忆中存在的事件更多的权重(Fischhoff,Sloviv和Lichtenstein，1978)。这意味着在不确定的金融市场中，表现出一种过度自信，以及市场的反应过度。锚定与调整性启发是指人们倾向于把对将来的估计和已采用过的估计联系起来，同时易受他人建议的影响，锚定最终会使投资者对新信息反应不足。North-craft和Neale(1987)曾在研究中证实，起始价较高的交易最后达成的成交价比起始价较低的交易最终达成的成交价显著要高。

4、框架依赖式认知偏差与学习进化行为

心理学研究实验表明，人们经常依赖经验、经历与情结进行决策，这类表现被称为“框架效应”。该偏差行为反映在金融市场中，面对本质相同的问题，因为出现形式不同会导致人们做出不同的投资决策。换言之，投资人的行动受制于他们所依赖的环境或框架，如从过去的经历、熟悉的人和事及其经验、近期所发生的事件、个人的社会联系等所形成的知识框架，也就是一种对情境、参考点、精神类别和联想等影响人们做出决定的因素所形成的反应模式。当这种框架提供投资人满意的决策依据时，他的期望水平也将提高，过度自信便产生。这使得投资人不再探求他们不应该知道的信息，实际上，这正是市场的功能。市场会使专业化和分工形成的信息更加不对称，但是它是有效率的。因为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市场的进入变得容易，个人不需要经过专业的训练也可以进入金融市场，他们可以借助专业化的服务(杨小凯，1997)。投资与融资的机会便增多，而对利润机会的把握和创新或许就来自于这样的启示简化。

四、基于认知偏差的非理性行为辨析

个体投资者的认知偏差是投资过程中非理性行为的根源。作为投资主体，个体投资者由于在信息资源、技术能力与知识积累等方面的不足，很容易在非理性决策指引下产生非理性行为。这些典型的非理性行为造成了个体投资者投资普遍损失。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在市场中，机构投资者和个体投资者的博弈过程中，个体投资者总体损失概率大于机构投资者，个体投资者在市场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

但本文认为，无论个体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都是有限理性的个体。市场的有效性决定了认知偏差下的非理性行为与其他理性行为必然同时存在于市场当中。理论上可以定义的认知偏差下的非理性决策与行为，在实际的投资者行为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分类。

一方面，从理性角度看，如果非理性行为者被排挤出市场，现存的所有投资者都是理性的，无利可套，那么理性投资者必将因为无法生存而退出市场。如果理性投资者都因为无法生存而退出市场了，那么如何维持无套利均衡市场的持续存在?既然无套利均衡市场无法持续存在，那么能够持续存在的肯定是有套利均衡市场了。

另一方面，从非理性行为者角度看，如果所有市场中已经存在的非理性交易者都被理性套利者通过套利排挤出市场，那么最初的非理性交易者如何产生呢?如果认为非理性行为者是从市场外进入的，那么既然知道肯定会被淘汰，为什么还要进入市场?因此，肯定还是有非理性交易者的存在，正是因为他们存在于市场中，并在可能被淘汰的前提下仍旧会生存，这样才真正合乎现实市场的状况。

事实上，在一个均衡的市场中，投资者的性质是变化的，投资者只不过按照投资策略与行为进行投资活动。而其理性与非理性的角色是由其采取的决策与行为策略决定的。理性交易策略采用者和非理性交易策略采用者是同时存在的，而且将永远共同存在下去。不存在完全是理性交易采用者的“无套利均衡市场”，而市场的变化只是表现为不同时期理性交易策略采用者和非理性交易策略采用者之间比例的变化。对于市场价格与基本价值的关系而言，当非理性交易策略采用者整体认为市场价格偏离基本价值的时候，就会采取集体的买入或者卖出行为，价格就会向上或者向下偏离基本价值。市场价格的变动，除基本的价值因素以外，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构成了价格的波动力量，市场也成为了非理性交易者与理性套利者长期共存的市场。

五、结论

认知偏差作为行为金融学的重要前提假设，一方面证明了投资者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行为决策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督促投资者能够更好的进行决策与判断。投资者认知偏差研究介于心理学、行为学和金融学之间，虽然至今仍未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为金融学理论和经验研究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建议和更广阔的研究领域。通过归纳和梳理典型认知偏差下的投资者决策行为，发现无论是信息认知偏差、群体认知偏差还是框架依赖式偏差，都会形成决策的非理性，但投资行为初衷却是理性与理智的。因此，不能假定市场哪些个体是非理性投资者，哪些是理性投资者，投资者的角色将伴随其认知决策后的行为而实现。研究还发现，行为学家与经济学家对于认知偏差的研究仍处于描述性阶段，还没有清晰的方法来判断哪一种认知偏差最重要，大量认知偏差无法进行数量化模型处理，做不到精确分析。这一领域必将成为行为金融学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

责任编辑：蔡 强

第三篇：政府管理经济中的非理性决策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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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理经济中的非理性决策行为研究 作者：主 悔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3年第02期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县域经济中的一些非理性行为导致经济管理方面的困境进行分析，探讨产生非理性决策行为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防止非理性决策行为的对策。

第四篇：非理性投资决策的行为分析

非理性投资决策的行为分析研究概况

传统决策理论的理性实际上是将人的真实决策过程的简单化处理，对于一些心理、社会等方面的影响被认为“非理性”而被忽略。

越来越多与理性假设决策分析不符的事实从而重视对“非理性”决策的研究。该研究是从行为心理学角度分析投资者的决策问题，充分考虑了心理因素对决策的影响。尤其是在当前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及投资心理尚未形成成熟的风格，投融资体制还不完善，各种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还很普遍，影响投资决策者的因素很多，包括社会变革、心理、舆论等传统经济学不考虑方面都可能严重影响投资决策者的决策，因此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加强对投资决策者的行为分析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研究提出 “非理性”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如果按照传统的理论应该 A，但人们并不选 A,这种“非理性”不在于人们不懂这种决策理论，而在于传统理论中的理性假设忽略了许多因素，所谓理性的选择并不代表真实的满意效用, “非理性”可能是理性的；另一种“非理性”是指人们无论懂不懂传统的决策理论，在实际选择中，很容易受到各种影响，心理上容易出现偏差，做出不利的选择。该研究应用了行为经济学的理念以找出投资者决策过程中一些“非理性”规律及特点以增加对现实生活中各种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使决策分析更加贴近真实。该文重点研究人们做出决策的根本动机和内在因素，并且关注人们并非按照传统经济学所说的理性决策的真实决策过程。在研究方法上，较多地采用了心理学实验。对于有影响决策的多个因素的情况，做了必要的数理检验。研究重视实验的可重复性，但是与物理和化学实验不同，每次行为实验，都是投资者客观决策行为的反映，有时候并不需要和可能设置大量相同的决策的背景，但只要加以合理的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行为规律。通过一系列管理学实验与分析，表明传统投资决策理论缺乏对现实中人的心理特点、社会影响等内在的研究，尤其是缺乏对投资决策的“非理性”的分析，笼统地将这些普遍影响真实决策的因素进行排除和省略，造成不能解释决策者真实的决策过程，同时又给决策者利用这些决策理论进行决策带来较大的偏差。

研究表明：1)投资者并不是严格按照期望值最大理论进行决策，投资者对风险的态度以及决策结果与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密切相关，即面临“获得”，人们倾向规避风险；面临“损失”，人们倾向追求风险；获得与损失是相对于心理“参照点”即心理预期值而言。2)投资决策过程中普遍存在一些决策认知偏向。包括对先验概率不敏感；对特征描述过于敏感；决策过程受到信息的易得性偏向的影响；锚定心理使得投资者II容易将决策锚定在一个缺乏必然联系的参照物上，失去理性的分析；心理帐户问题造成投资者决策时不按照整体价值最大化进行决策；投资者如果面临多方案的共同判断时，受较难衡量的特性影响较大，而面临单方案的单独判断时，则更易受较易衡量的特性的影响；集体决策中，当意见相近时，最终决策结果将更加极端。3)非快乐决策导致投资决策者往往过度关心投资收益率等直接体现短期投资成果的指标，而容易忽视经济效率等影响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因素，将导致社会整体福利的下降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降低。4)投资者存在明知整体和长期利益优于局部和短期利益下而不能进行自我约束，选择短期和局部利益的倾向。由于“自我约束”问题，投资者会偏爱短期项目，而忽视长远利益。对此政府应当建立鼓励可持续发展项目的对冲机制，如对于环保、循环经济等项目在税收、融资方面实行优惠。5)心理认知失调是投资决策不可避免的结果。认知失调会使决策者产生减少失调的压力，进而影响到决策者的决策和行动。6)决策者在决策后根据决策环境的变化采取合法合规的手段调整策略而给他方带来风险，称之为行为风险，它是一种决策后发生的风险。投资者必须重视决策后由于决策本身的影响会带动态来行为风险。7)组织形式和产权制度缺乏人本的因素是非理性的，不利于建立一个充满人性和有助于整个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投资市场。

第五篇：和聚网_中小投资者非理性交易行为分析

中小投资者非理性交易行为分析

传统金融理论遵循从假说到实证的研究思路。它在假设市场及投资者完全理性的基础上，探讨投资者的行为。但投资者受到情绪和心理暗示的影响，投资行为容易呈现出非理性状态。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人在决策过程中往往表现出认知偏差、从众等非理性行为。行为金融理论对传统金融学所不能解释的资本市场现象作出了更贴近现实的诠释，为我们更好地研究金融市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市场尚不成熟，中小投资者的分析能力有限，投资决策很大程度上属于非理性交易行为。总结起来，中小投资者典型的非理性交易行为主要有：

一是羊群行为。行为金融学对“羊群行为”的定义是，人们倾向于跟随大多数人的行为，无论那些人的行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二是处置效应。“处置效应”是指投资者在处置股票时，倾向卖出赚钱的股票、继续持有赔钱的股票，也就是所谓的“出赢保亏”。“处置效应”表现为在盈利面前趋向回避风险，急于卖出盈利的股票以锁定利润，轻易不愿卖出亏损股票。

三是过度效应。投资者对于利好消息和利空消息的过度反应会导致选择性认知偏差。当市场持续上涨时，投资者对利好消息过于敏感，而对利空消息麻木；当市场持续下跌时，情况刚好相反，投资者会越来越悲观。

四是噪声交易。行为金融学的“噪音理论”，是指短线投资者忽视与基本面有关的信息，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与股票价值无关，但可能影响股票价格使之非理性变动的“噪音”上。

五是锚定行为。锚定是指投资者在进行预测时，大多数人最初往往根据某个初值或者参考值(锚定点)评估信息，然后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逐渐将评估结果调整到其真实数值。在这种行为模式下，投资者往往对信息反应不足，未能根据新信息充分调整盈利预测，常常导致预测区间设定太窄，低估过度波动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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