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是我国的主要语言（5篇材料）

第一篇：汉语是我国的主要语言

汉语是我国的主要语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并且是世界上最发展的语言之一。语言是交际的工具，也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目前，汉语正在为我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学好汉语，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由于历史的原因，汉语的发展现在还没有达到完全统一的地步。许多严重分歧的方言妨碍了不同地区的人们的交谈，造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许多不便。语言中的某些不统一和不合乎语法的现象不但存在在口头上，也存在在书面上。在书面语言中，甚至在出版物中，词汇上和语法上的混乱还相当严重。为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的进一步发展的利益，必须有效地消除这些现象。

汉语统一的基础已经存在了，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在文化教育系统中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推广这种普通话，是促进汉语达到完全统一的主要方法。为此，国务院指示如下：

（一）从1956年秋季起，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全国小学和中等学校的语文课内一律开始教学普通话。到1960年，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中学和师范学校的学生都应该基本上会说普通话，小学和师范学校的各科教师都应该用普通话教学，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师也都应该基本上用普通话教学。各高等学校的语文教学中也应该增加普通话的内容。中等学校、高等学校的就要毕业的学生和高等学校的青年教师、助教，如果还不会说普通话，应该进行短期的补习，以便于工作。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应该分别定出大力加强各级学校汉语教学、促进汉语规范化的专门计划，报国务院批准施行。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文化教育中的语文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各级学校的语文课，都应该用普通话教学。战士入伍一年之内，各级军事学校学员入学一年之内，都应该学会使用普通话。各机关业余学校中的语文教学，也都应该以普通话为标准。

（三）青年团的各地支部和工会的各地组织，都应该采用适当的和有效的方式，在青年中和工人中大力推广普通话。青年团员在学习和推广普通话方面应该起带头作用。工厂（首先是大工厂）中的文化补习学校、文化补习班和农村中的常年民校的高级班，都应该尽可能地、逐步地推广普通话的教学。

（四）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应该同各地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合作，举办普通话讲座。各个方言区域的广播站，在它们的日常播音节目中，必须适当地包括用普通话播音的节目，以便帮助当地的听众逐步地听懂普通话和学习说普通话。全国播音人员、全国电影演员、职业性的话剧演员和声乐（歌唱）演员，都必须受普通话的训练。在京戏和其他戏曲演员中，也应该逐步地推广普通话。

（五）全国各报社、通讯社、杂志社和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应该学习普通话和语法修辞常识，加强对稿件的文字编辑工作。文化部应该监督中央一级的和地方各级的出版机关指定专人负责，建立制度，训练干部，订出计划，分别在2年到5年内基本上消灭出版物上用词和造句方面的不应有的混乱现象。

（六）全国铁路、交通、邮电事业中的服务人员，大城市和工矿区的商业企业中的服务人员，大城市和工矿区的卫生事业中的工作人员，大城市和工矿区的警察，司法机关中的工作人员，报社和通讯社的记者，文化馆站的工作人员，县级以上的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都应该学习普通话。上述各有关机关应该分别情况，订出关于所属工作人员学习普通话的具体计划，井负责加以执行，使它们所属的一切经常接近各方面群众的工作人员在一定时期内都学会普通话。

（七）一切对外交际的翻译人员，除了特殊的需要以外，应该一律用普通话进行翻译。

（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应该在1956年上半年完成汉语拼音方案，以便于普通话的教学和汉字的注音。

（九）为了帮助普通话的教学，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在1956年编好以确定语音规范为目的的普通话正音词典，在1958年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并且会同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组织各地师范学院和大学语文系的力量，在1956年和1957年完成全国每一个县的方言的初步调查工作。各省教育厅应该在1956年内，根据各省方言的特点，编出指导本省人学习普通话的小册子。教育部和广播事业局应该大量灌制教学普通话的留音片。文化部应该在1956年内摄制宣传普通话和教学普通话的电影片。

（十）为了培养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干部，教育部应该经常举办普通话语音研究班，训练各地中学和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各机关、团体、部队也应该派适当的干部参加受训。同样，各省、市和县的教育行政机关也应该普遍地举办普通话语音短期训练班，训练各地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当地机关、团体、部队也应该派适当的干部参加学习。

（十一）国务院设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它的日常工作，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高等教育部、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分工进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负责整个工作的计划、指导和检查；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负责全国各级学校和业余学校的普通话教学的领导，普通话师资的训练和普通话教材的供应；文化部负责出版物上的语言规范化工作，有关普通话书刊的出版和留音片、电影片的生产；语言研究所负责普通话语音、词汇、语法的规范的研究和宣传。各省、市人民委员会都应该设立同样的委员会，并以各省、市的教育厅、局为日常工作机关。

（十二）各少数民族地区，应该在各地区的汉族人民中大力推广普通话。各少数民族学校中的汉语教学，应该以汉语音通话为标准。少数民族地区广播电台的汉语广播应该尽量使用普通话。各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以便统一领导在各自治区的说汉语的人民中推广普通话的工作。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还有

推广普通话宣传提纲和宣传口号

——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办公室2005年修订

1.推广普通话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大力推广、积极普及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有利于消除语言隔阂，促进社会交往，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普及普通话的需求日益迫切。推广普及普通话，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有利于促进人员交流，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培育统一的大市场。

我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增进各民族各地区的交流，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语言文字能力是文化素质的基本内容，推广普及普通话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贯彻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有利于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信息技术水平是衡量国家科技水平的标志之一。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是提高中文信息处理水平的先决条件。推广普及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有利于推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总之，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需要，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的具体行动。

2.推广普通话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第三条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第四条规定：“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第五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第十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 第十一条规定：“汉语文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 第十二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第十三条规定：“提倡公共服务行业以普通话为服务用语。”第十四条规定：“广播、电影、电视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第十八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 《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初等教育应当进行汉语拼音教学。”第十九条规定：“凡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岗位，其工作人员应当具备说普通话的能力。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和影视话剧演员、教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应当分别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标准；对尚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普通话等级标准的，分别情况进行培训。”第二十条规定：“对外汉语教学应当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班级)和其他教育机构，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根据情况从小学低年级或者高年级起开设汉语文课程，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第四十九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的干部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汉族干部要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干部在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也要学习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进行教学，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六条规定：“学校应当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可以用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规定：“ 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在教育教学和各种活动中，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师范院校的教育教学和各种活动应当使用普通话。”

《扫除文盲工作条例》第六条规定：“扫除文盲教学应当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幼儿园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幼儿园应当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民族乡的中小学可以使用当地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同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使用规范的语言文字。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3.推广普通话的方针和政策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1986 年国家把推广普通话列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1992 年确定推广普通话工作方针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在强化政府行为，扩大普及范围，提高全民普通话应用水平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各民族语言平等共存，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的自由。国家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教学的学校开设的汉语课程应当教授普通话，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需要使用汉语的场合要使用普通话。

正确处理普通话与汉语方言的关系，坚持社会语言生活主体化与多样化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使公民普遍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尊重方言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推广普通话不是消灭方言，是使公民在使用方言的同时也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并在正式场合和公共交际场合自觉地使用普通话。

4.推广普通话工作的目标

2010 年以前，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普及，交际中的方言隔阂基本消除，受过中等或中等以上教育的公民具备普通话的应用能力，并在必要的场合自觉地使用普通话；本世纪中叶以前，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交际中没有方言隔阂。经过未来四、五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国民语文素质大幅度提高，普通话的社会应用更加适应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需要，形成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相适应的良好语言环境。

5．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基本思路

推广普通话工作要紧紧围绕社会需求，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遵循语言自身发展规律，依法强化政府行为。要以学校为基础，以党政机关为龙头，以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为榜样，以公共服务行业为窗口，并逐步向广大农村地区拓展，向更宽的领域延伸，逐步实现全社会普及普通话。

6.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基本措施

推广普通话工作以实行目标管理、量化评估，实施普通话水平测试和开展以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为中心的宣传教育为基本措施，不断加大依法推进的力度，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轨道。

7.推广普通话工作基本要求

推广普通话要努力做好四个重点领域的工作：第一，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城镇学校和幼儿园要实现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要把普及普通话的要求纳入培养目标，纳入管理常规，纳入教师基本功训练，渗透到德智体美和社会实践等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中。要积极开展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创建活动，培育一批普及普通话和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出色的示范学校。第二，党政机关要率先垂范，把普通话作为公务用语，并督促和带动全社会推广普及普通话。公务员的普通话水平要达到规定等级。第三，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要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播音员、节目主持人要成为全社会说好普通话的榜样。第四，提倡商业、旅游、邮政、电信、铁路、民航、金融、卫生等行业以普通话为服务用语，鼓励从业员工努力提高普通话水平。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要以普通话为工作用语，帮助干部战士努力提高普通话水平。

8.推广普通话宣传口号

(1)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2)积极普及民族共同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3)爱国旗，唱国歌，说普通话

(4)四海同音，万众一心

(5)普通话：神州音，华夏情

(6)普及普通话，四海是一家

(7)面向现代化，推广普通话

(8)积极普及普通话，齐心协力奔小康

(9)树立语言规范意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

(10)推广普通话，公务员要带头

(11)新闻媒体要成为推广普通话的榜样

(12)普通话是我们的校园语言

(13)我是中国娃，爱说普通话

(14)普通话： 情感的纽带，沟通的桥梁

(15)说普通话，迎四方宾客；用文明语，送一片真情

(16)沟通——从普通话开始

(17)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8)说普通话，从我做起

(19)说好普通话，朋友遍天下

请评为最佳答案

(20)普通话，使你我靠得更近

(21)普通话——时代的需求，时尚的追求

(22)普通话——让生活更精彩，让社会更温馨

(23)普通话同青春携手，文明语和时尚并肩

(24)文明语深入男女老少心，普通话融汇东西南北情

(25)心相印，语相通，共奔小康乐融融

(26)实现顺畅交流，构建和谐社会

第二篇：汉语是一种动词型语言补证

课程：汉外语言对比 专业：汉语国际教育姓名：赵玉芬学号：

F15301094

汉语是一种动词型语言补证

刘丹青教授的文章“汉语是一种动词型语言”，通过汉语和英语在话语、句子、从句、短语、词法及儿童语言习得多个层面的比较，主要说明了在类型上汉语是一种动词型或者说是动词优先的语言，而英语是一种名词型或者名次优先的言，两者分别代表了两种词类的语法优先度上相对立的语言类型。

这篇文章所比较的对象，是汉语的名词对英语的名词，汉语的动词对英语的动词。名词和动词在两类语言中的功能差异，体现在语言的各个句法层级中，包括话语层面、句子层面、从句层面、短语层面、词法层面等。

一、话语层面。

主要讨论的是动词性单位和名词性单位在话语中的成句能力，汉语包括人类语言典型句子结构都以谓语动词为核心，名词性单位的成句能力总小于动词性单位。然而，英语中名词型语言的名词性单位的成句机会要远远大于动词。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1.感叹欢呼句。2.诅咒辱骂性口号。3.请愿或号召的标语口号。4.否定祈使句 5.自我介绍性判断句6.提醒型书面祈使句7.礼仪性祈使句和日常招呼句8.疑问句9.感叹句等。作者还举了一系列例子来论证这种差异。

二、小句层面。

汉语动词型特点在小句层面的集中表现，是小句对谓语动词的强烈排斥。名词型和动词型的类型差异，在小句层面只要表现为论元必不可缺还是动词谓语必不可缺。主要由名词性单位充当的主语、宾语等论元，在汉语中可自由省略，而在英语中很难省略。相反，由动词充当的谓语核心，在汉语句子中很难省略，而在英语中可以借语境自由省略。同样，作者举了一系列例子来论证。

三、从属句层面。

是小句的一种，上面小句中对动词的偏好也适合从句。值得注意的是：1.英语等语言用介词短语表达的从属性内容，在汉语中要用从句表达，从属成分要带上谓语动词变成从句。2.英语的一个宾语名词所表达的内容，在汉语中要以一个该名词为论元的动词短语来表示。

四、短语层面。

从偏正短语、并列短语、同位结构等方面来论述名词型和动词型语言的区别。

五、词法层面及儿童语言习得的表现 在句法上名词活跃还是动词活跃，也会影响到词法层面，特别表现在名动相互引申转化的能力上。

汉语语言动词型语言的词汇、词法特点，其实在儿童语言早期阶段就有表现。以印欧语为基础的儿童语言习得研究显示儿童在早期习得的词汇以名词为显著优势，可在汉语中，反倒是动词在早期语言中更为重要。

六、动词型语言的相关特征：

1.动词谓语德尔限定形态不发达，缺少限定性和非限定性的区别。2.主语和谓语的形态与句法联系比较松散，主谓相互制约较少，动词和宾语之间更少制约。3.没有专用的动词原形，或动词原形并不与某种名词化形式相同。4.形容词属于广义的动词，可直接做谓语，至少可跟动词一起构成谓词这个上位词类，跟以名词为主体的体词相对。5.动词可以直接充当论元或修饰成分，不必有各种名词化形式或分词形式。

对于话语层面、句子层面、从句层面、短语层面，作者已经列举了许多例子，我主要对词法层面及儿童语言习得的表现来进行进一步论证。

现代汉语中动作名用的实例是名作动实例的57倍，而在英语中名作动用远比汉语及其他东亚语言自由和方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汉语是一种动词型语言，而英语是一种名词型语言。接下来我们看下例子：

现代汉语中动作名：

1．这个小区的保安对每一辆外出车的车主都要祝福一声：出入平安.（出入——外出回家的时候——动词作名词）

2.他家里有吃有穿，生活条件并不差：吃穿。（吃穿——吃的东西、穿的东西——动词作名词）

3.因为苦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逐„„（追逐——动词作名词）

古汉语中也有一些动作名的情况： 1.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史记.项羽本纪）（望：民意）2.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伏：伏兵）3.吾射不亦精乎。（射：意为射箭的本领）英语中名作动：

1.Don't baby your child.不要娇惯孩子。

baby=spoil

2.Bus trays to Dishroom.请把盘子送往洗涤室。bus=transport 3.Thumb through any dictionary，and you will see pages of words followed by definition.翻阅任何一本词典，你都可看到每页上的词汇后面均有解释。thumb=look 4.I'd like to book three seats for tonight's concert.我想预定今晚音乐会的三个座位。

book=buy(a ticket)in advance 5.The chairman will now address to the meeting.现在由主席向与会者讲话。

address=make a speech to，especially formally 6.His father booted him out of the house.他父亲把他从家里赶了出去。boot=throw sb.out by force 上述揭示的汉语动词型语言的词汇、语法特点，在儿童语言早期阶段的表现。在汉语中儿童习得的词汇以动词为主，以印欧语言为基础的儿童语言习得显示早期习得的词汇以名词为主。下面再举些例子：

汉语儿童常用语： 1.我要吃糖。

2.我想去他家玩。3.你来我家吧。4.妈妈您请坐。5.我想给姐姐留一个苹果。6.我不会乱花钱的。英语儿童常用语：

1.How are you ? 客人好!(叔叔好。/阿姨好。)

3.I see.我明白了!

4.I like it!我喜欢!

5.What a qood weather!天气真好！

6.See you tomorrow.明天见!以上是针对刘教授的文章里面的汉语的动词型表现在词法及儿童语言习得方面的个人增补的一些简单的例子，这仅是我个人对文章的理解所举例子若有不妥之处，还望老师指点！

第三篇：汉语,最理想的诗性语言

汉语，最理想的诗性语言

什么是诗性语言

什么样的语言是诗性语言？请看下面的例子。

面对一株春暖发芽的杨柳，一个普通村民和科学家与诗人所言说的会大不相同。村民会说：“杨柳活了，今夏我可以在它下面乘凉了。” 科学家会说：“杨柳发芽是气温回升的结果。”

诗人则会说：“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而一个有诗意的小孩会说：“妈妈，杨柳又发芽了，爸爸怎么还不回来？”

村民的语言是个性化的语言，科学家的语言是科学性的、理性的语言，诗人和小孩的语言则是诗性语言。

理性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是发现、征服的关系，其表现的对象是客观在场的东西，富有沉着的理性和客观的规律性，因此其性质是生硬和冷漠的。而诗性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是表现和抚摸的关系，其表现的多是人类的情感世界，富有直觉性和敏感性，因此其性质是柔软温和的。诗性的语言把隐蔽在杨柳发芽背后的离愁活生生地显现出来了，这离愁不是简单的感情发泄和简单的心理状态，而是一种情景交融的意境。所以诗性语言的特性就是超越在场的东西通达于不在场的东西，或者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超越“此”而达“彼”，总带有“未说出的”成分，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超越“世界”而返回“大地”。

理性语言要求准确，能指和所指是一一对应的简单而明晰的关系，很少或不可能有言不尽意、言外之意的问题，它力求消除语言的多义性，不允许有任何的隐晦曲折和摸棱两可。而诗性语言由于所表现的人类情感是复杂多义、生生不息、流转不止，又瞬息万变、朦胧迷离的，当然也就具有多义性和言不尽意的特点。正如苏珊·朗格说：“只有推理性的语言才能比较成功和比较精确地把那些可限定的概念确定下来。而艺术表现所抽象出来的却是情感生活中的那些不可言传的方面，这就是那些只能为感觉和直觉把握的方面。”

理性语言多是用概念和推理来表达，不能打破能指与所指的单一固定关系，不能摆脱语法规则的束缚，所以具有严密的逻辑性、推理性和系统性。而诗性语言不讲究语法结构，语言富有弹性，富有韵律，组合自由，气韵生动，具有鲜明的意象和音乐性。诗性语言一般多用隐喻、暗示和象征等手法，含蓄隐晦地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诗的语言与逻辑语言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运用了隐喻，“善于运用隐喻是一种极有天赋的标志”。隐喻语言实际上是一种意象语言，它以“象”来喻示“意”，用意象来建构体验境界，形成直观感悟的形式，避开概念性的言说，充分敞开语言，使之与心灵直接碰撞。

美国语言心理学家欧内斯特·范罗诺萨通过对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对比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最理想、最富于诗性的语言。范罗诺萨在《汉字作为诗歌媒介的特征》一文中认为，汉民族文化的特征可以从汉语中看出，汉语特点则集中体现于汉语诗歌，而汉语诗歌的表达方式，又和汉字不可分割。范氏认为，汉语在其自身发展中，由于其象形文字具有贴近“自然”的特殊“及物性”，而且这种字体构造方式后先相续，基本精神从未中断，所以至今仍然“葆有原始的活气”，这也决定了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最理想的诗性语言。正因为汉语重在“意”，学习汉语重在进行体验感悟，所以汉语具有突出的诗性。下面从字、词、句、章几方面略做描述。

汉字的诗性

传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说明汉字的出现具有与天地相通、感天动地的神秘意味。汉字不是没有生命的符号，而是富有智慧和灵性的生命体。汉字都是通过描画实物的形状，或者聚合图形从中想象意义来表意的。既是写实的表现，知觉的流淌，也是想象的驰骋和情感的宣泄。而表音文字是用字母把语言的音素或音节直接显示出来。两者完全不同。在世界所有的文字中，只有汉字能够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力。

汉字有“象”有“意”，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它们具有一种内在的难以知晓的神秘的逻辑性，它们是一首首流动的哲学史诗，是开启自然与智慧之灵的钥匙，是宏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具体体现。每个汉字都像是一幅画，或像是一首诗，一种形象的思辨和感悟，都极有意蕴、意味。汉字以形表义，因义而音，字形和声音关系不大，而多靠字形来表示意义。大多数汉字一看字形就可大体知道其意义，具有“一观即感”、“一感即觉”、“一觉即明”的特点。

如象形字：“人”就像是一个叉开腿的人，“口”是张开的嘴巴，“手”是张开的手掌，“目”像竖起来的眼睛，“日”的篆文像圆圆的太阳，“月”是悬在空中的月牙（月圆时少，缺时多），“雨”总让人想象出天上飘落下来的点点雨滴，“水”篆文就像正在流动的水，“木”的篆文就像一棵有根有干有梢的完整的树，„„这些字都像一幅幅画，多么形象啊！

会意字如：“天”的“二”是“上”，人上为“天”；“旦”是地平线上的太阳；木根为“本”；人本为“体”；日月为“明”；人跟着人为“从”；二人相背为“北”；三人为“众”；二木为“林”，三木为“森”；房子里有女人即“安”，屋里有子即“字”（生育）；屋里有豕才是“家”；“益”的本意是器皿里的水多了向外流；“莫”（暮）是太阳落在草丛中；“休”是“人倚木”休息。„„这些字都像一首首诗，多么富有意味啊！

即使是形声字，也能使人浮想联翩。形声字的义符可让人想到该字的意义范畴。如以“木”、“艹（草）”为义符的字，让人想到该字表示的是木本、草本植物；以“山”、“氵（水）”为义符的字大都与山、水有关。假如读书时碰到“嶙峋”不认识，但看到这两字的“山”字旁，也可大体知道其意思。„„这些字自有内在的逻辑，多么富有情趣！

而汉语的语言形态最接近事物的运动和运动着的事物的本来样态，“非常贴近自然的核心”。如“囚”，人被关了起来，心中当然不好受；“喜”字是两只手举着“吉”字乐得合不上口；“存在”，“存”是“有”、“子”重合，有子即“存”，延续生命；“在”，是“有”和“土”重合，有土即“在”；„„所有这些，都符合汉族人的文化心理特征，细细品味都极有意味。萧启宏解“孀”字，说一个寡妇内心如霜打，又从“双”音，看到别人出双入对，内心的感受分外凄凉。“冤枉”的“冤”，一个兔子被压在一个盖子下，心里一定很冤屈；“枉”，一个九五之尊的大王被绑在木桩上，可想而知他心理遭受打击的程度。汉语总是从一情一事的最大极限表现人性的世界。

汉字就是这样具有贴近“自然”的“及物性”，“葆有”着非凡的“原始的活气”，储存着先人无与伦比的智慧和丰富而浪漫的想象力，造就了世界上独特的富有诗性的汉族语言，也造就了富有诗意的中华精神、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

汉语词语的诗性

范氏认为西方语言讲究“词性”、“语法”，语言经过层层抽象概括，就使词语失去了字词直接表达“自然”的清新品质。词语被装进“词性”和“语法”的匣子，是违反自然的主观任意行为，语言和“自然”的自然联系由此大大削弱。这就像是一个“日益稀薄的概念金字塔”，“在金字塔底部躺着‘物’”，因为经过抽象化和范畴化的“标识特征的程序”，“物”，在语言中的反映已相当曲折。不仅不能准确的表达“物”本身的鲜活的品质，即使就其自身而言，它也未能思及它想要思及的事物的一半。

汉语的许多词语直接用“物”达意，都具有形象性。如“笔直”（像笔那样直）、“雪白”（像雪一样白）、“渊深“（像深渊那样深）、“囊括”（像用袋子全装起来）、“铁拳”（像铁一样坚硬有力的拳头）、“鳞次栉比”（像鱼鳞和梳子的齿一样挨个地排列着），都用具体的形象来表达意义。再如“海枯石烂”一般指意志坚定，永不改变。其实，海永远不会干涸，石也不会粉碎，但把这两个事物并排在一起，就表达了一个全新的意思。汉语中这样的词语多得很，光“海”字开头的成语就有海不波溢、海底捞月、海底捞针、海角天涯、海誓山盟、海市蜃楼、海水不可量、海晏河清等等，都是用“海”这个形象表达一定的意义。

汉语的很多单个词语都能表达很深的情意。如上面“海”字开头的成语，不仅有形象，也有各种意念、情意。“海不波溢”是对圣人治世天下太平的赞美，“海底捞月”是对白费力气根本办不到的事的嘲笑；“海誓山盟”是对男女坚贞爱情的颂扬。再如“望穿秋水”，是思念得很深的意思。“秋水”给人多么幽深、多么美好的想象呀！换成“春水”可以吗？春水和秋水一样清澈透明，但能有秋水那样深吗？春水总是浅浅的，况且，春水有春回大地的气息，是温暖的，而秋水却总是有寒露初降的萧瑟、凄清和冷意，和思念又思念不到的心情十分吻合。

由于汉语的语言形态“非常贴近自然的核心”，随着社会的发展又“累积”着一层层的意思，这样汉语的词语就有“底层语”衬托着，形成了类似地质学上的“层累”现象，具有多层语义结构，富有丰富的表现力。如“深”，有好几层意思：①水深，和“浅”相对，李白《赠汪伦》诗：“桃花潭水深千尺。”②从面到底从外到里的距离大，秦观《阮郎归》：“湘天风雨破寒初。深沉庭院虚。”③时间久，白居易《琵琶行》：“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④表示程度深，有“很”、“十分”的意思，杨万里《新柳》诗：“柳条百尺拂银塘，且莫深青只浅黄。”（拂：拂拭。莫：不要）这四个意识一个比一个抽象。一个词竟有这么多种意思，其意蕴多么丰富啊！几千年磨练出来的汉语词汇，有着它独有的民族意蕴和审美创造力，是字母拼写的洋文无可比拟的。学习汉语一定要从理解其丰富的意蕴开始。

汉语句子的诗性 王力先生曾说：“就句子的结构而言，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中国语法理论》）“法治”就是形式第一，形式控制意义；“人治”就是意义第一，意义控制形式，或说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西方的词语有性、数、格等变化，有着严格的区别和界限。而汉语的词语不管当什么词来用，其词形不变，词性相通的现象至今仍相当普遍。仅名词活用如：“很青春”、“甭林黛玉了”、“多么才华”、“非常日本”、“十分狗屎”、“非常哲学”、“雨水就汪在路面上”、“一下就草鸡了”、“他们过于‘文化’了吧”、“极英雄地”、“新潮得让人痛苦”、“偶尔玩笑一下”、“风情一下”、“痴情起来”、“女人一旦目的起来”、“你怎么还这么中国”、“比林黛玉还林黛玉”等等。这些词语的活用使得语言富有形象感，显得特别活泼，富有独特的情趣和意味。这种活用现象古已有之，如“绿”本形容词，可活用为动词，如李白的“东风已绿瀛洲草”，丘为的“春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尤其王安石用的“绿”字广受称道，比“到”、“过”等词的枯燥叙述，更凸显了春天的代表性色彩，并且比李白、丘为的“绿”意象大得多，气象更宏放，使读者能从大处、远处，想到江北、黄河、塞外、岭南、西域„„六合之内，神州八方。“绿”的活用，使句子的容量增大了，有言简意丰的表达效果。这样的用法在古代、现代和当代诗文里不可胜数。

汉语往往又出乎意料地把不相关的概念组合到一起，通过想象力来影响事物的本质，并倾向于把无生命的事物和有生命的事物列为同一范畴，如：

“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杜甫）“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王实甫）“孤灯燃客梦，寒杵捣乡愁”（岑参）

“云很天鹅，女孩子们很孔雀”、“很四月”（余光中）“禁城里全部的海棠／一夜凋成／秋风”（洛夫）“蜡烛在自己的光焰里睡着了”（罗智成）

“把你的影子加点盐／腌起来／风干／／老的时候／下酒”（夏宇）

“你是一簇语言倒影在酒器中／以自己的模式开放成花朵与独白”（万夏）所有这些，要是孤立地看，都是不合事理和逻辑的，甚至可能被当作痴话、醉话、梦话、疯话、胡话，但正是这样，才促使人对词语背后的神秘意味进行激情的想象。正如“‘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王国维《人间词话》）正是这种违反经验和语义逻辑的用法，开拓出语词全部的感性丰富性，从而使“境界”全出。

不只是诗文里这样用，就是在平时的生活中，人们也经常说出这样的按常理都不合情理的话。如：

这匹马没有骑过人——（“马”怎能“骑”人？）便道走自行车——（“便道”怎么会“走”？）一瓶酒喝十个人——（“酒”怎么能“喝”人？）窗前飞过一只鸟——（“窗前”怎会“飞”？）那出戏看过了——（“戏”怎么会“看”？）这篇文章写完了——（“文章”怎么“写”？）这些句子的主语原应在宾语的位置，可现在都做了主语。为什么主语和宾语可以互换？吕叔湘说：“一个每次可以在入句之前做动词的宾语，入句之后成为句子的主语，可是它和动词之间原有的语义关系并不因此而消失。”这些话语虽不合常理，但平时人们都这么说，表达的意思也很清楚。这就是汉族人特有的心理决定的。

汉语与西方语言最重要的区别是借助“词序”来表达意思，没有严格的语法规律，是对西方语言规律、语义逻辑的“瓦解”、“破坏”和“改造”。正如艾略特所说的那样“扭断语法的脖子”，也正如在洪堡特说的，汉语是“偏离高度规律的形式的语言”。汉语词语的顺序可随着人的情感和心意随便变化，词语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紧密。汉语语汇在使用过程中一般不因词语的语法功能而发生形态变化，词与词之间看不出界限，词序排列不同，都能组合成通顺的句子，表达不同的意义。如：

语文学习—学习语文

我们热爱祖国—祖国热爱我们 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 辣不怕—不怕辣—怕不辣 说不好—不好说—不说好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词语的顺序变了，竟然还能说得通（只是意义不同罢了），这在西方语言能行吗？正因为这样，汉语的一些诗文（如杜牧的《清明》），重新标点后，竟然也能讲得通。

汉语词语之间可以留下许多空白和空位。这种灵活的词序和空白、空位，增加了语言的跳跃性和含蓄性。如温庭筠《商山早行》“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中“枯藤，老树，昏鸦 / 小桥，流水，人家 / 古道，西风，瘦马。”其间只有孤独的语词，语法、逻辑几乎被毁弃殆尽，但是，也正是这些断裂的句子、孤独的词语所生成的意象特别生动鲜明，提供的想象空间也特别阔大。

汉语语言的隐喻性

范罗诺萨认为，汉语蕴涵着丰富的作为语言基质的“隐喻性”。“隐喻性”是指写出来的文字影射着没有写出来的言外之意，如音乐的“泛音”，或太阳四周的光晕。范氏进而认为，“汉语中每个字词都在自身层累着这种能量”，它是现代少见的一种“诗性语言”，因为“诗的语言总是随着一层层言外之意和自然的亲和力而振响。在汉语里，出色的隐喻更易于将这种品质提升到它的最强度”。

汉语的隐喻性、象征性、暗示性、影射性，是从象形意会的文字到文字的运用一脉承传的特点。隐喻、象征，都得有“意象”。意象就是寓“意”之“象”，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周易·系辞》已有“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之说。我国古人对“立象以尽意”可谓心领神会，运用自如，而且形成传统，如《论语》、《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著作，多用寓言、故事或一些事物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所以才那样的明白易懂，脍炙人口。

对中国古典诗歌推崇备至的美国诗人庞德（1885-1972）就曾感叹道：“用象形构成的中文永远是诗的，情不自禁的是诗的，相反，一大行的英语字却不易成为诗。”据说，意象艺术直到二十世纪初“舶去”西方。作为意象派领袖，庞德就是通过阅读和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发现“中国诗人从不直接谈出他的看法，而是通过意象表现一切”，才领悟到意象艺术的。“这种创造意象的能力，永远是诗人的标志。”

诗的语言就是意象语言。意象是具象化了的感觉与情思，需要凭借联想、推理等过程才能理解。意象都有言外之义，古代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说的就是言外之意。古诗和文艺作品最能体现这一特点。好多古典诗词都是通过言内所及的、在场的东西，显现出隐蔽在背后的无尽的画面。如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言内所及的在场的东西“山河在”与“草木深”，显现出隐蔽在背后的“无余物”和“无人”的凄凉景象，“山河在”能显现（“启示”）“无余物”的景象，“草木深”能显现（“启示”）“无人”的景象，从而把战乱造成的山河破碎、人民流亡的景象隐晦曲折地表达出来了。象李白的《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刘禹锡的《乌衣巷》、李商隐的《锦瑟》、于谦的《咏石灰》以及一些现代诗如艾青的《礁石》、臧克家的《老马》、戴望舒的《雨巷》等等诗篇，都是因为具有美好的意象。有些诗文的一些句子更因为意象中包含着丰富的意蕴，而广为流传。如：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勃《登鹳雀楼》）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本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故乡》）

这些语句的意义都超出了文字本身，超出原来文本的意义，让人有着不尽的想象和回味，所以成了名言、警句和格言。

意象语言具有直觉性、表现性、超越性等特点，其表现方法主要有：比喻，起兴，借代，反衬，象征，通感，矛盾修饰，虚实组合等，它更符合诗人主观的感觉活动与感情活动的规律，而不是客观的语法规律。这是诗性语言与实用语言的本质差别，有助于诗情诗意的表现。如“黑夜过去了就是光明”这个意思，如果平白地直说出来，会令人觉得淡然无味，臧克家反复寻思，最后才把它写成：“黑夜的长翼底下，/伏着一个光亮的晨曦。”再如“不要只羡慕人家的成功而忘记人家的奋斗”这个意思，直说出来类似于生硬的说教，令人难以接受，可冰心这样表达：“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这样运用比喻、象征、反衬、比拟等手法，大大地增强了语言的诗意，使之具有动人心弦的感染力量。还如，“高压和欺骗是不能永久的，它终究会制造出自己的叛逆”这个道理，说出来令人难以接受，而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通共只有两行，就因为深层的意象唤起了读者广阔的联想空间，引爆了读者的感情。

总之，汉语语言具有异常鲜明的“文字”传统特征；具有诗、书、画、乐共融的古典传统。汉语具有“天赋的自由特性”，超越语法，甚至超越时空，灵活、多元、意蕴丰赡。因此范罗诺萨主张现代英语要向汉语学习，“汉语诗歌要求我们放弃狭隘的语法范畴，要求我们追随那具有丰富的具体动词的原始文本”。“汉语天生就不知语法为何物，只是后来，那些外来人，主要是欧洲人和日本人，开始强迫汉语适应他们的定义之床，扭曲了这个生机勃勃的语言。我们将形式主义的癖好全部注入对汉语的理解，这在诗歌中尤其显得悲惨。即使在我们自己的诗歌中，最要紧的事也是尽可能保持词语的柔韧性，尽可能充分葆有它的生命元气”。（郜元宝，《在语言的地图上》，P60-72）

汉语语言具有西方语言所没有的的诗性。汉语的诗性语言的特性，决定了汉语文教育应该、而且必须具有诗性和诗意的特点。

第四篇：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

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

语言类型学是当代语言学的一门“显学”，但目前还不能说已是汉语语言学中的“显学”。单从语言学理念来看，类型学应当比形式学派甚至功能学派更具有与汉语语言学的亲和力。形式学派从语法能力的先天性假说出发，通过假设、演绎和母语者的语感测试来寻求生与俱来的普遍语法。功能学派则抱有与之对立的基本信念，认为语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要满足交际或认知功能的需要，于是以此为出发点，致力从语言的使用或理解规则中去解释语言的结构及其演变。两者不同程度地带有从假设出发、“主题先行”的特点。语言类型学则更多保留了语言学作为一门经验性学科的特性，注重材料、讲究实证、主张旁征博引、提倡归纳推理，力求以事实说话，在调查之前不假设任何东西。这本是最容易为中国的语言学家认可的研究方法。然而事实上，在形式、功能、类型三大当代“显学”中，偏偏是类型学在中国国内最少为人了解。怪也不怪，这与中国学术界的另一些“国情”有深刻的关系。

中国的传统学术包括语言文字之学，素有尊夏贬夷、厚古薄今、重文轻语的传统。虽然华夏-汉民族数千年来就在众多民族部族的大交融中产生发展，中国也一直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但在汗牛充栋的传统中文典籍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对汉语以外语言文字的记述，更遑论研究了。不要说非汉族语言，即使是各地的方言，除了作为“匡谬正俗”的对象偶尔一现，也很难引起历朝历代学者们的关注。也就是说，正统的学术向来缺少对异族语言的兴趣，更没有进行语言比较的传统。进入现代以来，外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都获得了强大了推动力，这本是孕育跨语言比较的很好时机。可是，50年代过于追求专业分工的前苏联式教育科研体系，以及语言研究队伍和学术兴趣向普通话的高度集中，又强化固化了不同语种研究队伍间的壁垒，形成了纯粹语种导向的语言研究体系。不要说汉语、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三大队伍很少有切实的交流，即使在古今汉语之间、普通话和方言之间也缺少实质性的沟通，更谈不上在跨语言基础上对语言共性的追求了。这种学术格局下，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甚至生成语法都有一定的机会被引进过来成为汉语研究的利器，甚至发展成主流，唯独语言类型学很难获得发展的空间，因为这株树苗是无法在单一语言的土壤中生长的[2]。而缺少了类型学视野的汉语语言学，也很难用汉语研究的成果去贡献于普通语言学理论。

当然，跨语言、跨方言、跨时代的兴趣和研究实践在现代中国并非完全没有，但它主要表现为少数学者、特别是一些视野开阔的语言学大家的个人行为，未成风尚，更不成学派。赵元任先生公开发表的首篇语法论文就是《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1926），论文不但从语法和语义功能的角度比较了三地方言的许多虚词，而且不时穿插与英语、德语等的比较。黎锦熙先生在他开创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先河的《新著国语文法》之后又撰《比较文法》一书，进行古今汉语和英汉之间的语法比较。王力先生的《现代中国语法》以《红楼梦》为主要语料研究普通话的语法，但在各章之后设有与吴、粤等主要方言的比较。吕叔湘先生《中国文法要略》首创将古今汉语合为一书的体例，便于读者在古今比较中认识汉语的内在联系和演变。陆志韦先生在给萨丕尔（Sapir）《语言论》中译本所作的序和译注中，不时流露出他在汉语和其他语言比较中获得的一些真知卓见。朱徳熙先生则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写出了数篇方言比较和古今比较的语法论文，涉及结构助词、名词化标记、疑问句类型等。语言学大家对跨语言跨方言跨时代研究的兴趣不是偶然的，而与他们的学术成就是互为因果的。因为他们有超越汉语本身的更广阔的语言学兴趣，才会注意其他方言语言的情况；也正因为他们视野开阔，才会在汉语语法的研究上取得更加杰出的成就。这些研究虽然没有同当代类型学的学术范式直接挂钩，但其中的精神仍与类型学有相通之处。遗憾的是，中国大陆分工过细、语种导向的语言学学术体系，以及结构主义学派对纯共时状态和语种“特色”的过分追求，使跨语言研究在很长时间里难以发扬光大。有一些著作出于语言教学的需要进行一些中外语言的语法对比，这种基于应用的对比距语言类型学所关心的理论问题还是相当遥远的。

八十年代起，在介绍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过程中，当代语言类型学开始为中国大陆的语言学界逐步有所了解，其中数陆致极、陆丙甫翻译的Greenberg的经典论文（1963，陆译1984）和沈家煊翻译的科姆里（Comrie1981，沈译1989）最为重要。但比起其他学派来，语言类型学的介绍仍是最为薄弱的，对汉语语法的直接影响仍然相当有限。主要的积极影响在于，一些功能倾向的学者在研究汉语时有意识地以类型研究所得的语言普遍现象为背景，从而使汉语语法研究与人类语言共性的研究发生更加密切的联系，如陆丙甫（1993）关于语序的讨论、沈家煊（1999）关于语法单位和语法范畴的标记模式和关联模式的论述、张伯江（1998）关于汉语形容词词类地位和范围的研究等。直接关注汉语的类型学地位的则有徐烈炯、刘丹青（1998）、刘丹青（2003）关于话题、语序类型和介词类型的研究等。当代类型学对海外汉语学界的影响要早一些，如上个世纪70-80年代关于汉语是SVO还是SOV的热烈讨论（参阅屈承熹1984和徐、刘1998对此的综述）、桥本万太郎（1985[1978]）的语言地理类型学，都是在Greenberg（1963）所开创的语序类型学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成果。不过海外的这些类型学讨论也并未延续为某种类型学派，参与讨论的多数学者后来仍分别主要从事形式语言学、功能-认知语言学或历史句法学的研究。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传统语法和结构主义二分天下的格局逐步消解，语言研究出现了多样化的取向，人们不再满足于单一语言纯粹共时的描写，跨方言、跨时代、乃至与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比较逐渐兴盛起来。这些研究有些有类型学理论的背景，有些（主要是历时研究）与语法化理论有关，更多的是则是结构主义式描写基础上的朴素的比较、提炼和概括，可以认为是一种宽松意义上的类型学研究，它们无疑为类型学在汉语语言学界的下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气候、土壤、地基和环境。语言类型学以跨语言研究为本，而汉语语言学以研究作为单一语言的汉语为本，在汉语语言学界提倡语言类型学，看似有点方枘圆凿。其实不然。语言类型学和汉语语言学的结合，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且将给普通语言学和汉语研究两方面都带来巨大的促进。

典型的类型学研究，当然不能单研究汉语，汉语只是类型学所面向的大量语种之一。不过，语言类型学虽然面向众多语言，但不同语言的研究深度不可能完全一致。某些语言使用人口多、研究队伍雄厚、在类型学上有一定的代表性，就有条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更加详尽的研究成果，这样的语言能成为类型学比较中的主干支撑语种。在这方面，汉语无疑是很有资格成为主干语种的，汉语语言学界也有条件为语言类型学作出特殊的贡献。但是，由于汉语研究有自己特有的一些传统，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语法描写和研究所依据的工作框架与世界上通行的框架特别是类型学比较的框架还有诸多出入，许多基本的普遍性概念在汉语语言学中还不为人所熟悉，如非受格（non-accusative）动词、标句词（complimentizer）、关系化和关系从句、核心标注-从属语标注（head-marking vs.dependent-marking）等。而汉语学界习惯使用的一些概念，如“补语”、存现宾语、量词等等，又不能简单地转换为普遍性的语法范畴。这使得汉语研究的大量成果还无法直接转化为类型学上的可比性材料。随着汉语本土和海外研究队伍日益密切的交流和合作，这一情况正在得到改善，而对类型学的关注将促使学界加速汉语描写现代化、通用化的进程。这一进程反过来将帮助汉语语法学发现更多描写研究中的死角，从而揭示出更多的汉语事实，而“汉语事实”正是汉语语言学界历来呼声最高的追求目标。

中国虽然在学术方面存在着某些不利于类型学发展的传统，但同时也存在着类型学发展的有利条件，除了前面提到的中国语言学界和类型学对材料优先的共同注重外，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是类型学所需的跨语言研究的绝佳条件。中国境内的上百种民族语言，汉语自身丰富多变的方言，都为类型学的展开准备了充足的语言食粮。当然，为了面向人类语言共性的类型学比较，我们需要拓宽眼光，善于将国内的语言资源同世界上其他语种材料结合起来研究，以取得更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只要以语言共性和类型研究的已有成果为背景，只要遵循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那么，即使是同一类型或同一谱系

内的跨语言比较、甚至同一语言（如汉语）内部的跨方言比较，也能获得富有价值的发现。这种局部性的共性，包括蕴涵性共性或等级序列等，有时反映的就是人类语言的普遍性，在今后更大范围的跨语言比较中就会获得验证；有时反映的则是某一类型或谱系内部的特点，这同样具有类型学的意义。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海内外同行的共同努力下，汉语和中国境内的语言方言的研究队伍，将逐步发展出类型学研究的新兴有生力量，在世界的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探求人类语言共同的奥秘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刘丹青）

附注

[1] 这是Dik（1997）所提倡的语言研究的三个充分性之一，其他两个充分性是交际的充分性和心理的充分性。显然这是针对Chomsky的观察、描写、充分三个充分性而提出来的。

[2] 在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相关的领域，如方言、音韵、民族语言等，还是有不少跨语言跨方言语音及词汇方面的研究成果，但这多出于历史比较的研究目的，与语言类型学的学术目标大异其趣，而且也很少涉及语言类型学最关心的语法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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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汉语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传承是中国语言文化的精炼

汉语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传承是中国语言文化的精炼...是中国文人几经推敲凝结出来的...而法语您只要记住它的时态【如果您是初学者...】如果您是老学者您会觉得法语还是蛮简单的...汉语的精深和他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是任何其他语言也不可比拟的...您可以试着用其他语言翻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个句子...您所得到的结果都不能完整的表达出他的意思..所以相对与可以成熟使用此种语言的人来说还是汉语更为难些..汉语的语法结构是 主语+谓语+宾语；而日语的语法结构 主语+宾语+谓语；主语和宾语的位置相对比较自由，而谓语一定要位于句尾 另外日语助词用法很复杂。还有复杂的敬语系统，主要通过句末的谓语形态变化来表现。现代汉语无敬语系统，只有一些敬词。

如，在学习～ておく的时候要结合以前的语法，不要一句话お客さんが来るので、扫除しておく、变成お客さんがくるので、扫除しておいて就不知道后面的～ておいて是什么了，其实就是～てください和～ておく结合的形式，此外，像如一句日本语を勉强し続けていこうと思う也要看出是：～を动词、～し続ける、～ていく、～ようと思う这几个小语法组合形成的，能够看出这种语法组合方式，那么一些稍复杂的组合语法你就可以看出来了。不过也需要你零碎语法的积累才可以。另外，日语的语法带有很强烈的感情色彩，一般很多语法在句中翻译不出意思来，这就需要学习者很好的去体会，去运用，这样才能学好日语的语法，使自己灵活运用

英语和汉语的五大区别

一、英语重结构，汉语重语义

二、英语多长句，汉语多短句

三、英语多从句，汉语多分句

四、主语，宾语等名词成分“英语多代词，汉语多名词”

五、英语多被动，汉语多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