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五篇范文）

第一篇：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

让农民自己说话

周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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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成了延续到新世纪的一个热门问题，社会各方纷纷作出各种对策和建议。这些努力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土地制度、农民收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很少有人从农村政治方面来考察中国“三农问题”的形成原因和解决路径。

然而，事实证明，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决定和制约“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在百年城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是中国农村逐渐衰落和农民沦为弱势群体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于建嵘先生这本书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结论。

《岳村政治》是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来切入这一主题的。作者以湖南中部地区一个典型的农业村庄（毛泽东曾经考察过的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所在地）作为表述对象，以现代化进程为背景，对20世纪一百年来中国农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描述和分析，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丰富的历史画卷。在这里，中国社会近一百年的现代化过程，在农村表现为四个阶段，尽管每个阶段都有阶段性的问题，国家对农村采取了不同的政治治理方式，但从晚清的乡村自治到民国时期国家权力强制性地进入，从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的农民运动组织到解放后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再到新时期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乡政村治”体制的建立，始终是以国家权力为背景的城市政治社会主导乡村社会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制度变迁的模式主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供给，国家主义权威才是乡村社会制度安排的最根本因素。

那么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岳村政治》的作者通过大量历史资料和具体案例论证了农村政治结构背后的经济和文化根源：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让农业作出牺牲是完成工业积累的基本手段。而要保证这种经济上的获取，在政治上就必然要保持国家政权对农村的强力控制，在文化上则是表现为威权文化。当然，这三者是互为因果的。

如果按照丹尼尔·贝尔的观点，这三个领域有不同的运转原则，主导政治的是“平等原则”，而主导经济的是“效益原则”，主导文化的是“个性原则”。在进行分阶段的剖析中，《岳村政治》将政治背后的经济因素剖析得淋漓尽致，作为一个深层的影响社会进程的因素，文化也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隐而不显地制约着整个社会的进程。作者的这种判断，显然不同于一些“三农问题”专家片面的分析。

毫无疑问，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应该有关于农村社会发展的话语权。这不仅是有关正义和公平、民主与自由的问题，实际上问题的本身就是国家现化代的重要内容。只是在事实上，中国农民尽管为争取这一基本权利进行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但仍然还没有寻找到一种正确和有效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权利。《岳村政治》通过对现在个别地区的农民集体对抗基层党政的群体事件，以及目前农村社会黑恶势力的盛行等事实的描述和分析都说明了这一点。

历史总是在前进的。目前村民自治让人们看到了一种希望。作者发现，这种以个人民主权利为基础的村民自治，不同于历史上家族性的乡村自治，虽然它并不一定像有些学者描述得那样完美，但是，正是这种对农民个人权利的肯定，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民主选举，将为中国社会民主化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并积累宝贵的技术经验。而要推进村民自治，必须推动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通过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自组织性力量保护和发展农民的合法权益。只有产生于农村内部的自主性力量，才能为村民自治提供内在的动力和泉源。此外，作者通过对百年农会发展史的研究认为，如果在体制外建立一种权利和义务明确的农民会员制组织，将也是实现农民政治话语权的一种可行的选择。

综观整本书，作者关注的最终目的是，农村作为一种社区、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农民作为一群劳动者，他们如何才能跟上现代化的步伐，而不至于被现代化拒之门外。这是本书问题的起源，也是问题的终结。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并不决定于既往，更取决于将来，准确地说，是取决于将来对现在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作者呼吁，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建立一条途径，让农民有自己合法的利益表达机制，让农民自己说话。因为，当农民能够真正认识和表达自己利益的时候，社会各方才可以获得相对均衡的发展，才能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才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内生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南方周末》

著名学者对《岳村政治》一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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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优秀的学术专著，也是一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首先，该书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对岳村这一农村最基层组织的典型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以小见大，从中探索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政治变动的一般规律，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提出的论点，都有所创新。其次，该项研究是在着力剖析一个典型村的同时，又与面上（包括区域、县域和乡镇）的研究紧密联系，从面到点，又从点到面，这大大有助于著作中的有关论点更加贴近和符合实际。第三，作者搜集、掌握了国内外有关农村政治的大量相关的历史文献，从中借鉴了若干有益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从而使该项研究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过前人的研究水平。第四，作者运用了比较研究方法，对精心选择的研究样本的历史演变过程和有关文献发展的思想脉络，既作了横向比较，又作了纵向比较，因而有助于从纷繁的现实和浩瀚的史料中吸取真知。

——陈吉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农村发展 研究所研究员）

该书作者在进行了长期的田野工作，取得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并运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理论，以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村庄作为研究对象，对该村百年来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变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从中反映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并探讨了未来中国农村的政治发展走向，得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结论。该书观点正确、结构合理、逻辑严密、资料丰富、论证有力、表达清楚。另外，作者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写下了详细的日记和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更是值得称赞的。

——陆学艺（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研究员）

该书作者在深入进行社会调查、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的角度，以岳村一个世纪的政治关系、权力体系等方面的变迁为对象，对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进行了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书中认为，这一变迁的显著标志是城市政治社会对乡村社会的侵入即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沉，但随着国家对乡村经济依赖性的减弱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的行政权力将逐渐退出乡村的政治领域。这一理论结论具有较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另外作者对各个历史阶段的梳理，并不是单纯的历史事件，而是以自己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一些基于各阶段史实的基本判断和理论观点。这就使全文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张晓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该书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下，运用“城市与乡村的二元政治结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通过对岳村政治结构的历史考察和实证研究，揭示了二十世纪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变迁和政治发展。该书选题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新，得出的基本结论独到、发人深省，对于新时期中国农村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特别是作者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作为大背景、以一个典型的农村村庄作为个案，对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填补了学术界的空白，是一部精品之作。

——谢庆奎（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教授、北京大学 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

我为什么主张重建农民协会？

于建嵘，男，1962年生，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管理学博士后，副研究员。著有《会员制经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和《岳村政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等。

2003年3月8日，我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的邀请，作了一次有关“农民有组织抗争”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我根据近几年在湖南进行社会调查获得的资料，重点介绍了我国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自1995年以后，因农民负担和干部作风等问题发生的一系列直接针对基层政府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我特别提到，由于这些事件，逐渐产生了一些以“上访代表”、“减负代表”等名义出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而且他们建立了“减负组”，“减负委员会”，“减负监督组”，“减负维权会”等各种名称的农民自发组织，现在已发展到了提出重建农民协会的政治主张。对此，来自首都各高校的学者进行了较为激烈的讨论。归纳起来，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农会是革命组织还是可以成为社会整合组织？建立农民协会与基层政权的关系是什么？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农会组织如何办？对这些问题，我的基本观点是：

农会可以成为社会整合组织

清华大学有学者说：农会最好不要搞，因为这种革命组织对社会秩序有很大的破坏作用。

应该说，认为农民协会是革命组织，对社会秩序和稳定具有破坏作用，这是目前许多人反对成立农会的理由，甚至可以说，是当政者对农民协会的担忧所在。而我认为，这种担心可以理解，但作为反对成立农民协会的理由不能成立。因为无论从历史和现实都可以证明，农会并不必然是一个革命组织，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更多的时间是社会利益整合组织和维护秩序组织。

从历史上来说，中国最初的农会是与近代社会自治思潮联系在一起的，在清末“新政”改革期间就产生了。在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大力倡导和影响下，1898年清光绪帝发布上谕，正式命“各省府州县设立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田，由绅商之有田业者试办，以为之率”。1907年清朝的农工商部为制定和颁布《农会简明章程》奏折曰：“农会之设，实为整理农业之枢纽。综厥要义，约有三端：曰开通智识、曰改良种植、曰联合社会”。其利也有三，一为“劝导演说，聪明以瀹，于振兴实业之中，启教育普及之渐”，二为“博稽新法，日事改良，究草人士化之精微，课计然金穰之实效”；三为“团结一气，共图公益，有所兴作，合群力群策，以谋无尔界此疆之别”。民国元年（1912年），国民政府农林部公布了农会暂行章程，要求各县成立农会，“以图农事之改良发达”。也就是说，在清末和民国初，中国最初的农会，是一种社会经济自助组织，其主旨是推进农业的发展。

将农会变成革命性组织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大革命时期由共产党领导的农会组织，是在国家权威发生危机的情况下，作为政权对立面的共产党及国民党，组织和发动农村社会革命的一种政权形式。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农民协会“主要攻击的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农字第9号通告称：“农民协会已经不是一种职业组织，而是以穷苦农民为主干的乡村的政治联盟。因为农民协会，事实上不仅团结了一般农民，包括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和小商人；就是一部分脱离大地主影响、而对农会表同情之小地主，也已经联合在农民协会之内。所以农民协会在现时就是乡村中的贫苦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政治联盟、农民政权。这是农村政权的一个正确形式”。这就是，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共产党领导的农会对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关系进行了无情的冲击，企图彻底推翻地主阶级的政府，农民协会成为了新的政权形式。由于农民协会对传统的乡村秩序进行了猛烈的冲击，所以它加剧了革命阵营的分化。代表地主利益的国民党右派对农民协会的行为极为不满，力求将农民协会纳入到传统之中。共产党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也希望通过规范农民协会的行动来换取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农民协会也随着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而失去了合法生存的空间。

这以后，在国统区的农会组织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以1928年《农民协会组织条例》和1930年《农会法》为标志重建阶段，以1938年《各级农会调整办法》为标志的整顿阶段。其中，国民政府颁布的《农会法》就规定，农会以发展农民经济，增进农民智识改善农民生活，而图农业之发达为宗旨。其目的是“一方面提高其社会道德，增进其智识技能，促进其生产与生产额，以达到改善生计之目的；一方面健全其组织，对内则使其协助政府，实行本党之土地政策，并以全力肃清共产土匪，以求社会安宁，而促进地方自治；对外则提高其民族意识，启发其自卫能力，共救国家民族之危亡”。当然，这时的农会实际上是国民党同共产党争夺农民领导权的组织，是农村基层政权的补充形式。

这种历史状况表明，农会既可以成为破坏农村社会秩序的武器，又可以成为社会整合的工具。由于共产党曾经将成立农会作为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工具，并运用农会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所以，农会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就仅仅是一个社会革命组织了。这是中国革命留给我们许多人的记忆，正是由于这种记忆过于强大，我们却将农会更多是一种社会整合组织这样的事实忘记了。

事实上，今天的农民提出建立农民协会，并不是为了建立一种社会对抗组织，而是在寻找一种社会协商和整合组织。2003年1月22日，衡阳县27名“减负上访代表”商议成立农民协会时提出的有关农民协会宗旨是：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团结全体农民，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抚贫帮困，引导农民走向市场，共同致富；维护社会稳定，清除社会黑恶势力。他们做出的承诺是：宣传政策不走样，贯彻政策要坚强，一人有难大家帮，铲除腐败和黑帮，团结一致奔小康，永远忠实共产党。他们明确提出：农协会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带领农民学法、执法并能监督基层的工作；重建农协会，其目的是让农民可以参政议政，把农民的心里话通过合法组织的沟通向党交心，确保农心与党心的心心相联；可以减小农民上访的广度，对稳定局势大有好处等等。其它省农民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安徽农民拟定的农会纲领主要有：“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宣传国家的法律、政策；为完善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尽心尽力；在农业标准化建设、农业技术推广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河北的两农民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会法》所列举的农会的中心任务是“协调三农与其它行为、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缓解农民与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矛盾，代理会员的行政侵权诉讼，并监督涉农行政侵权案件的司法程序，减少和逐步消灭农民上访事件的发生”。这些都表明，现阶段农民要求成立的农会，是农民利益的整合和表达组织，是与政府沟通协商的政治参与组织，而不是旨在与政府对抗的革命组织。农会一定会取代农村基层政权吗？

岳村政治

（一）于建嵘

序言

徐勇

在漫长的历史上，政治是安邦治国之道，是发生于高城王宫之事，小小的村庄是无所谓政治的，当然不会纳入知识者的视野。然而，任何经国大事都要延伸于一个个小村庄并接受其反应。只有当一个个小村庄也能够参与政治，国家的大政才有真正广泛而牢固的基础。《岳村政治》以一个小村庄为载体分析经国大事在村庄的反应与运作，这本身或许就是历史进步的一个折射。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大变革的世纪，是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世纪。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农村。因为，中国是在农业社会的传统因子基本保留的状态下进人现代工业社会的。这正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改革开放这两次革命都发源于农村的秘密所在。20世纪的百年史反复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谁抓住了农民，谁就抓住了中国，谁丢了农民，谁就会丢掉中国！

而要抓住农民，首先就要懂得农民，懂得农民生存生活的农村。进入20世纪，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农民和农村及相应的农业第一次成为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农问题”。农民和农村也第一次成为知识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20世纪，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认识和研究有两次高潮。一是二三十年代。这一期间，有着不同倾向、不同旨趣的人将目光投向边缘化的田野。通过各自的调查与认识，将历史上不为高雅的士大夫所关注的乡村社会展现在世人面前。当时，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关注着一个共同性的主题，就是“贫穷”，这也是当时中国农村社会面对的最大问题。围绕这一主题，研究者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认识农村，分析造成农村贫穷的原因，寻找解决农村贫困的道路。于是有了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调查》(1926)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28-1937)，晏阳初针对“愚、贫、弱、私”的农村“新民运动”(1924-1937)，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1931)，陈翰笙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1929)，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8)、《禄村农田》(1943)及后来的《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更有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及之后的寻邬、兴国、才溪乡、长岗乡调查(30年代初)等。这些研究对于认识当时的农村或者引起世人对农村的关注都发生了各自不同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都主要集中于经济和社会，村庄政治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这是因为政治生活总是与权力与权利联系在一起。在中国长期的历史上，只有皇权、绅权、族权，而无个人作为主体的民权。农民只是臣民、小民、草民，而不是主权者的公民，因此处于政治之外。政治自然也只是上层的“建筑”。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促使民权进入中国社会，但并没有下沉到乡村。只是由于激荡的革命才使传统的乡村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剧烈的革命主要是变革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农民的政治活动更多的是基于改变自己命运的动员式参与。以公民权利为主体的政治还没有在乡村社会生成，也不可能构成乡村研究的对象。

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乡村政治才构成学者们关注的对象。尽管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激烈变革，农民和农村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贫穷”这一中国农村最大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受“饥饿逻辑”的推动，农民再次成为变革的原动力，并直接引发了改革这一新的革命。伴随农村改革的是对农民和农村研究高潮的兴起。只是与前一次高潮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研究的视野更广阔，内容更丰富，其标志之一就是乡村政治进入学者的视野。这是因为在农村改革中，为适应家庭承包制的新经济体制，国家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并于1987年通过和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村民自治制度建立在农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平等的公民，并享有管理本村公共事务权利的基础上，是农民公民权的具体体现，因而被称为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践。政治真正成为“众人之事”(孙中山语)，不再只是上层少数人的“建筑”；成为农民的日常生活，而不只是可知不可及的法律制度条文，以公民权为基础的乡村政治开始生成。

村民自治所引起的“民主下乡”，不仅改变着乡村的政治生态，也引起学界的新奇、关注、诧异和质疑。因为，按照通常的理论，现代民主理应由城到乡，怎么在民主化进程中“乡下人”会走在“城里人”的前头?村民自治是内生于农村经济社会。还是仅由外部强制输入，甚至是个别领导人一时的“心血来潮”；是农村改革的产物，还是自古有之，至少人民公社也有类似的现象；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和基础，还是不切实际上的空想，甚至于会“沦为历史的笑柄”?诸多争论和质疑一直紧相伴随。正是在村民自治引起激烈争论之际，本书的作者于建嵘来到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在访学结束时又考取了我的博士研究生。《岳村政治》一书便是其博土学位论文。

本书作者是我招收的最早的博士生。作为指导老师的我在学问上是没有多少可指导的，更多的则是共同的探讨。或许是受我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及村民自治引起的学术争论的影响，作者决定选择乡村政治为博士论文选题。对此，我只是提出两点希望。一是希望学生超越老师。我常说，“不想超越老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不想教出超越自己的老师不是好老师”。二是希望作者超越现有的争论，进人乡村社会生活，让事实说话。

或许是受以上两点希望的影响，本书作者确定论文选题后，没有急于下笔，而是走出书斋，沿着毛泽东20年代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走过的路线进行广泛的农村考察，并最终选择了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发源地的村庄作为调查点，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调查，为写作论文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六十多年后重走毛泽东走过的路，到当年革命风云激荡的乡村再考察，这本身是一件独特的事。事实上，作者是在为民主寻根。究竟村民自治有否内在的根据，作者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20世纪中国乡村政治结构转变的历史大背景中考察，在历史变迁的事实中寻求答案。

在已有的乡村研究中，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一定时段的研究，二是限于社区的个案研究。比较典型的是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本书作者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一是长时段的视角，二是县、乡、村的路径。这都服从于作者为民主寻根的目的。

截取一定时期的横断面对一个村进行考察，有助于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但难以解读现象和事件的来龙去脉。《岳村政治》在注意已发生什么的同时，着重要探究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作者将视角由近及远，延伸到整个20世纪，试图从历史的变迁中寻求答案。因为，在20世纪，传统的乡村政治结构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同时又经历了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人民公社体制、农村改革等四个不同时期。这四个时期既层层递进，又环环相扣。《岳村政治》一书的副题“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表达了这一历史和逻辑的脉络。作者尽可能地从历史事实和演进中得出结论，提炼观点，在著书中立说。

转型期是一个大的时间段。对于转型来说，首先耍弄清作为转型起点的原型。《岳村政治》因此以“传统乡村和乡村传统”为切入点，分别从“皇权和保甲制度”、“族权和宗族组织”、“绅权和士绅统治”等方面揭示了传统乡村政治是皇权统辖下的乡村自治。尽管在传统社会，“王权止于县政”，乡村属于自治状态，但统治乡村的只是皇权与族权融为一体的士绅。乡村自治不是建立在普遍的公民权基础上，自然与村民自治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不仅如此，作者还从“土地、赋税、文化和乡村控制”的角度分析了传统乡村政治结构的生成原因与基础。从形式上看，辛亥革命是皇权终民权始的标志，也是政治转型的起点。辛亥革命后，不仅国家层面的政治，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就是仿照西方国家实行地方自治。但是，由于传统的统治根基没有改变，人民主权的地方自治只是流于形式。相反，社会激荡所引起的社会失序生产出大量的“土皇帝”，对农民的剥夺者更多，更失去节制，伴随国家权力下沉的是重建传统秩序的努力。所以，《岳村政治》在描述“地方自治和保甲制度重建”、“乡村建设实验和乡镇行政化”这些形式上的政治变迁过程中，从“掠夺、兵役、人口和乡村反抗”的角度解读国家行政权力下沉乡村社会的理由及后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权力的下沉和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尽管是现代化的伴生物，但如果下沉的国家权力只是以掠夺性为目的，那么这种整合最终会归于失败。上层整合失败的同时，是自下而上革命的成功。而成功的革命则取决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被动员。乡村动员因此成为革命的主题，并一直延续到革命后相当一段时间。革命中乡村动员的重大成果是第一次赋予农民以社会主体意识，众多分散的农民第一次为具有现代意识的政党所组织。岳村是革命最剧烈的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的诞生地，作者以大量生动的史料展现了这一图景。革命后，农民的政治主体地位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为日后的村民自治提供了基本的制度基础。但革命时期的乡村动员也延续下来，只是这种动员是以新的政权方式将农民再组织起来，以适应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由此最终形成人民公社体制。所以，作者从“计划、户籍、阶级和乡村动员”的角度分析了革命后乡村政治变迁过程及内在机制。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使国家对乡村的整合和动员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但这一整合和动员也具有双面性，一是国家与社会的高度重合，使国家的政策尽管出现失误也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反应；二是国家对社会的主导，导致法理上的“由民作主”成为“替民作主”，乡村的自主性受到压抑。这直接引发了农村改革的兴起和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改革后乡村政治生态的重要变化参数是农民个人利益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再次确认，村民自治只是这一经济自主性在政治制度上的逻辑延伸，也是一种基于市场、民主和法制理念的新的乡村治理方式。因此，村民自治是建构在个人利益和个体平等的公民权基础上的，它与历史上的乡村自治、地方自治、公社体制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同时又是历史的逻辑延伸。《岳村政治》一书的重要价值就在于通过对转型期乡村政治结构演进的描述，不动声色地回答了村民自治的生成逻辑。

以往的乡村研究大多是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研究领域大多限于一个村的社区范围，属于社区型研究。这种研究被视之为“解剖麻雀”。《岳村政治》的研究对象是乡村政治。而政治总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即使是乡村自治，也不可能外于国家，相反它只是在与国家直接管制相对而言，才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在中国大一统的专制政体下，乡村政治的形态很大程度取决于国家，国家的基因自然天成于乡村。离开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是无法解剖乡村这只“麻雀”的。所以，《岳村政治》的研究路径的另一突出特点是以一个村庄为个案，但又不局限于村，而是从县、乡、村，步步深入。岳村只是乡村政治研究的表述对象。为什么要从县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城市是统治堡垒，乡村是经济社会基础。县作为乡村的头，城市的尾，在整个政治社会结构中居于特殊地位。通常所说的“王权止于县政”，只是表明国家运用两种不同方式进行治理。在国家政治层面，行政权只延伸到县，县是王权意志在地方的直接代表和象征，中央与县的关系是命令一服从关系，即县高度听命于自上而下的皇权意志。而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则是法制(包括不成文法的意识形态)—遵守关系。乡村社会只需服从国家的总体意志，国家一般不直接干预乡村社会生活。县正是处于国家行政管理与乡村地方自治两种治理方式的交界点，这正是县的地位格外特殊，县制延续数千年至今的重要原因所在。因此，研究乡村政治是不能离开县的。对于这一点，我与本书的作者曾经有过初步的探讨，但一直没有充分的验证。而作者在实地调查中对此体会甚深。作者在进入乡村考察之初，首先就要落脚于县。因为，只有县才保存和记录了该县的历史，乡村的历史也才有可能再现。

为什么重视乡？这在于20世纪以来，国家的体制性权力不断下移，由县延伸到乡镇。尽管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是将乡镇作为一级自治性法人团体。但是随后的国家治理只是将国家行政权下沉到乡镇，乡成为直接面对农民的基层政权机构，并直接管辖着村，乡级政府意志自然会渗透于乡村政治。尽管乡级政权建立的得失至今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但它毕竟在乡村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从县、到乡、再到村，有助于从国家与乡村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深入把握乡村政治及其演变。从20世纪的乡村政治的百年史看，国家政权下沉是一条主线。这对于整合离散的乡村社会无疑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这一政治过程及后果的反思仍然急待进一步研究。这是因为以往人们很少注意政权管理的成本和代价，似乎管得愈多愈好，以至于政府无所不包，趋于全能全权。事实上，任何政权管理都是需要成本的，且成本极不稳定。“官”字下面的两个“口”。就这意味着不仅维持政府运行需要成本，而且政府官员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只是这种利益追求往往为权力的公共形式所遮盖。《岳村政治》将一个小村庄作为表述对象，由县到乡，再到村的研究路径，使其注意到了政权管理成本的特性。作者在分析传统乡村政治结构时用专门的篇幅分析了传统中国的赋税体制。通过查阅县志及相关资料，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晚清王朝沿袭旧制，实行低农业税政策，以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寻求某种均衡。“王权止于县政”和乡村自治体制，与考虑政权管理的成本不能不说没有必然的联系。进入20世纪后，国家政权下沉，不仅县级政府扩张，而且行政权力延伸到县以下，人们对其迅速扩张的政府成本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社会转型和失序期间，一方面国家为重建秩序要强化政府能力，另一方面政府权力得不到相应的体制和意识形态节制而更具有掠夺性。所以20世纪上半期国家政权下沉的直接后果之一是政府管理成本的急剧扩张并主要由农民所负担。岳村所在的衡山县县志专门记载当时的情况：“历年附加之重，倍径正供，每项附加，动辄数万，上致政府无从监督，下则人民莫敢抗议。”正因为如此，1936年国民政府将衡山县确定为“乡村建设”实验县，目的是改善县政，改良农民生计，只是这一努力在总体政治框架下根本无法收到成效。进入20世纪下半期，国家政权力量进一步延伸到乡村，由于新型意识形态的节制和乡村动员，使国家与乡村社会维系着一定的平衡，没有出现上半期的乡村反抗。但政权力量渗透的代价却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乡村自主性的压抑和农民生计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其结果是一旦政治控制有所松动，农民便自发的兴起“分田单干”。而与包产到户相伴随的村民自治的制度构造，实际上是对政府管理过分深入乡村进行结构性调整，以保持国家与乡村社会所应有的张力。但是，在新的社会转型期，伴随现代化建设，政府管理以其新的方式向下延伸。其直接后果一是村民自治的空间受到行政扩张的压缩，二是管理成本迅速增大，农民负担加重。由此造成村级公共财力捉襟见肘，自治缺乏必要的财力基础。村民自治处于行政和财政双重压力下的“紧约束”运行状态。由此使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村民自治是在国家主导下发生发展的，只有国家治理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村民自治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岳村政治》一书为此提出了调整的思路，这就是尽可能运用市场的力量促进乡村发展，用民主与法治的方式维护村民的利益并保持利益的均衡。只有产生于农村内部的自主性力量，才能为村民自治提供内在的动力和泉源。

以上要说明的是，《岳村政治》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所提出的独特观点，更在于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而这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从本源上又来自于作者对实际生活的体验，并通过深入的实际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没有第一手资料，难以做出第一流学问。正因为如此，我曾经对作者说，本书的附录“衡山调查记事”或许更有长远价值。

与人一样，一本书的长处或许就是其短处。本书在进行长时段和超社区研究时，对于一定时期村社区政治的横断面尚缺乏细致人微的描述。当然，这只能寄希望更多人的参与和努力了。

2001年盛夏于“火炉”——武汉

导论

1999年5月至2001年1月，为研究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我怀着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沿着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路线，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乡村社会调查。我的这次田野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毛泽东当年考察过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进行广泛的了解，以求做到整体的认识和把握，并结合已有的理论准备，确定和完善个案调查方案；第二阶段则是将衡山县作为研究的重点，尤其以衡山县的白果镇及白果镇的岳村作为分析样本，进行历史追究、制度分析和地方权威考察。

本书是在这些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以岳村为表述对象而建立的有关中国乡村政治状况的理论分析模型。它通过对岳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关系、权力体系、政治控制、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的变迁过程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试图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的角度，来剖析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和特征。

一、研究缘由和意义

学术研究的意义和灵魂是具有独特价值的命题。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学术积累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就学术价值而言，它应该在研究方向、研究方法、论证逻辑体系或研究基本结论上，是对已有的学术研究活动的补充或修正；以社会价值而论，一部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科的著作，其生命力和意义则主要表现为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理性关怀。

1．现实问题

目前，村民自治受到了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形成了两种完全相左的观点。支持者认为，村民自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深入的一个领域，它作为基层直接民主的有效形式，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授权方式，将一种自下而上的乡村社会公共权力产生的方式用制度确定下来，体现了法治和民主精神，是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起点和突破口。特别是，由于中国80％左右的人口在乡村，乡村的稳定发展，是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村民自治这一制度化的乡村社会政治秩序具有特别的历史使命，将影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1]。反对者则指出，尽管在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型时期有对民主政治的需求，但由于乡村政治应该是全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乡村改革应该是全社会政治变革的最后一个环节，乡村社会很难产生推动全社会政治变革的力量。村民自治不是民主政治的起点，而只是一场发展后果尚难以预料的乡村政治动员令，因此，应以现代国家行政分权思想替代自治理念[2]。其政策性主张就是将社会体制的下线伸人到村[3]，实行“乡治、村政、社有”[4]。

可以说，这两种完全对立的学术观点，表面上是围绕村民自治这一制度安排展开的。争论的焦点却是，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什么样的乡村治理模式。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民主制度在中国乡村社会是否具有生成的资源。

2．理论背景 我国理论界有关村民自治的争论，体现了学术对现实乡村政治的关怀。事实上，自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有关中国传统的走向、社会变迁和现代化、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特别是有关中国乡村社区权力结构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关注的焦点。

20年代，上海沪江大学教授D．H．葛学溥撰写的《华南乡村生活》，是在对广东潮州凤凰村进行社会学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描述的著作。北京燕京大学的李景汉以京郊挂甲屯农民160个家庭调查为基础而撰写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在研究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同时，也提出了家在乡村政治活动中充当的角色。30年代至40年代，在国民政府为防范和消灭共产党而推行保甲制度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社会活动家及知识分子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一现实背景下，曾形成了乡里制度研究的高潮。其中，李景汉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及政治改造方案；社会学家费孝通先后撰写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对中国的乡村社会结构及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过程进行了深人的研究，成为了理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经典；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教研究》和《金翼》等著作，从中国乡村的宗族组织和人际关系的视野分析了族权与绅权形成的背景和表现形式。其他有影响的理论研究成果还有：高由的《中国地方自治的由来》(《史潮》第1期，1931年)，闻钧天的专著《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黄强编写的《中国保甲实验新编》(正中书局印行1935年)，李珩的《中国农村政治结构的研究》(《中国农村》第1卷，1935年第10期)，千家驹、李紫翔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新知书店1935年)，千家驹的《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农村》第二卷1935年第1期)，吴景超的《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商务印书馆1937年)，江问渔、梁漱溟主编的《乡村建设实验》第3集(中华书局1938年)，葛寒蜂《中国的保甲制度研究》(《农学月刊》1940年第6期)，江士杰的《里甲制度考略》(重庆商务1944年)，汇集了吴晗和费孝通等人理论研究成果的《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这些理论成果，对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政治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观点和资料。在实证性资料收集方面，日本在我国大连设置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庶务部的研究人员，1908年至1945年先后在东北、华北和华东进行了大规模的乡村习俗和经济状况调查。

与那些学院式研究的旨趣不同，中国共产党人在大规模地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更关注对乡村社会政治权力关系的改造，并写出了大量的社会调查报告。其中，毛泽东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分析及其对于土地革命的态度》、《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最为著名。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陆理论界和台湾学术界均有许多关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成果，但大都侧重于明朝以前的研究，对近代以来却鲜有关注。在国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人类学考察却因弗里德曼1957年在伦敦出版《东南中国的宗族组织》和1966年出版的《中国的宗族和社会》而推向了高峰[5]。在这些著作中，弗里德曼在中国学者大量的实证考察基础上，试图通过对地域化的宗族组织的结构认识，探究汉人传统社会的构成法则。他不仅注意到了宗族内部的权力分配，也论及了政治权力和经济控制的关系，并分析了各种自愿组织的社会角色。只是这些理论成果，并未在中国大陆理论界产生影响。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大陆理论界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基本上被阶级斗争学说所取代。有关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研究成为了学术禁区。

80年代，马德生等人在香港通过对广东陈村26位移民的多次访谈而写成的《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农村社区的现代史》和《一个中国村落的道德与权力》等著作，侧重探讨了社会变革与中国传统权力结构的关联性，以及“道德”和“威严”等传统权力结构与全国性政治权力模型的联系。美国学者杜赞奇运用华北惯调资料写成的《文化、权力和国家》，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用以解释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萧风霞在《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一书中通过对华南乡村社区与国家关系的变化过程的考察后提出，本世纪初以来，国家的行政权力不断地向下延伸，社区的权力体系已完成了从相对独立向行政“细胞化”的社会控制单位的转变。90年代以后，张厚安等人系统地论述了研究中国农村政治问题的重要性，并出版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这部当代较早系统研究农村基层政权的专著。王沪宁主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课题研究，揭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本土特征及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王铭铭和王斯福主编的《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等著作，通过对基层社会的深入考察，关注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化与权力问题。徐勇在《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这部专著中，从城乡差别的历史演进出发，运用政治社会学和历史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古代、近现代和当代城市与乡村政治社会状况、特点、变迁及历史影响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及《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视野，分析了近一个世纪以来村庄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持编写的《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对乡村社会结构及权力配置问题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其中，胡必亮在《中国村落的制度变迁与权力分配》一书中对制度创新与乡村权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一时期，有影响的著述还有：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张厚义的《转型社会的中国农村变迁》(《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2期)，张雨林的《村庄的转型与现代化》(《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任军的《中国乡村政治制度的变迁及其对社会变革的影响》(《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l期)，王日根的《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系统论纲》(《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和权力》(三联书店1997年)，王旭的《乡村中国的基层民主：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强》(《二十一世纪》1997年第2期)，吴毅的《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政治稳定形态及其效应》(《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赵秀玲的《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张全在、贺晨的《镇政府管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社1998年)，王振耀的《中国村民自治理论与实践探索》(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张厚安、徐勇等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程同顺的《当代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张静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的《中国乡镇组织调查》和《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等等。

毫无疑问，这些理论成果，对我们认识中国乡村社会政治关系和权力结构提供了许多相关性结论和方法论启示。但是，这些从不同的理论视野及不同的理性关怀所得出的研究成果，或是纯理论的推论而缺乏实证考察，或者是在进行其他问题的实证研究中简单地论及过乡村政治问题，而没有将乡村政治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来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实证研究，缺乏在制度、观念层次上进行深人、精致、系统的分析，尤其是对整体社会变迁过程中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连续转换过程缺乏细致的研究[6]。随着对历史与现实中的农民问题的经验性积累以及不同视野的学术观察，呼唤着新的理论概括和更高层次的综合。因为，没有这种综合，我们在解释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发展时仍然感到了许多困惑。可以说，正是这种理论的不足，才是目前学术界对村民自治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之最为深刻的根源。

3．选题意义

为了弥补这种学术不足，本书将对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

本研究将有助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及现代化发展的根本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中国“三农问题”的学术关注，多侧重于经济方面探讨，“很少有人关注和深入研究乡村政治问题，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7]。事实上，“19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事实证明，农村的兴衰治乱是一个国家稳定与否的基石和标志。国家的乱始于农村，农村的治必然带来国家的兴盛与安宁，这几乎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普遍性规律”[8]。乡村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如果离开乡村政治视野，任何农村经济改革和文化发展方案都将面临失败的境地。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9]在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又多次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10]在目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也要求：“一定要正确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全党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 [11]既然目前中国乡村社会稳定仍然是全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仍然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问题，那么对乡村社会公共权力状况和发展趋势的研究就不只具有学术意义了。当然，我们的研究虽然希望能为解决中国乡村目前存在的现实问题提供政策性建议，但对于中国乡村政治发展方向的理论思考才是本研究的旨趣所在。

本研究将有助于政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长期以来，学术界并不认为乡村社会存在着政治，政治只属于王侯将相和达官贵人，人们关注乡村社会的政治状况，只不过将其作为国家政治的背景来考察。如果说，政治就是组织公共权力、运用公共权力和约束公共权力的过程，是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一切活动，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自古以来的乡村社会就存在着政治。对此，我国现代乡村政治研究的开创者之

一、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张厚安教授有过很深刻的论述。他认为，“在农村，由于经济关系的变化使得以农民为主体的各种政治关系(包括各种新的利益群体、权力结构、政治参与、政治控制等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给农村基层工作，如征粮派款、计划生育、社会治安、文化教育等都带来了新的问题。必须看到，这不仅仅是一些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而且首先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和政策问题。如果我们不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农村问题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理顺农村各种政治关系，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2。事实上，随着我国乡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村民自治的全面推进，人们已开始从政治的角度来认识农村市场化过程产生的公共权力和公共组织等一系列问题。问题是人们的这些研究尚缺乏系统性，没有将乡村政治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进行研究，没有将中国“乡村政治学”作为一规范性学科来进行建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本研究试图通过对近一百年来中国乡村政治的发展状况和特征的描述，为创建中国“乡村政治学”提供经验性事实和理论思考。

二、框架、路径和方法

分析框架是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是有关问题的解释模型。研究路径是具体研究的视野和分析角度，是关于解释模型的具体运用。研究方法是研究的具体手段和方式，是有关研究的具体技术方案。它们是相互联系的。其中，分析框架具有哲学层面的指导意义。本研究将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城市与乡村二元政治结构理论”，采用微观实证的方法研究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问题。

1．分析框架

本研究采用的分析框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法。“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3]。也就是说，经济原因是一切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存在和变化的基础，经济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既然一切社会问题都根植于最深厚的经济事实之中，一切社会现象最终都受一定的经济原因的制约和影响，那么，研究社会问题，必须进行经济分析。当然，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法并不排斥现代经济学理论提供的新的理论成果，它要求我们正确对待流行西方政治分析界的现代经济分析理论[14]，特别要汲取西方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等理论成果。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分析理论，我们将以“城市与乡村二元政治结构理论”作为具体的解释模型。提出“城市与乡村的二元政治结构理论”并用它来分析中国乡村政治社会，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徐勇教授的一个开拓性理论成果。他认为，中国文明史一直是伴随着城市与乡村分离、对立过程行进的，而且具有鲜明的独特性，政治社会状况的城乡差别和不平衡尤为突出。这种不均衡性正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特点，并制约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因此，将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基本的社会共同体，具体考察其不同的政治社会状况、特点和变迁，对于认识中国，特别是中国政治社会的进程与规律具有特殊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只有深入到作为中国政治舞台基础的城市和乡村政治内部及其相互间的二元结构，才能科学地解释发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扑朔迷离的景观” [15]。实际上，这种“城市与乡村二元政治结构理论”是“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理论”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它根据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的特点，要求我们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国家权力体系及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活动层面，必须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的基础性政治社会，而且试图从乡村政治社会内在的冲突和交换的过程中来解释国家有关制度安排及对当代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深刻影响。因为，在中国这样的东方社会，任何国家权力的存在及作用都是以基础性政治社会为前提的。“没有由一个个处于政治孤立封闭状态的村社构成的基础性政治社会，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政体就无从立足并凌驾社会之上进行自我更迭循环。而且，往往正是基础性政治社会的状况和特点才是影响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 [16]。

2．路径选择

本研究选择的路径是具有利益关联和交换关系的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和村民在乡村政治社会的行动逻辑。按照“城市与乡村二元政治结构理论”，在我们讨论国家、乡村社区和村民在进行利益交换时，不仅要将国家权力体系和制度安排作为主导性的因素来考察，同时必须对“国家”进行具体的区分，要将基层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利益依存和冲突进行界定，将乡村治理研究视野的“国家和乡村”之分析路径转换到村民利益需求视野的“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和村民”的解释路径。它要求，通过研究作为乡村政治行动主体的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和村民在进行相互交叉式利益冲突和交换的过程中所具有的行动逻辑，来揭示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

首先，它是一项历史考察，需要从近代以来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事实中，以现代化为特定的历史背景，从城市与乡村相互分离、自给自足经济与市场经济相互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交替等多种角度，来把握乡村政治发展的根源和演变过程。

其次，它是一项经济分析，需要从现实乡村社会的利益群体及其所形成的政治关系中，来分析乡村社会政治资源的配置方式和绩效。它将从财政体制对乡村利益结构和公共权力运用的相互关系上，来解释乡村与国家互动过程中的政治交换，来理解当代乡村社会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表现及对政治行动的影响，从而揭示乡村民主的本质意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研究将更多地从村民利益和基层行政组织的双重视野，来审视乡村社区的秩序和国家在乡村进行的政治经济动员。

再次，它是一项制度研究，需要追究基于国家主义的制度安排和现实的规则演变过程，来理解乡村政治的类型和性质。它要探讨国家进行乡村社会制度安排最为具体和直接的原因，要研究国家的制度规则进入乡村社会的实际绩效。当然，对制度本身的分析是这项研究必不可少的，只是本书是在历史过程中，从动态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规则体系的表现形式。

最后，它还是一项社区研究，需要考察社区中权势人物同国家权力体制之间直接的联系，以及社区范围内的各种权势人物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的方式。作为一项政治分析，以具有共同地域、生产条件、文化习俗、信仰、价值观念、社会生活氛围的乡村社区作为研究的视野，是对以国家为逻辑起点的政治理论的必要补充。可以说，社区研究是国家研究的基础，而国家研究则是社区研究的逻辑发展[17]。

3．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技术手段是实证研究和统计分析。

实证研究，是对社会各种活动和现象进行解释、分析、证实或预测的研究方法，要说明“是什么”的问题。从研究方法分类来说，我们的研究属于实证研究的个案分析，是有关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毛泽东将这种微观个案研究称之为“解剖麻雀”。他说，研究农村问题，“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 [18]。费孝通先生在回答有关“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时说：“以江村来说，它是一个具有一定条件的中国农村。中国各地的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江村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也就是说，不能用江村看到的社会体系等情况硬搬到其他中国的农村去。但同时应当承认，它是个农村而不是牧业社区，它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如果我们用比较方法将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那么不需要将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地加以观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了” [19]。正是基于这种理由，本书才将“岳村”作为一种实证个案的类型进行研究。当然，本书也注意到了个案研究的局限性[20]，并试图将一定区域作为研究背景来进行阐述并赋予了更多的理论关怀。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在进行实证调查和理论阐述时，并不否定必要的价值意义。一般都认为，实证研究并不涉及到价值判断的问题，而与实证研究相对应的规范分析才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作为出发点，提出行为的标准，并研究如何才能符合这些标准和说明“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事实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对中国乡村社会和农民问题进行研究时，就很难将这两种方法区分开来。因为，对社会各种活动和现象进行解释、分析、证实或预铡，从来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不同价值观的研究者，对社会各种活动和现实的观察会有不同的角度和取舍。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严格意义上的区别。我们坚持的实证研究，只是特别强调了事实先于价值，突出动态的过程研究，“在实际调查中坚决据弃先人为主、以个人价值偏好取代客观事实的做法” [21]。为此，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将采用经验研究的方式，直接从中国农民的生活实践中去理解中国农民的政治要求和主张；直接从基层政府和县乡干部的行政活动中去认识地方政府的“经济人”本性。

统计分析，是一种具体的技术方法。它主张从现实社会出发，对所要研究的问题经过数量归纳，采用科学的简化方法设计出一种对分析现实社会有用的统计模型，通过调查统计，获得现实社会资料的种种观察数据，再经过适当的统计解释，得出适用于现实社会的结论。而与统计分析相对应的模型分析法，则是通过抽象的方法，把复杂的社会现象概括简化到易于解决的程度，即可反映所研究问题基本性质的逻辑模型，再采用逻辑证明得出抽象的理论模型，经过理论解释，再把抽象的理论模型应用于社会现实，从而得出现实社会中一个个具体的结论。模型分析法和统计分析法可以相互补充，但不可以互相替代。考虑到中国乡村社会的极端复杂性，我们尚不能将所研究的问题抽象成为简单的理论模型，为了进行真正意义的实证分析，我们将更多地采用统计分析方法。为此，我们不仅运用了已有的各种统计资料，还通过对各种问卷调查进行统计分析，以求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

三、研究样本和文献

选择研究样本，是实证研究能否成功的关键。本研究按照类型学的标准和区域比较的方法，并依据毛泽东进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这一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事件，确定了区域、县级、乡镇级和村级等四个层次研究样本。

1．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

1927年1月，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回湖南视察农民运动。为迎接毛泽东的视察，国民党湖南省部召开了常委会，决定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并议定将考察的重要意义及六项事宜，通告各县党部，要求协助作好巡视工作。这六项是：(1)考察各种纠纷之原因，指导解决方法；(2)宣传农工运动之重要；(3)解释开放米禁问题；(4)指导解决民食问题具体方法；(5)注重全国的革命问题，现尚军政时期；(6)宣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的议决案[22]。

1月4日，毛泽东从湖南省城长沙乘船到湘潭，5日到银田镇，6日抵韶山，10日经杨林到湘乡大坪，11日抵湘乡县城，14日到横铺肖家冲，15日入衡山白果，17日抵福田，18日至宋桥(世上冲)，4日至23日在衡山县城，24日返省，向中共湖南区委、党校和团校各作了一次报告。27日赶醴陵县城，31日至醴陵东富寺，2月7日(正月初一)回长沙，再向中共湖南区委报告了调查情况，并出席了长沙郊区农协代表座谈会[23]。2月12日毛泽东由长沙到武昌。

3月毛泽东在湖南《战士》周报和《湖南民报》上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农民运动好得很”、“贫农乃革命先锋”等事实，批驳了“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充分肯定了农民在革命时期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冲击的行动，他称赞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24]，并提出了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以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理论主张，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考察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地处湘中和湘南，是湖南省经济、政治和文化发达和较发达地区，对江南乡村社会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我们将以这五县为区域性的研究背景。

2．衡山县与“乡村建设”

将衡山县作为县级研究样本，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历史上讲，衡山县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同时又是国民政府的“乡村建设”实验县，对分析近现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有着特别的意义；从现实方面来讲，衡山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对于研究当今的中国乡村社会具有代表性。

衡山县位于湖南省中部，湘江中游，因南岳衡山而得名。秦统一中国后，此地属长沙郡，晋惠帝永熙元年(290年)始称衡山县。衡山县辖区数经改变，现北界湘潭县，西南邻衡阳县，西北接双峰县，东隔湘江与衡东相望，南端隔湘江与衡南毗邻，中部北、东南三面环绕南岳区，总面积934平方公里。全县有8个镇，10个乡，驱4个村，18个居民委员会，3256个村民小组和66个居民小组，总人口38.8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为34.4026万人，占总人口的88.64％。衡山属中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17.5度，年平均降水量为1400毫米。全县有耕地面积26.48万亩，其中水田24.52万亩，旱地1.96万亩5山地面积78.52万亩，林地71万亩。全县有两座中型水库，72座小型水库，20722口山平塘，有效灌溉面积22.95万亩，旱涝保收面积占85％以上。1999年，衡阳县农业总产值5.19亿元，为工业总产值的104％，粮食产量506亿公斤，各类水果产量1万吨，水产品总量5189吨，木材采伐5584万立方米，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农业开发县、红壤开发县、杂交种子基地县、经济林基地县[25]。

民国25年(1936年)，衡山县被国民政府定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实验期4年，其目的是改善县政机构，推行地方建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举彭一湖为衡山首任实验县长，以推行其“乡村建设”理论。彭到任后，裁局改科，撤区并乡，建立示范小学、乡村师范学校和卫生院，举办农事实验场推广农业新技术。民国27年(1938年)3月，著名作家孙伏园继任实验县县长。民国28年(1939年)2月，湖南省政府决定衡山县实验工作暂停，孙伏园去职[26]。衡山的“乡村建设”实验，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衡山乡村社会政治的状况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源。

3．白果镇与岳北农工会

将白果镇作为乡镇一级的研究样本，主要由于白果镇的岳北农工会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的独特地位以及“镇”预示了乡村城市化这一发展方向。

白果镇位于衡山县西北部，距县城37公里。古称白果市，为岳北最大的圩场之一[27]。相传清乾隆年间，此地涓水河畔有一株古老的白果树，人们纷纷来此摘白果入药，“白果”地名因此而得。因临涓水河畔，很早在此建有一座石拱桥，古称镇岳桥。水陆交通便利，逐渐形成集镇。白果镇体制变迁的历史较为复杂。从体制方面来说，明时，属崇岳乡第一部；在清代，衡山县共设17个字437个区，在白果设立朝字，辖白果、江东、松柏桥一带；民国21年(1931年)，衡山县撤字建区，原区改乡，全县建8个区、437个乡，在白果设第二区，辖30个乡和新桥、白果2个镇；1936年乡村建设实验，废区，实行乡、县两级自治制，全县设55个乡2镇，设立了白果乡；1937年，衡山县重新划定管辖范围，设26乡2镇，设白果乡，辖有13保、317甲；1946年白果乡与白山乡合并为果山乡；1949年9月衡山解放，全县划为7个行政区，在白果设立衡山县人民政府第七区，辖原白果乡与新东乡，设51保，447甲；1950年3月，废保甲，建村人民政府，第七区共辖34个村；1952年按照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划小区、小乡及乡级编制供给的决定》，在白果设第三区，共辖23个乡；1953年，区乡行政区划再次调整，第三区辖21个乡；1956年6月，撤区并乡，设白果乡，辖原第三区的白沙、紫楼、扶椅、将军、爱好、瓦铺等乡；1958年人民公社化撤乡镇，并大社，衡山县共设21个人民公社，在白果设立了伟大人民公社；1959年伟大人民公社改为白果人民公社；1961年衡山县结合整顿、巩固农村人民公社，调整社、镇行政区划，并在8月恢复区公所，设白果区，辖新桥、马迹、东湖、贯塘、白果、松柏、棠兴等10个公社；1966年2月，衡山县废区设25个公社，设白果公社；1983年衡山县开始政社分设，建立乡、镇人民政府，白果公社改名为白果乡；1984年6月白果与棠兴2乡合建白果镇，辖25个村委会、242个村民小组、2个居委会、4个居民小组。现总面积54.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2914亩，水田21193亩。总人口28974人，其中农业人口28527人，占总人口的98.5％。总户数为7338户，其中农业户7267户，为总户数的99％。据镇政府上报的数据，1994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达19582.71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8947.71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5.7％，上交国家工商各税、农业各税达800万元；1998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58332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为8178万元，占总产值的14％。

白果镇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23年以白果岳北村为核心成立的“岳北农工会”，是共产党领导的湖南省最早的农民协会，为湖南农运之先声。在“岳北农工会”被赵恒惕镇压之后，1926年共产党人又在白果镇成立了岳北农民协会。1927年1月15日至17日，毛泽东在白果进行农民运动考察时，高度赞扬岳北人民像孙大圣钻进铁扇公主肚里一样，敢于在军阀赵恒惕的胞衣盘里闹革命。并说，衡山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我国农民起来革命最早的地方之一。中国有五岳，首先点起革命火焰的是南岳衡山，南岳衡山的革命火焰正向五岳蔓延。过去军阀赵恒惕想扑灭，扑灭不了。今后任何人想扑灭，将会跟赵恒惕同命运[28]。

确定白果镇作为乡级研究样本，还在于镇与乡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根据1984年11月，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建镇标准的报告》规定，建制镇标准是：(1)凡县级国家机关所在地，均应设置建制镇。总人口在2万以下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超过2千的，可以建镇；(2)总人口在2万以下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超过10％以上的，也可以建镇。凡具备条件的乡在改置镇以后，实行镇管村体制；暂不具备建镇条件的集镇，其所在地的乡政府要委派专门干部加以管理；(3)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山区和小型工厂区、小港区、风景旅游点、边境口岸等地，非农业人口虽不足2千，如确有必要，也可以建镇。从这些标准可以看出，像白果镇这种实行镇管村体制的镇，具有较为明显的非农化趋势。在社区发展的性质方面，镇一般既有农村区域，也有城市区域，既有农业人口，又有非农业人员，镇是中国工业化的起点，也是中国城市化的起点。这样必然会产生城市第二、第三产业与农村地区的第一产业之间经济结构的矛盾，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这种经济结构的矛盾必然导致显著的城乡差别，也就必然产生市民利益与农民利益之间的矛盾等[29]。

4．绍庄村和岳村

在村级层面，本书重点研究的是白果镇绍庄村。

绍庄村，离白果镇政府驻地2公里左右，与岳北农工会会址相连。同中国许多村庄一样，绍庄村形成的历史并没有文字记载，存储于乡村社会的记忆也特别模糊。为了搞清这个村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我曾从民族发展、姓氏迁移、习俗变迁、乡村建筑、甚至墓葬等多个方面进行过考察。

绍庄之地，位于衡山南岳后山地区。衡山县志中称，早在五、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晚期，就有先民在这里劳作、栖息。夏、商、周时期，此地为苗族和扬越族的聚居之地。秦至西汉，汉民族才大量南移[30]。但对具体的村庄来说，情况则非常复杂，不能简单用民族的发展史作为依据，较为直接的证据应该是姓氏的迁移。根据这一线索，我们按照绍庄村目前主要由李、杨、周三姓村民组成这一现实，研究了各姓的来龙去脉。据1929年编纂的《衡山县地方自治调查实录》记载，岳北地区的李姓是在宋代开始从江西迁入的，杨姓和周姓则在明代始从江西迁入。现存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属于海内孤本的明弘治元年(1488年)编修的《衡山县志》，却只有李姓迁入的记载。在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编修的《衡山县志》中，才有杨周两姓在明代中期迁入岳北地区的明确记载。当然，李、周、杨等姓氏分别在宋明两朝从外地迁入岳北地区，并不意味着绍庄村作为自然村落就形成了，因为此时的“岳北”是一个泛指南岳衡山后山以北的广大地区。为了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时间，我们查阅了有关族谱。由于绍庄村多姓杂居，各姓又分为多个族派，各族派说法多有不一，使这种考察变得十分困难。据目前占该村60％人口的李姓(陇西堂山霞李)七修族谱称，该性为授姓，最初生活在陇西地区，宋时逐步向南发展，元朝时多住江西，明时其中一支迁往衡阳。到衡阳后，又多有分宗，其中一支在明初从衡阳县移住岳北，分居于岳北、建筑和今天绍庄村等地。当时绍庄村叫山廓下，大约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时，山霞李有旗人为耕种方便从对面的岳北、涓水等村分户而在绍庄村现址筑房而住，到民初人口渐多。贯塘胡杨五修及六修族谱称，先祖法新公本胡姓，清初时因读书于南岳始由茶陵迁到衡山，第三代时，以军差不时，顶充户役以脱军籍易姓为杨，世居衡山贯塘即朝字六区 [31]。大约在清道光年间有一房迁居白果一带。民国初，杨达道房的同盟支开始迁居岳北[32]。乾隆四十六年续修象占公述称，周族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元大德居长沙府湘乡县云溪寺，第四祖来籍衡山岳北朝字白果[33]。周姓(汝南堂)的老人却言，他们的祖先是在民国初年从松板桥迁过来的。县志也云：清末民初，县内有部分自耕农为耕作方便，从大庄中搬出，另立新庄[34]。综合这些历史资料和村里老人们的记忆及传说，大致可以认定，现代绍庄村直接源于清末李姓的开拓，而杨姓和周姓在民初才定居这一地区的。也就是说，绍庄村作为正式村落，应该形成在民初之后。

支持这种推论的证据还有建筑和墓葬。衡山县农村古老自然村在平原地区多系聚族而居，一姓一村居多，且以富户住宅为中心营建，形成大村庄，并多建有宗祠。山区丘陵地带，或伐木搭棚，或筑土墙顶盖杉木皮，单家独屋，布局零散。而岳村地势属于平原和岳陵之间，村庄背靠一小山，围山而成，面对平原良田，地域开阔，却没有衡山传统的建筑风格，其布局较为分散甚至出现姓氏交叉，各姓均没有建立宗祠。这些特征恰恰说明了岳村作为单个家庭或小家族因故迁居开始、经过多家多姓历时嵌人发展而成为村落的状况。在绍庄村各姓氏的祖坟地，我们发现最早的祖坟不过四代，为民国3年(1914年)。这也证明，绍庄村作为正式村落的历史并不久远[35]。事实上，绍庄之名始于1961年人民公社化时期由白沙大队分出时，其意为“介绍进集体农庄” [36]。

现绍庄村有7个村民小组，196户，678人，其中农业人口648人，农业户为178户，退休户口落回本村的17户。耕地面积为524亩，其中水田508亩，旱地16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0.8l亩。全村主要依靠离村12公里的新桥水库进行农业生产，是较为典型的水利社会。村里除一个小林场每年有1000多元收人外，基本上没有集体经济。全村主要由李、杨和周姓三大姓氏组成，长期以来，村里的主要权力基本上由三姓分享，村三主干(支书、主任和秘书)由三姓人分别担任。为了搞清楚目前农村社会的组织状况，本书将从政治资源和权力分配、国家权力进入、社区利益保护、村民的政治意愿和认知水平、政治参与等方面，对绍庄进行观察和分析。

为了表述，我为绍庄村取了一个的学名叫“岳村”，这是学术研究通用的做法。岳，在汉语主要指高大的山，江淹《陆东海谯山集》诗云“轻气暖长岳，雄虹赫远峰”的岳就是此意。绍庄地处中国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后山，民间多将整个后山地区称之为“岳北”，并困岳北农工会的存在而闻名近现代中国政治界。因此，称之为“岳村”，还有敬仰之意。

5．文本资料和现状观察

研究中国的乡村社会，最感困难的莫过资料的欠缺。对于县一级，我们尚可从历史档案、地方志书和各种文件、有关正式出版物中寻找到部分资料。乡镇一级，基本上很难得到正式的历史性文本，但有关现实的数据和事件记录大体还是可以探知现实事件的线索。在村庄我们获得了大量的族谱、家先谱、口头传说资料、各种会议记录、村干部的工作总结、各类宣传口号，特别还收集了许多有关农民个人利益的许多证据、民间调解协议甚至相关的起诉书及法院判决。尽管这些文本资料，使我们有可能获得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性线索，但并不能仅仅依此来理解这种历史性变迁。因为，这些文本资料已经凝留了记载者的判断和思考。对此，英国学者王斯福有过这样的评价：“自梁启超以来，中国的学者们大都是通过各种记载文本来看待乡村生活的，而这些文本传递着一种筛选出来的观点：一个知识改革精英认为乡村应该怎样的。甚至于当这种观察(如毛泽东的观察)是建立在对农民生活的经验调查的基础上的，它仍只是一种高度有选择性的观察，因为它是在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中加以解说的” [37]。

为了获得现代乡村社会真实的信息，我们还进行了大量的以记录现实乡村社会政治行为的观察性活动。这些活动有人物访谈，实地调查，参与性观察，并采取多式样的问卷方式来获取相关数据。

四、有关说明

规范的体例是一部学术著作所必须的。这种体例需要说明文章的表述逻辑、概念体系和检验方法。其中，表述逻辑是有关文本结构安排[38]；概念体系是对报告的重要概念的界定；检验方法是有关理论和事实的特定验证手段。

1．表述逻辑

本书除导论外，由正文、结论和附录等部分组成。

正文共分四章，主要内容有：

第一章，是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政治特征的分析。我们分别从“传统乡村和乡村传统”、“皇权和保甲制度”、“族权和宗族组织”、“绅权和士绅统治”及“土地、赋税、文化和乡村控制”五个方面来表述这样一个观点：在传统社会，地方政治制度的基本事实是，在成文制度方面，国家行政权力的边陲是县级，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绅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其主要原因是这种体制能满足封建王朝对乡村资源的索取。这五个方面的逻辑关系是，“传统乡村和乡村传统”是对传统乡村的时间性界定；“皇权和保甲制度”、“族权和宗族组织”、“绅权和士绅统治”是对传统乡村基本的政治权力和相互关系进行描述和分析；“土地、赋税、文化和乡村控制”则是要回答传统乡村社会自治政治生成的基础。

第二章，是对民国社会激变时期的乡村秩序的考察。本书认为，民国期间，无论是军阀统治、还是农会组织以及军政时期，总的特征是国家权力强制性地进入乡村社会，强人和暴力是乡村社会秩序的主导性力量。这一期间，地方政制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就是行政权力从县级下沉到乡镇级，乡镇从自治单位成为了国家最基层的行政组织。我们首先从“辛亥革命后的乡村政治”、“农民运动和乡村传统”、“地方自治和保甲制度的重建”、“乡村建设实验和乡镇行政化”四个方面来描述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秩序发生的变化，再从“掠夺、兵役、人口和乡村反抗”的角度来分析国家权力下沉到乡村社会的主要原因。

第三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前对乡村政治的改造。本书从“农民协会和土地革命”、“合作社运动与乡村组织”、“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计划、阶级、户籍和乡村动员”四个方面，分析和剖析了土地改革时期乡村社会组织与权力建构及人民公社时期高度集权型的权力体制与乡村动员的关系。本书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摧毁了封建的乡村社会秩序，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国家通过对土地等经济制度的改造和意识形态的动员，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国家行政权力冲击甚至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国家权力的下沉，国家及乡村干部通过代理方式实现了对乡村社会权力的垄断。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乡村动员在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经济资源的同时，也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第四章，研究的是新时期乡村政治的发展。这是本书研究的重点。我们分别从“新时期的乡村改革”、“国家权力与乡政体制”、社区权威与村治结构”、“家庭利益和乡村秩序”、“村民权利与公共参与”及“市场、民主、法制和乡村治理”等角度分析了目前实行的乡政村治体制生成的基础和绩效，具体地研究了国家行政权力与社区自治权力、利益冲突和公共参与之间的关系。本书认为，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乡政村治体制具有现实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基础。实践证明，这种乡村治理模式的确立，不仅能完成国家新时期的目标和任务，对社会稳定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改变了建国以来村级组织经济化的进程，标志着村级组织政治化的展开。村民自治这种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乡村民主制度，将为中国民主化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积累宝贵的技术经验。

基本结论，是对正文中已表明的重要观点进行较为系统的说明。本书的基本结论主要有：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是现代化背景下由国家主导的乡村社会制度变迁过程；转型期国家对乡村社会的主导作用，受到了乡村利益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表现为有限主导的政治模式；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过程，乡村社会的基本政治主体正在实现从“家庭”到“单位”再到“个人”的过渡；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还是中国传统的权力文化向现代民主权利文化的发展过程。

附录，即“衡山调查记事”(节选)，主要是以时间为线索对这次调查过程和获得的各种资料的具体记录，以及调查中的一些感想，这样做也许并不符合“学术规范”。但我认为，这种有关调查行为的原始记录对一项实证研究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不仅是有关论文证据可信性的保证，在一定的意义上，它本身就是一份证据，是乡村社会调查中必不可少的“语境”说明[39]。

2．概念体系

概念是研究和论证的基本单位，如何选择或建构相关的分析概念，对我们的研究十分重要。特别是由于目前学术界对于本书使用的重要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界定，要求我们进行必要说明。

(1)农村、乡村和乡土。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农村”、“乡村”和“乡土”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没有进行严格的限定，在许多学术著作中常出现混用的情况，有时甚至在一句话中同时出现这三种称谓。实际上，“农村”、“乡村”和“乡土”虽然都是一个地域空间概念，它们所指称的对象具有一致性，即包括了城市以外的一切地域，是相对于城市而言的。但如果进一步深究，这三个概念在内涵上还是具有一定的区别，其指称也有一定的侧重。

“农村”主要的是一个经济概念，表明的是一种不同于城市的经济活动方式，是与“农业”相联系但并不相等的概念[40]。农业作为一个产业部门是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以有生命的动植物为生产对象，以同自然再生产过程相交织为特点的物质生产部门。“农村”就是与这种农业生产方式直接联系的社会区域。由于近代下商业的发展，加速了其与农业的分化，“农业区域”与“工商业区域”的对应关系也就越来越明显。因此，“农村”这一概念又通常用来指称近现代工商性的城市相对应的“农业性村庄”。

“乡村”主要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社区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或社会结构单位，是一个特定区域内社会群体和组织建立的一种社会文化体系。这些社会群体或组织利用这一体系在彼此间建立联系以解决由于居住在一个可界定的疆域内从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的带有共同性的问题，满足共同的需求。其基本规定性有：按地域组织起来的人口；这些人口程度不同地深深扎根在他们所生息的那块土地上；社区中的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乡村社区除具备以上规定性之外，还具备以下特点：第一、自然环境对乡村社区的直接支配性较强。乡村聚居点要受土地与人口的支配，总是限定在一定的规模或空间的范围之中，不仅农作物的种植带有地域性，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带有地缘的色彩。山川形势、交通条件、内部市场等因素也限制了社区的规模，形成一个个村落社区。第二、乡村人口散居在广袤的土域中，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人口流动率小，这就造成了乡村社区的封闭性。社区人口的社会生活比较定型，人口的同质性较强，获取外界信息比较困难。第三、家庭是乡村社区的中心。当乡村社区各种正式组织尚不发达时，乡村家庭不仅是经济生活的中心，而且是社会交往、教育和娱乐的中心。第四、乡村社区的成员在心理上比较保守，地方观念和乡土观念浓重。注重家庭和家族的利益，他们的言行中有时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41]。

“乡土”更多的具有文化意义，强调的是与传统农耕文明相联系的社会特性。在中国的古汉语中，“乡土”为家乡或故乡之意。《列子·天瑞》中“有人去乡土，离六亲”就是此意。乡土中的乡是指乡村，土则是指土地，“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42]。它表明了在传统农耕文明中，土地在社会关系中的决定作用。也正是由于现在土地的这种作用有所下降，学术界也就很少再提及社会的乡土性了。

本书研究的课题是与城市相对应的一定社区范围内的“政治结构”，因此，主要在社区意义上使用“乡村”这一概念。但在引用相关著作时，对原作者使用的“农村”或“乡土”概念所进行的表述也就不再进行说明。

(2)权力、权威和政治结构。权力、权威和政治结构是政治分析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具有很强的工具特性。这三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都有较为明显的区别，但又具有一定的联系。

权力是反映主体一客体、命令一服从关系的影响力，表现为对社会资源的支配和调动以及强制性地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43]。任何权力都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但只有由众人构成公共社会时才产生用来处理共同体公共事务的公共权力。由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公共权力又分为国家形态的公共权力和社会形态的公共权力。简单地说，国家形态的公共权力，就是国家权力，是一种高于社会的合法暴力；而社会形态的公共权力则寓于社会之中，对组成社会的个人直接产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自治权力。

权威指的是为其他人所服从的权力人士具有的被信任度和能力，依据韦伯的界定，权威可分为三类：神异权威，传统权威和料层权威。神异权威，指的是个人利用创造对众人的福利获得声望，从而具有一定的支配力量和尊严。传统权威指的是某种制度在长期的存在中，逐步获得公众的承认，成为具有象征力、道德和行为约束力的存在。科层权威，其力量来自于正式的官府以及工作单位上级的任命，以行政等级为其存在基础，涉及制度的建制，因此是官僚式的[44]。

政治结构则表明的是社会群体在政治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结构是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分布状态、排列顺序和作用方式，它反映系统的有序性特征。社会结构是在人自觉活动中形成的稳定的联结方式。政治结构是一定社会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既定关系，其基本单位是个人角色。“一个角色就是一种规则化的行为模式，它是通过人们自己的和他人的期望和行动而建立起来的，描述一个政治结构也就说明了各种角色之间的联系；每个人各就其位，在这个位置上，人们期望他经常按一定的方式行事” [45]。

政治结构总是与一定的权力和权威相对应的。政治结构能反映一定的权力状况和权威性质。因为“权力和权威都是社会中部分人对他人的控制能力。尽管权力和权威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它们的社会根源不一致，但如果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权力和权威都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志。在中国农村的基层社会中，分析权力结构对于分析社会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46]。

(3)治理、控制和自治。从词意上来说，治理(Govemmce)具有控制、指导和操纵等含义。作为政治学概念，治理则主要指“统治者或管理者通过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管理公共事务，以支配、影响和调控社会” [47]，是公共权力对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根据公共权力配置的方式不同，治理可以分为控制型治理和自治型治理。

控制型治理，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政治统治方式。就其权力关系而言，是一种科层体制。依据韦伯的理论，“科层制”最本质的意义在于“命令一服从”互动关系的确立。也就是说，科层体制是以服从的持续存在为基本前提的。而“命令一服从”互动关系的建立是与对资源的占有和支配状况相联系的。

自治型治理，是以一定社区或群体为对象而相对独立地组织起来的公共权力管理方式；按照政治学家戴维·赫尔德的解释，自治是特定的政治框架形成并限制着个人可利用的机会，在这个框架范围内，个人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因而承担同等的义务。这就是说，只要他们不用这种框架来否定别人的权利，那么，他们在决定自己生活条件时就应该是自由和平等的。“„自治‟意味着人类自觉思考、自我反省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它包括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思考、判断、选择和根据不同可能的行政路线行动的能力。”“制定自治原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国家行政的形式界限与市民社会的形式界限。” [48]按照这种“自治原则”来分析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可以发现两类不同的“自治”，即“乡村自治”和“村民自治”。深入分析这两种“自治”的基础、性质和绩效，是我们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关键。

3．检验方法

检验方法是判定研究成果可信度的手段。一般认为，理论的检验方法有两种：经验检验和逻辑检验。

本研究在理论上不具有特定的预设性的检验方法。运用一般的逻辑方法可以进行解读和理解。

本研究运用的事实证据可以质证和检验，但需要按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方法。

其一，对于社会基本状况的数据，一般都以国家权威机关认定的数据为准。对有多种文本，如有多种版本的地方志等出版物认定的数据，一般以最近的版本为难。对有多种资料认定的数据和事实，凡与近年出版的县志不相同的数据，如不能再进一步核实，均以正式出版的地方志为准[49]。凡是与研究结论相关的数据，均标明了出处，按注明查阅相关文献及档案资料便可以证实。

其二，关于调查获得的数据，其收集的方法分为两种，(1)设计基本调查问卷表，通过随机取样的方式确定调查对象并由其填写，以了解调查对象的意愿；(2)设计各种基本数据统计表，通过分类取样的方式确定调查对象，在调查者的参与和指导下由调查对象据实填写，以了解调查对象某一方面的真实情况。对上述问卷表和调查表的基本数据和相关信息，均经过认真且符合学术良心及品德的分类统计和分析，以保证有关数据系统化和定性信息定量化。全部问卷和调查表保存完好，以备核查[50]。

其三，对于调查中参与和非参与性观察记录，虽然事件的本身很难重复，但观察者却力求准确和全面，并注意到了相关文本资料：

[1]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页。

[2]党国印：《“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吗?》，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

[3]王沪宁认为，为加强村一级组织调控作用，从目前乡村变化了的生活方式看，将社会体制的下线伸入到村是必要的。(参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4]沈延生在《村政的兴衰与重建》一文中指出，将村民自治作为中国民主建设的起点和突破口，是不切实际的。自下而上的演进不能代替自上而下的变革，“非国家”层面的群众自治也不能代替国家层面的民主宪政。离开政治发展整体目标的所谓政治民主化，会沦为历史的笑柄。其政策性主张就是实行“乡治、村政、社有”，村政的基本内容就是将政府组织延伸至行政村；(见《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

[5]有学者认为，如果说第一次汉族社会人类学研究的高潮，是以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为契机，那么，第二次汉族社会人类学的高潮应该是在莫里斯·弗里德曼的理论的刺激下，以华南为中心(台湾、香港、广东)，从60年代始逐渐发展起来的。(参见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6]这里借用郑杭生对农村社会结构的研究状况的评价。(参见郑杭生：《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页。)的变迁进行实证研究。

[7]王仲田：《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8]张厚安、徐勇主笔：(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

[10]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11]江泽民1995年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农民日报》1995年2月28日。

[12]余力：《中国农村政治：一个紧迫的课题——张厚安教授访谈》，载《社会主义研究》1991年第2期。

[13] [德]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思格斯：《费尔巴哈》，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

[14]为全面理解和掌握西方现代经济分析方法，我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现代经济分析的原则和工具：社会科学分析范式的革命》这部专著(即将出版)。我认为，现代经济分析已超越了古典经济分析的历史性局限，并摆脱了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化的困惑，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为理解全部人类行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

[15]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16]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17]王铭铭认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历史过程之中，对汉人社区内部社会秩序、行动、互惠以及它们与外在政治、社会、文化的互动加以考察，可以建构一部有益于理解大社会及其变动的社区史。”(参见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19]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6页。

[20]有学者评述说，“传统的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对一个村庄或一个社区通过参与观察，获得对研究社区的详细材料，并对这一社区进行精致的雕琢，从中获得一个完整的社区报告。这样，人类学的发展本身为地方性的资料细节所困扰，忽视了一种整体的概览和思考。”“人类学的研究并不仅仅是描述所调查对象的社会和文化生活，更应关注的是这一社区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相关的思想，以及这一社会和文化在整体社会中的位置。”(参见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21]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村治丛书总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1997年版，第4页。

[22]《省党部派员考察各县党务》，载湖南《大公报》，1926年12月28日。报云“至于此次巡视县份，计宁乡、新化、衡山、衡阳、湘潭、醴陵、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县”。

[23]肖浩辉：《毛泽东与中国农民》，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详细路线见附图。

[24]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30页。

[25]本书有关衡山县、白果镇及绍庄村的耕地、人口、户数、工农业总产值等数据，除有特别标明外，均为1999年统计数字。

[26]《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03页。

[27]衡山县人民政府：《湖南省衡山县地名录》(内部资料)，1982年刊印，第57页。

[28]参见衡阳市党史人物革命烈士传记编纂委员会编：《衡阳英烈传》第2辑(内部资料)，1995年刊印，第220页。

[29]参见张全在、贺晨：《镇政府管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30]《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7页。

[31]《贯塘胡杨五修族谱》，卷1，旧序。

[32]《贯垢胡杨六修族诺》，卷13，杨达道房蒙青支同盟房谱。

[33]《衡山白果周氏六修族谱》，卷1，续修象占公述。

[34]《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28页。

[35]对于这一推论，我曾讨教过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专家刘沛林教授。他认为，从岳村目前多姓杂居的状况来看，岳村的确有别于南方许多单姓村落。而且从湖南有关历史方面的资料来分析，又不能归结为“战乱和自然灾害”两大因素，比较可信的结论就是岳村在民国初才形成正式村落的。他对于村落的界定是：村落即农民聚落的简称，是长期生活、聚居、繁衍在一个边缘清楚的固定地线的农业人群所组成的空间单元。(参见刘沛林：《古村落：和谐和人聚空间》，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页。)

[36]据当事人回亿，此名始于1958年公社化初期；衡山县人民政府编辑的地名录称为1961年。参见(湖南省衡山县地名录)(内部资料)，lg82年印刷，第59页。

[37]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38]如果说，事实逻辑表示社会现象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会出现并且可以重复的过程，那么，揭示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演变过程及内在逻辑是我们研究的目的。但是，研究过程和表述过程是有区别的。研究过程讲究的是路径和手段，表述过程则要注重逻辑和体例。表述过程是有关研究成果系统化的阐述和说明，其逻辑体系表现为文本的结构。

[39]“语境”，即语言环境，表明的是受调查者的“话语”背景和习惯。在目前许多有影响的乡村社会研究著作中，我们发现作者总是引用调查时某人说过的一句话或几句话作为证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并没有交待“语境”。尽管我们可以不怀疑作者的学术品德，但我们还是可以怀疑这种的结论的可信性。

[40]周沛：《农村社会发展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41]张晓山：《走向市场：农村的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87—89页；何肇发：《社区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9，152-155页。

[42]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明年，第9页。

[43]郑杭生：《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44]参见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69页。

[45][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62页。

[46]陈吉元、胡必亮：(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页。

[47]徐勇：《GOVERNANCE：治理的阐释》，《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1期。

[48] [美]戴维·慧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1-396页。

[49]在这次调查中，我接触了大量的地方志专家。我发现，尽管他们在资料的取舍和事件的表述上也要受到意识形态和知识水平的限制，歌功颂德仍然是其主要的动机，但是，这些志书编纂者大都有史家的求实精神，用他们的话说，“对有些事如不符合上面的规定，我们可以不写或少写，但写上去的就应该是真的，这可要对子孙后代负责任的”。正是基于他们这种“史德”——对历史的责任感，可以说，较之那些政治性的统计资料来说，志书是要真实得多。

[50]有关资料已随论文移送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资料库设专柜保存，以备查考的收集。查阅这些文本资料、访问当事人、分析其他关联信息也可以得出相似结论。

第一章 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

清代，地方政治制度的基本事实是，在成文制度方面，国家行政权力的边陲是县级；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绅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

一、传统乡村和乡村传统

我们研究的课题是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所谓“转型”就是指事物从一种运动型式向另一种运动型式转变的过渡，转型期则是这种过渡过程的时间界线。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过渡过程1，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传统乡村”有一个认定，即通过确定“传统乡村”政治社会的“标准形态”，再从具体的历史过程来了解这些“标准形态”发生了那些变化，又是如何发生的。可以说，这种认定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目前人们在使用“传统乡村”这一概念时，其内涵和外延并不清晰。有许多有影响的著作，将“传统乡村”泛指为新中国以前的所有乡村社会，有的甚至将现代有些村庄因具有传统乡村社会的某些特征而指称为“传统乡村”。

对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起始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正式开始的。到目前为止，这一转型过程大致经历了1840年至1949年的启动和慢速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8年的中速发展阶段和1978年至今的快速和加速发展阶段2。其主要标志是：(1)社会的基础产业发生了转变。传统社会基础产业是农业，绝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而现代社会基础产业是工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商业和服务业，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超过了农业。(2)社会劳动方式发生转变。传统社会主要是手工劳动；现代社会因工业发明和科技进步而主要是机械化乃至自动化生产。(3)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程度发生转变。传统社会只有简单的即依照年龄和性别等自然特征进行的劳动分工，社会分化和专业化程度因此很低，社会的同质程度较高；现代社会有了复杂的劳动分工，社会组织的结构与功能随之高度分化和专门化，社会异质程度较高。(4)社会主要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发生转变。传统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是家庭组织和血缘，家庭组织担负着生育、生产、消费、教育、赡养、抚养及娱乐等多方面的功能；现代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是职业组织和业缘关系，家庭在生产方面的功能已经外移给社会职业组织，在生活方面的功能逐渐外移给社区组织。(5)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发生了转变。传统社会的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是乡村社区；而现代社会的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城市社区。(6)社会开放程度发生了转变。传统社会因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而具有较强的分散性和封闭性；现代社会因其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流通乃至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而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7)社会管理的权威基础和主要方式发生了转变。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以传统权威为基础，家长制管理是其主要管理方式；现代社会的社会管理则以法理权威为基础，科层制管理是其主要管理方式。这些转变的发生和过渡过程，就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3。

但按照王沪宁等政治学家的观点，中国社会是从20世纪开始进入转型期的4。其依据主要是英国现代化学者安德鲁·韦伯斯特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传统社会的特征有以下三个方面：(1)传统主义的价值观占据统治地位，人们向往过去，缺乏文化能力去适应新的环境。(2)世系门第制度决定着人们的社会活动，这种门第制度是实行经济、政治和法律控制的主要工具。一个人在门第系统中的地位以及社会地位是给予的，而不是凭业绩获得的，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反映出他所属的家庭、民族或部落的地位。(3)传统社会的成员用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迷信的和宿命论的眼光去看待世界，认为一切都将听天由命，事物的发展注定如此。而现代社会具有三种截然不同的特征：(1)人们可以保留传统的东西，却不做传统的奴隶，并且敢于摒弃一切不必要的或阻碍文明继续进步的东西。(2)人们的关系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都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人们在地理上的流动已使家庭纽带松弛。一个人在经济、政治上的地位可由其努力和高度的进取心而获得，不取决于出身门第。(3)现代社会成员不听天由命，而是富有革新精神，随时准备克服障碍，表现出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和对世界的理性与科学态度。所谓社会转型，就是从前三个特征转向后三个特征5。

显然，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这些争论，并不影响我们将“社会转型”作为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概念。这种重要性主要在于，“社会转型”是我们的一个理论分析工具，是一种研究视野。特别是，我们在分析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理论和标准后，产生了这样一个理论假设，这就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具有相对独立的形态和特征，即虽然中国社会的转型包含了乡村社会的转型，但乡村社会本身也存在一个转型的过程。如果这种理论假设成立，我们在将“转型期”作为一种研究视野运用到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变迁的分析时，就需要具体区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向，其一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乡村社会。它要求更多地关注社会转型所具有的历史性事实，将乡村社会发生的变化作为这种事实中的一部分来进行考察，其目的是从乡村社会的转型来获得中国社会转型的信息。其二是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它是以乡村社会本身的转型为基本线索，社会转型只是其历史背景，通过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社会关系的分析，来把握乡村社会的变迁过程和规律。当然，这两种视角是相联系的，因为，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从来都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

根据这一理论假设，我们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应该是指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乡村社会的转变过程。转型的目标是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从传统的宗法封建的乡村向现代民主自由社会的转变，是从传统的缺乏自觉意识的农民向作为历史主体的农民转变。这个过程，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当今中国乡村社会仍处于这一过程之中。因为，我们的研究将表明，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是巨大的，自此以后，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是，从具体的社会结构来看，1840年之后的乡村社会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有到20世纪初，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乡村社会才开始发生结构性的转变。

也就是说，我们将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前的中国乡村社会界定为“传统乡村”的标准形态。由于1905年并不意味着清朝的终结，所以，我们将用“清代”来界定整个清朝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概念，用“清末”来指称1840年至1905年的中国社会，用“晚清”来描述1905年至1911年的清朝，试图以动态的发展过程来校正“传统乡村”的不确定性。

根据这一界定，可以这样认为，只有近一百年历史的岳村并没有经历过“传统乡村”这一历史阶段。这无疑给我们利用岳村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传统乡村”增加了困难。为了弥补这种缺陷，我们只得将与岳村相邻并有姓氏关联的其他村庄以及整个岳北地区作为这一研究的参照。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可是在进行多层次的比较研究后，我们意外地发现了另一类有价值的现象。这就是，没有经过“传统乡村”的岳村，却具有中国“传统乡村”许多相同的“乡村传统”6。

这种有别于“传统乡村”的“乡村传统”，也许正是我们正确解中国乡村社会的“遗传密码”。

二、皇权和保甲制度

史学家一般都认为，中国传统社会，自秦始皇建立郡县制以来，王朝就垄断了国家权力，并通过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系统和严格统一的法律制度，控制着整个社会。皇权成为了国家权力的主要体现和代名词。如果从社会治理角度来考察，我们可以将这种垄断了国家权力的皇权分为治权和法权两个方面。治权是以国家权力机构为内容的权力体系，而法权则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规则体系。从理论上来说，封建王朝的治权和法权是统一的，但就具体的封建王朝而言，治权和法权则表现为一定的区分。这不仅表现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封建王朝对某一地区的权力失控而造成的法制失范，也表现为在某些地区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与以法权为背景的自治体制的区分。这种区分，最为突出的情形就是宋代王安石变法以后，县以下的广大乡村社会。

具体来说，秦朝将全国划分为郡、县、乡三级行政区域，乡作为基层行政区域得以确定。“以县统乡，以乡统亭，以亭统里。大率10里1亭，亭有长；10亭1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缴。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缴主循禁盗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7从皇权表现形态而言，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深入到了乡政，三老为“乡官”，法权则普及亭里，亭长里长虽只为“民官”，却有督促皇权实施的义务。东汉至三国，县置诸乡，“民有什伍，伍有伍长；百家为里，里有里魁；十里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为乡，乡有乡佐、乡老、有秩、啬夫、游缴各一人。乡佐、有秩主赋税，三老主教化，啬夫主争讼，游缴主治安。”这种设置及其性质与秦相差无几，只是乡民的组织化程度更为系统和严密。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承袭秦汉，实行乡、亭、里制；另一方面则仿《周礼》实行邻、闾、党制或里、党制8。如北魏初年，实行的“宗主督护制”，实际上是利用地方豪强控制乡村。“后魏初不立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人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然而，“邻里乡党之制，所由来久。欲使风教日周，家至日见，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身之使手，干干之总条，然后口算平均，义兴讼息”9。因此，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年)，建立了以《周礼》邻、里、族、党制为蓝本的三长制，即“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10。但这一时期，乡的规模渐次减小；乡官由官派向民选过渡。西晋时，“县五百户皆置乡，三千户以上置二乡，五千户以上置三乡，万户以上置四乡。乡不满千者，置治书吏一人，千户以上则置吏、佐、正各一人”11。到隋唐，乡里组织领袖的地位虽有所下降，但仍为乡官。隋文帝开皇十五年(595年)，文帝尽罢乡官。“到唐代中期以后，乡里组织之领袖如里正的地位明显下降，乡里制度已开始由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变。到宋代，这一转变得以完成。”12其中，最主要的标志，是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实施的保甲制。宋史载，王安石“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心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13。元朝称“村疃制”，明称为“里甲制”，实际性质并无大的变化。但在具体的形式上，乡村组织不再是基层政权，其负责人不再是政府官吏，但又必须在县府的领导之下，行使基层政权的一部分职能，与此同时，自理乡村公共事务，乡规民约亦在此时出现。

也就是说，自秦朝至明清，国家的地方权力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到隋文帝开皇十五年(595年)，实行乡亭制，以官派乡官为主，民间推选人员为辅，乡为基层行政区域；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年)至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乡里制度开始由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变；从王安石变法至清代，实行的保甲制，县为基层行政区域，乡不再是基层行政区域。这表明，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14，乡里组织领袖一改在秦汉时位要声显的状况，最终成为州县官吏任意驱使的差役15。

清代官治体制基本上沿袭明制，设有省、府、县及道、州、厅各级组织。省下设府，府下为县，道为省的派出机构，州、厅有相当于府一级的直隶中央的州、厅和相当于县一级的普通州、厅。其中省为地方最高政权组织，县为最基层的行政组织。清光绪年间，全国共设有24个行省区，185个府，34个直隶厅，72个直隶州，78个普通厅，145个普通州，1303个县。县的行政机构为知县衙门，一般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有的县还设有日发房、仓房、库房等。县的首脑为知县，按《清朝通典》，知县掌“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厉风俗。凡养民、招神、贡士、读法，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也就是说由知县总揽全县行政权和司法权，凡县内之诉讼审办、田赋税务、缉盗除奸、文教农桑诸政无不综理。县的佐官和属官有县丞、主簿、典史、巡检、驿丞、闸官等，负责管理全县政务、赋役、户籍、缉捕、诉讼、文教等，知县还直接聘请刑名、钱谷、征比、挂号、账房、书启等胥吏协助其处理政务。在县以下，清承明制，推行保甲制度。早在顺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就谕令：“凡保甲之法，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出则注其所往，入则稽其所来。”16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甲法并没有认真推行。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重申保甲法。这一年，康熙下诏曰：“弭盗良法，无如保甲，宜仿古法而用以变通。一州一县城关若干户，四乡村落若干户，户给印信纸牌一张，书写姓名、丁男口数于上。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面生可疑之人，非盘洁的确，不许容留。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若村庄人少不及数，即就其少数编之。无事递相稽查，有事互相救应。”17自此以后，保甲制作为基层社会组织形式而通令划一，凡保甲之法，“十户为牌，立牌长，十牌为甲，立甲长，十甲为保，立保长”i。而“居民皆有版籍，南方以者以图，北以里社，皆乡贯也”18。

衡山县清顺治四年(1647年)始入清版图，属湖南省衡永郴桂道衡州府。光绪年间其辖区东至攸县40公里，西至衡阳界22.5公里，南至衡阳界两衡亭25公里，北至湘潭界牌山17.5公里，远大于现在的衡山县境。衡山知县衙门作为清王朝最基层的行政组织，在公署下设吏房、户房、礼房、兵房、承发科、架阁库、铺长司、僧纲司、道纪司和草市、永寿(南岳)巡检司两个派出机构。行政长官称知县，正七品，掌管县政。佐官有县远，正八品，辅助知县掌理县政，主管粮草、赋税。属官和学官有典吏、教谕、训导、分防把总、协防外委各1名；僧纲司、道纪司、草市巡检司、永寿巡检司各司吏1名；吏、户、礼、兵房和承发科分别设司吏、典吏各1名；架阁库设典吏1名；铺长司设司吏1名；驿丞、阴阳学训术、医学训科各1名。此外，还有门子、皂隶、仵作、马快、库子、禁卒、马夫、斋夫、轿夫、扇夫、伞夫等历名。这些机构和人员设置，各代基本上没有变化。湘乡、湘潭、长沙、醴陵四县的县政设置与衡山大体相同，只是湘乡还设有驻防把总(正七品)。衡山县的基层机构定制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这一年，知县李长祚将衡山县原6乡16都(里)1坊改编成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又等17个字，下共设437个区。每个字号设团总1人，每区设保正1人，“大多由乡绅兼任”19。光绪十二年(1886年)县内推行保甲法，要求每10户立一牌头，10牌立一甲头，10甲头立一保长，户给牌招，书其姓名、丁口。出则注其所往，入则稽其所来，不报者论罪20。岳村一带在明时属于“一都”管辖，清代定制时“一都”改为“朝字”。从当时的政区图可以看出，“朝字”管辖的地方包括了现在的白果镇、江东乡、松柏桥乡等地，大体上与民间称之为“岳北”的区域相同21。“朝字”共设了34区。岳村之地大约属于第十二区。这时的一个“区”要比现在的“乡”小比“村”又大一点。五县中的其他县也同衡山一样，在县以下建立了保甲制度，只是在定制的时间、区划设置和名称上多有不同。湘潭县在清初实行都甲制，县下划为21都，都设都总，主管行政，都团总，管军事、治安；都下设甲，甲设团正，主管行政，团总管军事和治安；甲下分境(后改为牌)，全县共计607境，境有境长。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推行保甲法，都下设10保，保有保正；保下设甲，甲有甲长22。醴陵县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设东南西北4乡，乡下设30都，都下设108境。1782年该县推行保甲法，咸丰年间，保甲制渐废，光绪十二年(1886年)，恢复保甲制23。湘乡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将全县划成12个乡，乡以下划分为44个都和3个坊，都以下分区，区以下分牌24。长沙县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设10都、4坊、1厢，坊厢下设甲25。

从上表可以看出，清代县以下的设置并不统一，各地的名称和层级也不相同。这说明，在清代，知县对于县以下的区划设置有较大的自主权。因此，在许多地方志中，常有“某县令设置地方”的记载。尽管各县在县以下体制的名称和设置上区别较大，各地在近年编修县志时，却都将此时县以下的行政设置称之为“自治单位”26。

对此，我曾走访了有关专家和学者27，他们的解释主要有两点：其一，清代以来的地方志都这样称谓；其二，按照民国著名学者闻钧天的解释，所谓地方自治就是“一地方之人，在一地方区域以内，依国家法律所规定，本地方公共之意志，处理一地方公共之事务”28。也就是说，清代县以下的基层机构是一种以“地方之人”“按地方公共之意”“治地方公共之事务”的制度体制。其特征为：

第一，清代保甲制明文规定，保甲组织的执事人员须是本地域内的居民。

清代对保甲组织执事人员的资格标准和选任办法均有明确规定。乾隆二十二年《户部则例》通令，保甲长由“士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者，报官点充”。清《刑部条例》规定，保正甲长牌头选正直老练之人任之，若豪横之徒，藉不正名义贪利者，当该长官，严为取缔，并饬其退职从严处罚。也就是说，保正甲长牌头，向例由各地域范围内之居民，“公举”本地德才识兼备及家道富有者，呈地方官任之。事实上，清代的保正甲长牌头及更高一级的“团总”均为地人士充任。从衡山县政资料和岳北地区各族谱反映的情况来看，此类规定，在当时执行得还是比较严格的，各地方人土是绝不许可外人担任本地保甲组织的执事。如在岳北地区属于大姓的《赵氏宗谱》就记载了大量的本族人士如何担任本地保甲组织执事而如何造福乡里的事迹。其中“族人”因公正无私，受其他地方乡民敬仰，为到他乡主事，只得按“朝廷规制”迁居他乡。可见，要成为清代保甲组织的执事，就必须首先成为本地“士民”。由于在清代某些时期内，保甲制中的执事之职应该是让百姓敬仰的事情，是对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社会承认，有些乡民为了能在他乡得到此职务，不得不移居他乡，另立宗支。

当然，也有学者寻找到与此相反的证据。由于，保长要同时侍奉两个上司：上级政府和地方绅士，而上级政府的县官又只能委托一批差人做其代理，这些差人地位不高，也没有什么实权，他们到乡下办理公事时(主要是刑事、田产纠纷、租粮)，先找保长，由保长加以款待，保长视事轻重，决定是否和如何向当地管事的绅士汇报请示。面对着政府权力所代表的统治者利益，绅权是代表地方利益的，两者常易形成对立的局面29。这样，使保长这一职务并非成为了令人争当的角色。云南呈贡安村观音寺嘉庆七年的石刻碑记就证明了这一点。碑文曰：“古者保长之设，所以卫民而非以病民，后世公务日繁，差……渐冗，躬肩厥任者，每有遗大投难之患……每遇替任之年，或防患而贿赂求免，或畏难而逃避他乡。愁苦之状，莫可胜言!因而互相酌议，约为善处，本寺中无论士庶，每月公捐钱文……将所获钱银，制买田亩，收积租息，帮贴保正，以供差之需。”30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只是从我们对清代中后期湖南部分农耕经济较为发达地区进行考察得到的资料来看，此类情况还比较少见。

第二，地方之意通过公举执事人员和乡老议事来体现。

中国封建官僚政治，官员一般都是由朝廷任命，他们的升降都操纵在皇帝或其上级手中。而乡里组织的领袖都“直接从乡里百姓中选任，按职责分类规定选任标准”31。清《户部则例》规定、牌长、甲长和保正“限年更代，以均劳逸”32。其中，牌长甲长三年更代，保长一年更代，其产生的方式是选举和推荐后，须报县级政府备案。

但对如何选举和推荐，初无定则，因时因地，多有异同，“然大率皆以待之优礼，使贤能之士，乐于自进，以勤厥职”。“保长以保甲编制之当任者，先选保长，保正及甲长，挨保甲编成后选任之。保长选任之法，先出告示，示保长辖统保正，有稽查资盗贼逃人奸宄职掌，并持以破格优异之殊礼，免除各种杂役。先依各乡约总地及庄镇长，合词公举能适任者，每乡举正副二人为侯辅者报县，县官详审其推荐书，召之县堂，此见于公庭，免其下跪叩头，礼观其容仪，审其应对，择二人中之最堪胜任者，于某月某日，行公任式，于一人备候补。”33当然，公举的权力属于每户，而不是属于每个村民。而“报官点充”则须：由当地的士绅和乡贤共具“保结状”；本人具“认充状”，自述年岁、原籍、家室及生理；由厅置差役检验真伪上报；传被举人赴署当面验看答对；答对无误，即准认充，发给执照和印章。

第三，保甲制的管理的区域具有地域性，但职责却又具有一定的政务性质。

保甲制度的管理职能是“什伍其民，条分缕析，令皆归于约会长，凡讼狱、师徒、户口、田数、摇役，一皆缘此而起”34。具体来说，可以分为维护社会治安和催办钱粮赋税两个方面。

维护社会治安，不仅是维护国家统治秩序的性质，而且体现了一定社区公共需要。由于岳北地区地处四县交界的要冲，又在衡山南岳的背面，保甲长的治安责任尤为突出。各代保甲均以维护地方统治秩序、严密防范和镇压民众反抗即“弭盗安民”为首要。具体的做法有：(1)稽查和纠禁。岳北等村由牌长负责掌管本牌十户的户口稽查工作，每天黄昏时，牌长要手持户口簿向各户查问当天有没有人犯有过失。若发现有男子夜出不归都要逐家查明确实，登记备查，并要报知甲长。若发生人口变化，如系婚嫁生故，迁徙改业等正常变动，由牌长报知甲长，经保长核实后可禀换门牌，改注册籍。岳北范围内的客店，均先得由牌长查明登记，登记内容包括马匹、军用器械和货物等。来往人员由牌长先进行盘查，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应即报甲长，甲长上报保长，保长认为如有需要，应将其捉拿并飞报官府。“凡甲内有盗贼邪教、赌博赌具、窝逃奸拐、私铸私销、私盐西曲、贩运硝磺并私立名色、敛钱集会等事，及面生可疑，形迹诡秘之徒，责令专司查报。”35牌内十家须共具互保甘结，确保不“容留匪人及违禁诸事”。如有犯者，立即举报，否则一家事发，“什伍连坐”。(2)巡夜和堵御。每甲均要由甲长和各牌长领队巡更伏路。岳北一般每日均由一牌长领队，各牌轮换进行。发现违犯法令，擅离职守偷闲误事的人，允许立即严察禀究。夜晚更定之后，禁止任何人夜行，如遇急事，须经甲长验明后发给夜行牌，才准许放行，而且，回来时应立即将夜行牌缴回。倘有人捏造事实索取夜行牌，第二天要指名禀报保长，进行查办。甲长若有隐瞒要一同受罚。本村如有警事发生，甲长应立即率领壮丁堵御。邻近村庄发生管事时，无论是否同属一保，甲长也应该率领壮丁前往支援，倘有迟延误事的，与不到的同罪。

催办钱粮赋税，则完全是国家(王朝)强加于社区组织的职能了。清代征收赋税，强调自封投柜和官收官解的原则，但乡里组织仍负有协征的义务和追索滞纳者的权责。“保甲长为完成催粮催税的任务，经常需要与图差、里书人等相互配合。所谓图差，即县衙门分派到各个乡村的差役，专管某一区域钱粮上纳之事；所谓里书，则是旧日里甲遗留下来的专管钱粮图册书算之人。”36但也有学者指出，在清代保甲制只负责社会治安，催办钱粮赋税是由里甲制度负责的。因为，顺治三年(1646年)，诏令各州县每三年编审户口一次，并且按照旧例编造黄册，以邻近的110户为一里，推举其中丁粮多的10户为里长户，轮流担任里长(地保或地甲)，其目的是调查户口催办钱粮，按调查户口之事，重在编户口册呈报官厅。顺治十七年以后，使民各治其乡主执役于官，按里社制用民之目的，范围较大，故无论何事皆不外使民供事于官37。也就是说，清朝实行的这种里甲制度，是和保甲制度并用、互为表里的。它们的区别在于，在法律地位和目的上，保甲制属于清朝刑事部分，以人丁为主，目的在于查明人口流动情况。以便监视和控制，承担治安、稽察的警防任务；而里甲制度属于户律部分，以户为主，目的是查清每户的田粮、丁粮，称编审册，以便于征收赋税，承担征收赋税、摧办钱粮遣派差役等行政公务38。在组织结构和层次上，保甲之甲由10牌组成，分为三个层次，里甲之甲由10户组成，分为两个层次。作为赋税系统的里甲的户是基本实体单位，甲却不是真正的基本单位，而保甲之甲，却是防警连保的真正的基本单位39。

问题是，清末，在衡山这类地方的具体建制中，保甲制和里甲制是否同时存在?这两种相近的制度又是如何协调的?

我曾在岳村查阅杨家民国初年续修的族谱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份夹在族谱之中抄录的清代“烟牌”。此牌正面曰：“凡在同户，亲束戚属，男女大小不得遗漏一人，其同居之人俱照本户式开列，违者甲长保正等并究。其本户内人敢有忤逆不孝不梯，赌博酗酒，生事斗殴，挑唆词讼，依附邪教，拜把游荡，结交匪类，窃囤私盐，藏匿逃盗，作歹为非，许本户票首邻右甲长保正等，逐日挨户严查，如有立脚点项各犯，密报即行，立拿究治，如通同容隐，事发一体连坐不贷。”门牌背面则立有条约曰：“某某正堂示渝，牌面所开前禁，尔各户人民格遵法度，勉为善良，今所开条约系奉宪颁保甲内之晓谕，尔等共相守望救援，以妨御邻，务宜勤恪乃事，以无负上台保安固圉之至意。特谕!”接着就是所列的具体事项：“

一、十牌为一甲，其十户俱听甲长管束稽查，如有违抗者，甲长禀究。

二、守栅了望，除老弱孤寡免派外，其余具听甲保庄头等公均派，如有违抗，禀拿重究。

三、所派处所，勿许擅离时刻；如有骑马带械之人，有图入本庄者，即将栅门锁……保甲放铣集伍壮，堵集追擒；遇夜巡更时，各各携带梆锣器械，……有警时击梆报警。

四、凡店歇生者，每日循环登记其南来北往，一行几人，有无货物马匹器械，如有行李货物，苏历不明之人，不许容留住宿，仍报知保甲等盘查住客，天明放行，违者重究。”40可见，当时的保甲制，并没有征收赋税之说，其侧重于社区治安等事务。

事实上，在清代前中期，征税是县府的主要职责。知县要负责登记户头和每户成员，保存关于土地业主的记录，负责根据列在各种法令中由中央政府制订的标准和方法摊派赋税、收纳税款并开出一式三份的收据，惩罚拖欠不交者，并负责储存运送征收到的货物钱财。在县府之下负责登记和征集工作的是里甲，里甲与另一种每10户组成的行政机构保甲制部分重合。这种里甲组织的存在，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的一道上谕中可以得到证明。“湖南陋习，里甲之中，分别大户、小户。其大户将小户任意欺压，钱粮皆大户收取，不容小户自封投柜。甚至驱使服役。嗣后小户令出大户之甲，别立里甲。造册编定，亲身纳粮。如有包揽、抗粮、勒索、加派等弊，该督抚题参治罪。”41随着赋税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诏令“续增人丁，永不加赋”以后42，户籍编制逐渐失去了赋税方面的意义，以户籍为基础的里甲编制也让以田土为中心的图甲编制所代替43，雍正二年(1724年)又沼令百姓完纳钱粮，当令户户到官，不许里长巧立名目，加以包揽。里甲长的权力下降。只是，“由于清王朝并没有明令废弃里甲制度，因而，在乡村社会实际形成了里甲保甲名称混用、职能合一的情况，或者是里甲其名，保甲其实，或者保甲兼有之职”44。而到了清嘉庆年间，里保合一的趋向已经十分明显，乡正、里长已纳入了保甲系统，县府设立了专门负责的差役，他们代表政府来到地方，找到保甲组织的执事人员，要求他们协助催粮征税，帮助对付那些企图不交纳皇粮国税的“刁民”，并且逐渐将“一切户婚田土、催粮拘犯之事”变成了保甲执事的义务。45

三、族权和宗族组织

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国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个微型的邦国。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的成分。从社会角度来看，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的，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单位(各个世系)组成，他们世代相传，永久居住在那里，靠耕种某些祖传土地为生。每个农家既是社会单位，又是经济单位。其成员靠耕种家庭所拥有的田地生活，并根据其家庭成员的资格取得社会地位46。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许多学者认为，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制度和宗族组织，是探知中国乡村社会的关键47

那么，我们能从“岳村”中获得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宗族知识吗?

事实上，没有经历过“传统乡村”的岳村，并不是没有宗族的痕迹。甚至可以说，在岳村的记忆里，有关宗族的信息是很丰富的。因为，我们走进现代岳村时，许多农家的正堂屋都有一个神台，中间并不是一般常见的神像，而是各家祖宗的灵牌。在那些年岁较大的村民家中，我们还很容易得到了李姓、杨姓等姓的族谱。村中的老人一般也能够很清楚地讲述自己家族的“根”在哪里。当然，这种讲述已有很多“传说”的成分了。但是那些让族人视为“族根”的族谱却能让研究者探知许多已成为历史的事实48。

我们不妨依据《山霞李氏六修族谱》和七修族谱及《贯塘胡杨五修族谱》来解读传统乡村的宗族秘密。山霞李族谱到1998年已是七修了。七修谱云，该姓宗祠称为“五知堂”，这五知是宋代学者李藏用先生曾作《五知先生传》中所言的“知时、知难、知命、知退和知足”，从陇西多次迁移到明时进入衡阳，现已发展有9000多人，其中，在岳村就有80多户，300多人49。据民国期间(1942年)六修族谱称，在清时，始立宗子即族长，为一族之尊。“子姓视效所关，宗族家务所系”，掌管全族事务，对不守家法、违悖教训者，随其轻重处罚。族长一般由族中行辈最高而又年长的“廉能公正、人望素孚者，公举充任。”全族根据血缘远近和居住地等设“房”，各房立房长，管理本房事务，由族长、族正择年长公正明白为本房素所敬服者任之。李氏宗族在清末约3500余丁，曾设总祠一人，族长三人，还有勾攫行杖之执役者四人。族立有族规，言称“王者以一人治天下，则有纪纲，君子以一身教家人，则有家训”50，主要内容有“敦人伦、崇孝梯，以正纲常”、“安分睦族”、“无犯国法”、“完粮纳税”，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光宗耀祖”。在清末，由于李氏多有迁移，有的房离总祠已近百里。因此，有的房开始立新宗祠，在总族规之下立有新约。这些祠堂类似家庙，即可以聚族敦宗、敬宗收族，又作为公堂，执行家法和族人会集的场所，平时还是学堂，举办族学，以培养本族子弟。总祠和房祠均设有族田，这些族田主要来源是子孙仕官者或殷富者捐田赡族，伙仪公出51。族田由族长统率，由族中“殷实廉能者”或“有科名者”掌之，大都由本族人佃耕。族田主要用于“周恤鳏寡孤独废疾贫乏”的族人。

李氏宗族的这些情况表明，在清代，宗族组织的确是大量存在的，有如“天下直省郡国，各得数百族，落落参错县邑间”52。而这些宗族组织的具体表象就是由族长、族规、祠堂、族田(义田)、族谱等要素联结而成的族权之真实存在。

在族权的这些要素体系中，族长处于最为核心的位置。可以说，族长是族权的人格化和集中体现。按照家长制这一宗族组织舶基本原则，族长被视为宗子，为一族之尊，掌管全族事务。具体来说，族长通过主持祭祀这一同宗同族成员敬宗收族等仪式，成为家族成员认可的精神权威；通过主持族人的日常生活，如婚丧嫁聚、分家立嗣、财产继承、调解纠纷等，成为整个宗族社会群众的事务控制者；族长通过主持制定宗族法规，并对不守家法、违悖教训者，随其轻重处罚，而且有了强制性的力量；族长还是整个宗族社会群体的代言人53。在族长这些职权中，直接关系到乡村社会秩序的主要是族长的执法权威和对外交涉的权力。而事实上，国家在许多时期对这些权威和权力采取了积极提倡的政策。如清咸丰年间就规定：“凡聚族而居，丁口众多者，准择族中有品望者一人立为族正，该族良莠，责令察举。”54由于有了国家权力的支持，“族长实等于宗族的执法者及仲裁者，族长在这方面的权威是至高的，族内的纠纷往往经他一言而决，其效力不下于法官。有的权力甚至为法律所承认”55。因而，在那些聚族而居的单姓村，其族长虽不特具全村之行政权，但凡涉于民间诉讼案件及族中私事，亦有处决之权56。在那些多姓杂居的村庄，各族的族长对村庄行政事务也能发挥作用的，像同族宗亲之间的纠纷，族长的话要比保甲长的话管用；异族之间的纠纷，各族的族长往往会代表本族的族人出头露面与对方谈判，甚至决策宗族之间的斗争；涉及到国家的有关事务，族长则会代表族人与保甲长甚至官府进行交涉。在族长之下，“择刚方正直心口如一者，立为户长，又择老成持重四人立为户正”57。

族规是具有封建强制性的规则体系。这些规则体系十分复杂，宗族的人伦关系和族人的行为方式均在其中。它不仅有族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也有族人与宗族组织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更有族人和宗族组织对皇帝和社会的义务。无论是为了宣传敦人伦、崇孝梯，以正纲常，还是为了“安分睦族”，还是有关无犯国法，完粮纳税，其核心思想就是一个，在遵守皇法的之下，维护宗族利益，光宗耀祖。《山霞李氏六修族谱》的家训六要就是，“正伦纪”、“安本分”、“务正业”、“扫祖英”、“恤族难”、“持公道”58。家规六戒则规定，“戒出子为僧”、“戒擅醮生妻”、“戒莫入匪类”、“戒同姓婚娶”、“戒凌磨媳妇”、“戒灭人祖坟”。其中第三戒“戒莫入匪类”就称，“不畏国法”者，就会成为“上辱祖宗、下玷儿孙”的匪类59。岳北地区的宗族谱记载的族规，最为突出的是对“孝道”和“妇道”的规定。“祖茔不许子孙侵犯”、“妇人不得二嫁”、“妇人不准入祠”、“妇人不准界人族纷”等等有着妇女必须遵循“三从四德”的规定常见于族谱。而且这些规定具有封建强制性，《贯塘胡杨五修族谱》云：“倘族内有媳骑翁头、孙骑祖头、卑幼侵犯尊长，许呜族长立押本人改扦别处仍听处罚，如有不遵，呜官究治。”60也就是说，“一旦有逾越族规族法的行为，就会受到来自族长为代表的宗族势力的惩戒。这种惩戒往往相当严厉，甚至可以处死家族成员。由于族规族法有利于限定人身自由，维系乡村统治权威秩序，往往也会得到国家法律的认可和支持。如根据族规族法处死家族成员的人可不受到国家法律的相应制裁，即使国家法律有„杀人偿命‟之类的规定”61。岳北地区现在还流传在清时一妇人因丈夫死后与一和尚偷欢让族人活活烧死的故事。

词堂也称之为宗祠，岳北地区多称为家庙，是族权实现的空间。明代以前，法令上只允许贵族品官设立祠堂，追祭祖先。明嘉靖年间，礼部尚书夏言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诏天下臣工立家庙”，明世宗准议之后，庶民联宗立庙、敬宗收族就兴盛起来，而过去民间祠堂也由此从家祠进而为宗祠了62。《山霞李代六修族谱》称，“族之有宗庙，犹国之有社稷也，社稳固，则海宇得乐升平，宗庙修则孙子得明孝”63。从这种意义来说，宗庙的建立，表明了人们宗族观念的行为模式进一步系统化和规范化。岳北等地的祠堂大都修建于清朝中期，其中山霞李氏“建洞白市百余载，历设经管以司祠事”64。这些宗祠规模大小不一，其中曾作为岳北农工会会址的刘捷三公祠，为三开三进的宫殿式建筑，建筑面积近400平方米，有房二十多间，门楼设有戏台，正堂设有龛室用来供奉祖先神主，并设有大厅以集聚族众行礼议事，两厢则设置族学，以供族家子弟读书习字。岳北地区的祠堂，一般有四个功能，即祭祀祖先，在祠堂的完室里立有神主位牌，上书祖先名讳、生卒年月，每于春秋择吉日65，由族长率领入构设祭。宗族聚会，处理族中重要事务和执行族规。宗族的执事机构，接待来往宾朋以及同宗，管理族田、族产等公共事务。设立族学，是族家子弟的教育场所。词堂的这些功能都与族权相关。族权的实现也需要活动的空间，词堂就是族权得以实现的重要空间。这种空间首先是物理性的，是人们从事权力行为的活动场所，无论是作为祭祖和族学的场地，还是作为执行家法和族人会集的场所，都体现了族权的真实存在。没有这种物理性空间，公共行为和公共决策都要受到影响和制约66。另一方面，祠堂又是族权的精神空间，因而它是一种权威的载体，是族权象征性的建筑物，是族人的根底所在。由于祠堂具有这种精神上的象征性作用，族权才变得具体而有质感。

族田是族权的经济基础，是宗族存在的经济手段。白果等地的族田一般分为义田、学田、祭田、族坟等几种类型。“义田以给子孙之贫不能婚葬者”，使其“日有食，岁有衣、婚娶凶葬皆有赡”。“学田以资读书之灯油”，祭田的收入则用于祠堂的修葺，家谱的增订，祭祀时的牺牲、祭品、用具、宴席等开支。族坟则是埋葬族人之地。67《贯塘胡杨五修族诺》称，“茔田宜世守，倘万不得已而出卖接员不许售之异姓。即与疏房，先须尽问亲支。”“不问亲支即重价，接员不许管业田，给亲支平价收回，如恃强不遵家规者，合族公处。”68岳村的山霞李族谱称，其祖汉京公在朝字二十六区捐祭田三十亩，“租息收入，均赡族众”69；杨氏族谱称，其公祠设有祭田五十亩，其租息收入，以祭先祖，并设有理财管理这些族田。这些族田虽然以封建地主所有制为基础，但并不归某一地主所有，而是一种族人共有制。这种共有制的法律意义是，族人对族田拥有不可分割的权利。当然，这种权利并不是每一个族人都能平等地行使的，它总是由宗族组织掌握着，是由宗族的少数头面人物控制的经济资源。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经济资源，宗族组织及族长通过对其用途和收益的控制，使族权的影响力就变得具体而持久。

族谱是族权的表象。岳村地区的族谱又称为宗谱。《衡山白果周氏六修族谱》记载的同治六年四修族谱源流序称，“家之有族谱，犹国之有史。而诺与史有不同，史只记其生平之行事，谱则源流必晰，生没葬向必详，间有事迹可记，则别为传序赞”70。它一般记载了本宗族的起源，演变过程，全族的户口、婚配，族产族田的数量和地点，以及家训家法和族规，先贤语录、祖宗格言及宗族之中值得纪念之事等。比如岳村的杨氏《贯塘胡杨五修族谱》，分为四个部分，即宗族起源、宗族大事记、宗祠和宗产记载、族规(包括义田和学田规则)、全族的户口。其声称，“谱明宗支，辨长幼，别亲疏”，“以记家训，明事理”71。事实上，族谱是一种权力性很强的符号，它虽然类似于花名册，但实际上是族人相互联系的纽带之一。特别是，族谱所记载的有关本族人员的“符号”，对所有的族人来说，本身就意味着是一种权利，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而限制或剥夺这种权利，则是宗族组织和族长们的权力。

历史学家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族权大致形成于明代后期，在清代时则进一步强化。且与西欧封建社会宗法组织与皇权相对抗有所不同的是72，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这种族权从来都是依附于皇权，甚至可以说，是皇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特别是到清代，它最终与封建政权配合，起到了基层政权的作用73。事实上，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推行保甲制度后，代表族权的宗族组织与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宗族组织成为了国家实施乡村自治的基础所在。

第一，家庭是保甲制度生成的基础，宗族组织是保甲组织发挥作用的前提。

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家庭是基于血缘亲属关系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单位，同时又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单位。这样的家庭具有两个典型的特征，即父权至上和家庭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而且正是这种父权主义和家庭主义，是乡村社会的家庭向家族和宗族发展的决定性基础。事实上，家族只不过是扩大的家庭，宗族则是制度化的血缘关系。

中国的家族制度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春秋以前的宗法式家族制度，魏晋至唐代的世家大族式的家族制度，宋以后的近代祠堂族长的族权式家族制度。这三个阶段，实际上与代表皇权的乡里制度的演变过程相联系的74。这种联系不只是时间上的一致性，更主要的是，家族制度本身就是乡里制度的组成部分，保甲制度最基本的单位的“户”是家的组合，家庭制是保甲制度的基础。林耀华曾分析道，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家庭是最小的单位，“家有家长，积若干家而成户，户有户长，积若干户而成支，支有支长，积若干支而成房，房有房长，积若干房而成族，族有族长。下上而推，有条不紊。家是经济单位，户是政治社交单位，支是宗教祭祀的单位，族房长即祠堂会，是乃经济、政治、社交、宗教等综合单位”75。也就是说，作为保甲组织最基本单位的“户”，实际上是家的组合，保甲制度的基础是家庭制。当然，“户”在清代编户齐民的过程中，不只是一个政治社交单位，它最主要的是一个经济单位。对此，费孝通先生曾从经济共同体和“基本的地域性群体”进行过界定76。有学者则从赋税制度角度指出，“户”在图甲编制中，“不再是一个家庭的登记单位，而变成一定的土地和纳税额的登记单位；作为土地所有者的个人或家庭，则以纳税责任人的身份使用这个在图甲系统中的„户头‟。”尽管“政府册籍里的„户‟直接登记的是土地或税粮，但社会成员仍然得由这个户籍系统来稽查”77。特别是，在清代，湖南等地时兴“大家庭”，一般都三、四代同堂，如果是“五代同堂”，经当地衙署上报后，还可以得到朝廷“褒扬”。衡山明代至清，县内的家庭结构以中等家庭为主，明永乐十年(1412年)，全县户平均7.64人，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增至8.17人，少数官绅、富户多至数十人78。湘潭光绪十三年(1887年)，户平均7.77人，其中50人以上的大家庭3384户，占总户数的3.2％79。湘乡在嘉庆二十年(1815年)实有91690户，583206人，户平均人数为6.36人。同治十年(1871年)全县85131户，637289人，户平均人数为7.49人80。长沙，据清嘉庆《长沙县志》记载，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长沙县户平均人口为7.4人。光绪初，全县户平均人口竟达8.7人。四代和五代组成的“扩大家庭”，几乎占全县总户数的75％以上81。醴陵清康熙五十五(1717年)到同治九年(1863年)，有五代或五代以上的同堂大家庭132户82。这些大家庭多有一定的产业，靠封建伦理相维系，实行家长统治，家庭成员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而且，我们在对五县许多族谱的分析后发现，在清代，在进行保、甲两级编制时通常采取了宗亲与自然村聚落或地理区划相结合的标准。湖南等地大量的单姓村往往就是同族甚至同房宗亲的生活聚集地，这些村的保甲组织基本上按照宗亲相近的原则进行编制。就是在那些多姓杂住的村，在编制联保时，一般也会考虑宗亲关系，将那些血缘相近的人编在同甲同保。杜赞奇根据对华北农村的研究得的结论也证明了这一观点，他发现，保甲或里甲的划分与设想中的十进位制并不完全符合，而且到了清末，“牌”、“十家”等划分渐渐以宗族为基础。具体表现为：一牌不一定非得10户组成；牌中往往包括居住并不相邻但却同属一族的人家83。也就是说，虽然宗族组织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亲的组合，但其地缘性也是客观存在的。宗族组织的地缘性，就决定它在许多场合与保甲组织交叉甚至重合。而且，在职能方面，宗族组织与保甲组织在维护社会治安、教化族人、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方面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可见，正是宗族组织与保甲组织的这种同构性，使宗族组织成为了保甲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之一。

对此，清雍正年间江西巡抚陈宏谋对如何利用宗族组织有过很精辟的论述，他说，“临以祖宗，教其子孙，其势甚近，其情较切，加法堂之威刑，官衙之劝戒，更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之实效”，“以族房之长奉有官法以纠察族内之子弟，名分即有一定，休戚原相关，比之异性乡保自然便于觉察，易于约束”84。如湘军创建者曾国藩就在浏阳发布的告示称，“本部堂刻有乡团执照、族团执照，尔浏阳各乡选举廉明公正之人前来具领，清查户口，稽查匪类，细加剖别，大彰公道”85。这里的乡团就指保甲之类，族团指宗族织，将两者并列，使掌握村镇基层政权，维护封建秩序。当时准军首领之一的冯桂芬对此的论述更加明确。他说，“宗法为先者，祭之于家也；保甲为后者，聚之于国也”；“今保甲诸法之不行者，以无宗法为先也?”“宗法行，而保甲社仓团练一切之事可行”；“以保甲为经，宗法为纬，一经一纬，参稽互考，常则社仓易于醵资，变则团练易于合力”86。可见，在冯桂芬等看来，如果不把族权渗透到保甲组织之中，保甲也就名存实亡。事实上，自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长江流域以南的各省，宗族组织与保甲联合一起至合而为一，负担起镇压农民暴动稳定封建统治的职能87。

第二，保甲组织领袖与宗族组织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代表皇权的保甲组织是按地缘组织起来的政权体制，根据清代定制，保甲长只能由本地人士公报之。这样，就产生了保甲组织的领袖与宗族之间的联系。有学者将这种联系归结为：保甲组织的领袖有时是由宗族族长等人充任，或保甲组织的领导权被宗族势力操纵和掌握。一般的情况下，那些有名望、有地位、有钱有势者才有资格才容易充任保甲组织的领袖。而作为一族之长的族长最有可能成为保甲组织的领袖。所以，如果族长愿意，他们极有可能一身二任，既任族长又是乡里组织领袖，从而成为乡里社会权力的核心人物。另外，即使乡里组织领袖不是由族长担任，往往也受其控制，至少受宗族势力的影响。这就使这两者如同一对孪生兄弟，在许多方面具有相关性、相似性及其相同性，二者表现出较强的亲和力88。

我们对岳北地区各族谱分析的结论也大体如此。但有如下问题值得注意：(1)甲长直接由宗族组织的头面人物担任的现象较多。特别是岳北那些比较大的单姓村，一甲之内就为本族族人，甲长往往就是本村宗族组织的头面人物(房长等)。(2)保长基本上都不是由某一族的族长担任，宗族势力只是作为保甲领袖的背景。因为，保所辖范围基本上已突出了“族”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保之内已有多族的存在。这就存在一个各族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平衡问题。一般的情况，那些有势力的大族能够主宰对甲长的选任，但为了表示公平和使他族易于接受，族长本人一般并不直接担任保长。如果一保之内各族势均力敌，这样，各族会通过各种方式选派大家较能接受的人士担任保长，或干脆轮流“执政”。此类情况在多姓杂居的村对甲长的选任也同样存在。(3)有些有势力的宗族组织甚至通过各种方式非常策略地将本族人员安排到县衙，通过建立与县衙之间密切的联系，以增加本族在地方的影响力89。岳北赵氏宗族就有族人到县衙担任门子而享受族田收益补贴的记载90。

第三，宗族性乡约组织是保甲组织的必要补充。

乡约组织是一种民间依血缘关系或地缘关系组织起来的自设组织。在不同时期，乡约的目的各有不同，其中主要是宣讲圣谕，御敌护乡、劝善习礼、守法惩恶、祟务教化、应付差徭。在岳北地区，乡约有两种，一种是按血缘关系建立的，实际上是宗族性乡约。这些主要属于单姓村。如岳北地区的赵氏乡约，实际上就是一个宗族组织。而在一些杂居村，乡约组织则是一个跨越族界的乡约组织，而与保甲体制的范围大体相同。这种越族界的乡约组织，具有明显的经济性，不仅购置了田地，而且设立了基金，从事高利贷等业务。事实上，乡约组织的宗族性和社会性是统一的。同治刊《湘乡县志》有一较为典型的记载。曰：“子有韦，举乡约正，嗣总族事，立戒约，明礼让，勤勤以古道相勖。凡事以事来质者，开示曲直，从容剖析，闻者皆服。虽间有所话河，其人亦侧立屏息，退无后言。”91可见，“乡约正”还兼理总族事，其职责是“立戒约”和“开示曲直”。

总之，保甲组织与宗族组织的这种结合，反映了封建皇权和宗族权力的一致性。这有如吴暗先生在《论皇权》中所说，皇权是治权，从形式上来说，秦以前是贵族专制，秦以后是皇帝独裁，都不是由于人民的同意委托，而是由于凭藉武力的攫取、独占。在封建宗法制度下，无论是贵族专政还是皇帝独裁，都是以家族作单位来统治的，都是以血统关系来决定继承原则的。一家的家长(宗主)是统治权的代表人92。可以说，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度是传统中国农村在社区组织、社区结构、社会控制和农民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最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充分地为历代国家政权所利用和发挥，成为其在基层乡村确立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也成为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基础。无数分散的乡村宗族经过一定行政权力的串连，便形成国家的主体，这是理解农村基层与国家关系的关键93。

四、绅权和士绅统治

在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中，绅权是非常重要的权力之一。代表绅权的士绅是地方权威的代表者，他们使国家的行政权和乡村自治权融为一体，是传统乡村自治政治的重要纽带。

一般都认为，绅权是一种地方权威。所谓地方权威是对于一个地方社区人民的领导权力，绅权是区域性的，区域性的意义是指绅士的领导地位有一定范围的界限，虽然范围有大有小。一个绅士离开了他所在的社区，不会对别人的生活发生影响，便无从发生控制别人的权力94。掌握绅权，拥有这种地方权威的是士绅或绅士95。但是，对于什么样的人是士绅及其产生的过程，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胡庆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里很早就分化出两种人，这就是士绅与农民。组织农业社区的分子大多数是在田地里直接生产的农民，而士绅却是主要依赖地租为生的少数知识地主或退隐官吏。土绅与农民代表两种不同的经济基础，生活程度与知识水准，他们是上与下，富与贫，高贵与卑微的分野，在传统的社会结构里，具有声望的人物不是农民而是少数的士绅96。费孝通先生则出，士绅是封建解体，大一统的专制皇权确立之后，中国传统社会所特具的一种人物。这些人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其资格和作用，以及参与政治的方式和途径都由国家法律严格规定97。而按照张仲礼的研究和解释，绅士是中国传统社会自科举制以来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是与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相联系的一种身份98。

如果按照学术界上述对于绅权解释和士绅标准及行为说明，去解读岳村及岳北地区等村庄的历史，我们会感到有许多迷茫和不解。因为，虽然我们能体会到那种有别于皇权和族权的地方性权威——绅权的存在，但也发现，代表这些绅权的并不只是那些取得过功名或有官职的人，那些因财富或德性或技能而造福乡里者也能成为社区权威的代表人物，在乡村事务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而那些虽有功名但贫困者却不能成为地方权威人士而真正掌握绅权。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根据地方志、族谱和民间传说将岳北地区的地方权威分为三种类型：功名类、富人类和能人类。

功名类是指那些因取得功名而拥有了地方性权威成为士绅的人。如果对此类士绅进行进一步分类，其主要包括两部分人，即取得过功名而没有入仕者和退隐在乡里的官员，这些人在事实上都通过于预地方事务而成为地方领袖。据李姓(山霞李)族谱载，该族在清乾隆以后，共有6人取过不同的功名。这些人大都只通过乡试，而没有金榜题名，所以也没有出仕为官，一般均在乡里授徒为生。他们中有的“孝友慈祥，抚幼弟孤侄甚厚。族有四十无子者，助之完婚”。有的“康熙丙子，大旱，食蕨者苦无盐，费多金买盐散给。丁丑又饥，赈谷二百石。尝修石桥，以便行人”。因他们知书达理而又有善行，所以在乡里享有极高的威望。不仅乡间邻里的红白喜事以请到他们为荣，民间纠纷由他们议决而平息，而且官府在进行编户齐民需要丈量土地或登记造册对他们也多有依重。地方志也常见此类记载。如清同治刊《湘乡县志》就记载了，康熙年间湘乡知县李介祥着“区长、牌头将本名下所管业户逐户开明原丈田亩、地、塘数目，择严密公所，遴公直绅士十人王应泰……等入局，将前任现存丈册逐户查对清楚”99。此十人均为有功名之士。

富人类是指因财富享有乡民敬仰而成为乡间士绅的人。在岳北流传最广的是有关“赵家老爷”从放牛仔到富人的故事100。这位应该生活在清代中期的“赵家老爷”，年幼父母双亡，靠帮给族人放牛度日，在同龄族人进族学读三字经时，他只能在远处默听，由于他天资聪慧，所以尽管他一字不识也记住了许多经文。当然凭此要获取功名是不可能的，但这位“赵家老爷”进入不惑之年后，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成为当地有名的富人，由于他自幼贫贱，富裕之后对待乡亲也就充满善意，而且能在本地遭受外来的举人跃负时，用自己的智慧将那个自视为才高八斗的“举人”好好地教训了一番。自此之后，方圆数里都以“赵家老爷”为荣，无论是乡里宗族之间的纠纷，还是官府的为难之事，只要“赵家老爷”的花轿一到，没有解决不了的。

能人类是指那些掌握某门乡民急需技术的“能人”，因其技能过人而享受到的地方性权威。在清同治年间对白果等地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李纪方，就是一位民间医师。据县志记载，李纪方，字伦青，白果长碧冲人，生于清朝道光中叶，年轻时跟外祖父尹慎微学医，同治二年(1863年)开始行医，对于内科、外科、喉科、肿症，专心研究，成为了白果等地的名医。光绪八年(1882年)到长沙，在汪铁珊司马家作幕僚，著有《白喉全生集》，蜚声国内，被称为治白喉神医101。这位李神医不只是医术高明，富有善心，而且还能主持公道，为民做主。岳北地区，无论哪族哪房有事，只要李纪方判定，各方均得服从，不得有任何异议，甚至官府有关白果等地的案件也得向李神医询问意见。

毫无疑问，上述三种类型人物都属于地方权威的代表者。无论是取得功名的李家祖先，还是靠白手起家的“赵家老爷”，还是神医李纪方，他们在事实上都拥有了在社区的影响力，对社区的事务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只不过其权威的来源各异。功名者以知书达理而有功名身份荣耀乡里；富裕者以白手起家而富甲一方而德感乡民；技能者以医技高明而造福百姓。如果说，他们都因拥有了这种社区影响力而成为了士绅的话，那么我们起码可以对学术界较为流行的乡村士绅理论作出如下修正：其一，在乡村社会中，绅权的代表者并不一定就是那些获取过功名者的。社区里那些因财富、德性或技能而获得绅权者，并不是通过什么正式规则“选举”出来的，而是在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基础上，产生于舆论之中，是当地居民较为一致的内心认同，即他们是因“声望”而成为地方权威的。对此，徐勇先生分析道：“声望是由于人的特殊地位和才能而获得他人尊敬和服从的一种影响力。与建立在物质财富基础上的经济权力和强制性的政治权力不同，声望以他人自觉尊敬和服从为条件，是由于被尊敬者的特殊地位和才能形成的，并能对社会产生较特殊的影响力，使拥有声望的人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古代中国乡村，声望主要来源于宗族地位和学识。”102而且，家境的富裕程度以及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并不是充任“能人”的先决条件，有的甚至连必要条件都不是，关键在于个人的德行，他们必须具有精明能干、熟悉传统、办事公正、深孚众望等品质特征103。为了有所区分，我们将这种终生没有功名而实际上掌握了“绅权”的地方权威人士称之为乡绅。当然这些没有功名的“乡绅”并不都像“赵家老爷”、“神医李纪方”，许多人最终还是要通过捐纳而获得功名，以成正果。地方志中记载了许多此类事例。如“章显相，字维翰，少失怙，植品力学，尤精春秋，有以所辑左氏说就质者，悉为参定；里中授徒，多所成就。十赴秋闱未售。嘉庆戊午，以诸生赏给举人，己未，赏给翰林院检讨衔，奖耆儒也，性刚直，凡邑中义举，皆躬为赞襄，不辞劳瘁”104。这位“十赴秋闱未售”的举人，以诸生赏给举人，实际上属于捐了个举人105。其二，贫因而有功名者并不能真正掌据绅权而成为士绅。按照许多学者的解释，好像取得功名就能真正掌握绅权而成为地方权威人士，事实也许并不如此。我们的这一结论与上述“赵家老爷”的故事有关，因为让赵家老爷“修理了一番”的“举人”是衡阳县人士，此人也贫贱出身，其父为当地的“杀猪佬”，虽才高八斗但中举后却再无作为，只得以教徒为生。可由于其略有口吃，生员短缺，生活自然举步维艰，只得远行白果等地，寻找生计。不想在指评赵家祠堂对联时，被一字不识也没有功名的“赵家老爷”以“你的诗书牛皮，但为何没有饭吃?”这一简单问题问得哑口无言，只得愧疚而归，不日病死故里。这是一位具有功名的举人的悲剧。在今天人们谈笑时，那轻快的言语还表明了对这种贫寒功名的讽刺。事实上，功名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权威，如果这种功名最终连生计都无法解决的话，也就会失去人们的尊重，更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影响力。可见，在现实的乡村社会里，绅权所体现的地方权威也需要经济基础，由于取得功名并不一定意味着获得财富，因此，那些贫苦的功名之士也就并不一定能掌握绅权而成为真正意义的绅士。正是如此，美国学者费正清就将士绅仅局限在那些有权有势的乡村领袖之中。他说，“中国的士绅只能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意义来理解，因为他们是同拥有地主和官职的情况相联系的”。“作为个人的士绅是公家官员，掌管政治和行政事务。但他们也是处在家族关系中的成员，并依靠家族关系想来维持他们的生计”106。

根据这些修正，我们可以将乡村士绅的特征概括如下：“首先，他们具有较平均水平多的财产，包括土地及财物。其中许多就是当地的地主。经济实力是他们占有地位的基础。由于有了土地，他们才可能摆脱日常的劳动，有精力关注社区的公共事务。其次，他们有较多的社会关系。有些乡村士绅曾经做过官，或者亲属中有人做官，有能力在关键时候与各级官员打交道。再次，乡村士绅一般都受过较多的教育，其中有一些还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他们在农村代表着知识阶层。因为有了知识，他们便具有了指导农民的权力，成为农村文化的典范。”107当然，这些条件有可能同时具备，也可能符合其中的部分条件就成为了乡村士绅。

那么，这些掌握了绅权的土绅们在乡村政治中又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呢?

第一，绅权与皇权具有一致性，士绅是保甲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

张仲礼的研究表明，士绅们具有人们所公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并有着特殊的生活方式，同时承担了若干社会职责。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有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务。他们在文化上的领袖作用包括弘扬儒学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以及这些观念的物质表现，诸如维护寺院、学校和贡院等。但是，士绅的这些事或许可称为“半官方”的，因为士绅代政而行事，但又不是政府的代理人。士绅仍然是一个社会集团，在自愿的基础上行事。这些以士绅为主体的地方精英是国家和地方政治衔接的桥梁，作为地方领袖，他们与政府结成联盟，在本地承担许多职责。他们担任官员与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就地方事务出谋划策，同时在官吏面前又代表了地方利益。在正常情况下，政府和士绅的主要利益是一致的，并且为保持社会的轮子运转和维持现状，他们相互合作。但是当他们的利益相悖时，士绅则会批评，甚至反对和抵制官府的行政，不过并不对中央政府造成严重威胁108。实际上，乡村士绅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其中，首要的作用就是他们是国家与乡村社会联系的纽带，是保甲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

保甲制度作为代表皇权的官府在乡里社会的延伸，宗族组织作为地缘和血缘的组合，构建了乡村社会的主体：而士绅作为地方权威的拥有者，由于其影响力远远超越了乡里组织和宗族组织的界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乡村社会多种权力发生联系的桥梁。可以说，没有士绅这些乡里精英作为纽带，官府与乡里组织，甚至乡里组织领袖与乡民都无法联系和沟通。在保甲组织与士绅的关系上，我们注意到了这些乡里组织领袖的来源和发挥作用的“背景”。有研究者已经证明，在保甲制度推行伊始，士绅们并不赞成这一制度，他们采取种种手段阻碍这一制度的实施，“甚至拒绝提供登记他们及家属姓名等情况”，“以至保甲制度在中国南部地区的实施中，无疑地失败了”109。由于传统乡村社区分散而且封闭，国家只能与农村的士绅取得一定的妥协，“地方州县恪于绅士阶层的地方社会的实际影响力，常常以„下有对策‟的灵活性，使绅士们摆脱保甲制度的控制”110，并依靠他们对农村实行控制。在白果等地流传的“赵家者爷”的故事中，就有各路官差和保甲头面人物在处理白果地方事务时，均需到“赵家老爷”处通报和咨询的事例。这些事例的主题就是一个，如果没有“赵家老爷”的认可，任何地方事务都是绝对不能办的，否则就要你这个保甲长别干。这位代表地方权威的“赵家老爷”虽然不是保甲长或都团总，但其影响力却大大超过了这些乡里组织的领袖。他作为乡里组织领袖的“背景”发生作用，即支持得力者，反对以至更换不得力者111。在土绅与乡民的关系上，我们体会到更多的是保护者和被保护者之间的需求。无论是知书达礼的“功名”之士，还是富甲一方的“赵家老爷”，还是造福乡里的“神医李纪方”，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地方权威的代表人物，最主要的原因是乡民出自内心的敬服，有的甚至爱戴。这种敬服和爱戴却是建立在乡村社会对地方权威需求的基础上。在许多情况下，村民们都愿意作为被保护人而需要保护者的保护。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保甲组织和宗族组织作为地缘性政治组织和血缘性亲属性组织，给乡民提供的保护是有限的，这些组织的领袖们往往与他们保护者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因此，乡民们就盼望有一种超越于这些组织和领袖的权威，这样，那些由乡村社会内生的，但超越于原有社区组织的士绅就应运而生。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从乡民对士绅代表的地方权威的需求，去理解人们为什么希望有“皇权”和“清官”。

由于士绅的这些性质及现实作用，历来的官府也就特别重视与士绅的交往。据说是清代知县必读的《牧令书》就言，“为政不得罪于巨室，交以道，接以礼，固不可权势相加。即士为齐民之首，朝廷法纪尽喻民，唯士与民亲，易于取信。如有读书敦品之士，正赖其转相劝戒，俾官之教化得行，自当爱之重之”112。广东巡抚发布的告示也曰：“士为齐民之首，乡民之望。汝等知晓，汝为民之绅抖、耆老，从今往后，尽心竭力，抖擞精神，以领吾民，补吾之不足。”113清代有名的知县汪辉说得更明确：“官与民疏，士与民近。民之信官，不若信士。朝廷之法纪，不能尽晓于民，而士易解析。谕之于士，使转谕于民，则道易明而教易行。”114这些来自官方的语录说明，官府从来都将士绅视为是朝廷与乡民之间的桥梁。事实上，“在通常情况下，地方官到任以后的第一件事，是拜访士绅，联欢士绅，要求地方士绅的支持。历史上有许多例子指出，地方官巴结不好士绅，往往被士绅们合伙告掉，或者经由同乡京官用弹劾的方式把他罢免或调职。官僚是和士绅共治地方的。绅权由官权的合作而相得益彰”115。也就是，“对于整个权力结构来说，如果以县以下为界限的话，皇权与绅权一向是分工合作的。分工的方式相当于税制中的承包制，士绅在往昔似乎是整个权力结构中基层地方上的一个承包代理者或是受委托的代理者，负责办理政府与人民民之间的义务履行等事务，酌量各地情形拟订一个负责的标准，士绅即负责经手交纳，政府在经常的情形下照例不得另加干涉或多所勒索”116。而地方志记载最多的就是士绅代表本地利益，为民作主之类的事实。比如，“康熙五十九年，升科届期，邑绅士简恒等以土瘠则重、辨赋维艰等情，屡呈恳详请具题，幸蒙皇思谕允，减照道州下则”。117

需要指出的是，一般都认为，士绅发挥其作用的主要形式是组织会社。“缙士绅大夫老而致仕，在乡也不甘寂寞，或结讲学会，或组织怡老会，结成团体，有些借此打发晚年的光阴，而有些则借此团体的力量干预朝政。一些地方官员，也喜结交当地乡绅，举行茶会”，而“各种怡老会组织是士绅阶层官场生活的继续，名为怡老、尚齿，实则起到改善乡里风俗的社会功能”118。显然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只是，像岳北地区因南岳山与城区相对分离的地区，士绅发挥作用则主要依靠的是个人行为和个人影响力。这种局限，在许多方面的确限制了他们作用的发挥。事实上，他们虽然能在岳北地区发挥作用，可对县政的影响则十分有限。

第二，绅权是一种社区性权威，士绅是乡村社区公共事务的组织者及其代表，是宗族之间冲突的缓冲器。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绅权的研究并没有注意到绅权与族权的关系，很少有学者论及士绅在宗族组织之间发挥作用的具体形式。事实上，在中国乡村社会，由于宗族组织的普遍存在，绅权和士绅必然要与族权和宗族组织发生联系。

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绅权对族权的超越，这种超越的首要意义是绅权影响力的范围要超越族权，是宗族之间发生冲突时的缓冲器。绅权对于族权是两种相互关联而具有不同的来源的权力。绅权是一种地方权威。地方性权威的主要特征，是其作用和影响具有相对界限的社区意义。其来源是建立在一定社区内乡民的“内心确认”和习惯服从的基础上的。而且，这种“社区”的范围并不限于一定的行政区划(保甲组织)或宗族，它往往是一个“自然社区”，这个“自然社区”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不仅有经济(比如集市、庙会)、文化(比如语言)、宗教(庙宇)等，更主要的是这些地方权威形成的理由是可以替代的。事实上，一个社区必然要有一些与社区全体有关的公共事务，如修桥铺路、建庙祭祀，士绅往往是这些活动的支持者或组织者。特别是“当农村社区与外部社会发生关系时，士绅成为农村社区的代表。当农村与官府发生矛盾时，士绅可以出面代表农民向上一级官府呈告。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士绅往往充当农村自卫活动的组织者。乡村士绅在乡村社区中占居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19。比如神医李纪方是岳北方圆数十里最好的神医，他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并不因行政区划或宗族组织不同而丧失。此时的岳北地区无论属于哪一都，哪一保和哪一甲，也无论属于哪一族，哪一支，发生了纠纷都希望“神医李纪方”能够出面调解。特别是对于宗族与宗族之间发生的纠纷，在官府一般都不过问的情况下，土绅的作用就显得格外突出。在岳北的传说中，就有“神医李纪方”巧妙地处理“朝字”白果的杨姓与“宗字”新桥的刘姓之间的发生宗族纠纷的故事。这些不同字号、不同保甲、不同姓氏之间的宗族纠纷一旦发生，官府总是表现得无能为力，此时，纠纷的双方如果不是依靠武力解决，就希望有一个大家都接受的权威人士作出“公断”。真正具有权威的士绅，由于其本身与这种争议汉双方并不发生直接的利害关系，就往往会作为仲裁者而发挥作用。

这种联系，还表现在士绅对宗族组织内部事务的干涉上。大量的资料证明，一个社区的权威人士，在本宗族组织中一般也是处于领袖的地位的，他的这种领袖地位并不一定说是宗族组织的执事人员，主要指的是他的影响力。同时，也有事实表明，社区的权威人士，对于其他宗族组织内部事务的干涉。“神医李纪方”就曾以自己的力量改变过白果周姓宗族组织处分其宗子的决定。当然，士绅这种作用，往往是由于宗族组织各房之间发生冲突，而族权受到挑战的时候才有效。当宗族组织各支和各房因各自利益发生冲突时，族权本身是很难调和这些矛盾的。此时，宗族组织就面临两种选择，或者发生分裂使原来的宗族组织解体，或者请求宗族组织以外的力量来进行调和。在中国传统社会，官府一般是不准介人宗族内部事务的，而在社区内具有影响力的士绅就是唯一的选择。

第三，绅权受到皇权和族权的制约，士绅的作用是有限的，并不存在一个完整的士绅统治形态。

毛泽东曾指出：“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120也就是说，绅权与皇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封建统治的表象和基础。但是，任何权力都是一定利益的代表，绅权代表的利益又与皇权和族权利益也有不一致的时候，甚至存在着冲突。历史学家就指出，在皇权无为的局面下，绅权和皇权拥有不同的来源，划分了鲜明的界限。可是，当皇权有为时，统治者的兵威所及，总是要设法控制绅权，这控制的结果便是皇权往下伸张，绅士与官僚结合，至少在政府委托的公务上，绅权变成了皇权的延长121。绅权和皇权的这种关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秦到唐，第二时期从五代到宋，第三时期从元到清。总体上来说，就是从共存到共治，降而为奴役，标明了两千年来，绅权的没落和必然的淘汰122。如果政府的权力的兵威不及，它不能达到县以下的村落，也就是不能实际控制基层社区。为了地方的利益，士绅还可以发挥反对的力量，对于政府委托的某种公务可以不加理睬，或者对于政府差人施以苛暴123。此种情况，在白果这种三县交界之处，常称之为衡山的后山蛮地，就更为突出。在清朝后期，特别是太平天国之后，县府的差人不敢单独到白果办事，就是明证。由于这种利益冲突的存在，皇权对于绅权也与对待族权一样，在利用中进行限制。特别是对于那些功名之士，朝廷就明文限制和禁止他们参与社会事务。同治刊的《湘乡县志》刊载的《顺治九年御制卧碑》曰：“朝廷建立学校，选取官员，免其丁粮，厚以食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思，下立人品。所有教条开列于后：……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门不可轻人，即有切己之事，只许家人代告，不许干与他人词讼，他人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见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124事实上，在清代，“保甲长多非士绅，此乃清廷政策，欲藉保甲长之权力以压制绅权，免得士绅在地方上的权势过大”125。而对于那些没有功名的地方权威人土，官府则通过嘉奖等方式将其纳人主流社会，而这些地方士绅，则非常乐意接受这些奖励，并视为荣耀126。

从理论上来说，绅权与皇权和族权不同之处还在于，绅权并不具法定的或习惯的有形强制力。士绅的权力或影响力均来自社区乡民的内心信服。因此，一个绅士，在领导推行地方的自治公务时，只要他不利用特权，侵夺公产，而真能用之于公，做些有益地方的工作，他就可以获得公正绅士的美名，得到农民的赞仰与拥护。然而，一个士绅地主若只注意稳固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就与全社区的农民站在冲突的地位。这样的士绅攫握了地方的威权，他可以不必考虑农民的利益，而只顾及个人或者士绅阶层的利益，这就是劣绅127。事实上，在清朝晚期，绅权开始发生质变，许多士绅开始勾通官府和宗族势力而成为劣绅，“由于19世纪的生活日益艰难，有势力的士绅地主家族常能同收税人员做成交易，少纳一些税款；于是小户农家就往往求他们保护，结果大士绅本身就成为非正式的税吏，他们收集老百姓的税款上缴官署，同时收取佣金。大地主家族还可能设有账户去收纳佃户的田租，并得到当地县官下属的帮助，去胁迫欠租的佃户。这样，当地士绅和当地官吏合力向村民榨取田租和赋税，这种做法对国库并无好处，只会日益损坏政府在人民大众心目中的形象”128。

总之，绅权作为一种地方权威与皇权和族权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士绅们在乡村社会里发挥着各种影响和作用，是乡村自治政治的重要纽带。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乡村社台，这种绅权和士绅的作用都是十分有限的，士绅特别是晚清的劣绅完全有可能在一定时期控制乡村的主要政治资源，但从总体上来说，绅权要受到皇权和族权的制约，中国传统乡村并不存在一个整的士绅统治形态。

五、土地、赋税、文化和乡村控制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传统乡村社会政治特征的主要观点有三个，即里权政治、宗族政治和乡绅政治。“皇权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从来都是在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官僚体系以及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只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皇权控制清末乡村社会的一切。“乡绅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国家、士绅和村庄的三角结构，各村庄是由士绅形成的乡村领袖管理的。“宗族政治”则认为，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主要在宗族统治控制下，国家只不过是个放大的宗族组织。我们的考察则表明，1840年至1905年，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过程中，五县县政作为清王朝最基层政权却保持着相对稳定状态，国家行政权力的边陲是县级，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绅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

在这种乡村自治政治中，存在皇权、族权和绅权这三种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权力。其中，皇权是一种体制性强制力，族权是家族组织内部的支配力，绅权则是社会内生的影响力。当然，我们分析了传统乡村社会的皇权、族权和绅权的本质意义和存在形态，并不是说，它涵括了传统乡村社会所有的权力形态。其中，神权和夫权我们就少有论及。如果说，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制度是以政权控制社会政治，以族权控制社会基层，以神权控制意识形态，以夫权控制伦理家庭129。那么，具体到乡村社会，神权与皇权及族权是混为一体的，皇帝就是最现实的“佛”或“老君”，祖宗是最具有神力的“菩萨”和“仙人”。特别是在某一具体的区域，比如我们考察的岳北地区，尽管紧靠南岳这一宗教名山，可宗教势力并不特别突出，这就是在岳北地区广泛流传的“南岳菩萨显远不显近”之说。岳北地区所谓的宗教，实际上就是“祭祀祖宗”，是一种宗族活动。当然，我们在五县的其他地区，发现的情况则并非如此。比如在醴陵、湘乡、湘潭和长沙，我们就发现了许多以一定社区为背景而组织的“南岳进香”团体。如果要对此解释，只能以岳北地区如有人需要礼拜南岳帝君，个人走几里山路就可以了，不需要进行特别的组织，而其他较远地区则需要通过一些宗教组织来降低信教的“成本”和提供方便。对于夫权，就更与族权分不开了，孝道和妇道历来是族规的最主要内容。可以说，正是这种相互区别和相互影响的权力结构，决定了传统乡村的自治体制。

如果从体制方面来分析，保甲制度是一种与皇权相联系的体制内制度130，而宗族组织和士绅统治则是与族权和绅权相联系的乡村社会内生性规则。事实上，在治理古代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中，除一开始就包含有自上而下的行政因素之外，还具有乡村社会成员自我管理内部事务、寓于社会之中的自治权因素。古代乡村眼力体系从来就是具有行政权与自治权并存的二元性特征。也就是说，在传统中国，国家与基层乡村社会是相隔离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没有也不可能全面介入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分散性日常社会生活。具有自组织功能的家族社会也只能在一个较有限的地域社区里形成自治共同体。而国家和社会从来都不会也不可能绝然分离开。基层社区需要国家解决社区自身难以解决的冲突和问题，特别是将众多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兴修水利公共工程，抵御外敌；国家更需要通过统治各个基层乡村社区，获得其生存基础131。因此，中国“乡村地方政府是无形的”。“是由长者凭借自己的年岁从精神上予以领导，也由绅士们凭借自己对法律及历史的知识从精神上予以指导。从根本上讲，它是用习俗和惯例这些没有文字记录的法律进行统治的”132。也就是说，在常态下，皇权、族权和绅权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制度体制，相互交叉配合，其权力大小在不同时期互有消长。

那么，为什么皇权政治没有渗透到传统乡村社会呢?

对此类问题，学界多有论述，且一般都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剖析：一方面，在村社共同体内部，宗法关系下的道德压力和宗教压力通常足以约束机会主义行为，不需要也不会有皇权政治。另一方面则是包含有政治技术、政治机构在内的皇权政治若抵达村社共同体内部，成本实在太高，传统社会的任何一个政权都负担不起133。但是，如果深究，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如下六个方面加以解释。

第一，封建土地制度处于稳态，封建地主牢牢控制了乡村社会最基本的经济资源，他们有能力也有内在动力和愿望来承担对乡村社会的管理。

社会上层建筑诸如国家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最深刻的根源总是与一定的经济制度相联系的。封建国家采用什么样的统治形式，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要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其中，因土地制度所代表的经济利益和阶级关系是决定统治者采取什么样的乡村制度的关键性因素。可以说，土地制度决定着乡村社会的阶级状况，阶级本质决定着乡村政治的性质。

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制度特征是，土地的个人所有、官府公有制和民间共有制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存。土地的个人所有可分为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富农土地所有制和农民小土地所有制，这些土地所有制尽管在经营方式和是否具有封建剥削方面有所区别，但在法律上，土地所有者对土地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全部权利134。从理论上讲，王朝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事实上，土地在法律上被确认为具体的占有者(地主)，而且一般的情况，国家(王朝)并不采取直接剥夺的办法剥夺所有者对土地的权利。官府公有制主要是那些直接以朝廷名义占有的官田和屯田，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属于王朝；而民间组织、宗族组织、宗教组织和社会福利组织(如学堂或学院)所持有的族田、义田及学田和庙产的共有制表明的是这些组织占有土地的状况，当然，这种占有最终表现为这些组织的权力者所控制，但在法律性质上，则是属于不可分割的共同财产。1840年中英战争之后，中国在国家主权方面受到的严重挑战，改变了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治地位，向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方向发展。由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是为了掠夺而不是为了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它到处(特别是在农村)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剥削形式，并把封建地主阶级当作它统治中国的同盟者和社会支柱。他们采取借口开辟租界，设立教堂、筑铁路、经商办企业，以及直接“圈占”等各种手段，侵占中国大量的土地，并以出租和雇工经营的方式，对中国贫苦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在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之中增加了帝国主义土地所有制形式135。但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这些土地关系中，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封建地主牢牢控制了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经济资源，这也就决定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是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最为根本的事实，也是封建专制社会的基石所在。对此，徐勇先生分析道，古代乡村社会被分化为绝然不同和对立的两极：一极是占有较多土地、脱离生产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地主阶级，一极是不占有或较少占有土地，从事生产劳动并遭受剥削的农民阶级。从阶级属性来看，任何人都属于其中的某一阶级。但在一个阶级内部，由于占有土地数量的多少，又可划分为不同的阶层。这一社会分层的形成又与权力、声望方面的状况有紧密联系，财产、权力和声望往往是一体性的。封建国家政权的实质是地主阶级的政权，农民阶级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被统治的地位。在古代中国，在广阔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矗立着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庞大的王朝官僚体系。但王朝对农民的统治非面对面的直接统治，农民面对的直接统治者是日常交往生活中的乡村地主阶级，乡村地主利用其经济、声望方面的优势对农民行使统治权。地主和农民是两个以土地为纽带的对立阶级136。也就是说，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根本上决定着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

当然，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同时期，土地占有的比例关系并不完全一样，这对乡村社会结构和权力状况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明清之际，由于中国人口迅速增加，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矛盾日趋紧张，随着土地价格的不断上升，土地成为了最为有利的投资手段，地主和官僚等富有阶级大量购置土地，导致土地的集中。

也就是说，地处江南的衡山等县的人地矛盾较之全国更为突出。土地成为了乡村社会最为珍贵的财产。于是，各种官僚地主纷纷到农村购置土地。比如，同治年间(1860—1874年)，衡山霞流区大官僚地主李辉武兼并土地5500多亩，年收租谷9000多石，约合135万市斤137。湘乡此类情况更为突出。自咸丰以后，许多湘军将领回乡置田建庄，引起湘乡农村土地占有相对集中。官至提督的章合才在白田一带置田6000余亩，率军攻人南京的陈是也在横洲乡一带置田数千亩。光绪年间的杨氏占有田土1万亩，庄园12拣，房屋500间138。

晚清的这种土地兼并，产生的社会后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一部分农民失去了土地，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增加了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难度和成本；另一方面，土地的兼并和集中，又使地方势力得到加强，地主特别是那些大的官僚地主有财力也有内在需求，来承办乡村范围内的如办学和义仓、治安等属于国家行政方面的一些事务。这样，在皇权、族权和绅权相互关系并未失去平衡的情况下，进一步强化封建地主对乡村控制就成为最为现实的选择。事实上，“封建政府能容纳家族、乡族、乡约、会社、会馆等基层自设社会管理组织的存在及其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本身已意味着封建社会已作出了对社会形势变迁的新适应。这其中，既存在着官方与民间管理权力的此消彼长的一般趋势，同时也存在着彼此目标的一致性和彼此利益的协调，这种二元化的宏观治理模式，既有利于传统社会秩序的保持，又有利于社会变迁的实现”139。当然，这种平衡只能是暂时的，随着土地的进一步兼并，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种平衡只能是暂时的，传统的乡村自治政治也就因此而失去基础。

第二，清代的农业赋税限额较低且严格，特别实行“摊丁入亩”之后，乡村自治体制能够保证国家政权对农村社会的经济索取。

马克思指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140税收是行政权力和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传统的政府管理，集中于两种职能，即征收赋税和维持秩序。征收赋税是国家政治统治乡村社会的主要体现141。赋税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财政体制，将是我们分析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的解释性因素。当然，我们探讨的主要是税收与公共权力组织和运作之间的关系。因为，赋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权力体制的能力。

清初的税制，大多仿袭明朝旧制。具体而言，可归纳两大方面，其一，确立以明万历年间则例为基础的定赋原则。清顺治三年(1646年)诏令曰：“自顺治四年正月初一起，俱照前朝万历四十八年则例征收，天启、崇祯时加派，尽行蠲免。”142顺治十四年(1658年)敕令修纂《赋役全书》又重申：“当明之初，取民有制，休养生息，万历年间，海内殷富，家给人足。天启、崇祯之世，因兵增饷，加派繁兴，贪吏缘以为奸，民不堪命，国祚随之，良足深鉴。”143其二，简明赋役条款和程序，继续推行“一条鞭法”144。“一条鞭法”由张居正于明万历九年(1581年)在全国推广，而成为正式通行的赋役制度。由于其简化了赋役征收项目和手续，使赋与役合并，以田为纲，以银代役，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清初在推行“一条鞭法”时，实行归并合则和赋役折银，把赋役各款正式总称地、丁两大类，把封建社会晚期的赋役一体化推进了一步145。到康熙年间，为了解决户丁编审矛盾和鼓励生育，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诏令曰：“今海内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今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今钱粮同一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146雍正元年下诏，令各地正式“摊丁入亩”，“自后丁徭和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矣”147。

五县的情况大体上反映了清代税制的这种变革过程。康熙年间，衡山县11438丁，每丁征银0.2536两，合征丁银2900.68两。雍正元年(1723年)，固定丁银，平均摊入地赋，至乾隆中年，实存6315丁，丁银减至1602.37两。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衡山县实有成熟田地塘80.06万亩，共征秋粮官米31378.35石，条银18100两，较之明末，农民所负担的赋税轻1/3148。咸丰十一年(1861年)，衡山漕粮8831.68石，合计征银11481.19两。光绪二年(1876年)，县丁漕总额白银5.3万两，宣统三年(1911年)丁漕为5.64万两，其中地丁征银33942两，漕粮征银22482两。从中可以看出，在清末，直接有关农业的丁漕并没有较大的增加。从1876年至1911年，25年间仅增加了0.34万两，增加了6.4％。而在此期间，衡山县新增厘金、房捐、车捐、船捐、戏园捐、筵席捐和烟酒税等。仅厘金一项，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衡山县所属的雷溪市厘金局即征收制钱折白银6.58万两，比光绪初年全县年征丁漕总额还多24.2％。当然，此时新增的这些捐税征收的对象也有广大乡村地区，但终究不是直接的农业赋税。湘乡等县的情况也是如此。湘乡县宋元额田赋粮为3.3359万石，明朝增至10.8万石，宣德年间减为10.4万石，乾隆四年(1739年)减为5.9289万石，另更名田粮251石，屯田粮98石，合计为5.9638万石，征银4.623879万两，直到清末末变149。湘潭县自乾隆年间十年(1745年)核定纳税农田130.4万亩，至宣统元年(1909年)所征税额并无变化，是年征银55928两，其中地丁银38916两，漕粮正附银17012两。而同期各项公派、苛捐较1840年前原额增加了4倍以上150。长沙在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田地塘原额约为8610顷，除荒芜、水洗等失额外，按实有成熟田地塘7640顷征收田赋。共岁征地丁屯饷银27963两，至清末没有变动151。醴陵沿明制，以明万历年间确定的田额与赋额为基数，增加额外丈垦田1562.33亩没收明代藩王庄田变卖后的更名田7782.1亩，全县田土塘共65.88万亩，科征秋粮米35018.76石，人丁粮于雍正七年(1729年)起摊入额田随粮带征152。

可见，由于清王朝有关田赋成文制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朝廷对农村社会经济资源的汲取也就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规范性153。到了清代后期，国家赋税财政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关税、盐税等工商税的迅速增长，盐茶课税、关税、厘捐、官业收人已与田赋基本上相等，这说明丁赋税作为财政支柱的历史传统已经改变。这种相对均平的赋税在事实上减轻了农民负担。特别被史学家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史上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的“摊丁入亩”，不仅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向，促使了地赋和丁役完全彻底地合而为一，松弛了劳动人民与封建国家之间的人身隶属关系。而且，由于实行了以土地占有和占有多少作为赋税征收的依据，基本上取消了缙绅地主优免丁银的特权，对于均乎赋税、减轻自耕农和一般无地贫民的负担起到一定作用。更重要的是，由于取消了按丁和地分别征收赋税的双重标准，进一步简化了税收的程序。官府收缴农业赋税直接面对的主要对象就是，只有约为11％的人口却占有约70％土地(包括控制的族田和义田)的地主和富农。这样，王朝对于乡村社会的管制重心就不是占人口80％以上的自耕农和雇农，而是占有了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那些在乡村社会处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通过对族权和绅权的控制，不仅能够满足其政治的需求，对皇权的维护也就成为与他们利益相一致的行动。而且他们还通过这种相对独立于皇权的地方自治权，采取各种方式将税赋负担转嫁到自耕农特别是佃农身上。尤其自太平天国之后，由于地丁钱粮正额严重失额，朝廷靠附征损输和勒折浮收的办法来增加田赋收入时，“地方上的豪绅、恶霸、地主们，大多与地方官员和书吏差役串通，把持包揽，放富差贫，转嫁赋税，欺凌贫苦小民，致使赋税不均的现象再度恶化”154。为了保持乡村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地方官吏和封建地主加强统治的同时，对那些代表地方利益而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地方权威势力进行打击155，使皇权、族权和绅权在乡村社会保持着相对平衡，“乡村自治”体制也就得以保存。

当然，对清代这种低农业税政策造成的社会后果，有不同的看法。有研究者认为，“直到清朝末年，我国农业一直具有潜在的经济剩余(potential economic surplus)。但中国历代政府大都采取轻田赋的财政方针。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是保持庞大官僚国家机器的运行，而没有增殖国富的概念”156。清代诸帝都对税收制度予以很大的关注，但由于限定和严格坚持低税率，反倒把自己的目的给搞混了。到了19世纪后期，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了33.38亿两，其中政府收入总额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5％，中央政府所得到的约占3％157。国家从这种低税率中寻求道德信誉，皇帝经常向臣民们自夸清朝在节俭和薄取于民的古典理想上比历代王朝做得都好。同时，国家让大部分地方财富保留在当地而不是送往国库，这些措施可能从士大夫集团那儿赢得一部分好感。可是，这些理想被现实严重地扭曲了低额税收不能提供足够的财政收入以支付行政费用，而税额又不允许提高，于是额外的摊派就加到成粮税上。一部分变成法定的额外税，其他则视情况变通使用158。“晚清时代中国的土地税在政府筹措的资金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而这时又正值国家处于财政开销大幅度提高，从而对附加财政收入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之际。如果土地税能像明治时代的日本那样在晚清时代的中国财政制度中起到关键作用，那么现代中国不仅资金条件，而且政治发展也会截然不同。”159

第三，封建专制主义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自治政治思想文化基础。

毫无疑问，一定的政治体制的形成有赖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一定政治体制的存在和运作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而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又通过不断的社会化过程逐渐内化为政治共同体成员所奉行的价值和行为难则。这种文化政治化和政治文化化的状况160在国家层面如此，在乡村政治层面也是这样。具体来说，与中国封建“家国同构”体制相联系的政治文化，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家族文化，这种以王权为核心的权力文化，正是中国传统乡村自治的政治文化基础。

在中国文化史上，最系统地阐述三纲五常思想的是董仲舒。他说：“凡物必有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161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安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这种由阴阳决定162的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不可变易的地位，就是“三纲之纪”。而五常之道则是“仁、义、礼、智、信”。仁，主要是一种道德境界，义是一种行为规范，智者，不惑也，礼由为礼法，为规矩，“信，德之厚也”163。显而易见，三纲五常是建立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的社会规范体系。“循三纲之纪，通八端之理，乃可谓善。”164 “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五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165无论是作为要求全体臣民接受遵守的具有强制性的社会规范；还是作为要求君主和臣民认真体验、反躬自省、以达到社会和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都体现了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家国同构”的整体性特征。

(1)中国古代是以家族安身立命，社会关系是家族和国家的关系。在中华文明从原始氏族走向古代国家文明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家长制家庭公社延续了非常长的历史时期。这种家长制家庭公社在人口上包含几代人亦即包含多个个体家庭，在财产上实行的是同居共财，各个家庭成员在经济上不独立，只有依赖家庭。个人也就不能成为社会关系的主体。因此，家与家的交往就是社会关系最基本的内容。而整个国家就是由这许多家组成的，国就是家。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家文化，不承认个人的存在。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的一切关系都是被概括在“家族”关系之中的。这种因血缘联系而形成的“家族”是一个以自然身份的“家长”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式，国家通过法律形式确定“家长”的各种权力。他不仅是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是生产和生活秩序以及家族成员人身安全的维护者，而且是家族中“皇权”的自然延伸。在一个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里，没有纯粹“个人”的行为，更没有真正“个人”的关系。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没有独立的意志，没有自己的财产，甚至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他必须服从家族强加于他的规则(身份)，却不能独自去创造适合于自身的关系(契约)166。

(2)三纲五常作为一种伦理原则是一种以忠孝为核心的道德标准。个人不是权益主体，只是道德主体。在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身份制度下，个人对社会和个人对家庭之间的关系除了尽义务就是单向服从。中国人重视的是道德上的义务，将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称之为十义。而忠孝又谓之根本。“在中国古代，家庭是以父家长为核心的。由于皇族的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继承法的存在和在社会组织中的影响，由于宗法观念的内在要求，对家长的„孝‟就成为每一家庭成员的必然义务，同时，也成为衡量家庭成员善恶与否的价值标准。在国家政权结构中，是以君主为核心的，由中央的三公九卿以至地方的州、郡、县长官构成一套严密的社会组织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对君主的„忠‟，是每个臣民应尽的义务。同时也是从政治上衡量个人品质与价值的准则。”167因此，个人首先而且主要是尽忠尽孝的义务承担者。忠孝两字的背后就是国和家的存在，就是君权和父权的体现。君权和父权的存在，表明着权力的专有性。社会民众不仅是君权的附属物，而且同时在父权之下失去自我。“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168

(3)三纲五常作为一种价值体系是一种整体价值取向，它对个性的压抑，扭曲了中国的传统人格。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宗法血缘和自然感情为纽带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群体人格，而约束个性，侧重于从人伦关系中考察个人的价值和意义，并将社会和家族的利益视为高于一切的利益，“这种绝对整体主义要求个人无条件地服从整体，为整体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要求个体完全溶化于整体之中，个体不得有个性、有独立的人格，更谈不上有个人的独立自决的权力。越是强调群体，个人的实际权利就越被剥夺得干干净净”169。与这种人格意识相联系的是政治自主意识的萎缩，并表现为对明君和清官的崇拜和向往。

第四，由于实行了严格的回避制，抑制了地方势力对县政的控制；而知县频繁调换，又使地方权威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国家为了保持乡村社会政治权力的结构性平衡，需要建立国家行政权力与乡村自治权力相对分离的二元权力体系。

清代沿袭了东汉时期以来各朝各代有关任用官员的许多规定。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在规定凡出任地方官员，必须“回避本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定外任官在籍(原籍或寄籍)五百里内者(包括邻省)，都得回避。”教职也得回避本府、州、县。府一级主要官员的本族官员，可在本省内调补，但须离开本府。应该回避而隐瞒或借回避之名而挑选官缺的，都要处理。从五县的情况来看，衡山县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光绪五年(1880年)29任知县，均非本省籍人士，且更换频繁，平均约1.37年更换一任知县，同治年间更是每年一换。湘潭县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共有58任知县，全部系湖南省外人土，任期平均为1.22年。湘乡、长沙等县情况也大都如此。

从县级政治体制来看，回避制使县政与地方势力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地方精英很难直接进入县政的主导地位，他们只有通过严格的科举制成为官员才能在他乡主政。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知县均局外派，对县情了解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特别是衡山县民间多讲地方方言，属湘语长益片，且又有前山话和后山话之分，语音与北方话相去甚远，而所任知县多为北方之人，其交流起来就会很成问题。这些因素都加深了地方官同地方行政、民情的隔膜。正是这种隔阂，使“诸事废弛，闾阎利病，漠不关心，甚至官亲幕友肆为侵欺，门丁书差敢于鱼肉，吏治安得不坏”170。事实上，“整个清代知县的任期都相当短暂，到19世纪任期更是大为缩短。平均任期从1.7年短到0.9年。这使任何一个地方官都难以熟悉本县，也减少了他对任何计划的兴趣，因为，他在任期内：看不到结果”171。因此，为了使封建统治机制有效运作，一定程度上实施地方治理，并适度钳制胥吏书差的欺蒙，地方官必须借助于地方绅士力量172。对此，费正清评价道，帝制政府仍然是个上层结构，并不直接进入村庄，因它是以士绅为基础的。当地土绅的许多公务形成了帝制官僚统治下的一个政坛，使官员能够以极大的流动性和表面上不依靠于地方根基的方式经常调动。实际上，皇帝任命的任何县官只有获得当地士绅的合作才能进行治理173。

弗里德曼指出，县官通过衙门征集国家规定的税收，监督公共秩序的维持。假如税收足以征集上来，没有他必须引起注意的对和平的破坏，他就没有理由干预地方社区的管理。在人们的请求下，他可以作为审判人员，干预地方社区之间的和社区内部的纠纷，但是，他为之工作的那套系统所提供的管理理论鼓励他尽可能少地干预地方事务。由于官僚政府和地方社区之间的关系，官方的“无为主义”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县官与他必须关注的人之间存在三种关系：衙门的职员，居住市镇和村落的小官吏(保甲长)，以及地方绅士174。

这种情况，在知县频繁更换时期，更为突出。为完成国家的任务和自己获利，知县都需要依赖以绅士为主体的地方精英，否则他就休想在那样短的任期内办成什么事情。“实事求是地讲，封建国家的代表——知县，只有将许多行政职能„转交‟给有办事经验的个人或集团，他才能统治约有30万之众的县。”175这样，以绅士为主体的地方精英实际上控制了县政的具体运作权力。在当时国家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国家不需要为考虑地方精英的参政愿望而扩大国家机器，大大节约了国家的管理成本。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回避制是传统乡村社会自治体制这一起稳定结构形成和延续的重要原因。

第五，我们说，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是由保甲制度和宗族组织及士绅统治结合在一起的乡村自治政治，主要是从它的形式和功能而言的，并没有追究其阶级本质，那种将中国传统乡村“自治政治”等同于民主制度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176。

(1)虽然在古代中国乡村权力体系具有行政权与自治权的二元性特征，但这并非意味在乡村权力体系中，王朝行使行政权，农民行使自治权，权力主体分别为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不同阶级。也就是说，事实上，“古代乡村权力体系的二元性只是表明，由于特殊的社会结构，行政权和自治权分别掌握在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中的不同成员手中，它们从根本上是统一的。即统一在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政治统治基础上，其直接表现则是地主士绅对乡村社会的统治”177。对此，从衡山县乡村权力人士的构成可以得到证明。在同治年间，衡山县17个字的团总，占有土地500亩以上的3人，占有土地200—500亩者有2人，占有土地100亩以上的9人。437个区的保正，有53％的是地主。也就是说，乡里和保甲是封建国家在政治上的神经末梢，这种与土地制度和超经济强制分不开的基层政权，总是掌握在当地的“乡贤”和“望族”手里。

(2)统治者建立具有自治性质保甲体制的目的是管制乡村社会。对于各朝各代设立乡里制度的目的，有学者作过这样的评述，“在同之政主于教，齐之政主于兵，秦之政主于刑，汉之政主于捕盗，魏晋主于户籍，隋主于检查，唐主于组织，宋始正其名，初主以卫，终乃并以杂役，元则主于乡政，明则主于役民，清则主于制民，巳于历朝所用之术，莫不备使”178。对此，徐勇先生也指出：“无论是乡亭里制还是保甲制，都表明了封建社会一开始，中国王朝体系就力图将权力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的乡村地方。从直接统治的乡亭制到间接控制的保甲制的演变，只是为了适应乡村社会组织的变化，更有效地统治乡村。因此，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始终是乡村权力体系的重要因素。”179

(3)保甲制度最基本的单元是家庭，个人在这里并没有法律地位。这种以家庭为核心的自治制度不是以分权为基础的，是皇权之下的地方自治。这种帝制下的地方自治，是皇权、族权和神权的结合，是保甲制与宗法制的结合。宗法制度是以血缘纽带连结的家族社会，要求个人“统于其家，其家统于其族，其族统于其宗”180。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和凝聚力。当十分严密的保甲制度与这种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时，就能对乡村社会施行教化、征收赋税、摊派摇役、征集兵丁、维持治安，以确保皇权统治在乡村社会的有效性。

(4)传统乡村自治并不呈现出一般设想的乡村级政府应具有的某些特征。“村庄和小城镇没有正式的政府，在其内部缺少个一负责政治事务的公共机关，而上级也没有指定建立机关来进行管理。因此，村庄并未成为由地方到中央的权力之链上的一环，小城镇和村庄也不是那种具有财产所有权并对收税、徭役和维持地方治安等公共事务负有法人责任的地方性实体。它们是居民汇聚的地方，因此当然是公共或半公共事务的集中地。然而，管理这类事务的政治组织基础并未放在村庄或小城镇这个级别上。相反地，村庄是家庭或宗族、商业和行会组织、寺庙或宗教组织的基础，有时也是教育的组织基础。对于不得不由地方负起责任的一些工作——比如税收和治安，政府实际上只负担这两项„公共事务‟——则维持着一种行政附属机构来处理之。这些行政附属机构的管理范围首先并不考虑居民的自然分布情况，而是多少带点强求一律地在整个农村社会统一建立起来。”181

第六，科举制度的废除，动摇了乡村自治的政治基础，意味着乡村社会变革的到来。

费正清指出，“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是农村中为数极多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那里每个树林掩映的村落和农庄，始终占据原有土地，没有什么变化；另一个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产者和有权势者的家庭。那里没有永远不变的社会等级制度，因此从农民地位上升的机会是有的”182。实际上，农民地位上升的机会虽然有限，但还是有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使农民有可能凭此而进入“统治阶层”。科举制度不仅为农民升入主流社会提供了机会，同时造就了大批代表地方权威的士绅。乡村自治体制能够满足以这些处于社会下层的乡村士绅为主体的地方精英参与政治的愿望。

但是，到19世纪后期，特别随着科举制的衰落以至在1905年被废除，乡村社会与国家联结的这一重要纽带也就失去了意义，并彻底改变了地方精英成为主流社会领导者的路径及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持儒家学说在中国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是攫取特权和向上爬的阶梯，它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除，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183这时，农村士绅们通向上层特权的途径也被切断，失去了晋升的希望和政治的屏障；新式教育的流行，城市新兴精英集团的倔起，使他们因儒家思想体系所支持的合法性受到挑战，原来的社会名望朝不保夕，整个士绅阶层在20世纪初急剧衰落。他们为了寻求新的出路，只能流入城市，接受西化教育。他们一旦在城市里接受了新的知识和价值观念，跻身于城市上流社会，就不再愿意回到农村，甚至与农村在感情上、观念上格格不入。久而久之，农村精英的大规模流失造成中国乡村士绅质量的蜕化，豪强、恶霸、痞子一类边缘人物开始占据底层权力的中心，原先多少存在的宗法互助关系荡然无存，乡村社会关系恶化，阶级冲突加剧184。因此，一方面，由于豪杰、不法商人、匪盗之徒掌握农村社会权力，而造成“一种道德、素质、能力每况愈下的替换，从而日趋恶化了农村的社会环境，农村的破产在优秀人才流失和乡绅素质趋劣的趋势中加剧，实际上形成了无可逆转的恶性循环”185。另一方面，那些仍然留在农村的社会精英也发生了某些变化。随着精英作为地方显要人物的私人作用发生了变化，县级政府以下的非正式的政权也发生了变化。精英们对于一个削弱了的朝廷已经不太理睬，对自己所受的儒家教育中所包含的利他主义动机已经感到淡漠，对于自己通过高尚行为而艰苦赢得的精英地位也感到没有什么庆幸的必要。更高的社会地位主要是用来保证精英家族的经济和政治优势，防止走下坡路。在精英自己和社会看来，他们的地位变得更加稳定了，合法性下降了，而剥削性却加重了。富有的领导人首先抛弃了公职高于其他职业的理想观念，因而当地方上的显要人物既可以不向监督他们的政府负责，又摆脱了地方社会环境对他们的束缚时，农村社会的性质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86。

为了适应这种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乡村社会，在20世纪初清王朝进行了一场乡村改革，曾试图将国家的行政权力下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凡府、厅、州、县官府所在地为城，其余市镇村庄屯集等地，人口满5万以上者为镇，不满5万者为乡。凡城镇均设议事会及董事会，凡乡均设议事会及乡董。议员由城镇乡选民互选产生，凡具本国国籍，年满25岁，在该城镇乡连续居住3年以上，并年纳正税或地方公益捐2元以上之男子，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议员为名誉职，不支薪水，任期2年，每年改选半数。各级议事会职权为议决本城镇乡兴革事宜及自治规约、自治经费、选举争议、自治职员之惩戒与城镇乡间之诉讼、和解等事务。城镇董事会设总董1人，董事1人至3人，名誉董事4人至12人，由议事会就本城镇选民中选举，呈请地方长官核准任用，任期均为2年。其职权为执行议事会议决之事项与地方官府委任办理的事务，并负责筹备议事会的选举及召开。乡的行政机构只有乡董人，亦可设乡佐1名协助乡董，均由议事会就本乡选民中选举，并呈请地方长官核准任用，其任期和职权与城镇董事会相仿。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城镇董事会的各位董事由议事会在本城镇或本乡中的选民中选举产生，均须呈请地方长官核准任用，这说明国家有加强对地方控制的意图，但从立制的总的精神来看，还是着眼于规范地方自治行为。也就是说，如果从成文制度方面来分析，清王朝所推行的这次乡村社会的改革具有结构形态方面的意义，即乡村政治结构将由保甲制变为乡(镇)——保甲制。乡成为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建制，由依法产生的代表会议和乡(镇)公所管辖，其下实行保甲制。从这一制度的价值意义上来看，清王朝这次以推行乡(镇)制为目标的改革，虽然为了适应科举制度废除的乡村出现的新情况，采取了一些划分皇权与社会地方权力界线的措施，但从本质上还是旨在进一步强化皇权，以加强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措施和对皇权的进一步确认。其所推行的“地方自治”制度既有西方政治制度的色调，又有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胎记，是两者混合的产物187。可以认为，这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制度性反应。

问题是，清朝推行这一乡村改革方案时，皇权的影响力已经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挑战，中央的政令已很难达到基层社会了。各地兴办自治之事，多有名无实，在五县中，除湘乡县外188，我们甚至很难在其他县的县政资料中查到有关实施这政令的具体记载。而在此项法令颁布3年后，清朝便告灭亡。这一改革法令也就成为了中国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文本制度遗产。

1刘祖云：《社会转型：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2参见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1994—199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刘祖云：《社会转型：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4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页。

5[美]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华夏出版社1987的版，第29页。

6我认为，“传统乡村”和“乡村传统”是两个既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传统乡村”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乡村形态；而“乡村传统”则是一个变化的、包容的、吸收的概念，它是自古以来中国农村各类制度、规则和文化的综合体，是乡村社会的“遗传密码”。当然，我们这里的“传统”，是一个泛指概念，并没有按照许多理论所界定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之标准进行具体区分。按照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解释，大传统文化是指代表着文献文化的上层知识社会的文化取向，而小传统文化则主要指民间社会自身所创造的文化，其载体是农民。对此，费孝通先生指出，“农民的人文世界一般是属于民间的范围，这个范围里有多种层次的文化。它有已接受了的大传统，而同时保持着原有的小传统的本身。”(参见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我们这里的“传统”同时具备这两种意义。

7《汉书·百官表》。

8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9《魏书·食货志》。

10《魏书·食货志》。

11《晋书·职官表》。

12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13《宋史·兵志六》。

14参见于建嵘：《近代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变迁》，载(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15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1页。

16《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1，考5024。

17《清朝文献通考》卷22，职役2。

18清《铁岭县志》，《田赋志》。

19《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98页。

20《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54、198页。

21《清末衡山县十七字政区图》，载《杨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55页。

22《湘潭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

23《醴陵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24《湘乡县志》，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609页。

25《长沙县志》，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9页。

26《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98页；《醴陵县志》称之为“自治区”，见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27这些专家有衡阳市地方志办原主任陈有期，株洲市志办主任李策斌、副主任陈德玉，衡阳师范学院邓乐群教授、图书馆杨易馆长和著名地方志专家何水祚老人等等。他们对我的走访表现出热情和合作，在此表示感谢。]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36页。

29胡庆均：《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载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37页。

30胡庆均：《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载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35页。

31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

3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8，户部，保甲。

33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65页。

34清《保甲书》卷3，广存，陆世仪《论治邑》

35乾隆《户部则例》。

36华立：《清代保甲制度简论》，载《清史研究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页。

37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56页。

38张厚安、白益华：《中国农村基层建制的历史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39参见萧公权：《十九世纪之中国乡村》，转引自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40后来，我从闻钧天先生的《中国保甲制度》一书中发现了类似的“烟牌”。据该书称，此烟牌为清时有名的黄氏(黄六鸿)牌式。清嘉庆年间的牌式主要有四家。而湖南等地主要流行布政司叶佩苏的叶氏牌式。(参见该书第239-243页)，但在岳村我们却发现了黄氏牌式。

41《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72，第19页。所谓“自封投柜”，本是指每年田赋开征之时，设钱粮柜于公共场所，以便税民自行交纳。

42见同治刊《湘乡县志》，赋役志2，户口。具体的改革过程可参见本章五的相关内容。

43里甲在清代普遍称为“图甲”，尽管“图”在明初已经是里的别称，但两个名称本来是有不同意义的，“图”的名称，侧重在户籍的登记形式，而“里”的名称则出自社会基层组织。清代的图甲体制的核心在“图”这层意义上，因为它主要是一个户籍登记和税粮征收系统，而不是一种社会基层组织系统。在图甲制中，政府册籍里的“户”直接登记的是土地或税粮，但社会成员仍然得由这个户籍来稽查。(参见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3页。)

44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20页。

47林耀华先生指出：宗族与宗法不同，不可混为一谈。宗法乃是我国自周以来一种精密极宏大而足以表现并巩固家族观念的法则，是父系社会最发达的一种形式。宗族的宗是指祖先，族指族属，合称是为同一祖先传衍下来，并聚居于一个地域，而以父系相承的血缘团体。(参见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1-73页。)吕思勉先生也指出，“宗指的是亲族之中奉一人为主，族指凡血缘有关系之人。”(参见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7l页。)

48我曾试图从岳村杨川平家买回其父所保存的民初修编《贯塘胡杨五修族谱》。没有想到，平时对我客气和友好的杨川平却一改平时的谦和，态度十分坚决地表示反对。他激动地说，“就是再高的价都不能卖，因为这是我们杨家的族根所在”。的确，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族根”，他们这些移居岳村的人家才不会感到孤独。

49《山霞李氏七修族谱》，卷1，德华新序。

50《山霞李氏六修族谱》，卷1，家规。我在许多族谱中都发现了这句话。

51该族谱称，在道光年间，族人在朝为官，捐赠产值千二百两，衡山县知事“造具事实清册送礼部”，由皇帝照例予旌，并由衡山知县给银三十两建坊，又给“乐善好施”字样。

52贺长龄辑：《王朝经世文编》卷66，《礼政》，李光地：《小宗家祭礼略》。

53参见王先明：《近代绅士———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54《咸丰户部则例》卷3，《保甲》。

55穆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页。

56闻钩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06页。

57《贯塘胡杨五修族谱》，卷19，家训。

58《山霞李氏六修族谱》，卷1，家规六要。

59《山霞李氏六修族谱》，卷1，家规六戒。

60《惯塘胡杨五倍族谱》，卷19，家训。

61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页。

62参见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1页。

63《山霞李氏六修族谱》，卷1，重修白果祠碑序。

64《山霞李氏六修族谱》，卷1，理经祠规。

65白果等地祭祖的时间大致有：春节，清明，鬼节(七月半)，或祖先的生日或祀日。一般一年一次，最多二次。

66任何社会权力，总是要通过一定的社会活动宋体现的，而社会活动则是主体行动与时间和地点统一。注意到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在我们对现代岳村的考察中，就会发现，地理性活动空间的限制，在事实上改变了民主选举程序的实施，也影响到了其行为的性质。(参见于建嵘：《乡村选举：利益结构和习惯演进》，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67《衡山白果周氏六倍族谱》，卷7，公约买据。

68《贯塘胡杨五修族诺》，卷19，家训。

69《山霞李氏六修族谱》，卷1，秋祭祀田记。

70《衡山白果周氏六修族谱》，卷1，四修梧罔公述。

71《贯塘胡杨五修族谱》，卷19，原修条规。

“中国封建社会在组织层次上和西欧封建社会也有极大的差别。在中国，国家与个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强大而稳固的中间层次：宗法的家族，家庭。”“在外国历史上宗法组织和国家组织一般说来是互相对立的。”“在中国封建大国内部宗法组织这一中间层次的强大和国家组织不但不矛盾，反而彼此互相结合起来。”(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7页。)

73王思治：《宗族制度浅论》，载《清史论丛》第四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2页。

74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页。

75宗族既为聚居一地的血缘团体，与家庭意义不同；因家庭乃指共同生活，共同经济，而合炊一灶的父系亲属。一个宗族内，包括许多家庭，外表上祠堂是宗族乡村的„集合表象‟，实际上家庭是组织的真正单位。”(参见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3-74页。)

76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

第二篇：岳村政治读后感

《岳村政治》读后感

今天读了一下于建嵘的《岳村政治》，对于中国农村的乡镇政治又有了一定的思想认识，而且对于农民的生存状况及镇级干部（好的）的一些疾苦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其实他们的日子也挺难过的，两头受挤（上面是国家和县级政府，也是村干部和农民）。另外，我也对乡镇领导层内部的一些阴暗面，如用尽各种手段迫使农民上缴各种税收与提留，多方禁止有为青年人入党以维护其既得利益，等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觉得，作为国家最基层的国家行政机关，就如他们自诩的“八品芝麻官”，他们要想有一番大的作为，确非一件易事。因为他们直接面对着下层民众，事事处处都要跟农民打交道，既为了保证完成国家税收任务，同时也为了保住自己头上的“乌纱帽”以及各种既得利益。而农民大部分又都那么贫穷，而且权利观念和法治观念又那么淡薄，所以很容易激化二者之间的矛盾。究其原因，归根到底，还是农民太穷了。如果农民真正富起来了，谁还会在乎那两个钱，甚至为此不惜和乡镇干部拼命呢？

然而，平心而论，这些官员们都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职责了吗？如果尽心尽力还没干好，这证明你能力不够或者处事方式不对头，那你就应该引咎辞职，或者及时改变处事策略；如果你虽然有能力但却不往正道上走，不是一心为民谋福利，而只是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观念，大肆敛财，中饱私囊，全然不将农民的疾苦放在心上，那么就应该坚决拿掉你。该坐牢的坐牢，该正法的正法。王子犯法还得与庶民同罪呢？

这又引申到另一个话题，也即中央和政府所制定的指标和任务的事。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在作怪，而其直接后果和影响便是以广大农民的“牺牲”为代价。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历史上，像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大跃进，等等，农民的这种无谓的“牺牲”实在太多太多，我们不想也不愿在国家新的建设时期中再次看到。国家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推动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民的生活富裕，然而却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方式和手段。而且即便如此，中间也似乎缺少了一种缓冲机制，因而也使得这一机制缺乏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这种思维方式和错误做法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转变和纠正，其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新的一届政府在实行亲民政策的同时，应该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

第三篇：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脉络

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脉络

———家族势力、国家权力、民间力量的相互盈缩

骆正林

摘 要: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产生的。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培育了乡村“政治场域”中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国家权力、家族势力和民间力量,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三股力量的互为盈缩。在1949年之前,虽然这三股政治力量从未停歇过博弈,但是家族势力基本上处在乡村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加快了向乡村渗透的步伐和力度,很快主导了乡村政治生活。1978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国家权力开始有限地退出乡村,乡村的民间力量开始崛起,并且逐渐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关键词:乡村政治文化;文化变迁;脉络

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产生的。农业立国、文明的早熟、小农经济的发展、宗法制度的确立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也决定了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面貌。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培育了乡村“政治场域”中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国家权力、家族势力和民间力量。这三股政治力量在历史的坐标上相互协作和竞争,它们之间力量上的互为盈缩直接决定了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演变的主要脉络(如下图)。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示意图

一、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脉络

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国家权力、家族势力和民间力量的互为盈缩。在1949年之前,虽然这三股政治力量从未停歇过博弈,但是家族势力基本上处在乡村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加快了向乡村渗透的步伐和力度,很快主导了乡村政治生活。1978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国家权力开始有限地退出乡村,乡村的民间力量开始崛起,并且逐渐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

(一)1949年之前:家族势力主导时期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基础的状况决定政治文化的面貌。我国是个以水为生、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早在父系氏族社会,锄耕农业就让我们的先民有了最早的社会保障。农业生产需要水利灌溉,然而,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泽,既能带来灌溉之利,又可招来洪水之灾。为了保证农业的丰收,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在寻找治水的办法。为了战胜洪水,禹在治水的时候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团结各氏族首领作为自己的“股肱心膂”[1],建立治水机构;组织上,“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按氏族分布的地域来确定版图,调剂劳力;在经济上,“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庶类”[2],按地位高低分配治水成果。这样,原来维护氏族共同利益的灌溉机构就演变成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3]。“学术界一般把文字的发明、城市的建立和金属器具(青铜或铁器)的制造作为一个‘原生型’文化形成的标志。”[4]到了商、西周时代,三种文化形成的标志在中国先后出现,中国文化的主体框架逐渐形成。

在欧洲,古希腊、古罗马是在使用铁器的情况下,通过清算氏族制,瓦解原始公社,用家庭的个体生产代替原始性的集体协作生产,发展家庭私有制,进入文明社会。而中国,则是在铁器还未使用、商品经济还没有发展、氏族血缘关系还没有被瓦解的情况下,直接将治水组织演变成国家机构。这种早熟的文明形态,保留了公社组织,带着氏族的脐带跨入文明的门槛。正是独特的自然历史条件,使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即一脉相传的专制制度和带有血缘温情的宗法制度的结合。马克思曾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来描述包括中国在内的古代亚洲国家在社会经济形态上的特征,这个特征包括三个要素,即农村公社、土地国有、专制主义的三位一体。

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立国的社会,乡村一直是古代国家最主要的经济基础,历代王朝都提倡“重农抑商”,加强对乡村社会的管理。然而,国家管理乡村社会的难度太大,因此,在不影响稳定的情况下,国家权力退出了乡村,通过在乡村培养代理人来管理广大的乡村。当国家权力管理力不从心的时候,乡村社会成了国家权力与民间权威的交汇场所,家族势力在得到国家权力许可之后,成了乡村政治文化中的主导力量,乡绅势力既要帮助国家做事,也要维护村民的共同利益。因此,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家族势力在中国乡村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二)1949-1978年:国家权力主导时期

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各种政权虽不断更迭,但国家权力却始终没有放弃深入乡村的努力,可是这些努力几乎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朱新山认为传统中国乡村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国家对乡村的控制除了确保税收和维持治安之外别无它求。后来的内忧外患和推进现代化,国家需要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传统税收关系是国家与个人(纳税人)之间的关系,而近代国家“资源动员”的需要,使常规的税务持续演变成了非常的政治动员,税收变成了国家与社区(行政单位)间的关系。

建国后,人民政权面临着两大重要任务,一是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二是改变中国在世界工业化潮流下的落后局面。中国社会总体性危机需要新政权强化国家权威,从统一中国版图、整合社会心理、再造民族精神等方面塑造新的国家形象。乡村是中国版图的主要部分,国家权力必须强化对乡村的管理才能体现国家真正的统治。同时,世界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使中国社会面临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国家工业化需要大量的社会资源。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社会,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主要来自乡村,因此,国家只有加强对乡村社会的管理,才能保证从乡村社会汲取更多的工业化资源。因此,建国后,“国家机器在实际运转中承认了村庄整体的重要性”[5],村庄作为乡村管理的重要机构被纳入到国家权力体系中。

郭正林将国家权力向乡村渗透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1953年),国家通过土地改革运动重新分配土地资源,确立党和政府在乡村社会崇高的道德威望,把农民动员到国家政权建设中来,“解决社会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6]。第二阶段(1954-1958年),用宪法形式确立乡级政权的法律地位,加快农村党建步伐,大大强化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的渗透,完成了对乡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三阶段(1958-1983年)是人民公社时期,这一时期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政治管理体制、“政社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社员大会”、“社员代表大会”的社员参与体制等一整套体制,国家权力试图全面管理乡村事务。

经过国家权力的下沉运动,村庄被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国家动员和调控的对象,村庄内部阶级分化的被抑制消灭了乡村社会传统的精英阶层,再造和重构了乡村社会的管理组织。在新的乡村组织中,国家权力确立了自己绝对的权威。

(三)1978年之后:民间力量崛起时期

1970年代末,中国政府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坚决地告别原有的计划体制。郭正林认为,国家权力向乡村渗透的第四个阶段出现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包产到户”政策的推行,村级组织原有的计划管理功能基本完结,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的关系进入到以村民自治为特色的“乡政村治”阶段。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肩负着追赶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快速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任。为了完成国家现代化的重任,国家需要乡村为城市化和现代化贡献更多的资源,为此,乡镇权力得到加强,乡镇作为一级政府的功能得到更多完善。然而,在实际管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对乡村汲取能力的强化、自身约束力的减弱,少数基层政府完全蜕变成赢利型经纪人,成为收费性、掠夺性政府。而在村庄内部,土地承包、分散经营导致村级组织失去了对农民的约束能力和管理能力,乡村公共事务无人问津。刘世定发现,改革开放导致了乡村社会管理出现“末端失灵”现象,在广东省,由于“面对大量外来劳动力的流入,乡镇政府从本地发展的利益出发,对许多自上而下的传统管理方法,既缺乏动力,也缺乏能力来严格贯彻。”[7]

当乡村社会出现秩序上的危机时,中国农民开始自发地参与乡村政治制度的重建和创新。广西农民在1980年代初,为改善乡村治安状况的自治活动,很快受到中央的重视,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村民自治逐渐成为乡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村民自治的推行,一定程度上使乡村社会从精英解释村规向村民参与决策过渡,民间力量在乡村崛起,并成为乡村政治活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随着民间力量的崛起及村民自治活动的加强,精减乡镇成了乡村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乡村社会推行村民选举与自治是乡村政治制度的重要转变,它必然对乡村社会以“契约意识”为特征的社会转型产生深刻影响。

二、不同历史时期乡村社会主导的社会心理

在乡村社会政治文化场中,受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影响,国家权力、家族势力和民间力量不断地互为盈缩。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三种政治力量虽然在势力上有所调整,但是,政治文化的变迁并不是一种模式完全覆盖另一种模式,而是基于乡村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沿着“家族主导———国家主导———民间主导”的方向演进。在乡村政治文化演进过程中,三种政治势力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仍然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村政治生活。但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受主导的政治力量的影响,农民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也会做出新的调整,其中与政治文化演变的主流脉搏共振的社会心理,必然会在乡村社会发挥着更大的社会影响。

(一)家族势力主导时期:宗法意识的统治

所谓宗法就是以家族为中心,按照血统远近区别亲疏的法则。宗法制度是在原始氏族社会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长达几百万年的远古时代,包括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的大部分时期,维系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纽带就是人类自然繁衍的血缘,可以说血缘关系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氏族社会人们的血缘关系简单而粗糙,因此,家族势力在氏族制的环境下受到很大的限制。而进入文明时代后,原始的宗法思想被理论化、制度化,并作为中国文化的因子积淀在人们的社会心理中,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的基础就是以宗法制度和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为基础的,它以纲常名教为基本教义,以忠孝为人们感情的聚焦点,以皇权崇拜为核心,以成为圣人为人生最高境界。儒家学术之所以能够从先秦各家之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就是因为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宗法社会结构的特征和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在家国同构的社会中,家与国的概念混淆不清,因此,宗法意识成了古代中国主导的社会心理。在乡村社会,家族既是农民的依靠,也是农民与国家联系的纽带。在乡村生活中,农民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回报却是微薄的。对自然和社会变故的脆弱承受力,使个体离不开家族的关心和保护。另一方面,乡绅往往既是大家族的族长,也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对于乡村,他们扮演着保护者和代言人的角色,而对于国家,他们则又是政府的代表。在家国同构中,农民接受家族统治,遵从家庭伦常,信奉“在家尽孝,在国尽忠”的信条,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追求的主要目标。

(二)国家权力主导时期:集体意识的垄断

王国斌认为,国内外学者将中国未能顺利实现近代化的原因归咎于三大罪魁。这三大罪魁包括:国家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而阻碍进步,帝国主义迫使中国经济变化屈从于外国利益,封建势力为保护其社会地位而反对进步[8]。建国后,帝国主义势力被赶出了中国,封建势力得到批判和打击,国家政权被转移到人民手中。历史发展无法摆脱惯性的影响,新中国虽然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它无法绝对地斩断与历史的联系,封建思想的残余还比较多地存在于国家建设中。在乡村社会,生产队是带有地域界限的居住单位,“带有建立在婚后从夫居规范之上的清晰的父系继嗣偏见。”[9]随着国家政权向乡村的渗透,乡村中的宗族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和压制,乡村权力过分集中于国家组织,社会组织缺乏自主性,集体意识成了乡村权力运行的主要动力。“在人民公社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农民不仅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于其所隶属的生产队和生产大队,而且在政治上和其他方面也被其所依赖的集体所控制。”[10]虽然在人民公社时期,按照当时制度,生产大队的干部由全体社员选举产生,但公社对大队干部选与不选具有相当程度的决定权。

(三)民间力量崛起时期:契约意识的形成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获得更多的工业化资源,国家在乡村加快了权力建设的步伐,乡镇政府职能迅速得到强化和扩张。然而,一方面包产到户政策结束了农民的集体生产,小农经济重新成为乡村主导经济模式。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复兴,使乡村社会人口流动加快,村庄利益来源出现多样化的趋势。汲取工业化、城市化资源的重任,使乡村权力组织降低了“服务性”,几乎完全成了“赢利型经纪人”。然而,小农经济微薄的回报,使乡村很难完成国家下达的各种任务;分散的家庭经营降低了农民对国家的依赖,乡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出现了断裂;乡村经济的多元化更加弱化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于是,在乡村社会与基层政府的博弈中,一种新的乡村政治文化得到建构,契约意识逐渐在村民意识中形成。

契约意识的第一个表现是农民自我意识的形成。阿尔蒙德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文化的发展应该逐渐走向世俗化。“在这种世俗化的政治文化中,社会公众越来越重视在周围世界中可以把握的因果关系,人们用明确的方式而不是用笼统的方式来观察客观事物,自信拥有改变外部环境的能力,社会评价越来越注重个人成就而不是世袭地位。”[11]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由集体生产退回到小农经济环境中,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农业生产和成果支配的主人,农民的自我意识开始出现。

契约意识的第二个表现是反抗意识的增强。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乡镇企业的崛起,民工大规模进城,农民的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同时,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信息传播的发达,使农民的现代意识明显增强。在计划经济年代,人的价值和权利曾经遭到过极度否定,然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民却越来越关注自身的权利,当他们的权利被恶性剥夺时,他们会以各种方式去抗争。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当农民难以承受沉重的负担时,当他们遭遇到野蛮行政时,当他们的权利受到无理侵犯和削弱时,他们或依照法律程序,或走上抗争之路,去索取自己的权利。

契约意识的第三个表现是村民自治的推行。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对村庄的影响力减弱,乡村公共事务出现了危机,作为村民自救的产物,村民自治诞生。而国家推行村民自治的目的是重新借鉴民间力量,加强对乡村社会的管理。“随着经济的增长、生活的改善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要求以某种形式参与政治生活,以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或政治利益。”[12]不管目前村民自治在各地的发展水平如何,村民在选举与自治中契约意识都明显地得到了增强。

三、乡村权力结构变化与乡村政治文化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国家权力虽然占主导地位,但是它的影响力却在弱化;民间力量虽然还很弱小,但成长的势头却令人关注;家族势力虽有所抬头,但与时代潮流不符,应该成不了气候。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孜孜以求、并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真正转变成执政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绝大部分人口居住在乡村,因此,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管理,不仅是共产党执政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主要前提。乡村权力结构的变化,使契约精神在乡村社会不断加强,草根民主正在改变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并对中国现代政治生活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秉承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律,尊重基层民主发展的现实,调整管理乡村的政策和策略,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发展。

(一)草根民主的社会地位

乡村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因此英国统治者关于乡村社会的早期记载中就认为:“乡村带有一点共和国的意思,自给自足,有自己的负责人,能在整个帝国的崩溃中幸存下来。”[13]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是一个散漫的、平铺的、自然的社会,在乡村社会,皇权从来就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无所不能。正是由于皇权在管理乡村社会时力不从心,因此,传统社会自古就有一定限度的自治和民主。李昌平认为:“在封建社会,家庭是不民主的,但家族是讲民主的。行里是不讲民主的,但行业是讲民主的。”不过,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民主是自发的、内生的、有限的民主,它没有得到国家法律的认可,也难以形成令世人瞩目的政治力量。

建国后,国家力量虽然深入渗透到乡村,但是村庄内部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自由政治空间,只是这个空间依然是内生的、有限的,难以摆脱“工具化”的性质。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各项事业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口流动的加快、大众传媒的普及,使农民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农民的民主素质、民主能力和民主热情都得到空前提高。经济的发展使农民从温饱的困境中挣脱了出来,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自身的尊严和权力问题。正是乡村社会的发展促使广大农民重新寻找“人的价值”,在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上,很多农民已经不再把人看成国家的工具,而是向社会要求把人作为出发点,尊重农民,重视农民,帮助农村走向现代化。农民正在从思想上把自己从“国家的工具”转变为“自己的主人”。主体思想的确立增强了农民的契约意识,促进了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的形成。

村民选举是农民自己的创造,后来得到国家认可,并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上逐渐走向了规范化和法制化。村民选举在乡村的推行,使农民通过村委会、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法定组织,获得了利益表达的法定渠道。利益表达渠道的建立又反过来提升了农民的利益表达意识,使农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我的权利,促使他们更加自觉地通过利益表达渠道主动地影响公共政策,通过法定程序追求和维护自身的合理要求。当农民的契约意识不断形成并走向成熟的时候,国家对乡村的管理就必须尊重草根的力量,让农民作为自己的主人决定自己能够决定的乡村事务。赵心树认为,一套制度的正当性有两个关键内容,一是合法,一是合民意。当合法度不变时,民意就成了决定因素[14]。民间力量的崛起使国家权力必须尊重民意,在法制的轨道上推进村民自治的发展。

(二)国家权力的有限退出

在中国近代史上,各种政权都力图在乡村完成国家政权建设,然而,“从近代以来村治兴衰的整个过程来看,政府的一厢情愿是乡村政权建设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15]政府的一厢情愿造成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在中国只是部分地得到实现。“文革”以后,国家对乡村管理采用的是两手策略:在经济上,通过扩展基层政府的规模和权威,全面控制乡村的经济资源,以消化工业化、城市化所支付的社会成本;在社会上,国家权力退出乡村,放弃乡村公共事务的建设责任,要求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这种一手软一手硬的管理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初确实为国家消化了改革成本,但是,随着乡村社会过度输血之后的“贫血”,随着乡村社会矛盾的激化,国家在乡村社会的管理遭遇到局部的、根本性的危机,在少数地方,农民的群体事件增多,政府行政受到较多的抵制。

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末出现的村民自治和村民选举热,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家还权与民的重要举措,即通过村民自治,利用民间的力量,化解乡村社会的治理危机,节约国家治理乡村的成本。进入新世纪,国家更是把乡村的发展摆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今日的乡村社会,随着村民选举的推行、乡村社会民间力量的崛起,事实上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已经降低了。然而,少数地方政府受传统的乡村权力的影响,不愿或不敢接受村民契约意识觉醒的现实,往往采取保守的方式,维护自身传统的权威。当然,农民参与乡村事务的决策,确实给基层管理者带来很多挑战,“失败的风险使公共管理者常常想回避公民参与的要求,或者将公民参与的程度降低到最小化。”[16]然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基层政府都不能违背时代潮流,否则会让自己陷入到治理的尴尬之中。

现代社会是公民意识觉醒的社会,虽然农民总体的现代意识落后于城市市民,但是,乡村社会民主化道路必然是向前延伸的。在现代乡村,那种单一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手段,对乡村资源进行全面控制的模式,越来越不适应乡村社会的发展需要。

在乡村社会,国家权力应该坚决地、适度地退出,让农民真正拥有实质意义上的自治权。在实施威权体制(authoritarian regime)的国家,政府往往尊重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不提炼主导意识形态,统治集团无力也无法实行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很多威权国家,都开放具有一定竞争性或‘半竞争性’的各项选举。”[17]当然,威权体制不适应我国的社会现状,我们不能动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但是,我们可以对威权体制进行批判的吸收,抛弃具体的社会制度;我们可以从管理原则中找到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为治理乡村所用。按照威权体制的做法,国家权力可以有限退出乡村,尊重乡村社会的多元价值,限制威权领袖个人或集团权力的行使。

(三)家族势力的回光返照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人们附着在土地上很少迁徙。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借一位“研究语言的朋友”的口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费孝通总结说,“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即使在流动的情况下,也会形成新的宗法社会。“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命运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18]应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宗法意识一直在乡村占据着主导地位,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往往不是由个人决定的,而是由家庭或婚姻关系规定的。

“农民心目中的家族集体主义情结,是家族在共同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中所形成的社会共同体意识。”[19]这种共同体意识对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政治文化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政权建设中,乡村社会的家族势力得到了根本性的控制,家族势力在乡村政治生活中逐渐失去了自己往日的能量。人民公社、社会主义思想改革运动、“破四旧”等运动,最终使乡村家族势力几乎无立锥之地。改革开放后,小农经济地位重新恢复,国家权力退出乡村公共事务,乡村家族势力有所抬头。在一些地方的村民选举中,出现过家族势力操纵选票,造成旧时代的沉渣泛起,少数地方家族势力、黑势力、地方恶霸重新登上乡村政治舞台,给基层民主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乡村社会的流动性已经大大加快,乡村社会经济结构也在快速走向多元化,少数地方家族势力的恢复应该说只是一种回光返照,不会给乡村政治文化带来太大的影响。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应该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现代化,目前乡村社会已经基本实现了物质现代化,村民的精神现代化也在发展中,而村民选举是制度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因此,作为旧时代产物的家族势力会在特定条件下对乡村政治文化有所影响,但是,它已经赶不上村民契约意识的发展,在乡村社会,农民个人之间自由缔结的契约所包含的权利和义务,正在代替以家族所赋予的身份所包含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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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转型期社会政治、文化调查

转型期社会政治、文化调查

性别_______学院_____________年级________

1.你觉得周围同学参与政治讨论的积极性如何？（）

A.很积极地讨论并分析政治问题

B.缺少兴趣，积极性不高

C.认为政治问题很敏感，不愿讨论

D.学业负担较重，有心无力

2.在学校期间你有没有打算争取入党？（）

A 有，会努力争取B有，已经递交入党申请书

C觉得了解不够，没想过D想过，但觉得自己还有点距离

3.您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佳途径是()

A党团教育B网络教育C 自学教育D其他______________

4.政治信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你觉得影响政治信任度的最主要因素是？（）

A.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程度B.国家各级干部的亲民程度

C.国家政策D.负面信息的影响

5.你认为社会转型期影响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因素有哪些？（）

A.要维持生计而无暇参与政治活动B.弱势群体的社会影响力

C.社会信息方面的障碍D.自身素质的有限性

6.2003年我国报考公务员的人数是8.7万人；2010年，已增长至146万，你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

A.公务员无特定专业要求，可竞争面广B.当代社会竞争普遍比较激烈

C.相当一部分竞争者存有不正确动机D.其它__________________

7.在转型时期，你觉得我们应如何统筹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

A.经济发展必须以政治清明为前提B.经济发展优先 ,兼顾政治改革

C.侧重政治改革以指导经济发展D.市场化的经济与政治没有关系

8.伴随社会的发展，很多珍贵的民俗文化正走向消亡，你对此有和看法（）

A.民俗文化局限性强，无法适应社会发展B.新时期社会文化应该统一、简约

C.文化生活已十分丰富，少一些没什么D.保留文化与寻求利益难以统一

9.您周围的同学经常议论的中心话题是（）

A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B民主与政体改革C毕业D恋爱问题E同学关系F国际话题

G日常学习与生活问题

10.你认为目前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追求是()

A无私奉献B功利主义C金钱崇拜D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1.在音乐、电影、书籍等选择的问题上，你更偏向于本土还是国外？（）

A.本土，贴近我们现在的生活B.国外，有很强的趣味性和欣赏性

C.国外，校园内的氛围就是这样D.没有偏好，能兼顾两者

12.除了生活费，你最大的开销是：（）

A购买电子产品B买书C娱乐D游玩E谈恋爱

13.在学习之余，你通常会通过哪种方式放松自己？可多选（）

A.看电影B.听音乐C.看新闻

D.学习非专业知识E.浏览社交网络F.聊天

G.打游戏

14.社会上不时有见义不敢为、遇弱不愿帮的事件发生，你对此有何看法？（）

A.道德与责任感缺失，社会人文前景堪忧B.这些只是个案，不能以偏概全

C.相关方面法制还不健全D.其它______________

15.如果老师可以向你提供任何你想要的知识，你最想得到关于哪方面的知识（多选）（）

A专业课知识B学习方法及技巧

C人际交往的关系及技巧D减压的方法

E心理疏导方面的知识F实验技巧与技能

G以后发展指导

16.如果你所在的群体与你的期望相差甚远，你会（）

A努力改变这个群体，使之成为有利于自己的发展

B顺其自然，但会尽力坚持自己的理想

C随波逐流，我根本抵御不了集体压力

D离开这个群体，去寻找一个更适合自己的群体

谢谢你在百忙之中抽空填写我们的问卷(*^__^*)

第五篇：中亚政治文化的变迁

中亚政治文化的变迁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海洋，两河流域（阿姆河和锡尔河）的大片草原与卡拉库姆、克孜尔库等沙漠组成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亚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共同争夺和活动的舞台；中亚处在华夏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等强大文明圈的夹缝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不同文明的影响或控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多种文化在中亚生存、发展、冲撞，逐渐形成了中亚特有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种行为取向模式,它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并长期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因此，政治文化研究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体现并影响着国家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当我们今天对中亚局势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去了解中亚政治文化的历史。

一 古代的中亚－政治文化的雏形（公元前529－19世纪后半叶）

1、文明的更替与交融

公元前529年，波斯帝国侵入中亚并统治中亚达两个多世纪，留下了以琐罗亚斯德教文化为代表的波斯文明。公元前329年，希腊文明侵入，先后有亚历山大称帝和条支、大夏的建立。而希腊文明对中亚中心地带的控制仅存62年，公元前3世纪，在中亚边缘地带建立了安息王朝，这里的文化反对希腊文化，仍保存着波斯文化的体系，并成为琐罗亚斯德教的中心。到公元1世纪，大月氏人推翻希腊化政权，建立了贵霜王朝，贵霜王朝的建立使中亚开始形成了一种交融荟萃的复合文明的文化底蕴。

事实上，在贵霜王朝建立前，中国汉朝已经开始经营中亚。从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到公元7世纪设安西都护府，汉文化就一直在影响着中亚，但是中央王朝对中亚地区的控制有限，经济联络和文化传播薄弱，所以最多是形式上的占领，中亚也只是成为中央朝贡体系中的一分子而已，而一旦外在因素减弱或消失，中亚就将脱离中央的控制，重新回到独立的发展氛围之中。

7世纪阿拉伯帝国势力扩张到中亚，这是一个必须牢记的事件，因为仅仅两个世纪的统治，却在中亚撒下了伊斯兰文明的燎原之火。经过12世纪的突厥系王朝、13－14世纪的蒙古风暴、14－15世纪的帖木尔帝国、15世纪的希瓦、布哈拉、浩罕三汗国。古代的中亚政治文化脆弱、分散、缺乏独立精神，从波斯、希腊到华夏，一个个文明的交替出现，闪耀在中亚广阔天地多则数世纪少则数十年，而留给今天中亚的只是些史书的记忆和考古上的印证。与之形成显明对比的是，中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进行的非常彻底，完全改变了中亚的原伊兰文化的主流基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伊斯兰文明在中亚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强大生命力。

2、专制主义与宗教的政治化

古代中亚是本土民族与非中亚外侵民族轮番建国的政治舞台，与世界上许多地区不同的是，由于常年的**与不安，中亚稳定的社会政治进程发展缓慢，直到19世纪中亚还普遍保留着农奴制度，农民耕种的土地实际是属于封建主的私人财产，农民实际上处于农奴地位。部落的首领们可以随意剥削他们属下的任何牧民。中亚的三汗国时代，人民的一切生存权和财产权力也是受汗（艾米尔）的专制统治摆布的。国家的政体形式是专制的，既没有任何法律，也没有任何社会准则，因此一切都完全取决于汗国独裁统治者的意志。

中亚政治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专制主义的色彩，具是有很强的宗教背景，应该说，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同中亚本土文化的结合巩固了中亚政治体制的专制化，更加强了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中亚各王朝的世俗君主既是宗教领袖，同时又是其信徒的精神导师，集政权、神权于一身。历史一再证明，具有宽容、包容和复合性的宗教具有更加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

所以政教合一制在中亚的影响是深刻的。

二 沙俄时期的中亚－政治文化的沦落

沙俄政府为了控制中亚，使其更好地为沙皇俄国的利益服务，在正式吞并中亚地区后，通过种种手段，利用宗教、制度和移民政策不断加强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和统治，极大地摧毁和改变着原本脆弱的中亚政治文化，对当地民族的世界观、生产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宗教。沙俄不断调整其宗教政策，收买笼络宗教上层人士、委派毛拉借宣传伊斯兰教文化渗透、推行伊斯兰教“不干涉”政策，利用宗教工具将中亚各种族思想统一到沙皇俄国的意志上来。

2、制度。为了在政治上使中亚融入俄国社会，沙俄一直在试图通过各种制度文化归服中亚各民族。规定总督、省督军的军政领导权由俄国军人掌握，而允许“执政苏丹”管理一二百名哥萨克军队和其下军政事务，以此消弱汗权；重新划分原有部族间的分割，引入俄式军政合一制度，以此和消弱和基本瓦解部落制势力；建立骨干教育制度，以此培养中间亲俄势力，消弱伊斯兰势力。

3、移民。为了彻底占领中亚，使“边疆区俄罗斯化”，并为下一步地对外扩张做准备，沙俄大规模推行有计划的殖民主义移民政策。从1871－1916年的46年间，俄国政府向中亚北部的移民就已经达到162.92万人。大量俄语居民的迁入改变了中亚很多地区，特别是北部地区的民族构成，使中亚地区的民族成分更加复杂，中亚地区原有的伊斯兰和突厥文化受到斯拉夫文化的强烈冲击和压制。

三 苏联时期的中亚－政治文化的巨变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亚纳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随着苏联各个时期对民族和国家发展政策的不同取向，中亚各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政治文化被打上了深深的苏联烙印。而从烈度上来看，如果说沙俄时代中亚的俄罗斯化痕迹并不明显的话，那么到了苏联时代，尤其是苏联中后期，中亚旧有的伊斯兰化色彩的淡化就变得更加明显、而俄罗斯化的倾向也日益加深了。

在苏维埃政权初建时期，宗教环境还是相当宽松的。1917年12月3日，俄罗斯人民委员会发布的《告俄罗斯和东方穆斯林劳动人民书》郑重宣布：“俄国的穆斯林，……你们的信仰和习惯过去被沙皇和俄国的压迫者践踏了！今后，你们的信仰和习惯、你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关都被宣布为自由的和不可侵犯的。自由地、无阻碍地来安排自己的民族生活吧！你们有权这样做。”然而，在意识形态的界定下，宗教是剥削制度的帮凶，是最保守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所以，事实是，中亚的伊斯兰教受到严厉的打击，“反宗教宣传”贯穿于苏维埃的大部分时期。

其它的影响主要来自苏联时期的世族政策各方面：

1、苏联成立前－列宁时期的民族政策。在反对沙俄专制的斗争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就提出根除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和实行民族自决的政策。应该说这些民族政策和理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理论。而因为列宁本人在世时间很短，所以这些有利于中亚民族独立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政策并没有得到长期有效地贯彻。

2、苏联早期－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在斯大林当政前期，基本遵循了列宁时期的对中亚政策。而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绩和党内斗争激化、阶级斗争扩大化，斯大林开始取消民族工作，并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极大地恶化了中亚民族关系。

3、苏联中期－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一方面批判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试图人为地加速消灭民族差别，急于用“苏联人民”取代包括中亚各民族在内的苏联其它各族人民。在具体工作中忽视整合民族关系，强行各共和国经济按专业分工，致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这表明，沙俄时代遗留下的大俄罗斯主义的恶劣影响在中亚并未得到清除，中亚各国的文化依然受到大俄罗斯化的压制和影响。

4、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时期。在“新思维”的口号下，长时间被压抑的民族问题在各加盟共和国内集中高强度爆发，从“改革苏维埃联邦制”到“完全彻底地实行联邦制原则”，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到“苏维埃社会主义主权国家联盟”再到“苏维埃主权国家联邦”，最终解体。

四 独立后的中亚－政治文化的新发展

1、复制的政治体制

独立后的中亚五国，首要的任务就是尽快地找到一个适合本国的政治体制。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中亚国家的政治体制选择显现出若干特点，整体表现出局限性、借鉴性和整合性。中亚国家的独立没有经历长时期的探索与斗争，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结果，一经独立即获国际社会认可与接受，中亚上层政治精英多是苏联时期的党政领导人，他们长期受到的是苏联式的教育和政治模式熏陶，在未来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取向上所受的局限性比较大。由于是从苏联加盟共和国中脱离出来，在惯性选择作用下，中亚五国密切注意俄罗斯在政治体制转轨方面的举措，对于其三权分立、多党政治、总统集权等重要内容都做了尽可能多的借鉴。在中亚政治体制的选择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俄罗斯因素。另外，正如前文所述，中亚地区在沙俄征服前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文化雏形，沙俄的统治使这一进程被迫中断，在新的政治体制建立的过程中，需要重新唤醒这些沉睡了数十年的传统、文化和记忆，需要将传统因素与现实因素的整合。

2、伊斯兰教的复兴

伊斯兰教是中亚地区的主要宗教，苏联解体后，受到沙俄和苏联政权压制的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全面复兴，迅速渗入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组织、穆斯林人口和清真寺数目迅速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亚五个主体民族中穆斯林的人口比重为79－95%。面对如此大的信教群体，世俗政权也不得不在施政中制定有利于宗教发展的政策，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气氛日益浓重。

然而极端伊斯兰教对社会是有危害的，中亚各国的世俗政权对极端伊斯兰教普遍保持戒心。所以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的复兴。“在古代，政治与宗教在任何社会中都紧密的联系着。这种联系一方面带来了有益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产生出很大弊病。特别是在近代，各国都出现了对这种弊病的强烈反对，由此导致了国家权利与宗教的分离。”

总之，伊斯兰教在中亚五国经历了独立之初的加速复兴和复苏后，经过几年的发展实践，而慢慢趋于追求理性和秩序。中亚地区并没有出现其它伊斯兰教中心区那样的持续动荡和战乱，伊斯兰教是中亚政治文化中始终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因素，其在中亚的复兴更多的一种历史文化的回归、民族自觉性的复兴和国家独立稳定的需要。

3、民族国家的强化

中亚五国各主体民族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都在努力地从历史中寻找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都渴望从悠久的中亚政治文化中汲取有利于本民族的光辉业绩，以此凝聚国民力量。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同的是，因为新独立的中亚五国在地理上相邻、历史上相近、民族跨界居住情况非常普遍，所以各国对主体民族意识的强化力度非常之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亚国家各主体民族对自身个性的确立、强调和弘扬是中亚整体政治文化中新的发展组分，必将对未来整个地区的政治文化构成造成深远的影响。比如：在干部任用上突出主体民族，而其它民族特别是俄罗斯人很少得到重用。加强主体民族语言教育，逐渐降低俄罗斯语的影

响力。号召世界各地的主体民族回归“祖国”等。

4、融入世界的努力

人类步入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信息时代，网络与电子技术的应用将世界各个角落连在一起，中亚五国再没有理由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偏于一隅而坐井底之蛙了。独立后的中亚在不断扩大和加深的对外交流中，表现出了更加开放的姿态和努力融入世界的渴望。虽然从苏联继承下来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源丰富、占据重要战略位置的中亚国家正不断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以此为契机中亚国家也在努力以更好地融入这个外部世界，这也给中亚政治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因素。如何在保持、恢复、宏扬本民族本地区政治文化的基础上，更快更好地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政治文化的成果，成为摆在中亚各国政治精英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中亚政治文化在新时期的新发展究竟去向何处，我们也拭目以待。

主要参考书目：

1）吴宏伟著，《中亚人口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

2）潘志平主编，《中亚的民族关系历史现状与前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

3）丁笃本著，《中亚通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4）汪金国著，《多种文化力量任用下的现代中亚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5）杨恕著，《转型的中亚和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