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精神在大学课堂教学中的贯彻论文

第一篇：大学精神在大学课堂教学中的贯彻论文

论文摘要：大学课堂是进行大学教育的重要场所，以何种大学精神指导大学课堂决定了大学能培养出何种人才。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我们的大学课堂应该承担怎样的任务，大学教师又将承担何种职责，这是本文将要解决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大学精神 大学教学 贯彻

大学课堂是进行大学教育的重要场所，也是大学师生思想交流、灌溉出智慧之花的神圣殿堂。在不同的大学精神指导下的大学课堂会培养出不同的人才。而大学精神为何？又如何在教学中贯彻这种精神？这是本文需要解决的两大问题。

一、大学精神的内涵

《礼记·大学篇》中提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这句话道出了大学精神的精髓：大学教人的道理，在于彰显人人本有的自身所具的光明德性，再推己及人，使人人都能去除污染而自新，且精益求精，做到最完善的地步并且保持不变。

这简单的一句话中蕴含了深刻的内涵。大学的首要任务，是要激发学生内在的潜力，使学生成为兼具德行与智慧的人才。在此基础之上，还要使学生拥有促使他人和社会向着更加崇高而美好的未来奋进的能力。最后，不论在提升自己还是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都要精益求精，并以此为人生目标。

因此，在这种大学精神的指引下，大学首要的任务就是培养人。大学不是为了某一个单位培养特定的人才而存在的，而是要培养在今后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能带动社会走向美好未来的人。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说过：“大学生的价值观，实际上决定了我们未来社会十年、二十年的价值取向。大学不应该为一个企业来培养一个毕业以后马上能够使用的专门性的人才，而是要思考怎么能够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基于此，笔者认为，大学精神的精髓可以这样归纳：大学要培养的不是社会现在想要的人，而是社会今后需要的人才。

二、大学精神在大学课堂上的反映

那么，社会今后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需要具备何种品质的人才能将社会带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为培育出这样的人才，作为传授知识、教导学生的直接场所，大学课堂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本文认为，除了道德因素之外，创造力是一切能力的基础，也是推动社会发展最直接的动力。因此，大学培养的人才，除了应当具备高尚的情操、坚定的信念以及崇高的理想之外，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应当是大学的首要任务。同时，适应能力是学生融入社会、融入集体、影响并改变他人的先决条件，因此，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也是大学的重要任务。

要培育出具备适应能力与创新精神的人才，需要大学这个小社会从方方面面进行努力。但是作为“教与学”最直接的场所，作为大学教师与学生交流思想的重要场所，大学课堂所承担的任务最为直接。因此，大学课堂也就自然而然的承担起培养学生适应力与创造力的大部分责任。

适应力与创造力体现在课堂中的是什么呢？本文认为，在大学课堂中达到锻炼学生适应力的目标主要是通过让学生“接受”知识实现的；而锻炼学生的创造力则体现在“批判”知识上。因此，大学课堂上学生“接受”知识与“批判”知识就成为大学精神最直接的反映。

三、大学精神在大学教学中的贯彻

要将“接受”知识与“批判”知识融汇在课堂之中，就必须在课堂上做好“传授知识”与“启发式教学”两个部分。

本文认为“传授知识”应该分两个部分，一是让学生接受知识本身，二是让学生接受老师在传授知识时的思维方法。基础知识与思维方法两者都是支撑大学教育的两大基石，缺一不可。要做到在课堂上既传授知识本身，又传授思维方法，这需要教师从各个方面进行努力。

首先，“教师课前备课必须充分、系统化，做到脱稿授课”。教师就是为了让学生比较轻松容易的学到知识而存在的，因此，教师备课的目的就是要将深奥的知识点简单化，这必须经过教师深刻的理解、反复的思考，再通过设计合理的授课思路，才能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学生通过教师对知识点的剖析、解读，顺着教师的思维进行下去，就可以在学到知识本身的同时，学到如何学习知识点的能力。其次，选择合适的授课方式很重要，是决定学生课堂学习量的关键因素。“教师在大学课堂上的行为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讲授、板书、提问、指导学生看书或做练习、指导学生活动或实验、声像、教师形体或实物演示、教师赞许学生或批评学生、教师回答学生提问、与学生讨论、布置作业等。”好的教师应该根据不同的授课内容、不同的授课对象、学生不同时期的表现等因素变换课堂行为、选择不同的授课方式。一成不变的授课方式必然会使学生昏昏欲睡，达不到有效的教学效果。

再次，带着激情授课。教师授课的情绪会直接影响学生听课的积极性，如果课堂上教师不能倾注感情，必然无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而这种情绪是教师对生活、对事业、对学生所持态度的直接反映，也是学生从教师身上学习到对工作、对生活、对人生应持何种态度最直接的体现。激情授课除了要求教师端正教学态度之外，也需要配合一定的方法才能将这种情绪外化。例如，多利用身体语言、多与学生进行眼神交流、运用不同的表情以及用音调的变化体现出情绪的变化等等。

“启发式教学”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任务和学习的客观规律，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采用多种方式，以启发学生的思维为核心，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促使他们生动活泼地学习的一种教学指导思想。其核心是启发学生的思维，但是这种思维并不是随意性的，教师在这种教学中起到的是引导的作用，引导学生从多种方面考虑问题、引导学生完善自己的思维。要做好启发式教学，需要教师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努力。

一方面，教师必须明确自身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教师和学生要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从‘独奏者’的角色过渡到‘伴奏者’的角色，从此，不再主要是传授知识，而是帮助学生去发现、组织和管理知识，引导他们而非塑造他们”教师必须改变过去在课堂上“我讲你听”的单一形式，更多的充当领路人的角色，引领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善于“问问题”。一个好的引导者，最拿手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提出问题。用问问题的方式引导学生接近答案，用问问题的方式引导学生发现另一个问题，同样也用问问题的方式引导学生反思自己的答案。在不断的思维碰撞中，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启迪他们的智慧。

总之，大学课堂是大学教育的重要场所，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不应该仅仅是知识，更多的应该是学习的方法以及思考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出真正意义上具有“适应力”与“创造力”的人才，才能从本质上彰显大学精神。

参考文献：

【1】李克，《陈嘉庚教育思想对培育我国现代大学精神的启示》，《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年9月

【2】孙继兵，杨薇，武建军，闫殿然，《提高大学课堂教学效果的教学策略》，《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第二卷，第三期，2010年9月。

【3】李杰，《日本大学课堂教学模式的特点和启示》，《长春大学学报》，第17卷，第2期，2007年4月。

【4】李文山，《中国大学精神的内涵及其演变》，《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11期。

【5】党亭军，《大学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当做些什么———对现行大学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考与建议》，《当代教育科学》，2008年15期。

【6】ELLMEJM，〔J〕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教育丛书《教育———财富蕴藏其中》〔K〕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7】陈海容，《论大学精神的思想内涵》，《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12月。

【8】黎利云，罗之仁，《教育任务新论：培养智慧人———兼论大学课堂教学改革目的及途径》，《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8年11月。

第二篇：现代大学精神论文

浅谈现代大学精神

【摘要】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在大学的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精神不仅是一所大学的历史积淀和力量源泉，更是国家愿景、民族传承、社会意识和校园文化的融合体，是时代精神的表征和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它不仅关乎大学自身的前途和命运，更关乎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兴盛。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大学精神的培育，在治校理念中凝炼大学精神，在教学科研中提升大学精神，在校园文化中彰显大学精神。

【关键词】现代大学精神人文关怀开放包容科学理性

一、现代大学精神的特征

（一）现代大学精神应凸显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内涵，其关注的是人对人的价值、人对社会的价值、人对自然的价值，体现的是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确保大学的独立人格以及尽可能避免各种社会不良习气对大学的侵袭，保持大学宽松的学术环境，是大学产生人类精神文化的必要条件。

（二）现代大学精神应凸显科学理性。

21世纪的大学必须坚定科学理性这一伟大的精神气质，弘扬探索精神、实证精神、独立精神、创新精神和牺牲精神。

（三）现代大学精神应凸显引领意识。

大学作为一种生产传播知识和真理的精英群集的学术共同体，还负有引领社会文明和进步的职责。大学必须保持引领意识，进行优秀教育、卓越教育、完善教育。

（四）现代大学精神应凸显独立自治。

大学的独立自治主要体现在学术的自由中立、办学的独立自治。这种独立自治的精神是大学的特质和大学人的精神品格。

（五）现代大学精神应凸显开放包容。

开放包容精神要求打破封闭保守的藩蓠，21世纪中国大学必须通过对社会的开放，吸收来自大学外部的信息和资源，以取得与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并通过服务社会来满足社会对自己的需要并保持自已的生机和活力。

大学精神不是一蹴而就、稳定不变的，而是在历史传统和当代环境中经由历届师生世代累积、共同建构、不断创新而形成的动态精神资源。大学精神不是千人一面、僵化统一的标准

答案，而是建立在教育本质和办学规律等普遍共性基础上又自成风格、独树一帜的个性表达。大学精神不是异域学说、西方模式的简单翻版，而是在党的教育方针和普遍价值指导下贴近本土、面向社会、具体可行的自觉自愿的选择，只有这样，既有精神共同性，又具精神个性的当代中国大学才能更有效地履行自己立心明志、凝聚感召和辐射引导的使命，坚定大学的自我意识，推动自身和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二、现代大学精神的价值

现代大学精神的价值，就是大学人作为大学主体存在的本身所拥有的内在价值，体现在人对自身价值的追问以及社会对大学、大学人对大学自身的价值追问。对人自身的幸福与无限发展可能性的追求，是大学精神的发展价值所在，追求真理是大学精神的科学价值所在，对人的生命意义的追索是大学精神的文化价值所在，涵养生命、激发生命的创造是大学精神的美学价值所在。

（一）发展价值。大学精神的发展价值最直接地体现为大学及大学人对“人的发展”的无限可能性的追问与诉求。大学为大学人的发展创造了一种精神空间，让每个人能够在这种精神空间里争取独立生存。大学精神是大学发展的内部驱力。

（二）科学价值。大学精神的价值在于她是一种学术精神、一种科学。大学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生力军。大学教学要以研究成果为内容，研究与教学并重是大学的首要原则。大学研究是现代社会运行的新型资本。

（三）人文价值。对价值理想和价值目标的不懈追求是人与大学的固有本性。大学精神对于校园文化、人文精神具有导引和规约作用。离开了人文精神，摒弃了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

（四）美学价值。大学精神的美学价值体现在大学的每一个角落，体现在思想、制度、环境诸方面。建筑是有形的历史，学者有无声的思想，优美、肃穆的校园所发挥的陶冶功能是无与伦比的，是一所大学另于其他大学的独有魅力。

三、现代大学精神的重建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然而，在大学从社会经济发展舞台的边缘走向舞台的中心时，大学精神却走向了失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渐渐发现，大学好像生了病，变得不那么精神，不那么可爱，不那么迷人了。当下大学之校园，官瘾十足，官风盛行。授学问的人灰头土脸，仰人鼻息，拿个课题都得看人家脸色，而钻营官路的人却左右逢源，高奏凯歌，学术上鱼目混珠。失去了理想的光辉，大学还能够有什么精神？高贵和尊严是大学万万不可缺少的气质，光荣与梦想是大学须臾不可离开的灵魂。

第一，大学的骨气。大学的骨气，就是大学的精神尊严，也就是大学必须以自己意愿采取的姿势面向社会，不能为外在因素所左右。大学有骨气，培养的学生也会在乎自己的尊严、人格。在乎尊严的人多了，社会风气会变得纯净。骨气有种种，一个优秀的大学首先要做到权势面前不折腰。大学需要政府各种支持，但大学争取支持，应该依法依规，不应该以损伤尊严的方式去搞什么“公关”。大学的竞争是物质条件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更是以骨气为代表的内在精神的竞争。

第二，不为学术而学术。办学的目的，不是为学术而学术，是为了社会的进步、社会的繁荣和人类的幸福。现在的大学关键是培养学生怎么做好份内的事情，学生怎样读好书，怎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社会做贡献。这同样是对社会负责任。

第三，追踪北大精神。在许多人心中，北京大学是一所偶像式的学校，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其独立的精神，引领时代风潮的思想，为生民立命的责任感，使这里成为年轻人求学的圣地。北大精神不只在历史和文献中，也活生生体现在现实里。

1916年，蔡元培作为北大人的精神领袖，曾经提到他主持北大的宗旨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后被人称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2005年，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表示，北大精神包含了三部分内容：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追求真理、追求卓越、培养人才、繁荣学术、服务人民、造福社会的办学理念。而北大学生的特点是胸怀天下，具有社会责任感。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说：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概括为八个字，即“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

第四，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精神。高校发展既不能盲目膨胀，也不能千篇一律，关键在于内涵的优化，办出精神特色。这种特色不仅指规模和模式上的因地制宜和差异化发展，还包括在大学精神上的开发、挖掘。

大学不仅要向学生传播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如何做人，做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在当代，社会责任感应该包括对资源、环境、生态的关心和保护。在大学教育中我们特别注重培养学生树立新的资源、环境和生态的观念。从可持续发展和从人和资源和谐的角度来看待生产、生活、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大学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能够做出独特的贡献：“弘扬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改良社会风气”。

【参考文献】

[1]娟狸.现代大学精神的传统和重建.道客巴巴.2012

[2]李久生.环境教育论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7.

第三篇：大学课堂教学

大学课堂教学

1.大学课堂教学主要涉及教学观念，课程内容和教学组织等问题

2、班级授课制是课堂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

3、课程与教学问题主要包括目标理念，知识内容，教学组织和质量评价，课堂教学则几乎涉及所有这四个方面。大学课堂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前三项，可表述为教学观念问题，课程内容问题和教学组织问题

4、教学观念问题

（1）师生观。大学教学过程中的教师与学生，是平等意义上共同探索知识的合作者

（2）教学观。大学课堂教学，除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外，最重要的是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让他们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体味知识发展的过程。还要让他们理解知识的价值与意义，树立求索知识的正确态度，充满探索精神的阳光心态，从而对人类知识与智能有一个敞亮的心胸。

有的教师机械依照教学大纲规定，近乎本能……不注意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意识，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原因就在于陈旧的教学观在作怪

（3）知识观。活动和体验，经历和反思，经验与理解，交流与建构都具有知识意义，甚至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知识不一定要代表真理，而且也没有普适性真理。

5、教学方法就是围绕一定的教学目标，依据教学内容和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以及手段条件因素，设计教学要采用的教学策略与方法及其组合。在课程内容确定之后，恰当的教学方法设计是影响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

6、教学方法设计观：（1）教法设计的整体观（2）教法设计的科学观。一位真正出色的大学教师，要同时关注两个方面的研究，两者缺一不可。一是关于本学科的专业研究，此即通常意义上的科研；二是关于怎样将本专业的知识有效的传授给学生的研究，此即教学方法设计的研究，属于教育研究（3）教法设计的学习观。陶行知：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于教学，是在教学生如何学

7、教学方法设计的依据（1）依据教学目标（2）依据教学内容（3）依据学生的特点（4）依据教师的自身素质和经验（5）依据教学资源和装备条件

8、常用的教学方法（1）讲授法（2）课堂讨论法（3）问题教学法（4）练习法（5）读书指导法。

讲授法是教师通过简明，生动的口头语言向学生传授知识，发展学生智力的方法。踏实通过叙述、描绘、解释、推论来传递信息、传授知识、阐明概念、论证定律和公式，引导学生分析和认识问题的一种教学方式。讲授法是最为基本的教学方法，具有很强的普适性。

讲授法的优势：可控性强，成本低、效率高，信息量大。讲授法的缺陷：不利于因材施教，容易异化为注入式，难以实现教——学互动

恰当应用好讲授法要注意以下几点：（1）要符合大学生的心理特点（2）要争取处理好讲授内容（3）教学环节完整，思路清晰有序（4）理论联系实际，渗透直观方法（5）讲究语言艺术

课堂讨论法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就教学内容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组织学生以全班或小组的形式，围绕教材中的中心问题各抒己见，通过讨论或辩论活动，获得知识或巩固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

课堂讨论法的类型：（1）大学课堂教学的讨论根据讨论的目的可以分为知识型讨论和学术型讨论（2）根据讨论的性质可以分为互补性，辩论，比赛性讨论（3）根据组织形式，可以分为全班讨论，小组讨论，经过小组讨论后在全班讨论。讨论的环节主要包括讨论前准备，讨论的组织与指导，讨论的总结与评价

问题教学法是指教师根据以往教学中所掌握的学生学习本课程时所遇到的普遍性问题，或者在讲授过程中所遇到的新问题来组织课堂教学的教学方法。

运用问题教学法的基本要求是：问题准备，引导学生分析问题并尝试解决，教师要适度总结学生的各种解答

练习法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巩固知识，运用知识，形成技能技巧的方法。根据练习的手段，可以分为口头练习，书面练习，实际操作练习；根据技能的练习的程度，可以分为模仿性练习，独立性练习，创造性练习；根据技能的类型，可分为心智技能练习和动作技能练习。这是技能类、语言类和操作类课堂所经常采用的一种教学方法。

运用练习法的一般要求是：提高练习的自觉性；精选练习材料；让学生掌握正确的练习方法，适当分配练习的分量，次数和时间；了解练习的结果。

大学生的阅读可分为专业性阅读和非专业性阅读，专业性阅读包括消化性阅读、独立性阅读和研究性阅读三种类型。非专业性阅读包括修养性阅读和娱乐性阅读

读书指导法的应用要责大致体现在五个方面：读导问思研

9、教学方法设计的整体转型

（一）由单一方法到灵活组合（张若虚《春江花雪夜》）

（二）由权威灌输到质疑理解

（三）由结果传授到过程经历

（四）有独白布道到对话教学。对话教学作为一种知识获得的方式，体现了学生获取知识的主动性、建构性，学生学习的过程并不是一个机械的被灌输的过程，而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不是一个接受现成结论的过程，而是一个通过对话交流和反思实践主动建构的过程。由此，实现大学课堂教学由独白布道向对话教学转变，就必须充分重视大学生学习的主动建构的特质

10、教学组织形式，就是根据一定的教学思想，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以及教学主客观条件，组织安排教学活动的方式

班级授课制最早是由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出，意在普及教育，实现把一切知识交给一切人的教育思想，后经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发展而基本定性。我国采用班级授课制最早始于1862年开办的京师同文馆，20世纪初以来，随着现代学制的逐步建立，班级授课制随即在全国推广

11班级授课制的基本特点是：（1）以班为单位由教师同时对整个班级进行教学（2）以课为单位安排各科教学（3）各种教学均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以及学校制定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

班级授课制的优点（1）一位教师可以同时教许多学生……（2）以课为教学活动单元，可以使学生循序渐进，系统完整（3）由教师设计组织并上课，以教师的系统讲授为主，兼用其他方法，有利于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4）固定的班级人数和统一的时间单位，有利于学校合理安排各学科教学的……（5）在班集体中学习，学生可与教师，同学多向交流，互相影响互相启发和互相促进…

班级授课制的局限（1）（2）（3）（4）（5）

12、班级授课制的改革（1）专题研讨（2）选科制（3）凯勒制教学（4）小队教学

专题研讨最早见于16世纪初德国虔敬派教育家弗兰克创办的师范学校中。1737年，德国大学教授格斯纳在其任教的哥根廷大学创办哲学专题研讨班，旨在培养从事教学的神学家，他是将专题研讨班引入大学教学的第一人

Seminar可译成研讨班，讨论班，一般来说，是一名研究专家向他的学生提出问题或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然后在他的指导下开始进行解决问题的活动。其后，这种教学形式在哥根廷大学，哈雷大学扩展开来，在当时欧洲的高等教育中影响极大

20世纪20年代前后，受美国大学教育模式的影响，我国大学就曾尝试实行以主辅修制为形式的选科制和学分制

20世纪70~80年代，由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凯勒提出的个别教学制主要是运用于大学和中学的教学

小队教学又称协作教学，协同教学，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50年代以后逐渐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流行。其基本做法是：有若干名教师组成教学小队，共同负责一个班或几个平行班的教学工作，共同制定培养工作计划，并根据个人所长，分工合作，完成教学任务并评价教学成果。教学小队的教师集体定期开会研究，评价和计划教学工作

小队教学的特点（1）能发挥教师的集体力量和教师个人的特长……（2）根据学生向教师学习，互相学习和自我学习的不同途径，采用大班上课，分组讨论和独立学习相结合的形式……（3）能够比较有效的使用人员，图书，仪器和其他设备（4）有助于教学小队的教师开展某些教学研究活动……

第四篇：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 = 大师 + 大爱

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和文明成果，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大学精神维系着大学未来的命运；教育的理念决定着学生综合素质的高低。被载入史册、流芳百世的大学应归功于她的精神，声震寰宇，名噪一时的大学也是缘于她的精神。大学精神既深藏于大学之中，又游离大学之外。它，给大学注入了生命活力，使大学不仅仅是教学楼、图书馆、林荫道等冷冰冰的建筑群落，也不仅仅是人才的集散地，而是人、思想、价值观念、理性思考、创新、智慧与博大胸怀的代表。

一、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正是因为梅老校长这句话的指引，再加上清华人的努力奋斗，清华最终有一个名不见传的留美预科学堂变成了世界著名高校，这就是大学精神的最好例证。随着中国大学的扩招，国家对高校的投入力度也不断加大，各大高校纷纷进行校区扩建，硬件设施得到明显改善。当我们置身于大学校园时，会发现处处高楼林立，佳木繁阴，幽雅的环境正是大多高中生理想中的“天堂”。这也成为很多高中生考大学的学习动力。诚然，高校的校园建设和硬件设施的确很重要，校园建设和硬件设施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会发现，楼是变高、变漂亮了，可依然喧闹、拥挤；校园是变美丽了，可随地吐痰的现象随处可见......这一切难道仅凭建高楼、美校园就能完成吗？答案是：NO.高校在埋头改善硬件设施，却无暇顾忌软件的更新换代。说白了就是缺真正的大师。因为人才是大学的主体。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没有高楼，没有幽雅的校园风光，甚至连一些基础的实验器材都没有，然而当时的北大名冠中西，成就斐然，能够掀起思想界之风，出现百家争鸣之胜景，因为当时的北大有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在炮火中诞生的西南联大，条件之苦可想而知，但这里走出了杨振宁、李政道等诺贝尔奖获得者，因为这里云集了陈寅恪、周培源等一批学术大家；占地面积仅1000亩的麻省理工学院（清华5340亩，北大4080亩）被推为理工大学之首，它之所以如此优秀，因为这里先后共7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此执教。

大学，不只是钻研高深学术的研究院，也不知是传统深厚的人文学科，在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看来，大学精神之所寄，在于教师树立楷模与学子自谍修养。时人乐于传诵梅校长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却不大追究这句话的内涵。对于大学来说，“大师”之所以至关重要，不只是因其学识渊博，智慧超群，更因其可以为学生提供追摹的目标。我们的知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指点。

二、大学需要大师，更需要大爱

名列美国榜首的世界顶尖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不仅有恬静的校园和优美的大楼，更充满着大师和“大爱”：她只有6500名学生，不算大，又没有医学院，也不是综合大学，但是她却培养了2位美国总统，又在诺贝尔奖100年的历史中培养了24位获奖者。正是因为她的宽容和“大爱”，安德鲁 ·怀尔斯教授才有可能9年不出1篇论文，埋头苦干、静心研究，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了60余年的一大难题── 费马大定理，最终获得历史上惟一的菲尔兹特别成就奖；她也允许患有精神病的天才数学家约翰·纳什静心地生活在校园内，并给予极大的关爱，终于使他在与疾病搏斗30年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充分体现了人

类应该具有的美丽心灵。我想，这恐怕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第一大的真谛！

对于不少正向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前进的国内大学而言，普林斯顿大学的经验不是很值得我们借鉴吗？

大学精神是某种大学理念的支配下，经过所在大学人的努力，长时期积淀而成的稳定的，共同的追求、理想和信念，它是大学生命力的源泉，是大学文化的精髓和核心之所在，是对大学的生存起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导向。大学精神之于大学正如土壤、空气、水、阳光之于植物生命一样重要。

教育学院

12应用心理学

王兴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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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论文：中国大学精神的塑造

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与中国大学精神的塑造

程世和

[摘 要]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不惟指一个疆域辽阔、政治统一的地理中国，而且指一个重诗书礼乐、重人文教化的文化中国。重统一大局、重人文教化这两方面内涵的结合，构成了大一统“文化中国”的观念。赖有这种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中国的传统教育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既能吐纳诗文英华又足以护持大一统政治中国、大一统文化中国之运命的士人群体。对比中国当代大学生，之所以在文化素质上存在着问题，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对中国的人文文化传统缺乏一种敬重与认同。因此，实施文化素质教育，不能够只是为学生多增加一些校园文化生活而已，必须以弘扬中国人文价值观念为要务，必须以着重培养中华民族气骨与中国文化情怀为核心内容。倘若不对中国传统教育的优良传统予以一种历史性的确认，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就难以造就出千百万足以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任的时代精英，难以构建出一个具有中国气派并能以这种中国气派与西方对话的教学体系。

[关键词] 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中国高等教育；文化素质教育 [作者简介] 程世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陕西西安 710062）

针对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不足的突出问题，一批著名学者如杨叔子先生、张岂之先生等在中国高教界发起了重视文化素质教育的倡议。从1995年9月国家教育部在华中理工大学召开加强高校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研讨会以来，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已走过了近11年的风雨历程，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就总体而言，我国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还浮于表层，其中的一大表现为在许多高校，对“文化素质”的理解往往与“思想素质”、“综合素质”相混淆，致使“文化素质教育”因缺少核心内容而表现出泛化或空心化的倾向。在我们看来，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之所以缺少核心内容，关键在于未能从中国大学精神的塑造这一战略高度赋予文化素质教育的应有之义，未能充分意识到从中国大学精神的塑造这一战略高度赋予文化素质教育的应有之义，一、“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应从泛化的表层理解中走出来，以着重培养中华民族气骨与中国文化情怀为核心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高等教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实现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性跨越。但无庸讳言，我国高等教育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大学生文化素质水平的不高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在一般意义上，我们都会认可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大学所培养的人材，不惟能在专业领域胜任职责，而是也应有着较高的精神境界。对此，张岂之先生曾作出这样精辟的论述：“只有当大学培养出优秀综合素质的人才，特别是他们具有比较深厚的人文素质和健全人格，能够成为社会的中坚，从而引领社会前进；只 有当大学具有高文化品位，在社会塑造了使人信得过的美好形象，能够持续地产生文化科学方面的辐射作用，这样才可以体现大学的先导性。” 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的高等教育中，多有一种重专业、重技能的功利化倾向，而对于大学引领社会文明的神圣天职缺乏一种必要的关怀。与这样一种功利化的教学模式相对应，我们的大学生在精神层面上普遍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前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先生忧心忡忡，对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出了一声声赤诚的呼告：“1982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有几位外籍华人教授跟我说，大陆的教育有缺陷，来到国外的学生，懂得ABC，懂得XYZ，懂得美元、英镑，就是不了解长城、黄河，不懂《四书》、《史记》，他们怎么可能为中华民族献身？”“我们高等教育中，急功近利的‘功利化’倾向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德与智，轻德重智；对智，‘专业’与‘基础’。工作中似乎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对工科学生，忽视数理基础与技术基础，对理工科学生，更加忽视如何做人的文化教育，忽视文化这一更加重要的做人的基础；表面看来，似乎这些基础在业务工作中并不直接有用，并不立竿见影。似乎我们的教育只是为了物质文明建设，只是为了经济建设，乃至只是为了市场经济而服务的。”②正是出于对我国高校忽视文化素质教育这一不足的深切忧虑，杨叔子先生、张岂之先生等在中国高教界发起了重视文化素质教育的倡议。“纪念全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十周年”研讨会在清华大学的隆重召开，印证了这些先生十多年来为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倾尽心力的热忱与苦辛。

回顾我国高校十余年来文化素质教育的历程，我们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一些高校，尤其是华中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在杨叔子先生、张岂之先生的直接组织下，业已成为我国高校实施文化素质教育的典范。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就总体而言，我国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还浮于表层，其中的一大表现为在许多高校，对“文化素质”的理解往往与“思想素质”、“综合素质”相混淆，致使“文化素质教育”因缺少核心内容而表现出泛化或空心化的倾向。以本次清华大学会议为例，所提交的论文多以“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努力增强学生社会竞争力”、“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开展”、“以大学文化为依托深化人文素质教育”之类泛化而流于形式的语词为论题，明显表现出一种习惯于以日常思维理解“文化素质教育”的精神弊端。即令有些论文虽则口不离“文化素质”或“人文素质”，但从字里行间看，仍不过是一种缺少核心内容的大众化的理解。在我们看来，以这样一种缺少核心内容的大众化的理解，难以有效地将青年学生锻造为足以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的社会精英。

在我们看来，我国大学生之所以文化素质水平的不高，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对中国悠久的人文文化传统缺乏一种起码的敬重与认同。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以一种妄自尊大的无知对文化传统进行“革命”性的批判。“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以“革命”名义批判我们文化传统的最为极端最为全面的表现。殊不知，“文化大革命”“革”的正是人格尊严与文化尊严之“命”，导致了一种反文明、反秩序的社会恶习。只要看看我们周围各种欺诈现象的广泛存在以及电视频道对武打片、阴谋片的大量播放，就会深感到中国大众社会确实存在着与五千年文明古国极不相称的不文明习气。在这种“革”中国文化之“命”的流毒影响下，我们大学生因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与有力支撑，内心世界变得枯萎无华。尤为可怕的是，没有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敬重与认同，我们的学生也 2 很容易以身为中国人而感到不幸与困苦。中国的大学培养出一些没有中国情怀而有着欧美情怀的青年学生，这无疑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大失误。

西方的大学不惟以培养西方的专业精英为目标，而且也以负载、传播西方的人文价值观念为己任。中国的大学置身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更是需要培养出千万计能够负载、传播中国人文价值观念的民族精英。不从这样一个战略高度实施我国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计划，我们的所谓文化素质教育只不过给学生多增加一些校园文化生活而已，只不过让学生多学会一些看似优雅的举动而已；而这样的文化素质教育，并不能确保我们的学生能够成为既有世界眼光又深具中国气骨与中国情怀的精神传人。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周作人的所谓文化素质不可谓不高，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优雅”或可超过了“吾以吾血荐轩辕”的鲁迅，但就是这个“优雅”的周作人附庸到了日本人的生活中，成为一条断了脊梁的文化汉奸。由此看来，实施文化素质教育计划，必须以弘扬中国人文价值观念为要务，必须以着重培养中华民族气骨与中国文化情怀为核心内容。

“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是众多诺贝尔奖得主在1988年巴黎宣言上发出的世界性呼吁。当西方大学日益注重以虔诚的心情对经典文本进行理解、诠释、研究的时候，我们的大学理应让渐趋弱小的中国文化的声音变得恢宏起来，以“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③而不是以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去教导我们的学生。只有这样，我们的学生才有可能培养出中华民族的气骨与中国文化的情怀。在我们看来，这才是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正途之所在。

二、从周之小一统中国到汉之大一统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重统一大局、重人文教化的“文化中国”观念，由此奠定了大一统中国历经数千年艰难历程而绵延至今的精神根基

面对世界地图，我们不难有这样的发现：以国土面积而论，在数以百计的国家中，堪称大国的只有中国、美国、俄罗斯、加拿大这四个国家；而在这四个大国中，只有中国为文明古国。以地理位势而论，四大国中，只有中国、美国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俄罗斯、加拿大位于冰土地带而给人周天寒彻之感，而中国、美国则幸运地位于不热不寒的温带，内外又有江河湖海的萦绕，最适合于人类诗意的栖居。不过，美国是人类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所建立的后起国家。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人类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前，中国堪为世界上地理位势最为优越的泱泱大国。

以一种感恩之情观照我们的国土，就自会感受到大一统中国的辽阔壮丽：泱泱中华，既有南中国的富足优美，又有北中国的俶傥瑰玮；既有东部海滨的平阔辽远，又有西部大漠的苍凉雄壮。泱泱中华，东西南北悬隔万里，风土人情迥然有别，但都在统一的疆域内遥相映照，一同烘托出大一统中国江海策应、山川表里的宏大格局，足使生息于这一中国疆域中的万千人民能够行走万里而游于无穷。身处于这样一个“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④的美丽之大中国，我们怎不生发出一种“乐生中国”之感？又何以能“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⑤而不对创建并传送大一统中国于后世的古人们表示一种深深的敬意？

诚如钱穆先生所言：“我中国此种立国规模，乃经我先民数百年惨澹经营，艰难缔构，仅而得之。”⑥大一统中国之所以能历经数千年的艰难历程而一直绵 延至今，其中的一大根由就在于中华民族有一种大一统“文化中国”之大义，就在于历代志士仁人竭诚护卫大一统“文化中国”的文化信念。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不惟指一个疆域辽阔、政治统一的地理中国，而且指一个重诗书礼乐、重人文教化的文化中国、礼义中国。重统一大局、重人文教化这两方面内涵的结合，构成了大一统“文化中国”的观念。在我们看来，对中华民族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的由来进行一种历时态的回顾，我们当能更自觉地热爱吾美丽之大中华，更自觉地肩负起传承中国文化的历史重任。

中华，古称华夏。华者，光华也；夏者，大也。故此，唐孔颖达《尚书正义》曰：“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早在西周立朝开始，中华民族就致力于礼乐文化的建设。《礼记·王制》云：“乐工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士”由“诗书礼乐”而造就，不惟传达出了周以诗书礼乐立教的人文气息，而且开启了后世中国重视以人文主义教育造就贤士大夫的历史先河。周人之所以立诗书礼乐为教，根源于“以文化成天下”的政治理念、文化理念。《周易·贲卦·象传》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赖以这样一种“以文化成天下”的政治理念、文化理念，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诞育出了一个以诗书礼乐化治天下的文明之世，诞育出了一个“济济多士”（《诗经·文王》）、“蔼蔼王多吉士”（《诗经·卷阿》）的“赫赫宗周”（《诗经·正月》）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周以诗书礼乐化治天下，一方面促成了一个“赫赫宗周”的文化中国、礼义中国的出现，一方面又造就了一批竭诚护卫周之文化中国、礼义中国的士之群体。“济济多士，秉文之德”（《诗经·清庙》）、“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诗经·文王》），说明了周以诗书礼乐造士而士又反过来护卫周之天下的历史消息。而当周之天下日渐破败之时，周之士人又复表现出一种不忍离别的悲念之情。《黍离》等“变风变雅”之作，尽现出周之士人“闵宗周之颠覆”而痛楚难抑的内心真实。从周之士人对周之天下毁灭的悲悼中可以看出，只要现实中还有挽救周之天下于不倒的一线希望，周之士人就会拼以自己的全部努力。究其原因，就在于周之天下曾是一个足以让人感念的具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的文化中国、礼义中国。文化对于维系天下的久长意义，正由此可见。

相对于后世的中国大一统而言，“赫赫宗周”因其地域的不甚辽阔而只能称之为小一统的文化中国、礼义中国。但中华民族正赖以对周之礼义文化的追思与阐释，大一统的文化中国、礼义中国才得以形成于后世。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孔子对周之礼义文化的传承与阐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继之以“变风变雅的“闵宗周”，孔子发出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喟叹。正因如此，孔子在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成为周之礼乐文化最为自觉的传承者。他以《五经》、“六艺”作为孔门教育的核心内容，由此创立了自有其礼乐诗书文化渊源的儒家学派。自此而后，由儒家导引的中国教育也就形成了一种以人文主义为其特色的优良传统。倘若不对中国教育的这一优良传统予以一种历史性的确认，中国的当代高等教育就难以构建出一个具有中国气派并能以这种中国气派与西方文化相对话的教学体系。

继之以周之小一统之后，秦始皇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帝国。然而，秦帝国因受法家重权势、轻文化思想所限，缺乏宏阔深邃的政治远识与文化胸怀，造成了与天下士众为敌的严峻对局以至于不及二世而亡。秦之所以短命而亡，固然有种种政治军事上的原因，但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否弃了文化化成天下的深远作用，不能以仁义治天下。继起于暴秦之后，汉代中国则因推重儒 学，以儒学为国统，以儒之礼义教化造成了一个“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业”（《史记·太史公自序》）、“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班固《两都赋序》）的盛世之局的形成。由此，中华民族得以结束了自战国乱世、赢秦暴政以至楚汉相争的数百年之久的天下大乱，而终由周之小一统礼义中国、文化中国进至于长达四百年之运命的大一统礼义中国、文化中国。

汉之所以造成了一个大一统礼义中国、文化中国的长期存在，不能不归功于汉代士人对暴秦因“无文”不及二世而亡的历史反思，不能不归功于汉代士人对“以文化成天下”儒学大义的极力推阐。早在汉兴之初，陆贾就向汉高祖刘邦进言诗书礼义对于安邦定国的重要性：“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汉书·陆贾传》）继之于陆贾，贾谊在《陈政事疏》中又进一步地对儒之礼义教化作出推阐。值得注意的是，贾谊《陈政事疏》中的“礼义”之论始于对秦政、秦俗的历史检视与批判：“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贾谊在这一段相当于对秦代的“民俗文化调查报告”中，以其深微透辟的文化眼力指出：秦自商鞅变法后，遗弃了礼义仁恩这一维系世道人心的文化传统，只求一味地政治推进与军事推进，一味地以法令为治，对世风民俗缺乏起码的文化关怀，结果导致了家庭人伦亲情的丧失与社会互爱精神的沦亡。从家庭内部父母子女、公媳妇姑间几同禽兽般的“立而谇语”、“反唇而相稽”到公众社会践踏人性的“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所显露出的正是秦因信威任力而带来的普遍暴力化的社会乱相。秦在统一中国后，本应“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以造就一个充满人性光辉的具有内在凝聚力的统一整体；然而秦之统治者仍不改废礼崇法之故辙，以为政法严密就能控驭天下，结果人情民心因缺乏精神关怀一败再败而一发不可收拾，终于导致了秦大一统天下的土崩瓦解。正基于以上对从秦俗破败的社会层面上分析秦灭亡的内在原因，贾谊发出了以儒之礼治精神“移风易俗”并进而建立一个“厉廉耻行礼谊”的社会秩序的时代呼唤。

由陆贾开启并由贾谊、董仲舒等人接续的对于文化中国、礼义中国的精神呼唤与现实努力，终究促成了一个“炳焉与三代同风”的大汉盛世之局的出现。大汉为我中华造千古不灭大一统中国之华夏，为我中华立代代相承之儒学国统，可谓功在当世而泽被万代。对于两汉开大一统文化中国盛世之局的时代意义，两汉士人大体上都予以了一致认同：“四海之内，靡不受获。于斯之时，天下大说，乡风而听，随流而化，芔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于三王，而功羡于五帝”（司马相如《上林赋》），“今朝廷纯仁，遵道显义，并包书林，圣风云靡。英华沉浮，洋溢八区，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谈王道者，则樵夫笑之”（扬雄《长杨赋》），“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因相与嗟叹玄德，谠言弘说。咸含和而吐气，颂曰：‘盛哉乎斯世’”（班固《两都赋》），“方今圣上同天，号于帝皇，掩四海而为家，富有之业，莫我大也”（张衡《二京赋》）。所言种种，印证了我们民族经过上古以至汉初三千年的艰难历程而终于迎来了她傲视世界 的第一个强盛时代，终于显示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一统中国泱泱气象。

对于这样一个既有无限山川风物之美又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的大一统汉代中国，两汉士人不惟给予了的一致认同，而且表现出竭诚护卫的“金诚之心”。从汉初贾谊的忧世而泣、晁错的为国殒身到汉末以李固、陈蕃为首的士林群体为挽救汉末危局拚尽死力的壮烈之举，历时态地显示了两汉士人的精神气骨。大一统汉代中国之所以能延续四百年的历史，一大根由在于有一个砥砺志节、合力维护大一统政局的士林群体的广泛存在。而两汉士人之所以形成一种“依仁蹈义，舍命不渝”的浩然士风，又与汉代中国竭力推重儒学、推重人文教化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两汉士人注重儒学修养，承继有礼乐诗书的文化传统，两汉士人以经训为法，以仁义修身，注重政治志节与精神操守，从而成为两汉重统一大局的主体力量。人文教化对于维系天下的久长意义，在此又一次得到了充足的证明。

接续于两汉士人之后，中国士人之无数个体饱读经史诗文，集政治理性与文化胸襟于一体，识通古今之变，胸怀天地人心，既能以诗书发抒情性又能以仁义修身行事，成为护持大一统政治中国、大一统文化中国之运命的精神脊梁。绵延二千年之久的中国士人群体不惟是一种政治存在，也复为一种既沉博又飘逸、既有风骨又具才情的文化存在。面对这样一种重统一大局、重人文教化、重宇宙大观、重宏博气象的中国士人的历史性存在，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不能不作出认真的反思。

三、中国之所以自秦汉经唐宋明清以至于近现代始终具有一种大国体式与大国风范，根源于中国文化足以化育出万千与之共命同尽的民族精血，根源于中国有一种一家一姓之天下可亡而大一统文化中国之天下不可亡的文化信念

以“文化中国”这一视角观照中国历史，我们大体上可以将周至清代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以下六个时期：（1）周，小一统文化中国形成与崩裂时期；（2）秦汉，创设并努力护持大一统文化中国时期；（3）魏晋南北朝，大一统文化中国暂时分裂与渴望恢复时期；（4）唐代，大一统诗性中国时期；（5）北宋、南宋，文化中国内忧外患与士大夫感奋时期；（6）元明清，中国屡败而大一统文化中国之天下不亡时期。

从现象上看，中国的历史呈现出分裂与统一两相交替的过程。而观察中国一时之分裂，一则根源于中国内部政体之纷乱，一则根源于外部强敌之侵扰。由于中国“居天下之膏腴”，而其四周又布满了崇尚武力的强悍民族，故而历史上不断滋生出所谓“蛮夷”民族对中华文明毁灭性的掠击。在中国的四周威胁中，来自于东北关外、正北大漠与西北高原的异族因占据着高悬于中国之上的不知其几千万里的北方大块，能够居高临下地对中国的华北平原、中部平原与关中平原予以一马平川似的千里奔袭。而在中国的南端，虽也有一些边患，但因有南方大山大水的阻隔，又因南方异族较为弱小而缺乏一种狂飙突进般的进击之势，故而中国南方的边患远不如北方的边患。

对于中国的北方边患之大，两汉时期的士人早有论述并一再申明攘击匈奴之大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曰：“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扬雄《谏不受单于朝书》：“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三垂比之悬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轻也”。凡此种种，莫不显示出一种护卫中国文明、抗击“北狄”这一“真中国之坚敌”的精神要旨。然而，尽管中国历代都有志士仁人一再申明攘击“北狄”之大义并以英雄壮气自 觉担承起守卫中国之责，但“北狄”的巨大威胁始终难以解除。究其原因，其中的一大根由就在于有一个不知其几千万里的北方大块高悬于中国之上。较之与同纬度的西方世界，西方民族则“幸运”地位居于一个由东向西逐渐缩小的欧洲半岛，在地理上不存在类似中国的巨大北方威胁，故而基本上能不受外部“蛮夷”强敌的侵扰而中断其内在的文明进程。中国没有西方世界的这一先天性的历史幸运，因此往往陷于一种惨遭异族铁蹄蹂躏的民族险境中。不明于此，我们就容易对中国的历史作出不切实际的贬损。

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民族象中国这样身处于“北狄”“常为中国患害”的历史性境遇，更无一个民族象中华民族这样虽屡遭江山破碎之苦却至今仍不失其大一统之泱泱气象。泱泱中华之所以能独创出这一绝无仅有的人间奇迹，一方面根源于中国总有一些民族的精血风起云涌，争赴死地；一方面又复根源于中华文明以其“礼义文章光华之大”化成一切南下“北狄”以入中华的强大生力。就后一个方面而言，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有诸多的论述：“汉代之覆亡，特一时王室与上层政府之腐败；而所由缔构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个民族与文化，则仍自有其生命与力量。故汉末变乱，特如江上风起，水面波兴，而此滔滔江流，不为废绝。且当时五胡诸蛮族，中国延之以入内地者，自始即与以中国传统文化之熏陶，故彼辈虽乘机骚动，而彼辈固已同饮此文化之洪流，以浇灌其生机，而浸润其生命。”⑦因有这样一种融化一切南下“北狄”以入中华的强大生力，中华民族不但屡屡摆脱了文化灭绝的危险，而且每在民族厄难之后又日渐显露出活泼浩大之声势。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渡为例，晋室南渡后整个北中国大地已沦陷于异族之手长达近三百年之久，如此时间跨度之长足令一种文化销声匿迹，但随后又有隋唐统一盛运特别是唐代大一统诗性中国的诞生。此后，不论是攻覆南宋江山的蒙古铁骑还是乘虚入关的满清贵族，都无一例外地被中国文化所同化，而中华文明之疆域也一直绵延至今。反观埃及、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等古代文明都难逃覆亡之厄运，我们就尤能凸现出中华文明绵绵不绝的生命活力。

大一统中华文明之不灭的另外一种根由，在于中国文化能不断化育出一大批竭诚护卫中国的志节之士。以两宋士大夫为例，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辛弃疾、陈亮、张孝祥、陆游、文天祥诸贤前后相续，无不具有一种恢廓充实的国士气象。正赖以这样一种士大夫群体的存在，两宋中国在辽、西夏、金、元四大“真中国之坚敌”不断进击的危难之局中而得以延续了三百余年的历史。两宋之局危如累卵，但两宋士大夫群体却能一再尽现其高昂之士气。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具有一种恢廓充实的化育之力。

中国文化对两宋士大夫的化育之力，仅以宋初范仲淹、欧阳修、苏轼三人为例即可获得证明。据《宋史·范仲淹传》载，范仲淹二岁丧父，家境寒苦，但少有志操，好读圣贤之书，故能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有这样一种感奋于圣贤胸怀的精神砥砺，范仲淹入仕后表现出精于论析政治实务、深谙边防武备的经国才略。当他受命经略陕西并兼知延州时，负抵御西夏之任达四年之久，被称为“胸中有数万甲兵”，“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书生英雄的胆略由此可见。纵观两宋士大夫的精神历史，从范仲淹以《岳阳楼记》发唱于宋初到文天祥以《正气歌》结响于宋末，说明了两宋士大夫 “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的恢廓胸襟。《宋史·范仲淹传》称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凸现出范仲淹以其精神高义为两宋贤士大夫之英雄豪杰导夫先路的精神作用。而范仲淹精神高义之所从由来，根抵在于中国有一种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与范仲淹同为两宋贤士大夫的精神先导，欧阳修也同样幼年丧父，家境寒苦。据《宋史·欧阳修传》载，母亲郑氏为了教子成人，“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并一再谆谆告诫儿子砥砺风节，安贫乐道：“吾儿不能苟合于世，俭薄所以居患难也。”正是在母亲的精神导引下，欧阳修不惟在政治上守正不阿，而且自觉肩负起护卫中国文化道统的历史责任，“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由此成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首倡者。在中国的历史上，象郑氏这样以儒之精神大义教子成人的普通而伟大的母亲何止千万？也正赖有这样一种文化精神，中**亲在平凡中成就了她们感人至深的伟大。

中**亲的伟大也同样体现在苏轼母亲程氏的身上。《宋史·苏轼传》称苏轼：“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母滂邪！’”范滂为东汉反宦官黑暗政治的志节之士，在临刑就义前劝慰母亲“勿增感戚”，而范母则反过来劝慰儿子道：“汝今得以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苏轼母子二人以这一“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的节义故事相互激荡，成为苏轼至死都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纵观苏轼一生，虽半世贬谪以至天涯海角却能够坦然自若，自与苏轼内心保有一种挺立为人的精神志节有关。传论称苏轼“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道出了节义为立身之本的重要性。

以上三位宋初贤士大夫的人生事例，说明了中国文化足以化育无数贤士大夫英雄豪杰的历史作用。我们完全可以作这样的推断：假令范仲淹、欧阳修、苏轼三人身处南宋之末，他们也一定会成为文天祥一样的志节之士。由此以观，中国之所以不断涌现出贾谊、李固、陈膺、范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辛弃疾、陈亮、张孝祥、陆游、文天祥、王夫之、顾炎武、辛弃疾、陈亮、张孝祥、陆游、文天祥、谭嗣同、梁启超、秋瑾这样具有“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贤士大夫英雄豪杰，中国之所以自秦汉经唐宋明清以至于近现代始终具有一种大国体式与大国风范，根源于中国文化足以造就万千与之共命同尽的民族精血，根源于中国有一种一家一姓之天下可亡而大一统文化中国之天下不可亡的文化信念。

人是一种具有精神广延性的存在。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我们不但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也应是一种与自己的文化传统紧密联系的历史性的存在。如果我们遗忘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遗忘了中国文化中重统一大局、重人文教化、重宇宙大观、重宏博气象的优秀品质，我们就缺少了一个厚德载物、生生不息的精神本源。文化的绝灭，是一个民族最为可悲的生命的自杀行为。近年来所发生的不顾婴幼儿死活的阜阳假奶粉事件，致多人于死地的山西假酒事件，说明了我们“革”文化之命后所造成的“大义之不明于天下”的直接恶果。因缺乏一种礼义精神的维系，国人与国人间的关系日趋诈伪。同样，在我们大学生中所存在的“有知识，无文化”，“高学历，低素养”的种种现象，也正是一种优秀人文精神传统严重缺失的必然表现。正因如此，“一切有远见的人都在呼吁：要加强人格教育，特别是加强儿童与青少年的人格教育!以优秀的人文文化去教育未冠者!”⑧

结语 加强中国人文传统的教育与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的申发，我国的高等教育才有可能造就出千百万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任的时代精英，才有可能构建出一个具有中国气派的教学体系 中华民族以其卓绝于世的文化创造力，造就了一个大一统“文化中国”的诞生并使其长期存在。在这一重诗书、重经史的大一统“文化中国”中，累积有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出现了无数识通古今之变、胸怀天地人心、以诗书发抒情性、以仁义修身行事的才俊之士。泱泱中华，真可谓名士云集,佳篇万千,才思泉涌,逸兴云飞，连续而富有诗情，有多少激扬文字，有多少生命的飘逸与宏放。尽管大一统“文化中国”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尽管大一统“文化中国”屡屡遭受外敌的强暴而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但由于大一统“文化中国”能够造就出一代又一代竭诚护卫“文化中国”的志节之士，一个美丽之大中华得以完整地传承至今而成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大奇迹。美丽之大中华历经数千年艰难伟大的历史运命而不灭，无疑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是中国文化的光荣。

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的传统教育建构了古代士人以道自任、热心担负社会使命的深层文化心理，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既能吐纳诗文英华又足以维系民族群体价值尊严、爱国保种、社稷永存的士人群体。当代的中国大学既以培养、造就千百万足以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任的学子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就不能不在业已开展的“文化素质教育”中加强中国人文传统的教育，加强大一统“文化中国”精义的申发。只有当我们与古代的人文传统取得广泛的精神联系，我们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才有可能使我们的受教育者能够大其人于天下，成为热爱中国之过去、中国之现在、中国之将来的民族精英。也唯其如此，我们的大学在上承古代中国以“诗书礼乐造士”这一优良传统中，才有可能构建出一个具有中国气派并能以这种中国气派与西方对话的教学体系。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到来，有赖于对大一统文化中国传统的历史性确认，有赖于千千万万能够面向世界又深蕴民族气骨与中国情怀的时代精英的群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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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张岂之.《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与教育先导性》[A].周远清，阎志坚.《论文化素质教育》[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15.②杨叔子.《双翼健劲,长空竞胜》[A].周远清，阎志坚.《论文化素质教育》[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19.③⑤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扉页寄言.④陆贾语.《汉书·陆贾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62.2112.⑥⑦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引论”

14、19.⑧杨叔子.《是“育人”，非“制器”——再谈人文教育的基础地位》[A].周远清，阎志坚.《论文化素质教育》[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156.此文发于《社会科学战线》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