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大学精神

第一篇：重建大学精神

重建大学精神

许知远 2003年8月1日20:9

“大学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她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没人比150年前英国红衣主教纽曼对于大学理念的探讨更激动人心。然而，1000年的大学历史表明，高高的象牙塔从来就不可能完全抵御外界的影响：在中世纪她训练教士；在贵族社会进行绅士教育；当民族国家重要性突出时，她开始训练公务员；而当商业社会兴起后，她建立了ＭＢＡ教育„„当然，这种变迁绝不意味着大学仅仅是社会的应声虫，在很多时候，她是一位激进的变革者，滋养着新鲜的思想，但在更多时刻，她又是保守运动的中心，对已经出现的新事物视而不见„„归根结底，在过去的1000年中，没有比大学更富有连续性的机构了。2000年的柏林大学或许相对于1809年柏林的大学已有了巨大的改变，但比起整个德国的变化来，这种改变要微弱得多。

在这个社会变革不断加速的年代，大学承载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功能。她被要求既要保持伟大的传统，又要不断创造新知识；既提供永恒的传统，又要对现实的社会变革做出反应，她要在学术追求与使用价值和职业训练中寻找平衡。

中国大学面对这种剧烈的社会变迁表现出双重的困境。一方面，100年的历史仍未使她真正建立起自己的传统，中国大学仍未完全拥有基本的独立精神与学术自由，同时大学又面临太多过分市场化的诱惑。高等教育大众化、建设一流大学的精英化取向同时到来。资金缺乏、人才流失、学术腐败、商业化与官本位的重重矛盾同时挤压着今日的中国大学。

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塑造真正的大学品格、功能和特征，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最艰巨的挑战，而中国大学的改革也必须从此开始。北京大学正在尝试的方案，尽管充满争议，正在被很多中国大学接受。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大学改革势在必行。因此，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作为第八期“观察家论坛——重建大学精神”的演讲嘉宾。身为中国重要的教育家，他们将阐述对大学精神、对中国大学变革的观点详见Ｂ2版。纽曼曾说，如果一所大学不能“激起年轻人的一些诗心的回荡”，那么她的缺乏感染力就可想而知了。我们急切地希望，中国大学能够进行真正的变革，重新建立起自由与活跃的思想空间，使那些年轻的灵魂能够真正激动起来。

第二篇：中国精神 体会灾区重建

灾难何其大？灾难何其小！四川何其小？四川何其大！

在大大的四川重建中，我们愿意以自己有限的体力、向善的思想，将目光瞄向德阳——这个四川重要的“工业心脏”，从其一个农业镇 和一个工业镇的震后重建出发，扫描几家典型企业，发现建材、资金、援建方式等焦点。

我们的心与大家一样，只是希望能以自己微薄的力量，让震后的四川早日对这一天不复敏感，让这一天再次成为历史尘烟中的平凡一天。

记住这一天，忘掉这一天，让我们从过去一年来的努力出发，走向溢满希望和梦想的明天。

又到“5·12”，李思清的心情格外沉重。

李思清至今不能忘记，XX年5月12日晚上7点，坐着吉普车赶到什邡市穿心店，亲眼目睹地震后惨烈景象的伤心与痛苦。“上百名职工压在废墟里，短时间内难以救出来，那真是钻心的疼痛。”

穿心店是什邡市化工企业的重要聚集地。“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的灾后重建政策，如果不是北京、江苏的对口援建，什邡、绵竹这两个重灾区的发展实在是难以想象。”身为德阳市分管工业经济的副市长，李思清当然清楚什邡、绵竹之于德阳的“分量”，“德阳是四川工业的希望，什邡、绵竹则关涉德阳工业的振兴。”

北有沈阳，南有德阳。德阳是四川省乃至全国响当当的重装备工业基地，但同时也是汶川地震的重灾区。“灾后重建、爬坡上行”的德阳，如何应对资金缺口与重建项目的冲突，如何处理快速建设与工程质量的关系，如何直面灾后基建与社会和谐的关系？

5月6日15点30分，德阳市人民政府会议室，李思清接受了《中国经营报》记者的专访。

1300多亿元的资金缺口，怎么办？

《中国经营报》：德阳灾后重建的总投资是1854亿元，目前争取到的资金是500亿元，尚有1300多亿元的缺口，如此巨大的资金缺口，如何弥补？

李思清：我们目前的资金缺口确实非常巨大，怎么办？我们的基本想法是“用好中央补助资金，争取银行贷款，发挥市场作用，多方社会筹资”。

资金缺口情况已经明朗，我们要量入为出、量力而行，优化项目结构，调减压缩项目规模，打包合并一些项目，力争做到资金与项目相匹配，尽量不留项目资金硬缺口。

德阳灾后重建的总投资是1854亿元，工业项目恢复重建的资金接近700亿元。按照规划测算，企业自筹占到50%，银行贷款300多亿元。德阳市13个龙头企业，实现的投资是250多亿元，这些企业的融资能力很强。不可否认，企业在重建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德阳工业经济高速发展，企业沉淀了不少资金，因此充分调动他们的参与热情是关键。企业要真正动起来，只要你贷了款，发展起来了，我们就给补贴、给政策。同时，还可以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吸纳省外、市外资金参与重建。

尽管近期资本市场融资形势不乐观，但德阳仍有8家骨干企业正在积极筹备上市。

《中国经营报》：农房、板房、学校、医院的配套资金缺口问题依然比较突出，资金缺口会否影响民生工程重建的进程？我们

看到一组数据，灾后重建过程中，德阳城镇住房重建开工率不足40%，这是否说明民生工程的重建滞后于工业项目重建？

李思清：我把最新的数据告诉你，全市农房重建开工率已达95.8%。城镇住房重建开工率已达50%左右。安居是灾后恢复重建的首要任务，到今年年底，我们有能力确保城乡住房建设项目累计完成估算投资的95%。今年9月底，什邡、绵竹基本完成农房重建任务。实事求是地说，山区乡镇重建困难比较多，规划选址、道路等基础设施受排险、地质灾害治理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比如绵竹市天池等高山区矿山企业的重建进程确实进展缓慢。

民生工程牵涉面广，重建的难度很大，为灾民建设永久性住房，政府补贴一部分钱，大部分资金要群众自筹，自筹的难度很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拖延了开工率。单从开工上来看，工业项目要比民生工程快一些。工业发展起来了，既可以安排就业，也能够更多地支持民生工程。

工业重建的难点何在？

《中国经营报》：灾后重建的立足点还是在大中型企业，目前工业企业的大规模恢复重建可谓如火如荼，但我们到灾区调查时发现，灾区群众就业难的问题相当尖锐和突出，毕竟，大规模基建投资对就业的拉动并不太直接和显著。

李思清：德阳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市委书记最关心三个问题：民生工程、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伴随着回乡农民工的增多，就业形势确实非常严峻。我们鼓励和支持乡村旅游、地震遗址旅游、乡间特色游的发展，这些都为农民的收入增长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解决就业，关键要看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目前面临一些困难，为此我们在信贷投放、政策倾斜方面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

XX年以来，德阳市工业呈现生产逐月回升的良好态势，今年前三个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02亿元，同比增长8.1%，增速高于去年全年7.8个百分点。我们预计，5月份后，德阳工业增速将超过20%，工业提振、产业恢复，是止跌提速、加速发展、保民生、救企业、保就业的关键。大规模恢复重建，可以搭建一个良好的产业平台，激活更多以产业配套为方向的中小企业，这样对就业的正面效应就显现出来了。

《中国经营报》：德阳作为国家四大磷化工基地之一，磷化工产业占全市工业总量的15%左右。汶川地震造成的矿山严重受损和金融危机导致的市场极度萎缩，致使德阳磷化工企业陷入停产观望的状态，它们如何能摆脱困局？

李思清：你说得没错，磷化工产业现在是我们面对的最大难题。地震对矿山的损毁比较严重，恢复起来难度很大，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省委书记刘奇葆前不久曾专程到德阳主要磷化工企业进行调研，了解灾后重建的现状以及具体困难，给予了我们极大支持和鼓舞。

省里对磷化工产业有明确的要求：XX年底以前产能要恢复到地震之前水平。磷化工产业要通过此次重建实现产业整合，在整合中提升产业水平。德阳工业的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主要看磷化工产业。那些设备老化、产能低下、污染严重的磷化工企业，符合关停并转条件的坚决落实执行。

德阳市多数磷矿山现在还处于恢复生产的准备阶段，道路、电力供应、通信、地面生产设施、生活设施仍在恢复之中，由于资金紧张，恢复速度比较缓慢。在磷矿石供应紧张和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下，本市磷化工企业步入了困难境地，目前大部分企业都是根据市场需求情况调整和安排生产。

“大跃进式”重建？

《中国经营报》：在你看来，迄今为止德阳灾区

重建的进程快还是慢？外界有人担心，灾区重建也许出现了“大跃进式”的态势。

李思清：快还是慢，要看恢复重建的质量和最终效果。在中国现有的体制内，政府对资源的调动能力、运营能力非常强，这是很多国外学者不理解、看不懂的。“5·12”汶川大地震对东方汽轮机厂（下称“东汽”）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但是，东汽XX的产值历史性地突破了100亿元。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东汽今年将实现150亿元的产值。我们在德阳周边为东汽提供的临时性厂房超过了30万平方米，东汽还租赁了一部分曾经为它做配套加工企业的厂房和设备。我们是举全市之力振兴东汽，从这个角度来看，灾后重建一定能够如愿完成。

到目前为止，北京城建计划中的重建工程有一半还没有开工，全镇路网和管网的综合建设工程也有待启动。现在的重点是先建好学校，争取XX年9月份开学时，镇上的学生们能在新教室里上课。

北京此次援建红白镇的预算资金超过1亿元，但施工现场一位不愿具名的援建方人士称，因为重建工程质量要求很高，看来还要追加几千万元。震前当地老百姓自己建的房子，地基大概只有六七十公分深，而且全是砖混结构，重建的房屋多是水泥钢筋的现浇框架结构，完全能抵抗8级地震。

“地震中红白镇死了那么多人，我们重建的房子质量一定要好才对得起良心。”廉租房建设工地上的工人张新成说。

心理：继续回忆还是努力淡忘？

“我现在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摆四副碗筷。”杨本金抹着眼泪，深深吸了一口气，呆呆地蹲在坟前不再言语。不远处，祭扫的人群越来越多，鞭炮声响彻山谷。

红白镇重建工地上一派紧张忙碌，而位于另一侧的板房区却显得格外安静。

“五一”当天，许多人离开了板房，到半山腰的坟地上祭扫地震中遇难的亲人。这一段山路只需要走上20分钟，但对村民们来说，这是一段生死相隔、充满思念与伤痛的漫长路途。

杨本金蹲在儿子王雪松的墓碑前，用纸巾一遍又一遍擦拭着墓碑，还有上面儿子笑容灿烂的照片。旁边是女儿王雪梅和侄女王丹的坟墓。杨本金点燃了带来的香蜡纸钱，一阵山风吹过，卷起燃烧的纸钱在坟地里四下飞舞。

在地震中，她的家人全部遇难。等身在外地的她翻山越岭赶回来时，丈夫和两个孩子已永远离她而去。

“我现在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摆四副碗筷。”杨本金抹着眼泪，深深吸了一口气，呆呆地蹲在坟前不再言语。不远处，祭扫的人群越来越多，鞭炮声响彻山谷。

在镇政府当公务员的徐正涛，也带着上高中的儿子来墓地看望自己遇难的妻子。儿子伏在坟前和妈妈喃喃地说着话，徐正涛站在一旁默默无语。他的博客上一直挂着一句话：曾对自己说，闲暇时不再忆妻，让时间冲淡思念。

有人依然沉浸在沉重的回忆中，也有人选择渐渐忘却刻骨的悲伤。但无论如何，对于红白镇的幸存者来说，内心的反复挣扎外人未必能体会。

14岁的女儿杨静离去后大半年，38岁的红白村（镇政府所在地）村民马虹又怀上了孩子。回忆当时的情形，马虹和丈夫神情看上去十分平静。

“最难过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那会好几天都不吃不喝。”马虹一边在板房前做晚饭，一边摸摸自己日渐隆起的肚子说，“也许还是个女孩儿。”对于他们夫妻二人来说，经历最初的伤痛之后，生活依旧要继续。也许只有好好过日子，才算对得起女儿。

马虹和丈夫以前一直在甘肃打工，灾后赶回家，到现在一直没有再出去。本来就不多的积蓄渐渐用尽，她和丈夫商量，准备在镇里开一个锅盔（馅饼）摊。即将到来的新宝宝，还有马上要重建的房子是眼下他们更关心的事情，这要用很多钱，必须想想法子。

基层：“疯了”的村文书

一位受访干部私下无奈地表示，农村灾后重建的复杂程度，比城市重建大十倍啊，尤其是随着重建过程推进，很多深层次问题和矛盾都逐渐暴露出来了。

最近红白镇人私下说得最多、在外人面前又十分忌讳的话题，是已经58岁、在红白村做了22年村文书的刘跃秀“疯了”。

刘跃秀“疯了”的过程，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个流传最广的版本是，今年4月下旬某一个深夜，刘跃秀突然在自己家的板房里大声叫嚷，捶胸顿足。匆匆赶来的镇干部和家人将她强行按住，天亮后送到了德阳市医院。有知情的村民说，医院检查的结果是，老文书患了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一时间，这个消息传遍了小镇板房区的各个角落。

虽然刘跃秀“疯了”的过程说法不一，但对其“发疯”的原因却没有太大争议：她是让村里重建中巨大的工作压力压垮的。

红白村干部数量本来就不多，多年来刘跃秀一人身兼数职，经常是民政、老龄、残疾人、教育工作一手抓。调节村民之间的矛盾，也是她平日最操心的事，不料地震之后，她自己也跟部分红白村村民产生了难以解决的矛盾，最直接的导火线，是村干部们公认“费力不讨好且很容易得罪人”的救灾补助发放问题。

地震发生后，按照政策规定，灾区每户村民要按家中登记的人头数，领取救灾补助及享受其他优惠政策。但红白村情况很复杂：一些人震前就迁到外地居住，但户口仍留在村里，他们的居住地很多并未受灾，另外一些人长期住在本村，户口却并没迁入（比如嫁入本村的外地姑娘）。

发放救灾补助时，上面两批村民都找到刘跃秀，各执一词，有时还闹得很凶。据一位村干部说，刘跃秀觉得非常委屈，在“发疯”之前，好长一段时间都待在自家的板房里，不敢轻易出门。

但也有村民不认可刘“委屈”的说法，指责她“做事不公平，对自家有私心”。一位村民称，刘跃秀将自己一家数口人分成两个户头，这样就能领双份救灾补助，正因为如此，一些没有领到补助的人才愤而群起围攻她。

有村干部抱怨村民太看重自己的利益，追求所谓“绝对的公平”。这位干部曾亲身经历过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救灾物资中的方便面，有一部分是袋装，一部分是桶装，桶装的面要比袋装的大一些，就为了谁要桶装，谁要袋装，村民们都找村干部吵得不可开交。最终，镇里只能决定用抓阄的方式进行分配。

“能称斤两的，全部过秤均分，不能过秤均分的，就要抓阄，不然老百姓就闹。这种情形不仅仅出现在红白，很多农村灾区都这样。”这位干部苦笑着说，“老百姓一不满意，就认为是当官的搞腐败，可我们也受了灾，也有家破人亡的。”

一袋方便面的发放尚且如此，刘跃秀所负责的灾后补助发放，更是高度敏感、极易引发争议的工作，处境可想而知。

据红白镇援建方人士介绍，前不久还发生过当地群众围堵援建施工队的事件，因为当时镇里的廉租房工程开建，但农房重建规划还没有出来，廉租房建设占用了宅基地的村民，生怕自己以后被分到一个位置偏僻的地段修自建房。最后规划部门加班加点赶出有关规划，事态才得以平息。

一位震后在什邡市租房居住的红白镇干部告诉记者，每天从什邡坐车回镇里上班时，想到当天繁重的工作和可能出现的新矛盾，心头就特别沉重，老想调头回城里去。

这位干部负责红白镇某村的灾后农房重建组织工作。他说，为了保障灾区群众能尽早住进永久性住房，市里压任务、划时限、定标准，但执行过程中又会遇到很多现实困难，必须小心翼翼，经常会感觉心力交瘁。

一位受访干部私下无奈地表示，农村灾后重建的复杂程度，比城市重建大十倍啊，尤其是随着重建过程推进，很多深层次问题和矛盾都逐渐暴露出来了，基层干部承担的职责和压力更大。他透露，红白镇村组一级的基层干部，不少都有弃职不干的念头。

“地震一年，大家干了相当于三年的活，身心俱疲。但现在到处缺人，想不干也不会批准，只能撑下去。”他说。

经济：压在心头的大石

红白镇镇长张晓涛更直言，大地震把红白镇的经济“震”成了一张白纸。

除红白镇重建过程中的种种纷扰之外，还有一件令镇主管领导更为头痛的事：灾后经济如何恢复重振？

红白镇党办副主任文孝桂接受《中

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地震之前，红白镇虽地处深山，但论综合经济实力，在什邡市二线乡镇中却排在前列。

据统计，XX年红白镇gdp达到了7.2亿元，镇财政收入1015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5269元。

红白镇境内拥有储量丰富的磷矿、煤矿和水泥石矿，还有不错的水电资源。国内最大的磷矿企业之一四川省金河磷矿就在红白，从什邡市区有一条专用铁路线通往金河磷矿。XX年，红白镇工业企业有121家，小水电站14座。

旅游业方面，红白镇拥有莹华山、八卦山、青牛沱、黑龙池、南天门、太子城、佛光寺等景点。地震之前，来自外地的两家大企业分别向青牛沱的“西部惊奇欢乐谷”和莹华山景区投资了十多亿元，已形成完善的旅游产业链。景区周边的老百姓一向收入不错，不少建了“农家乐”度假屋的村民都买了车。

曾到当地考察的四川大学灾后重建援助小组的刘建伟说，地震让红白镇元气大伤。而红白镇镇长张晓涛更直言，大地震把红白镇的经济“震”成了一张白纸。

在本报记者抵达红白镇采访的前一天，即4月28日，该镇党委书记陈玉堂、镇长张晓涛等人带队前往受灾严重的木瓜坪村、五桂坪村一带实地调研，分析矿业企业恢复生产的可能性。有参与此次调研的人士表示，由于矿山和道路受损严重，该镇传统矿业资源的开采要恢复到灾前的水平，至少需要3~5年的时间。

而本来生气勃勃的旅游业，更遭遇毁灭性打击。按照专家评估。红白镇已开发的“西部惊奇欢乐谷”和莹华山景区，要恢复原有价值，也许要花6~8年。

原有支柱产业受到破坏的直接后果，就是红白镇居民的就业“无枝可依”，很多家庭经济会长期陷于困窘。

红白村村民马子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灾后房屋自建的成本在700元~900元/平方米之间，按人均30平方米的重建面积算，农村一家四到五口人重建一栋房屋要花上10万元左右，国家的补助和信用社的低息贷款加起来每户一共也只有五六万元，而且地震之后，很多人手头根本没有余钱建房了。

冯子兰说，原来在矿山和旅游景点工作的人大都没活干了，很多年轻人没有办法，只能出外打工了，剩下的人成天无所事事，只能待在板房里打打麻将，消磨日子。

有村民表示，有些人家没有了收入来源，只能靠家里老人每个月400多元的社保金来维持生计，生活水平比震前大幅下降。

此情此景，自然让村镇一级的基层干部十分着急。木瓜坪村村支部书记谢恩金就是其中最焦虑的一个。

木瓜坪村在地震中受灾极为严重，由于地质结构不允许，木瓜坪村不可能原址重建，村民全部迁移下山，搬迁到镇里红白村地界重建。失去土地的村民们未来如何生活，让谢恩金寝食难安。

谢恩金承认，木瓜坪村的经济重建“是压在他心里的一块大石，想放也放不下”。他用自我安慰的口气说，还好我们仍然有特色种植，比如黄连。他想通过硕果仅存的这块收入提高村民的收入。

“只能尽力而为，能做多少算多少了。”电话那一头的谢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第三篇：学习焦裕禄精神 重建精神信仰

学习焦裕禄精神 重建精神信仰

为期三天的培训即将结束，这三天来，我感慨颇多。我带着疑虑而来，现在却要满怀激情而去。来之前我曾怀疑，五十年前的那座丰碑，是否还能影响到今天的我们，但学习结束后，我又坚定地相信，焦裕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和落伍，而更应激励着我们坚定地前行。

我相信，焦裕禄对党的坚定信仰和忠诚不会过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焦裕禄把入党誓词落在了实际行动上，“执行党的决定，遵守党的纪律……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他用行动践行了诺言，坚守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情操。

当年兰考是国家级贫困县，县领导走马灯似的更换，焦裕禄临危受命，他没有像旁人那样推三阻四，反而爽快地接受任务，并且表态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在他看来，这是党对他的信任，他面对的是奉命于危难之时的挑战，他选择的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无怨无悔。上任伊始，他就带头取消了“干部特供”，树立了共产党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公仆本色；在兰考工作的475天里，他顶风沙、冒雨雪，走了120个乡村进行实地调研，饿了就是“百家饭”，困了就睡“牛屋”……因为儿子看了一场免票的戏，他不但立即纠错，还马上出台了“党员干部十不准”……在他心里，县委书记不是高高在上的“父母官”，而是时刻要把老百姓的饥寒冷暖挂在心上的“农民的儿子”……他时刻想着兰考发展，时刻想着百姓，却独独忽略了自己，以至于受尽肝病折磨，英年早逝……在他弥留之际，他心中还念念不忘“党交给我的工作，我还没有完成……”

多么坚定地信仰，多么伟大的忠诚！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工作和生活的条件比五十年前好上百倍，可我们的信仰却如海市蜃楼，似有若无，忽远忽近。有多少领导干部丧失精神追求，耽于享乐，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全然不思考自己的权利从哪里来，为什么人服务；又有多少领导干部道貌岸然，口是心非，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出卖国家利益中饱私囊；还有多少领导干部为一己私利，跑官、卖官，任性而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等等等等，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身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身为一名领导干部，如果丧失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必将深陷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泥淖，而唯有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脱离低级趣味，追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抱负，才不会在金钱权利或美色面前丧失斗志，才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我相信，焦裕禄对事业的热爱和战胜困难的信心永远不会过时。

兰考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习，“三害”已形成几百年，解放前后历届政府也都没有拿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而焦裕禄却有把“治三害”变为“除三害”的坚定决心。他实事求是、深入公社、村庄，走遍兰考洼地、河道，亲自参与测绘了黄河走势图，他善于观察和发现，在暴雨、洪水、风沙、灾害中找出问题症结所在；当同事泼他冷水，说他一辈子也治不好沙丘的时候，他却满怀信心，立下豪言壮志，要把亩产43斤的兰考改造成“中原粮仓”，要让移动的沙丘变成绿洲，让大风口变成森林……他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群众经验中总结出治风沙的好办法，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的攻坚战，1965年兰考就实现了粮食大丰收，而他却永远也看不到了……

与焦书记相比，我深感惭愧。作为一名金融机构的基层网点负责人，我拥有舒适的工作环境和较好的薪酬待遇，但在工作中遇到阻力和困难时，我总是容易产生畏难情绪，把问题归咎于客观或者他人，解决不了就牢骚满腹。但今天我却开始反思，和焦书记当年面临的困难相比，我们的困难还算是困难么？我们面对困难时，有没有拿出焦书记那种“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的必胜信念呢？这不仅仅是我，也是我们当代领导干部，都要深刻反思的问题。

我相信，焦裕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永远不会过时。焦书记心中时刻想着群众，当兰考人民为了生存外出逃荒要饭时，他刚到任，却向老百姓诚恳道歉“你们过得不好，责任在我！”这是多么真诚的担当！风雪夜去看望孤寡老人，他那么自然地脱口而出“老人家，我是你的儿子”，表现了一个多么朴实的共产党员的情怀！为了挽留县林业局的大学生，他亲自送去特批给自己的大米，用真情实意打动对方，才会令对方几十年后还对着记者说“来到兰考，我后悔，留在兰考，我不后悔！”我相信，如果不是感动于焦书记的执着精神，也许他早已做了“逃兵”，也许就没有今天独特的耐盐碱的“兰考泡桐”了……在兰考工作一年多，焦书记只留下四张照片，因为他嘱咐过宣传干事“不要照我，要多照群众！”在郑州住院期间，焦书记还惦记着兰考的收成，让同事把地里的麦穗给他捎来一把……肝癌的痛苦折磨着他，他却要省下一片止疼药、一针止疼剂，因为药很贵，他要留给更需要的同志……他用生命践行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入党誓词，把一生都献给了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事业，他的这种精神，又怎么能够过时？！

短短的三天时间，我心中的那颗大树，那座丰碑，又一次焕发出新的光彩，重新走回我们的世界。我相信，我们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焦裕禄，和他一样有理想、有抱负、有激情、有干劲、有能力，一样相信自己能带领我们的员工，撑起属于我们的那一片天空，撑起我们伟大民族的魂魄，撑起我们伟大祖国的脊梁。信仰不死，精神不灭，愿焦裕禄精神的光辉，照亮我们的奋斗之路！

第四篇：探讨大学精神

探讨大学精神

本学期大学理念与大学文化课程中我们探讨了很多关于大学精神的问题，这是一个有关哲学的问题，一个值得探讨并且深究的学术课题，在这堂课上老师交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对价值观的探讨。

尤其是在探讨西南联大精神的时候，我们更能感受到真正的大学精神，在越来越浮躁的当今社会，大学作为一个相对纯净同时也是也是与社会接轨的地方，我们应该学什么应该怎样学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思的，西南联大在短短八年时间创造出来的成绩令当今任何一所大学都无法媲美，那时的西南联大处于抗战时期，物质及其贫乏，但学子们的精神生活却及其丰富，记得我们探讨过大学最可贵的在于学术自由，据说西南联大的教师讲课及其自由，他们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学生讨论交流启发学生，这一点真的很宝贵,在看何兆武的上学记时他提到在西南联大上学的氛围，由于没有娱乐活动，大家天天呆在学校里面，多数时间是在聊天的，大家一起探讨学术问题，一起辩论，并且为这种乐趣乐此不疲，当然他也提到了与我们很相似的处境，他们也混学分，逃课，对于不感兴趣的课也是旷掉，然后去窗外聆听大师的精华思想，这样一种为学术主动选择的过程是难能可贵的，对于当今学子，我们缺少的不仅仅是大师，更是一颗安宁是心，一颗求知上进的心，

第五篇：大学精神浅谈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大学，起源于西方中世纪，中世纪的大学一经产生就高瞻远瞩，并争取到了自治权和学术自由权，这对现代西方大学的产生起到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中国大学的建立，明显受到了西方诸大学理念的影响和启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即现在的北京大学，就是仿效西方的大学建立的。

不论中西方几乎所有的能够蓬勃发展的大学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都有一种无形的影响大学发展的力量，也就是“大学精神”。大学精神对于大学的重要性，在这里我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来形容，如果说把大学比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那么大学精神就是这个人的灵魂，没有大学精神，这个人就像没有灵魂的人，徒有其形，很难存活下去。

“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 ,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面临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建设 “大学精神”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对大学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抵御腐蚀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大学里聚集着有知识的、有理想的、有活力的一群人们，这些青壮年将来必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在踏入社会之前，他们大多数还只能算是半成品，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未真正形成，当真正面对社会的各种挫折与诱惑时，这些人会有几分定力不至于堕落呢，是对社会做出贡献还是危害社会，一切都是未知数。要把自身的活力迸发出应有的光辉，大学就是方便他们迸发光辉的加油站与中转站。大

学学生大多是来自各个不同地区精英人群，代表着各自地区的特色文化，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更加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传播。文化的交流、传播必然会造成文化的碰撞，大学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成为了文化碰撞的战场，大学精神对如何将大学生打造成一群真正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如何有效的在大学里开展科研、创新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大学精神有三种表现：一，永恒的道德精神;二，自觉地学术精神；三，敏锐的时代精神。

道德精神应是大学精神的核心体现，因为不论是大学、中学亦或是小学，凡此类者皆为教育，教育以育人为本，然后才是传授知识。蔡元培曾在《教育独立议》中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可见，大学最重要的就是要造就有修养的人。而四书五经之一的《大学》开篇便是：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句话延续千年，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它首先指出明明德，明明德也就是发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同时也应是弘扬美好道德。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当代，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明明德都是重要的。爱因斯坦这样解释大学：“学校学校应该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人才首先要成为人，然后才能为才，所以大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有道德、有理想、有修养的绅士，而不是培养一群专于一门的技术工人或是品质恶劣的所谓的“文化人”。蔡元培曾在《教育独立议》中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

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对社会贡献最大的是人才，对社会危害最大的仅仅是变质的某一方面的专家，而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能力越大的人，他们贡献也就越大，当然，一旦他们走偏路，危害也同样巨大，“毒奶粉”、“地沟油”时间便是最好的反面例子。所以，大学精神中道德观的体现就尤为重要。

自觉地学术精神对大学的发展乃至文化、社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雅斯贝斯在《大学的理念》中强调：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是大学生命的首要原则，“大学的内在精神是通过每一个研究者及学者所表现出来的哲思活动为标志的。耶士培在他的《大学的精神》中说：“大学必须有知识上自由的交流。”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交流，固步自封必然导致走向消亡。希腊文明是西方文化璀璨的明珠，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盛况。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学术的自由化，学风开化，受到社会上其他因素的制约较小，学术才得以蓬勃发展。而今的大学，也应该被赋予足够的学术上的自由，这是大学赖以发扬光大的重要前提；应该打倒“权威”，才能完善、贴近自由的学术精神，我认为，大学里可以有大师和教授，可以有专家和学者，但是绝不可有社会上所谓的“权威”，学生也应该有一种敢于“打倒”权威的勇气，敢于突破权威的桎梏。科学家是值得尊敬的，专家学者是值得尊敬的，权威却是不应该存在的。在我们的国家里，大学区别于中学的很大的一点就是有相对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每位教师和学生都可各执一言，而不是所谓的权威一支独大，决不能允许一言

堂的存在。只有这样，大学才可以迸发出最璀璨的光辉，师生们才可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不朽的丰碑。

拥有敏锐的时代精神，是一所大学延续下去的重要保证。毋庸置疑，大学是培育人才的地方，是研究学问、传承文明、探求真理的地方。它同时也肩负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那就是为民族和国家的强盛提供中坚力量，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除却学校的教职工外，大学生中的绝大部分也将会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所在，所以大学教育需要在自由教学、研究的同时贴近社会、贴近生活。抓住时代的脉搏，为大学的蓬勃发展创造机会，为社会提供最合适的人才。

完善其形体，发扬其精神，我们的大学才可以坚定地走下去。如今，我们的国家强盛了，大学的硬件设施也有了显著地改善，其形已经初具；而相比与国外大学，我国的很多大学还太年轻、太稚嫩，短短几年新建的众多大学还需要形成各自的大学精神，路还很长。

文|木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