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教育的比较

第一篇：中外教育的比较

中外教育的比较

中国教育是一个雷区。傻子也知道，中国的孩子真苦，中国的教师真累，中国的教育真危险。与国际潮流相比，中国教育呈现出三个阴错阳差，让人心灰意冷，无力挣扎。

一、时光颠倒：童年为升学战斗，升学后回到童年

中国的孩子，从妈妈肚子里就开始胎教。孩子出世以后，更是层层加码。我们有一句千古名句——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太造孽了。）于是乎，从起跑线开始，从孩子刚刚睁开眼睛开始，这一场战斗已经打响。

金色的童年，变成了灰色的童年，灰色的童年又变成了黑色的童年！这些可怜的孩子，哪里有什么童年？我们的孩子简直就是童工！他们每天背着沉重的书包，上课、下课、补课、作业、订正、辅导，小小年纪就被升学压弯了腰，就算是兴趣小组的兴趣，几乎也都是家长们的兴趣。

这是一场比抗日战争还要悲壮的一段历程，从幼儿园到高中，整整十五年，孩子们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生不如死的日子。不说那些被淘汰的倒霉蛋，就算是竞争中的佼佼者，也对这段经历不堪回首。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对于这个世界，他们有耳朵，却不能谛听；有眼睛，却不能观看；有嘴巴，却不会说话，他们是一群木偶人，麻木、自私、狭隘、偏激，就是缺少自由、勇气、爱、光明、勇敢、真诚、善良……这是一群被我们集体谋杀的“死魂灵”。而且找不到凶手，所有的人都在爱他们，都在牺牲自己帮助他们。等到这样一群孩子终于离开中学，翻身农奴得解放，这些孩子们撕书、毁书、烧书，就差把天掀起来。

这些年来亏大了，一旦踏入大学之门，第一件事，当然要把失去的找回来。把睡觉时间补回来，高校里不乏嗜睡大王；把打牌时间捞回来，高校里从来不缺“赌王”；把初恋的时间挽回来，把失恋的滋味也要补起来，高校里有的是鸳鸯，晚上，在任何一所高校任何一个旮旯里扔一砖头，至少要砸到三对情侣。这还是保守数字。高校的“女生宿舍，男生莫入”，普遍被诠释成“女生宿舍，男生摸入”。还有，更要把游戏的时间抢回来，高校里也绝对不缺《传奇》人物。

高校里真正缺少的是读书人，文化人。

由于中国大学的宽进宽出，因此，在中国大学很少有读书的学生。大学就是实质的养老院，很多学生知道毕业即失业，不如早一天享受，醉生梦死，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酒明日忧。少部分读书的人，是要被另类化的，甚至是要被孤立的。他们是校园里的孤独的一群，形单影只，边缘化得惊人。

反观西方教育，孩子们的童年是完整的，彩色的，任性的。让国人骄傲不已的是，欧美的基础教育不如我们扎实，他们的孩子考不过我们，只是，人家根本不在乎什么考试，他们只在乎孩子会不会玩，会不会交朋友，是否懂得礼仪，是否合群，是否阳光康健。至于成绩，鬼才管他呢！他们的孩子们就这样与自然接触，与社会相连，与整个世界在一起，无忧无虑，无法无天，一天天健康快乐长大。他们磨练了成功学中占80%的情商，他们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在乎什么，将来要做什么，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追求。他们都能独立给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为了这样的理想，他们自然要精心选择心仪的学校。美国的大学是宽进严出的，孩子们进了学校以后，他们身体健康，心态阳光，他们是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更何况一不小心就不能毕业，这是最重要的。因此，美国的孩子到了大学之后，才开始勤奋学习，而且这种勤奋完全是他们的自主选择，很多学生为了将来，甚至修了好多学分，给自己增加砝码。他们全都是积极心理学，都是良性动机，都是心智成熟之后的有自主方向的学习。这才是真的教育，而我们的教育颠倒黑白，简直就是一个怪胎。

本应该是天真快乐，充满朝气的少年，却被作业、补课、升学，压得抬不起头来，喘不过气来，活不过神来。本应该是努力钻研科学，满怀理想人文的大学生活，却早已经厌倦了学习，根本不和我们玩了，一味地吃喝玩乐，等毕业之后做啃老族。

就象上帝看不到中国足球的希望一样,我也看不到中国教育的希望，中国教育落后世界发达国家教育，至少20年。

二、脑体倒挂：百般呵护身体，漠视精神成长

中国人的传统，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充满着身体崇拜，但对决定着我们生活质量和心灵品位的精神，却很少去关注。这一点正好和西方形成巨大反差。

在美国有一个常识，那就是小孩子跌倒了，一定不要去扶他，让孩子自己爬起来。痛不痛都不去管它，这是身体上的受伤，没关系。这种伤，多经历一些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一旦孩子精神上受伤，家长一定要多方安慰，和孩子站在一起，支持他们，给他们精神力量，帮助他们治疗创伤，给他们勇气和爱。

中国人常常不明白，反而指责美国人，美国人说：“你看错了，你只看了一半，人倒地分肉体和精神，肉体倒地上了可以自己站起来，精神倒地了就需要扶一下，你们不但不扶，还刀口撒盐。”这句话可谓振聋发聩，可以让90%的中国父母脸红。当我们让孩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同时，当我们把孩子的有形的身体照顾得妥妥贴贴的时候，有谁关注给孩子的心灵？在社会、家庭、学校三座大山重压之下的孩子，他们的精神创伤，他们的焦灼和恐惧。谁在意过？尤其是在孩子考砸的时候，有多少家长不是火上浇油，伤口撒盐，急火攻心，甚至竹笋炒肉丝，棍棒相加的。

要知道，小孩已经吓坏胆了，这个时候叫天不灵，叫地不应，孤立无援，我们就别再刀口撒盐了。他要是不知道害怕得让他害怕，他一旦害怕，就别让他再害怕。他爬不起来了，我们还得鼓励他。

袁伟民当年执教女排有一条做得真好，“胜利了要低着头走路，失败了要昂着头走路。”成功了，胜利了，需要冷静，需要戒浮躁，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低着头走路。如果输掉了，本来就已经很低沉了，这个时候再低着头走路，灰溜溜的，那就更加抬不起头了。

一个没有精神支撑的人，是无法自立的。一个抬不起头的队伍，更是没有战斗力的。因此，在残奥会上，有那么多的健儿奋力拼搏，春晚上盲人杨光演唱了比阳光还要灿烂的歌曲。设想一下，生活中精神垮塌的人，还能这样笑对世界和面对人生吗？

三、学习错位：忽视解决问题能力，培养解答试题能力

据我所知，当前我国制造博士的速度，已经赶超美国了。资料显示，“我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已超过310所，而美国只有253所。”

中国有资格培养博士的大学和年度授予博士的人数，从2008年起，将至少在以后的100个世纪内，永远位居世界第一。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创造这个奇迹的选手们，有一半人是中国的官员们。《东方早报》指出：“大家正在损失尊重博士的理由。” 一个用脚也能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博士赶不上人家的硕士，甚至连人家的学士也比不上，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教学是“去问题化”教学，人家是“生问题化”教学。

课堂的中心，应该是一个问题的提出、理解及解决并产生新问题的过程，是一个知识——作为问题解决的工具被探索、被发现的过程。优秀的课堂教学，要重现这一神奇的创造过程。问题枯竭了,课堂也就死去了。

正如干国祥所说：“课堂，是真理呈现之处；教学，是知识散发出魅力之时。在静态的教材下面，蕴藏着人类最伟大的奥秘：发现宇宙与人类，书写宇宙与人类的整个过程。课堂教学，是这一发现与书写的重温，是这一发现与书写的延续。而如果没有将“问题－知识－真理”作为课堂教学的核心，那么，一切的热闹都将是浅薄而不值一提的。”

以语文来说，阅读不仅在于作者写出了多少，更在于读者悟出了多少；教育也不在于教师讲出多少，更在于学生悟出多少。教师讲得再多，也还是教师的，学生就算是理解了，但这种被动的理解，真的就那么重要吗？而学生哪怕“悟”得再少，但也是自己的，是自己成功的体验和收获。

这里的“悟”，应该是情景中的内化和建构，任何高明的教师也不可能代替学生这个生成过程。唯有这样的生成过程，才是教育的本意所在，也是人的成长所在，拔节所在，升华所在。

袁振国在《反思科学教育》中，曾经这样说过，“中国教育注重解决问题，教育是要把学生教得没有问题了，以没有问题为旨归。而西方教育注重提出问题，教育是看学生能够提出多少问题，以产生问题为高效。因此，中国教育越往后去，问题越大。” 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如果诺贝尔奖不是评选出来的，而是考出来的。中国说不定要囊括的。因为我们没有创新，我们提不出问题，但是我们会解决问题。对不起，我说错了，我们也不是会解决问题，而是我们会解答试题！而且只会解答试题！

第二篇：中外大学教育比较论文

中 韩 高 校 考 试 评 价 制 度

姓名：王成杰

学号：0916301117

院系：万方科技学院电气与自动化工程系 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课程：中外大学教育比较

中韩高校考试评价制度

【摘要】：通过对中韩两国考试评价制度的分析及比较研究——主要是对中韩两国高等学校学生成绩评定制度的部分介绍与比较，展示两国所构建的量化与非量化相结合的高校考试评价体系及人才综合评价模型，其意义在于希望能为当今社会培养、选拔人才而提供新的衡量标准。

【关键词】：评价，比较，学分制，素质教育

教育制度是一个国家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与组织体系有机构成的总体及其正常运行所需的种种规范、规则或规定的总和。它包含有学前教育机构、学校教育机构、业余教育机构、社会教育机构等，还包括各机构间的组织关系、各机构的任务、组织管理等，它的设立主体是国家，是国家教育方针制度化的体现。教育制度是一个社会赖以传授知识和文化遗产以及影响个人社会活动和智力增长的正式机构和组织的总格局。是社会制度中的一种，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家庭制度并存于社会结构之中。教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韩国人崇尚文化，历来十分重视教育。十九世纪80年代，韩国首次引进了现代的学校体系，到了1945年，大韩民国成立以后，韩国政府致力于建立现代式教育体系。1953年，政府制定义务教育制度，韩国公民能够免费受到为期六年的初等教育。众所周知，过去30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基于韩国人的很高的文化素质。如今，在世界上韩国的文盲率是最低的。

一、中韩考试评价制度之历史渊源

从唐朝起，中国的儒家教育和科举考试制度就已确立并延续至今，而且对韩国古代的考试制度 有着直接的影响。科举制度的创立，极大地影响着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政治、教育、文化，对于韩国古代取士制度 的演变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韩国在高丽时代，即根据寓居于高丽的中国后周官员双冀的建议，在958年开始实行科举，比中国晚了371年。到了朝鲜时期，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备。朝鲜科举制度亦借鉴中国科举制度，但并非全部照搬，而是根据本国的实情，而有所独创。高丽科举制度最初是借鉴中国唐朝，其后全面借鉴中国宋朝，而其末期又借鉴中国元朝。但也不失结合高丽的社会现实，而与中国唐、宋、元之科举制度既有相同亦有相异。

例如，在考试内容方面，中国的科举制度历经自隋至清十几个朝代，虽然各代、各科考试内容和方法不尽相同。但大体来说，不外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帖经和墨义；其二，诗赋和杂文；其三，经义；其四，策论。策论有经史策和时务策两种，以历史典章，重大的理论问题或现实社会问题为题，让考生分析并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高丽科举考试则表现了它的多变性。公元958年（高丽光宗九年）高丽始创科举时，制述科（亦 称进士科）仅考诗、赋、颂及时务策。但两年后，只考诗、赋、颂，而不考时务策。公元964年（高 丽光宗十五年）复考诗、赋、颂及时务策。公元987年（高丽成宗六年）仅考诗、赋和时务策，而不考颂。公元1004年（高丽穆宗七年），高丽改革科举法，考试效仿唐、宋分为三场；初场考经义，中场考诗、赋，终场考时务策。公元1019年（高丽显宗十年），则以论代对策。公元1110年（高 丽睿宗五年），仅试诗、赋、时务策。公元1127年（高丽仁宗五年）复仅试诗、赋、论。公元1136年（高丽仁宗十四年）规定“凡制

述业，经义、诗赋连卷试取”。公元1139年（高丽仁宗十七年），高丽又借鉴宋范仲淹庆历新政之改革措施，定为三场考试程序：“礼部贡院奏：范仲淹云，‘先策论以观其大要，次诗赋以观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级，斯择才之本，致理之基也。’我朝制述业（科）于第三场迭试策论无着韵偶对者，因此诗赋学渐为衰废，今后初场试经义，二场诗赋，永为格式。且国学未立前，初场试以帖经，立学以后，兼试大小经义，举子难之。今后除兼经义，只试本经义。公元1154年（高丽毅宗八年）”，高丽又改为初场迭试论策，中场试经义，终场试诗赋。公元1344年（高丽忠穆王元年），高丽又更改科举法，初场试六经义、《四书》，中场 试诗赋，终场试策论。综上所述，高丽制述科之考试内容有诸多变化，但其总体趋势是重视经义和策论。

总之，中国科举考试中使用的一系列方法，是试题形式的重大发展，是今日考试的填空、简答、论述、作文等题型的源流，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创造和应用的这些考法，至今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在客观测验遍及全球的今天，仍是各国考试中普遍采用的主要方法之一，韩国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中国的影响。中国的科举考试，在考试方法与考试组织方面，集古代考试之大成，极大地影响着人类考试评价活动的发展，其中的经验教训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首次使考试成为独立于学校教育的社会活动，对我们研究考试的社会性质及其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现行中韩两国高等学校学生成绩评定制度的相同点

系统的正式教育评价活动起源于中国隋代开始的科举制度，这点已经为世界所公认。考试作为 检查学生的学习质量的手段由来已久。科举制本质上是用一套完整的考试方法来挑选人才的活动。当前我国考试仍是学校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等学校，还是以考试为手段，检查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教育效果。目前中国和韩国的大学仍以传统考试方法为主，如以笔试为主，有的时候还采用口试、操作等方式。但这些方法仍存在试题量小、试题的随意性、缺乏对真正能力的评价等缺陷。

中国和韩国对学生的学业成绩评定都采用了评语和评分两种方法。评语是评定学生的学业成绩的，也评定学生的学习态度、努力程度、进步状况及学习上的优缺点和努力方向等；评分一般采用 百分制。评定学业成绩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考试（或测验）来取得学生学业成绩的质量指标，即信度、效度、难度、区分度等数据；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深度、广度和熟练程度及运用知识的实际能力，回答问题的完整性、创造性以及口头或书面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大学期间具体用何种考试，由要评定的教育目标和要求来定。如考查学生的成绩和教学效果，一般通过日常性、阶段性和总结性三个阶段来进行。日常性是通过平时检查、观察、课堂提问、书面测验和作业、实习等；学年、学期的阶段测验以及期末、毕业等总结性测验。

另外在学校教育中为了保证完成学习的数量和质量，两国跟随世界的潮流采用了学分制来管理 教学计划的实施以及考核是否完成了规定的教学目标，并用它来表明学生的学习数量和质量。学分制的计算方法，中国的大学和韩国的大学有所不同。学分制在中国，是1919年由蔡元培先生首先提倡并在北京大学实行。1922年11月《大学系统改革案》规定，政法大学可以实行选课制。1931年实行学年学分制，即规定大学4年修满132学分方准毕业。这项制度既保证了各门课程的学习时间，又有利于给学生提供比较系统完整的知识，特别是保证了基本课

程的必修比例和帮助学生打好基础。这一制度在高等学校中一直延续到解放初，在高校的教学管理上还采用学时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的做法。1950年学习苏联和教学改革中废止。1978年武汉大学等少数学校开始试行学分制。1980年12月，原教育部在天津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逐步推广学分制的意见。1980年北京大学法 律系法学等三个专业实行学分制，要求在4年学习期间必须修满158个学分。目前中国大部分高等院校不同程度地实行学分制，并把最低毕业学分定为158学分。以宁波大学为例，四年制本科学生的最长年限为6年，毕业最低分数为160学分；5年制本科学生的最长年限为 7 年，毕业最低分数为200学分（医学类为215分）。学分的计算则包括以下内容：（1）课堂讲授课程、学生自主学习（2）大学体育、实验、实训、上机课程（3）综合设计、实习等实践教学环节（4）学年论文（5）毕业设计（论文）（6）创新学分、技能学分。韩国的大学学分的计算大体上则包括以下几个内容：（1）纯粹理论课程（2）理论和实习并行课程（3）纯粹实验课程（4）现场实习（5）毕业课题研究。

从上述的学分计算的内容上看，两国高校基本上摆脱了以课程成绩作为衡量学生学习质量的重 要指标的古老评价模式，把更多的实用主义与进取精神引入到高校的学分制度。作为教学改革的主体，两国的各个大学都在不停探索培养高质量创新人才的有效的方法。从学分制的运作模式来看，学分制在教育过程中，力求充分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给他们创造自由发展的空间。

三、现行中韩两国高等学校学生成绩评定制度的区别

韩国的学分计算的内容大体跟中国差不多，但现在韩国的大多数大学实行社会奉侍（以下称社会福祉活动）的学分认定，这与中国的大学学分的认定相比多了一个项目，中国的大学则越来越注重创新学分。以韩国的同德女子大学为例，关于社会福祉活动的学分认定有着详细的运作模式。同德女子大学是从1994年新生的第二学年开始把社会福祉活动作为一门必修课并给出了学分认定。之所以作为必修课，是因为学校并没有把这种福祉活动当作对社会的简单服务，而是当作一种对大学生的教 育方式来进行操作；并没有把社会福祉活动当作是一种随意的付出，而是当作一种认定学分的学习过程。社会福祉活动可分为两种：即“努力福祉”与“教育福祉” ：

1.努力福祉活动：做饭做菜、其他厨房活动，外卖配送、打扫卫生、洗衣服、搞环境卫生、整理屋子、做泡菜、代读、代笔、朗读、修改衣服、沐浴、制作学习用具、擦玻璃、看婴幼儿等。做业务助手、帮助盲人等残疾人也属于努力福祉的范畴。

2.教育福祉活动：文学讨论、戏剧指导、中学生学习指导、小学生学习指导、幼儿学习指导、儿童游戏指导、朗读童话、画画指导、科学实验、韩国文字指导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艺术指导，比如关于美术、钢琴、电脑、书法、合唱、民歌、乒乓球、插花艺术、健美操、陶瓷艺术、吉他、算盘、假面舞、四物艺术、舞蹈等方面的指导。

韩国把社会福祉活动作为一门必修课无疑是想培养学生优秀的道德品行，通过社会实践而培养 学生的耐力与助人为乐的精神。中国的一些大学也有德育学分，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德育教育的效果，在德育教育过程中，大多数大学开设德育课程，但单纯依靠教育则收效甚微，于是，一些大学为了 把德育教育形成成果，而把学生的思想品德修养作为一门必修课，如江西财经大学就实行“品行

修养学分制”，规定学生的品行修养课每学期一学分，每学分细化为100分，得75分以上者就可得到1学分，不足75分不得学分。如果有一个学期低于60分，则减去1学分，有两学期低于60分，则不予毕业。他们还建立了“德育信息管理系统”，对学生的日常表现、品行修养进行记录、管理。他们的做法促进了学生遵守校纪校规和加强品德修养的自觉性。

中国的学分制使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课程，也可自主决定自己的毕业时间，即大学生被允许提前毕业、推迟毕业或停学创业。那么，大学生也被允许在校学习期间可以投身于现实社会，深入各行各业第一线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这似乎与韩国的大学生社会福祉活动类似。但中国与韩国的社会实践相比之下，尤其重视创新，在学分制平台上，学校是将以学生的发明、设计、论文等创新成果用学分的形式进行奖励和考核，根据学生的创新成果给予一定的学分奖励，并将它作为考核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重要指标，在评奖、推优、保研等工作中作为关键的衡量标准之一。中国的高校设立创新奖励学分，可直接调动学生创新的欲望和热情，从而促进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发展和 形成。

中韩两国传统的学业成绩评价制度过于强调评价的甄别与选拔功能，重结果轻过程，重智力因素轻非智力因素，但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并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只是中韩两国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的侧重点有些不同。从同德女子大学的关于社会福祉活动的学分认定中可以看出韩国大学生的社会实践看起来繁琐而简单，像一些生活当中琐碎的家务，但是韩国的一些高校还是把这些作为一个必修的课程。

韩国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属于必修课，但大部分中国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并不属于必修课的范畴。只有个别的中国高校因为对创新学分的过分重视，而把社会实践活动列入到必修课当中。2005年《中国培训》第二期登过这样一则新闻：江西理工大学 2004 年从入学的本科生起，开始推行“创新学分”，完成这种“创新学分”可以有多种形式，比如在学习研究和社会实践中有自己独特的创见，被相关部门认可后即可得分。该校本科生毕业前必须修完190至200个学分，“创新学分”只占一分，但如果没有这个“创新学分”将不能获得大学毕业证书。学校设这样一个学分，是为了促进学生在思考问题或进行科研学习时主动往创新方面靠拢。也许中国高校推行“创新学分”是一个有益的探索，是因为它是针对中国高校培养的学生普遍存在创新能力弱这样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但用“创新学分”对学生毕业实行“一票否决”，似乎有些过于极端。

四、结论

在过去，受中国的影响，古代的韩国几乎是照搬中国的科举制度，但到了现在，受国外考试制度的影响，中国和韩国的考试制度都有了自身不同的变化。两国的考试制度让学生有了较大的选课自由度，学生根据相关的制度可以实行跨系、跨专业甚至跨学院、跨学校选修相关课程，不仅有利于教学计划的实施，也有利于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培养。当然，若要实行健全的考试制度，需要建立完善的教学计划，即对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选修课程要有适当合理的比例。但是一些硬件设施也不容忽视，如查询论文所需的丰富的图书馆藏以及国内各大院校和国外论文数据库、视听教育工具、发明设计所需的工具及实验室等等。中国和韩国的高校都在力求实行社会实践的学分，虽然称法不一样，但引导学生社会实践的最终目的是一样的，但这首先需要学校有关方面做大量的工作，不能只靠学

生自己走出社会联系社会实践的部门，而是学校建立一个专门的行政部门，帮助学生刚接触社会时少走弯路或避免在身心上受到不必要的伤害，而且在社会实践学分的获得上应该不是学校部门出面打分，而是接收单位给予公正而客观的评价，然后学校根据接收单位的评价给出合理而正确的学分。除了取得实践学分之外，在校期间对学生的成绩评定尤为重要，也许在第四学年学分的评定上可以借助英国的大学考试制度。英国有一个考试制度叫校外考官（external examiner）制度，校外考官提出学位试题，并担任参加口试学生的考官，最后与校内考官一起组成成绩评定委员会，通过具体而详细的商讨，给予学生公正的成绩评价。这种校外考官制度促使各高校保持一定的学问 水准，并随时可以交换各高校的教育内容和关于学生的有价值的情报，而受到了广大的好评。对于学生文化知识掌握状况的评价，并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考试也许是最好的方法，但如何丰富考试的方法，两国还需要更多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韩国］郑麟趾.《选举一［M］// 高丽史：卷七十四》 文史哲出版社，1972.[2] [中国］杨昭全.《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 昆仑出版社，2004.[3] [中国］索丰.《韩国基础教育》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4] [中国］张幼斌.《国外高等学校考试研究》 重庆大学学报，2005.[5] [中国］邓再辉.《借鉴国外经验，改革高校考试》 当代教育论坛，2005.

第三篇：中外司法制度比较

中外司法制度比较

一、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比较

司法制度是指国家体系中司法机关及其他的司法性组织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组织与活动的原则以及工作制度等方面规范的总称。

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理论基础之上的，“三权分立”理论以权力分立和制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分开、并立，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由此形成了独立的司法制度。尽管西方各国的法律规范不尽相同，但其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共同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司法机关的地位独立。司法机关的设置、权限、活动方式和程序等，都由法律明确规定，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权改变或撤销。而且，司法机关的经费包括人员工资和活动经费按照法律规定实行预算单列，由国库直接拨付。第二，司法活动独立。司法机关按照法律规定，依照法定程序独立行使司法权，自主进行司法活动，其他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个人均不得行使司法权或干预司法审判活动。而且，一个法院的审判活动不受另一个法院的干涉。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不当判决，也只能依据上述程序进行变更。第三，法官独立。西方各国一般都以法律规定法官职务终身制。法官一经法定程序任命，非经弹劾，不得被免职、撤职或令其提前退休。而且，法官在审判活动中的言行不受法律追究。[1]

而我国的司法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议行合一”，即决定和执行国家重大事务的权力由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我国的司法机关虽然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但是这种独立不是绝对的，它最终要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主要是对审判、检察机关和司法人员公正司法的情况进行监督，受理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申诉和对司法人员的控告，督促他们依法办理。

二、组织体系比较

中西方司法机关组织体系的构成存在明显差异。西方国家的司法机关组织体系一般是指法院的组织构成，而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严格地说，不是司法机关。就中国而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律师组织、公证组织、仲裁机构等组织统一构成我国的司法组织体系。

就法院组织体系而言，西方国家大多实行三级制，只有少数国家是四级制(如英国)；西方国家在普通法院之外，还设有宪法法院、行政法院、税务法院、专利权法院等等专门法院(如美国)；在一些联邦制国家，州法院与联邦法院并立，均有各自的组织体系，互不隶属。而在中国，法院体制实行单一制，上下级法院之间存在严格的控制关系，并设有军事法院、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等专门法院，全国还普遍设立了人民法庭，作为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

此外，在检察机关的组织构成上，中国与西方国家也存在较大差异。西方国家的检察机关不是独立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它通常附设于法院中(如法国)；在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则隶属于行政机构系统(如美国)。而在中国，检察机关与法院、行政机关并立，从中央到地方分四级设置，并可根据工作需要设置派出机构。

三、审判制度比较

审判制度也称法院制度，是审判机关适用法律过程中的一系列有关组织和活动的法律制度，包括法院的设置、审判组织、法官、审判原则、审判方式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一）法官。作为国家审判权的行使者，法官如何运用法律，如何正确地实施法律，直接影响审判工作的质量，影响司法的公正。因此基本上各国都对法官的资格、任免、保障等一系列要求做出了严格而明确的规定。

1．法官的任职资格。即对法官在业务、政治和道德素质上的要求。英美法系国家对法官的任职资格要求较高。在业务素质上，一般要求首先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并且从事律师工作若干年，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如英国的上诉法院法官从执业15年以上的辩护律师中选择，郡法院的法官也要有7年以上的辩护律师经历。在政治素质上，西方国家一般要求法官中立，名义上禁止参加政治活动，在道德素质上，一般需要有良好的社会评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依据我国05年制定的法官法，担任法官同样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在业务素质上，一般要求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或者非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一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在政治素质上，要求有政治上的坚定性，即忠于宪法，拥护宪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道德素质上，必须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秉公执法，公正廉洁，作风正派。

2．法官的任免与任期。西方各国的法官都依一定的程序产生，主要有任命、选举两种方式。大多数国家的法官由国家元首或议会或政府首脑任命产生，如美国联邦法院的所有法官都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在州法院系统中，加利福尼亚、弗吉尼亚等洲的法官由州长或州议会任命。而美国绝大数州法院的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有28个州的法官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4个州的法官由本州立法机关选举产生。在任期上，西方大多数国家实行法官终身任期制。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法官都是终身任职。有的国家虽有一定的任期，如瑞士为六年，但可以连任，没有任期限制，实际上有名望的法官几乎是终身任职。[1]

中国法官的任免权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掌握。除了法院院长由选举产生，其他法官均以任命方式产生；除了法院院长有任期限制(每届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但不超过二届)，其他法官均可终身任职，“非法定事由，非因法院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处分”。

3．法官保障制度。即从职业、身份、工资、人身等方面对法官履行职责予以法律保障。西方国家强调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的表现就是“法官独立”。为保证法官独立行使职权，各国都规定了一系列保障制度，主要内容有：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他人的指示及不适当的影响，只服从法律；专职法官任期终身制，即使实行任期制，其任期往往也较长。法官非经弹动，不得被免职、撤职或提前退休；实行高薪制。除工资外，还有岗位津贴等，并有退休金、抚恤金、残疾金；此外，还不同程度地规定了免责特权，即法官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条件下，对于其履行法官职务中的有关事务，享有不受诉讼及不出庭作证的权利。只有在构成法律规定的罪行时(如德国，故意枉法罪)才负法律责任。实践证明，西方对法官的保障卓有成效。中国法官法同样对法官履行职责提供了法律保障：依法审理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非因法定事由，非因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执行国家公职人员统一的福利保险等政策和定期增资制度；法官的人身权受法律保护。在为法官提供保障机制的同时，不少国家也提供了制约机制。西方国家主要对构成主观故意的较大的犯罪追究法律责任，而我国法官法也对法官的惩戒作了具体规定。这种法官在享有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同时，对自己的错误裁判承担责任，体现了权利与责任的统一。尽管我国法官法规定，法官依法履行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并且从人身身份、工资等方面规定了保障制度。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仍然受到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很难做到独立行使职权。例如，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法官不是唯一行使审判权的主体，还包括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在处理与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关系时，法官的独立不可能是绝对的，独立的程度多少取决于司法工作是否真正的保证了司法公正，是否体现了法的正义，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2]

（二）审判方式

在审判方式上，西方国家实行两种不同的原则。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实行四级三审终审制度。多采用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模式。在庭审中，强调起诉方与被起诉方力量的均衡，法官居中公断，是消极的“仲裁者”，举证责任由起诉方承担，特别重视证据法。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地位平等，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庭审的作用极大。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实行三审终审制度。多采用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庭审过程中，法官处于主导地位、起诉方与被起诉方地位相对弱化，在刑事诉讼中。虽然规定控辩双方地位平等，但控方为国家检察机关，控辩双方自然不持衡。

中国实行四级两审终审制，采取类似于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而且具有自身特色：公、检、法机关在刑诉中分工负责、相互配台、相互制约，检察机关不仅是公诉机关，更是法律监督机关。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居于审判主导地位，控诉双方职能相对弱化。法官在法庭调查中成了主要举证人，可主动调查取证，不受起诉方证据的限制；而且在开庭前，受理案件后即进八实质审判阶段。

中外司法制度改革

当今的司法改革有三个发展趋势：第一，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开始淡化；第二，民族意识、宗教冲突和本土文化兴起；第三，贸易自由化使各国在法律方面的交往日益方便，国外的法学知识对中国的影响也日益广泛。中国的司法改革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中国司法改革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因素占主导地位；第二，职业主义的兴起是过去10年最令人瞩目的现象；第三，外来知识持续引入，但不断受到本土文化的阻却，表现在：诉诸人心的观念、官方权力的过分依赖及后现代法学思潮的影响。

国外司法改革

一、公正与效率兼顾

公正和效率是司法活动追求的两个基本目标

在刑事司法领域,世界各国解决诉讼迟延问题的举措是简化诉讼程序,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规定举证期限和审判期限。首先是简易程序的采用。如美国的辩诉交易,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实行的处刑命令,各国刑事程序中的简易裁判程序。其次是减少诉讼环节,如英美等国的罪状认否程序,常常导致法官直接定罪和处刑,从而简略了组织陪审团进行听证和辩论程序。最后是对特殊程序的采用,如交通案件速决程序、少年案件程序。当然这些都是在坚持公正的前提下进行的。在民事司法领域,作为诉讼超级大国的美国主要面临诉讼案件数量大幅度增加和诉讼费用高昂。1990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民事司法改革法》对法院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1998年10月通过了世界第一部专门的ADR立法《替代性纠纷解决法》,规定联邦地区法院应当允许在所有案件中使用ADR。在美国,民事诉讼证据开示程序、审前会议、公共政策性案件等使美国的法官已从超然裁判者,转变为类似于行政人员的“案件管理者”。而在德国,目前民事司法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以有限的资源投入在较合理的时间内处理好不断增加的诉讼案件。德国《民事诉讼法》自1877年颁行以来,已经进行了近百次修改。晚近几次大的修改,其核心内容主要是简化程序,加快诉讼的进程,加大审理的集中程度。例如, 1976年12月3日的《简化与加快诉讼程序的法律》、1990年12月17日的《简化司法程序法》以及最近一次(2001年)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英国, 20世纪90年代的民事诉讼改革以“接近正义”为目标,在负责这项改革的沃尔夫勋爵发表的《接近正义》中期报告(1995)和最终报告(1996)的基础上,英国于1998年公布了新《民事诉讼规则》,并于1999年4月26日正式施行。截至2008年6月30日,该规则共进行了46次修改。针对程序复杂、耗费较大、诉讼拖延等方面弊端,沃尔夫勋爵提出的司法改革原则以及新的分配正义诉讼哲学主张,都体现在英国新《民事诉讼规则》中。

二、司法民主化与专业化并进

司法的民主化改革是世界各国的一个共通的特点。例如,在日本,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于2004年5月正式通过了《裁判员参加刑事裁判的法律》;之后,又于2007年7月通过了《裁判员参加刑事裁判的规则》。根据日本司法改革的进程,上述立法确立的裁判员制度将于2009年5月正式生效并付诸实践。日本裁判员制度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国民参与司法的制度。在裁判员选任方面,它吸收了英美等国陪审团制度的经验;在裁判员职权方面,它借鉴了德、法等国参审制度的做法。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是国民参与司法的又一重要制度,由公民审查检察官的不起诉处分决定是否妥当,以便对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进行监督和限制。为了提高监督实效,修改后的《检察审查会法》则规定:检察审查会作出起诉决定后检察官仍不起诉的,检察审查会可以再次决定起诉,并由裁判所指定的律师代替检察官提起公诉。此外,韩国国民参与刑事裁判制度也富有特色。为了提高司法的民主性和正当性,韩国于2007年6月1日制定颁布并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关国民参与刑事诉讼的法律》(法律第8495号)在刑事诉讼中正式引入陪审团审判制度。在俄罗斯,广大民众把陪审制的重建看作是刑诉制度改革乃至全部司法改革的“核心”和“中心环节”。“立法者力图通过由普通民众组成的陪审团取代职业法官来裁断公民是否有罪,以确保法庭审判不再仅仅沦为对侦查结果的草率审查,而成为完全意义上控辩两造的理性对抗的新格局。

专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在民事司法中,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的纠纷解决发展过程也是纠纷解决的专业化程度提高的过程。公力救济的权威源于其专业而不仅仅是强制。在刑事司法中,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开始出现专门负责犯罪侦查/刑事公诉/刑事审判的刑事司法官员,以及专门负责刑事辩护的律师等,这也是刑事司法职能的独立化,刑事司法人员的职业化,刑事司法工作的正规化;而且,随着刑事司法工作越来越专业化,刑事司法人员在不同层面上出现专业化分工。一方面,专业化是推广法治原则的要求,要求司法行为“中规中矩”;另一方面,专业化也是回应纠纷新类型和犯罪智能化、技术性的要求,要求司法技能“与时俱进”。

三、限制权力与保障权利结合

尊重人权和保护人权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以权利为本位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根据现代法治的精神,权利是权力的本源,权利应该优于或高于权力;而权力应该是权利的后盾和保障。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权力很容易膨胀和滥用,并成为权利的侵害者,因此,为了保障权利,必须制约权力。法治的基本目标是要以法的精神为基础,建立一种稳定且良性运转的社会秩序。法治的基本内涵包括两个重心和一个基本点。所谓“两个重心”,包括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实施。所谓“一个基本点”,就是治官限权,即“为官者不得违法”。这首先“有良法可依”,还要坚持“依法办案”的原则。“依法办案”之要旨就在于依照法定的程序办案。各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总体上体现出从传统的注重打击犯罪到现代的注重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基本人权的目标转向。例如,《俄罗斯刑事诉讼法》最主要的特点是在司法价值取向上由同犯罪作斗争转向保护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扩大了追诉对象和辩护人的权利。改革后的刑事辩护制度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辩护人的地位也获得了大大的提高。其一,扩大辩护人参与诉讼的范围:辩护人不仅可以在公民被提起诉讼之时起,就可以获得辩护人的帮助,而且对于经济困难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免除其法律帮助的全部或部分费用。其二,增加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介入诉讼后的会见权不受时间和次数的限制;辩护人有权在提起控诉时在场,参加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调查活动;同时,辩护人有权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指控的案件的材料和证据材料。

此外,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也不应被置于“被遗忘的角落”。在有些情况下,被害人的利益与打击犯罪的社会整体利益并不一致,因为在具体案件中某个被害人所强烈追求的未必都是社会全体成员对打击犯罪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司法系统所面对的是一种三角形利益关系,即社会利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利益、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利益。刑事司法的发展方向就要在这种三角形利益关系中寻求平衡,全面合理地保护人权。

不过,在某些国家也存在着相反的趋势,例如,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为了有效地打击和遏制本土的恐怖犯罪活动,在刑事诉讼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的变革。变革的基本方向是扩大联邦政府的刑事侦查权力,这使得公民的宪法权利遭到侵蚀,进而改变了社会安全与人权保护两大价值目标之间既有的平衡关系,同时也影响了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基本宪政结构。尤其是2001年9月国会通过的“爱国者法”,对恐怖主义犯罪和恐怖分子做了模糊界定,扩大了打击和追诉对象的范围;赋予行政执法部门羁押外国人几乎是无限的权力;扩展了联邦执法部门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的权力范围,使刑侦手段更加灵活多样,更加富有效率。又如,英国2002年7月《司法改革白皮书》强调对犯罪的控制和案件事实的查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是以牺牲被告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四、诉讼主体合作与程序多元互补

现代社会多元的价值需求决定了司法程序的多样化。为了应对犯罪高峰和诉讼爆炸,司法效率某种程度被摆在了“优先”的地位。作为美国法律制度核心的对抗制诉讼的社会价值是将诉讼主导权赋予当事人(通过其代理律师)行使,但是也有其零和博弈的底蕴。因此,出现了通过“合作”诉讼缓和对抗制模式的实践范式,在摒弃零和博弈之不利后果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放大对抗制所独具的社会效用,或者以当事人在依然保留对诉讼结果的主导权的前提下提高替代诉讼的协作型纠纷解决机制的应用;或者在对抗制模式常见的竞争框架范围内强化合作。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每年大约90%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以辩诉交易的方式结案解决的。这种方式尽管备受质疑,但是它有利于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效益,大大提高了办案的效率,节约司法资源,这使得辩诉交易在美国由地下转向合法(直至20世纪7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才在判例中予以认可),并且由一国推广至英国、加拿大、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国家。

司法和谐的价值也促进了司法模式的多样化。例如,近年来,一些国家尝试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引入调解的机制,而且从系统的角度采取各种措施来实现“恢复性司法”,即促使那些因一念之差或其他偶然因素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回归健康正常的社会生活。一些特殊程序的设立也体现了程序多元的特点。例如,在日本,少年诉讼程序、强制医疗程序以及被害人参与诉讼程序都是对常规程序的补充。

在民事司法方面,英国以公正审理权(或正当程序权)为国民的程序基本权,在宪法和普通法中皆有表现,不仅包含公正审判的权利,而且包含诉诸法院的权利, 1999年实施的新《民事诉讼规则》的首要目标就是确保法院公正地审理案件,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诉讼成本、实施法律援助政策、加强法官对案件的管理、设置多元诉讼程序等。加拿大、美国等国也都采取了多种形式加强法院对案件的管理。可见,在某种程度上,程序的规范化从公正审判转移到保障诉权,从对抗制转化为管理制,强调当事人对抗与法官管理、普通程序与多元程序相辅相成。

法国1975年颁布的新《民事诉讼法》,突破1806年拿破仑时期《民事诉讼法》的观念,强调诉讼中的“合作”精神,即:一是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和法律保护保险制度,保证平等行使诉权;二是减轻上告的负担。后者包括:(1)强制实行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律师制度;(2)在1967年设置调查法官制度协助主审法官基础上于1984年又新设调查官减缓上告法官审判任务过重的问题;(3)1978年在最高法院设置选择系属制度对上告理由进行判断而直接作出受理、驳回或者撤销的简易处理。这三项措施以既存上告制度为前提,还推出意见照会制度(如同我国的请示答复制度)对上告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三是简化诉讼程序和手续,防止诉讼迟延;四是以丰富多元的ADR制度对仲裁和诉讼进行有益补充,等等。通过这些措施寻求法官权力和当事人权利之间的平衡。

德国百余年来经过百余次修改的民事司法的发展方向从当事人进行主义到当事人自由逐渐被限制、法官干预逐渐加强,这分别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法律的特点。2002年1月1日新《民事诉讼法》正式生效。新一轮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通过增加法官的阐明义务、扩大独任审理来实现一审程序的强化;二是重新构建了上诉条件和方式,由此重构审级功能,增强初审法院裁判对当事人的影响力,限制上诉数量;三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推广应用。该法第278条规定强制性的“和解辩论”程序,即所有的民事诉讼在口头辩论之前必须有一个善意和解的协商程序。

在民事司法中,现代西方各国“简易程序”名目各异,大致包括:(1)小额诉讼程序,适用范围是以支付金钱为诉讼标的的案件;亲自诉讼、口头进行、非专业化;职权主义介入较多,注重调解;较低的诉讼费用标准;赋予当事人选择权;法官的司法权和当事人程序保障权两方面都受到一定限制,当事人一般不允许反诉,原则上实行一审终审制。简言之,小额诉讼与普通诉讼程序完全分离,小额诉讼程序与其说是一种诉讼程序,毋宁说是一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2)大陆法系国家的“简易普通程序”,即普通程序的简化形态。(3)大陆法系用于分流金钱诉讼的督促程序。(4)普通法系国家用于分流形式性问题和程序性事项的即决判决程序和与之类似的“根据诉答状作出的判决”及“作为法律事项的判决”。当然,各种简易程序也是在一定理念基础上根据或单一或多样的不同价值取向进行设计的。20世纪,各法治国家围绕着怎样更好地保障社会成员利用司法的权利,掀起了接近正义运动的“三次浪潮”,从创立和完善诉讼周边制度到现代型诉讼(扩散性利益司法保护)再到构建诉讼外争端解决机制(ADR),纠纷解决的功能逐渐从法院向社会化的ADR转移,形成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之间一定意义上的“竞争”关系。指导ADR运动的两大方向,一是接近司法或正义指向ADR,从量上对诉讼进行分流;二是自治或自律指向的ADR,从质的角度改善和缓和司法和诉讼的固有弊端。总体而言,ADR除了具有缓解诉讼压力还有社会合作和自治的意义,并且对司法起着量的分流和质的改善的作用,不过正式的诉讼和非正式的ADR之间面临着正式的程序正义和自由裁量的个别正义之间的适度平衡,ADR的运作及其对司法及法治的积极作用,从根本上只能是一个相对合理和不断调整的过程。ADR的发展与司法改革的互动发展,促生新型非正式司法程序的发展如简易程序、小额程序、社区法院等,使法院承担促进、协调和制约监督ADR职能,促进传统诉讼文化向合作和解性转化,促进当事人在纠纷解决程序中的参与程度,以及改变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传统思维方式等。无论是美国迅速发展的司法ADR制度、英国的民事司法以“尽可能避免诉讼”为基本目标的改革方案和ADR具体措施的逐步应用、德国的自治取向的起诉前调解前置,还是日本的以行政主导建构而形成的司法与行政合一体制的管理型纠纷解决模式,都表现了ADR机制与诉讼制度的相互补充。

中国司法改革

一、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司法机关受地方行政影响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法官、检察官通常是由本级党委组织部门或政府人事部门考察推荐，由本级人大选举或者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上级司法机关虽然也可以参与一定意见，但是最终还是由地方党政说了算。这就使得地方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能够通过掌握用人权，对司法机关的工作形成实际控制，使司法官员在行使职权时不能不有所顾忌，从而受地方保护主义和当地行政机关的左右，影响司法公正；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2] 司法权地方化。我国宪法设定的是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一府两院”模式。事实上司法机关不具有和政府相并列的地位。司法机关的财政权和人事权受制于其他国家机关和组织。特别是由于地方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政府、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党政委,由此导致了司法权的地方化。

从财政上看,我国自1980年以来,基本上实行的是以“分灶吃饭”为主要内容的财政体制。这种财政体制虽然调动并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在某些领域或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但与此同时,在“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下,一方面我国的行政机关掌握着整个国家的财权,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必须由同级政府决定;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在装备、办公条件、办案经费等方面会因各地经济发展及财政收入状况不同而大相径庭。而且在职工住房、工资、福利待遇方面也会因地区经济发展及财政状况不一而出现大的差异。这样一来,司法部门的经济利益,司法人员的个人物质利益同地区经济利益融为一体,息息相关。因此在这样的经济利益结构中,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在审理案件(尤其是经济案件)执行判决时,都有一种基于部门和个人利益考虑的主观愿望,希望本地当事人胜诉, 本地的企业正常经营、盈利、不亏损,本地银行里的钱不被划走。于是司法活动中违背法律规定,抢管辖、滥用职权、枉法裁判、偏袒本地当事人、不作司法协助等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地方司法机关除了在财政上依赖于地方政府外,在人事制度方面,还受制于地方政府和地方党委。在实践中,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的人事部门拥有地方司法机关主要领导干部的推荐权或指派权。实际上是由同级党委组织部门内定,通过同级人大履行一下选举或任免手续。这种权力机构和权力隶属、权力依赖关系,使得地方司法机关无力抗衡地方政权的权力干预,当然不可能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这就决定法院及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只有与地方政权合作,才能正常开展工作。一些案件的处理明知不合法、不公正,但如果坚持原则、秉公执法,顶撞了地方政权及其有关领导人,法院的经费来源就可能被切断、砍掉,工作就无法开展。法官的司法行政职务及审判职位晋升就面临威胁,甚至可能会被无端免职、调离、遭到政治上的打击报复。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法院及法官违法滥用司法权,搞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确实有些迫不得已。可以这样说,司法机关与地方政权机关只是在职能上分开了,但是在体制上依然是难舍难分的。这是司法机关无法充分实现宪法赋予的独立行使司法权的重要原因。

（二）司法权行政化

司法模式行政化。现代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司法的非行政化。由于受政治、文化传统和司法传统的影响,我国的司法体制、法院机构设置、法官制度、司法运行过程都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审判权与行政权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行政机关可以对行政事务进行积极而主动的干预,而法院则不应该采取主动的方式。法院是一个是非的判决者,法官只能坐在法庭上行使权利,不能到处出击主动提供服务。但在现实中,我们的法院所承担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职能。这是由于我们对法官和法院的职能定位以及权力运行特点并不十分清楚。这样的局面主要是体制问题造成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法院就永远摆脱不了“受制于人”的尴尬境地。

从法院的设置来看,基本上是走行政区划的路子,这种体系无法摆脱司法和行政的各种关联,产生不利于公正司法的因素。从法院内部结构来看,法院从院长、副院长、庭长到普通法官形成了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体系是按行政官员的阶次加以套用的,行政性官员甚至已经成为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衡量器。从法院内部上下级关系来看,不同层级的法院之间不是单纯的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而是具有行政意义上的上下级领导关系。上一级法院有权对下一级法院的工作进行指导,甚至对个案进行所谓“提前介入”的干预,而下一级法院主动就案件的判决向上一级法院请示汇报,这种关系为司法不公提供了温床。这种司法体制本身的行政化,是导致当前我国审判不能真正独立、公正以及司法腐败的重要原因。

（三）审判方式不科学

1．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

2．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5]

3．法院的审判结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由于裁决文书过去简单机械，说理性不强，论述不深入，既不讲判决的道理，也不讲判决的法理，使当事人不信服，导致上诉、申诉居高不下，导致了另一层面上的审判透明度不高，也导致个案判决可借鉴性较差。因此，为了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体现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6]

（四））司法腐败严重

司法腐败，是对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腐败，因为它危害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公平正义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败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将公共权力私有化；表现在地方，是将公共权力地方化。国家赋予司法人员的职权，成为个人、地方谋取个人私利、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动被用作权钱交易的工具。近几年来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有些法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导致司法不公的问题较突出；这些司法腐败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威望。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五）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法官法》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国法院符合规定的却不足三分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一是准入条件过低，导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国，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试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教育，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够高。而且，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命，而助理审判员也属于法官，这样无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实际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质的法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直接产生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错案往往难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质不高，对法条理解能力偏低，对证据的判断失误，不能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审判工作；办案水平低，超审限办案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另一方面是法官违法违纪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法官甚至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殉私舞弊。这两个恶果已严重危害了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六）“执行难”问题

生效的判决应当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多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影响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突出问题。执行机构互不隶属，力量分散，装备薄弱，严重制约执行效率，影响执行效果；整个社会的协助执行观念仍很淡薄，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缺乏应有的尊重；少数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压法，公然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就会动摇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的信心，损害法律的尊严。当发生纠纷时，许多当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状”，自认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决；更有甚者，雇佣社会黑势力，以“黑”对“黑”，因经济纠纷引起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执行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二、针对我国司法制度的不足所采取的改革措施

（一）改革司法体制，确保司法独立

实现司法独立是我们实现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只能有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为了使法院摆脱行政的束缚，就必须改革现有法院的组织方式、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变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司法体系。同时还必须改革现行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体制，让司法机关摆脱在经费上对地方上的依赖，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级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人、财、物的决定权和供应权，改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不再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2）将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分中央和地方两级进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管理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管理权

（二）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把开庭审理的过程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应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同时还要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是在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实现的。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三）切实解决“执行难”

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审判的正义、高效、有序落到实处，必须加快建立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设立独立执行局，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统一调度指挥执行装备和力量，组织进行集中执行；确定执行重点地区、重点案件，组织、实施对重大案件的专项执行。各级法院还要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的有效途径，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依法惩处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为，维护案件胜诉方的合法权益。规范执行程序和秩序，对秩序中应当公开的事项一律公开，增大执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觉将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充分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执行救济，提高执行的公信度。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资格取得的难度，严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选拔关，要严格按照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选拔、任用、管理法官、检察官，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建立一套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官、法官的制度，坚决杜绝非专业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从事司法工作。调离、辞退业务能力低下的检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级选任，缩减法官人数，实现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训机制，实行法官轮训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业务、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懂外语的专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减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五)改革法官管理制度,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公正司法裁判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价值判断。为此,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提高法官队伍的素质:

第一,严格规范法官的输送渠道与选拔条件,提高法官队伍的资质水平。一方面,要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员进入法院;另一方面,要严把法院进入关。今后应明确规定,以高等教育政法院校和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为法官的主要来源,无法律专业大专毕业以上学历者不能作为法官的选拔对象。目前存在的复转军人和党政机关分流人员进入司法机关的作法应当严加控制,尽快消除这种现象。对现有法官进行专业知识考试,合格者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授予法官资格,颁发法官资格证。对考试不合格者,坚决淘汰出法官队伍。这样才能使得提高法官待遇,确保法官身份独立的各种保障既成为必要又成为可能。这样既有助于防止司法腐败,又能提高司法效率。

第二,健全法官考核与淘汰制度。健全对法官的考核制度,既要考核业务知识和办案质量,也要考核政治品质和职业道德。要以考核结果作为法官提职、晋级和加薪以及淘汰的依据,真正实现能者上、庸者下,以激发法官队伍的进取精神和自我约束意识,从而形成以制度塑造法官的道德人格,以法官的道德人格支持制度的管理机制。

第三,改善法官的工资、福利待遇,提高法官职业的社会地位。法官职业极具创造性,是一种专业化和道德人格要求很高的特殊职业,法官的职业活动是一种复杂劳动,社会应给予法官相应优厚的工资与福利待遇。这样不仅有助于增强法官的职业责任和使命感,也有利于培育尊重法官、崇尚法律权威的社会风尚,这是一个法治社会应当具备的。

总之,司法改革是制度的改革,更是人的改革,司法改革要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积极探寻现代司法模式,以适应我国4 加强和规范舆论的监督 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所谓舆论监督，是指舆论界（主要指新闻界）利用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报道、传播、评论，以行使监督的权利。西方一些国家将舆论监督视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种权力。近年来，国外的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大多是被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如美国的“伊朗门”事件、日本的利库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教育整顿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法院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司法腐败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可体现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案情，使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审理经过和判决结果，这对司法就是一种约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员暗中弄虚作假，任意枉判。，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立法对新闻监督予以规范，遏制和减少其监督过程中的非规范行为，以避免其产生错误的导向，干扰司法独立。

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尤其是随着法官独立审判和实行责任制的实施，法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导致腐败。但在强化监督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对司法审判活动的乱干预，个别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行为，不仅不是正当的监督，而且是违法的，应坚决纠正。

(四)改革合议制和审委会制,建立法官独立审判制。法院严格、公正执法依赖于法官严格执法和公正裁判,而法官公正执法的基本要求是法官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即法官享有独立审理和裁决案件的权利,同时对自己的错误裁决承担全部责任。但“两制”的实行情况往往是审判与裁决相分离,这种以取消法官独立审判为特点的体制,消弱、虚化了司法责任制度,直接导致法官队伍进取精神萎缩,政治、业务素质下降,从而与严格、公正执法的法治要求相距甚远。因此,必须改革完善这种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建立起符合审判规律和法律规定的管理模式。一是要充分发挥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的作用;二是强化合议庭的作用;三是审委会应把绝大部分案件的审判权下放给审判长和合议庭;四是认真落实审判责任制,真正做到权责的统一

(三)改革监督机制,强化司法监督。对司法权进行有效的监督,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目前主要应当强化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强化此监督的首要任务是在制度上真正落实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赋予国家权力机关对一定范围内的案件具有准司法权。在国外,议会赋予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最高司法行政长官准司法权。当然,赋予国家权力机关准司法权,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机关替代司法机关,国家权力机关也没有必要介入所有的司法案件。

因此,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司法权时,应当把握一个“度”的问题。从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的角度上看,国家权力机关可以对下列案件行使准司法权:一是涉及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滥用权力的案件,包括司法机关以及司法人员在司法程序中的职务犯罪行为和司法诉讼错案的赔偿案件;二是对法律适用产生异议而需要作出立法解释的案件。这对于强化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制约监督,确保司法公正具有重要作用。

除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制约外,还要健全司法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在法院内部实行立、审、执“三分离”制度,即立案权、审判权、执行权分别由三个职能部门行使,三者之间形成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机制,避免由于权力的过分集中而失去制约。同时,要制订、实行一系列监督制度:实行法官与当事人隔离制;改革现行陪审制,建立专家陪审制;建立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制定法官道德法等等。总之,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不仅要建立一套监督机制,而且这套监督机制必须具备科学性、权威性和有效性。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所谓舆论监督，是指舆论界（主要指新闻界）利用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报道、传播、评论，以行使监督的权利。西方一些国家将舆论监督视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种权力。近年来，国外的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大多是被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如美国的“伊朗门”事件、日本的利库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教育整顿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法院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司法腐败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可体现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案情，使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审理经过和判决结果，这对司法就是一种约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员暗中弄虚作假，任意枉判。，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立法对新闻监督予以规范，遏制和减少其监督过程中的非规范行为，以避免其产生错误的导向，干扰司法独立。

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尤其是随着法官独立审判和实行责任制的实施，法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第四篇：中外诗歌比较

从悼亡诗看中外诗人不同的柔肠侠骨

我爱诗，爱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壮阔，也爱雪莱“如果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的坚定信念。我爱陆游心中承载爱情的沈园，也爱普希金毕生追求的那片自由的大海。我为舒婷《致橡树》中独立的爱情观所折服，也因裴多菲《我愿意是激流》中的奉献精神而感动。

我相信，诗歌是人类共同的语言。纵使我们处在不同的时代，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和弥尔顿的《On his deceased wife》可谓中西方悼亡诗的璀璨之作。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江城子》是高中学的，当时只觉得旋律很优美。再度听见这首词是大学看《甄嬛传》时，果郡王从边关回来，见到甄嬛时，甄嬛内心百味杂陈，见到相爱的人，不能拥抱，甚至连眼泪也不能掉。千丝万缕的感情最终化作“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娓娓道来。那种感情，自此，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每每读来，总是落泪。

也许读惯了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的豪迈壮阔，大家都把苏轼评定为豪放派。在我看来，这个豪放的男子温柔起来，实在可以和容若媲美。

昔日伉俪情深的夫妻，如今已然阴阳相隔数十载。纵使我难以忘记你的温柔体贴，纵使我是那么的想和你“共剪西窗烛,话语夜雨时”，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连你的坟墓都那么的遥远。可是，就算见了又能怎样呢，十年的风雨沧桑，你还能否认出我就是当年那个子瞻。

日夜的思念，你是不是感觉到了呢？梦中，你坐在窗前，正在细细地梳着秀发。一切只如当年。相见的场面我想过千遍万遍，想说的话我有千言万语。然而，真正见了还是“相顾无言”，两行清泪。只是梦罢了，对你的思念无处寄托，只能期盼每年在你的坟墓前诉说衷肠。

我们再来看弥尔顿的“梦亡妻”： On his deceased wife（梦亡妻）

Methought I saw my late espoused saint

我仿佛见到了爱妻的圣灵来归

Brought to me like Alcestis,2 from the grave，好象从坟墓回来的阿尔雪斯蒂，Whom Jove's great son3 to her glad husband4 gave，由约夫的伟大儿子送还她丈夫，Rescued from death by force, though pale and faint.从死亡中被抢救出来，苍白而无力。

Mine, as whom wash'd from spot of child-bed taint 我的阿尔雪斯蒂已经洗净了产褥的污点

Purification in the old Law did save，按照古法规净化，保持无暇的白璧；

And such, as yet once more I trust to have 因此，我也好象重新得到一度的光明，Full sight of her in Heaven without restraint，毫无阻碍地、清楚地看见她在天堂里，Came vested all in white, pure as her mind:

全身雪白的衣裳，跟她的心地一样纯洁，Her face was veil'd;5 yet to my fancied sight 她脸上罩着薄纱，但在我幻想的眼里，Love, sweetness, goodness, in her person shin'd

她身上清晰地放射出爱、善和娇媚，So clear, as in no face with more delight.再也没有别的脸，比这叫人更加喜悦。

But O, as to embrace me she inclin'd 可是，啊！当她正要俯身抱我的时候，I wak'd;she fled;and day brought back my night.我醒了，她逃走了，白昼又带回我的黑夜。第一次读这首诗，只觉得晦涩难懂，后来看翻译，查了一些资料后，才发现这首诗的用情之深可以和《江城子》相比。

诗第一段阿尔雪斯蒂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她为救丈夫埃德米特斯免于死，自愿去死。刚死，就被大力士赫丘利斯从冥王那里抢救回来，送还给了他的丈夫。这里引用这则希腊神话，主要是写妻子进入自己的梦中，梦境之真实，好像这个神话故事在自己身上重现了。

第二段中，诗人阐述了爱妻的死因，即死于产褥。他相信如此善良的妻子死后应该获得了宁静，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诗中，“洗净了产褥的污秽”和“重见到天堂里他的清辉”从两方面阐述妻子得到了救赎，在天堂里身心皈依。

第三段尤其令人感动。早年，弥尔顿就因为操劳过度导致了眼睛失明，因此，他从未见过爱妻凯瑟琳的真实面貌。在第三段中，诗人真真切切的在描述：她一身素装，纯洁美好。含有宗教主义的色彩，也可以看出，虽然，他从未见过妻子，但是，在他心中，妻子的形象如同圣徒一样，是纯洁、洁净的。“面罩薄纱”也可以看出诗人从未目睹过夫人的真面目。

第四段中，当这一切都这么真实的存在梦境中时，作者从梦中醒来，妻子已然离去，只留下自己慢慢回味。

要说起弥尔顿，很多人可能对他存有和苏轼一样的误解。大多数人知道他大概因他的失乐园。要说成就最高的也当属失乐园。但当你把苏轼和弥尔顿的两首诗放在一起读，并且联系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一生的遭遇时，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理解。一、背景

苏轼一生从历史上看应该说是非常坎坷的。早年因受其父苏洵熏陶，发奋读书，博闻强识，为日后文学成就奠定了基础。年方20就参加了礼部的考试，并且获得了第二名。五年后，参加科举考试，一举中的，从此开始了他的仕途道路。

诗人往往都是感性的，因此在政事上，他们少了些许干练纯粹。诗人又是有气节的，从来不会屈从，不会勉强自己违背自己的价值取向。

苏轼因在王安石变法这件事上与新党格格不入，因而被调到杭州，随即又到密州、黄州等地做官。经历了宦海沉浮，几升几降，而能与自己分担的人却早已阴阳相隔。或许是因相思过度吧，正月二十晚上，他的思念幻化成梦境一点一点蔓延开来。

弥尔顿是清教徒文学的代表。他出生在英国一个富裕的家庭中，同样，受其父影响，他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旅行的途中，他找到了自己应该坚持的道路。回到伦敦后，他开始了宗教论战，主张取消国教的主教制度，并且一生都在为此努力。

国王查理一世被斩首后，他继续写诗歌鼓励人们提高对革命的信心，巩固革命的政权。也在此时，他因为身兼数职，而劳累过度，双目失明。

随后，王朝复辟后，他被捕入狱，但却幸免于难。出狱后，他仍然站在清教徒的角度，为革命战斗着。他的失乐园中，通过对夏娃、亚当和撒旦堕落的描写，反映出了英国资本主义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性的失败。

弥尔顿的这首诗是写给他的第二任妻子凯瑟琳的，凯瑟琳嫁给弥尔顿才刚刚一年三个月就因产褥去世了，诗人悲痛之余，写下了这首诗。

同样是政途上失意的两个人，同样是具有伟大抱负的两个才子，当面对自己政途的不如意和妻子离去的悲痛时，他们的语言瞬间融化了，在读者的心中澎湃，九转回肠。

二、写作手法

苏轼的诗总体是写实为主，而弥尔顿的诗则写虚为主。这或许也是中外诗人最大的不同。西方诗人因为受宗教影响，再加之其受希腊神话和浪漫主义的作用，他们经常极富想象力，而中国的古诗词作家，大多以质朴自然，感情自然流露取胜。

在这两首诗中，苏轼第一段先是写情，写不能相见，阴阳相隔的悲恸之情。而后，退一步，写纵使相见也难以相识的悲咽，讲感情加深一层。第二段写景，写梦中见妻子时的场景，家乡，轩窗，梳妆台以及明月，短松冈这些意象反映出了诗人见到亡妻时的情形。两段，情景分明却有景中有情，情中含景。

弥尔顿在诗中，先是用希腊神话为自己梦见妻子铺陈。第二三段虽描述了梦中妻子的模样，当却因包含有宗教主义色彩而使得凯瑟琳朦朦胧胧，难以触摸。也是因为受到宗教主义的影响，弥尔顿虽未见过亡妻，但在他的想象中，善良的人在死后都会得到救赎，都会得等到身心的宁静。因此，凯瑟琳是一袭白衣，纯洁无杂的。

三、不同的收尾

人生有很多悲痛之事，而最让人无奈的也莫过于阴阳相隔了吧。人死不能复生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然而，西方诗人因为受到宗教影响，常常会认为自己所爱之人死后身心得到了皈依，因此，他们的悼亡诗，悲伤色彩便会减淡不少。在这点上，中国诗则截然不同。在这两首诗中，结尾都以梦醒为基础，写现实妻子早已去世的伤感之情。然而，苏轼的更让人心生悲咽。妻子已然离去，那样对窗梳妆的场景再也不会有了，那个懂自己的人就这样不存在了，独留我们在两地饮尽思念与孤独的愁绪。弥尔顿的则以宗教为依托，认为妻子在另一个世界得到了宁静，找到了归宿的地方，因此，纵然，妻子离自己而去了，悲伤也冲淡了些许。

透过不同的结尾，联系是人物的生平，我们也可以看出其更深的意思。苏轼的是对仕途的灰心意冷，对前途的迷茫。而弥尔顿的虽有悲伤之情，却展现出了他对反国教革命仍然存在着信心。

四、相同的爱情观

无论是王弗还是凯瑟琳，我觉得她们都是幸福的，因为有这样侠骨柔肠的爱人。

以前，我一直以为爱情就该从一而终，一辈子只爱一个人才是值得称许的。因此，我无法理解梁思成在林徽因去世后再娶林洙的事实。现在，我逐渐明白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与人会渐行渐远。

我想苏轼和弥尔顿写这首悼亡诗时，他们的续弦是知道的。她们应该也没有嫉妒的心。毕竟，一个人为一个人守候，心里存在她们的位置，这位置任谁也取代不了。后来人与前人各有位置，各有一片天地才好。

这种爱如此豁达，明朗。纵使时间流逝，岁月沧桑也难以抹杀曾经的相思相守。生前恩爱非常，死后这样并不华丽的诗词才能感人肺腑。这样的爱，深沉，浓重，与娶了几任妻子是无关的。他们永远都可以光明正大的说：你是我的挚爱。

相同的角度，不同的思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位诗人的侠骨柔肠，更是人间真爱的纯净美好。不同的文化碰撞，相同的人类情感，这或许就是诗歌为什么受欢迎的原因吧。

第五篇：中外音乐剧比较

《中外音乐剧比较》

音乐剧作为现代的一种独具艺术内涵的戏剧形式，它的音乐、舞蹈、表演、舞台美术以及所承载的艺术品质和表现出来的魅力对人们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得到了人们的喜爱和青睐。音乐剧并不只是由音乐伴奏的表演，它不是歌剧、喜歌剧或是轻音乐剧，也不是歌舞杂耍、音乐荒诞剧或是夜总会的歌舞表演，这其中音乐在音乐剧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音乐剧的发声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流行唱法与美声唱法的声音，中国演员处在唱法与表演的误区中，这正是中国音乐剧与百老汇音乐剧的主要差异。什么因素构成了音乐剧?奥斯卡.哈姆斯坦曾回答:“它是你所能想到的任何元素，其中，只有一个因素是音乐剧绝对包括的—音乐。”的确，音乐是音乐剧的灵魂，没有了音乐，也就没有音乐剧的存在了。在音乐剧这一戏剧形式中实行的是作曲中心制，一部音乐剧的成功往往最先捧红的是作曲家，而一部音乐剧是否成功也往往取决于作曲家对其中音乐的创作。由此可见，音乐不仅仅只是帮助完成或完善音乐剧，而是构成音乐剧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美国人在音乐剧的探索上显得十分稚嫩，音乐剧还没有脱离话剧艺术范畴，其中音乐经常作为话剧结构内的穿插性段落而存在.可以说，在这个时期，在美国的文化中，大部分是欧洲化的，无论是戏剧舞台上的文学作品还是音乐，几乎完全受欧洲传统支配，这也导致许多美国人到英国去学习音乐。经过众多艺术家们的努力，美国音乐剧逐步摆脱了英国音乐喜剧的影响，完成了向美国式音乐喜剧的转变，其代表作有福罗伦斯.齐格菲尔德的《齐格菲尔德活报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列强丧失了霸主地位，美国成为了新的世界强国。在经济上，美国无疑处于领先地位。1920年以后的十年间，乐观的情绪几乎无所不在。美国式的“自信”文化，已取代了过去欧洲文化的主导地位而在各种行业中出现。美国历史上将这段时期称为“爵士年代”。爵士乐这种独一无二的美国音乐形式，也成为音乐喜剧的“音乐俗语”。

1929年，爵士乐岁月里无拘无束的欢乐，在股市暴跌和经济大却下来。经济危机的后遗症使娱乐业的状况极为严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音乐喜剧中爵士乐无忧无虑的欢乐情绪是合乎20年代的乐观精神的，却不适于大萧条时期社会的需要。于是，音乐剧通过对当前时事更辛辣的讽刺以回应来自电影(有声电影，特别是歌舞片)和广播媒体的竞争，在满足观众的欣赏需要的同时，显示出了音乐剧对社会现状深刻的认识。乔治。格什温就开创了一秘交响味儿”的爵士风，将小歌剧与时事讽刺剧结合，将商业娱乐与严肃主题结合。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政府致力于重振国民情绪和经济资源，使得音乐剧嘲弄时事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弱。这时的音乐剧从富有争议的时事主题转移到一些永恒且普通的话题，并追求优美的旋律，许多作曲家都用古典音乐来创作，用音乐戏剧取代音乐喜剧。与此同时，乡村

音乐以其优美的旋律、清新的风格也进入了音乐剧的殿堂.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巴特为首的音乐人开娜进军”百老汇，20世纪70年代以后，韦伯更是力挽狂澜，书写了音乐剧的新历史，给音乐剧带来了一股狂热脚摇滚，佩和清新的“轻歌剧”风，带动音乐剧的歌剧色彩复苏。尽管音乐剧中音乐的创作是紧跟流行乐坛的，然而，音乐的运用不仅仅是因为它流行，还因为它与剧情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音乐剧的发展、成熟，音乐已成为这种戏剧的一种强有力的叙事方式，音乐交待历史背景，烘托气氛，音乐亦可展开故事情节。将音乐与故事串联起来，开始于吉罗姆。《科恩的袱艺船》。《演艺船》打破了以往音乐喜剧的庸俗和歌剧的凝重感，使音乐剧达到了一个崭新的艺术高度，其独特和成功之处在于智慧地溶入

了传统的元素，而又不落俗套。它不像通常的音乐喜剧，不合逻辑的故事围绕着歌曲、舞蹈、表演展开，而是用音乐来表达故事，展开情节。科恩在该剧的音乐创作中，一方面使歌曲显得缠绵徘侧，凄楚哀怨，表达了不幸的婚姻和黑人的不平等地位在人们心灵深处所留下的伤痛:另一方面，科恩追求优美的旋律，表现了密西西比河美丽的自然风光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剧中著名的歌曲“老人河”就描写了源远流长的密西西比河以及两岸的黑人生活，在表现自然风光的同时，表现了黑人的劳动、生活、受欺压和不满，这首歌在全球至今仍传唱不衰.在成熟的音乐剧中，音乐不像在影视作品中一样处于陪衬、配角地位，而是上升到主角的地位直接表达人物的情感，诊释人物的性格。在顺艺姗中，脚„老人河，‟.“遐想呼g‟‟情不自禁爱上他”到“我为什么爱上了你”，每首歌曲都是主人公在一定情景下的情感表露，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在撤克拉荷马》中，歌曲“人们会说我们在恋爱”表现了两位恋人互相传递、表达他们的爱情;“走出梦境，‟m吐表达了劳蕾对爱情的向往与渴望。有的作曲家还巧妙运用歌剧中的宣叙调〔朗诵调)来表现人物间的对话、较量、和冲突，取得

了用音乐叙事的很好效果。例如墩吉与贝丝》、《西区故事》中都有这种念唱风格。在著名的《窈窕淑女》中，作曲家甚至采用了介乎说白与宜叙调之间的“朗诵风格”作为男主角的音乐表达方式。这种用音乐直接表达人物的语言、情感、性格，虽不如说白清晰明了，却能给观众留下更大的想像空间。需要一个质的转变。鲜明的中国风格与特色是国产音乐剧定位 的重要命题之一。按照这一命题的要求，在进行原创剧制作时，不仅要把握住这一外来艺术的共性特征，而且必须充分调动中华民族丰富的艺术资源，通过在一、二度创作方面的努力，让作品在编、导、音乐、表演、舞美等方面全方位凸现鲜明的个性即中国风格与特色来。

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廖向红在导《赤道雨》时，评价宋祖英的演唱时曾说:“身为歌手，宋祖英在《赤道雨》中尝试了很多突破，比如为了满足音乐剧的娱乐性、大众化需要，她尝试把自己的民族化唱腔拓展开，融入通俗唱法:另外，她还尽力克服作为歌手习惯性的鼻音发声，在剧中对白上，有非常强烈的愿望学习以话剧演员的方式在舞台上讲话;总之，身为一个成名歌手，宋祖英尽管舞台经验己经相当丰富了，但她依旧尽心尽责，对音乐剧的创作充满了热情，以她的能力是完全可以驾驭好这一角色，从而给《赤道雨》增色的。”

曾经对百老汇音乐剧有过研究并有过亲身实践的美籍指挥家刘键说:“美国百老汇音乐剧 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最初是由一种啤酒馆歌舞发展而来的，迄今为止己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成为美国一个很大的文化产业，同时是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刘键认为，中国的音乐剧现在处于误区中，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音乐，二是表演。音乐剧最重要的应该是音乐，但是，在我们这里，音乐剧的主体不是音乐和演员的演唱，而是重在舞台设计和剧本。一部音乐剧是靠音乐贯穿始终的，音乐不应是辅助的，不应是剧情的陪衬。百老汇音乐剧的主要特点是:必须有醒目的主题音乐和主题歌曲，剧本只要内容平民化，政治上积极进步就可以;在表演上，演员的表演语汇要明朗易懂不做作。最为重要的是演员定是百里挑一，能歌善舞，是最适合音乐剧演出的。刘键说:“我曾问过许多演过音乐剧的中国演员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左手代表流行唱法，右手代表美声唱法，音乐剧的发声部位应该在哪儿?他们的回答是在中间。这是不对的，音乐剧的发声应该在我的背面，是另一种完全不同于两者的声音。中国的演员处在唱法的误区中，这也正是中国音乐剧同百老汇音乐剧的最大差距。国内演员看得太少，他们一直处于自我摸索的阶段。音乐上过于圆润，舞蹈和发声都过于民族化。现今世界音乐表演棱角分明，个性突出。发扬民族风格是必然的号但必须要让世界认同，民族艺术只有走向世界，才可以真正体现和展示它的民族特征。”

综上所述，音乐剧在实现艺术“时尚化”的同时努力实现着时尚“艺术化”。音乐剧不仅在舞台上塑造了20世纪的一种开放、乐观、幽默的人格类型，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对现实人生、尤其对当代青年的性格陶冶、生活时尚和人格魅力的培养发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音乐剧艺术在百余年的发展途程中，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举世闻名的剧作大师、作曲大师、舞蹈创作大师、表演艺术大师、舞美设计大师和制作大师，作为有着悠久、丰厚舞台表演艺术传统的国度，我们不能固定“程式化”的表演传统，我们传统的舞台表演艺术在对现实生活的艺术把握中若柑与时俱进”，我们就不仅能融入时尚而且能创造时尚。我认为，许多具有综合表演手段的地方戏，特别是歌舞性较强的“曲牌体”地方戏，在其“与时俱进”的历程中，会促成音乐剧艺术的中国风格。

《中外音乐剧“主打曲”特色之比较》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至1997年以来，33部欧、美音乐剧100首“主打曲”与中国1983年至2005年以来，28部中国音乐剧60首“主打曲”的分析、对比，得出各自的特色，供从事音乐剧的朋友们参考。

关键词：歌剧、音乐剧；主打曲、歌曲、咏叹调、宣叙调、咏叙调。

一个多世纪以来，音乐剧的发展，虽然样式众多，多姿多彩，各具特色，但已定型为：源于欧、美的音乐剧。我们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至1997年以来的33部100首欧、美音乐剧的“主打曲”（注1）与中国1983年至2005年以来，28部中国音乐剧60首“主打曲”（注2）的分析、对比，找出中外音乐剧“主打曲”的特色。

本文所说的“主打曲”是指这些音乐剧中的唱段是全剧中经常出现并贯穿全剧的主要唱段，它仅次于“主题歌”的地位，当然，也应包括主题歌。

在几部音乐剧的著作中都提到音乐剧是从歌剧、喜歌剧、轻歌剧发展而来，并指出其“声乐主要演唱形式有：独唱、对唱、重唱、合唱。声乐曲调的类型主要有：咏叹调、宣叙调、咏叙调。”（注3）当我们对上述33部100首外国音乐剧与28部60首中国音乐剧分析、对比后，发现外国音乐剧的这些“主打曲”都是歌曲，不是歌剧中的咏叹调、宣叙调或咏叙调，而中国音乐剧中的60首“主打曲”却是另外一回事了。笔者无意对咏叹调、宣叙调或咏叙调各有什么特色进行论述，而只对这些“主打曲”是歌曲并有何特色进行分析对比，然后就中国音乐剧中“主打曲”与之对比，得出中外音乐剧“主打曲”之异同。

外国音乐剧“主打曲”有以下几种特色：

（一）这些“主打曲”90%几都是歌曲，只有个别的介于歌曲与歌剧咏叙调之间。说其是歌曲，有以下歌曲写法特色：

（1）

曲式结构简单、严谨、清晰，多为AB材料的单二部曲式或变奏式的写法。也有ABA单三部曲式，或变化写法，像20世纪20年代音乐剧里程碑式的音乐剧《演出船》中的《老人河》，可以说是从歌剧到音乐剧过渡时期的作品，其结构是复三部曲式，A：a+b+a+B+A1+b+尾声（B的材料）。后来音乐剧的“主打曲”，在结构上越来越简单清晰。

（2）

这100首“主打曲”大部分都采用的是动机一再重复，与乐句重复或变化重复的，这正是民间歌曲的写法。请看《演出船》中的《老人河》：

再看1935年乔治。格什温作曲的音乐剧《波吉和贝丝》中的《夏天摇篮曲》：

这是一首黑人民歌风的一再重复音调的变奏曲性质的歌曲，是一首小调式的摇篮曲，剧中年轻的妻子克拉拉轻摇着孩子唱起了这首歌。

中国观众十分熟悉的《音乐之声》中的多首唱段，都是这类一再重复动机的写法，这正是歌曲的写法，而咏叹调、宣叙调决不是这种写法。请看《我心爱的一切》：

这是一首重复句首，变化句尾的典型歌曲写法，用重复加强人的记忆，变化取得发展。再看《音乐之声》中的《孤独的牧羊人》：

这更是一首重复句首，变化句尾的歌曲，所不同的是歌中使用了“雷依哦得”衬词发出的声响，使歌曲风趣无穷，大跳的音程成为歌曲的一大特色。

我们再看寇特.尔《懵懂女士》中的《我的船》；《猫》中的《回忆》；《剧院魅影》中的《夜的音乐》等众多的“主打曲”都是重复的歌曲。

（二）音乐剧“主打曲”另一特色是其旋律“好听、易唱、易记、易流传”。音乐剧的作曲家追求其“旋律单纯朴素、优美流畅、上口好唱”；追求歌曲“有听觉冲击力，有心灵震憾力，和旋律美”。这些主打曲共同的特点是，无论是听演员演唱或是观众自己哼唱，都感觉像有一种无形的手在撩拨自己的心弦，使人产生“心动”、“心悦”或是“心痛”、“心醉”。总之，就是产生“一种共鸣”。这样才能达到流传，几呼每部成功的音乐剧都有流传开了的歌曲，例如《猫》中的《回忆》；《歌剧院的幽灵》中的《夜之曲》等等。这里我们举《夜之曲》为例：

像这样有震憾力的“主打曲”还有很多，读者可从《外国音乐剧教程》中找到。

（三）音乐剧是以现代流行音乐为其基调，其“主打曲”基本上就是流行音乐的写法，流行音乐是当代最具有通俗化、娱乐化、大众化品格的现代艺术。音乐剧在欧美久演不衰，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基本品格是考虑到受众的喜爱。我在日本学习时看了一些欧美音乐剧和日本音乐家创作的音乐剧，说有观众为音乐剧发狂，一点不假。一部音乐剧演下来，就有不少 会唱其中的主题歌。考虑受众的另一特点是演唱技巧上较简单，不像歌剧，要求演唱者有高难度的技巧，会表演的流行歌手就能唱这些音乐剧中的歌。当然，考虑受众还表现在音乐剧的内容上的平民化、与生活相关的剧情。

（四）音乐剧“主打曲”的动作性、表演性强，使其满台充满活力，“载歌载舞”成为其特色。这与歌剧中程式化的舞蹈不一样，比如格什温的《波吉和贝丝》，音乐用黑人爵士乐的风格与节奏，演唱起来动作性很强。大家都熟悉的《音乐之声》，其音乐的可动性很强，每首歌就像一首表演唱。台上一个人演唱，其他人有动作伴随，就产生了台上的互动，互动往往影响台下共鸣，也能产生互动，这就使演员与观众沟通，剧场效果就会很生动。这与音乐剧创作使用丰富多彩、音乐风格新颖独特的音乐语言有关。专家们分析音乐剧创作的三种主要语言有：古典音乐、爵士乐、摇滚乐。后两种音乐的动作性是很强的，这里就不一一举例说明。

（五）音乐剧“主打曲”的剧情多为欢乐、诙谐、喜剧性的。因此，欢乐、诙谐情绪是这42部音乐剧的基调，并且多数为爱情题材。像《耶稣基督万世巨星》与《悲惨世界》这样严肃性的题材是极少的。当我们研究了这100首音乐剧唱段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欢乐、诙谐情绪的音乐剧唱段，其旋律朗朗上口，有青春活力；其节奏明快，有摇滚、迪斯科、爵士乐等所谓的现代节奏；给人以强烈的“时代感”。

（六）音乐剧“主打曲”的伴奏乐队是不具一格的多样化的编制，特别是现代电声乐队的加入，使音乐剧成为“时代”的产物。电声MIDI的音响有无穷尽的音色，这使音乐剧的音乐，无比丰富，音响神秘莫测，这一点我在日本亲临剧场的感受深刻。

当然，外国音乐剧决不只有以上六大特色，让我们再从60首中国音乐剧唱段中来分析其特色。

因为音乐剧是源自欧美，我们还是以外国音乐剧为准尺，对比中国音乐剧的特色。

在目前研究音乐剧的著作中，一般把1982年创作演出的《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作为中国的第一部原创音乐剧剧目。而改革开放20多年里，明确打出音乐剧大旗的据说只有《山野里的游戏》、《鹰》、《四毛英雄传》等为数不多的少数剧目。这说明作者们对自己的作品还是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因为音乐剧毕竟是外来品种，中国音乐剧在草创阶段，抱着学习的态度较好。因此，多数剧目都以“轻歌剧”、“喜歌剧”的名目演出。本文是根据《中国音乐剧作品选集》进行研究、分析的，因此，凡选进书中的歌曲，均作为“主打曲”对待。笔者发现的情况如下：

（1）60首中国音乐剧“主打曲”中，我们惊人的发现，真正属于歌曲的不多，多数唱段介于歌剧中的宣叙调或咏叹性质的唱段。例如《日出》中的《你是谁？美丽的女人！》。当然，是歌曲或咏叹调并无好坏之说。而像《芳草心》中的《小草》是一首绝妙的好歌。外国音乐剧大多数唱段是歌曲不是歌剧唱段，这一特点直接影响了后面的几个特点。对于这一点，我发现问题出在中国音乐剧的唱词写法，过于散文化，过于强调抒发性情绪，缺少规整的词格，作曲家谱曲时就只好写成散文式的唱段，说是歌曲，又过于散，说是宣叙调又不像，说是咏叹调又不成。

（2）60首中国音乐剧“主打曲”中，像《小草》那样一再重复乐句的不多，有重复后面的乐句，由于唱词的散文化，使音乐主题不能更集中些，松散的唱段就达不到《小草》那样句法清楚，结构严谨。60首中国音乐剧中，很少有一再重复。

（3）说到音乐剧旋律的“好听、易唱、易记、易流传”这一特点，60首中国音乐剧中只有《小草》算得上这一特点。笔者分析了这60首唱段，不属于可流传而未宣传出去之列。原因除不具备上面两点之外，还有下面几个原因。

（4）中国音乐剧作家们似乎注意到了通俗性与向流行音乐靠近这一特点。但是我阅读了这些钢琴谱后，发现不少旋律是散文式的通俗歌曲，而伴奏却是严肃音乐的织体，或严肃歌剧的写法，不少唱段的难度也超出通俗这一范畴。（5）就音乐的动作性、表演性来说，在内容上是注意到了，例如《特区回旋曲》、《快乐的推销员》等。但是从音乐的动力性看，也是欠缺的。当然，有许多剧的剧情并没有为音乐提供可动的因素。

（6）剧情多为欢乐、诙谐、喜剧性的，这一点中国音乐剧是做到了，不单是爱情题材，而且多写的是现代生活题材。我不得不在这里提出，中国音乐剧中的唱腔不讲中国语音规律，不讲四声，倒词现象严重这一事实，有的唱段像翻释过来的歌曲。威尔弟、普契尼的歌剧是按意大利语行腔的，用意大利语演唱非常顺畅舒服，欧美音乐剧以流行歌曲为基调，也是讲究语言规律的，中国音乐剧倒词的唱腔，让人听来总是别扭的。

（7）中国音乐剧的发展时间很短，赶上电声乐器时代，靠高科技手段制作的伴奏音响，是过去时代所无法可比的，可以说是五光十色，声响艳丽。但是再好的声响，没有精彩的旋律唱段，依然无济于事。

中国音乐剧出现的问题，我以为在剧本作者身上，因为歌词是剧作家写的，剧作家不是作曲家，如果剧作家懂曲式学，会弹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学习过威尔弟、普契尼等大师的歌剧，又对欧美音乐剧进行过笔头分析，我想，上述问就可解决的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