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上的红色明珠散文（★）

第一篇：黄土高原上的红色明珠散文

延安市古称肤施、延州，原陕甘宁边区政府首府，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城区处于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三山鼎峙，延河、汾川河二水交汇之处，有“塞上咽喉”、“军事重镇”之称，被誉为“三秦锁钥，五路襟喉”。

延安宝塔山景区入口

早前的时间里，延安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专有名词，从未有意去了解过它。

第一次正面听说这个地方，是在大学毕业前，同学们即将各奔东西了，几个关系不错的小伙伴商量着要不要来一场毕业旅行，以奔袭在路上的姿态，好好地向我们的大学生活告别。

于是，有人提议去延安。

彼时，我还不知道延安是一个怎样的地方，那里有些什么人。红色圣地？黄土高原？山川沟壑或者窑洞农田？

当时因为有人去实习，有人签了外地的公司，有人要继续升学考试，时间终于没有达成一致，我们的毕业旅行无奈被搁浅。

那个时候觉得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和理想，无可厚非，总觉得来日方长，可是很多人还是变成了QQ或朋友圈里偶尔亮起的头像，毕业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面。

一直相信，有些城市和人的羁绊是注定剪不断的，就像我和延安，血浓于水的亲情。

随着通讯和交通水平的越来越发达，想要去到的地方，终有一天可以抵达。

近两三年的时间，去了延安3次，或许还不止。有两次是在夏天，还有一次是冬天。

说起来，头一回去延安的理由着实不怎么美好。至于是什么原因，过去的事就不再说了，现在想起来我还没有好好感谢帮助过我的亲人和朋友。本来是带着某些目的过去，但在大家的帮助下事情提前完美地解决，可既然行程早已定好，那就当成是出去玩儿咯。

枣园进门第一观

那次去延安正好是七月，夏天最热的时候，高原的太阳也着实热情，那两天天气晴好，我住在表姑家（当时还不认识很多这边的亲人）。

到达延安的当天下午带了一张公交卡，独自跟随手机导航去了一趟枣园。

与枣园革命旧址的合“影”

记忆特别深刻的就是刚进入枣园景区，就看到一群人坐在小马扎凳上，认真地学习红色文化。那天我还拍了很多合“影”，恩，我的影子，真人出境。

我看到革命先烈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毛爷爷当年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带领着中国人民走出战乱，走向解放，带来和平安定的生活。

凤凰山从天亮到日暮

当天下午从枣园回来后，表姑带我一起去了凤凰山，直接开车到山顶，从天亮到日暮黄昏。这已经是近三年前的事情了，记忆有些淡泊，只记得在山顶大大的广场上，有人在跳舞，有人演奏乐器，有人在运动健身，隐约当时的广场似乎还没有完全建好，我们走了很多级台阶。直到太阳完全落山，广场上亮起夜灯。

宝塔山之托“塔”小乔

第二天一早起来，去爬宝塔山。这边早晚温差有些大，早晨出门时天气还有些凉，太阳出来后又热到不行。

当时临时起意去延安，也没有做攻略，完全是不认识路就跟着表姑走，后来去的次数多了，才慢慢知道，原来那一次，延安的“三座大山”（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分别位于两水交汇口的三个湾流处，三山鼎立）我竟然已经登顶了其中的两座。

2017年夏天的延安站

再次去延安，已经过了两年。

彼时距离奶奶去世大约半年光景，当时奶奶举行葬礼的时候，家里来了许多各地的亲人，其中就有一些就来自延安。

以前只是偶尔听老乔提起，但毕竟没有在那里生活过，没什么切实的感受。

虽然事出哀伤，但也是难得一大家子人可以聚集在一起，也算是我们这些小辈首次见到老家的亲人。那会儿我才知道，原来乔家在延安有这么多亲人。

大约过了小半年，老乔的战友家女儿结婚，嫁到了延安某镇。于是，老乔携“婆姨”（陕北方言，妻子，其实就是我妈）和可爱的本宝宝一起去延安参加婚礼。

两位还顺路到西安“视察”了一下本宝宝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我也带他们感受了一下下班高峰期的国际化大“堵”市。

三姑得知老乔和乔夫人到了延安境内，十分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延市家中相聚。老乔不想麻烦他人，委婉拒绝三姑的好意，三姑电话里生怕老乔不答应，言语之间不停地说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下次过来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又再三说得知我们一家到了延安十分高兴，都快走到家门口了，亲人理应相聚。她怕我们坐车不方便，还特意让姑父开车过来接。

再次来到延安，不再像第一回那样完全路盲了，对当地的地形地貌、气候条件有了一些浅显的认知。

第一站，我们去了革命纪念馆，适逢周末，游人很多，为了找车位绕了好几圈。停车耽误了些时间，没有进馆内参观，我们在气势恢宏的纪念馆广场与毛爷爷的塑像合影。

延安革命纪念馆广场

从纪念馆出来，直接抵达清凉山脚下，与宝塔山隔水相望，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面耸峙挺拔的宝塔。原谅我手机摄影水平有限，可惜了这么好的取景角度。

清凉山脚下宝塔山与清凉山遥遥相望

紧接着驱车前往凤凰山，可以沿着道路直接行驶到山顶的停车场，这个公路修得很人性化，非常适合不想爬山的懒人。抵达山顶广场，看到熟悉的景色后我才发现，原来曾经来过这里，原来我来过的地方叫凤凰山。

不同于初次到来时的懵懂，我开始试着寻找最佳的观景角度。上次是傍晚，这次是白天，景色别有风味。

站在山顶广场的角落，可以俯瞰到整座延安城的风景，绿树掩映郁郁葱葱，河水潺潺奔流不息。

凤凰山顶眺望延安城

最后一站，南泥湾。

在此之前，南泥湾一直是存在于某支神曲中的传说，小时候也偶尔听到爷爷提起过这个地方。年幼时联想着书本中的线条图画，想当然地以为南泥湾就是很多泥泞沟壑，勤劳的人民在辛苦地开垦耕耘着这片土地。

亲眼所见时，这里已经与90年代教科书中描述的场景完全不同。

这里已然开发成文化景区的模样，展览区摆放着老式的纺线机等生产工具，路边有贩卖文创纪念品的小摊。

乔太太还买了一双千层底老布鞋，和一把印着十大元帅头像的折扇。恕在下实在不能理解这样的审美，一把扇子打开上面放了10个人头？是梅兰竹菊不够风雅，还是山水风景不够写意……

虽依然是山川沟壑围绕，曲折迂回的山路仅能并排通过两辆机动车，但万亩良田已成规模，放眼望去，在山川走势之间是一望无垠的平坦农田。

南泥湾万亩良田

沿着乡间的道路一直往前，就到了南泥湾酒厂，原359旅窑烧旧址。果然是红色圣地，处处都体现着红星文化的气息，陈列室还展出着原三五九旅酿酒工艺，还有当年革命先辈们临时休息处旧址。

南泥湾酒厂临时休息处旧址原三五九旅酿酒工艺陈列室原三五九旅酿酒工艺陈列室

距离酒厂不远处便是九龙泉，养育了一方人民的源泉。泉水清澈，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季，水温依然凛冽。

九龙泉

因为当时假期有限，次日要赶回西安上班，我跟着一家子人走马观花地看过几个地标式的景点，当晚便提前离开。后来老乔他们又去了什么地方就不得而知了。

这次去延安还有一个更大的收获，就是得知有个小姐姐也在西安上班，从长辈那儿拿到她的联系方式，加了微信，商量着回西安后一定要抽空约一波。

得知身在他乡身边还有亲人，甚是暖心。

第三次去延安又过了半年之久，在去年冬天。陕北的冬天简直冷到没朋友，好在我去的那两天没下雪，跑到乡下呆了一天。

如今再一回想，首先竟然满脑子都是黄土的场景和气息。道路表层全是细碎的土末儿，脚步稍微重一点都能引起一片黄色尘埃飞扬。无论黑鞋白鞋，出去转一圈全成了灰鞋。

还好，至少炖羊肉还能安慰一下我荒凉寒冷的幼小心灵。

春暖花开雁字回时

有人觉得陕北人不修边幅，我却认为他们活得恣意豪爽；有人说延安塞北荒凉，可我感觉那里山高水长风景独好。

当初认识的小姐姐，约了几次夜市酒馆，如今与我已经是可以谈天说地的小伙伴，有些人，此生初相见，便已识多年。

小姐姐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手绘师，大概画画的人骨子里都有一种文艺优雅的气质，朴素却灵动，会死磕理想，也懂得享受生活。

黄土高原的风沙，不仅有高山窑洞、秧歌腰鼓，亦可以孕育出如诗般美好的儿女后人。

站在高山之巅听一曲浑厚幽远的信天游，望白云缥缈，又是一年春暖花开雁字回时。

第二篇：喜欢红色的女孩_初三散文

中考之前的日子里，我一直在距学校十分“遥远”的地方上所谓的“补习班”。只是听说效果很好，变信从了。每天晚上都要在路上经历半个小时的“旅程”然后来到这儿在上两个小时的晚自习。两个月后却没起什么效果。实在是很失望，同时也是在反思。

这儿的学生不多，十二三人，倒是安静得很，都打过照面。匆匆来到再匆匆离开，正如轻轻的来又轻轻地走了一般。但有一位学生，却引起了我的注意。

是个女孩子，在读小学二年级。她长得极其漂亮，小小的樱桃嘴，很长的卷睫毛。还有让白雪公主都嫉妒的皮肤。个子不高，也像我一样梳着高高的马尾。那一双大眼睛眨呀眨，像极了我珍爱许久的洋娃娃。

她好像很喜欢红色。

红色的书包，红色的鞋子、红色的外套、粉色的笔袋和铅笔、粉色的杯子、梅红色的发绳和发卡、还有一块玫色的手表。

她的脾气有些倔。

不会的问题就找老师，可这才讲了两句她就说懂了。做完检查却发现还是错的，却还是在说“不会的呀，我算过是对的呢！”皱起眉头，又不甘心的算了一遍，原来自己真的错了呀。顺顺马尾后又坐在了自己的小凳子上。

她总是很早完成作业却走得很晚。

本来小学生作业就少，又很聪明。七点左右就写完作业了。然后总是习惯性的踩着自己的小凳子趴在窗户上往下看。再看看手表。过十分钟再去门口瞅瞅。老师总叮嘱她门口冷，她也是坐不了一会又跑过去了。

“妈妈。”嗯，她等的人终于来了。

这几个月来，她一直如此。都会到八点半左右。一开始她会埋怨，但不会太明显。“妈妈，你怎么比我还慢啊？”“妈妈，我都困了。”“妈妈今晚工作很忙吧？”……后来就好了，也便默默接受了，这一个半小时的等待。

一次偶然，写完作业就早早下去了。我与她一同下楼。在她们母女俩后面。但我并不是有意听见她们母女的对话。“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嗯，朵朵好好写作业。爸爸过几天就回来了。以后让爸爸接你放学回家好不好？”“好啊好啊，我好久都没有看见爸爸了！我好想他呢！妈妈想不想啊？”“嗯。”

然后我发现，无论是在这之前，还是后来的一段日子里，母女俩总是在重复着这一段对话。她一样的问题，她也照答。

那夜风有些凉，已是九点半多。我收拾完东西要下楼了。母女俩在我前面。隔了三层阶梯。我也并非有意的。我只想快些回家，这天实在太冷。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朵朵，爸爸，爸爸不会回来了。”路灯下的母女俩面对这面，母亲蹲下来摸了摸她的脸。她没有说话。

母亲的泪顺着脸颊滑落在地上。她伸出小手来擦了擦母亲的泪。“没关系啊，妈妈还有朵朵啊。多多一定好好学习。”

“嗯！”这一次，母亲是在流泪的瞬间笑了。她点着头。“可是妈妈，我还能继续爱爸爸吗？”她没有哭。“嗯。当然了，朵朵最乖了。”

她看着远方黑又无情的夜，眨了眨眼睛。扶起妈妈，消失在我模糊的视线里。

她为什么没有流泪？她在想些什么？她是否也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当然，她还爱爸爸吗？

当我再见到她时，我已即将考试。她看见我后叫住我。给了我一颗红色的糖果。像是天使赐的“灵果”我急忙收下。“为什么这么喜欢红色？”我问她。

“因为妈妈喜欢。妈妈最喜欢红色的玫瑰了。”她的眼睛眨呀眨，好生漂亮。“朵朵，回家了。”她母亲却显得苍老许多，头发被风吹的凌乱。匆匆告别，我以为这是最后一次见她。也不亏，至少我听说了一个故事。

数年后我终于追上了我的梦想。我在家赶稿，已经好久没有出门。许久未休息，也很久没有活动了。于是匆匆交稿后补了一觉就出门散步了。

“朵朵的玫瑰”，是一家花店。我第一眼就看见了门口火红色玫瑰旁我的至爱。是一把沾满露珠的白玫瑰。迫不及待想买回家，换掉瓶子里半个月之前的那一束。

店长是朵朵，她先认出的我。火红色的雪纺裙衬得肌肤更白净。在一旁打理玫瑰的是朵朵妈妈。却越发显得年轻了。

没有收白玫瑰的钱。还给了张她的名片，告诉我：“姐姐，这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原来她有个很好听的名字，沐玫朵。

第三篇：雪野一朵红色的花散文

茫茫的雪野，盛开着一朵红色的花——

也不知下了多长时间的雪了，反正积雪已经覆盖了原野上的一切，就连那高耸入云的苍松也低下了头颅，松枝上的积雪有五寸厚，松枝上裹上一层厚厚的冰凌。就连那险峻如砥的断崖也落满了雪花，北风在崖畔呼呼地吹着，一团团雪的雾帘腾空而下，像美丽的白色瀑布。就连那往日活蹦乱跳的山鸟也没有了，没有了绿草间青蛙们的合唱，没有了溪水里黑泥鳅猛地一摆尾巴钻进了泥沙，没有了大青石旁红蝴蝶的触须沾满羊角花的芬芳，没有了刺藤的长蔓上一只黑色的知了起劲地”热死了—热死了—”地叫着，也没有了一个牧童平展展地赤身睡在巨大的青石上，肚脐上塞满黑色的泥巴，牛鞭插在石缝里，一只蜻蜓慌里慌张地落在鞭梢，翅膀一旋一旋地飞走了，停在远处眯缝着眼睛的老犍牛的黑色犄角上……噢，什么也没有了，只有鹅卵石上厚厚的积雪，小石桥上薄薄的冰凌。

是的，这原野上所有的一切都被积雪覆盖了，只是一个空落落白茫茫的世界。

可是，就在那一片白色的世界里，我看到了一朵红色的花——

那是一朵红色的花，她是多么的红润啊！就像早晨从山顶匆匆升起的红太阳，就像傍晚从山垭里郁郁升起的红月亮，就像午夜在松林里忽然坠落的红流星，就像黎明在山路上点燃的红火把。

那是一朵红色的花，她是多么的鲜艳啊！就像画家笔下那朵刚刚盛开的红山茶，就像路边落上了两只白蝴蝶的红月季，就像竹林旁三五株风中怒放的红牡丹，就像一蓬蓬沐浴在秋雨上的红玫瑰。

那是一朵红色的花，她是多么芬芳啊！就像白色窗口伸出来的一株茉莉，就像八月的金桂从山坡上送来的一阵凉风，就像午夜的一束白菊捧在我颤栗的手上，就像一株白色的水仙开放在冬日的书案。

我久久地望着这朵雪野的花，但我并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她有没有名字？她是一朵美丽的花，但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吗？她是一朵红色的花，她有一个红色的名字吗？

雪野是如此的寂静而辽阔，但我要走向雪野，我要采来这朵花，我要采来这一朵雪野里红色的花。

我将左脚放下，咯吱一声，陷进去很深；我将右脚放下，咯吱一声，陷进去更深……就这样，我在雪野上艰难地跋涉着，为的是去采摘那朵红色的花。

寒风狂妄地吹着，在我的身旁呼啸，一团团雪雾升腾起来，摔打在我瘦削的脸颊，我的额头刻下一道道冰冷的伤痕。我的脚麻木了，提起脚掌像提起两块沉重的石头，我的裤管被雪水浸透了，结了冰，坚硬的冰凌像无数把刀尖刺削着我的膝盖和脚面，我的双手扒在积雪中，指头通红通红，指缝间流着透明的雪水，雪水很快结成坚韧的冰凌。

雪层下的石子把脚底垫得生痛，我只得身子一歪，继续向前走去；雪层下的枯刺插进了脚掌，我抬起脚拔出枯刺，又继续向前迈步。

我这样的在雪野上艰难地跋涉，为的就是要采摘那朵红色的花呀！

终于，那朵花就在我的眼前，就在我的手边，她在风中不停地摇曳着，好像一只挂在门口的小铃铛，叮叮当当，黎明的时候把我的眼睛敲亮。

这是一朵没有绿叶的红色的花，连她的花蕊也是红色的，她的花瓣都是红色的，像一只只正在飞翔的小鸟的红翅膀。落在花瓣上的雪花不见了，花瓣湿漉漉的，有一层绒绒的水雾，好像春天草叶上的露珠，不过，没有蝴蝶停在上面，没有鸟啼停在上面，没有琴声停在上面，也没有叹息停在上面。

这是一朵多么红的花啊！

这是一朵多么鲜艳的花啊！

这是一朵多么芬芳的花啊！

噢，我要采摘你，我要采摘你这朵雪野里最红最红的花！

我低下头，弯下腰，我的双手在颤抖，我的双腿也在颤抖，连我的目光也在颤抖，像风中颤抖的这朵红色的花。

我轻轻地折断了红色的花茎，又轻轻地将水一样温柔的花儿捧起，我的心也像掌中的花儿一样不停地颤抖了。

我轻轻地捧着这朵花，跪在地上，我将我的脑袋低下来埋进我的手掌中，在我的掌中我双眼微闭，我的嘴唇吻上这朵花了，呵，多么冰凉的红花啊！

我的手掌在颤抖，我的嘴唇在颤抖，我的心更在颤抖了……

又一阵北风在我的身旁打了一个口哨，把我惊醒，我赶快睁开眼睛，啊！我掌中的红花融化啦！这朵雪野中的红花融化在我深深的亲吻中啦！啊，没有了红色的花瓣啦！没有了红色的花蕊啦！没有了芬芳的花香啦！

我的掌心颤动着一滴滴水珠，一滴滴水珠从我的指缝间默默地落在雪地上，没有一丝声音，呵，这掌上的水珠并不是红色的，她是无色透明的，像雪野中吹过的一阵阵北风。

最后，我的掌中什么也没有啦！什么也没有啦！什么也没有啦！

啊，多么红的花啊！

多么鲜艳的花啊！

多么芬芳的花啊！

啊，在雪野，在茫茫的一片白色世界！

第四篇：上书法课散文

今天是星期四，下午做完眼保健操，我带上了毛笔、画毡、水、墨汁、宣纸、墨盒，一大堆重重的东西和同学随缘去上书法课，一起到了书法班里，一看一大堆人都围在门前，噢，我忘记了老师上周说：书法班换教室了。过了一会儿，老师来了，把我们带到学前班的教室。“一、二、三年级在这儿练习书法，四、五、六年级跟我走”一个美术老师的助手说到。我们爬了五层楼才到了教室。老师说道：“

五、六年级的同学在这儿上书法课，四年级的小同学们跟我走。”我们又爬到了第六层楼梯，老师指着这间屋子说到：“这以后就是你们的书法课教室了”。
“下课铃声已到，大家尽情地活动吧！”这广播都说下课了，这忽忽悠悠一节课都过去了啊！不一会儿，第二节课开始了，美术老师的师傅来教我们书法课，教我们横、竖、撇、捺，其中一个老师的帮手吴老师对我说：“呀，小朋友，你练的是楷书啊！”我“嗯嗯”了两声，老师在我的纸上写了“历史”两字，对我说到：“我小时候可喜欢历史了”，便走了，我照着样子学写了一个，不错，今天书法课真开心，既学习了知识也得到了快乐，今天我太开心了。回到家后，爸爸看了我的作品高兴地说：“我小时候字写的好，老师就给画红圈”，说着，他就给我画了五、六个圈，嗨！别提我心里多高兴了。

第五篇：崖边报告：黄土高原上的乡土中国裂变记录

“现在村里像民国18年（1929年），像1960年，那时候挨饿把人饿少了，现在也是走半天见不到一个人影儿。”

2008年清明节，我回到崖边时，80多岁的厉敬明老人孤零零地坐在十字路口给我这样感叹。

厉敬明没有经历过1929年的饥荒，但他的父母反复给他讲过1929年的灾难。厉敬明经历过1960年的饥荒，他像自己的父母那样，逢人就要不厌其烦、不由自主地讲述挨饿的痛苦。这既是传承历史，更是在告诫后人要重视农业、珍惜粮食。厉敬明对1929年和1960年的恐惧是整个村庄所有人共有的伤痕。

2008年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年份，村庄的所有人都是吃饱穿暖的，但村庄的每个家庭都是残缺不全的。因为家庭离散导致的村庄有生力量缺乏，在厉敬明眼中，无异于1929年和1960年的灾难年份。作为土生土长的崖边人，我亲身参与并见证了崖边人因城市化而背井离乡并导致村庄日渐凋敝的过程。但当我听到厉敬明将村庄缺乏生机的现实生活与饿死人的历史时期相提并论，我震惊了。这促使我产生了认真梳理城市化浪潮之下新乡土中国之忧的想法。返城后，厉敬明的话反复在我心里激荡着，它好似催促我进入认真思考村庄课堂的铃声。

陇中黄土高原，没有草，没有树。光秃秃的山峦，风起尘扬。这景致看久了眼睛也会生疼，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焦虑和迷惘。连绵起伏的山丘受雨水切割，沟壑纵横，每一座山包都有无数的山湾，每个山湾里都养育着一个村庄。我的故乡——崖边就在整个旱海核心区域的一个山湾里。

从310国道一路向西，在马营左拐翻山，一条县级柏油马路像一根动脉血管，在山包上蜿蜒盘旋。公路叫马（营）陇（西）公路。每隔三五百米，路边的山坳处就有一个岘口。岘口是公路上的驿站，把山湾里无数个灰蒙蒙、静悄悄的村庄连缀了起来。马陇公路35公里处的岘口叫井湾岘。从这里远眺，三公里开外的一座山格外显眼，因为山上有一个高大的古堡。山叫岳家山，堡叫岳家堡。崖边就在堡子那边的山脚下。

崖边村躺在岳家山的西面，坐东朝西，正视着前方的一条小河。小河是渭河不起眼的小支流，从1990年代后期，已几近干涸。这预示着陇中黄土高原的旱情在不断加重。小河对岸是陇西县的村庄，崖边处在通渭县的西南边陲。

村中的核心地带有一个十字路口，所有的黄泥小屋都依着十字路口排列修建，所有的农路都循着十字路口扩散开来。十字路口是村庄开放的公共空间，类似于城市社区的广场。村庄的所有人都会在这里拉家常、谝闲传、论是非。这里是村庄交流信息、传递信息、获取信息的主场域。童年的记忆中，十字路口一年四季总是有人活动。常年干旱，故乡生产劳动的图景艰辛之外更显壮烈。因为村庄的人用实际行动推翻了外人对这块土地“不适宜人类居住”的论断，硬生生活了下来。与生产劳作的艰苦相比，活下来的人还有温暖人心的生存仪式，还有经久传承的道德操行。嵌入我童年记忆的内容，除了耕作大地的辛劳和贫瘠外，村庄还有和谐有度的生活内容：老人安享晚年，中青年躬耕农事，少年成群结队嬉戏打闹，村庄鸡鸣犬吠，人声接耳；进入年关岁尾，各类民俗文化活动上演，村庄会更加热闹。

离开故乡很久后，当我回到崖边时，十字路口已经很难碰到人，整个村庄死一般沉寂。夏天，绿意盎然的村庄缺少了人的踪迹而显得阴沉；冬天，萧杀的村庄因缺少了人而更显孤寂。

进城以来，故乡一直是令人惆怅的符号。在城市里怀念故乡，希望回到故乡。真正回到故乡时，故乡的贫瘠又会让人非常失落。与厉敬明在2008年的对话，让我忽然意识到，我不是一个孤独的惆怅者。

2008年之后，厉敬明再也无法出现在崖边十字路口，他病倒了。十字路口没了厉敬明的守候，更加寂静。

经过十字路口进入我的家，我能碰见的第一个人经常是厉军红的母亲。农业合作社时期的马场就在十字路口，马场的拐角处建有一座高房，十字路口依着高房成型。高房的窗户正对入村道路，高房如同瞭望所。包产到户时，这个高房分给了厉军红家。所以，所有进入村庄的人总是被厉军红母亲第一时间发现。

“走，到我家去转转。”她每次都会这样邀请我去她家做客。每次她邀请我，我都会问一句：“军红在不在家？” 她总是回答：“不在，打工挣钱去了。”

几乎每次还乡厉军红都不在家。厉军红和我同龄，要是他在家，我兴许会去他家看看。但想到厉军红不在家，我每次都婉言谢绝了厉军红母亲的邀请。

2013年初冬，我回到崖边时，再次碰到了厉军红的母亲。她背着一捆柴，行走在村里新近硬化的村道上，手里还拿着一把铁锹。她步履蹒跚，行动迟缓。她照例邀请我去她家做客。之前无数次拒绝了她的邀请，这一次我跟着她到了她的家里。院落杂乱，鸡粪、柴草满地皆是。主屋里，粗糙的木桌上堆着厚厚的尘土。厉军红父亲的遗像格外显眼。北面的房屋是厉军红的婚房，大衣柜上镶着一面大玻璃镜子，墙上还留着残缺的“喜”字。衣被、装饰画零星的红色早已被灰尘覆盖。显然，新婚时布置环境所憧憬的浪漫和美好早已被婚后的现实压力击得粉碎。

厉军红的母亲让我坐定，她翻箱倒柜用污浊的瓷盘端来了一片干硬如瓦片的馍馍，不停地招呼我吃。我象征性地掐了指甲盖大小的一点，嚼起来有点费劲。

“军红去哪里打工？”

“不一定，有一阵子在兰州，有一阵子跑包头。”她一边回答一边从桌角拿起了一块黑乌乌的抹布。

“为啥要把老婆孩子也带走，那不是很有压力么？”

“人家媳妇子不愿意在家里待，两个人出去干活能多挣一点钱，家里的农活给我一个扔下，孩子带走了还好，要不然都得我管。”

“60多岁了，还能干动活吗？”

“干不动也得干，不能坐着等死。”她一边擦桌子一边说。

1990年代，厉军红的父亲在什川乡集市上卖木料，他算是崖边为数不多的生意人。他常年做生意，家里的农活基本靠老婆孩子维持。在崖边，厉军红家的庄稼由于作务不好，常年长势欠佳。厉军红的父亲常年做生意，似乎也没能改变家里的面貌。他家和所有人一样，住着土房子，过着苦日子。

我和厉军红小时候一起长大，关系还算不错。他上初中时和同学打架被开除，后来便去打工了，我和他便少了来往。2003年，他突患精神疾病，逢人便打。

由于他父亲做生意的缘故，小时候他手头的零花钱比较充足，花钱也大手大脚。记得上中学时，有一次他用喝剩的白酒洗手，这个举动在贫瘠的陇中农民看来，实在过于奢侈和浪费，但厉军红对此不以为然。厉军红花钱不受节制的习性在他走向成人之后，仅靠打工再难以为继。他是典型的“能力无法满足欲望”的新生代打工者，他的精神失常也多半源自于此。

厉军红的精神疾病康复后，不大和人来往了。2005年，厉军红的父亲身患气管炎离世，随后厉军红娶妻生子。

厉军红的母亲说，农忙时厉军红会回到崖边，将庄稼种好，然后自己去城里打工。“现在家里就我一个人，像个独鬼。” “晚上一个人住，怕不怕？” “习惯了，有时候还是害怕。”

崖边人迷信鬼神，所谓的害怕也就是怕传说中的鬼魂。

与厉军红母亲相比，出生于1940年代的宋福禄要潇洒得多，因为他的儿子宋辉在河北打工收入较好，他基本放弃了土地，不再操心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

宋福禄的儿子宋辉1982年出生，他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宋辉从16岁开始就在河北石家庄打工，结婚后妻子也被带到石家庄。从2007年开始，他又把自己的母亲带到石家庄帮自己带孩子，但父亲依然留在家中。宋福禄一个人无法耕种自己的土地，把绝大多数土地都租给了村里有劳力的人，剩下离村较远、坡度过大的土地则撂荒。在崖边村，做饭是女人的专利，男人一般都不会做饭。但宋福禄一个人还要自己做饭，生一顿熟一顿，反正只能将就着吃。最要命的是万一有个头疼脑热，无人照应。对于这样的生活状态，宋福禄对我说：“自己没办法，儿子宋辉也没有办法。儿子回家吧，外面的钱就挣不到了；跟着儿子到外面吧，儿子的压力会特别大。”

崖边人都以为宋辉可以留在城里，可以在城里把母亲养老送终。但2014年，宋辉的母亲得了重病，花了很多钱，依然返回了崖边。可见，宋辉依靠打工将父母接到城里是不现实的。很多打工的人，很难立足城市，一旦城里的工作有变故，崖边将是最后的老巢。故乡无疑是每一个农民最可靠的家园。

在崖边，1982年之前出生的人一般都有较多的兄弟，老大外出之后，还有老二老三等可以照顾老人。但1982年以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农村一对夫妇只能生两个孩子，换言之，一个农村家庭顶多有两个儿子，基本杜绝了一户弟兄好几个的情况。青壮年外出，老人留守家中都存在老无所养的问题。崖边81户人当中，很多老人和厉军红的母亲以及宋福禄一样，身边没有儿孙的陪伴，独自留守在家中，既要照顾自己的生活，还要操持家中的几亩薄田。在中国，农民是无法退休的职业，与那些标榜自己鞠躬尽瘁的人相比，农民才是真正为职业而鞠躬尽瘁的人，很多农民会一直劳动直到死在岗位上。

全国老龄办测算，“十二五”时期，我国有4000万农村留守老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子孙绕膝是富贵的象征。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曾是国人向往的理想状态。但外出打工的大迁徙开始后，每个家庭都不能人口完备，完整的家庭组合已经解体。由于父亲去世早，厉军红是崖边80后青年中唯一沾染农事的人。崖边只有70后的壮年才会在家庭中选择“半工半耕”“子工父耕”的办法维持生活，而绝大多数80后青年都是全年在外打工，90后青年则基本不懂务农。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有的只身一人外出，有的带着妻子和孩子，有的只带着妻子而把孩子托付给父母亲。

留守妇女被称作“体制性寡妇”。据全国妇联统计，我国农村留守妇女超过5000万人。“体制性寡妇”的诞生造成了农村婚姻关系的不稳定。情感问题的增多引出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诸如婚外情、离婚率增高等。

崖边张纪纲的老婆就因为丈夫常年外出，和外村男人产生了感情。张纪纲与妻子差点闹离婚，但为了孩子，张纪纲极力挽留了婚姻。不过张纪纲的遭遇几乎成了崖边人诟病的一大污点。由于老婆出轨的原因，张纪纲放弃了打工，但夫妻感情名存实亡，常年争吵不断，对孩子的成长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2014年冬，在外打工的厉小虎回家，怀疑妻子和别人有婚外情，发生争吵。妻子一气之下喝了一瓶农药，幸好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

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随同老公一起外出，一些儿童只能与老弱病残的空巢老人厮守在一起。

佟富是崖边颇为成功的打工者，他小学毕业就开始打工，自学了贴瓷砖的手艺，坚持打工十余年，勤俭节约，有了丰厚的积蓄。2009年我见到佟富时，他正在崖边修盖房屋。此刻，他心中的家园显然在崖边。但到2013年时，情况发生了颠覆性的逆转——佟富已在银川购买了商品房，2009年新修的房屋也一直没有投用。尽管落户宁夏已成事实，佟富已将母亲接到银川，但佟富的儿子和佟富的父亲还是留守在崖边。

佟富的儿子在一本写字本上写阿拉伯数字，横不平竖不直，数字7总要擦掉两遍才能写好，一页纸从1写到9，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佟富的父亲佟进贤一边和我聊天，一边用余光监督着孙子的作业工程。

“两个儿子都进城打工，挣得还行，我现在基本不种田了。”

正说着，佟进贤敏锐地发现旁边的孙子将9写得像个羽毛球拍子：“不好好写，今晚不要吃饭。”佟进贤厉声喝道。

佟进贤是文盲，除了1到10的阿拉伯数字比较熟悉外，他认识的汉字并不多。辅导孙子的作业显然是心有余力不足，好在接受我访问的2012年，佟进贤的孙子只在上小学一年级，写阿拉伯数字佟进贤显然还能应付得来，之后的学业再由文盲爷爷督导进行，肯定不大理想。

佟进贤出门取东西一刻钟时间，我和佟进贤8岁的孙子交流了一阵，孩子很腼腆，不大言语。问三句才能回答一句。我问他爱爷爷还是爱爸爸，他说爱爸爸，爷爷老是骂他。我问你想不想爸爸妈妈，他不说话，但眼中已飘起了泪花。

《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显示，全国有6100万留守儿童。因亲情缺失，留守儿童存在孤独、失落、焦虑等心理不健康因素，有的还会发展成社会偏差人员。留守儿童的学习由于缺乏父母亲的监督和指导，跟不上趟。

在崖边，每一个家庭的留守儿童都由爷爷奶奶照顾，尽管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但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湖南卫视《变形记》节目中，贵州省一个叫梁训的留守儿童与四川成都的一位公子哥互换生活环境。梁训十四岁，一个人留守在家，自己背水、自己做饭、自己洗衣、自己学习、自己一个人睡觉，艰辛、孤独可想而知。面对镜头，他说自己通常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害怕，他便用唱歌的方式驱散孤独和恐惧，唱着唱着就睡着了。他在自己完成一切生活学习的任务后，还要为家里喂养一头小猪。他年初送走爸爸妈妈时，小猪伴随他一起成长，到年关爸爸妈妈回家时，他在保持自己成长的同时，还要将小猪喂成大肥猪，以贴补家用。

梁训在成都新爸爸家里吃了一个鸡蛋，引发胃疼。医生说他平时吃得实在太差了，不能一下子吃得太好太多，连一个鸡蛋的营养都补充过剩。医生被他的经历感动，在他离开之前硬塞了几百块钱，让他买点好的吃。

湖南卫视的《变形记》栏目，通过城乡少年互换角色，不仅能影响参与节目的孩子们的成长，更能让全社会关注到城乡生存环境的巨大差距，关注到两极分化，关注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的问题，关注到人到底该如何全面发展的问题，确实是一档好节目。

2010年的冬天，崖边老人厉敬明去世。我回到崖边正好赶上他的葬礼。

婚丧嫁娶是崖边人最具仪式感的生活。村庄的传统是：每出生一个人，全村人都会出动为其庆生；每迎娶一个人，全村人都会出动为其庆贺；每死亡一个人，全村人都会出动为其送别。村庄就在这样的生离死别、迎来送往中繁衍生息、不断壮大，从明末清初的几户人发展到如今的80多户人。

我记忆中，崖边所有的葬礼都是倾村出动，但厉敬明的葬礼冷冷清清。抬棺材、挑纸火，人手几乎不够用，妇女儿童都在积极帮忙。呜咽的唢呐伴随着稀疏的送葬队伍，和我记忆中人们成群结对、熙熙攘攘的崖边葬礼相比，这场景更显凄凉。看着包裹厉敬明身躯的棺材渐渐被乡亲们用黄土埋没，厉敬明一边捋着苍白胡须，一边给我感叹“现在村里像民国18年（1929年），像1960年，那时候挨饿把人饿少了，现在也是走半天见不到一个人影儿”的神情再次浮现。厉敬明的葬礼直接检验了厉敬明的论断。

埋葬完厉敬明的第二天，村民厉永强来我家串门，他和阎海平继续谈论昨天的葬礼。“到底是厉敬明的棺材太重，还是昨天抬棺材的人太少了，真把人累死了？”厉永强引出了话题。

“棺材都差不多，死老汉临死前瘦干了没重量，关键是人太少。以前咱们埋一个老汉都是十几个人换着抬，昨天咱们就八个人一共抬了十里路，还有上坡路，肯定感觉吃力。”阎海平分析说。

由于年轻人外出务工，像厉永强和阎海平这样的中年人成了包括葬礼在内的崖边集体劳动、公益劳动中的主力。他俩为人诚恳，常年难以外出，几乎村里的所有公益性劳动都会积极参与。

在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中国的乡土社会正在被遗弃和荒芜。参军、考学、打工，几乎快抽光了乡村的活力，人人“挤破头”朝向城市，乡村只剩下了老弱病残。走出去的人很少回来，上学的在想尽一切办法找工作力图留在城市；从军的托人花钱只要能晋级士官就能长久待在部队，即使部队复员回来，也能赚到一笔丰厚的安置费，在城里安家有了基础；出卖劳力谋生的农民，一旦到了城里，也不愿返乡，举家混迹城市一隅，舍弃淡泊的家业毫不悔惧。能出去的都出去了，村庄只有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年老的一个接着一个离世……放眼全国农村，大体都存在同样的问题。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这些新名词是紧随20世纪末的“三农问题”而出现的。农村被抽空了新鲜力量，只留下了“386199部队”。

“386199部队”驻守的村庄，最紧迫最凄惨的是留守老人问题。留守儿童长大了会想办法离开村庄，留守妇女会想办法跟随丈夫外出，即便留守也能实现自我照顾。而老人就不同了，留守村里的老人老无所依，即使有再多的金钱，一旦丧失劳动能力之后，金钱也无法变成照顾老人的贴心子孙，无法采购人间亲情的温馨。

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村庄围绕人的生老病死和婚丧嫁娶所固有的生存仪式正在被逐渐湮灭。由于外出打工，崖边从2000年到2014年，只举办过五场婚礼。很多外出务工的人结婚时都在城市里举办婚礼，这样一则避免计划生育的追究，二则避免回村办婚礼的麻烦。婚礼不在村里举办，新生儿的“满月酒”自然也挪进了城市。唯有葬礼，是村庄无法舍弃的规则，每一个老人死去，都要举行葬礼，而年轻人越来越少，葬礼仪式能否按照旧制度举行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现在真的成了麻烦，年轻人走光了，死一个老汉埋的时候把人就挣死了。该讲究的讲究也到了省略的时候了，不简化不行了。”阎海平继续感叹道。

和厉军红一样大的厉斌也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他自从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这些年一直没见过面。2010年我专门去他家看看，只见大门紧锁，院落荒草凄凄。附近的邻居说厉斌的父亲得怪病死了，厉斌这些年从来没回来过。

一个人，说走就走了。一户人，说散就散了。

我想知道崖边到底有多少人外出，阎海平作为村长给我仔细算了算说：“家家有人外出，少的一两个人，多的三四个人，最多的全家都外出。全村81户人有15户已经常年上锁，多年不回家。”

2000年到2010年，中国360万个自然村锐减到了270万个。这是城市化的“功劳”。这十年时间崖边也更加萧条和凋敝了，但没有衰亡。它由厉敬明、宋福禄一样的老人和阎海平、厉永强一样的中年人守护着。

尽管中国很早就有了先进的城市文明，也曾创造了世界顶级（四大发明）的技术，但中国的社会基础或者说社会基层依然是乡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土地搬不动，农民依赖土地、固守土地，形成了乡土中国，形成了农业文明。这是费孝通60多年前总结《乡土中国》的依据。

尽管费孝通总结的社会结构特点依然能在中国乡土社会窥见一斑，但总体而言，在经历了1949年的解放和社会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浪潮以后，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代社会学者贺雪峰将其概括为“新乡土中国”。

由“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过渡，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然结果，这个过渡时期的农村问题，便是“新乡土中国”问题。在千百万个“崖边”，“386199部队”守卫的村庄是“新乡土中国”最大的忧伤和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