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捍卫自由教育，造就社会精英论文

第一篇：浅析捍卫自由教育，造就社会精英论文

论文摘要：19世纪20年代，面对剧烈的社会变革以及公众和学生对旧有学院模式日益增多的不满，耶鲁大学发表《1828年耶鲁报告》，对学院教育计划和古典语言教学的必要性进行了深入调查和研究。报告一一驳斥了各方的批评，集中阐述了耶鲁学院的自由教育立场，为古典学科、人文传统做了有力的辩护。《耶鲁报告》不仅成了自由教育的“圣经”，也成了美国保守的高等教育理念的旗帜，对美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耶鲁报告》；自由教育；古典学科；学院教育

耶鲁学院成立于1701年，是美国最早成立的三所高校之一。美国《时代》周刊曾撰文指出：“在最好的和最真正的意义上，耶鲁大学一直胜利坚持从创建就有的保守主义。”［1］耶鲁自成立以来固执地坚守着自由教育理念，以期造就能“独善其身”并“兼济天下”的精英人才。纵观美国大学300多年的发展史，每当出现改革激流的时候，耶鲁大学总是坚定地捍卫大学的共同价值，发扬学院文化，在变化纷繁的社会中成为精神启蒙的灯塔，《1828年耶鲁报告》的发表便是其中的重要举措。

《耶鲁报告》是耶鲁学院的法人与教师团体为回应当时对古典课程的批评、指责而形成的，它充分肯定了古典教育的价值和地位，成为捍卫自由教育，强调精英教育的“圣经”，同时也是美国教育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献之一。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史学家鲁道夫弗雷德里克（RudolphFrederick）高度评价《耶鲁报告》。他指出：“耶鲁报告是一份辉煌的文件，它肯定了人文传统……然而同时也给了那些希望学院保持不变的人令人信服的理论武器。”［1］

一、《1828年耶鲁报告》的时代背景

19世纪初，美国正值产业革命的时代，工业迅速发展，社会剧烈动荡。在大学里，大大小小违反学规的现象屡见不鲜。大学往往根据学生损害学校利益的程度对他们进行处罚，而学生们却认为学校的处罚不公平，也太严厉，自身的权利和尊严受到侵犯，因此学生集体反抗学校管理制度的抗议事件频繁发生。普林斯顿大学、威廉玛丽学院、哈佛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等都先后发生类似事件。校方将无悔改之意的学生除名，以此来平息学生的抗议运动，却因此名誉受损，还丧失了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同时，学院因忽略和排斥实用科目，坚持开设大量的古典课程，尤其是枯燥无味的古典语言课，更是引起了学生和公众的不满。

面对美国社会经济急剧发展的现实，以及从欧洲涌入的大量新思想和新模式的影响，美国社会普遍认为美国高等教育要适应一个蓬勃发展的共和社会的需要。强调民主价值、注重实用知识和科学知识的高等教育改革派提出了各种对传统学院教育及其课程内容进行改革的设想，比如修订传统课程、开设新专业、建立新学系、设置新教席、创办新学院等。各种改革尝试的焦点集中在改造传统学院实行的古典课程必修制度上。

有趣的是最初的两个重要的选修制改革尝试，分别发生在当时最古老和最年轻的两所大学，也就是哈佛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里。托马斯杰斐逊一开始希望在其母校威廉玛丽学院进行课程改革，由于无法推行，转而创办一所全新的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弗吉尼亚大学打破“垂直”安排的必修课传统，“平行”开设古典语言、现代语言、数学、自然哲学、自然历史、解剖学与医学、道德哲学、法律8门课程，赋予学生一定的选修课程的自由。而第一批求学德国的美国学者乔治蒂克纳（GeorgeTicknor）从哥廷根大学返回哈佛后，即尝试将选修制引入哈佛。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哈佛大学现代语言系开始实施选修制，允许学生选择一些课程。选修制被引入美国最古老的大学，虽遭遇到阻力而不断反复，但渐成燎原之势。同样古老的耶鲁开始深感捍卫古典课程和自由教育的责任重大。

选修制其实是当时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先声，这是对古典学院模式和权威的挑衅。选修制以及选修制本身所代表的功利主义教育观，使盛行于美国传统学院的自由教育思想受到严重冲击。素以保守而著称的耶鲁大学校园开始不平静起来。1827年，身为耶鲁校董、州参议员，并且是熟知古典课程的诺伊斯达林（NoyesDarling）认为旧有的课程已经不合时宜，他建议取消课程中的“死亡的语言”课（也就是古典语言课）而代之以现代语言课程。一石激起千层浪，达林的建议一出，在耶鲁学院形成巨大的反响。为此，耶鲁学院成立了一个由院长杰里迈亚戴（JeremiahDay，戴是耶鲁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从1817年起至1846年止，前后29年，卸任后又做了21年的董事会成员）、诺伊斯达林等组成的五人委员会，该委员会代表了耶鲁学院的法人与教师团体，并召开教职员工大会，对古典课程和现代课程之间的争论进行专门研究，调查学院的教学情况，尤其对现代语言和古典语言的效果进行调查［2］。

五人委员会充分考虑了学院的有关情况，广泛征集了教职员对学院发展的意见，于1828年发表报告，报告针对古典课程的批评作了针锋相对的回答，重申了耶鲁的自由教育理念。这个报告最初发表于《美国科学与艺术学刊》，题目是《一份关于自由教育课程的报告》（AReportontheCourseofLiberalEducation）。后来，人们习惯于称之为《耶鲁报告》（YaleReportof1828），报告一经问世便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份报告旨在维护耶鲁学院的古典教育地位，为古典文学撑腰，为必修课辩护，为自由教育提供理由，为严格管教进行说明。

二、《1828年耶鲁报告》的内容

《1828年耶鲁报告》分为两篇，一篇由董事会成员负责撰写，另一篇由教授负责撰写。后者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学院的教育计划进行考察分析，由院长戴写成；第二部分主要对古典语言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由耶鲁学院拉丁和希腊文教授詹姆斯L金斯利（JamesL.Kinsley）执笔。

《耶鲁报告》明确提出：耶鲁学院将恪守自由主义教育传统，继续实施古典学科教育，运用古典学科知识的学习把自由的原则植入年轻人的心灵，培养学生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大度优雅的举止、深厚的人文知识素养。学生通过古典学科知识的学习获得纯粹的真理。耶鲁学院的课程体系是适宜的，应予以维持。《耶鲁报告》集中阐述了耶鲁学院的自由教育立场，并对美国传统学院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教学方法进行了有价值、负责任的思考。自1828年以后，耶鲁每一位新校长上任都会重申自由教育的理念，在耶鲁历史上每一个重大变化的关头，都会挺身而出，坚定地捍卫自由教育。

（一）学院教育的目的：训练智能，磨砺心灵

《耶鲁报告》认为不同类型的学校应该有不同的教育目的，而传统学院的目的是实施自由教育，造就社会领袖和精英。学院教育之目的，其实也就是自由教育之目的，而自由教育的目的在于“智能训练”，在于通过使用古典语言讲授传统课程的方式规范和完善学生的心智，发展他们的潜能。也就是说，通过学院教育，学生要扩展及平衡心智能力的发展，具有自由而全面的视野，塑造美好和谐的性格［3］。报告认为，即使掌握一般的手工技能都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来进行练习，心智能力的训练就需要更长时间的严格、持续而系统的努力。为了达到完善智能，磨砺心灵的目的，学院里学科和课程设置的标准就是要有助于训练和发展学生的注意力、思维力、观察力、判断力、想象力、记忆力，激发并指导学生天赋的充分发挥和展现。

报告认为：“学院教育的目的不在于提供一种仅仅包括几门学科知识的部分教育；也不在于提供一种几乎包括了所有领域的零碎知识的肤浅的教育；更不在于传授任何专业领域的具体知识的专业教育或实用教育；而是在学生在校学习时间许可的限度内着手提供一种全面的基础教育。”［3］这就是说，学院教育目的并不特别专注于某一具体专业或职业领域知识的传授，而是为所有的专业研究及职业生活奠定统一的基础，并替代家长对学生实施父母般的监护。同时，报告进一步认为全面教育是与片面教育相对而言的。全面教育只能通过全面的心智训练来完成；只采用一些片面的或职业性的科目来进行教育，那么带来的一定是片面的教育。

《耶鲁报告》所倡导的全面教育，其实就是一种自由教育。它要求开设广博的课程，反对早专业化；要求以经典的和基础的科目训练学生的心智，反对传授杂乱无章的经验。报告认为，心智训练的课程与那些职业训练的课程并不是完全对立和水火不容的，只是有两点须注意：一是学生在学院有限的三、四年中，不可能什么都学，只能是抓住主要科目，奠定必要的基础；二是职业训练应以自由教育为先导和基础。前一点是个轻重的问题，后一点是先后的问题。而美国高校当时推行的选修制改革，其实是为了迎合社会那些庸俗、狭隘和利欲熏心的要求，从而降低教育的质量，而无法达到为人的一生做准备的目的［4］545-546。

（二）学院的教育内容：古典学科和课程

为实现心智训练和全面教育的目的，《耶鲁报告》认为，必须确定一些有益的学科，采用一些有益的教学模式。而古典学科应该是学院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教育的重要手段。古典学科建立在“训练”和“装备”心灵这两条重要原则之上，是年轻人未来生活最好的基础，是自由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就是学院教育内容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所接受的完整的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些训练是艰苦的，有时甚至是乏味的，但却是心智训练的有效途径。

古典学科不仅具有极高的品格陶冶与心智训练价值，还表现出较强的实用价值。古典学科自身能够为任何程度的智力训练提供材料，这一训练将贯穿青年学者从启蒙直至成熟的全部过程。古典学科研究的领域自语言基本要素的学习一直拓展到文学研究的最繁难最深奥的问题。这一领域涉及心智的每一方面，记忆能力、判断能力、思维能力、审美能力与想象能力均受到训练，得以提高。古典学科的学习为专业研究和职业生涯作了最好的准备。缺乏古典学科知识的专业或职业工作者只能在一种较低的层次上奔波于职业生计，并且获得较大成功的机会也要少得多。

例如，语言的解释和正确运用，对神职和从事法律职业尤为重要。现代语言虽可作为一种技能或造诣，但不能作为必须掌握的东西。如果因为世界上某些地方的人使用现代语言，就认为它比古代语言更为实用，则是错误的。应该考究的是，什么学科提供最好的智力修养，并蕴含美国文学中最透彻的知识，以及奠定职业学习的最扎实的基础。当然，《耶鲁报告》并不反对学习现代语言，而是主张学好古典语言及经典著作。《耶鲁报告》断言，那些谙熟古典文学，并同样地掌握了现代某种非英语的欧洲语言的人，最富有潜力和发展优势。选择有效的内容训练学生各种感官，进而发展精神力量，并让精神力量按照人的意志从一种学科迁移到另一种学科，从一般的学习迁移到生活中的各种职业。当然，训练心智的学科不限于古代语言。耶鲁的教授们认为，要求未来律师学习物理或要求未来的教师学习圆锥曲线并没有什么不合适，因为这些学科都有助于心智之训练。当时，学生通过数学掌握推理艺术；通过自然科学学习演绎；通过逻辑学习思维艺术；通过写作，获得系统的精确的表达能力；通过有效的讨论课，变得敏捷、灵活。

《耶鲁报告》对耶鲁学院所开设的主要课程进行了考察，详细地介绍了每一门课程的作用，同时还肯定了必须在学院课程中的文学和科学各个不同分支之间保持合适的比例，来形成学生的均衡发展。如《理论数学》有助于训练学生的描述性推理能力；《物理》有助于训练学生的事实性的描述、归纳以及寻找可能性根据验证结论的能力；《古典文学》能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及审美能力；《英语阅读》能训练学生的阅读、写作及表达能力；《逻辑与心智哲学》训练学生的思考能力；《修辞与演讲》则向学生传授口头表达的艺术；《作文》则提高学生书面语言表达的准确性与简洁性。耶鲁学院尤其重视讨论课，认为能有效促使学生思维敏捷，表达流利，且富有激情［5］。

（三）学院的教学方法：演讲和背诵

《耶鲁报告》始终坚持古典学科和传统课程，而传统课程强调纪律和训练胜于知识的掌握。因此，耶鲁学院的教学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之上，这种假设认为学院教育的更好部分是对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礼拜和虔诚的习惯；勤勉学习的习惯；良好的品行和行为习惯；举止端庄和富有男子汉气概的行为习惯等。报告认为，演讲是适宜的教学方法。演讲的最大优点在于这一方法需要演讲者做出最大的努力，加快演讲者取得专业学术成就的步伐；这一方法还将给学科发展带来启示，为学科发展增添活力，有助于学科最新成果的交流；高水平的演讲还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其学习动力。不过，演讲法常常不能有效地训练学生的心智能力，学生只能坐在那儿静听，缺乏心智能力的积极参与，因而有必要辅之以背诵的方法。必要的背诵也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学习方式，指定学生背诵具体的内容，尤其是集中背诵一本教材的内容可对学生的心智能力实施持续有效的训练，同时避免了学生涉猎不同的教材而导致知识上的混乱与理解上的无所适从。

对于其他学校所推行的选修制试验，耶鲁将不予采纳。原因在于美国的学生不像德国大学的学生那样成熟，那样具有较为充分的教育准备，他们尚缺乏设计自己未来发展道路的能力，尚不能正确利用自己的兴趣与爱好。美国大学的学生对构成高深学术成就的统一基础的各类确定无疑的知识尚难以准确地把握，因而把自由选择学习课程的权利交给学生是一种轻率的举动。因此，那种企图把德国大学的自由选修制与专门研究制引进美国学院的做法是荒诞不经的，进入耶鲁的学生必须学习耶鲁学院的必修课程，耶鲁所规定的必修课是每一位接受完整教育的学生所必须学习的科目。报告宣称，耶鲁学院必修课程涵盖了接受全面教育的个人所应通晓的全部科目，这种自由教育的课程在造就绅士的同时，还能向工匠、工人及农民提供有益的帮助。

三、美国自由教育的“圣经”

《耶鲁报告》自发表到美国内战之前，影响非同小可，它使在高等教育界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教育思想和课程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使一些高等学校兴起的课程改革浪潮受阻于一时。也因为这份报告，旧的课程又在耶鲁牢牢占据了半个世纪。耶鲁学院本身也成为古典自由教育的堡垒。直到19世纪70年代，耶鲁的学生仍然必须学习拉丁语，只是可以比以往少学习三分之一；在三年级可以少学习一学期的希腊语或拉丁语，而增加两学期的微积分；在修辞、逻辑和精神与道德哲学课程的要求方面基本没有变化。而此时的哈佛却已经取消了三、四年级的全部必修课。到1884年，当哈佛已经取消了入学中的希腊语要求时，耶鲁还徘徊在选修制的边缘，当时的耶鲁学院校长诺厄波特(NoahPorter)仍然恪守《1828年耶鲁报告》的精神，捍卫古典语言课程［4］548。

即便这样，《耶鲁报告》是19世纪最有影响的高等教育文献，在整个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中也有着显著的位置，“是美国高等教育方面一次与众不同的、负责任的、深思熟虑的尝试”［6］。报告不仅对当时美国的学院教育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研究，而且在美国受到欧洲各国的各种思潮和实践的冲击时，充分考虑了美国的状况。报告认为要办好学院，有必要学习欧洲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但不能一味照抄，必须认真分析研究，并根据美国的实际情况而做出修改。

作为捍卫古典文科教育的重要文献，《耶鲁报告》努力延续西方自由教育的传统，强调面对新的时代进一步更新或充实传统的自由教育理念。例如，《耶鲁报告》并不排斥专业教育，也不反对知识的实用价值，只是主张在特定的阶段应接受心智训练，这比在这个阶段接受实用训练更为必要。它肯定了心智训练是一种最有效的职业准备，而不仅仅是为了人格和道德的养成。在这方面，它使得自由教育更接受于务实的社会。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它荣幸地调和了激烈冲突兴趣，将教师对文化的要求与国家的实用倾向，将中层社会的家长对英才的渴望与学生对职业训练的需求等等，统统融为一体了。”［6］

虽然《耶鲁报告》无法挽救大学里的古典课程走向衰亡的命运，但美国大学一直在寻找古典课程和自由教育的替代品——核心知识和文化。例如，后来的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现代文明和人文学科课程都是这一努力的重要例子。这些都说明，《耶鲁报告》最为深刻的意义在于，探索如何使高等学校在剧烈变革的外在环境与高等教育内在传统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使高等教育不因流俗而丧失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参考文献

［1］王英杰.论大学的保守性——美国耶鲁大学的文化品格［J］.比较教育研究,2003(3):1-6.［2］耶鲁报告(一)［J］.国际高等教育研究,2008(1):24.［3］MelvinI，Urofsky.ReformsandResponse:TheYaleReportof1828［J］.獺istoryofEducationQuarterly,1995（1）:61-64.［4］ArthurLevine.獺andbookonUndergraduateCurriculum［M］.SanFrancisco:Jossey-BassPublishers,1978.［5］耶鲁报告(二)［J］.国际高等教育研究,2008(2):24-29.［6］JackC.Lane.TheYaleReportof1828andLiberalEducation［J］.獺istoryofEducationQuarterly,1987（3）:326-335.

第二篇：“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造就北大一代辉煌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造就北大一代辉煌

导语：1916年出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并一扫原有的官僚作风和腐朽气息，为北大奠定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他的继任者蒋梦麟认 为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天赋与秉性之中，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尊重这种价值，让每个人的特性发展到极致„对此学者智效民评论道：“虽然历经时代变迁，民国那几个校 长仿若成为高等教育的绝唱，他们民主治校、培养通才、注重人格教育的光辉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熠熠生辉。”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造就北大一代辉煌

1916年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下令，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作为满清遗物的京师大学堂在1912年更名为北京大学。这座清末京师大学堂，实为一座“官僚养成所”，衙门习气深重。蔡元培抱着改革教育、清除积弊的理念，于1917年1月8日到北京大学上任。他认为：“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到校视事的第二天，他发表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这三点要求，都是有针对性的。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发表了就职演说，明确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求学生要“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由于学生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识的深浅，只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的教员，特别受欢迎，因为将来毕业后“有人提携”，有阔老师做靠山。他要求北大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他又要求学生“砥砺德行”，“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敬爱师友”等。他还提倡让学生兼听不同学派的课，独立去评判。他还大力支持学生成立各种学会和研究会。主张沟通文理科，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这些主张和措施，不但使北大学生明确了学习目的，而且养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开创了近代高校学生自由研究学术之风。

蔡元培在整顿和改革北大的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蔡决心以这八个字来塑造北大，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就已埋下的心愿。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五四运动中，蔡元培有过劝阻之举，但很快就放弃了。他一向主张“读书不忘救国”，同时也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20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过去他也曾两次劝阻过学生游行，但这一次态度不同，他在电话中对教育总长傅增湘说：“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阻止。”五四运动最终导致蔡元培挂冠出走后。

1919年6月15日，在他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

蔡元培在痛陈教育官僚化的种种积弊后指出：“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进去么?”

他强调：“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得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自己到任后稍稍有所革新，就被守旧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千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

他认为“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这三个“不”字，真是掷地有声。有学者总结说，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蒋梦麟：实现学术自由 不受政治干扰

在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中，蒋梦麟是在职时间较长的一个。关于他的贡献，傅斯年曾有这样的评断：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高明。对于傅斯年的看法，蒋先生是认可的，但同时他又开玩笑地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现代世界中的中国》第192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初到北大的蒋梦麟比较顺利地开展了工作，从而为蔡元培重回北大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9月12日，蔡元培在各方期待下，重返北大复职视事。在此后的日子里，蒋梦麟便以总务长的身份协助蔡元培对北大进行整顿和改革。

蒋梦麟第一次代理北大校务只有两个月左右。1919年9月蔡元培返回北大，聘他为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在此后的日子里，蒋梦麟便以总务长的身份协助蔡元培对北大进行整顿和改革。

蒋梦麟认为，正像西方的谚语所说的那样，“旧瓶不能装新酒”。作为新思潮的发祥地，北大既有新精神，便不可不有新组织。犹如有了新酒，不可不造一个新瓶。在他的主持下，北大创设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蒋梦麟自任总务长，顾孟余任教务长。根据教授治校的原则，蒋梦麟于1920年创设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处四大部。评议会司立法，行政会议司行政，教务会议司学术，总务处司事务。教务会议仿欧洲大学制，总务处仿美国市政制，评议会、行政会议，为北大首创。蒋梦麟首创的行政会议有点类似于西方民主政体中的行政机关。行政会议及各委员会之委员由校长推举，经评议会通过，一半采纳民主的意思，一半采取效能主义。

在蒋梦麟主持完成的这一系列改革中，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北大能够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从而实现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现代教育理想和教育理念，使大学真正成为不受政治干扰，相对独立和自主的学术机关，并以无畏地追求真理，作为治校的基本准则。

蒋梦麟提出自己的期待：

第一，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俗语说“宰相肚里好撑船”。个人如此，机关亦如此。凡一个机关只能容一派的人，或一种思想的，到底必因环境变迁而死。即使苟延残喘，窄而陋的学术机关，于社会决无甚贡献。虽不死，犹和死了的一般。但容量无止境，我们当继续不断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

第二，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人类有一个弱点，就是对于思想自由，发露他是一个胆小鬼。思想些许越出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一般人们恐慌起来，好像不会撑船的人，越了平时习惯的途径一样。但这种思想上的胆小鬼，被北大渐渐儿地压服了。北大是不怕越出人类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去运用思想的。虽然我们自己有时还觉得有许多束缚，而一般社会已送了我们一个“洪水猛兽”的徽号。北大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北大同仁所不为的。

正是有了这种精神，虽然此后中国在政治上风暴迭起，但北大却在这一批有勇气、有远见的人士主持下，引满帆篷，安稳前进。胡适：北大精神的内核是“自由与容忍”

胡适在旧北大执教二十年有余，无论在蔡元培长校期间的“新政”，还是蒋梦麟长校期间的“中兴”，胡适的影响重大。胡适本人长校的旧北大的最后三年，是北大历史上最为艰难困窘、风雨飘摇的三年。

1917年8月，在陈独秀力荐下，从美国学成归来满腹西方民主思想的胡适出任北大哲学系教授。蔡元培校长对这位“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年轻人很是赏识，使其参与了北大一系列的改革。

1919年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主张在北大招收女生，并呼吁社会改革女子教育。这个建议得到素来主张 男女平等的蔡元培校长的赞同，1920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蔡元培任校长。1920年2月，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1946年8月16日，胡适主持召开了北大行政第一次会议，讨论和研究北大院系新建制以及教师聘请问题。

在北大举行的开学典礼上，胡适向全校学生动情地说：“我只做一点小小的梦想，做一个像样的学校，做一个全国最 高学术的研究机关，使她能在学术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贡献。”他引用南宋思想家吕祖谦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与大家 一起反省，这或许可以解读为既反映了他一贯的教育思想，也反映了他不愿卷入政治斗争的心态

1946年12月的国民大会制宪会议上胡适与朱经农等204人联合提出《教育文化应列为宪法专章》的提案和与18位教育界国大代表联合提出的《请政府注意教育问题》的提案。并着重指出“教育是立国之本，亦为施行民主政治之基础。当今宪法正在制订之时，政府即将还政于民，尤赖教育之普遍推行。”又提出六条供政府参考的具体建议。

1947年春，胡适在北平邀集北大、清华、南开等校教授们组织了一个“独立时论社”，胡适办的这个《独立时论》在当时颇有点像储安平办的《观察》，《观察》也是打着“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储安平创办《观察》时曾于1947年1月21日写信邀聘胡适为《观察》撰稿人，信中说“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扬墨之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 方。”―这也正是胡适办《独立时论》的“独立”立场了。

1947年，胡适在“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的讲演中特别指出：北大精神的内核是“自由与容忍”。“五四”以来，“极左与极右的均出自北大”，“政治逼人”，“历史又无法回避”，“北大要始终坚持自由与容忍”，才能纾解目前的困难，为国家为民族多多培养与保存人才的种子。

1948年胡适又在南京接见《申报》记者时借“五四”的二十九周年发表他语重心长的谈话。他说：“二十九年以来，我个人始终觉得政治的基础应该建筑在文化思潮的基础之上。”从新思潮时代出来的人应该继续向新潮流走，新文化走，即向前走。

胡适认为，要克尽自己的职责，还得在思想文化上作最后的努力，经过一番沉静的思考，他终于公开亮出了“自由主义”的大旗。1948年8月初胡适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9月初又在北平广播电台做了《自由主义》的长篇广播，强调了两百年来世界范围里的自由主义演进史的两大贡献：一，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二，“不流血的和平改革”。他认为坚持这两条可以渐渐革除“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的政治格局，使国家的民主政治与法治实践渐渐上轨道。

胡适总结“自由主义”的四层意义：“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显然胡适关于“自由主义”的阐释与宣扬目光放在中国的现实政治格局上。他劝导国民党要容忍反对党，要尊重反对党的政见与信仰；他也劝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手段，与国民党携手共同走上“和平的渐进的改革”的大路，刷新中国几千年传统的“东风西风式”的政治旧格局，努力开创自由民主容忍的政治新气象。

迷失的中国校长：何时再有蔡元培？

世上既无蔡元培，大学没有风格，校长缺乏荣誉，学术失去标准!于是，我们看到学术腐败愈演愈烈，有学术良心并且仅能依靠学术良心的院士痛斥“一个本已被其他国家反复研究、确认是完全错误的研究项目，在中国某大学和部分院士的推动下强行开展，近一亿元投资白白浪费，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责任追究。”(《中国青年报》二OO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们又看到，中国科学院发表《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的咨询报告，抨击中国科学界存在“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盗名欺世”、“屈从权力”．‘学术霸道”、“权学交易”、“心态浮躁”、“科研欺诈”等八项恶行，直指中国科学界道德沦丧。

中国所有正规大学就被整合在这样一个官僚层级的体系之中，从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到大学基本教学与学术单位，一元化的行政权力通天贯地，天下英雄，靡不在其彀中。这个体系决定了中国大学的基本状态和发展的前景，决定了中国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生态环境，从而决定了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学术道德状态。

这个体系所代表的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任何一个个人，即便是一位大学校长，想要孤身一人与它对抗，远不上是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一位教授。事实上，在这样的体系里面，教授是不能以自治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而单枪匹马的教授是无足轻重的。它所承认的是权力，即使是学术地位和声望，也要通过它的确认和整合才有其合法性。所以它的基本规则就是任何具有学术成就的人如果要在这个体系所覆载的地盘上获得承认，就必须谋得一官半职，或者说，任何取得学术成就的最高的奖赏，按照这个体系的原则，就是封官。与此同理，一些人虽然没有什么学术地位学术成就，但是如果能够谋得一官半职，那么就可以换得学术权力，甚至学术荣誉。

新文化运动已离我们远去，尊孔读经又回来了，学术大师只见背影，诺贝尔奖纪录几乎为零，教育的官僚化、功利化积重难返。当人们高标科学发展观，并重新认识民主这个“好东西”时，反思中国的教育，不禁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像蔡元培那样的真正教育家——还会有吗?

第三篇：争做社会精英

心得

今天我们进行了关于“我们离社会的精英还有多远”，在课上老师幽默诙谐的语言让整个课堂气氛很活跃。通过老师的讲课，我们了解到我们伊犁师范学院的优越的教育体制。还有伊犁师范学院莘莘学子们的硕果累累。

“精英”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遥遥不可及的。张春贤书记说过“只有努力才会成功，只要努力就会成功”是的只有能力了我们就会成功。精英的特点就是社会担当，就是要有思想。而且我们每一位学生都想成为精英。因此通过老师这节课的讲解我们明白如何成为精英。首先我们要做到的是要从被动困惑转变为主动选择，只有增强我们成长动力增强了，我们对学习对生活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其次我们要做到端正学习态度、积极提高自觉性，主动性，加强奉献精神，都要有积极明确的目标，提高自己的素质，锻炼自身能力。鲁迅说过“现在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是的我们要实事求是的做事，踏踏实实做人，最后我们要有信心，争取每一次机会，做一个有价值的人。

物理学院物理学11-1班

胡悦

二组

第四篇：捍卫自由还是国家至上评肯尼迪的爱国名言

捍卫自由还是国家至上评肯尼迪的爱国名言

捍卫自由还是国家至上——评肯尼迪的爱国名言 美国总统肯尼迪是位赫赫有名的人物。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JFK），是美国第35任总统。他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讲出的一句名言，一直被广为传颂。此名言不光是在美国，即使在其它国家（譬如在中国），也流传甚广。这句流传四海的话就是：“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笔者曾多次见到有学者名家在盛大场合引用肯尼迪的这句名言，意指即使是在自由资本主义的代表美国，像肯尼迪这样年轻且富于个人理想的总统，也得号召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精神，让人们勇于为国家奉献。在多次听到这类转引之后，笔者后来特意仔细查阅了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的全文。在经过比较之后，笔者却惊讶地发现：脱离了上下文所摘引出的这句名言，它的真正含义恐怕并没能得到一些引用者的正确理解。它所具有的更准确的含义，与在中国国内广为流传的引用含义有很大差异。在这其中，一方面反映出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那些不加思考就广为引用这句名言的人，很缺乏严格追究和考据的习惯，而用自己惯常的思维去理解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述。笔者以为，如果读者认真看过肯尼迪的演讲全文，就不会得出那种常见但却错误的评论。我们先来看看肯尼迪的总统就职演说。这个演讲比较长，但讲出这段话的部分接近于结尾部分，大致可归入一节相对独立的表述段落。首先需要注意，在强调为国奉献的这句名言之前，肯尼迪是先强调了“保卫自由的责任”，并相信通过这种责任和奉献，“自由的火焰所散发出的光芒”，定能照亮全世界。“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只有少数几代人在自由处于最危急的时刻被赋予保卫自由的责任。我不会推卸这一责任——我迎取这一责任。我不相信我们中间有人想同其他人或其他时代的人交换位置。我们为这一努力所奉献的精力、信念和虔诚，将照亮我们的国家和所有为国效劳的人——而这火焰发出的光芒定能照亮这个世界。” 有请各位读者注意：正是在这段表述完自由之责任的话语之后，肯尼迪才接着讲出了那段广为传颂的名言： “因此，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你们的国家做些什么。” 到这里，这句话似乎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但在这个单元，肯尼迪的话并没说完，下面还有两段表述直至演讲结束。他紧接着又说了一句，虽然这一句并不像上面那句同样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全世界的公民们，不要问美国将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我们共同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这句话是很关键的，它正是接着肯尼迪的那句爱国名言说出来的。随后的一段话，是肯尼迪的演讲全文结语，这段话也同样很关键： “最后，不论你们是美国公民还是这个世界的公民，你们应要求我们献出我们同样要求于你们的最大力量和牺牲。问心无愧是我们唯一信赖的奖赏，历史是我们行动的最终裁判，让我们走向前去，引导我们所热爱的国家。” 我相信，从上面的这个分段梳理，读者应该能够很清楚地看出肯尼迪到底在表达什么意思。关于这次演讲，他的那句广为传颂被很浓缩了的名言：“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并不是像很多中国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所借用的那样，在表达歌功颂德爱国求荣式的为国奉献精神，究其整体反而是在强调对自由和良知的追求。其实这并不奇怪，从美国总统的嘴里讲出这样的表述话语，恐怕也是很正常的。尤其对普通美国公众而言，从美国诸多政客嘴里日复一日花样翻新地说出来的这类冠冕堂皇的话语实在太多，早都听的耳朵起了茧子。总之，像肯尼迪的这种表述方式，是和美国这个国家的特殊地缘和历史民情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理解他的话，要根据上下文以及更大的背景来进行阅读。看看美国的历史，君不见：“美国例外论”的思想贯穿始终。无论是孤立主义，还是全球扩张，也无论是国际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在其背后支撑的却都是美国人强烈拥有的追求自由的理念和基督教影响下的精神特质。肯尼迪之所以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他的话之所以能够成立，之所以能得到美国人的倾听和接受，其潜在含义是有赖于这一系列的隐含判断的。从肯尼迪的演讲来说，爱国绝非其重点。这一系列假定可以这样来表述：首先，自由无可争议地具有普世的、最高的价值，这是美国价值观的核心。其次，美国恰恰代表着自由价值，因而美国也无可争议地是更正确的。再次，由于上面两个判断，作为美国人，作为这样一个显然代表了正确方向的国家的公民，请你们“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没错，肯尼迪确实是在忽悠美国人为了美国的利益而牺牲奉献，但他忽悠的核心却在于这一点：美国必须是自由的国家。而且这还不是肯尼迪表达的全部，他接下来那句话实际上在说：如果你不是美国的公民，而被当成全世界的公民，那么请你不要依赖美国。因为自由归根到底要靠自己去自主争取，所以肯尼迪接着说：“不要问美国将要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我们共同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从整个前后叙述来看，肯尼迪忽悠的核心并不是爱国，更不是爱美国，而是爱自由。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肯尼迪在他的演讲中并不只是去强调去忽悠民众甘于理解奉献，在演讲的最后，他也强调了责任和牺牲的对等——前述的一切，应适用于所有人，尤其包括那些掌握权力的人。而且对所有人而言，“良知和历史是最终裁判”。从前到后，肯尼迪所表达这个逻辑显然是很清楚的：爱自由，爱良知，爱历史，而绝非爱国家。而从他这一逻辑来看，之所以爱某个国家，正是因为这个国家可以追求自由，体现良知，顺应历史的潮流。毫无疑问，根据其文化背景，肯尼迪在其表述中做出的一系列假定是不是正确，对此完全可以进行质疑。很显然的，美国在很多时候并不那么正确。前有越战的悲剧，后有伊拉克战争的鲁莽，美国都做出了相当错误的决策和选择。譬如在肯尼迪之后的罗纳德.里根，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也做出过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再去好心做错事”，而且“美国必须继续做自由的最忠实的朋友”，而不是去开倒车。也会有相当多的美国人是会很怀疑这个阿基米德支点：美国究竟是不是那么正确？美国到底有没有走对路？ 无论如何，正确理解一个人所说的话，必须根据其表述的上下文和具体情境来理解。显而易见，通常中国传媒和学者对肯尼迪这句爱国名言的解读和引用，是种相当片面的误解。尤其站在美国的文化背景之下来进行考察，反差会相当之大。肯尼迪绝不可能鼓吹让对政府权力之恶敏感性极高的美国民众毫无反思能力地去为国效力——在美国这既不可能，也不现实。作为美国这个从建国之初就极为特殊的后民族国家的总统，肯尼迪更是绝不可能去做一种类似于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鼓吹手，我们必须关注到这种文化差异。肯尼迪的这句名言，同在美国之外一度流行的，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所代表的，强调“集体至上”或“国家至上”的主张，更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从对这句名言的错误理解及其广为流传，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两国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差异，以及对同一表述的不同解读方式。

第五篇：作文 美国社会自由

The Unique Freedom Culture Of American Since the day that American was born, there has been a totally new explaination of freedom, that’s why thousands of people come to the continent to make a fortune.The birth of America was just like a story of the pursuit of freedom.It was under the untolerable oppression of the British that people in the colonies decided to fight for their natural rights, thus leading to the American Revolution.During the war, a momentous file ,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as signed.It gave a clarity to the American cause that it had previously lacked, and that the British were never to gain.It played a part in convincing foreign powers to help the rebels, overcoming a fear that a reconciliation between Britain and the olonies could cause any intervention to backfire.It also made any hopes of a peaceful settlement much less likely-Independence once declared could not easily be surrendered.With all the backgrounds, it’s no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y Americans value freedom more the material wealthy.By freedom, Americans mean the desire and the right of all individuals to control their own destiny without any outside interference from the government or others.Just like Thomas Jefferson said,the God given rights are life,freedom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Although the were not wealthy at that time, they could enjoy their life comfortablely, that’s enough.During the time we anylise the freedom culture of American, it reminds me of the currency situation of China.It seems that everyone is occupied with all sorts of things, for money, fame, status and so on.Aren’t we so blind to ignor our most previous possession, our freedom and happiness? Things we are searching for is actually we need? May be not.It really deserves our deep thinking.Determining your own life and enjoy it, this is perhaps the real essence of the word, freed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