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练体操的冠军孩子纪实故事

第一篇：那些被练体操的冠军孩子纪实故事

2011年2月15日上午9点，李小双体操学校的孩子们开始在训练房的软垫上光着脚四处奔跑，冬天还没有结束，训练馆的窗户已经打开，一丝寒气钻了进来。

李小双体操学校，成就了湖北仙桃的辉煌。它让这个人口不过30万的副地级市，涌现了四位体操世界冠军：李大双、李小双、郑李辉和杨威。

仙桃亦被誉为中国的“体操之乡”，目前，当地正在筹建“中国体操之乡体育运动中心”，占地397亩，并给李小双体操学校预留了地方。

训练房内，那些4～7岁的孩子，日复一日地训练着跑步、压腿、倒立、弹跳、平衡……孩童时期丰富多样的人生，在这里，被简化为几个单调乏味的肢体动作。而反复训练这些动作，又是实现冠军梦的唯一法门。

众多孩子被前赴后继地送来，不少父母都替儿女怀抱着拿金牌的梦想，而实现梦想的却永远是极少数。

在明白冠军之路比想象的还要艰难之前，孩子们的人生就已被程式化的动作训练改变了。

“被动”入校

杨可一直倒立着，腮帮子凸起，肚皮露了出来，脚尖绷直贴着墙面。教练郑顺生站在离他3米远的地方，手里拿着一块电子表，大拇指飞快地按动着在计时。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对师徒像周围矗立的器材一样，站在阳光的阴影里，不发出一点声响。

寒假正式结束，停训将近两个星期后，杨可发胖了。这对一个学体操的孩子来说是糟糕的消息，郑顺生正考虑着如何通过加强训练，让杨可的体重回到寒假前。

1000平米的体育馆里，上百个孩子的喧闹声此起彼伏。

一个新生的哭闹声并没有打扰到杨可，他依旧维持着倒立的动作，脸上没有太多表情。

在郑顺生看来，这个6岁男孩是自己的队伍里最有潜质的队员之一。三年前，他还只是个不到四岁的孩子，父亲杨仁平领着他来到李小双体操学校，找教练郑顺生。

郑顺生拉起小男孩的手，四处摸摸、捏捏。

首先是胳膊，直线一样的胳膊，没有一点儿弯曲的关节，然后是宽肩、厚胸、窄臀、长腿、小脚丫子、直愣愣的眼神……他在这个孩子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些似曾相识的东西。

几年前，杨仁平曾带着一个女孩来找郑顺生，女孩眼神同杨可一样倔强。她叫杨飘，杨仁平的大女儿。

杨仁平本没想过让女儿从事体操训练。多年前，他偶然和在李小双体操学校食堂工作的一位熟人聊天，对方称，这个体校诞生了好几位奥运冠军，这个信息让杨仁平夫妇萌生了送杨飘去学体操的念头。

第一眼见到杨飘，郑顺生的评语并不好听：“身材不好，灵活度不够，基本姿态不美。”

但杨仁平和妻子还是坚持让杨飘入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夫妻二人因为家庭困难，购买了一辆面包车跑黑的，无暇照管杨飘。

和杨飘父母面临同样处境的还有张世杰的父母。远在贵州从事煤炭生意的他们，也是因为没有精力看管孩子，才将张世杰从贵州送进李小双体操学校。

体操学校招生办公室的孔老师，介绍学校里孩子们的家庭背景：“140多个小孩，80%的父母都是做生意的，自己太忙，没时间照顾孩子。”

除了动作还是动作

2月16日，下午3点，又一轮训练开始——为了减除孩子们假期囤积的脂肪和惰性，原本半天的训练调整为一天。

“150个阶梯跳，开始。”郑顺生给自己的弟子下了命令。

然后是单腿跳、纵跳、矮子步、青蛙跳、前空翻、引体向上……郑顺生几乎不用下任何指令，数十个弟子们便一项接一项的完成各种动作。

“脚尖并拢，肩膀拉开。”郑顺生反复强调着。

3个小时的训练，几乎没有休息，喝水、上厕所，需要打报告。只有在倒立和压腿时，才能够享受片刻宁静。

已经出汗的杨可脱得只剩下秋衣秋裤。

“即使是一个成年人，刚开始进行这样的训练，也没法坚持下来。”郑顺生说。

杨可和伙伴们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适应郑顺生的训练模式和流程，代价是手掌覆盖起一层厚实的老茧，腰腹用力时能看见小型的六块肌。

在问及“苦不苦、累不累”的问题时，孩子们的回答几乎一致：不累，好玩。

但体操运动本身的辛苦，决定了兴趣往往是有限的。

训练馆内，教练杨玉林指着一个9岁的男孩说：“你该问问他，他肯定不会这么回答。”

那名男孩正双手扶着鞍马，两脚伸进一个被绳索吊起旋转的塑胶桶里，一次坚持10分钟左右。他正在寻找做托马斯全旋的感觉。

普通人做这个动作，可能当塑胶桶才旋转了两三圈，双手就无法支撑了。

如果他朝着专业训练的方向走下去，若干年后，可以完美地完成一系列类似的动作，从而在赛场上拿到一个较高的得分。

尽管杨可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够具备在鞍马上做全旋的力量，但他已经开始爬上这个庞然大物，做一些练习上肢力量的基本动作。

他用双手牢牢抓住鞍马中部的环，双臂支撑起身体，腿并拢，从鞍马的一端抬起，越过马身，到达另一端，周而复始。

鞍马动作的关键，在于除双手之外的身体任何一个部位都不能触及到马身。

杨可已经有了这种意识，他的双腿尽量抬高，脚尖和脚跟形成一个新月般的弧度，这得到了教练郑顺生的赞赏，“哎，不错，继续保持，果然是大队长。”

郑顺生通常用任命大队长的方式来落实他的赞赏。

每隔一段时间，他会进行大队长“换届选举”，依据孩子们的训练表现来确定管理者的人选，表现最好的队员自然是大队长。

担任大队长，意味着一直排在训练队伍的头一个，以及在教练缺席时可以带领队伍进行程式化的训练。

杨可显然很愿意担任大队长。得到郑顺生的表扬后，他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这意味着教练对自己动作的肯定。在没有比赛的情况下，这是杨可被肯定的唯一方式。

两本课本：语文数学

杨可被送进体操学校已近三年，母亲朱月琼仍记着其当时入校的情景，好像是三分钟以前发生的事。

进入体校，意味着不到4岁的儿子开始寄宿生活，几乎一两个月，杨可才能回家一次。

刚入校时的杨可留给保育员周奶奶的印象是，耷拉着鞋带，哭得满脸泪痕，穿衣服、刷牙洗脸，每一样都要从头教起；房间里要备一些简单的药水，以便处理他因为训练造成的皮外伤。

在体校，除了半天的训练，还有半天的文化课。文化课除了语文、数学，剩下就是思想品德与写字了。杨可比其他非体校孩子“幸福”的是，书包里只会有两本课本：语文和数学。

体校里，众多的孩子和杨可一样，从未接触过音乐、美术或者其他副科。训练的时间挤占了这些课程。相比起同龄的其他孩子，他们的娱乐生活少得可怜，仅有的娱乐方式是看卡通片，最近他们比较迷恋的是《果宝特攻》。

3年训练下来，与娴熟的体操动作相比，杨可的吃饭动作则显得孩子气。

晚餐时，他坐在食堂五彩斑斓的椅子上，不太熟练地用汤匙往嘴里扒着饭，然后突然伸出手，抓起一片萝卜送进嘴里。

杨仁平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些，他更多的希望是儿女能得冠军、世界冠军。

他常会欣喜地跟别人说，在李小双名声大噪的时代，杨飘进入体校；杨威获得北京奥运冠军后，杨可又沿着他姐姐的路走了下去。

和杨仁平怀抱同样期望的家长并非少数。每逢新学期开学，就有一些家长带着三四岁的孩子，千里迢迢从全国各地专程赶往仙桃的李小双体操学校，每年交上近万元的学费，要求让他们的孩子进校学习。也有不少家长会反复跟教练诉说，他们的孩子有学习体操的潜质，值得培养。

体校负责招生工作的孔老师介绍，所有的学生中，绝大部分是家长慕名而来。现在140多个学生里，80%来自外地，其中还有一名来自爱尔兰的小女孩玛莎。

“很多孩子已经十几岁了，明显过了打基础的年龄，可家长还是硬把他们送过来。”孔老师说，当然通过训练，他们也能锻炼意志和品质。

第二篇：孩子是谁的纪实故事

妻子还没有怀孕,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孩子生下来坚决不让我母亲带。因为她认为母亲没有文化,还满嘴的方言,入托前孩子的教育也是个关键问题,万一带出个土气又不懂礼节的小孩来,以后想改都难。

所以在妻子怀孕后,我一直瞒着母亲,不知道何时才能劝妻子接纳母亲,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让母亲明白我的苦衷。母亲依然时不时地打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才能让她抱孙子,我只能拿话岔开去,说妈你好好养身体,孩子不图你帮什么忙,只要你身体好我就知足了,如果你身体不硬朗,生了孩子我也不会让你带。每说到这句,母亲总会跟我急,说我身体好着呢,别说看一个,就是看两个孙子我也能行!你要是不让我带孙子,气出病来我也不去医院看!

母亲的这句“威胁”,让我更加憋闷,看着妻子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我甚至没有一丝要做爸爸的喜悦。一边是不能生气的妻子,一边是要尽孝心的母亲,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庆幸的是,有一段时间我忙得不可开交,妻子也行动不便,急需找个人来照顾妻子饮食起居。我想如果让母亲来帮忙,说不定婆媳之间关系好了,妻子一高兴就把母亲留下来带孩子呢。经我好一番力荐,妻子总算是同意了让母亲来做一段时间的饭,但还是坚持等生了孩子她自己带。

我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的时候,母亲反而对我生了一顿气,说怎么不早告诉她,但随即就乐得合不拢嘴。我回家去接她的时候,她还左邻右舍地去告别,说这一走可能得一两年才会回来。我看着满面春风的母亲,想无论如何,也一定要说服妻子让母亲来给我们看孩子。

妻子总算是给了我面子,儿子没生下来之前,一直与母亲和睦相处。可是等她一坐完月子,身体恢复了,便立刻让我将母亲送回家去。我只好搬出母亲老了、我做儿子的要尽孝心之类的大道理来教育妻子,妻子拗不过我,而且她也吃馋了母亲做的饭,只好答应母亲留下来,但是说好了只管做饭,她自己来看孩子。

自此,母亲便可以“名正言顺”地留下来。她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一有空闲,便坐在摇篮旁边,痴痴地看孙子,还和他絮絮叨叨地说话,从她自己小时候一直讲到如何把我养育成人,说到动情处,还会流泪。妻子把孩子抱在怀里喂奶的时候,她就坐在妻子旁边,笑嘻嘻地看着他们母子,也不说话,只看,似乎还在回忆着什么。那样的温情和慈爱,常常让一旁的妻子觉得不好意思,便在孩子不吃奶也不睡觉的时候让母亲抱上一会。母亲大约也看出妻子不喜欢她来抱孩子吧,所以每每那时候,她就特别高兴特别激动。所有我儿时用过的歌谣,又全都在她记忆里恢复,或许母亲就从没有忘记过,专等着自己的孙子出生的时候用。说也奇怪,每每儿子大哭的时候,任凭妻子怎么哄他抱他喂他吃奶,都不管用,但只要母亲抱起他来走上几步,他立刻会将哭声止住,而且还会静静地对着满脸皱纹的奶奶微笑。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妻子终于让了步,允许母亲隔三岔五地来抱儿子,或者推着他去小区花园里逛。

似乎是一瞬间,母亲便年轻了十几岁,腰酸背疼的毛病再也没有了。她从不会用小车推着儿子,她把他时时刻刻地抱在怀里,甚至都有点舍不得让他学走路。小区里的每个人,几乎都认识了哼着歌抱着孙子的母亲,她满脸的微笑,见谁都开心地打个招呼。这样的好心情,传染了每一个与她相遇的人,我们那些好几年都没说过话的邻居,竟然因为母亲,彼此熟识起来。

儿子学会说的第一个词是“妈妈”,然后才是“奶奶”;他知道礼节后的第一件事,是给奶奶挟菜,而后再挟给妈妈。被“忽略”了的我坐在一旁,看着似乎只知道笑不知道哭的乐观的儿子,还有被儿子的孝顺而感动的妻子,终于松了一口气,冲着母亲,绽开感激的微笑。

第三篇：859个孩子叫他阿爹纪实故事

他，一个小镇里的“猪肉佬”。

他30年间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生活、学习。镇里的人说：他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猪肉佬”的30年“学生之家”

下石太镇，是广东省英德市最小的一个镇。一条笔直的大街，横穿全镇，站在镇头一眼就可以望到镇尾。在临街靠近镇尾处，有一栋不起眼的两层小楼。在过去的30年里，下石太镇下辖的108个自然村中，有859名孩子曾经在这栋小楼里生活过。因为有这栋小楼，因为有这栋小楼的主人——“猪肉佬”邓卫星夫妇的看顾，859名山区的孩子，读完了小学、中学。

作为英德最贫困、最偏远的镇之一，下石太镇人均年收入只有4395元。和很多贫困地区一样，贫困家庭多、留守儿童多。

邓秋桃，就是这样一个山里的贫困孩子。父亲体弱多病，已经缴不起她的学费。2003年，随着全国农村中小学布局的调整，她所在的下石太镇新联坡洋坑村小学被撤并了，需要到离家20多公里外的镇中心小学上学。“那时我上小学四年级。家里没钱让我住校或是在镇上租房子住，只能走路去上学，但是去学校要走三四个小时……我想我可能不能读书了。”

就在这时，经常在附近村里收猪的“猪肉佬”邓卫星，走进了邓秋桃家。

“这孩子聪明，成绩好，不能不读书。让她来我家住吧，和其他孩子一起，起居我们照看。让她从家里带点米来就行。”简单的几句话，邓秋桃住进了邓卫星位于镇上的“学生之家”，一直到中学毕业。

“刚去的时候很小，什么都不懂，都是卫星伯教我。晚上头疼发烧，也是他连夜背我去医院。每年期终考那段时间都很辛苦，卫星伯每天都给我们做好吃的，加菜加汤。”中学毕业，邓秋桃考上了全市重点高中英德中学，“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卫星伯比我爸妈还高兴。走了那么远的山路到我家给我祝贺，给我发奖金。”

从上高中开始，邓秋桃住进了英德中学的宿合，离开了邓卫星的“学生之家”。但她很怀念那段时光：“卫星伯家也很穷，但是那里像一个家，我们是他的亲生子女。伯母的脾气很好、很善良，小孩子顶撞她，她都不生气，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

“阿爹阿姆”

凌晨三点，山里的天还黑得透透的，邓卫星已经起床开始忙活了——赶去镇上菜市场的肉铺打理生意。上午八九点钟，结束了一天最重要的营生后，邓卫星会拎上五六斤新鲜猪肉回家，那是家里今年寄宿的35个孩子一天的主菜。

白天，除了料理自家产米、产菜的20多亩田地，邓卫星最繁重的任务就是上山砍柴。给孩子们洗澡、做饭都要烧水，全部用电负担不起。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每天砍100斤干柴背回家，仍是邓卫星必做的“功课”。

妻子熊廷贺的担子也不轻，早上四点半起床后，就要开始收拾家里的卫生、喂鸡喂鸭，然后给30多个孩子做早饭：大一点的要吃面，小一点的要喝粥。看着孩子们起床、洗漱、吃早饭，组织孩子们准点去上学。歇不了几个小时，又要准备30多个孩子的中饭。然后又是新一轮的收拾、整理、准备晚饭。

下午三四点钟，镇上的小学、中学陆续放学，孩子们也陆续回到家。随着一波高似一波的喧闹声，邓卫星家开始了一天里最忙乱也最热闹的时光。

孩子们爱叫邓卫星夫妇“阿爹”、“阿姆”。“阿姆”一边在热气炙人的厨房炒菜，一边挨个喊着孩子们洗澡，还要随时抽出手来帮年纪小的孩子搓几下衣服。大厅里，孩子们打闹着，下棋、聊天，等着六点钟准时上桌的晚饭。两三个菜一个汤，有菜有肉，米饭管饱，这是邓卫星家的标准伙食。孩子们吃什么，夫妻俩就吃什么，而且总是等着孩子们先吃完。

晚上7点40分，“房顶都能吵翻”的邓卫星家，逐渐安静下来。每天的集中晚自习开始了。30多个孩子各自在大厅的“学习区”坐好，写作业、温习、互相辅导。“阿爹”就搬个板凳坐在旁边，随时听候“阿爹，这个要怎么做?这个要怎么读?”的求教。

晚上10时，35个孩子准时钻进邓卫星家楼上楼下五个大房间，在上下床间打闹一阵，说笑一阵，邓家的两层小楼慢慢归于寂静。一天结束了。“毕生遗憾”

1959年出生的邓卫星，自小很会读书，1977年初中毕业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英德中学。“全市只招40个学生，我考上了，是我们村几十年来唯一一个。”但就在那一年，邓卫星的父亲去世了，家里一下没有了经济来源，只在英德中学读了一个星期的邓卫星，被迫退学了。“我很爱学习，很想读书，但就是因为穷，再也没能读成。”提起辍学的遗憾，50多岁的邓卫星竟然哭出了声，“如果能读完高中，现在肯定不是这个样子。”

邓卫星的“猪肉佬”营生，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山下乡收猪，这让他看到很多和他一样因为穷困上不了学的山里孩子。

1981年，在山里一户人家，邓卫星碰到了一个爱读书却因为路远而失学的女孩陆秋贤。“怎么不去学校读书?”“我们这里这么偏，学校又那么远，怎么去?”陆秋贤的话，让邓卫星思虑了几天。想到自己家离镇上的中学近，想到可以让妻子给孩子做饭照看起居，邓卫星给了陆秋贤一个提议：到我家来“寄宿”。

让邓卫星没想到的是，这一来就来了包括陆秋贤在内的六个女娃子；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每年一开学，越来越多的家长找到自己，把越来越多的孩子送来，而他的“学生之家”，就此坚持了那么多年。

1992年，邓卫星卖掉了两块珍藏的黄蜡石，倾其所有在现在的地方盖起了两层楼——八房两厅，除了自己一家四口住的三间房，剩下全拿来做了孩子们的宿合。最多的一年，这里住过近50个孩子。

“功德无量”

在下石太镇，邓卫星一个月三四千元的收入算“高工资”了，但走进他家，仍会惊讶于这里的简陋——除了房子还算周正，满屋找不出一件像样的家具。客厅里的折叠圆桌，四条腿上布满了锈，需要垫一只拖鞋才能站稳。孩子们用的课桌、长条椅，都是学校淘汰的。但是，为了让孩子们夏天睡个好觉，邓卫星却省出钱来，在每个房间装了电扇。

最初，在邓卫星家寄宿是全免费的，只需要自己带些米。但随着孩子越来越多，为了维持“学生之家”，邓卫星开始收取很少的住宿费。从一年175元，到现在的每年325元。325元，平均一天只要两元多，即便如此，真能交足的孩子也还不到三分之一。今年寄宿在这里的35个孩子，14个来自贫困家庭，21个是留守儿童。“只有十个孩子能交上钱，剩下的就交个百来块，背些米来顶。”

为了把“学生之家”办下去，邓卫星的日子只能精打细算：猪肉、鸡鸭、米饭……都是自家“出产”，柴是上山砍的、水是从山上引来的……即使如此，每年邓卫星都还要填进去一两万元。“最贵是电。还有就是孩子病了去医院打针、开药，每年都差不多要垫出两三千块。”

邓卫星喜欢读书好的孩子，每学期考第一的，邓卫星都会封个50元或100元的“红包”作为奖励；孩子毕业考上重点学校了，他还要亲自上门送个大红包。邓卫星看不得孩子受苦。在他家住了快一年的邓小花，父亲患癌症多年，家里还有三个姊妹，家境贫寒。为了让她读书，邓卫星不仅不收一分钱，还自己出钱给她买学习用品；每个星期还额外给她十元钱，让她攒起来买衣服、买吃的。“不能让她的生活和别的孩子差太远。”

去年，一位清远的药厂老板听说了邓卫星的事，捐了三万元钱。这是数十年来，邓卫星收到的唯一一笔捐助。邓卫星用这笔钱买了一台电视、一台冰箱，在楼顶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滤水器，装了防盗窗。剩下的一点，给孩子们加了菜。

30年间，再苦再难，邓卫星从没主动向当地政府、向旁人，也没向从他这里走出去的孩子们伸过一次手，哪怕他们当中有人已经成了大老板。

镇政府负责人用四个字评价邓卫星——“功德无量”。

第四篇：紧握木棒的黑孩子纪实故事

那天晚上,母亲告诉我:今后我必须学会自己到食品店买东西。母亲领我到大街拐弯处的食品店走了一趟,让我记住路怎么走。我激动不已,觉得自己一下子长成了大人。

第二天下午,我就拎着篮子沿着人行道去那家食品店买东西。

当我走到街道的拐弯处时,突然,一伙流氓蹿了出来。他们揪住我的衣领,把我推倒在地。他们夺走了我的篮子,抢去了我的钱。我惊慌失措地回了家。

我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母亲,可是她没做声,随即坐了下来,写了一张所买东西的清单,给了我更多的钱,又打发我去食品店。我踌躇着走上了大街,发现那帮小痞子还在路边闲逛,我掉头飞奔回家

“又怎么啦?”母亲问我。

“还是刚才那群流氓,”我战战兢兢地回答,“他们还会揍我的。”

“我要你自己去对付这些人。”她平淡地说道,“好,去吧。”

“我害怕。”我乞求道。

“走吧,不要理睬他们。”她告诉我。我走出家门,径直沿人行道走去,心里祈祷着——那群小流氓别再骚扰我。

然而,正当我走到几乎和他们并排的时候,其中一个突然喊道:“看,还是那个黑小孩儿。”

地痞们向我逼过来了。我感到心惊肉跳,马上转身狂奔起来。很快,我被追上了。他们把我搡倒在人行道上。我哭喊,恳求,用两脚使劲蹬,但都无济于事,没有逃脱被殴打的噩运。他们掠走了我手中的钱,扯住我的两腿猛拽,朝我的脸上凶狠地抽扇。最后,我又是哭着走回家。

母亲在门口遇见了我。

“他们打……打……打我。”我边抽泣边委屈地说,“他们抢……抢……走了钱。”我正要迈上台阶,渴望着躲进“家”这个避难所。

“你不要进来。”母亲阴沉着脸警告我。

我吓得退回原地,瞪大了眼睛看着母亲,心中无限委屈。“可他们一直追着打我。”我哭诉着。

“那你就给我站在该站的地方。”母亲用吓人的声调说道,“今天晚上我非教你学会挺起腰板儿不可。我要让你学会怎样保护自己。”说着,她走进屋里,我只是战战兢兢地等着,不知道母亲要做什么。

不一会儿,母亲出来,拿出更多的钱和另一张买东西的清单,而且另一只手中拿着一根又长又重的木棒槌。“带上这些钱和这张清单,还有这根木棒槌,”她说,“去,到商店把东西买来。”

我疑惑了——母亲在教我打架——这是她以前从没有做过的事。

“可是,我怕……”我嗫嚅着。

“要是买不了东西,你就不要进这个家门。”母亲冷冷地说。

“他们会欺负我,他们……”

“那你就待在外面,不准回来!”

我憋足了力气向台阶上冲去,试着挤过母亲,闯进屋里。可随即而来的。是脸颊上重重的一记耳光。我被抽到了大街上。我哭求着:“妈,求求您让我明天再买吧!”

“不行!”她说,“现在就去。你要是空手回来,我非揍你不可。”

砰的一声,母亲关上了门,上了保险。

那伙流氓就在我身后,只身一人面对这阴森的街道,我惊骇地颤抖着。只有两条路可走,或是回到家里,或是远离家门。我攥着木棒,边抽泣边思索。如果我回到家里,最终也躲不过母亲的一顿打,而且自己丝毫不会有什么改变,然而,我要是走上街头,去面对那些无赖,至少可以获得机会用木棒和他们较量较量,看到底谁输谁赢。

我慢慢沿街走着,接近了那伙地痞,我捏紧了木棒,紧张得几乎停止了呼吸。

我已经站在他们对面了。

“黑小子,又来啦。”他们狂吼滥笑着,很快把我围住,其中一个正要抓我的手。

“我宰了你们!”我从牙缝中挤出这样一句话。随着我的吼声,手中的木棒早已使一个地痞的脑袋开了花。接着又是一棒,打倒了另一个流氓。就这样,我打倒了一个又一个,把刚才的怨恨和愤怒全部倾注在这根木棒上。我明白,只要我停歇一秒钟,痞子们就会缓过劲儿来,所以我要把他们一个个打倒,不能让他们有机会再爬起来。我呐喊着,挥舞着,眼睛里含满了泪水。刚才所遭受的殴打,所受的屈辱,一幕幕又在脑子里呈现。阵阵余悸使我每抡动一次木棒都要用上全身每一分气力。

挨过一顿猛击,小流氓个个狂呼乱喊,抱头鼠窜。有个地痞瞪大了眼睛看着发生的一切,一点儿也不相信这是刚才那个任他们肆意欺侮耍弄的黑小子。他们大概从来也没看见过这样的疯狂愤怒。

我站在那儿喘息着、叫骂着。激他们上前来斗。当发现小流氓们真的吓破了胆时,我就急追过去。他们喊着、叫着飞跑进各自的家。

随后出现在街道上的是那些地痞的父母们,他们是来吓唬我的。是平生第一次吧,我冲着大人们高声喊叫。我警告他们,如果要找我的麻烦,那我就让他们尝尝我木棒的滋味。

最后,我终于走到商店,买了东西。

回家的路上,我仍紧握木棒,准备着再次用它保护自己。可是,这回连个流氓的影子都没有碰上。

就是那天晚上,我赢得了在美国孟菲斯城的街道上行走的权利!

第五篇：他也是妈妈的孩子纪实故事

这些年，我对哥越来越不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感觉他成了一个自私的人，或者，他原本就是，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是重要的。他对母亲的态度常常让我愤怒。他的家，离母亲家十几分钟的路程，一年到头却很少回来看望母亲，平时电话也不打一个，如果打电话或者回家，要么是过节，要么就是有什么事情，而他的事情，大多和钱有关。

每次，他要的数目也都不大，母亲总是给他，从不多说什么。

我知道他的收入虽然不算非常高，但也还说得过去，嫂子上班的公司效益也不错，他们早早就买了房子，生活还是富足的。他要钱，不过就是因为觉得母亲退休费很高，他变着法子去索取一些罢了。

他常常是拿了钱就走，好像母亲欠他的一样。后来他有了孩子，要钱的借口更是频繁，比如孩子病了，孩子需要买什么东西，孩子幼儿园的费用，孩子的学费……永远是有借口，永远是无事不登父母门。

都说养儿方知父母恩，他这样，是秉性里的自私吧。而他每次回去，母亲都是很热情很高兴，提早准备好饭菜。他有时间就坐下来吃顿饭；急着走，索性连饭也不吃。一桌子丰盛饭菜摆在那里，他看也不看，母亲依然不会多说什么，只习惯地开着门看他下楼，在他身后叮嘱他平时要少喝酒……

因为是弟弟，小他好几岁，对他的行为，我也是可怒不可言，总觉得也开不了口。起初只是气恼他，后来也开始有些气恼母亲。母亲明明可以不这样纵容他的，明明是可以拒绝甚至可以批评他的。我总觉得母亲应该狠狠朝他发顿脾气。

但母亲，从来不。

有次，因为家里要换电脑，他又打电话跟母亲要钱。同样不多，一千块钱。

母亲答应着，放下电话，让我去取钱。

父亲去世早，这些年，除了在外面读书的四年，我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结婚后依然一起生活。妻子是个善良的女人，对母亲很好，母亲的工资卡，也向来是放在我手里，和我们的钱放在一起，花多花少，从来不问。我也从来都觉得和母亲之间是没有什么需要分割的，不管感情还是经济。一千块钱，母亲要给哥，我当然不是心疼，只是气恼他的做法。

这些年，他一直如此，真的太过分了。

那天我终于忍不住抱怨母亲，干吗给他？他又不缺钱。

他要，自然是有需要，再说又不多。母亲淡淡地说。

可是他总是这样，你不觉得他很自私吗？妈你可以不给他，你看他现在就这样，以后就算你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了，他也不会太孝顺，你用不着总顺着他。

妈不是为了让他孝顺。母亲口气依然淡淡的。

那又为了什么？妈，我觉得他这样挺可气的，每次来，你还好饭好菜的，可他哪次不是空着手？天底下哪有他这样的儿子啊……

怎么没有？妈抬起头来打断我，我不就有一个吗？母亲笑笑，当妈的哪有不了解自己儿子的？你哥从小就自私，心里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爱占小便宜，过了这些年也改不了了，好在他胆子小，也犯不了什么大错。可是，他再不好，也是我儿子。不管他对我怎样，在我心里，你和他，是一样的。

妈说完，转身进了厨房。

我站在那里，呆了许久。是啊，他再不好，也是母亲的儿子，都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母亲亲他和亲我，疼他和疼我，都是一样的，不和母亲一起生活，是他的选择，如果母亲可以选，母亲一定希望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不分开，相亲相爱。母亲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们，不管钱还是感情。我们，也包括他。即使母亲心里，对他一定也偶尔有失望和无奈，但母亲对他的爱，从来没有减少过，和给我的爱一样多。

因为，我们都是她的儿子。

看着厨房里母亲忙碌的背影，我的眼睛潮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