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与饥荒》读后感

第一篇：《贫困与饥荒》读后感

《贫困与饥荒》读后感

饥荒是怎么产生的？或许大家的第一反应是粮食不够！但是真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吗？阿马蒂亚.森的论点个人很赞同！他提出了权利分析理论！一般饥荒发生的地方，当年的粮食产量并不低，甚至饥荒地的粮食还会出口！这是为什么呢？很奇妙吧！下面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假设某年内蒙古地区遭遇旱灾或者洪灾，农民的收成肯定不好，这样肯定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农民收成不好，那么农民用于交换的能力下降，农民对于其他的非生活必需品需求肯定降低，那么企业的生产肯定会受到影响，那些以工资为收入的群体，自然也会逐渐失业，收入降低！并且逐渐失去生活来源！这样的话，即使当地的粮食是足够的，那么，这些没有购买能力的人如何合法的获得粮食呢？问题就出在这儿，并不是没有没有粮食，而是那些群体没有交换粮食的能力！在自然灾害中，粮食一定会被投机倒把，遭到哄抬价格，那么那些群体（农民，工人等）更加没有能力购买到粮食！即使当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是增加的，即使内蒙古当年的粮食产量是增加的，但是饥荒还是会发生的！除非政府救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饥荒发生的重要原因，不是粮食不够，而是粮食如何获得的问题，以及谁能获得问题！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埃塞俄比亚的饥荒！那次饥荒受灾最严重的是牧民，其次是工人！现在再以内蒙古为例，试分析如下！

原来正常年份，当地的农民与牧民是可以交换彼此的产品的！现在首先，农民的粮食产量受到了影响，那么农民用于出售的粮食就会急剧下降！于此同时，农民对于牧民的东西的需求也会急剧下降！由于自然灾害，牧民的牲畜肯定会有死亡，这个时候，农民又不购买牧民的东西了，那么牧民生活将受到极大打击！为了生存，牧民肯定会出售牲畜，按照供求关系，自然灾害造成了牲畜的大量死亡，牲畜的价格在此时应该贵才对！但是并不是这样的，遭受了自然灾害，牲畜一方面会变瘦，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出售牲畜，就会竞争！所以，价格肯定低！故这个时候，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牧民是最先陷入绝境的！收入变少，粮食变贵！其次是工人，工人会失业，而且工人主要是以出卖劳动力获得报酬，这个时候，很多都失去了生活来源，当然了，粮食价格也更高！稍微好一点的反而是农民，因为农民自己生产粮食，虽然粮食减产，粮食价格上涨，但是农民手中掌握的是粮食，短期内它不要去市场上去购买高价的粮食了！

饥荒地的粮食还会出现出口的问题，那是因为当地的人们没有购买能力，按照市场的逻辑，自然要销往其他的地方！

所以饥荒问题不是粮食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如何分配粮食的问题！即使丰年，也会发生饥荒！粮食就在那里，关键是咋样合法的获得的问题，有粮食，而你没有权利获得，照样会饥荒！所以，谁的粮，如何获得粮，谁不能获得粮，谁可以获得粮，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第二篇：《贫困与饥荒》读书笔记

《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读书笔记

高钟琴 2011020374

阿马蒂亚．森最有名的著作，莫过于《以自由看待发展》，在这本书中，森采用了一种“釜底抽薪”的方法来定义发展，即人的实质自由的扩展。这是一种很直接的方法，它对发展观的定义也使我耳目一新。中国也在谈发展，而且我相信，在国内没人会否认这样一种观点，社会的发展是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整体提高。我们谈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使用再多的增长数据都是无力，那并不能表征“我”与这些生产出来的产品之间的关系。创造的财富再多，最终只要“我”对它们不具备所有权，那都是白搭。既然发展的最终作用对象是人，那么从人与最终产品之间的权利关系来谈发展，就再也合适不过了。所以，森的发展观注重于行使发展带来的产品（自由）的权利。

在《贫困与饥荒》这本书中，森秉承1了他的“釜底抽薪”方法。我们都不会否认下面的观点：饥饿是指一个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这与现实世界中是否存在足够的食物无关；饥荒则是指某个区域的人普遍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要研究饥荒，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研究人与食物之间的关系。森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贫困与饥荒的，得出的结论：饥荒是由获取食物的权利失败造成的。在森看来，贫困就是一种权利失败。接下来，我想回到文本，简要理顺一下作者的思路。

与大部分著作的书写方式一样，森也是先从一些基本概念入手，引入分析问题的方法——权利方法，然后通过对发生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一些饥荒案例的分析，来支撑自己的权利方法。作者在阐释书本将要探讨的问题的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倾向性观点。

第1章，作者谈贫困与权利，焦点集中在影响交换权利的因素上。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2。既然饥饿与是否存在足够的食物无关，那么与什么相关呢？作者认为是权利，饥饿与一个人是否具备获得食物的能力（权利）息息相关，这就是说权利体系分析方法能更一般地应用于贫困和饥荒分析。权利体系包括以下内容：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以生产为基础的《贫困与饥荒》这本书是森1981年完成的，《以自由看待发展》这本书是1999完成的，这里的“秉承”只表示我的看书顺序，并不表示著作在完成时间上的顺序。我对这个定义一直深表怀疑，感觉是翻译上面的问题，因为我没得到因为版资料，猜测可能是“Someone who is „”结构，翻译应该是“这样一类人”，而不是“一些人”。纯属推测。

权利、自己劳动的权利、继承和转移权利。这些权利归为一点的话，就是“交换权利”。它指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通过贸易、生产或两者结合的方式，将自己所拥有的禀赋转换为另一组商品的这样一种能力集合。接下来，自然就要探讨生产方式、就业和社会保障权利，因为这都与交换权利相关。生产方式决定一个人的经济等级和社会地位，这也会影响到实际的交换权利，以及对产出品的实际控制权利；“交换权利不仅依赖于市场交换，而且还依赖于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当饥饿现象发生时，社会保障尤为重要”3；第三个方面，就是粮食供给与饥饿的关系，作者通过案例分析发现，“饥饿不仅仅依赖于食物的供给，而且还依赖于食物的‘分配’”4。森说，我们传统思维总让我们产生幻觉，只考虑到实际中存在着什么东西，却忽视了谁在控制着这些东西，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第2章，作者极力描述贫困这样一种现象，并且坚持贫困概念只与穷人有关。把贫困概念仅与穷人挂钩，旨在表明无论影响穷人福利的因素是什么，贫困概念所关注的焦点都必须是穷人的福利，贫困的原因与后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贫困概念有很多方法，生物学方法注重人的最低生活必需品标准，不平等方法则为转移收入提供了依据，相对贫困方法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来理解贫困。但森还认为，相对贫困只是对绝对贫困的一种补充，而不能是替代，因为饥荒的存在，是对绝对贫困的一种确证。有些学者认为贫困仅仅是一个价值判断的看法，贫困只存在于注视者的眼中，这种观点主观成分很大；还有些学者认为贫困是一个政策性定义，因为贫困的度量标准一般是公共政策目标的准确反映。森总结说，贫困的度量并不是一个伦理问题，而是一个描述性问题；但是“贫困的标准”以及对“贫困的加总”这些总体描述，又具有随意性和含糊性，所以在选择实际做法中，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和认真对待。

第3章，作者探讨如何识别贫困，以及如何对贫困加总。首先，作者提到了“特性”这一个概念，例如，鸡肉和大豆这两种商品都含有蛋白质，蛋白质作为一种“特性”，还可以从其他商品食物中获得。如果我们把对商品的需求改成对“特性”的需求，那么供给来源会更加多样、丰富。广义分析“特性”的话，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读写能力”与“小学教育”，我们发现，相比“小学教育”这一个商品服务，“读写能力”的来源会更加多元化。当然，“特性”来源或许会P12，《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年1月P14，《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年1月

多样化，但社会偏好的存在又使得某些特性只能从特定商品中获得。我觉得这个概念具有很好的启发性，给分析问题一个新视角。谈贫困的加总，森从两种方法入手：一种是直接方法，即只考察能够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消费组合，称为基本需求集合；另一种是收入法，把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消费组合转化成货币形式，再考察实际收入是否处于贫困线之下。“直接法”不取决于特殊的消费行为假设5，森认为更具优越性，这与他的“釜底抽薪”分析方法保持一致。后面的内容都在讨论加总贫困的一些指数化标准问题，森比较赞成这种“多元主义”标准，他说“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贫困的总评价中，我们必须关注有关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不同特征的各种思想”6。

第4章，这一章内容比较少，主要是对饥饿和饥荒的几点补充性说明。饥饿是指人们没有充足的食物；而饥荒则指由饥饿造成的大量死亡的恶性现象，饥荒主要由食物消费水平的突然大幅度下降造成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饥荒并不会影响到一个国家中的所有阶层，谁对食物的控制能力大，谁就更可能避免受到饥荒的影响。

第5章，作者主要在介绍权利分析方法。所谓的权利分析方法，与国际贸易理论类似，主要集中在交换。即“我”本身拥有什么，还能做什么；“我”的这些资源总和可以交换到什么东西，得到对“我”需要的东西的控制权和使用权。权利方法也有两个缺陷：一是权利不容易界定，具有模糊性；二是权利关系受到既定法律制度的限制，若在可能遭到破坏秩序的社会中，就不适用了。由此，饥饿便是由权利失败造成的，主要表现在直接权利失败7和贸易权利失败8两方面。

第6至9章，森以具体案例的形式分析了四个地区的饥荒问题。因为不同阶级对商品的实际控制能力不同，所以在粮食总量没有大幅变动的情况下，饥荒还是可能发生，而且不同阶级的命运也相差很大。森用自己的权利分析方法对几次饥荒进行系统分析，发现一个人交换权利的恶化更可能是由一般食物供给减少之外的原因造成的。权利，特别是贸易权利的保障，可能对饥荒产生很大的抑制作用。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官员觉得不可思议，认为是“囤积”造成的，主要是“道德问题”，这也足见FAD9方法的局限性。森本人对过度倚重FAD方法来分析饥荒现象这一做法深恶痛绝。而这些消费行为假设可能是不准确的，带有随意性。P52，《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年1月直接权利失败是指自己生产的产品不能得到足够消费。贸易权利失败是指不能交换到自己需要的商品。Food availabibity decline，食物供给下降，缩写为FAD。

第10章，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作者再次回到了权利与贫困主题上。森说，“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粮食问题，即在权利关系的意义上，把粮食问题当作人与粮食之间的关系问题。”10权利方法注重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社会中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决定于法律、经济、政治等的社会特性11。这可能也就是作者的真正意图，说明权利失败发生的本质和原因。

这本书比较薄，而且主线也很清晰，所以很快就看完了。但越是简单的书，越不好写书评。不能写过了，可能会曲解作者的本意；也不能写少了，那样很难真正把握住作者的要旨。

本来这篇读书笔记应该到上面就结束了，但是寒假回家的一次同学聚会给了我继续写下去的冲动。我家住在镇子上，相隔县城22公里，这段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要遇上过年，想要进城就是件挺棘手的事情，因为很难等车：人多车少，经常减少班次，司机看人装得差不多了就不停车。农历12月26日，我破天荒的八点半起来，吃完饭就在门口等公交12，准备早点到县城参加高中同学聚会。等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只看到两辆公交经过，但是因为人已经很满了，公交司机开足了马力，索性直奔终点。然后我就坐了一个小面包车过去，10元每人次。

聚完会，已经下午四点，这次总算坐上了公交，而且人也比较少，座位还有空着的。等车开到荷舍村站左右，我看到前方一百米左右站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奶奶，正带着个七八岁的孙子做出了拦车手势；正在此时，有人说前面到家了，要停车13。司机和售票员说了句

14“就在这下车，前面有个很结赖．．的，不能让她上车”。乘客很无赖，就地停车下了。司机马上开足了马力，车身瞬间闪过老奶奶失落的眼神，我回头看到孙子此时拼命地挣脱老奶奶的双手，作势要跑着回家，或者他们仅仅是想要回家。

此时，我记起了高中的几幕场景，周五下午五点左右乘车回家，老爷爷拄着木棍，背着一个看上去能把他压倒的蛇皮袋子，伫立在道路边等车，司机还是一如既往地闪过。老爷爷不仅仅是失落，还做出了倒地蹈足的抗议方式（那年我爷爷还在世）。车上差不多都是回家

10P194，《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年1月P198，《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年1月我家在Ｓ３１８省道上，往县城的公交规定是每２０分钟一班，路程２２公里，票价５．５元／人次。13 小地方的公交，出了县城就即叫即停，没有设置站台。方言，结赖指会跟你纠缠不清，带来麻烦的。的高中生，我用方言骂了司机两句“怎么不停车？难道你没有父母吗？不怕天打雷劈啊！”还有一次，人实在太多了，能占个好位置站着都难，我也没有座位。一个老大爷混在人群中上车了，我站的位置稍好一点，让给了老大爷。他跟我说“谢谢”的时候，眼神的感激之情让我现在都难忘。都说“牛的眼睛”能读懂人心，难道老大爷的眼神就不能吗？

县里每年都说加大了公交投资力度，总量怎么样，新增多少车等等的，政绩彪炳。可现实呢？寒假想坐公交进城难，但暑假也难；可我就这两个时间段可能在家！挤挤无所谓，关键是您要停车啊！

公交是有了，也换了加长版的，容纳的总人数也增加了，据说运营时间表里写的班次也增加了。但是某些阶层（我所见的主要是老年阶层）的乘车权利却被剥夺了。这是一种权利失败，如果把乘车换成获取粮食，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当农村老年人增加的时候，饥荒就发生了。但是统治阶层（所谓的人民公仆）呢？根本不需要担心乘车问题，“美国总统说过，我们不知道哪辆校车里的孩子将来会是美国的总统，所以校车安全性是中国的40倍；中国领导人知道，不论哪辆校车里的孩子都不会是中国的主席，因为领导的孩子不会坐校车。”不仅“领导的孩子”，权贵的也是，所以在我们县里，临近春节期间，在公交供应不过来的时候，还能把公交车高价出租作为结婚等活动的迎宾车辆。这也从侧面支持了森的权利分析方法，在供给没有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饥荒”还是可能发生的；但不同阶层的命运却不一样，“有车一族”能吃饱喝足，“无车族”就难受了。

最后，再次回归阿马蒂亚．森。森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很深入，也很坚持，所开创的权利分析方法于整体性，就像中医，重点在于标本兼治，看问题多角度、广视野。对专事贫困问题研究的经济学家本来就极少，突出的如缪尔达尔15，他用累积的因果关系法则分析美国黑人和南亚的贫困现象，得出了“歧视繁殖了歧视”的观点，着眼点是收入不平等。像森这样把贫困直接纳入权利的范畴进行综合考量的，在经济学说史上恐怕没有先例，这就是我下一篇文章要说的“经济学家的哲学冲动”。哲学家喜欢寻找一种确定性的东西16，并不自觉地就把它应用到现实世界中。这种东西虽好，但因为不具备合适的量化指标和良好的观测性，所以很难被当政者所采纳并实行。

15瑞典经济学家，1974年与哈耶克教授共享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种东西往往是比较抽象的，例如森说的“自由”和“权利”，这就类似于柏拉图说“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理性”。

2012年2月10日下午于华师大学城图书馆

第三篇：《贫困与饥荒》读书报告

《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读书笔记

政管学院1001班 201027920113 吕娴

一个学期的社会保险学，看了老师列的一些参考文献以及一本参考书目，即阿玛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力与剥夺》，下面主要是对该书的介绍。

印度著名的“贫困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则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是一种权利不足。

在国际学术界，阿马蒂亚森教授享有“经济学的良心”的美誉，他与那些热衷探讨资本积聚、效益增加等为资本家服务的学者不同，阿马蒂亚森来自发展中国家，他常常从社会伦理和哲学角度深入探索不平等和贫困与饥荒的原因，他把经济学从生硬死板的数据、公式中摆脱出来，拉到社会生活，尤其是贫困生活的真实层面上，让经济学具有了伦理学、哲学意义上的关怀精神。

在《贫困与饥荒》这本书中,我们都不会否认下面的观点：饥饿是指一个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这与现实世界中是否存在足够的食物无关；饥荒则是指某个区域的人普遍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要研究饥荒，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研究人与食物之间的关系。森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贫困与饥荒的，得出的结论：饥荒是由获取食物的权利失败造成的。在森看来，贫困就是一种权利失败。接下来，我想回到文本，简要理顺一下作者的思路。

与大部分著作的书写方式一样，森也是先从一些基本概念入手，引入分析问题的方法——权利方法，然后通过对发生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一些饥荒案例的分析，来支撑自己的权利方法。作者在阐释书本将要探讨的问题的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倾向性观点。

第1章，作者谈贫困与权利，焦点集中在影响交换权利的因素上。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既然饥饿与是否存在足够的食物无关，那么与什么相关呢？作者认为是权利，饥饿与一个人是否具备获得食物的能力（权利）息息相关，这就是说权利体系分析方法能更一般地应用于贫困和饥荒分析。权利体系包括以下内容：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自己劳动的权利、继承和转移权利。这些权利归为一点的话，就是“交换权利”。它指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通过贸易、生产或两者结合的方式，将自己所拥有的禀赋转换为另一组商品的这样一种能力集合。接下来，自然就要探讨生产方式、就业和社会保障权利，因为这都与交换权利相关。生产方式决定一个人的经济等级和社会地位，这也会影响到实际的交换权利，以及对产出品的实际控制权利；“交换权利不仅依赖于市场交换，而且还依赖于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当饥饿现象发生时，社会保障尤为重要”；第三个方面，就是粮食供给与饥饿的关系，作者通过案例分析发现，“饥饿不仅仅依赖于食物的供给，而且还依赖于食物的‘分配’”。森说，我们传统思维总让我们产生幻觉，只考虑到实际中存在着什么东西，却忽视了谁在控制着这些东西，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第2章，作者极力描述贫困这样一种现象，并且坚持贫困概念只与穷人有关。把贫困概念仅与穷人挂钩，旨在表明无论影响穷人福利的因素是什么，贫困概念所关注的焦点都必须是穷人的福利，贫困的原因与后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贫困 1

概念有很多方法，生物学方法注重人的最低生活必需品标准，但其应用存在明确的三个问题，却不影响其中的确存在的可供借鉴的东西，不平等方法则为转移收入提供了依据，相对贫困方法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来理解贫困。但森还认为，相对贫困只是对绝对贫困的一种补充，而不能是替代，因为饥荒的存在，是对绝对贫困的一种确证。有些学者认为贫困仅仅是一个价值判断的看法，贫困只存在于注视者的眼中，这种观点主观成分很大；还有些学者认为贫困是一个政策性定义，因为贫困的度量标准一般是公共政策目标的准确反映。森总结说，贫困的度量并不是一个伦理问题，而是一个描述性问题；但是“贫困的标准”以及对“贫困的加总”这些总体描述，又具有随意性和含糊性，所以在选择实际做法中，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和认真对待。

第3章，作者探讨如何识别贫困，以及如何对贫困加总。首先，作者提到了“特性”这一个概念，例如，鸡肉和大豆这两种商品都含有蛋白质，蛋白质作为一种“特性”，还可以从其他商品食物中获得。如果我们把对商品的需求改成对“特性”的需求，那么供给来源会更加多样、丰富。广义分析“特性”的话，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读写能力”与“小学教育”，我们发现，相比“小学教育”这一个商品服务，“读写能力”的来源会更加多元化。当然，“特性”来源或许会多样化，但社会偏好的存在又使得某些特性只能从特定商品中获得。我觉得这个概念具有很好的启发性，给分析问题一个新视角。谈贫困的加总，森从两种方法入手：一种是直接方法，即只考察能够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消费组合，称为基本需求集合；另一种是收入法，把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消费组合转化成货币形式，再考察实际收入是否处于贫困线之下。“直接法”不取决于特殊的消费行为假设，森认为更具优越性。后面的内容都在讨论加总贫困的一些指数化标准问题，即贫困人口比率度量H忽视了收入差距，而收入缺口比率I则忽视了贫困人数，所以应当把两者结合起来，并引入了穷人之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G，从而推导出了贫困度量P。森比较赞成这种“多元主义”标准，他说“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贫困的总评价中，我们必须关注有关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不同特征的各种思想”。

第4章，这一章内容比较少，主要是对饥饿和饥荒的几点补充性说明。饥饿是指人们没有充足的食物；而饥荒则指由饥饿造成的大量死亡的恶性现象，饥荒主要由食物消费水平的突然大幅度下降造成的。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饥荒并不会影响到一个国家中的所有阶层，谁对食物的控制能力大，谁就更可能避免受到饥荒的影响，即食物总量的短缺使各阶层对食物控制的能力差异明显地暴露出来。

第5章，作者主要在介绍权利分析方法。所谓的权利分析方法，与国际贸易理论类似，主要集中在交换。即“我”本身拥有什么，还能做什么；“我”的这些资源总和可以交换到什么东西，得到对“我”需要的东西的控制权和使用权。权利方法也有两个缺陷：一是权利不容易界定，具有模糊性；二是权利关系受到既定法律制度的限制，若在可能遭到破坏秩序的社会中，就不适用了。由此，饥饿便是由权利失败造成的，主要表现在直接权利失败和贸易权利失败两方面。

第6至9章，森以具体案例的形式分析了四个地区的饥荒问题。因为不同阶级对商品的实际控制能力不同，所以在粮食总量没有大幅变动的情况下，饥荒还是可能发生，而且不同阶级的命运也相差很大。森用自己的权利分析方法对几次饥荒进行系统分析，发现一个人交换权利的恶化更可能是由一般食物供给减少之外的原因

造成的。权利，特别是贸易权利的保障，可能对饥荒产生很大的抑制作用。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官员觉得不可思议，认为是“囤积”造成的，主要是“道德问题”，这也足见FAD方法的局限性。森本人对过度倚重FAD方法来分析饥荒现象这一做法深恶痛绝。

第10章，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作者再次回到了权利与贫困主题上。森说，“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粮食问题，即在权利关系的意义上，把粮食问题当作人与粮食之间的关系问题。”权利方法注重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社会中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决定于法律、经济、政治等的社会特性。这可能也就是作者的真正意图，说明权利失败发生的本质和原因。

根据阿玛蒂亚森的权力路径理论，权力结构包括四个部分，其中的基本权利即交换权利“不仅仅依赖市场交换，而且还依赖于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系统建立之后，失业者可以得到“失业救济金”，老年人可以领到养老金，贫困人口则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贫困救济金’”，“社会保障系统会影响到每一个人可以控制的商品组合”。

社会保障是最低限度的交换权利。阿玛蒂亚森指出，当饥饿现象发生时，社会系统尤为重要。一些富裕的发达国家之所以成功的避免了饥荒发生，靠的不是平均高收入，也不是普遍富裕，而是由其社会保障系统所提供的最低交换权利。同时，他还以中国为例再次证明了自己的观点，“饥饿的消失反映了权利制度的变迁，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以及--更为重要地--通过就业保障制度来保证人们能够挣得足以避免饥饿的工资”。由此可见，饥荒虽不是社会保障研究的直接内容，但当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最基本最低限度的交换权利，它的存在与否却会直接影响饥荒乃至贫困的发生，从而也从一个新的角度解释了社会保障制度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社会保障应该以平等为原则。在社会保障原则方面，森旗帜鲜明地主张一种平等保护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我们更应该重视的。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是公平的，相反则是严重不平等的。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体现在社会保障上，便是大量农村户籍人口无法享受到城市人口所能享受到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变成城里人的一项特权。同时，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也是不平等的，体制内的人拥有更多的交换权利，而体制外的人则明显没有收到这种好处。虽然我们已经或正在为农村居民建立养老保险、新农合，并致力于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建立适合其群体特征的社会保障制度，但长期的理念及历史遗留问题导致问题重重，且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进而给我们社会保障制度的整合，实现社会保障的公平、公正添加了新的障碍。这一系列问题不由得我们不去反思。因此，应当建立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社会保障体系。

慈善事业是增进社会福利的重要手段。当土地的保障能力下降，甚至是失去土地时（如失地农民），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便无以保障，其结果只能是出卖劳动力；当劳动的权利都因种种原因而丧失或被剥夺时，他们又该如何去实现最为基础的交换权呢？陷入贫困成为不可避免的。根据作者的权力结构理论，这部分人只能是寻求继承和转移的权利。当继承几乎是不可能的时候，接受转移支付就会显得格外的重要。不仅要寻得政府的转移支付，如社会救济外，还要发挥社会第三方的作

用，如以捐赠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慈善事业。因此，除了大力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外，慈善事业也是需要发扬的。

第四篇：读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有感

读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有感

--------关于贫困的感想

国民经济 2006 李伟只 首先我从饥荒谈起，森通过对1940年以来发生在印度、孟加拉和非洲撒哈拉沙漠贫穷国家的数起灾荒的实证研究中，得出了饥荒形成机制的根本原因。在他1981年出版的重要著作《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他批驳了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发生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食物短缺或发生干旱或洪水等因素的传统论调。森认为，事实上在大多数发生饥荒的，发生饥荒的国家不但有充足的食品供应，甚至食品生产较前一有较大增长并对外出口的情况下，人们仍面临着饿死的威胁，在许多饥荒的实例中，食物的供应能力实际上并未显著减少。相反，正是另外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如工资降低、失业、食物价格腾贵、食物分配系统崩溃等，造成了社会中某些群体的人们陷于饥饿。这样的饥饿群体，总是无钱无权的底层民众。换句话说，饥荒的形成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饥饿的人有需求而无消费。

无消费的真正原因是他们没有获得享用食品的能力（capabilities)，即他们没有进入食品市场的购买力。比如，在1974年发生在孟加拉国的饥荒，就是由于该国发生水灾造成食品价格飞涨，农民的工作机会锐减，其实际收入也大幅下降，导致这一群体得以实现其福利的能力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更容易遭到剥夺。

从上面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发现，饥荒很大程度上多属人祸，所以在食物供给总量充足的情况下，发生饥荒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底层贫困群体没有获得基本食物的能力或权利。如果再深入研究下去我们又可以发现这种能力的普遍缺失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一、“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市场经济中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自然法则，贫困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穷人自身素质的相对低下，包括知识水平、努力程度等等。而自身的贫困反过来又让穷人缺少提高自身素质的能力，这其中的潜在逻辑就是“穷人越来越穷”

经济学中所言的市场是一个自由市场、公平市场，但“看不得见的手”潜在地控制生产和分配。现实就是，富人控制着市场，穷人生来并不平等，而且在市场竞争中也不能拥有平等的权利。

市场经济是按贡献分配的。每个人在经济中的贡献取决于他的能力、勤奋程度和机遇这就是说，每个人贡献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他所拥有的资源的价格和数量。不同的人拥有的资源的价格和数量不同，收入不同是正常的。但这种收入差别应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太大不能实现社会公正，也不利于社会安定，可能的结果就是饥荒中穷人大量饿死。

二、民主在贫困国家或在贫困群体改善自身中的力量有多大。“民主有着必须满足的复杂要求，民主是一种需要满足多种要求的制度，而不仅仅是在隔绝状态下运作的机械性规定（如多数人统治）”。森认为民主政治的优越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人民获得了行使公民权和参政权的保障，它们是作为社会存在的所有个体为寻求良好生活所必需的固有权利。

第二，在效用上，它能够促使政府倾听人民的声音，注意他们的政治要求。

第三，民主的实施，使公民获得了彼此沟通和互相理解的机会，从而有助于社会形成其价值观念，确定其不同时期所应优先处理的不同问题。

所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穷人会拒绝民主。因为民主的保护作用恰恰对于穷人特别重要。没有民主制度，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就会死亡。任何巨大灾难发生，其后果绝不是由社会全体成员平均分担的。通过转嫁，它们几乎总是全部落到了最贫穷，最无助的那一个群体身上。正是这些有着经济需求的人，最需要，也最渴望在政治上发出声音，以摆脱动辄辗转沟壑的命运。

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所以民主在贫困国家或在贫困群体改善自身中的力量有多大显得极为重要。

三、绝对贫困要先于相对贫困得到最低程度解决。既然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粮食总量的缺乏，而在于穷人获取粮食能力的不足，那扶贫的重点就应该放在增加穷人能力上面来。但选择什么方式扶贫的前提是搞清楚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对于绝对贫困，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这样写到“不可缩减的绝对贫困的内核，即把饥饿、营养不良以及其它可看得见的贫困，统统转换成关于贫困的判断，而不必事先确认收入分配的相对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绝对贫困是一个绝对人道主义的问题，不管在什么国家什么地区只要是绝对贫困的群体都是生理上严重面临死亡威胁的状况。绝对贫困强调的是一种客观的感受（饥饿、疾病）。所以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政府只要面对绝对贫困人群，不用事先确认导致贫困的原因，应该也必须处于人道主义或者伦理道德的考虑，只要在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的能力范围之内，要毫不犹豫的帮助这些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穷人。这也是国家对于重点贫困地区、人群第一考虑的问题。然后才是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相对是指人的收入水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一定比例。相对贫困强调的则更多是主观的判断（如屈辱感、不平等、不幸福）。相对贫困这一概念已经被卓有成效地引进到扶贫领域，这个概念更关注社会财富分配的均等程度。

2008．5．1

第五篇：当经济学遇到生物学和心理学、自由的伦理、贫困与饥荒读后感2

《自由的伦理》之国家

绝大多数人，包括很多政治理论家认为，国家扮演的角色是，一旦一个人承认国家的一些特定行为的重要性甚至必要性，比如制定法律的行为，他实际上就承认了国家本身存在的必要性。假定在一个特定的小区有很多互相竞争的商铺，其中一个经营商动用暴力把所有其他竞争者赶出那个小区，从而动用暴力在那个特定区域建立了在销售某商品的强制性垄断，经济学证明，作为一个强制性的垄断者往往会提供不好的、效率低下的服务，因为消费者已经失去其它的替代性选择。那么，国家只是一个在更大范围上的庞大的“商铺经营者”。对于对经济和社会有着居高临下的强制性垄断权，国家的职能是制定法律，对警察和军队等暴力工具的控制，铸造货币，以及通过对舆论、传播工具的控制来确保国家执行其他权力，来说服其被统治者遵从并抬高它的统治地位。在国家机构的性质上，有一个固定的权力是至关重要的，即社会上的所有其他个人和团体（除了少数被认定为是犯罪的人，比如小偷和抢劫银行者）都是通过自愿的方式取得他们的收入，只有国家是通过强制的方式取得它的收入，即税收。在前文所述，根据自由和财产权理论，在私人方面，个人、若干个人或集团的偷窃是犯罪，会受到惩罚，但国家从事这些行为的时候就不是偷窃而是一种叫税收合法甚至神圣化的行为。征税是一种纯粹和简单的偷窃行为，虽然偷窃规模如此庞大，这就是对国家内的居民的财产或者物体的一种强制性的夺取。它声称出自公众福利和社会的利益，道德自身需求为公众提供任何服务，都可以借助税收之手进行扩张。在选举问题上，一个共和国政体的国家，人们并不是对特定的行为进行投票表决，而是一揽子交易性质地选举出“代表”，代表们接着在一个固定的任期内发泄他们的意愿，为他们所代表的集团谋利，但在法律意义上来说，他们当然不是真的是“代表”，在一个自由社会，主人雇佣代理人或代表，可任意解雇他，只有他违背各公民的权利。在中国，一直传承者公务员就是人们的铁饭碗的思想，跟其他行业相比，丝毫没有强大竞争的压力。但铁饭碗总会有生锈的那一天。正当一些政府官员如饥似渴地压迫公民的财产时，总会出现像“武松”一样的勇者棒打高位上的“老虎”。在现代社会由于各种政绩工程，垃圾工程，每年必整修的道路及公共设施，折旧时间过短，这恰恰说明政府持着人们的财产做干货，做残渣工程，随时从人们的税收中偷取回扣。这就是有着强制权的国家为了垄断，无效率地向公众提供真实的服务，以被剥削和折磨国民的付出为代价建立的权力。于这种情况，征税是一种纯粹的，简单的偷窃行为。如果税收是强制性的，和偷窃没什么区别，国家是依靠政治方式的组织，公然抢劫你的钱财，给人们注入合法的观念形态，让我们相信我们的政府是个人之间自愿成立的互相保险的公司。

根据“有限政府理论”，被自由放任主义称为理想化的乌托邦，历史上血腥的记录可以证明，任何权力，一旦被赋予或取得，就会被使用从而滥用。因此国家和它的统治者会采取行动使他们的权力和财富最大化，从而无情的扩张原来设想的“限度”。在自由市场经济下，个人或某团体的财富的增加是有利于所有人，在政治王国，在国家的领域，收入和财富的最大化只会以社会其他成员为代价，增加国家及其统治者这些寄生虫的财富。

《贫困与饥荒》之贫困判定

饥饿现象基本上是人类关于事物所有权的反映，因此要通过深入研究所有权的结构，来说明饥饿现象。所有权关系是权利关系之一，将饥饿问题放在权利体系中加以分析，这种方法也应用在贫困分析与饥荒分析中。将权利关系运用于所有权，按照一定的法律规则，建立一个所有权集合与另一个所有权集合之间的联系。比如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可以将自己所拥有的商品转换成另一组商品，这种转换是通过贸易，生产或两者的结合。“转换”即市场经济中的“交换”，他能够获得各种商品组合所构成的集合（这个人所拥有东西的“交换权利”），为每一个所有权组合指定了一个交换权利集合，是指一个人所拥有的机会，以物换物的机会，这就是交换权利映射。可以理解为如果一个人的交换权利集合中没有包含有足够事物的可行商品组合，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面临饥饿的威胁，即一个人所拥有的事物所有权小于其所需事物的所有权，则无法得到他所需的食物。那么，给定交换权利映射，在不存在非权利转移（赈济）的情况下，我们就有可能识别出那些必定导致饥饿的所有权组合—饥饿集合，一个人避免饥饿的能力依赖于他的所有权，以及他面对的交换映射。

饥饿是由食物的短缺引起的，饥饿的直接原因也是个人交换权利下降，那么一个人所具有的交换权利还取决于他在社会经济等级结构中的地位，以及该经济中的生产方式，即使交换权利映射完全不变，实际交换权利也会随其所有权地位的变化而变化，交换权利不仅仅依赖于市场交换，还依赖于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是对市场交换和生产过程的补充，可以帮助失业者得到失业救济金，老年人得到养老金，贫困人口可得到贫困救济金，但前提条件是这些人的收入必须达到贫困标准，这个保障系统能影响到每一个人可以控制的商品组合。因此饥饿的消失反映了权利制度的变迁。文章通过对具体饥荒地区的分析，研究表明，饥荒可以在粮食供给没有出现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发生，否定FAD观点，FAD观点只能对饥饿的因果机制做出有限解释，但未能深入研究人与粮食的关系，一个人支配粮食的能力或他支配任何一种他希望获得或拥有东西的能力，取决于他在社会中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利关系。而且不能仅以收入来研究饥饿的原因，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收入赋予一个人以粮食权利；在完全计划经济（短缺经济）中，收入并非总提供人民对事物的支配权，“收入中心论”往往会忽视权利中很多重要内容，“权利方法”具有直接性，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个人对于一般商品的控制和支配能力。来分析下市场与粮食流动的关系：市场机制可通过粮食流动来消除饥荒，从权利角度看，市场机制促使粮食从遭受饥荒的地区向其他地方流动，在“衰退型饥荒”中，从遭受饥荒的地区向其他地区出口粮食是市场尊重权利而不尊重欲望的“自然”特性。来分析权利失败与饥荒：在经济繁荣时期或经济衰退时期，饥荒都有可能发生，在衰退型饥荒中只出现经济作物的减产，在扩张型饥荒中可能在农业全面增产时发生，原因是粮食支配体系可能会变得对某些特殊阶层的人极为不利，在相对变化中，如果经济繁荣表现为对社会不平等的扩大，那么繁荣可能成为饥荒的诱因。

《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有感

消费者的主观偏好，是建立在其他消费者相关评价的基础上，这种主观偏好往往能抹杀更为客观的产品质量评价所产生的效果。比如我们常见的“马太效应”，在商品销售上可以叫做“畅销效应”，指的是一旦某种产品在销售上领先，就会向消费者传递出这样一种信号：如果很多人要买它，它肯定是好东西，这样根据从众心理，消费者产生了想买的欲望，于是购买该产品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是为什么出现各种排行榜，品评等级或评级机构的存在，是为了吸引消费者的欲望和从众心理，这就是为什么有名望的人将会得到更多的名声，富者愈富。非常赞同作者所反对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论，他认为只有学会互助习惯的动物才是适者，它们的存活几率更大，因此也获得了智商和身体组织的最大发展，比如孤身一人生活在孤岛的鲁滨逊，他虽然能够靠自身的挣扎存活下来，但面对各种自然的风险，他根本无所适从。在动物世界，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物种都是群居生活的，它们发现联合是生存斗争的最好武器，当然，从广义达尔文主义上看，这里的“斗争”并不完全是存在的手段，而是对抗一切不利于该物种的自然条件。“互相保护就是这样确立起来的，因为只有保护长者，才能积累经验，得到更高的智力发展，进一步培养社交习性，从而维系、繁衍物种，继续向前进化，反过来说，不合群的物种，注定会走向衰落。”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承认不同物种当中都存在许多战争和灭绝行为，但“个体的自我意识”诚然是人类本性里的另一“趋向”，与此同时，还有同等程度、甚至更多的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和互相保护，社交与互斗，都是自然的法则。这点亚当斯密在他早期道德情操论的著作里提及过，他指出人同样具有群居性，有同情心和协作精神。

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是不可逆转的偶发动态过程，其中大多过程可被称为“进化”。历史是关键，偶然性是一切历史的中心原则，历史解释并不直接演绎自然法则，而源自先前状态出现顺序的不可预知性，这一顺序中任何有重大变化，都可以改变最终结果，因此最终结果取决于先前发生的一切事情---这是历史的决定性特征。比如著名的“蝴蝶效应”和前面所提的“畅销效应”—富者愈富，名者愈名。

在心理学的认知失调现象，我们有着无限的能力，通过自我辩白的方式为选择和行动找借口，即自我辩白机制。不同阶层的人如何辩白自己及他人的经济地位呢。富人倾向于把自己的特权地位看成是应得的，是挣来的，或以自己从事的慈善社会活动为辩解，而且相信穷人更幸福，更诚实，借此缓解对贫困人口的认知失调，而穷人则倾向于用道德优越感、草根化、符合社会常态等理由辩白自己的经济地位，认为富人全靠着偶然事件或不正当的特权才过上了这种过分的生活。自我辩白、认知失调、把讲真话、承认犯错拔高到值得赞扬的道德层面，这些做法更深层的进化基础，可在欺骗心理中找到，研究显示，较之察觉别人的欺骗，我们更擅长欺骗，但由于骗子往往会遭戳穿，欺骗别人，尤其欺骗跟自己很熟悉的人，风险相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