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垩记往事》读后感——文明的合作与博弈[最终版]

第一篇：《白垩记往事》读后感——文明的合作与博弈[最终版]

《白垩记往事》读后感——文明的合作与博弈

刘慈欣

《白垩记往事》是一篇想像白垩纪恐龙灭绝原因的小说。小说里以恐龙和蚂蚁之间的故事，向我们反映了许多深刻的问题。

恐龙文明和蚂蚁文明是两个古老的文明。两个文明看似水火不容，因为这个星球上同期出现的文明极容易引发大的战争。但实际上，在地球，两个文明是共生关系。恐龙们没有灵巧的肢体完成细小入微的工作，只能由蚂蚁们为其效劳，而恐龙科学家们则带领两个文明持续发展。两个文明便相互依存，共同组成了地球文明，向宇宙深处走去。

一天恐龙文明分裂为两个国家，蚂蚁联邦虽同时为两个国家服务，但在恐龙文明的工业污染和内部核战争的困扰下，决定对恐龙文明采取措施：推翻恐龙帝国，发展蚂蚁文明，摆脱共生约束。

蚂蚁大军在恐龙机械内部和恐龙皇帝的大脑主血管上安装了炸弹，引爆后会使恐龙内部严重瘫痪，犹如社会失去了大脑，地球将被蚂蚁统治。

而蚂蚁们绝对想不到的是，恐龙的两个国家都拥有了最新的反物质炸弹，一旦爆炸将产生高温摧毁地面上的一切。反物质倒计时作为威慑已打开，每隔一段时间由恐龙皇帝按上重计时按钮。当蚂蚁们知道这一切时已经太晚了，它们没有任何补救措施，白光闪耀的一刻，大地上的一切都被烈火吞噬。

两个文明的合作奇迹在竞争中结束，这样的结局引人深思。虽然两个文明的共生关系已属奇迹，但最后的确实反映了一些问题：人心？合作与竞争的博弈？

两个在沙漠中的人，走出沙漠至少还需要两天，若两人的总补给可供一个每人再坚持一天，走出沙漠前就可能找到村庄，而你是两人中的一个，你会怎么做？

或许你们俩人的关系很好，生死与共，宁死与不会坑害彼此，那你们仍然可能找到村庄后走出沙漠，这当然是最好的结局；也或许你们最后山穷水尽，因补给不足而双双倒地。

但是幸运不是万能的，幸运神不是什么人可以随手唤来的仆人，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要达成上面的合作条件，必须两个人都不能抱有私心，这对两个人来说是有可能成立的，但绝不可能成立于两个文明国家。

很简单，没有一个种族是完全无私的人，况且种族利益需要每个人为之着想与分担，并非个人主观臆断，如果真的相信幸运神会从保佑一个文明，简直就是对文明的不负责，成为千古罪人了。

于是文明只能走一条路：保全自己，杀死同伴，以此能够继续生存。

就像小说中蚂蚁为了让自身文明不受损害，设计将恐龙世界变成阶下囚从而保障蚂蚁文明在历史的道路上走得更长远，这与上面的比喻同出一辙。

所以，两个文明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不能持久，即使有也无法长久维持。文明发展到一定水平，便会容不下其他文明，甚至出现著名的“猜疑链”（详见刘慈欣《三体Ⅱ：黑暗森林》）。虽然共生关系的两个文明不一定如小说中恐龙与蚂蚁一般两败俱伤，但一定容不下其它第二方文明的存在，必须会产生一场旷世战争，直到一方被另一方消灭或附属另一方为止。

在宇宙大家庭中，目前的人类文明是宇宙沙漠的孤行者。如果人类没把自己在沙漠的恶劣环境中玩死的话，在即将到来的旅行伙伴之前，人类还需要认真研究的东西是：

文明博弈学，在攸关文明生死的棋局上战胜对方，做文明的胜利者。

2017.8.20

彦绫：

把羊这篇文章打出来后，我又想了半天。作为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他开始思考社会发展的问题，当然，这些想法都很幼稚和粗浅。这些都是不该他思考的，现在也不是该思考这些的时候，可是他却去想了。我想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以孩子开始思考这些问题而骄傲。

2017.9.29

第二篇：《博弈与社会》读后感

《博弈与社会》读后感

原创： 何徐任

《博弈与社会》这本书是大二时教授《经济学原理》的老师推荐的，老师曾无数次在课堂上提起过“博弈论”这个概念，对于这个概念我的初步认识是：博弈论的全称是“非合作博弈理论”——这是我从百度百科中得到的。“非合作博弈理论”？！在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概念时，不自觉的在心里默念了好多遍，说实话，心里充满了不解——难道博弈论是在讨论如何不合作吗？带着这个疑惑，我开始看起了《博弈与社会》这本书，从书中寻求解释。

该书开篇便向我们抛出了两个问题——协调问题与合作问题。

张维迎说：“人是群居动物，群体人具有社会属性”。这个不难理解，毕竟人类在历史长河中从来都不是具有“个体优势”的生物，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选择聚集在一起——生活在“社会”中而不是“孤岛”里，这也让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法“独善其身”。简单地说，即你的“所思所想”不仅仅取决于自己还会受到群体的影响；你的“所作所为”不仅影响自己还有他人——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属性”。

人的社会属性意味着生活在群体中的个体将不得不与其他人频繁打交道，这个过程必然涉及彼此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而如何解决合作与协调问题，是这个社会运行的基础——决定了这个社会能否顺畅的运行。

该书在开始探讨博弈论前向我们抛出这两个问题，用意十分明显——能否深刻的认识协调与合作问题，是我们掌握后续博弈论知识的前提和基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特定的博弈论是以特定的社会作为载体的——也就是说关于博弈论的一切讨论都是以一个特定的社会为背景展开的。因此，在揭开博弈论的神秘面纱前，搞懂这个特定的社会是如何运行的将是必要的，这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和接受后续的博弈理论。可以说，这本书的结构安排对一个博弈论领域的小白是十分友好的，很适合初学者阅读。

当然仅仅讨论载体是远远不够。载体——特定的社会、主体——博弈的双方、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博弈知识，这是博弈论的三大构成部分，它们一起组成一套完整的知识理论体系。

书中把博弈论主体定义为：理性人——有限理性的人。

所谓理性人，就是在给定的条件下，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用张维迎的话说，便是“可以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做出最好的选择”。虽然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完全理性的人——理性人是不现实的。然而理性人假设的存在却是有一定道理的：张维迎的解释是“人都是趋利避害的，都在做出自认为最好的选择，都有着趋向于理性人的趋势。”——即在追求利益的时候，人们会尽可能地成为一个理性人。这为理性人假设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

协调与合作以及理性人假设，初步为我勾勒出博弈论的外部轮廓，带着对于博弈的粗浅认识继续来读这本书。

介绍完博弈的载体以及博弈的主体之后，毫无疑问，博弈双方在特定的社会中展现的交互关系将是该书接下来要阐述的重点。作者通过对一个接一个的博弈例子的剖析以引出相应的博弈思想，这种方式不仅在我的脑海中构建起了一个博弈论的世界，还在这个世界与现实社会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如何用一个博弈的知识去解决另一个博弈问题——可谓是“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

以囚徒困境为例。

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不能互相沟通。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个人都坐牢一年；若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狱十年；若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实，二者都判刑八年。此时，从集体理性的角度来看，沉默是对集体最好的选择。然而，由于囚犯们互不能沟通，出于个人理性，坦白便成了囚犯们各自的占优战略。因此他们会相互揭发，从而各自获刑八年。

这就是所谓的囚徒困境，很多人都知道何为囚徒困境，甚至能够清楚的明白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类似困境——企业的恶性竞争、国家间的军备竞赛、乃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等等。然而知道有这么一个概念并不意味着你掌握了如何去应用它，在这之中的大多数人，应该都不曾想过当有一天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看似不可避免的囚徒困境时该如何去走出来。

而《博弈与社会》这本书告诉了我如何去走出这一困境——用博弈知识去应对博弈问题。

张维迎说：“人不仅趋利避害的，还具有长远的眼光——我们可以为了长远的利益而放弃眼前的短利。”这就是我们走出囚徒困境的基础——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有一次性的短期博弈，但大多数情况下博弈是多次、长期的，在一次性博弈中走入困境所得到的短期利益和在重复性博弈中所能得到的长远利益那个较大，直接决定了博弈中参与者的个人决策，从而间接的决定了集体能否走出囚徒困境。也就是说，走出囚徒困境的方法就是让博弈者认识到“合作”带来的长期利益。

读到这里我终于开始理解何为“非合作博弈理论”了——能够理解人们为什么“不合作”，我们才能找到促进合作的有效途径。人既然可以因为“利益”而放弃合作，那么要使他们能够趋于合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更大的利益——合作带来的长远利益，去引导他们进行合作，从而真正做到走出困境。

当然，帮助我真正理解何为“非合作博弈理论”只是《博弈与社会》带给我的一小部分。在这之上，《博弈与社会》教给我的是一种走出人生困境的思路——探究困境发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导致你陷入其中的，那么走出困境的关键就是用它来引导你走出困境，或许就是常说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吧。这才是这本书所教给我的，最为重要的，足以影响我一生的东西。

作者 | 何徐任

第三篇：鱼与青蛙是博弈还是合作

鱼与青蛙是博弈还是合作

——《人是如何学习的》读后感

金山中学 张有蔚

说实话，《人是如何学习的》这部由16位美国学习专家合写的论著，不是一部让人容易接近的专著，学术性太强，象牙塔味道太重，初读者、尤其是教学实践者，会望而生畏，会感到距离我们的课堂、学情，甚至校情、国情，距离太大。可是一旦读进去，则会有茅塞顿开大悟之感。

“鱼就是鱼”的故事，是整部书的定调——主题所在：现代的学习观是人们基于原有的知识建构新的知识以及对新知识的理解。“有一条鱼，他很想了解陆地上的事，却因为只能在水中呼吸而无法实现。他与小蝌蚪交上了朋友。在小蝌蚪长成青蛙之后，便跳上陆地。几周后，青蛙回到池塘，向鱼汇报了他所看见的。青蛙描述了陆地上的各种东西：鸟、牛和人。鱼根据青蛙对每一样东西的描述做了想象中的表征：每一样东西都带有鱼的形状，只是根据青蛙的描述稍作调整——人被想象成用鱼尾巴走路的鱼，鸟事长着翅膀的鱼，奶牛是长着乳房的的鱼。”

这个故事，旨在告诉我们：

1、学习者（鱼）基于其已有的知识，在学习过程中，同时会“建构”新知识，对知识（对鱼来说，陆地上的事）既学习，更“建设之、改进之，而且在不确定的情形下做出决定”。比如我们在电视中看的“外星人”，其形象不管多么丑陋，都是以人的摸样为基础的，都有眼睛、嘴、耳朵、胳膊、腿这些人类的器官。

学生的学习是以原有的经验为基础的，教师应该注意这些经验对学习（接受知识、或再传布）的影响。例如，十几年前，当“话题作文”问世时，学习者面对“弯弯的月亮像 ”给出的回答，不再是循规蹈矩的“像小船”，而是“像香蕉”“像蚊帐钩”“像弯刀”“像弓弩”“像镰刀”“像缺口”等等。显然，这种种物象与月亮的结合，是学习者的建构、改进。你说谁的答案对还是不对，谁的创见好还是不好？

当我们读到“鱼的故事”时恍然：本该如此。

2、传授者（青蛙）作为学习者和知识的桥梁，是沟通者，也是创造者（他的描述当然也经过了基于自己认知的过滤和选择），学习者与传授者唯有合作，才会有一个和谐的“新天地”。

在阐述各自观点时，《人是如何学习的》的作者还给我若干启悟，或者新知，或者思考，也就带来若许变化。

原先与教育联系不深的学科，比如认知科学，已经渐渐与教育实践联系起来，在真实的教学实践中检验理论；，多种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技术的同时使用；不同学科的知识逐渐融合在一起。信息以及知识的发展突破了人的想象，正以不可逆转的力量改变着整个教育界。正如书中指出的，“求知”的意义已经从传统的能够记忆和复述信息转为能够发现和利用信息。从内省法的应用到行为主义的盛行再到认知科学的诞生最后到建构主义的出现，学习的研究实际上走过了一条从猜测到科学的道路。

在19世纪后期，人们尝试通过内省法可以反映出思维过程，并对人类的意识进行精确的分析。到20世纪，行为主义出现。行为主义者把学习的概念界定为刺激和反应之间形成的连接。由于他们把目光仅仅放在刺激条件以及与这些刺激条件相联系的行为身上，行为主义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1950年之后，在对人类以及其生存环境进行充分认识以后，一个新领域──认知科学出现了。认知科学主要从多学科的视点来研究学习问题，并且运用一些新的实验工具、新的方法论以及新的理论假设，能够检验理论而不是仅仅对思维和学习进行简单的推测。

理解性学习是新的学习科学的显著特征。理解性学习强调在原有理解的基础上，运用基本知识和学科原理框架对新经验和新知识建构新的理解。理解性学习既需要个体认知，也需要小组的协作，它是个体心智运作和社会文化中介的多元化意义建构的过程。理解性学习是关注过程的学习，重在获得对学科核心概念和原理的深层理解，是一种有效学习，也是有意义学习，理解性学习是学习者运用原有的知识，在新的情境下进行个体心智运作和社会文化中介的交互的意义建构，并不断获得理解的探索和发展过程。学习过程的本质是理解的探索和发展，而不是事实内容的记忆和积累，因此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促进深层的理解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了学习内容的深层理解，才是真正的理解，才能获得意义拓展和价值生成。总而言之，理解性学习研究重点在于使学习者应变成问题的解决者、创造性的思维者，要能看到正在学习的知识的多重可能性，要学会如何操作自己的知识。

过去包括现在我们的许多课程都强调记忆而非理解，课本包含的都是需要学生去记忆的事实，而测验是对学生记忆能力的测量。

在理解性学习这一节中提到一个概念是“迁移”，简单的理解“迁移”，可以认为是学习的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

迁移在心理学上也称学习迁移也称训练迁移，是指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迁移不仅存在于某种经验内部，而且也存在于不同的经验之间。比如，数学学习中审题技能的掌握可能会促进物理、化学等其他学科审题技能的应用；语言学习中丰富的词汇知识的掌握将促进阅读技能的提高，而阅读技能的提高又可以促进更多的词汇知识的获得。知识与技能之间相互迁移。

对“教育”的含义的理解，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近似“颠覆”：教育的目的是提升学生能力，并且探求对复杂知识的理解，能力的提升是以原有的知识为基础建构的，学习者是主动的，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动学习者，能够把在学习中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真实的情境中，强调“反思”，包含教什么，如何教，以及如何评价学习

这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新的研究方法会不断的诞生，有时候这样的发展是以否定原有的成果为条件。研究的范围更加的广泛，综合性更强。研究中应用到的技术越来越与时俱进。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宽泛。

特别是书中所论述的“发展”的概念，对当下教师、教育工作者，甚至所有成人，都是一种启迪和矫正。传统的观点是，幼儿知道的能做的事情极少，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增加，他们的能力不断加强，学习就是发展发展就是学习。经过研究之后，一部分学者认为，发展是克服信息加工的限制，幼儿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习得各种各样的策略。幼儿主动的了解世界，在特惠领域具有接受快学得易的倾向，能为早期的学习提供条件，但是在这些领域他们仍有很多的东西要学。早期知识对婴儿的学习有重要的作用，对于这部分知识其中常常包含着错误的概念。错误的信息会阻碍学生学习，所以教师应充分意识到影响儿童理解的背景知识；

儿童需要明白学习意味着什么，作为学习者他们应该如何去计划、修正、反思自己与别人的学习。儿童既是问题的提出者，又是问题的解决者。儿童试图解决呈现在面前的问题，同时又寻求新的挑战。经过一次次失败，他们会不断改进解决问题的策略

教师（成人）的作用就是作为津渡和桥梁，帮助学生（儿童少年）建立新旧情境之间的联结。

正是新的学习观、儿童观的建立，教师观自然也就有了全新的架构。为了应付更具挑战性的任务，教师传统的角色被颠覆，教师需要通过不断地学习来提高自身的能力。对于教师学习的研究是一个很新的话题，通过对教师学习的研究，不仅能提高教师自身的能力，同时也能够将理论应用于学生身上。

在教师的学习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教师的能力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一般是在能够满足教师需要之后，就会停滞学习，满足于现状。因此，提供给教师的学习机会必须包含适当的反馈，能够提供给老师反思的机会，促进老师的教学实践，教师围绕学习内容以及学生的学习情况展开合作，共同分享教学经验。

《人是如何学习的》是“专家”的“研究”成果，有的甚至只能说是一家之言，但是正如书中观点：“了解专家的重要之处不是因为我们期望所有的学生都成为专家，而是因为专业知识使我们对有效学习的结果有了富有价值的见解。”无论是知识的组织还是知识的提取，专家们显然都更胜一筹。就知识的组织来说，专家的知识不仅仅是对相关领域的事实和公式的罗列，相反它是围绕核心观念或“大观点”组织的，这些概念和观点引导他们去思考自己的领域。在情境与知识提取方面，专家为了找到相关知识，并非把所有知识都搜寻一遍。专家不但获得知识，而且能熟练提取与具体任务相关的知识。专家与新手的差别不能简单归结为记忆力或智力能力上的差异，也不是运用一般策略方面的区别，而是专家获得了广泛的知识，这些知识影响他们所关注的事物，影响到他们在环境中如何组织、表征和理解信息，这反过来 又影响他们记忆、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专家能识别新手注意不到的信息特征和有意义的信息模式；专家获得大量的内容知识，这些知识的组织方式反映专家对学科的理解深度；专家的知识不能简化为一些孤立的事实或命题，而应反映应用的情境；专家能够毫不费力地从自己的知识中灵活地提取重要内容，能应用灵活的方法应付新情景和新的挑战。

除了知识本身，“方法”也是一种学习和促进。

读完《人是如何学习的》，掩卷沉思，感触颇多：对教育教学实践来说，理论的指导作用是非常大而深远的；新技术为我们打通了通向巨大的信息源的通道，新技术的加强和促进作用更是不应该忽视的。

第四篇：当当网创业者与风投的七年博弈与合作

当当网创业者与风投的七年博弈与合作

一、短暂蜜月

当当网的创始人俞渝和李国庆是典型的“中西合璧”。俞渝早年留学美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华尔街担任顾问，并在纽约创办一家名叫TRIPOD的企业兼并财务顾问公司，谙熟投融资业务。李国庆于1987年毕业于北大社会学系后，进入当时最热门的政府机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在这里他积累了丰富的人脉。1989年，李国庆下海从商，做图书出版。1993年，他联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部等创办“北京科文经贸总公司”，任总经理、总裁。经过近10年在国内图书出版领域的摸爬滚打，使他对图书行业的各个环节了若指掌。两人结婚后，俞渝空闲之余就帮着丈夫做一些MBA教科书的选题，有时候也给国外的一些公司包括网上零售公司做图书分销，这些经历使她学到了一定的运作经验和经营理念。这期间，网络经济热得发烫，看到亚马逊在美国网络经济的热潮下成为“时势英雄”，而中国的网络经济也在兴起和发展，俞渝决定在网络行业创业。

虽然当时俞渝对网络并不了解，顶多就是收发电子邮件和看看新闻，但是俞渝的海归经历，使她知道要想获得海外风投，至少要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商业模式，而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直接拷贝已经在华尔街得到资本市场承认的模式。于是“亚马逊”的“中国版”——“当当网”诞生了。为了获取VC的认可，当当不仅创意方面拷贝“亚马逊”，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参照亚马逊，包括财务报表的侧重点，营销手段的模仿等。

1999年11月份，由IDG、卢森堡剑桥集团、软银和北京科文经贸总公司共同投资，李国庆和俞渝任联合总裁的当当网正式投入运营。IDG、卢森堡剑桥、软银等向当当网投入800万美元风险投资，换取当当网59%股份，俞渝、李国庆夫妇及其创业团队通过北京科文经贸总公司共持有当当网41%的股份。投资者不光给当当带来继续支撑下去的资金，还带来了更多的东西。像IDG就一直在推动着当当的发展，卢森堡剑桥更有一些著名的国外专家和丰富的研究报告等资源，也使当当受益匪浅。双方相处的一直很愉快。

二、控股权之争

（一）起因：不完善的约定

因为有了足够的资金，当当很快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网上图书音像书店，占大陆图书市场图书品种的90%。2003年，当当在经历了几年的“烧钱”阶段后，开始“收钱进账”，销售规模一举突破8000万元人民币，全国各地，甚至美国、巴西等国家和地区都有当当的读者。但也就在这一年，李国庆和股东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2003年6月，李国庆夫妇提出要股东奖励创业股份的要求，希望将增值部分分一半给管理团队作为奖励，遭到了股东的集体反对，理由作为创业股份的奖励的比例太高。而李国庆夫妇坚持“分一半”这个比例不退让，由于只有口头承诺并无书面协议，因此，每次在这个问题上融资双方谈论的都不欢而散。李国庆抱怨说：“资本结构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我和股东们每到融资的时候就打架，因为开始没说清楚，到底是资本创造财富，还是创业企业家创造财富，这个问题很难办……没有和他们签字画押，好多口头的承诺都不算数了。”

（二）转机：老虎基金的出现

双方僵持局面到2003年8月老虎基金的出现而打破。老虎基金在中国投资了卓越网、e龙网两家电子商务网站之后，把目光投向了当当网。俞渝凭着多年在华尔街练就的谈判技巧，加上IDG、卢森堡剑桥、软银急于套现，也运用各种关系推动谈判合作，当当很快就和老虎科技基金达成了投资意向。但当李国庆再次以老虎科技基金的6500万美元估值证明当当已经有了数倍增值，提出要给夫妇两人18%的创业股份奖励时，遭到IDG和卢森堡剑桥的拒绝。

于是，李国庆打出辞职变现另起炉灶这张牌，老虎基金也在背后推波助澜，表示愿意将此次投给当当的全部1100万美元转投给新成立的公司，并且投资金额可以继续追加。

当时，当当网第二轮私募之后的现金已经所剩不多，仅100万美元，而当当网仍然还处于跑马圈地、亏损经营的状态。李国庆、俞渝夫妇如果带领管理团队另立门户，IDG、软银、卢森堡剑桥相当于要在100万美元的基础上追加投资继续支撑当当网。同时，由于失去了一个稳定的管理团队，投资风险将会更大。

迫于无奈，3家投资方最后只得屈服，同意接受老虎基金的投资，并由老虎科技基金出面，向老股东买走了一些股份，再送给管理团队。此次，老股东获得部分变现，IDG套现350万美元，获利3倍以上，当当则被估值7000万美元，老虎科技基金投资1100万美元。经此一役，李、俞二人认识到了自己作为管理者的价值，进一步要求绝对控股权。

2003年12月李国庆夫妻与老虎科技基金签订了融资1100万美元资金协议，但是老虎科技基金的资金迟迟未到账。这期间，俞渝曾与老虎基金谈判代表几度争执，甚至威胁说“现在交割期限已过，当当有权找新的投资人了”。俞渝所说的“新的投资人”就是亚马逊。就在他们夫妇在美国与老虎基金面谈的时候，也顺便秘访了亚马逊。

亚马逊公司的出现，对老虎科技基金构成了相当的压力。几经拖延，在激烈的利益交锋和一次次不欢而散的电话会谈之后，考虑到作为对冲基金，在投资了当当的竞争对手卓越之后，如果不投资当当，将有违对冲基金的初衷，2004年2月

25日，老虎科技基金终于兑现了两个月前的承诺，将约定的1100万美元划到当当账户上，获得17.5%的股份，而IDG、卢森堡剑桥、软银等几家则减持为23%，当当网管理层的股份变为59.5%。引人注意的是，与在卓越董事会占有二席形成鲜明反差，老虎科技基金在董事会未占一席之地。

三、新融资备战上市

2006年6月26日，当当网从DCM、华登国际和Alto

Global三家基金引入2700万美元资金，出让12%股份。当当网方面表示，这轮融资是提高公司抗风险的资金准备，并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充分财务支持。资金的用途确定针对地面图书市场发动超低折扣的价格战，以此来巩固其全球最大中文网上书店的地位。据悉，此轮融资完成后，当当上市已经紧锣密鼓开始进行。

四、案例解析

三轮融资，两轮较量。借老虎科技基金从老股东手中获取了绝对控股权，又借亚马逊让老虎科技基金不得不履行自己的承诺，俞渝夫妇终于如愿以偿。但是，并非每一个创业企业家都能像俞渝夫妇在和风险投资机构的较量中胜出。由于股权结构的变化、经营不善、外部经理人的引入等因素造成创业企业家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屡见不鲜，这是创业企业家所不愿意看见的，也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对VC来说，本意是为了企业发展壮大，并不想剥夺创业家的控制权，若非如此也是万不得已。

李国庆夫妇是幸运的，凭借自身融资能力、谈判能力、对创业团队的号召能力、经营管理能力以另起炉灶相胁以及借后来老虎科技基金的介入，李国庆夫妇如愿获得了控股权，最终的结果也是各方皆大欢喜。而另一个创业者王志东就没有如此幸运，三轮融资过后，新浪的股权结构日益分散，当时身为CEO和总裁的王志东从当初持股21%不断稀释到6%，最终失去对公司的控制，并导致出局。其实，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家之间既是一种合作关系，又是一种竞争关系，双方的利益就交织在这种彼此之间的博弈之中。那么，创业者和VC如何跨越博弈中的误区，走向双赢呢？

（一）完备的协约很重要

如果当初当当和风险投资机构就创业者激励这个问题明确地写入协议，约定网站价值增值多少倍时可以获得多少管理层股权，也就没有创业者股份奖励比例之争，而风险投资机构在和约中限定创业者离开原来的创业公司后，一定时间内不得从事与原来创业公司竞争性业务，也就不会面临当当网创始人以创办新公司和当当竞争的相胁。矛盾会破坏创业企业家和风险投资机构之间合作的基础，危害的双方整体的利益，可谓是“两败俱伤”。所以，一份明确的协约对保证双方的利益很重要，也是双方长久合作的基础。尤其是对没有多少融资经验的创业企业家

来说，要对融资相关的程序、法律法规有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如果条件许可，可以请融资顾问或者投资银行协助，免得日后节外生枝，后悔莫及。

（二）克服非积极合作心态

当当和风险投资机构之间的博弈，利益争夺背后涉及的是风险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这一问题。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分配与转移是风险投资独特治理机制的核心内容之一。风险投资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风险资本家通过阶段性投资，可转换优先股合同以及管理监控等手段来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和代理风险，这些手段从本质上讲都是控制权的分配，而控制权的分配往往是谈判的结果，能否达成有约束力的最优激励约束合约，取决于双方的谈判力量或地位。

站在创业融资的角度，李国庆采取“另立炉灶”的做法，不惜和VC闹得不可开交的做法并不可取。李国庆后来表示，这并不是一种与股东相要挟的手段，也不是试探性的行为。风险投资的目的是通过投资和提供增值服务把被投资的企业做大，然后通过公开上市、兼并收购或其他方式退出，在产权流动中实现其投资的增值变现。在每一次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的博弈与中，双方最终的目的是双赢，即创造价值、实现资本的增值。企业家也克服非积极合作的心态，遇到问题应该尽量同风险投资家进行充分的交流和沟通，以获得风险投资家的理解和支持。无论如何，双方的沟通都很重要。而对于合作过程中难免出现的各种分歧，双方也可以通过商业规则进行有效的解决，不必心存顾虑。

第五篇：出版与近代文明读后感

《出版与近代文明》读后感

《出版与近代文明》一书是王建辉所写。王建辉不仅是著名的编辑家，还是一个出色的领导，可谓在仕途和学途都有所成就的学者。他的著作，内容广泛，思路宽阔，见解独到，给人留下难忘的韵味。《出版与近代文明》属于个人文集汇编性质的著作，其中收集的41篇文章各有特色。这些文章分别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编辑出版等多个视角论述了近代出版史产生与演变的过程，并选取了近代出版史发展中的若干知识点进行深入思考，对若干专题进行探索分析。在这些文章的写作过程中，作者运用大量翔实的史料，为我们描绘出由一个个人物、一部部著作、一桩桩事件所组成的近代出版史的百年画卷。该书字里行间透露着历史的厚重，于细节之处的思考和分析分外动人。

《出版与近代文明》一书虽为单篇文章，但作者有一个总体构思，形成了一个总的体系，有一个总的倾向与内涵。全书是讲近代出版的起源和发展，讲近代文明的产生和影响以及出版和近代文明的关系。书中以出版为经，伸延至其他，脉络是比较清楚的。作者对近代的庞杂出版史料，进行了精心的挖掘和梳理。从他的诸多篇章中可以看出对近代出版作了深刻的思索，力求全面观察出版发展的状况，想给读者一个总体印象。因此，从全书看，虽不能简单地说是一部近代出版史，但是它已经提炼出了近代出版史发展的许多线索和史实，为近代出版史提供了思考的范畴，为出版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国的出版史资料汗牛充栋，研究者如果细究则很容易陷入史料的钩沉而无法形成通识，而研究思想史又常常会流于玄妙和奇思，缺乏具体材料的支撑。作者是历史专业科班出身，其博士专业主攻的是近代思想文化史，史学的学术修养自不待言。最为可贵之处在于作者打通了出版与史学的界限，以扎实的史料、宽阔的视野阐述了近代出版的浮沉，自然给人以新颖、可靠、有理有据、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文中尽量配以图片，行文中力求简洁平白。通篇读后，果然轻松活泼，没有一般历史类图书的沉重，反倒是多了些趣味。全书共41篇文章，配有插图81幅(以整体图像计)，除去后面谈及编辑体会的12篇文章外，几乎篇篇有图。图像包括早期的印刷出版场所、出版机构旧址、书籍封面、重要文稿以及老出版人的肖像等，使读者更直观地贴近历史，加深了对文章的解读。

全书采用各种不同的写法来阐述出版与近代文明之间的联系。

在《出版与近代文明》一文中，从“出版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门类”、“近代出

版是时代政治的感应器”、“出版之于思想文化界和国民生活”、“„出版救国‟成为爱国出版志士的事业主旨”等四个方面出发，论证了“近代出版在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各个层面如社会参与、价值表达、思想传播、知识扩散、文化阐发等诸多方面，都成为近代文明的重要载体”，论证了“出版已经并且还将与历史一起运行”。又比如，在《思想文化史上的近代出版》中，著者着眼于“每一次思想文化的潮涌，都给出版以新的发展的推动，而出版对于思想文化的反哺作用和它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旷古空前地重要”，分“领袖人物的实践和论述”、“出版成为思想文化革命的先锋”、“出版界成为思想的直接策源地”、“出版者和作者密切结合，成为思想启蒙和思想运动的参与者”、“开启民智，培育新读者群、培养读书风气，塑造社会风尚”、“出版是一种思想文化导向和选择”、“出版业内人士对于自己文化责任的体认”、“出版的进程就是思想史的进程”等8个方面进行论证，弥补了当前学术界目前在这方面研究无多的缺憾。

“解剖小麻雀”也是《出版与近代文明》的特点之一。书中成为著者的“小麻雀”的，先后有近代早期出版观、近代报刊、鸳鸯蝴蝶派、申报馆、近代上海和武汉、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曾国藩、梁启超、孙中山等等。曾国藩、梁启超、孙中山，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或研究过这些风云人物与近代出版之间的关系。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他们与出版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通过本书著者钩沉史料，扎实研究，我们才得以认识到：曾国藩是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梁启超则是一个直接从事出版的出版业中人，孙中山更是一位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总体设计师。„„

除此之外，《出版与近代文明》一书还有另一特点。过去讲近代出版史，一般讲1900年前后比较多。这本书不仅向前推进了几十年，而且从中国推演到世界，谈到世界出版观对中国的影响。

1644年，英国政论家约翰·弥尔顿在向国会演说的《论出版自由》中，首先表达了出版自由的观念，认为‘这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当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时，曾以‘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作为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民主与科学权利的武器。列宁对此也作过高度评价，说‘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成了全世界一个伟大的口号’。在中国也是如此，从19世纪中叶起，‘出版自由’不仅成为一部分志士仁人反封建的批判武器，而且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理想与追求。”他描绘和肯定了西方世界的“出版自由”对中国的影

响。

王建辉说：“出版自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口号，也是资产阶级一个重要的思想范畴。书中从近代出版讲起。中国的近代出版，是从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开始的。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有他们的目的，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必须利用出版这一媒介，客观上对出版起了促进作用。王建辉说：“1835年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个译述西书的机构墨海书馆，成为上海基督教编译和出版中心。近代中国出版业最早是由这些传教士推动的。”到1855年，麦都思还在香港办了中国第一份华文杂志《遐尔贯珍》，此后，杂志才不断发展。1835年以后，中国的近代出版事业才逐渐发展起来。作者认为，中国最早重视出版事业的是曾国藩等人，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出版的奠基人”。对此，过去没有人这样提出，这是他独到的见解。他说，1864年曾国藩主持创立了江南官方局(金陵官书局)，1865年曾又与李鸿章接受徐寿、华蘅芳等的建议，在上海筹办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这都是当时有名的出版机构。他们首刻了《船山遗书》，还比较系统地引进介绍了西方科技读物，有数学、化学、天文学、矿物学、地质学、医学等。1868－1880年之间，共翻译出版了科技图书163种，销量达83454册。王建辉认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洋务派在1867年兴办的译书机构，也是晚清由官办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翻译馆的这些译著，几乎概括了19世纪西洋科学中的主要内容”。十分肯定翻译馆翻译引进西方科学著作的功绩。

在《出版与近代文明》中，作者始终将出版与文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什么是出版？在学界是有争议的，中国有文学以来的早期出版从何时开始？早期的手抄本作品，石刻作品算不算出版？说法不一。这至少可以说明出版并不是文明的起源，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出版有力地推进了文明发展，出版不仅是政治进步、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文明进步的需要。王建辉用许多事实，用他自己的思考，断定近代出版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文明。他说：“出版是创造的文化活动；出版是思想的催化剂。”他赞扬孙中山说的“新闻出版为文明之光”，并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陈独秀、郭沫若、巴金等人为例，肯定出版是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出版史也就是思想文化史”。

《新青年》说明“出版成为思想文化革命的先锋”、“出版是一种思想文化导向和选择”、“出版的进程，就是思想史的进程”。他对出版事业文化性的肯定，对我们认真审视出版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可以产生不少的影响。陆费逵曾说：“我们书

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这句话是在1924年说的。而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不断展开的近代出版史和近代文明史，则一而再、再而三地验证了陆费逵的远见卓识。

无独有偶，建辉先生在《出版与近代文明》中也强调：“出版已经并且还将与历史一起运行”。的确，近代出版，是与近代文明一起发端并且成熟的。这是作者的独特视角，也是其对近代出版的透彻了解。

《出版与近代文明》一书读完之后，我印象最为深刻、也最为惊讶的是：近代出版对教育的直接推动作用。我认为，无论是比照古代出版与教育的关系还是当代出版与教育的关系，近代出版与近代教育的关系都显得非常特殊。这种特殊性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近代教育的发展，也使近代出版人的社会角色具有多样性，以至于影响到今天整个知识界对编辑出版人的评价。近代出版机构出版大量的教科书、教育类图书。商务、中华、世界书局、开明书局等多家出版社几乎垄断了当时的教科书市场，它们不仅仅是出版教科书，更值得注意的是，出版社自己组织力量编写教科书。我们结合当代教科书的出版来看，这在当时非常之特殊。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具有很大责任，但是近代教科书的编写出版却是民间力量战胜了官方力量。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官方的教科书内容不能适应新的社会背景，而民间的教科书内容紧随时代潮流、倡导新学，因此民间教科书成为主流，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众多出版机构在教育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

其次，出版机构同时成为教育机构。近代中国的出版机构与教育机构“二合一”现象非常突出，也很值得研究。在网络和电子媒介出现以前，出版一直是教育的一个环节，但是近代的很多出版社却成为教育的策源地，乃至成为真正的教育机构。京师同文馆就是一个教育与出版合一的机构。开明书店曾经办过开明函授学校，商务开办了小学师范讲习所，生活书店在香港也曾创办了香港持恒函授学校等等。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与近代的社会背景有关系。近代社会新学与旧学并道而行，社会教育资源非常缺乏，很多出版人自然就会“铁肩担道义”，利用自己能够支配的出版资源做起了教育事业。

再次，很多近代出版家同时也是教育家。由于近代出版与教育的密切关系，很多出版人既要做出版，同时也要搞教育，这就培养造就了当时一大批兼具出版家和教育家双重身份的人物。例如，张元济、蒋维乔、杨贤江、何炳松、陆费逵、舒新城等等，这些人物的出版思想和教育思想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当代很多人参照近代出版社中专家学者云集的历史批评现在的编辑无学，批评现在的出版社缺乏专业人才。我觉得这种批评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批评者没有看到近代出版机构同时作为教育机构的特殊性，也忘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的重要功能。当时的出版机构也是教育机构，学者专家自然很多，而现在的出版社只是出版机构，且当今社会有众多的大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专家学者没有必要像近代那样委身于出版机构之中，毕竟近代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要少得多。

我想，对于我们这些未来的编辑出版人而言，我们要学的还很多，而《出版与近代文明》一书也给了我们更清晰的方向。

编辑092张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