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铁血蒙元》读后感1000字
《铁血蒙元》读后感1000字
原创： 小高高
这两天看完了易中天的《铁血蒙元》。我一直对元朝的历史比较好奇，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他们到底算中国人吗？如果那是一段被外族侵占的历史，还能列入中国史被称为“唐宋元明清”吗？易中天的看法是“大元是蒙古帝国的中华部分，或中华帝国的蒙古时期”.看完这本书觉得历史确实是“人”写的，怎么说都行。我也没找到什么确切的答案，甚至“中国”的概念也模糊了，真是“人生识字糊涂始”.易中天提出了“大中华”的概念，就是忽必烈的大元把“中国”变大了。按照这个“中国”的定义回头看宋金、宋辽、宋元之间的战争，其实就都是“内战”了，后代的人不难接受，但是文天祥、岳飞一定接受不了，他们可是跟林则徐一样的“民族英雄”啊。不妨设想一下，要是有一天全世界融合成为一个大家庭了，那中国近代史上的列强入侵会不会也要重新定义呢？林则徐能接受吗？现在的我们能接受吗？
国家和民族两个词把很多人切割成了矛盾体，比如《天龙八部》里的乔峰，他的悲剧就源于把自己当作宋国人，同时却又是契丹人。我似乎理解为什么我们从小就进行爱国教育了。
其实前面说是蒙古人是“外族”不够准确，一次次民族的融合已经让民族本身含糊不清了，有的被消灭，有的被创造，有的被改变，高晓松还说过五胡乱华之后没有纯种汉人了。我小时候都以“汉人”自居，也自然地站在宋朝的角度看问题，把电视剧里的辽国人、金国人、蒙古人都当作“侵略者”看待，读诗词时也被各种“抗金英雄”的英勇事迹、陆游辛弃疾的豪言壮语、文天祥的一片丹心所感动。
其实就版图范围来看，我的老家辽宁省在两宋时期不是属于辽国就是金国，宋朝没统治过；而关于蒙古人，我奶奶就是蒙古族，每次解释为什么路痴的时候我总会提起这茬——忘了从哪听说的，游牧民族方向感都差，大概是因为草原上没有那么复杂的大街小巷吧。也就是说，以前的立场是一厢情愿的，真还原到那个时代我可能是任意一个“敌国”的人。我似乎也理解乔峰内心的苦了。
这个世界总会进行大大小小各种洗牌，那是不是意味着用“国家”来限制每个人有些狭隘呢？罗永浩回应别人说他是“精日分子”时称，他“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这虽然挑战了我们的惯有思维和表述，其实站在更大的格局上看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当你顺着历史的脉络“寻根”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是找不到“家”的；追溯到源头，大家的祖先不都是那几只猿猴吗？“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后面可以再加两句——阅中华史而小中国，阅《三体》而小地球。
回到《铁血蒙元》这本书，跟《易中天中华史》前些卷一样，不是论文也不是散文，不太通俗也不太严肃，感觉故事讲得不好看，可能是由于对这段历史不熟，很多人物出场退场都很突然，人物都不立体；各种倒叙和补充的材料不但没有增加悬念，反而让行文显得啰嗦、错乱。语言上，“却”“则”“实际上”“当然”“何况”出现频率太高，不够流畅。叶圣陶不是说过吗？“你写成文章，给人家看，人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意思没变，就证明你不行。”我认为很多段首句中的“却”字删掉更好。P128“日本的金属锻造技术世界领先，以至于短兵相接时，元兵普通士兵的刀剑与日本刀一碰即断，他们射出的箭却很难穿透对方身上的铠甲。”这句话里的“却”怎么看都是个病句。不过结合作者梳理的剧情，还是读到了很多之前不了解的史料，也了解了作者的史观，很受启发。
看到最后还有个感慨：秦皇汉武、成吉思汗那些一代天骄们，开疆拓土创下伟业，自己的一生也许是无比华丽的，但是将来子孙们自相残杀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问题不知道他们想过没有？
第二篇：内蒙古蒙元文化景观
蒙元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十分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深入挖掘蒙元文化，不仅是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民族文化大区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弘扬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举措。
锡林郭勒大草原是蒙元文化的摇篮，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走向辉煌的地方。13世纪初，中国北部的蒙古民族兴起，成吉思汗西征，建立了横跨欧亚草原的蒙古帝国，影响所及，震撼了当时整个世界。50年后，即13世纪中叶，他的孙子忽必烈在锡林郭勒草原上建立元上都，元代纪年开始。随着元朝的建立，中国结束了自唐末以来三百多年的分裂与战争，元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封建王朝。欧亚大陆由战争转为和平，长期的封建壁垒被打破，东西方的交流空前频繁。以成吉思汗、忽必烈为杰出代表的蒙元帝国，不仅实现了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融合，同时也在广泛的领域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历史证明，蒙古民族在推进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蒙古史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经千百年的历史兴衰，却始终没有被历史的烟云所湮灭。至今，生活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蒙古族仍保留着浓厚的蒙元时代遗风，极具传奇色彩。
为深入开发旅游资源，打造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内涵的蒙元文化旅游精品，弘扬蒙古民族在创造世界文明史的历程中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为世界蒙元文化研究搭建平台，推动锡林浩特市文化旅游业的发展，锡林浩特市在争取多方意见的基础上开始建设蒙元文化苑。
为加快项目的进展，本着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按照国际化、现代化、民族化的原则，将蒙元文化苑建设成高档次、高品位的文化旅游精品。蒙元文化苑在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内蒙古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内蒙古大学美术学院、内蒙古美术协会、内蒙社科院等多家学术机构，众多专家反复论证、研讨的基础上达成共识，编制整体规划。由清华大学景观规划设计院对蒙元文化苑整体景观进行全面的规划和布局，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进行建筑设计。
蒙元文化苑总投资3亿元，建设内容包括蒙元文化博物馆、民俗馆、民族歌舞剧院、蒙元文化研究中心、蒙元历史名人雕塑群和科技文化长廊等，集中展现蒙元的辉煌历史和蒙古族对世界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贡献，是一座全面反映蒙元历史的旅游文化景区。
蒙元文化博物馆，是蒙元文化苑的核心建筑，通过文物鉴证蒙元时期的辉煌以及对世界文明做出的贡献。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建筑风格体现历史性、民族性、时代性的特点。目前，蒙元文化博物馆内藏有蒙元时期印章、符牌、服饰、金银器、石雕、陶瓷、绘画、兵器、建筑构件等文物，涵盖了蒙元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技等诸多领域。馆藏文物中有将世界火炮史提前34年的铜火铳；在中国陶瓷史中为元代所独有。尤其是蒙元时期的纳石失织金锦和各类丝、毛织品藏品丰富了我国馆藏服饰纺织品的种类，填补了部分历史时期服饰纺织品收藏的空白。蒙元时期无论是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在中国馆藏文物中，蒙元时期的文物数量较少。蒙元文化博物馆以其独特和极具价值的藏品，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蒙元时期的历史文物收藏。
蒙元历史名人雕塑群，通过雕塑展示蒙元时期的辉煌.通过人物展现历史画卷，它涉及蒙古族军事、文化、艺术、医学天文等领域，近200多件（组）雕塑，以圆雕和浮雕两种形式展示蒙古族对世界文明发展做出的贡献。雕塑分为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族雕塑群、以忽必烈为代表的元朝雕塑群和以明安图为代
表的科技文化名人雕塑群。
民族歌舞剧院,通过动态的形式再现蒙元历史曾经的辉煌.主要通过展示民族歌舞、民族婚礼、好来宝、马头琴演奏、长调歌曲等活动，动态的再现蒙元时期辉煌的历史，同时兼顾大小型会议。
蒙元文化苑计划总投资3亿元，其中包括建筑、规划、设计、景观等。蒙元文化苑建设项目整体策划、规划、设计工作已全部完成，苑区供水、供电、部分道路和雕塑工程已完成。计划2007年年底工程全部完工，为自治区成立6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
建设蒙元文化苑，是锡林浩特市打造精品文化旅游景点的一项重要举措，它的建成必将为世界蒙元文化研究提供有力平台，使蒙元文化研究视点由国外移至国内，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蒙元历史专题研究基地，有利于弘扬和保护民族文化，提升锡林浩特市文化旅游品位，促进第三产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为自治区建设民族文化大区做出贡献
蒙元文化影视城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乌兰镇境内，景区总占地28000亩，2011年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蒙元文化影视城由鄂尔多斯万德龙实业集团投资兴建，规划占地面积为64万平方米，是集影视拍摄、宗教信仰、观光游览、休闲娱乐、美食养生、特色购物为一体的综合型影视旅游区。2011年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颁发“中国（鄂尔多斯）蒙元文化影视制作总部基地”成为全国首座蒙元文化影视城。
影视城由4面造型各异的边城组成，每面城墙边长800米，大小箭楼40余座分布其中，东、西、南、北4座城楼宏伟壮观，各具风格，城楼宽度30多米，高度达18米左右。城池内设有诸多场景，其中位于中央位置的“金顶大帐”直径有34米、高度达22米，真实再现了成吉思汗建立的横跨欧亚草原帝国的处理军政要务所在地。围绕
“金顶大帐”四角的是直径18米的大包，戏中“成吉思汗”、“窝阔台”、“脱烈哥那”、“察必”、“托雷”、“蒙哥”、“忽必烈”等重要人物的场景都将在这几座大包中拍摄。城池中两座行军作战的将军大帐，用于拍摄战争中的戏剧场景，池中大小蒙古包共116座，组成多座蒙古军的军营营盘。
影视城中设有赛马场、摔跤场、射箭场等，各场景占地面积均达300多平方米，作为蒙古王公贵族休闲、娱乐、练功的场所。剧中成吉思汗、忽必烈的移动行宫——“大帐车”有140平方米，汉妃豪华勒勒车和各种大小勒勒车共30多辆，攻城器械战车5架，是按古代战车1:1的比例建造，其高度达5米左右，长度6米左右，战车的造型为纯蒙古草原风格，是目前国内已上映的任何古典历史电视剧中都从未出现过的造型，场景中各个营盘还布置有大量的蒙古民族日常生活道具，如水罐、奶桶等。
影视城中同时建有蒙古将军衙署1处，蒙古王爷府1处，藏传佛教喇嘛召1处，三处建筑共占地4.5万平方米左右，将军衙署是蒙古军政要员处理军政要务的政府级所在地；王爷府在剧中用于蒙古各部落贵族、王爷生活之地；影视城的喇嘛召主要体现蒙古民族信仰藏传佛教。在进入影视城正门的右侧建有直径30米、高1.5米的祭台一座，用于蒙古军出征前祭祀长生天之处，平时可用于早拜太阳，晚拜月亮，9根高高耸立的九尾白毛纛环绕祭台，象征着草原帝国的威风
与权力，黑白两只苏勒德一左一右竖立在金项大帐的台阶下，左黑、右白，黑色代表战争、白色代表和平。
西乌旗蒙古汗城
蒙古汗城旅游景区位于著名的锡林郭勒大草原腹地西乌珠穆沁草原，南与赤峰市相接，公路里程为360 公里，西与锡林浩特市相连，路程150 公里，总面积2.3 万平方公里。交通便利，空气清爽，草原风光旖旎。蒙古汗城旅游景区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占地面积20平方公里。主要以蒙古民族文化观光、休闲娱乐和草原观光为主。整体布局是以《成吉思汗》登基大典的汗城为蓝本进行修建的。整个景区分为中心区、西区和东区。蒙古汗城旅游景区建筑风格以元朝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部落风格为准，旅游区域为5000亩，一座直径18米的固定式多功能蒙古包金顶大帐，外观体现民族特色，内部设计突出宫廷风格，面积为260平方米，是旅游景区的综合性娱乐场所。以金顶大帐为中心，两边各有一座直径12米的固定式蒙古包为会议厅和商品展览部。
第三篇：《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读后感
对宋朝的一点儿小感想
—读《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法)谢和耐著
在我以往的印象里，宋朝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式微的一代，不仅没有秦朝天下一统的霸气、也无唐朝四海来朝的威仪，反而屡屡受挫、一再后撤；不过一来一直喜欢宋人温婉的的宋词、二来对那时候的山水札记也很有兴趣，对两宋的印象并不很坏。课上多了解了一些关于宋代的细节，又从这本书里看了宋朝的一个侧面，才发现之前对两宋的评价不甚中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开封古城很吸引年少的我，所以去年夏天我曾经骑自行车去过开封（我老家在河南，离开封不过两天的车程），结果很失望，骑着自行车在开封的大街小巷里穿来穿去，并没有看到这个古城太多的遗迹，反而有着小县城的邋遢，这座城市老了，不是那种岁月沧桑留下的痕迹，而是随处可见的疲态与日渐兴隆的消费产业。完全看不出这个帝都曾经辉煌的高层木制建筑，不知是毁于火灾还是其他天灾人祸。
世界上最先发明纸币的恰恰是“积贫积弱”的宋朝，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贫瘠的国家会需要如此多的货币储备来解决它所面临的通货问题。从历史遗留下来的数据来看，宋朝的商业十分的繁荣，其首都几乎是一个不夜城，各种贸易的船只穿梭在杭州城纵横交错的航道上。不得不承认，上层阶级对奢华排场和寻欢作乐的狂热，是宋朝财政亏空的重要原因之一。都城杭州在这一点上的表现尤其突出，勾栏瓦肆里尽是上等人的身影，在他们狎妓的同时，这座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里的绝大多数人正在为一顿饱饭痛苦度日。当时社会的巨大贫富分化，正在瓦解王朝最后一丝希望。
虽然每次天灾人祸皇帝都要下罪己诏、颁布大赦法令，不过也缓解解决官僚阶级利用民脂民膏来维持自己奢华的生活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对于当时的老百姓来说，元军未必有王朝的军队那般可怕。
说起军队，这个由行伍出身的皇帝打造的皇朝，反而是中国历史上军事才能最差的一代。这和当时重文轻武的社会氛围有很大关系，军官们的社会地位往往低于同等级的文职人员，即使是在兵临城下的阶段，将军依然要节制于当地的行政长官，以至于军队里充斥着社会渣滓。此外，宋朝的军饷十分的低，军士们在战争时期往往要经商以自谋生路，很难想象这样的军队能有多少战斗力，可观的只有其超过百万的数目而已。
与军队一样，行政机构同样面临着人浮于事而且俸禄极低的问题，冗杂的政府结构寄宿者这个社会最大的一群蛀虫。数量如此至少的俸禄自然无法满足他们奢华生活的愿望，宋朝的腐败问题比其他王朝更加突出。
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群，那就是宋朝的商人们，应该说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具有新鲜活力的一群人，他们往来不停的奔波满足了上层阶层需要的同时也收集了大量的财富。不过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王朝一样，尽管暴发的商人们过着奢华的生活、有着该有的影响力，可是社会地位却被社会秩序强制地压低了，统治者不允许有任何人威胁他们的统治。所以商人们往往转身去做大地主或者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为他们的儿子谋得一官半职（这在能够卖官鬻爵的南宋末年变得很容易）。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产生如此之早，不过结果却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这种重农抑商的政策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可以从宋朝的社会生活中看到不少现代社会的影子：从农村来的从事小家庭作坊或者沿街兜售一些小货物勉强维持在城市昂贵的房屋租金和食物的“农民工”；高档消费区里
有着华丽的歌舞与来自天南海北的奢侈品，他们半天的消费往往就可以负担一个苦命家庭几年的生活；掌管着疏通水道的官员们因为可以决定拆掉哪里的房屋所以便有了发财的捷径；
红灯区里挥霍着大把财富的年轻人往往有一个显赫的老子，他们天生不用劳作，却过着绝大多数人一生也无法企及的生活，尽管人们从心里鄙视这些人，不过更多的人愿意环绕在他们周围，幻想着搭一搭顺风车。
宋朝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过不得不说，宋朝是一个相当了得的王朝，在内忧外患中坚持了三百余年，而且在经济文化领域留下了许多杰作。并不全然是我曾经简单理解的那样积贫积弱，也不简简单单是一个偏安一隅的小朝廷。过去我评判一个王朝总是首先去看它的疆域与战绩，往往陷入主观印象的误区，这是一种稚嫩的历史观，从宋朝来看，它还有很多地方我还很不了解，需要更过的时间来看书学习，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说的大概是这个道理。
第四篇：《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读后感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由法国著名汉学家、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贾克?谢和耐(Jacques Gernet)辑写，中译本由刘东翻译，１９９８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出版。
本文不打算对此书进行系统而全面的评价，只想就全书读后所产生的一些感想谈谈自身的理解或者体会。
本书创作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其写作背景是二战以后，西方汉学界开始对自十九世纪以来就己经出现的那种“中国社会停滞论”进行的反思，并普遍认为由中因数千年以来到前近代时期在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其中宋代则是一个有着重大转折的时代。本书即以１２７５年前后的南宋都城临安为考察场景，描绘了中华文明在蒙古入侵前夜所能达到的高度，是西方汉学学术史上的代表性述著。此外中译本还在书末附有译者刘东先生的“译后絮语”，文笔精深，对于理解原文不无裨益，与正文相得益彰。
本书的写作有一个重要的学术前提，那就是承认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过巨大的历史变革，而中华文明则在此变革过程中造极于赵宋之世。实际上，自从东洋学术巨擎内藤湖南提出了“唐宋变革论”以来，影响甚大，西方汉学界久寸此尤为推崇。故谢氏之书，未尝不是对内藤氏的一种呼应。然则，內藤的学说是否确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未必无再商榷的余地。因此，谢氏在书中的立论基础就必须予以重新审视，至少，那种将宋代文明发展的成就过分拔高的学术倾向，笔者个人是不甚认同的。
如是说，这个缺陷是由于学术见解的分岐所造成的话，则书中对于企图复完传统中国社会场景的努力尝试，也是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而造成如此局面的最根本原因，则是中国传统史料的缺失。如果借用梁任公那种略带偏激的言语来评价的话，那就是“二十四史，二十四姓之家谱也！”其结果自然是让历史在很多时候仅仅成为一件表面华丽而实则空洞的外衣。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从传闻、笔记、笑话、民间故事、私家史乘、方志谱牒等非官方史料入手，就成为历史学家们无奈的选择。但即使如此，恐怕也还是不够的。观谢氏此书，其史源也仅仅限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和《癸辛杂识》等少数几种，而这些史料主要也是由当时的士大夫们来撰写的，书中所记录的也多半是与他们的生活相关的场景。因此，难怪有学人认为谢氏应该替他的书取名为《蒙元入侵前夜杭州人的部分生活》更为妥当。
谢氏此书着力描述宋代杭州(临安)人的日常生活，使读者得以概览当时杭州城的市井场景和生活百态，并对宋代的潜文化小传统进行了初步的梳理，自然有助于学者在思想层面编织出中华文明鼎盛时期的总体构想，而这也符合西方历史学界对“总体史”的追求。一个外国人能对中国的历史有如此的把握，着实令我辈感到汗颜。而且，应当承认谢氏此书的文笔的确很好，颇有中国传统士人那种“文质彬彬”的君子风度，这比起目前中国史学界广泛存在的那种冗长沉闷的学究式文风，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这不仅仅是做学问的不同，也是学术境界的差别。
与此同时，笔者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该书对具体的生活场景的重视与描述，以及力图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个侧面作出近乎全景式的绘划来折射出彼时社会的时代特征的做法，就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极为相像。在众多读者的评价中，这两本书都是“很好读”的历史书。不过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和《万历十五年》在类型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前者算得上是严谨的学术著作；而后者则更像是一部历史散文（个人见解）。但是，就它们都希望或者已经摆脱了传统史学著作那种传统的“史料＋结论”的写作模式而言，两者则颇为相似的。它们所共同关注和试图再现的，乃是由那些早已消逝了的人、物、事交织起来的社会生活。两书都并不刻意地以书末结论的方式告诉读者所谓的历史规律，而是试图让他们再现出来的社会生活之“原生形态”自身去述说。在实现这个写作目标的过程中，两书的作者分别向读者展示了各自不同的技艺，这也可能使得读者在阅读这两本书之后体验到了不同的兴味。
试举例而言之，在谢氏之书中，生动地勾描了一二二七至一二七九年间南宋首都临安汩汩漾动着的“生活流”。譬如该书“城市”一章，谢氏从蒙元北犯导致宋人南迁的大背景起笔，继而写到由此造成的统治者偏安东南和大量人口拥聚杭城，接下去依次便是住房紧张、在下来就是多层建筑的出现、再而是房租交纳情况、再而是火灾频繁、再而是各项防火措施，以及为防火而对夜生活的管制等等。不难看出，著者在写作过程中所遵循的是社会生活固有的内在先后逻辑。也正因为这一点，著者才能够不着痕迹地再现彼时彼地较为接近真实的生活场景。
与谢氏之书不同，《万历十五年》采取的是颇富文学色彩的“传记体的铺叙方式”（这也是笔者为什么认为《万历十五年》更像是一部历史散文的重要原因之一）。全书以人物为中心，通过追述他们在一系列与他人、与社会制度发生矛盾冲突的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来凸现其迥异与时的性格特征。书中的万历皇帝、权臣张居正、首辅申时行、猛将戚继光、“叛逆者”李贽等人，他们在诸事件中为何会有如此的作为？他们各自迥异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他们的性格和作为反过来又会给社会给个人带来什么后果？……黄氏正是沿着诸类事件自然发展的逻辑，向我们叙说了一桩桩历史的悲剧。古老帝国社会制度的顽症和前进过程中的困顿，也就从这些个人悲剧中折射出来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以西方人的立场看中国，则无论他们的眼界如何深邃，视角如何独到，在笔者看来，总还免不了带有“隔窗观火”的味道。又或者说，由“第三只眼看中国”，则这第三只眼似乎总是带上了有色眼镜，因而往往让人感到双方在看问题时总是存在着一层难以消除的隔膜。
谢氏是法国人，而法国人在历史上很早就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民族之一，也是一个贵族气质相当浓厚的国度。风流之所及，也使得法国的学术也或多或少感染了这种“贵族气质”。通读全书，今笔者印缘深刻的感觉是，这很像一位饱学的法国贵族在以一种冷静而又不失优雅的风度来讲述一个发生在遥远、古老而又神秘的东方文明早已逝去的故事(这个文明一点都不比他自身的文明差，甚至可能还要好)，娓娓道来，怀着一种既欣赏又略带遗憾的心情——有人毫不客气地称呼这种气质为“独特的西式八卦”。在这种气质的支配下，西方汉学家们往往不能全身心地，较彻底地融入到中国特有的文化状态中去，因而许多在我们看来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人或事，在汉学家眼里却是那么的大为可怪，甚至有些百思不得其解。通观全书，这样的例子并不为少。当然，由于视觉的不同，个别结论也不无进一步商讨之处。以下仅挑出笔者感兴趣的几个小问题，来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书中认为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主要是由于北方受到游牧民族的持续不断的压力〔Ｐ３〕。换言之，谢氏认为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相对而言)主要是由于外力作用所致，然则这未必符合史实。中国历史上多次受到北方民族的压力故然不假，但即使在较少受到这种压力的时候，南移的进程依然进行着，此间不见得与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有什么必然联系。就笔者愚见，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动因，归根到底应是由于北方经济的发展而导致了人口的膨胀，使得北方的耕地及粮食产量面临巨大的压力，以至于北方民众在生活上面临极大挑战，故不得不离乡别井，另谋出路。恰好当时的南方因为开发较迟，尚有较大的开拓空间，故吸引了不少北方民众南下求发展。以此观之，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压力，与其说是导致经济重心南移的动力，倒不如说是这一南移过程的催化剂显得更为恰当。换言之，终究是内因而非外因导致了经济重心的南移。
(二)谢氏认为因内蒙古的入侵导致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中断〔Ｐ５〕。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而这一观点也获得了不少的支持(其中自然包括了部分中国人)。就是说，同样也是外因的作用导致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发生了偏差(或者说脱离了原来的轨迹)。谢氏此立论是建立在宋代是前近代社会这一理论模式之上的，而这一看法又是基于将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与西方历史发展轨迹相比较之上的。如谢氏在概括宋代文化时，就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这明显就是以西方历史(特别是西欧历史)作为参照系的。但问题是，东西方的历史发展是否具有可比性，又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比性，这是问题的关键。迄今为止，这些问题都未取得显著的进展，更不要说是达成较为一致的看法了。因此，谢氏以此为基础的立论，虽然也有一定的启发性，但得出的结论却未必令人信服。笔者个人以为，只要不像西方汉学家那样，把蒙元史作为外国史(相对于中国史而言)来看待，则没有理由认为蒙古统治中国会打断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何况这一历史时期并不长久。
(三)谢氏又认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延误了印刷术的推广〔Ｐ１７４〕，这又是一个令笔者感到奇怪的结论。谢氏在此处大概想表达如下一种感觉：即中国人的不少发明都未能很好地为后人所用，有的反而被中国的敌人所利用而成了他们战胜中华文明的工具。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尽管中国人有着令人艳羡的四大发明，然而“外国人用火药来制造枪炮，中国人却用来造爆竹；外国人用指南针来航海，中国人却用来看风水。”相应地，活字印刷术的命运也有类似的情况。尽管宋人比西人早得多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然而直到清朝，在印刷行业中广泛应用的却依然是“落后的”雕板印刷术，而由活字印刷术印出来的书只占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倘若放眼世界而论，直正将活字印刷术发扬光大的却是欧洲的日尔曼人，尽管这比中国人晚了好几百年。由此可以看出，对自身的文明遗产不能很好地应用并予以进一步的发展，正是宋以后整个中国社会所面临旳重大问题。以这一角度来看，谢氏的结论也有深刻之处。但是，其结论似乎表述不当(不知是否与译者在翻译上的失误有关？)。由上文可知，并非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延误了印刷术的推广(因为印刷术自发明以后一直在广泛使用，宋及宋以后均是如此)，而应是传统的雕板印刷术应用的过于广泛阻碍了活字印刷术的推广。换言之，活字印刷术并没有起到太多促进中国文化交流和发展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
当然，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碍于篇幅关系，就不再多举例了。
第五篇：蒙元文化苑导游词
朋友们，蒙元文化苑位于锡林浩特市河西开发区，东临锡林湖，占地O．72平方公里，是一座全面反映蒙元历史文化的景区。景区以蒙元时期重大历史事件和蒙古民族对世界文化贡献为背景，以蒙古族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为主要内容，通过雕塑、博物馆、民俗馆、剧院等形式集中展现蒙元的辉煌历史。景区共分为四个部分：大漠沧桑景区——以成吉思汗骑马雕塑为中心，主要讲述传说中的蒙古族源、成吉思汗家族史及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等历史；马背驼铃景区——按照蒙古军西征的路线规划，展现那段咤叱风云的战争历史；元朝盛世景区——以忽必烈雕塑为中心，展现元朝时期辉煌的历史文化；塞上文明景区——以蒙元文化博物馆为中心，通过万余件蒙元时期的文物和以明安图雕塑系列展品为代表，展现蒙古民族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大漠沧桑景区中的雕塑，选用多种材料，运用多种艺术风格，在权威专家和艺术家的精心指导下精雕细刻而成。雕塑涵盖的内容上起图腾传说，下讫近代人物，是一部展现蒙元历史长河的画卷。其中，有一组雕塑是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族雕塑群，它展示了从蒙古族苍狼、白鹿的族源传说，到成吉思汗家族产生的艰苦历程。“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不仅在现今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妇孺皆知。在《沁园春·雪》里，毛泽东称成吉思汗为“一代天骄”。什么叫“天骄”呢?“天骄”就是“天之骄子”的简称。汉朝称匈奴人为“天之骄子”，意思是匈奴所以强盛，是上天骄宠的结果(亦有他种解释)。毛泽东称成吉思汗“一代天骄”，是因为成吉思汗在历史上曾经叱咤蒙古高原，统一蒙古各部。他统率蒙古铁骑，改写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讲到成吉思汗，有必要了解苍狼白鹿的传说。据记载，早先的蒙古部落分布在鄂嫩河中上游和肯特山地区，凡是源于额尔古纳·昆的氏族都被称作蒙古人。孛儿帖那(苍狼)是从额尔古纳·昆迁出的蒙古部落的首领，他与豁埃马阑勒(白鹿)结合，繁衍后代。他们的子孙中有一位朵奔篾儿干，娶阿阑豁阿为妻。据说阿阑豁阿在丈夫死后，因感受天光，生下三个儿子，他们的后代即称为尼鲁温蒙古，尼鲁温的意思是“腰”，表示他们出自阿阑豁阿的纯洁之腰，是不平凡的人。三个儿子中最小的叫孛端察儿，他是孛儿只斤氏族之祖，成吉思汗即出自这个氏族。公元1162年，蒙古部落的一位英雄也速该(铁木真的父亲)，率众攻打塔塔儿部获胜，俘虏了名叫帖木真兀格的酋长。十分凑巧的是，当也速该凯旋回到鄂嫩河畔的帐幕时，他的妻子诃额仑恰好生下一子，依照蒙古记功的习惯，也速该以所俘酋长的名字为儿子起名为铁木真。铁木真九岁那年，父亲带他到弘吉剌部去求亲，在也速该回来的路上，经过塔塔儿人的营盘。塔塔儿人酒肉款待，却暗中下毒，也速该回到家中便不治而亡，铁木真家从此中落。铁木真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长大，他忍辱负重，重振家业。几多失败，几多胜利，铁木真不仅懂得了谋略，而且学会了拼杀。他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能够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他麾下之军队有严明的纪律，灵活巧妙的战术。他联合王罕、札木合击败了篾尔乞人，消灭了毒死他父亲的塔塔儿部落，报了杀父之仇。之后，他又同王罕合兵，打败了札木合；紧接着又消灭了王罕，最后战胜了当时蒙古高原最强大的乃蛮部落。至此，铁木真终于把蒙古草原各部统一起来。1206年春，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即大汗位，号“成吉思”，建立了大蒙古国。之后，成吉思汗发动了整个13世纪最大规模的对外军事进攻。蒙古军队的足迹遍及亚、欧两大陆的广大地区，征服了许多国家，为各国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吉思汗的对外军事扩张，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西征和南下。西征的结果是逐步形成了蒙古四大汗国，分别是：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利汗国。其子孙在经历了70多年的南下征服，最后创建了规模空前的元王朝。在这大漠沧桑景区，人们即可按照西征路线的雕塑，追寻当年蒙古骑兵铁蹄留下的足迹。成吉思汗曾三次率兵征讨西夏。1227年，最后一次对西夏用兵时，成吉思汗身负重伤，且因天气炎热故病势加重。他预感不久于人世，留下遗言，立窝阔台为大汗继承人。又根据自己多年对金战争的经验，制定好灭亡金国的战略。窝阔台遵循遗言，灭了金，为元朝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成吉思汗的成功，得益于他的雄才大略。他“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仍能不屈不挠奋斗到底。他善于抚众，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有超人的组织才能，在他的帐下聚集了来自各个部落、各个国家的杰出人物；他具卓越的军事天赋，能制定正确的战略，对守土定居国家充分发挥了骑兵的优势，攻无不克；他深明治国之道，创立了游牧帝国的统治秩序，虽然他不识字，但懂得倡导文字，将各种文化为己所用。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一个成功人物所应具备的诸多品质，不愧为“一代天骄”。他永远是蒙古人心目中的神圣人物。
;成吉思汗逝世后，蒙古军队势如破竹，灭了西夏和金朝，同南宋小朝廷只隔一条淮水。1251年蒙古国的汗位由蒙哥(忽必烈的哥哥)继承，他把漠南的军事大权完全交给了忽必烈。公元1258年，蒙哥派忽必烈进攻鄂州(湖北)，派大将兀良合台攻潭州，自己则亲率大军过六盘山，进攻四川。蒙哥在征南宋攻打四川合州时中了箭，死在军营中，而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正乘机图谋汗位。忽必烈得知这一消息当机立断，马上同南宋签订和约，迅速率兵北上。1260年，忽必烈在部分蒙古军政要员的支持下，在开平府，也就是今天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的元上都，抢先登上汗位。1271年，忽必烈下诏改国号，把蒙古汗国更为大元帝国，此前七年，改燕京为中都，即今天的北京。1272年，他又把中都改为大都，并宣布在此建都。第二年元旦，忽必烈接受群臣朝贺，正式把都城迁往大都。六年后，也就是1279年，忽必烈彻底消灭了腐朽没落的南宋王朝，完成了国家的大统一。忽必烈实现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统一，结束了从唐末以来战乱不止的分裂局面，为中国历史的推进作出了贡献。忽必烈曾让八思巴管理西藏。八思巴是当时西藏喇嘛教萨迦派的首领，7岁就被誉为神童，能诵经数万言，且能通晓其大意。1264年，忽必烈下诏，让八思巴全权负责佛教和藏族地区的一切军政大事。忽必烈敢把这样的重任交给八思巴，其魄力之大，见识之高，可以想见。结果，八思巴不仅把西藏治理得井井有条，而且促进了多民族的文化交流。忽必烈此举，基本结束了西藏300余年的战乱局面。忽必烈还能够不拘一格，重用人才。他任用各族有识之士，采纳他们的合理建议。比如，他改国号为大元以及设中书省等机构，就是采纳了汉人刘秉忠的建议。在这里特别说一下忽必烈重用安童之事：安童原是忽必烈弟弟阿里不哥的部下，阿里不哥被打败之后，忽必烈拘捕了他的部下千余人，其中就有安童。忽必烈发现安童很有才能，准备用他，但为了考察安童的见识，就故意对他说：“我想把这千余人统统处死，你看如何?”安童说：“人各为其主，您刚得了天下，就因私仇而胡乱杀人，将用什么去征服未归附的人呢?”忽必烈听了大喜，说道：“你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1265年，安童才18岁，忽必烈任命他为光禄大夫，中书右丞相。后来，安童守边10年，立下了赫赫战功。由此可见，忽必烈不愧为成吉思汗的子孙，也是一代圣主。内蒙古是歌的海洋，酒的故乡。草原上的酒，不但是圣洁的象征，而且也传递着真诚、坦荡。这里的酒，能化解陌生，素不相识的人，只要同饮一壶酒，便会心心相印。这里的酒，可净化人的精神，即使心被尘世污染，也能再现清亮、坦诚之本色。这里的酒凝结着张扬个性、激活生命力的草原文化精神。蒙古族传统的酿酒原料，就是畜奶，但一般用马奶专酿奶酒。所以，草原奶酒习惯称为马奶酒或蒙古酒。奶酒是一种绿色饮品，酒精含量一般为14～20度。适量饮用会促进血液循环、清食健胃，冬天能抗寒、防冻。传统蒙医和藏医至今仍用马奶酒作为药引子。在这乳汁飘香的草原上，孕育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其中就有一位蒙古族数学家明安图，是历史上少有的多学科科学家之一。他学识渊博，研究领域广，不仅在数学研究中有重大突破，而且在天文历法、地图测绘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历法学家和测绘学家。朋友们，来锡林浩特旅游，不可不去蒙元文化苑哟。在这里，游人们可增长不少关于蒙古族的历史、政治、军事、民俗等方面的知识。欢迎各位下次再来蒙元文化苑游览。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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