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兴盛·教案示例之一(共五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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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西汉的兴盛·教案示例之一

西汉的兴盛·教案示例之一

教案示例之一

第14课 西汉的兴盛

天津市河西区教研室高级教师 隋清钧

(一)教学目的1.掌握下列基础知识:

①西汉初休养生息政策,高祖至文景之治的政策措施。②汉武帝的大一统:经济措施;政治上“王国问题”的解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2.思想教育要求:

①通过讲述西汉初休养生息政策和汉的兴盛,进行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动力的教育。②认识汉武帝的大一统是西汉的鼎盛时期;经济的恢复发展是大一统的物质基础;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是强盛的重要原因。

3.培养学生能力:

①引导学生通过对“秦亡汉兴”的比较,培养运用基本观点分析问题的能力。②通过对汉武帝大一统的各项措施的学习,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汉初休养生息政策及效果。

汉武帝的大一统及评价。

讲课提纲、板书设计可参照《教师教学用书》。

(二)教学过程

1.复习提问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经赫赫一时的秦朝,不仅取得兼并战争的历史性胜利,而且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不可谓不强大。但是,这个国家二世而亡,在中国历史上应该说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问)秦朝迅速灭亡的原因是什么?(生:秦的暴政统治。赋税沉重、徭役频繁、刑法残酷。被秦末农民起义推翻。)对。秦亡的原因不是它的中央集权制度不好,问题在于秦朝的残暴统治。怎能不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呢?

2.导入新课

本来秦承战国长期战乱之后,实现统一,给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良好机会和充分条件,理应与民休息。但在其短暂的统治时期内,并没有采取恢复生产以安定民生的任何积极措施,却相反,急政暴虐有增无已,民不聊生、生产荒芜、内外骚动,终于被秦末农民大起义所推翻。前202年,在大破坏之后的废墟上,建立了西汉王朝。今天学习第14课西汉的兴盛。(板书课题)

3.讲授新课

秦的“二世而亡”,成了西汉君臣们谋求长治久安的殷鉴。如何避免新王朝走秦朝短命的复辙,决定了汉初统治阶级采取的统治政策。(板书)

一、汉初休养生息政策(列提纲讲述)

(1)原因:什么是“休养生息”?西汉初统治者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政策呢?(读注释、议论、教师归纳)①西汉初,所面临的严峻局面是经济萧条,国家贫困。课文中小字,就是描绘西汉刚建立时社会凋敝的历史画面。从天子到百姓,都被残破的社会经济困扰着,“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只能乘牛车,“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到处是一片荒凉景象。汉初君臣只有采取除秦苛法,与民休息,才能使社会的经济得到恢复,才能保证剥削来源和长治久安。否则社会不会安定。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让同学读一下汉高祖与大臣陆贾一段很有趣的对话的那段小字。(略)汉高祖虽文化修养不高,但能够明达地采纳臣下的建议,实行宽刑薄赋,文武并用的统治政策。他还命陆贾总结秦何以失天下,汉何以得天下及古代得失成败的历史经验,实在是个英明的决定。汉初统治集团,以皇帝为首,这样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接受历史上兴衰的教训,推行顺乎民心的轻徭薄赋政策,这对汉初制定和贯彻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2)汉高祖时措施 面对汉初大量人口死亡流散,土地荒芜的社会景象,汉高祖接连下令,制定休养生息政策。(可让学生逐句理解课文)①遣散士兵回家。让士兵复员生产,免除若干年徭役;②凡战时逃亡民众,回乡后恢复原有的爵位田宅。(这里既包括流亡农民,也有地主);③因饥荒自卖为奴婢者,释放为平民;④减轻田租,十五而税一。这些政策的实施,一则有利于恢复封建统治秩序;二则有利于农民得到一部分土地和时间,安定地从事农业生产。由于汉高祖采取上述积极措施,其后又经惠帝、吕后两朝,经济开始缓慢地恢复。到文景之世,社会经济全面回升,出现了文景之治。

(3)文景之治 汉文帝刘恒是汉初一位有政治才能和治国方略,很有作为的皇帝。即位时23岁,高祖之子,他在位23年间,继续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主要措施有:①进一步减轻赋税和徭役。曾连续12年全免田租,又把每年服徭役改为三年一次。②减轻刑罚,废除肉刑。什么是肉刑?(可读注释)如墨劓等刑罚都是从奴隶制时代沿袭下来的刑法,有些酷刑往往造成人体的残废。文帝废除肉刑还有一段“缇萦救父”的故事。文帝12年时,齐太仓令、名医淳于意有罪当刑,其少女缇萦上书汉文帝,指出肉刑太残酷,“刑者不可复属”,虽想改过自新也不可能了,“愿没入官婢、以赎父罪”。文帝很受感动,下诏废除肉刑。③提倡节险。文帝治国有句名言“治人事天莫若啬”,指爱惜人力物力。他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还因惜“百金,中人十家之产”而罢露台之作;还令后宫“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他终生谨慎从政,为历代学者称赞。文帝死后,景帝刘启即位,他继续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他在位十几年间,突出的是:①颁布重农诏书:“农业是天下的根本”。(读课引文)表明政府非常重视农业这个根本,其意是“食者民之本,民者国之本”。衣食之物不是取之于“渔猎山伐”,而是完全来自于农业生产和经营。“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增加粮食产量,才能安定民生,经济好转才有保障。把田租再减轻为三十税一,鼓励农业生产。②重治贪赃枉法。文帝时一方面减轻笞刑、断狱从轻,狱事简省。另一方面加强吏治,严惩贪官污吏,规定贪污受贿和为官经商都要从严惩处。所以,汉初官场比较廉明。

什么是“文景之治”?看课文83页的一段评述,可概括为:轻徭薄赋,重视农桑,法纪较为严明,社会较为安定,经济出现繁荣局面。

为什么汉初几十年里能出现“文景之治”这样的社会局面呢?(学生议论)由于汉初统治者面对社会经济残破的局面,接受秦暴政而亡的教训,把休养生息作为立国兴邦的基本国策。从高祖到文景之治的实践是成功的,说明:一方面在于政策的制定是正确的;一方面还在于它能得到认真的贯彻,尤其在于这种贯彻的连续性。尽管汉初统治阶级内部纷争相当复杂,外有匈奴之扰的威胁,但是作为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连续几代沿袭不变,这对于汉初经济的恢复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汉初的政治体制基本沿袭秦制,但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又恢复了秦代已废除的分封制,采用郡县与封国并行的体制。早在楚汉战争时期,刘邦为了网罗各股军事力量,与楚军争夺王位,曾分封了一批异姓王,他们在汉军大旗之下,使刘邦终成帝业。其后,他认为异姓王终不可信,而仅能利用。因此他成帝以后,先后以种种借口除掉异姓王,同时又分封刘氏子侄为同姓王,并与群臣刑白马之盟,立下“非刘氏不王”的誓约,作为巩固西汉中央政权的辅助手段。分封在汉初曾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后来由于封国特权很大,势力膨胀,中央集权与王国分权的矛盾日趋尖锐。终于酿成了西汉统治阶级内部的叛乱。(板书七国之乱)二、七国之乱

(1)王国势力的膨胀(背景)(问)封国势力为什么发展成为与中央集权对抗的独立王国呢?(生:略)①封地十分之大。②政治权力极大。③自主财经营利。王国可收取口赋田租,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经营冶铁铸钱之利。④拥兵自重,组织和发展自己的独立武装,对抗朝廷。王国势力的膨胀,构成了对西汉中央政府的严重威胁,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叛乱与平叛的斗争已不可避免。

(2)晁错的建议棗削藩 面对诸侯坐大,威胁西汉中央,最先发出警告的是文帝时的政治家贾谊,他建议文帝“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但文帝并没有解决这棘手的问题,景帝即位后,御史大夫晁错又提出整肃关东同姓王国的问题。当时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势力最强,又都是景帝长辈,早就蓄谋叛乱。晁错看出诸侯反已露,危在旦夕,向景帝提出著名的“削藩策”,主张逐步“削其枝郡”,归中央直接统辖。景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削藩。先后削夺赵、楚等王国的一些郡县,引起王国震恐。前154年,又下令削吴王刘濞两郡时,爆发了吴楚七国联合的起兵叛乱。史称“七国之乱”。(七国也看注释,但不作要求”

(3)“七国之乱”及平定叛乱 前154年,吴王刘濞串通其他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七国起兵叛乱。吴楚七国号称50万大军,气势很凶。20多万人西征长安。

如何对待吴楚之乱,朝廷内部展开了激烈斗争。晁错力主武力镇压,建议景帝亲征,并积极筹划军需供应。景帝起初采纳晁错削藩之策,为的是巩固刘氏江山。但是,一旦发生吴楚七国之乱,又下不了台,不肯担当政治责任,竟听信谗言,想以牺牲忠良,换取和平,仓猝将身着朝服的心腹、他的老师晁错绑至东市腰斩,以为七国之乱即可平息。殊不知吴楚反而更加凶恶地向中央进攻。景帝这才决心讨代叛乱,派周亚夫任大将率军迎击。一面断吴军粮道,一面向吴军发动总攻,三个月内消灭了吴楚等国的叛军。由于吴楚七国叛乱,破坏了社会安定局面,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很不得人心,所以很快就失败。景帝抓住平叛胜利的有利时机,着手解决王国问题。颁布法令,剥夺诸侯王的治民权,令其“不与政事”,任免官吏须由朝廷;财政上取消“诸侯皆赋”,“唯得衣食租税”。从此,诸侯王的政治经济实力被大大削弱,对于西汉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意义十分重大。到武帝时,王国问题从根本上解决。

三、汉武帝的大一统(板书)

西汉从高祖创建,历经几代人共60多年的努力,到一代雄主汉武帝时,他继承文景之治带来的富强国势和安定政局,使西汉进入鼎盛时期。武帝即位时,西汉已相当富庶,史书上描述“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库府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引导学生读84页一段同样内容的小字)这与西汉初所描绘的那幅一片凄凉景象的历史画面相比,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人口已有3000多万,到西汉末年已近6000万,达到我国封建社会前期人口的最高峰。

汉武帝刘彻是历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看84页画像)在位53年(前140年椙—87年),他的文冶武功促使西汉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出现大一统的局面,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大大加强。他是采取哪些措施促进和巩固了大一统局面的呢?(板书标题,逐项讲述)

(1)财政经济的新措施 ①统一铸“五铢钱”。汉初的币制极为混乱,对国家的财政管理很不便,为解决这个问题,景帝时曾禁止私人铸钱。汉武帝时,宣布禁止民间及各郡国铸钱,把铸币权收归中央,由国家统一铸造新币“五铢钱”(重3.33克,看84页图)作为法定货币通行,将各种旧币全部销毁。从此钱币归于统一,克服了混乱现象,有利于商品交换和稳定经济,也大大加强了皇权。②盐铁官营。盐和铁都是人民日常生活和生产中所必需的。汉代煮盐和冶铁业是工商业中资金最大,利润最高的重要部门。而富商把持盐铁业,投机倒把,大发横材,而且往往招募流亡,聚集成百上千人,对社会治安也很有妨害。因此,汉武帝下令把盐铁业收归国家专营,由国家在各地设盐官、铁官管理,垄断经营生产和销售,增加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根本上消弭了地方封国的财经实力,维护了中央集权制度。但这种抑商政策,在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对后世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产生的消极作用很大。

(2)“王国问题”的解决 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王国势力普遍削弱,其政治地位下降,经济实力削弱。但是诸侯王国分权势力和中央集权的矛盾并未解决,大的封国“连城数十,地方千里”,仍是中央集权国家的隐患。

汉武帝时,为实现“一统乎天子”,进一步“强干弱枝”,解决王国问题,主要实行了:(板书)①推恩削藩。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子第可在王国中封侯。天子使诸侯得“推恩”,于是诸王国封地亦初分割,“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王国的实力更削弱了。②酹金夺候。武帝又以祭宗庙时王侯贡献的酹金少或成色不佳为理由,多次削夺爵位,废除了大批王国和侯国,领地大都归中央政府管辖。从而解决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使西汉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大大加强。

(3)改革仕进,选拔人才 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在我国历史上之所以占有重要地位,与他重视人才,破格录用人才很有关系。秦末汉初,经过战争洗礼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多布衣将相,武力功臣。汉高祖晚年时,已认识到在政府官员中增加“贤者智能”的必要,下诏求贤。到汉武帝时,汉初的功臣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选用新人接班更具有紧迫感。为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逐步建立和发展了新的选拔人才的仕进制度。武帝时,采用推荐和自荐人才的制度。所谓“察举”,就是察廉举荐之意。每年一次岁举,地方要向中央举存人才;有人数的限定,选官比较严格。凡推举之人不当者,地方官要承担责任。在这种制度刺激下,读书人竞相讲求孝行、廉洁,社会上逐步形成一种注重名节的风气。汉代确实出现了一批名臣武将、贤良能直言者。为武帝献推恩令的主父偃,就是被推荐的人才。他出身贫寒,长期怀才不遇,“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后来到长安,向武帝献策,受到朝奏暮召入见的殊遇。“所言九事,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都是争时务之言,其才识得到武帝的赏识,先拜郎中,后他又数上疏言事,“岁中四迁”,由皇帝侍从官,到官居要职中大夫,主掌议论。又如出身低微的朱买臣、公主家奴卫青等都曾受到武帝提拔重用,成为西汉名臣武将。显然,武帝时重视选拔重用人才,对加强封建集权的统治起了积极作用。人才辈出,不仅大大促进了当时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思想、学术、文化的发展。

(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初承秦之敝,百废待举,决定了统治者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平定四海,亦末皇庠序之事也。”当时还没有顾得上兴办文化教育。随着西汉经济的发展繁荣,中央集权的加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适应封建统治现实的需要,加强政治思想统一和对文化教育的专制统治,更为重要。

汉武帝采纳了汉代名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看85页画像),主要采取了以下两方面的措施:①确定以封建统治所需要的政治学说,把儒家思想作为整个思想学术界的指导思想,其他学派的思想都受到排斥。“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道,勿使并进。”这种唯儒独尊的政治思想统治格局,在封建社会中一直延续下来。②大力推行儒家教育。用设立学校,推行教化,来扩大儒家思想的影响,董仲舒认为:“凡以教化不立,而民不正也。„„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在长安兴办太学(看86页插图)。郡国乡邑也要办各级地方的学校,把儒家《五经》列为教学内容。设五经博士为教官,招收博士弟子入学,这样就扩大了儒学的社会基础。这标志着把教书育人与选拔人才相结合,使儒家政治思想的原则得到基本的贯彻,对后世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怎样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做出历史的评价呢?(学生议论:略)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从这两个历史事件中,可以观察到秦汉时期社会政治的重大变化和独尊儒术的历史的必然性。秦始皇对待思想文化采取简单粗暴的政策,结果并未能巩固统治,反而加速了秦朝的灭亡。汉武帝从秦亡和汉初七国之乱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从意识形态方面巩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必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全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对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国家的统一,在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但是儒家思想独尊的局面,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汉武帝时,就是采取了上述措施,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几方面出现了大一统局面。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西汉的强盛又为武帝的“武功”,开拓疆域,巩固发展强大的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巩固小结

“西汉的强盛”,我们主要学习了两个重点。一是西汉初年为什么要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从汉高祖到文景之治,政策的连续贯彻,说明汉初六七十年间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二是汉武帝时采取了哪些措施促进和巩固了大一统局面?采取了适合当时国情的有效措施,取得成效,使西汉进入鼎盛时期。历史的学习,可使我们从中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5.作业

①回答82页、86页课本上的问答题。

②完成课后练习题。

(三)教法建议

“七国之乱”一目全为小字,各地学校可根据自身灵活处理,教案仅供参考。

第二篇:西汉文学研究

西汉文学研究

摘要:西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而这一时期文学领域里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士不遇”文学主题的凸显。由于“不遇”文士身份的不同,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不遇”之情绪也有差别。西汉“士不遇”文学主题的突出,既与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确立从而引起的士的地位变化有关,也与士人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意识和中国文学中的“风雅”精神有关。

关键词:西汉;士不遇;主题;风雅

“士不遇”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比较常见的一大主题。自从屈原《离骚》、宋玉《九辩》以来,在绵延的文学历史长河中,此类作品可以说是代不乏作,历久不衰,并且涉及到诸如赋、散文、诗歌、词乃至小说等各种文学体裁。统观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西汉时期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特别多,十分引人注目。西汉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强盛之世,却产生了如此多的“士不遇”作品,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下面我们试就这一问题加以简要分析和探讨。

一、西汉“士不遇”主题文学作品鸟瞰

西汉时期,去战国未远,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最终自沉汨罗江以明志的悲剧性命运,很容易引起西汉士人的同情与联想,因而汉代的“士不遇”文学作品往往是从吊屈原开始的。贾谊的《吊屈原赋》是汉代最早的凭吊屈原的文学作品。贾谊少年得志,受到文帝的赏识,擢为太中大夫,但因受到灌婴、周勃等人的谄害,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路过湘江时,很自然地想到了与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屈原,便创作了此赋。在赋中,贾谊对屈原的遭遇扼腕叹息,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圣贤逆曳兮,方正倒植。”“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极其强烈地抒发了志士不遇的悲愤,谴责了黑白颠倒、小人得志、俊才遭弃的社会现实。这篇赋名为吊屈原,实则自吊。在贾谊《吊屈原赋》的影响下,西汉文人纷纷以凭吊屈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士不遇”的情怀或对“士不遇”这种社会现实的认识与理解,如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以及扬雄的《反离骚》等等。东方朔在《七谏》中对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对于屈原选择以死来抗争的方式并不认同。篇中曾提到“怀计谋而不见用兮,岩穴处而隐藏”,“经浊世而不得志兮,愿侧身岩穴而托”,这就表明东方朔思想中有着较为浓重的归隐意识。无独有偶,扬雄《反离骚》篇末云:“昔仲尼之去鲁兮,婓婓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溷渔父之餔歠兮,洁沐浴之振衣。弃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遗。”同样对屈原自杀明志的行为颇有微词。在汉初,黄老思想大盛,即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道家思想并未销声匿迹,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汉士人。因此西汉士人除了受到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思想影响之外,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还有一些作品,是通过直抒胸臆的方式来表现“士不遇”这一主题的,作者的愤懑之情充斥其间,使作品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是汉代这类作品的肇始。此赋大约作于作者晚年居家之时,赋中的“不出户庭,庶无过矣”正是其待家避罪的心灵写照。汉武帝时,董仲舒与公孙弘同治《公羊春秋》,公孙弘的学问不如董仲舒,但由于善于奉承,而至公卿之位。董仲舒心里不服,认为他是阿谀得宠,公孙弘怀恨在心,建议汉武帝使其相胶西王,妄图借胶西王之手加害董仲舒。虽然胶西王善待董仲舒,但董仲舒恐时久获罪,便称病辞官,居家至死。董仲舒在此赋的开始,“首先高扬了‘士’之独立存在的价值”[1],认为“士”之所以“不遇”,是因为既“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又不“屈意从人”,此后对黑白混淆、世道幽昧的社会现实作了批判。鲁迅先生曾评价此赋说:“虽为纯粹儒者之言,而牢愁狷狭之意尽矣。”[2]在中国文学史上,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是第一次以“士不遇”为题目,并把它作为独立的重要主题来论述的文学作品,尽管其文学价值不算很高,但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篇赋的直接影响下,司马迁创作了《悲士不遇赋》。这篇赋并“没有对‘个人’的不遇表示什么悲切的看法,只是对‘士不遇’类于概念化的表述”[3]。而司马迁直接表达自己的愤懑不平之气与不遇情怀的则是其《报任安书》。在这封给任安的信中,司马迁声泪俱下地叙述了自己忠而获罪以至遭宫刑的悲惨遭遇,以及无法“推贤进士”以尽职责的尴尬处境。

此外,汉代还有一些“士不遇”主题作品是通过主客对答的方式来表现的,如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等。《答客难》中,客人向东方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战国时期的张仪、苏秦之流,凭借自己的纵横之术而践将相之位,而东方先生学富五车,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东方朔以时迁事异来回答:战国时期,各国诸侯为了生存与壮大而礼贤下士;现如今,“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天下无害,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由以上观之,在西汉盛世的文学作品中,抒发怀才不遇之感与不平之气并非个别现象,从而导致了这一时期“士不遇”文学主题的凸显。“这充分说明悲士不遇已成为西汉文士对自身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的否定性情感体验。反映了‘盛世’对人的压抑情况。”[3]

二、汉代“不遇”文士的身份探析

东汉班固曾在《两都赋序》中说:

故言语侍从之士,若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文选》卷一)

由此可见,在班固看来,西汉擅长文章的作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学侍从之士,另一类是公卿大夫。这两类人都创作过“士不遇”的作品,而这一文学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西汉以经术取士,很多通一经或数经的士人地位显赫。“如公孙弘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为汉武丞相。倪宽为廷尉奏谳掾,以古法义决疑狱,遂见重。以议封禅贡谀,为汉武御史大夫。张汤为廷尉,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武帝又使董仲舒弟子吕步舒,治淮南狱,以《春秋》断于外,不报,天子皆以为是。”[5]精通经学者,都被统治者视为栋梁之材,并给予一定的职位以尽其材,但宦海**险恶,总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重用。这些未得到重用的公卿大夫所写的这类“士不遇”作品,有着浓烈的愤懑之气。像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主要宣泄的就是那种无法施展自我才华的抑郁不平之气和对于小人得志的愤慨。因为他们有经天纬地之材,也有大施宏图的心志,但总是受到别人的排挤与陷害,于是只能“不平则鸣”,通过文章来宣泄自己的不平之气。然而对于东方朔、王褒等这些侍从之士来说,他们在统治者眼中只是视如俳倡。他们被“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司马迁《报任安书》),在皇帝身边,只供“诙啁而已”。时人称东方朔“口谐倡辩”、“应谐以优”(《汉书》卷65《东方朔传》)。枚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緤黩贵幸”,自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汉书》卷51《枚皋传》);又《汉书》卷64上《严助传》称“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在汉代帝王中,大约数汉宣帝对辞赋的评价最高。他不仅视辞赋为娱乐的工具,还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既有“仁义讽谕”的作用,又能帮助人增长有关“鸟兽虫鱼”等博物的知识(《汉书·王褒传》)。尽管如此,当有人批评汉宣帝爱好辞赋时,汉宣帝称赋家“贤于倡优博弈远矣”,实质上他看待赋家依然等同倡优。因而西汉那些不通经术的文学之士,在政治上毫无前途可言,根本没有一展“治平”宏图的机会,而他们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这些人所创作的“士不遇”作品,抒发的是“时不我遇”的无奈之情,而不是遭受别人排挤与陷害的愤懑之情。

三、“士不遇”文学主题凸显的文化成因 西汉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在文学领域“士不遇”主题却如此明显,这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它既与封建专制制度确立、皇权膨胀从而引起的士的地位变化有关,也与文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大多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有关。

西周时期,“士”是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中最低的一个等级。进入战国以后,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局中,西周以来严格的等级制度逐渐被打破。作为介于贵族与庶人之间的士阶层,便成了庶人上升与贵族下降的中间地带,因而士集团不断扩大。并且在等级制度崩坏和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士人所拥有的知识与职守分离,从而使士阶层从统治集团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智能阶层。士阶层作为智能阶层崛起之后,便形成了与以各国诸侯为代表的权势阶层相对立的政治局面。智能阶层代表着道统,而权势阶层把持着政统。智能阶层以自己的思想为思想,以自己的立场为立场,从“道”不从君,自觉地把道统凌驾于政统之上;而权势阶层也需要道统的支持来加强其权力的合法性。因此,“战国时期的知识阶层自重有加,争取和王侯之间保持一种师友而不是君臣的关系”。如从《史记·魏世家》所记载的田子方与文候太子击的对话,就可以见出当时主与客是一种比较民主的关系。太子击在朝歌遇到魏文候的老师,引车回避并下车拜见,而田子方却不以适当的礼节应对。太子感到不高兴,便问:“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田子方答道:“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履然,奈何其同之哉?”类似的例子在战国时期可以说不胜枚举,如《淮南子·修务训》、《吕氏春秋·期贤》中记载的魏文候过段干木闾,未尝不轼,以及《战国策·齐策四》所记载的齐宣王与颜斶的辩论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战国士人在直面世君时,有相当的主体性,敢于与其争辩。当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一国不能实现时,士人便另投他国。“合则留,不合则去”,“士无常君,国无定臣”,此时的士人不存在遇不遇的问题,此处不遇可以遇于彼处。当然,士人这种主体选择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士人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必须依靠某一位“知己明君”。因而,“先秦的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和现实政权已有相当的依附性,正是这种依附性,对他们的人格气质、文化心理及精神生产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7]。由于这种依附性,孟子理想中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存在。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加强,士人对政权的依附性逐渐增强,甚至产生了某种奴性。

士阶层的黄金时代——战国逝去之后,随着秦汉中央专制制度的建立,皇权的膨胀,士人阶层所受到的束缚日益加重,尽管在汉初的一段时间内,诸侯王拥城自治,罗致人才,形成了士人自由流动的社会环境,当时的文士司马相如、枚皋等都有客游诸侯国的经历。汉景帝削平七国之乱后,藩国势力大大削弱,尤其是汉武帝采取种种措施加强中央专制,大一统形态逐步强化。汉武帝也注意招徕各诸侯国的士人为己所用,司马相如等人逐渐聚集到皇帝身边。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士人无论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还是为实现对现实的干预,只能入仕为中央朝廷服务,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因而先秦士人已具有的对王权的依附性,在此时空前加强。原来的主客或师友关系变为纯粹的君臣关系,皇帝高高在上,而臣下只能匍匐在君威之下,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力。司马迁只因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便不得不面临遭受宫刑的惩罚。在这种情势下,汉代士人对专制政治普遍感到一种压力,汉文帝时贾山《至言》中说:“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断者;万钧之所在,无不靡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君对臣“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东方朔《答客难》)惶恐隐忍,便成为西汉士人普遍的情感心理状态。西汉文士对战国士人优游于诸侯之间,甚至弄诸侯于股掌之上的风采,何其钦佩与羡慕。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于是对比之下西汉士人心里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并且汉代的士人与先秦诸子一样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精神,梦想位至将相之尊,然而西汉士人若想实现自己的价值,途径只有一条即得到皇帝的赏识。但要得到皇帝的赏识何其难,皇帝也是一个凡人,他对周围人事的看法受到种种的局限,况且还有官僚重臣的弄权,就像贾谊被周勃等人谄害一样。所以西汉的士人要想“遇”,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不容易的。战国时代一去不复返,士人又在现实中常常遭到种种不平,他们便通过文学创作来宣泄这种对美好时代逝去的失望与自己

[6]的牢愁。这样,西汉时期的“士不遇”文学作品便应运而生。

“士不遇”文学主题,战国时屈原的《离骚》、宋玉的《九辩》已肇其端。但到了西汉文士手中,这一主题的文学作品才蔚为大观。其实西汉的“士不遇”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继承了《诗经》的“风雅”精神,因为西汉的文士有关注现实的热情与强烈的政治意识,他们通过文学作品来抒愤,也委婉曲折地批判现实的不公正。西汉的“士不遇”作品同汉乐主悲一样,弥漫着一股感伤的情绪,对后世的“士不遇”主题文学有着不小的影响。学而优则仕。入仕参政几乎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而由于时代环境、用人制度以及个人才能等诸多因素,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是众多士人的共同遭际。在“不遇”感的驱使之下,他们发愤以抒情,不断创作出“士不遇”主题的文学作品,乃至形成了中国古代千百年来源远流长的一种文学传统。

参考文献:

[1]徐国荣.中古感伤文学原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鲁迅.汉文学史纲要[A]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徐国荣.中古感伤文学原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4]池万兴.从西汉“士不遇”赋看西汉文士的“不遇”现象[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5,(4). [5]钱穆.秦汉史.北京:三联书店,2004.

[6]张立文主编.中国学术通史(先秦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万光治.汉赋通论[M].成都:巴蜀书社,1989.

第三篇:西汉故事读后感

西汉故事读后感

(一)读完《王莽称帝》这个故事,《西汉故事》这本书就全部被我看完了。合上书本,脑海里面回响的依然是嘶鸣的战马,杀敌的将士。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张良拜师》和《约法三章》。

《张良拜师》主要讲了张良向一个老人拜师学习本领,老人叫他五日后到桥上去,然后就走了。第五天,张良一早起来就匆匆忙忙洗过脸到桥上去了。谁知道老头儿正生着气,对他说:“小子,怎么还要叫我等着你?五天后再来吧。”又过了五天,张良一听见鸡叫,脸也不洗,就跑到大桥上去了。谁知老人早已道桥上去了。最后一次张良半夜就跑到大桥上了,老人交给他一本书,这本书让张良学到了很多本领。我才明白:做事不能半途而废,要持之以恒,才能有所成就。

《约法三章》主要讲了刘邦与咸阳的老百姓约定了三条律法:第一,杀人要偿命;第二,伤人要抵罪;第三,抢劫盗窃要赔偿。废除秦朝其他的一切严苛法律。饱受秦朝暴政的百姓们奔走相告,欢呼庆幸。大家都能遵守新的法令,生活也正常起来,社会就慢慢地稳定。我觉得任何严酷的法律都不能长久,像商纣王、秦始皇等,要学习刘邦的办法,让百姓真心顺从,社会才能稳定。

读完这本书,历史上的朝代分分合合,久合必分分久必合,中华历史五千年,历史上的名人数不胜数,文人思想是代代流传,老子、孔子、孟子、……,以后我要好好学习历史,学习中国古人的文化和智慧。

西汉故事读后感

(二)最近我读了校信通推荐的《西汉故事》一书,它从“张良拜师”一直讲到“王莽称帝”.我收获了许多成语典故,并且知道它们的来历。比如:揭竿而起、约法三章、破釜沉舟、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楚河汉界、指鹿为马、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四面楚歌 …… 极大地丰富了我的历史知识.我觉得书中最精彩的还是霸王项羽和刘邦争天下的情节。项羽是将门之后,小时候有很好的学习条件。但无论是念书、习剑、还是学兵法,他都是虎头蛇尾,坚持不了几天。从他小时候看,我就觉得他长大后成不了大器。而刘邦却是一个小小的泗水亭长,他为什么能当上皇帝呢?我觉得,第一:刘邦每次打了胜仗,对将士们有封有赏,战士们都愿意跟着他打仗,人人都肯卖力。而项羽嫉贤妒能,打了胜仗既不赏功又不封赏。

第二:刘邦深得民心,处处为百姓着想。他进关中时跟百姓约法三章,深受百姓拥护。而项羽呢?他仗着自己力气大,能打仗,能杀人,认为天下的人都应当听他的。他性情暴躁,凡是对他不满的他就杀,有一次,他残忍地杀了二十万缴械投降的秦兵。攻下城池就杀人如麻,火烧阿房宫 …… 秦国刚灭 ,项羽马上就成了秦人心中新的暴君。可悲的是项羽在四面楚歌时,还认为是时运不济,一点也没意识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第三:成败的关键在于用人。刘邦不仅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优点和劣势还知人善用。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他不如张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他不如萧何;率军攻打,战必胜,攻必取,他不如韩信。这三位当世豪杰都能为他所重用。而项羽连他的亚父范増都不能重用,可以说他败在人才上。()我想假设项羽拥有张良、萧何、韩信,谁会得天下?谁会失天下?以项羽的性格、气量和见识,这三位豪杰终究还是会跑到刘邦那里的。

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西汉故事》让我受益匪浅,我明白了:做事要合乎规律,做人要心胸宽广,要博学,要虚心……每个人都要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要多读历史书,做一个真正的、智慧的中国人。

西汉故事读后感

(三)林汉达的这本《西汉故事》改自《史记》,非常精彩,讲述的是西汉时发生的真实历史。我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故事从秦始皇在会暨巡逻时差点被暗杀,项羽几乎被抓开始讲起 …… 步步惊险。“ 霸王 ” 项羽和 “ 汉王 ” 刘邦争王到刘邦家族和吕后家族的内斗……激烈沸腾。“ 霸王 ” 项羽悲壮的死去至吕后残杀忠诚……令人感慨。赵高 “ 指鹿为马 ” ,篡改秦始皇遗召……诡计多端。

其中的人物也各有特点:

秦始皇:虽然文采非常好,会用人才,善用计谋,但是凶狠残忍,不管人民的苦难,还喜好杀人。秦二世:天性残忍,跟父亲一样,而且尽用计谋,把秦国灭了还想去汉王那里做一番 “ 事业 ”.项羽:看着像一个大英雄,其实是一个宰人的屠夫,最终因为凶残才被杀。而且是被 “ 汉王 ” 手下所杀。韩信:天性斯文,会用兵,善用计,不会用臣。最后竟被自己的手下告死。刘邦:能用兵,善用计,知忠臣,会安抚民心,而且听取忠臣的建议,也体谅老百姓,所以做上了皇帝。王莽:王莽一路做到了代理皇帝,直到最后灭了强大的汉朝。就靠着民心,让老百姓都喜欢他的政策虽然他杀了不少忠臣,却也做了许多贡献。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物。

《西汉故事》这本书不仅情节多姿多彩,而且人物性格丰富。大家不妨也可以去看一看。

第四篇:兴盛超市调查报告

公司介绍:

芙蓉兴盛成立于2001年9月,是一家以超市管理、形象设计、信息咨询、市场调研、营销策划、物流配送为一体的便利超市连锁有限公司。他集大型超市与便利店之大成,以文化和亲情为纽带,视顾客为亲人的经营理念,独创了一种现代商业营销新模式——便利超市。

芙蓉兴盛已发展门店达1200多家、从业人员6000多人。连锁经营的规模效应,无论是单店还是总公司,销售额都得到了大幅度增长。

现已构建起遍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大省区为中心的服务网络,湖南省区下至南县、望城、益阳、岳阳、长沙、株洲、衡阳、湘潭市县区域的市场网络,树立起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并获得了宝贵的复制经验。

芙蓉兴盛秉持“兴盛为人人,人人都兴盛”的经营宗旨,积极整合各种资源,将厂商、店家及消费者的利益完美结合,达到多方共赢,从而走上了一条低投入、高产出、能复制、再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各级政府的支持,社会群体的信赖和公司现有发展基础上,未来五年内,公司将对全国目标城市实施全面拓展。

第五篇:纪录片《兴盛》观感

《THRIVE 兴盛》——谁在控制世界?

“全部真相几乎都在这里”---《兴盛》

“全部真相几乎都在这里。”这不是夸张,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兴盛》中涉及的信息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这似乎更像是天方夜谭。而我想说的是——我们有没有反问过自己,从小到大学过的知识又有哪样不是别人灌输的,有一样是自己领悟的,自己实践的吗?我们内心的哪一个念头又真正属于自己,而不是受外界所左右呢,哪怕那个念头只有一瞬间!

纵观人类整体的发展,每一次主流知识彻底的变革都付出了血与火的代价,而那每一次变革的前后,所变的和被变的互相遥望彼此都会觉得荒诞可笑。

那到底“神马才不是坑爹”自然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关心的焦点。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所有知识是可以平等共享的,如果 我们还仅仅只是在教科书中沉溺,必然会堵塞自己本就无限的思路和创意,甚至是——不识坑爹真面目,只缘身在坑爹中。。

时值2011年年末,地球的所谓主宰——人类,在经历了必然的种种灾难和因果之后,在彼此伤害,于捷径中作茧自缚之后的今天,将共同面临着又一次巨大的变革,而这次,大的超乎想像。。

能把如此巨大的变革之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梳理明晰并全面呈现的,正是我现在推荐的这部纪录片——《兴盛》。《兴盛》简要说是一部通过追踪西方经济发展而揭开世界运作方式,并涵盖影响我们生命的各种力量面纱的,非常规型纪录电影。它把科学领域的突破与觉察、行动编织在一起,提供给我们真正的解决方法,使我们能够用史无前例地、无畏地战略来改造我们的生活与未来。

其中让人感触较深的就是下面这句话,以及说此话的人!

“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梅耶.罗斯切尔德

本章导读

当国际媒体成天炒作身家500亿美元的比尔.盖茨,蝉联世界首富宝座的时候,如果你信以为真,你就上当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所谓富豪排行榜上,你根本找不到“大道无形”的超级富豪们的身影,因为他们早已严密地控制了西方主要的媒体。

所谓“大隐,隐于朝”,罗斯切尔德家族今天仍在经营着银行业务,但是如果我们随机在北京或上海的街头问100个中国人,其中可能有99个知道美国花旗银行,而不见得有1个知道罗斯切尔德银行。

究竟谁是罗斯切尔德?如果一个从事金融行业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罗斯切尔德”(Rothschild)这个名字,就如同一个军人不知道拿破仑,研究物 理学的人不知道爱因斯坦一样不可思议。奇怪却并不意外的是,这个名字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但它对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 影响力是如此的巨大,而其知名度却是如此之低,其隐身能力让人叹为观止。

罗斯切尔德家族究竟拥有多少财富?这是一个世界之迷。保守的估计是30万亿美元!

罗斯切尔德家族到底是怎样赚到如此惊人的财富的?这就是本章要告诉你的故事。

严密的家族控制,完全不透明的黑箱操作,像钟表一般精确的协调,永远早于市场的信息获取,彻头彻尾的冷酷理智,永无止境的金权欲望,和基于这一切之上的 对金钱和财富的深刻洞察,以及天才的预见力,使得罗斯切尔德家族在世界两百多年金融、政治和战争的残酷漩涡中所向披靡,建立了一个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 为庞大的金融帝国。

详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9104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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