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教义学基本问题初探

第一篇：法教义学基本问题初探

法教义学基本问题初探

一、关于“法教义学”语义和译名的解析

在德语中，法教义学这个术语出现的频率很高，人们经常使用它，但却很少对它进行解释。而且这个词也很容易引发人的情感因素。一提起它，许多人会认为它就是保守的老一套，是教条主义。德国法学家魏德士说：“它似乎是法学家用来抵制某些新观点和价值观的工具，这些新观点和价值观向现行法律规范提出了质疑并希望进行修改。”因此在有些情形下，法教义学往往被作为是一个对狭义法学的贬义词，常常用于指不加反省、盲目信赖现行有效法律的一种学问态度。教义学的词根是dogma。《元照英美法词典》对dogma的解释是：(1)教理;教义;教条;信条。在罗马法中，偶尔用以描述元老院的决议或命令。(2)独断之见。还有对dogma的解释是：指阐释圣经及其启示所应严守的规则。德语Dogma源于希腊文dogma，从dokeimoi(“有道理”或“言之成理”)而来，dogma意指定理、原理或原则，后来引申为教义或信条。《牛津哲学词典》对dogma的解释是：一般指的是毫无疑问所持有的一种观念，具有无需辩护的确定性。在基督教会，指的是由教会所界定的，通过神示予以沟通的观念。Dogma这个词在希腊语中具有多种含义，例如“确定的观点”、“支配”、“具有约束力的理论规则”的意思。这个概念首先在哲学中使用，然后在(基督教)神学中使用。Dogma是“基本确信”、“信仰规则”的意思，它不是通过理性的证明，而是通过权威的宣言和源自信仰的接受(Akzeptanz)来排除怀疑。

相应地，Dogmatik就是讨论原理原则或教义信条的理论学说。教义学的思考方式最初即源于神学，原本是基督教会关于其信仰原则的研究。正是由于对圣经的解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义出多门、分歧不一，因此主流统治的教会机构，为了使信仰不至“走调”，就 1

制定了一些解释圣经与信仰的基本方针，作为神职人员解释圣经与信徒信仰的根据。由此即产生了神学教义学。据考证，“在基督教历史中最早开始发展一套信仰系统的时期约莫在第2世纪后半，在神学方面主要是为了与当时流传甚广的诺斯主义(Gnostizismus)相抗衡。”

在法学领域，长期以来学界对Rechtsdogmatik的译名并不统一。台湾学者往往将Rechtsdogmatik译为“法释义学”这样的用语，这显然是受到日本学者的译名影响所致。不过近年来，台湾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德文原文及其意涵主张应将其译为“法律信条论”。大陆学者对该词的译名不同，如舒国建在《法律论证理论》中译作“法教义学”。而童世骏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中将其误译为“法理学”或“法律学说”。王世洲不把Dogmatik翻译为教义学，“不仅是因为教义学的说法已经不符合现代德语的标准意思，而且是因为教义的说法与宗教的意思太近，在我们主张无神论的社会背景下，在刑法学中不使用教义的说法，有利于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和争论。”

本文采取舒国滢教授的译法，将Rechtsdogmatik译为“法教义学”(而非“法律教义学”)。这考虑到：其一，在德语中，法与法律是两个不同的词。Recht应当译为“法”而非“法律”。德语中表示法律教义学的另有其词：juristiche dogmatik。此外德语中还有个类似的称呼即“教义学法学”(dogmatische rechtswissenschaft);其二，依颜厥安之见，Rechtsdogmatik原本常译为“法教义学”，此乃师法Dogmatik在神学中之意义，但他认为用于法学中就不甚妥当。因此，颜厥安(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台湾学者)主张将其译为“法释义学”。其实，这一译法值得商榷。一方面，这种译法没有从dogmatik一词的本义出发进行翻译，另一方面，“法释义学”之译名无法区分开与之相近的“法律解释学”。固然，“法释义学”和“法律解释学”二者之间意思比较接近，而且实际上也存在

一定的联系，不过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将Rechtsdogmatik译为“法释义学”，显然无视法律解释学或者法律诠释学的存在。由于受到解释学的深刻影响，日本学者曾将法律学称之为“法律解释学”。川岛武宜谈到：“在法国和英美，法律学并没有被称之为‘法律解释学’。虽然德国通常将法律学称之为‘Rechtsdogmatik’，而且这一概念与我国的所谓‘法律解释学’的含义几乎相同，但并非完全相同。”川岛武宜同时认为：“总之，法律解释学拥有着‘决疑论的断定和对其所做的形而上学的论证’这样一种双重的结构，就此而言，它与中世纪天主教神学相同，也带有教义学的属性。”可见，法教义学和法律解释学有相同之处，但二者并不相同。不过在中文里，因为“释义学”一词往往容易跟词义相近但又不尽相同的“注释学”、“解释学”等相混淆。所以在法学上，学者往往将所谓“法律解释学”、“注释法学”之名称跟“法教义学”相混淆。同时亦足见国人对此概念的生疏。

如上所论，关于Rechtsdogmatik之译名，当今台湾不少学者主张将其译作“信条论”这一跟“教义学”意思相近的用语，其实亦可避免上述混淆。台湾学者陈妙芬认为：“虽然中文翻译‘法律释义学’比信条论感觉温和许多，译者似乎有意经由‘解释’强调Rechtsdogmatik的客观性，不过由德国重要法学家的观点看来，恐怕难以成立。法律信条论也许不是最达意的译法，但至少比法律释义学更能明确传达Dogmatik代表多数法律人共同意见的特性„„”其实对Rechtsdogmatik的准确译法应是“法教义学”。“法教义学”之译名不仅符合Rechtsdogmatik的基本语义，而且更能凸显出法学自始即与神学一样属于独断型诠释学这一品格。

二、法教义学知识及其演变

依颜厥安之见，一如神学释义学，法释义学一开始基本上是信仰的、规定的，而与科学追求客观理性似乎有相当的不同，因此法学作为一种科学竟然还有法释义学在其中，不是非常奇怪吗?而且，如果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但是在其他的社会科学领域中，从未有任何释义学的存在，为何独独在法学中会有法释义学呢?这恐怕跟法学的一种重要性质，即保守性有关。从总体上，可以说法学是一门比较保守的学科。法律的基本功能是保持社会秩序和行为规则不变，使之制度化，因此才有所谓的法治或规则的统治。尤其是，在传统的法学思维中，作为教义学的法学在许多方面是图解式的，强调法学解释应与法律意义相符。在这一点上，法学与其他学科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法学理论中更多的是关于法律必须遵守的说教。

上述对圣经的诠释态度其实是一种独断型诠释学。独断型诠释学旨在把卓越文献中早已众所周知的固定了的意义应用于我们所意欲解决的问题上，即将独断的知识内容应用于具体现实问题上。它的前提就是文献中的意义是早已固定和清楚明了的，无需我们重新加以探究。神学诠释学和法学诠释学均为其典型模式。从此意义上，将legal dogmatics译作“法释义学”，也不无道理。法学上的教义学的对象不再是圣经而是法律本身，甚至还包括法律的原理、原则。从历史上看，法律的权威并不是建立在人们对它的理性研究的态度上，而是借助政治上的强者构建自己的权威。因而传统法学对法律的研究是建立在一种对之深信不疑的基础上，当有利于传统的法律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法学家更多地是对这种观点的诠释，而鲜有批判精神。在西方法学史上，法教义学在发展当中一开始是以罗马法这种“神圣”法律文本为诠释对象，秉持着上述诠释态度与方法来研究法律。12世纪的法律科学家如同今天的法律科学家一样，通常从事的是很晚以后被称之为“法律教条学”(legal dogmatics)的工作，即系统地阐述法律规则的细节以及它们的相互关联、它们对于具体类型的情况的适用。这种独断型诠释学并不处于真理标准之下，它所涉及的不是真或假的问题，而是好与坏的问题。这种诠释学是实践性的，而非理论性的。到后来由于施莱尔马赫的努力，神学诠释学得以跻身一般诠释学之列，法律诠释学则一直在一般诠释学面前遭遇着欲入其门而不得的尴尬。自19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法律学者认为其任务主要在于对法律概念进行逻辑分析，建构法律体系，并且将概念体系运用于司法裁判。由此逐渐形成了以德国概念法学为典型的法学流派，同时亦彰显出欧陆国家深厚的法教义学研究传统。

这一时期的概念法学对法教义学产生了一种较为极端的看法。尤其是温德爱德(Windscheid)如下说法颇有代表性：他认为法教义学有下列三种主要任务：“(1)法律概念的加分析;(2)将此一分析综合而成一体系;(3)运用此一分析结果于司法裁判之论证。”按照这一解释，以教义学为特征的法学研究活动只不过是：对有效法律的描述;串联法律之概念体系，提供建议以解决法律案件的问题。与此相应的是，在法律解释问题上，概念法学主张法律文本的规范意旨以立法原意为依归，在解释中要尽量消解、排斥法官的主观性。显然，这是一种对法律文本的独断型诠释。由于这一缘故，人们往往把19世纪兴起的，研究某一特定法律体系或子体系的法律命题语句的实在法理论称作“法教义学”。这种法教义学往往跟各个部门法结合在一起。比如在德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刑法信条学是在李斯特和宾了时代创立的。罗克辛以为：“刑法信条学(即刑法教义学——引注)是研究刑法领域中各种法律规定和各种学术观点的解释、体系化和进一步发展的学科。”其主要任务是便于法学教育和发展刑法理论体系。

“作为给判决作准备的教义学的法学，明显地不符合经验主义的含义标准。因为根据逻辑经验主义的构想，除了实验科学外，只有作为形式学科的逻辑学和数学，可以要求获

得‘科学’的头衔。因此，法学的科学性的问题本应解决了。”所以，法教义学不是认识性的，而是规范性的，它具有规范建议的特点。规范性在此可被理解为“对有约束力的调整之建议，说明或确定(规范一建议、规范一说明和规范一表达的功能)。在那里，对‘规范性’的不同解释，可能被归于对法学客体领域的不同设想：如果人们把法学工作理解成给法官的判决作准备的活动，那么，人们就把无争议且有效的、有疑问的、和无争议但也没有效的法律规范之总和——法，确定为法学的客体。这样，法学的任务既是规范描述的(即在具体规范的有效性和内容无争议时)，也是规范规制的(当它表达了教义学的命题时)。法学遂被理解成法律教义学。”

在西方法学史上，法教义学知识乃是处于不断演变之中。从总体上，可以说法教义学一开始跟诠释学有关，到后来跟西方分析实证法学，尤其是概念法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后者为法教义学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对法律发展或适用的过程的理解上，这种法教义学乃致力于客观的认识概念、实体本体论的法概念、概括的意识形态和封闭的法体系的理念。

后来人们对这种法教义学观念批判如潮，主要乃着眼于其自以为是的无知。耶林在批判概念法学的过程中产生了另外一种与此相对的极端看法，即认为概念然系的分析在法学论证中完全无用，甚至是有害的。不过，对上述独断型诠释学支配下的法教义学观念的根本性批判，还是在20世纪哲学上的诠释学本体论转折以后。这种诠释学理论对上述独断型诠释学也提出了若干深刻的批判。加达默尔曾论述到：“虽然最近的诠释学也支持神学一教义学的兴趣，但它却显然更接近一种法学诠释学，这种法学诠释学曾非常独断地认为自己就是去实施由法律固定下来的法制。然而问题恰好在于，如果在制订法律的过程中忽视了解释法律时的探究因素，并认为法学诠释学的本质仅仅在于把个别案例归人一般法

律，这是否就是对法学诠释学的误解。”在法学领域，当今西方法学界对传统法律方法的批判，从哲学诠释学层面上就是本体论对方法论的批判和颠覆，从而在新的哲学基础上建构本体论上的法律解释理论。如德国法学家拉伦茨在以“法学方法论”之名讨论法律解释问题时，其所谓法学方法论却颇不同于法教义学在科学传统影响下的方法论概念，而更多地使用了哲学诠释学(尤其是加达默尔)的知识资源。

在上述诠释学转向的背景下，诠释学的实践品格凸显出来。“自古以来，就存在一种神学的诠释学和一种法学的诠释学，这两种诠释学与其说具有科学理论的性质，毋宁说它们更适应于那些具有科学教养的法官或牧师的实践活动，并且是为这种活动服务的。因此，诠释学问题从其历史起源开始就超出了现代科学方法论概念所设置的界限。”在此加达默尔首先就明确了诠释学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是一种实践理论或者说实践哲学。作为诠释学的实践哲学首先即要恢复被近代哲学所消解了的实践理性在实践领域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法教义学相关研究中，实践性是一种被认为的普遍性标准。它应该具有某种实践结果。或者说，应该具有实践性效力。法教义学的任务在此被理解为实践性的。

在考察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Phronesis)的基础上，芬兰法学家Niemi认为法律的实践性与语境性迫使我们采取一种非传统的法理学观念。依此观念，法教义学就不再是对法律的描述，而毋宁说是一种论证技术，从不同类型论据到结论所采取的步骤的技术。法教义学的目的是提供用于不同情景的有效的与有用的论据。川岛武宜也指出教义学的法律学是为了向大众确认法律或裁判具有合理理由的说服技术，它教会立法者或解说家就有关新法律向法律实分家和大众进行解说时的方法，以及它给裁判官提供在作出裁判时的说服技术，即如何主张基于既存法律或判例的裁判有其正当性的技术。在阿尔尼奥、阿列克西和佩策尼克那篇著名的《法律论证的基础》文中，他们认为，理性地达致可接受性是法教义

学的规定性原则。并且由此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具有最强的理性可接受性的解释，才具有最强的社会相关性。因此，法教义学应该设法为其规范主张获得更大的可接受性，但这种可接受性之获得必须考虑到理性论证的原则。

法教义学在解释现行法时，应当具备理性的说服力(rational uberzeugungskraft)。“在合意理论看来，法学的真理要求，不再去说明那个在认识论上有疑问的观念：只存在一个预设的惟一正确的决定，而是表达出要有令人信服的证立之要求。合意理论把注意力转向作为论证性学科的法学之特点：法学之理性在于它的论证之理性，或具体说，在于依据理性论证的标准去考察法律论证的可能性。于是，法学的科学理论遂汇入法律论证理论之河。”另一方面，以论证为旨趣的法教义学知识也应摆脱传统法教义学观念的约束。如台湾学者王立达所论：“基于前揭法学研究中之定位，法释义学未来实应挥别概念法学的扭影，不再自限于法律效力之偏狭面向，并且明白承认法效力与法规范论述的多样性，致力于发展足以统会道德的(moralishe)、伦理的(ethische)、政治八政策的(politische)、实用的(pragmatische)等多层面规范论述的研究架构。”

总之，在当今哲学社会思想背景下，人们对法教义学的理解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在法律论证理论这一新的法律方法论的视域中，法教义学之作为传统独断解释学的那种知识品格与印象日趋淡化，而具有了开放性、实践性，并因此不断趋近于现实社会生活。然而，法教义学在法学知识体系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其与法理学、法哲学等又是何种关系，以下将对此予以探讨。

三、法教义学之界定及其在法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

康德关于教义学的说法是：纯粹理性依照已定好的方式推展，而不对纯粹理性的能力本身进行批判。在康德春来，法教义学是“对自身能力未先予批判的纯粹理性的独断过程”。教义学者从某些未加检验就被当作真实的、先予的前提出发。法教义学不问法究竟是什么?法律认识在何种情况下、在何种范围中、以何种方式存在。法教义学的重要一点即在于：它只在体系内批判现行法，而并不探讨现行法体系(如民法体系)的有效性与否的问题。学者Creifelds亦认为法教义学“指的是关于有效法律的理论”。它并非关于理念或经验的学说，而是不脱离实证法研究的一个理论领域。因而也对法律实务有直接影响。舒国滢以为，“法教义学，又称为教义学法学，是研究某一特定法律体系或子体系(法律语句命题系统)的实在法理论。或者说，它是一门法律概念和法律制度的自成体系的基础学问，一门以科学的趣味来构建的法律学问。”台湾学者王立达认为对法教义学的定义虽然缺乏统一的见解，但一般认为“系指针对特定之法领域，依照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与个案裁判，阐明其规范内涵，并且整理归纳出原理原则，以方便法律适用、法律续造甚或法律改革的一种学问。”因此，我国台湾学者一般将诸如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基础知识的取得与研究，归属于法教义学的范围。而将其跟法理学、法史学、法社会学等学科相并列。如吴从周即认为，法释义学(即法教义学——引注)一般指民法、刑法、宪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具有成文法典与具体条文的个别学科——是研究有关现行实证法的规范意义之学科。它是以现有的法体系为真实作为前提，就“现有的状况”来进行思考。当然，“这不意指法律教义学必然诱使无批判，但即使它是在批判，如对法律规范进行批判性审视，也总是在系统内部论证，并不触及现存的体制。”

阿尔尼奥认为，在一般用法上，“法学研究”指的是至少四种不同的科学行为。我们可以区分为历史法学、法社会学、比较法学和法教义学。其中至少两种是紧密相关的。区

别在于行为客体的不同：比较法学表述、分析和解释在他国中法律规范的效力，法教义学注重特定的法律序列。法社会学在法律的谱系中有特殊的位置。它不特别地注重法律规范效力的解释，相反，它关注法治社会中特定的规则性，例如关于人们的行为，或者法律规范的社会效果等。法社会学运用特殊的研究方法(经验的，数据分析等等)。这就意味着法教义学与法社会学之间有着明显的界分。从我们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法社会学与法教义学的区别是重点。法教义学是典型的解释性法学分支。它运用法社会学提供的事实，但是解释本身不是经验性的。

法教义学的研究至少涉及三个不同的向度(领域)，即描述一经验向度、逻辑一分析向度和规范一实践向度，而这三个向度又分属于法社会学、法律理论(Rechtstheorie)和法哲学的三个研究方向。“也许是因为法律教义学介于这三个向度之间而没有明确的边界，所以尽管德国的法学家经常在自己的论著中使用法律教义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但它至今尚未成为一门专业的法学课程。”

1.法教义学与法哲学、法理学

如德国刑法学家认为，除刑法史以外，与刑法教义学最有联系的要数法哲学(Rechtsphilosophie)。法哲学将刑法教义学从实证主义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其实，不仅在刑法学领域，而且在整个法学领域，法教义学跟法哲学之间都存在重要的区别和联系。传统上，德国法学上所称的法哲学或法律哲学，其研究的中心课题是：什么是正当的法?正义如何认识?故法哲学是探讨法律应该是什么而非实然法。法哲学致力于建立一种标准，根据该标准，教义学家们可以判断，现行法律规范是否与社会秩序的自然情况和社会伦理主导价值观相吻合，如何解释或者以何等方式进行变革。如上所论，法教义学乃着眼于实 10

在法或者特定的法律体系。可以说，法哲学与法教义学的区别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法教义学所研究的是具体表现为部门法的实在法规范，而法哲学研究的是更为广泛的法本身。另外从研究方法上，传统上一般认为，法教义学所持的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如德国法学家埃塞尔认为，法教义学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概念工作;他认为教义学的角色在于;“使个别领域上的正义的问题，在法律上可以操作”。不过在拉伦茨看来，埃塞尔所描绘的教义学形象，显然是以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对教义学工作的基本想法为准据。

而法哲学作为一种研究超越国家实在法的学问，往往需要进行价值批判。当然，法教义学并非全然毫无批判与反省，但这种批判与反省原则上是内于体系的。对此考夫曼指出：“在法律信条论的范围内这种态度是完全正常的，只有当它将超体系导向法律哲学之非信条论思考方式认为是不必要，‘纯理论’或甚至认为不科学且不理性的而拒绝时，法律信条论才会变得可疑。”可以说，当今人们对法教义学价值中立观念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某种微秒的变化。如拉伦茨即认为法教义学中包含着评价性问题，因而在法适用领域中之价值导向思考之外，专门论及法教义学领域中的价值导向思想。

因此，有些台湾地区的学者针对学界在法释义学方面的研究较为昌盛，而对法理学或者法哲学较疏离与漠不关心这种现象指出：“如果一国之法律人普遍缺乏法理学层次之反省与思考，则该国之法文明长期而言必将沦为法律文字之不规律操弄”。

法教义学包含了如下相互关联的理论诉求：

(1)分析此个案，勾画各种可能性，展示对某一成文法的可能解释。

(2)由一般学说所提供的各种抽象原则(如合同法上的“充分”因果关系学说)下的法律的体系化。

(3)法理学随着各种规范性后果的所得到的发展，这些规范性后果如成文法解释的各种学说、法律内部体系的学说、法律渊源学说。

(4)道德哲学学说的发展，如“充分”因果关系学说背后的关于正义的哲学。

(5)法理学和道德哲学背后的基本哲学立场的阐明。

这些不同的诉求旨在达到一种连贯的整体。法教义学当中所描述的法律体系不仅应该内部连贯，而且应该跟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相协调。结果是，把法律描述为连贯的整体必然就是，从法律作为惯习或者制度而言，它是描述性的;从法律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背景下而言，它是评价性的。

作为跟法教义学联系甚密的法律方法论，同样亦不仅仅是单纯的方法问题，而且跟法的本体论这一法哲学层面上的问题存在关联。如恩吉施所论：“制定法与法”的问题日益成为法律方法论的关键问题。但现在提出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能运用特殊的法律方法，一旦我们在这样做时，在多大程度上陷入法哲学问题领域。同样在讨论论点学时，恩吉施认为“已到了‘法律的’思维必须寻求联通法哲学的地步。所有对论点学感兴趣的作者们，当他们已经不认为纯诠释学的工作程序如解释，类比，反向论证作为‘论点’时„„都强调，这关涉到正义，公道，合目的性，理性，‘共同意识’，道德律法，‘事情的本质’，可能还有政治的意识形态，它们充斥着论点学论证的武器库”。

与法哲学相近的还有“法理学”一词。众所周知，“法理学”原系日本学者穗积陈重创始之用语，实际上跟“法哲学”一词相当。国内学者一般也将二者作等同观。鉴于国内和台湾学者往往将法哲学跟法理学相等同，所以下文关于法理学与法教义学之关系的探讨，大体上相当于如上法哲学与法教义学关系的延伸。“在法释义学与法理学的关联上，一般认为法理学系以法释义学为研究对象的后设理论(Meta-theorie der Rechtsdogmatik)。它研究的对象是法释义学的方法，或者说法理学的思考是一种对法释义学的后设思考(Meta-dogmatisches Denken)。”在此Meta也可译为“形而上”，实即跳到法教义学之外的另外一个层次。因此考夫曼认为，不同于教义学，哲学必须采取超越体制的立场。“哲学与教义学不是‘多与少’、‘重要与不重要’，而是不同种类的关系，因此，不能以一方取代另一方。”针对长期以来台湾学界法理学与民法(教义)学分道扬镳、不相关切日愈严重的现象，吴从周认为，台湾民法第1条具有衔接民法教义学与法理学(法哲学)此二学科之接驳功能。法释义学与法理学没有谁较重要或较不重要的关系，也没有谁可以取代对方的问题。法理学当然不能取代法释义学(Rechtsdogmatik)，但是法教义学的先驱开拓，却绝少不了法理学意义与理论的内在支援。“此中的关键在于，法学负有透过法律体制之运作，将社群中基本价值理念与该社会真实动态结构辩证开展之使命。”为了不至于法教义学沦为概念法学那样，以抽象僵硬的概念体系毫无批判反思的服务于实在法的秩序，应当引入具有价值导向的思考。“为合理规范新的法律问题，适应社会需要及实践正义，须经常反省、修正或突破既有概念体系，使法释义学有助于在实践理性与道德领域里，从事法之发现。”学者黄建辉也谈到：“„„目前的法教义学乃至实务操作上，均仍受价值导向思考的影响。”

2.法教义学和法理论(Richtstheorie)

法教义学跟法理论之间的关系如何?也是长期以来困惑德国法学家的一个问题。Richtstheorie这门特定的学科则源于70年代初以来德国学界围绕法哲学与法理论分合之辨析。从另一方面，“法理论”这一学科也并不是那么新，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般法的学说”(Allgemeine Rechtslehre)就跟今天所说的“法律理论”虽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极为相似。不过，对于法理论与法哲学的区分，既便在德国学界也不很明确。在过去的30、40年间，法哲学中的一些特殊主题被分离出来，而被放到“法理论”中来讨论：如法律规范理论、法律论证理论、法律判决理论、以及法律方法论、法律语义学、法律诠释学、法律词序学、法律修辞学、纯粹法学、法律的科学理论、系统理论、分析法学理论、法律语言理论和立法理论等。可以说，法理论的讨论范围也是具体的法律秩序。这一点跟法教义学比较相似。如哈贝马斯所论：“像法理学(Rechtsdogmatik——此系误译，应为“法教义学”)一样，法律理论(即此处的“法理论”)也赋予法官的视角以特别地位。”而“法律理论区别于法理学的地方在于它要形成一个关于整个法律秩序的理论。除了司法专家的角色之外，它也把政治立法者、行政者和法律共同体成员(不仅作为公民而且作为当事人)的角色包括进来，因此将其他参与者的视角考虑在内。”

在德国法学家Dreier看来，“信条论处理的对象可以是个别规范、规范要素、规范复合体、规范的连系以及规范和事实之间的关系。”依Dreier的定义，我们可以将法教义学界定为狭义的法律规范科学(Rechtswissenschaft im engeren Sinn)。但这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尚有赖于一般法律理论的力量，法学才有进一步反省与批判实证法体系的能力。

另外，法教义学之不足还可以借助其他学科知识予以补充。如法律社会学家Rehbinder认为社会科学引进法律信条论有三种途径，“将社会科学带进法律信条论的领域，无论就理论模式或社会事实态样而言，都是可能的。这种情形主要出现在三个地方：概括条款和

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发现法律漏洞时的法律创造、以及目的论的解释。”传统上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的学问并非是法教义学可以垄断的。而法教义学只有跟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对话与交流，才能以社会科学的观察和理解来促进法学知识的完善。

3.法教义学与法律解释学

仅就法教义学跟法律解释学而言，二者存在若干一致或者相似的地方。首先，法教义学和法律解释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某种一致或者重合。所谓独断的法律解释学，在法学上，往往亦被称为“法律教义学”。相应地，经常被视为与“实证民法学”同义的“民法解释学”，其实也即是独断解释学意义上的“民法教义学”。这恐怕也是人们往往将它们等同观之的重要理由(另外这两个用语本身即词义相近)。其次，从研究对象看，二者也存在相似之处，即它们均甚注重对某国某时期法律体系(实在法)的研究。最后，从研究方法上，跟其他社会科学不同，二者都不是把法作为社会现象进行客观的考察，而是把法作为维持现实社会生活秩序的规范进行研究，均力求使法律规范能够得到公正恰当的适用。因而法教义学和法律解释学都具有鲜明的实用科学和技术科学之特征，具有突出的实践性品格。当然，二者同样也不能离开法史学、法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辅助。

另一方面，法教义学和法律解释学毕竟不同，切不可将其简单等同。在西方法学上，法律解释学历史悠久，以致有人将狭义上的法学看作就是法律解释学。“„„几乎有2000年历史的法学只是处于所谓法解释学的史前阶段，真正意义上的法解释学直到近代才开始形成。”法律解释学在发展过程中先后受到自然法学、概念法学等法学流派的影响。相比之下，在发展过程中，法教义学似乎是个地域文化色彩更为浓厚的一种学问，这尤其适合 15

于以德国为主的欧陆法系国家。而且跟法律解释学相比，法教义学其实并非一门学科，亦非一门专业的法学课程。从研究对象看，跟法律解释学相比，法教义学似更侧重以实在法为对象。如台湾学者王立达所论：“目前可见之法释义学理论论述，其思想源头、推论前提与价值判断标准，事实上未必仅限于现行实证法规定一端。然而迄今法释义学对于实证法规范以外的价值思维来源，其重视程度仍旧不足。”可见，由于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人们在法教义学对象问题上的看法一时很难改变。但是，基于上述当今法教义学在研究对象上的某种变化，以及关于法教义学研究取向(approach)和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的区分，王立达进一步从方法论的高度重新对法教义学进行了反省。尤其是随着法律论证理论的兴起和发展，法教义学的知识属性和学科定位也在发生某种变化(如上文所论)。同样，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哲学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法律解释学亦发生了一些变化。可以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法教义学跟法律解释学二者本身均在经历重要的变化。这也使得其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二者共同致力于具有实践理性品格的法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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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古代法的几个基本问题述评

关于中国古代法的基本理论，古代学者和政治家有着不少的论述。综合这些论述，或许能更接近地勾勒出我国古代法的真实，辨析出我国法治早期时代的一些历史和特点。

一、法的产生—“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

先秦的学者认为，在国家和法律没有产生之前，远古的中国社会“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商秧说，“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百姓多了，不免产生奸邪，于是，作为度量奸邪、禁绝奸邪的法制得以产生。墨子分析说，天下之所以乱，其原因在于没有“政长”。于是选出天子，置立三公，划分“万国”，分立国君，置立政长。实际上是以地域划分国家，建立国家机构，实施国家统治。

满清入关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入关后，“人民既众，情伪多端。每遇奏谳，轻重出入，（世祖）颇烦拟议”。世祖福临命人制定了《大清律集解附例》。

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1、中国古代法律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民众而奸邪生”、“人民既众，情伪多端”。正是治理天下混乱的需要促成了法律的产生；

2、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动力来自于统治者，并且是统治者（圣人）建立不世功勋，基本安定天下之后。这些圣人凭借自己极大的权威和功业，为了巩固和稳定统治，开始重视法制的作用，进而发政令、制法律，推行法制。

二、法的地位、作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

中国古代法律只是“主”、“上”统治天下、管理百姓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它是用来管别人的，服务于君主统治，服从于君主意志的。在齐国变法的管仲说，“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法设之于官府，甚至不让百姓知道。郑国子产铸鼎公布法律，引起包括孔子在内的不少人的反对。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认识到，法有其缺点，不是万能的。司马迁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法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并不是单单凭法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在秦嬴政之前，商鞅、吴起变法，一方面使国家强盛，另一方面自己落了个悲惨的下场（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的学说甚至还没有被秦嬴政实施，就被谗言害死）。秦嬴政采用韩非的法律思想治国，征服了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但是，因为过于依赖法制，苛刑峻法，很快就灭亡了。鉴于秦的教训，汉初用黄老学说无为而治以休养生息。自汉武帝之后，德主刑辅成为历代统治思想，法律站在了辅助性的地位上经久不变。

一切法都是经济利益的反映。法律，就是利益的保护和分配，使矛盾和斗争的统治者制定法律，体现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法律中，他们享有种种特权，如“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可以赎金抵罪等等。而一旦实施中，触及了他们的利益和意志，他们就利用手中的权势和影响，加以制止和阻碍。于是出现“法之不行，自上乱之”的情形，结果施行法制者往往身败名裂。

三、礼法关系—“相辅而行，不可缺一”

最初的“礼”，原是人们供奉鬼神的一种习俗。礼逐渐由祭祀仪式发展成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随着社会的发展，礼逐步完善详备，成为兼容并包的庞大的体系。《汉书*礼乐志》叙述得较为详细：“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

从治国的角度看，礼与法有着相似的起源、作用和地位。他们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着统治者的利益和统治秩序。张岱年、魏长海说，荀子“既不同意只讲礼治、德治，不讲法治；也不同意只讲法治，不讲礼治、德治。荀况注重礼法的主张，兼采儒法两家政治理论之长，纠正儒法两家之短，这是从总结战国时期的历史经验中获得的。到清末宣统元年，江苏提学使劳乃宣上书言，“且夫国之有刑，所以弼教，一国之民有不遵礼教者，以刑齐之。所谓礼防未然，刑禁已然，相辅而行，不可缺一者也”。

关于礼法关系，当代学者杨鹤皋有一段总结性的叙述：在战国之前，法在内容上与“礼”相通，指对人们进行引导和禁止的条文规定；在使用上与“刑”同义，指表现为伤害体肤的惩罚规定和措施。战国之后，随着成文法的制定公布和变法的开展，礼与法日益对立，法与刑逐渐区分。在内容上，法将传统道德、习惯以及个人的言论等排除在外，专指由君主和官府颁布的命令，从而有别于礼。需要补充的是，法与刑虽然形式上分开了，但他们仍然有着共同的目的和作用，仍然共同为统治秩序的维护而服务。

四、德法关系—“国之有刑，所以弼教”

秦朝灭亡的教训，使得后代治国者不得不进行反思。汉初董仲舒认为,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刑罚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他重视儒教的传统，开始强调德在治国方略中的主导地位,并逐渐被统治者所采纳。刘向说得更为明白，“且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

到了唐代，“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逐渐成为治国的共识。唐太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的主张，就是推行德治，施刑罚。比较正确地处理了德与法的关系。唐太宗认为，这两者的完美结合，可以移风易俗，由乱至治。他谆谆告诫大臣们应“以仁为宗，以刑为助”。为避免重蹈亡秦和亡隋严刑峻法的覆辙，他认为必须废除严刑苛法。因而，太宗时修订的法律比隋朝时“削烦去蠹，变重为轻”。太宗虽然提倡德法兼用，但他也看到了在维护封建统治过程中刑罚的必不可少。（参见王德明:《唐太宗的“德治”思想》）。

到元代官修《宋史》时，这种思想仍是正统。《宋史*刑法》

第三篇：《立法法》与税法的两个基本问题

「摘要」2000年3月由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00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是规范立法活动的一部宪法性法律。在此之前，规范立法活动的规范主要是宪法、有关法律和行政性法规。由于这些规范不统一、不完善和过分原则化，不仅造成了操作上的困难，而且导致了大量无权立法、越权立法、借法扩权、立法侵权等立法异常现象。具体到税法领域，税法的立法层次低、行政法规越权、立法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也程度不同地存在，既影响了税法自身的权威性、严肃性，也影响了税收的执法、司法和守法。《立法法》颁布实施后，以往规范不足的情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弥补，有关立法的各项制度，包括立法权限制度、立法程序制度、立法解释制度、立法监督制度等将有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特别是《立法法》对税收立法体制的确立，很大程度上将影响税法未来的发展。本文从《立法法》出发，依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探讨分析了税法的两个基本问题，以期能对我国税收法制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

（一）税收法定主义与《立法法》的关系

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收立法的最高原则。该原则要求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构成要素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税主体的权利（力）义务只能以法律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无权决定征税或减免税收。这里的“法律”仅指由代表民意的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税收法定主义是伴随着市民阶级反对封建君主恣意征税的运动而确立的。在“无代表则无税”的思潮下，形成了征税须经国民同意，如不以国民代表议会制定的法律为依据 则不能征税的宪法原则。如英国1627年的《权利请愿书》规定，没有议会的一致同意，任何人不被迫给予或出让礼品、贷款、捐助、税金或类似的负担。1776年，美国在其《独立宣言》中指责英国“未经我们同意，任意向我们征税”，并随后在1787年的宪法中规定 一切征税议案应首先在众议院提出，但参议院得以处理其他议案的方式表示赞同或提出修正案（第7款第1项）。国会有权赋课并征收税收，进口关税，国产税和包括关税与国产税在内的其他税收„„（第8款第12项）[1]我国宪法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的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虽然只强调了公民应依照法律纳税而未明确国家应依照法律征税，但“因为它限定了承担纳税义务的条件-依照法律，纳税义务仅仅由法律的规定产生，其范围也仅仅限于法律的规定之内。”“这实际 上是从公民负有依法纳税义务方面，间接地规范和限制了国家赋税征收权的行使方式-依照法律”。而根据宪法规定，法律是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 因此可以认为 我国宪法隐含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2]这是我国税收立法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宪法根据。

《立法法》是规定立法制度的宪法性法律。一切立法活动都必须以《立法法》为依据，遵循《立法法》的有关规定。税收立法自然也不能例外。但《立法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是宪法原则和宪法中规定的立法制度的具体化，其效力在宪法之下，对税法来说，由于宪法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立法法》中有关税收立法制度的规定，也应该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换言之，《立法法》是对税收立法形式上的要求，税收法定主义是对税收立法本质上的要求。在整个法律体系的效力层级上，税收立法固然应当以《立法法》为依据，但在税法领域内，只有形式反映本质，即《立法法》规定的税收立法制度全面反映税收法定主义 以此为依据制定的税法才可能是符合要求的，否则，税法将可能徒有“法”的形式，而不再有“法”的本质。

（二）《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统一

《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统一，主要通过《立法法》规定的税收立法体制表现出来。正如前文分析，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公民依照法律纳税、国家依照法律征税，这里的“法律”应当是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所立之法 在我国应当是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所立之法，换言之，即应当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税收立法权，其他任何机关非经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不得行使该项权力。在这一点上，《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是一致的，或者说《立法法》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所要求的具体的立法权限制度。

首先，《立法法》确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税收立法权，并且明确规定立法的表现形式是“法律”。《立法法》第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 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立法法》第8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

（八）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及外贸的基本制度。其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是指国家以强制力为后盾，依法无偿占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财产，包括税的征收。[3]至于“„„税收„„的基本制度”，包括了税收的立法制度、征管制度等。《立法法》的规定表明，税收立法权是我国国家立法机关的专属权力。

其次，《立法法》确立了税收授权立法制度。根据该法第9条的规定，对有关税收的基本制度，如果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做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制定行政法规。同时，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也可以制定税收地方性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65条）值得注意的是，对行政机关的授权，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有权做出决定。而对地方主要是经济特区的授权，只有全国人大才有权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决定。此外，《立法法》在第10条对授权立法作了原则规定，要求“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这说明《立法法》所规定的税收授权立法维护了税法权威性，同税收法定主义是一致的。

第三，《立法法》确立了法律优先原则，即在多层次立法的情况下，除宪法外，由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处于最高位阶、最优地位，其他任何形式的法规都必须与之保持一致，不得抵触。根据该原则行政机关和地方权力机关根据授权所立之法、或者是出于职权对税收上位法所做出的说明或细化，都必须遵循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税收法律，不得与其抵触，效力在“法律”之下，而且，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及时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后，相应的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第11条）。当然，根据授权而制定的行政法规或地方法规也相应终止。法律优先原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维护了税收法律的权威。

三、《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的不协调

《立法法》与税收法定主义既有统一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着不相协调的一面。正是这不相协调的一面，造成了税收立法与税收法定主义的背离，从而影响了我国税收法制建设。

1、关于税收立法权行使监督的问题。尽管《立法法》明确规定税收立法权属国家立法机关专有，其他任何机关非经立法机关授权不得行使该项权力，但对于其他机关未经授权而行使该权力的情形缺乏应有的监督机制，或者即使规定了监督主体或监督方法，但由于操作性差而致乏力 如《立法法》第87条、第88条规定，对超越权限的行政法规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但该撤销程序如何启动及运行却没有相应规定。又如第90条规定。国务院等国家机关认为行政法规（当然包括税收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其他的国家机、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可以就违宪或违法的上述规范性文件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但上述“要求”和“建议”启动受理的步骤方式、顺序、时限等程序问题，缺乏具体规定。立法监督的缺乏，必然导致立法越权、立法侵权、立法冲突等诸多弊端。在《立法法》颁布实施之前，我国税收立法实践中的立法异常现象就是一个明证。而在《立法法》颁布实施以后，现实中的立法异常现象仍不能得到有效的根治，从侧面也很能说明问题。

2、关于税收的授权立法问题。根据《立法法》第8条、第9条的规定，税收立法权并不属于法律绝对保留的事项。也就是说，国家立法机关虽然拥有专属的税收立法权 但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授权行政机关立法，甚至也可授权特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立法（第65条）显然，该规定的范围过宽。因为，正如前文分析，税收立法权包括了多项内容，其中的征税权，既是税收立法权的核心，同时也是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按民主宪政的通例，有关国家主权的立法事项理应是单一制国家中最高代表机关和联邦制国家中联邦代议机关不可推卸、不得转让的最重要的专有立法事项。它是不能被授予其他主体代为行使的。

第四篇：杨成义学习心得体会

二年级学科工作室数学科学习

心得体会

团溪镇花墙小学

杨成义

2017年团溪镇中心学校组织、开展了各年级、各学科工作的业务培训活动，给了我们二年级数学教师很好的业务学习的机会。作为一名小学数学教师，我深知自己在教学上的不足，在教学过程中还存在太多的问题，但是经过专业知识的学习，我相信自己是有所收获的。这样些鲜活的案例和丰富的知识内涵，给了我具体的操作指导，使我的教育观念进一步得到更新，真是受益非浅，下面是我通过学习获得的点滴体会：

一、通过学习，我真正确立数学教育的新理念，克服以往在数学教学中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忽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过分追求学科知识系统的错误倾向。我们应积极倡导、促进学生主动发展的学习方法，拓宽学习和运用的领域，注重联系生活、跨学科的学习和探究式学习，使学生获得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终身受用的数学能力。

二、“知识也有保质期”作为教师，实践经验是财富，同时也可能是羁绊。因为过多的实践经验有时会阻碍教师对新知识的接受，也能一时地掩盖教师新知识的不足，久而久之，势必造成教师知识的缺乏。缺乏知识的教师，仅靠那点旧有的教学经验，自然会导致各种能力的下降甚至是缺失，这时旧有的教学经验就成了阻碍教师教学能力的发展和提高的障碍。在充分尊重教育者的基础上，打破坚冰一样的由陈旧的知识和经验累积起来的教育思想和理念，那么，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知识结构和教学理念必然充满生机和活力。

三、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当好组织者。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创造各种适合教学需要的情境可以激发起学生学习的欲望，可以在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中帮助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和技能、数学思想和方法，提高学生的能力，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真正成为数学学习的主人。教师要充分信任学生，相信学生完全有学习的能力。把机会交给学生，俯下身子看学生的生活，平等参与学生的研究。教师把探究的机会交给学生，学生就能充分展示自己学习的过程，教师也就可以自如开展教学活动。新课程实施的灵活性大，让教师觉得难以驾驭教学行为，课堂教学中表现为过多的焦虑和不安。那么，怎样调动学生的“思维参与”呢?应当创设情景，巧妙地提出问题，引发学生心理上的认知冲突，使学生处与一种“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弗能”的状态。同时，教师要“解放学生的双手,解放学生的大脑,解放学生的眼睛,解放学生的嘴巴,解放学生的空间”,给他们想、做、说的机会，让他们讨论、质疑、交流，围绕某一个问题展开辩论。教师应当让学生充分思考，给学生充分表达自己思维的机会，让学生放开说，并且让尽可能多的学生说。这样，学生自然就会兴奋，参与的积极性就会高起来，参与度也会大大提高，个体才能得到发展。

四、感受压力，增强信心。在这里，我突然感到自己身上的压力变大了，要想不被淘汰出局，要想最终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就要更努力地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理论水平、教育科研能力、课堂教学能力等。而这就需要我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努力学习各种教育理论，并勇于到课堂上去实践，及时对自己的教育教学进行反思、调控，我相信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会有所收获，有所感悟的。

总之，通过学习，我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业务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我会不断学习，不断升华自己的业务水平，争取让自己不断进步。

第五篇：郭明义学习心得体会

“一个人活着就是让别人生活的更美好”，这是雷锋说过的一句话，也时刻鞭策着我们像雷锋学习，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很难再像雷锋那样时时刻刻都在帮助别人，但我们可以从点滴做起，从身边做起，从自己的岗位做起，爱岗敬业，忠于职守，人生也可以散发出美的光辉！

我是一名党员

我深知

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

这崇高的承诺

需用一生去实践

热血去浇铸

生命去创造

„„

这是郭明义写的一首诗，字里行间诠释着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赤胆忠心。30多年来，郭明义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社会，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他人，都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平凡的岗位上忠实地履行职责。

郭明义最为感人之处是他无私奉献精神。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但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做好事很难。郭明义却做到了。郭明义同志20年无偿献血，累计献血6万多毫升；先后为身边工友、特困学生和灾区群众捐款12万元，资助了180多名特困生。一串串惊人的数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平凡人的不平凡。郭明义不但自己默默做好事，还经常带领同事做好事，更加彰显了他的伟大。他7次发起无偿献血的倡议，共有600多名矿业职工参与，累计献血15万毫升；他发起的捐资助学活动，有2800多名矿业职工参与，资助特困生1000多名，捐款近40万元；他发起成立的遗体和眼角膜捐献志愿者俱乐部，已有200多名矿业职工参与。正是有了这样一群有爱心的人们，社会才这么和谐美好。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像郭明义那样献那么多血、资助那么多孩子，但是我们却可以身体力行奉献我们的爱心。从身边的点点滴滴做起，如果能坚持长久，也是难能可贵的。就我们党员干部而言，要根据自身的工作特点，履行好职责，服务好社会，造福好人民，全力以赴推动社会发展，一心一意为百姓谋福利，千方百计为群众解难题。作为主要领导干部，就要把握全局，搞好规划，认真调研，科学决策，推动一个地方长远发展。发展一项产业、开发一项工程要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为自己捞政绩、得好处，要把资金用在刀刃上，用在修路、修桥改善环境上，用在修渠、修坝农田基本建设上，用在送医、送药民生工程上。同时，也要关心同志冷暖，帮助体贴下属，打造和谐团队。作为普通干部，就要支持、配合领导，做好本职工作，力所能及为群众服务，多深入到群众中，为他们讲解党的政策，传播科技知识，发布技术信息，关心群众冷暖，成为群众的贴心人。

郭明义可贵之处还有他对工作的不懈追求。郭明义负责43公里长公路的建设和管护工作，每天步行提前2小时到达采场并坚持15年，累计献工1.5万多小时；面对偷盗矿石的歹徒，他毫不退缩；参加统计员全国统考，当时矿山公司唯有他获得了资质证书；曾得到外方公司欣赏，两次劝他跳槽，并承诺收入可高出他当时工资的6—7倍，他丝毫不为所动。从他的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一个奋斗者的身影。一个人的成功，不一定当多大官，取得多大成绩，获得多少荣誉，只要是始终执着于一项工作，也是一种成功。正如全国组工干部典型杜洪英所说，“干好本职工作也是一种进步”。多年如一做一项工作，能够没有怨言，不计名利，就显得更难。一项工作时间长了，就会有疲劳期，工作缺少激情，不思上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可是，郭明义却不是那样，能够做到坚持始终。我们要学习他对工作的态度，要把心思用在干好工作上，踏踏实实，不能投机取巧。要把做好工作作为对党和人民的最好回报，不要作为向上攀爬的阶梯。要多为工作付出和奉献，不要一加班，就想到加班费，没有加班费，就不认真工作，满口怨言。要坚持原则，不能假公济私，徇私舞弊，不被关系所累，不被亲朋所扰，不被私情所困。要做到公平公正，让自己的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认认真真学习，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干事，在名利面前要有满足感，在能力面前要有危机感，作一名合格的党员干部。

在学习郭明义先进典型事迹过程中，我感触颇深，内心受到了洗礼。郭明义精神是大德、大善、大爱，这种精神，内化为个人品质，就是崇高的公民品德与良好的公民素质：外铸成社会力量，就是为他人奉献、为社会分忧、为国家尽责。这是精神应该是我们一生所敬仰与追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