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第一篇：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10余年来，已先后举办过六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发表论文一千数百篇，出版各类资料。专著40余部，可谓硕果累累。由于研究者注意转换思路、开阔视野，从而使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明显提高，许多问题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现就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洋务派人物的评价，特别是近年新辟领域的研究情况、主要观点作一简要综述。

一 关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

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学术界一直争论较大。有的同志认为，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进行垂死挣扎的自救运动，也是他们勾结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变中国为半殖民地的卖国运动（刘晓光《洋务运动不该肯定》,《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6期）。有的同志则持不同意见，认为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运动”，“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李时岳、胡滨《论洋务运动》，《人民日报》1981年3月12日；徐泰来《也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孔令仁指出：就洋务运动的本质倾向来说，它是反封建、反侵略的，是进步的；洋务运动功大于过，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革新运动（《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两种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文史哲》1983年第3期）。戚其章以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为衡量标准，认为洋务运动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近代企业，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因而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运动（《评价洋务运动必须以社会实践为标准》，《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孙占元则提出一种折衷看法,认为洋务运动既是地主阶级开明派掀起的一次自救运动，同时也是一次“求强”“求富”的变革运动；它对内镇压以自救，是反动的，而对外御侮以自强，又是进步的（《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新政》，《东岳论丛》1988年第6期）。

基于以上不同认识，学术界对于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看法也存在很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巩固了旧的封建统治，是一条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反动路线，不代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不可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同日而语（黄逸峰、姜铎《如何评价洋务运动》,《红旗》1984年第7期）。另一种观点与此截然不同，认为洋务运动应该纳入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同志倾向于对洋务运动作基本肯定的评价。近年,有不少文章开始从“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角度，对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作进一步探讨，并取得了可喜进展，尽管看法仍然有别，但总的来看，肯定多于否定（李平生等《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二 关于洋务思潮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有关洋务思想的研究，本属空白，以往即使提到，也多是简单骂倒了事。近10年来，这一领域日益引起学术界重视。特别是一些学者在对洋务思想与早期维新思想的比较研究中，提出了“洋务思潮”的新概念。洋务思想开始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取得一席之地。1989年以后出版的几部思想史专著，如吴剑杰《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刘兴华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略》、宝成关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都列有“洋务思潮”或“洋务思想”专章。什么是洋务思潮？刘学照认为，洋务思潮是当权的洋务派官僚和不当权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共同参加、朝野呼应的学习西方、谋求富国强兵的社会思潮（《论洋务思潮》，《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李时岳、胡滨认为，洋务思潮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借法自强”,它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执行者和支持者们所反映出来的共同思想倾向（《从闭关到开放》第七章，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在概念的界定上，学术界没有太大分歧。争议较大的主要是对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理解和对“中体西用”论的评价。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传统观点多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视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近年出现一些不同看法。季云飞认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就是40年代魏源提出的以洋枪洋炮为内容的“师夷长技”思想（《清末“中体西用”思想新议》,《求索》1991年第3期）。徐泰来把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概括为“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八个字（《试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湘潭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孙占元则认为，洋务运动属于一次“求强”“求富”运动，洋务论者的“求强”“求富”观实际上成为洋务活动的指导思想，而“中体西用”则是服务于求强、求富主旨的一种理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应是“求强”“求富”》，《人文杂志》1991年第1期）。

关于“中体西用”的历史评价，史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它是一个中西杂交不伦不类的反动口号（黄逸峰、姜锋《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第二种意见认为，这个口号虽有局限性，但主流是好的，应基本肯定。季云飞指出：“中体西用”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革新进取思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从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角度考察，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半个多世纪中，没有比„中体西用‟更进步的思想来代替它的历史地位”（《清末“中体西用”思想新议》）。陈旭麓也指出：在当时，要在充斥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天地里容纳若干资本主义的新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更好的宗旨来（《论中体西用》,《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第三种意见主张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体西用”的历史作用，认为这一理论有一个从具有一定积极意义走向消极、反动的发展过程。李时岳、胡滨指出：“中体西用”论在向西方学习的初始阶段有其积极意义，只是到了后来才具有抵制维新的反动性（《论洋务运动》）。吴剑杰也认为，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体西用”有其进步性，八九十年代后则成为一种反动理论（《关于洋务思想体系及其评价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三 洋务运动与近代文化

从近代文化史、社会史角度探讨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探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这是近年来洋务运动史研究中的一个新动向，有关文章虽然不多，但值得注意。叶晓青1983年初发表的《西学输入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文（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是这方面较早的拓荒之作。该文重点论述了洋务时期的科技引进对中国社会多层次、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对“重义理轻艺事”、“贵义贱利”等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李侃在《洋务运动与近代文化》一文（《求索》1988年第2期）中认为,洋务时期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的规模上开始了中国文化从传统的旧文化向近代新文化的历史转换时期。同时指出：“洋务运动时期产生的近代文化，只能是一种畸形的文化。它既不可能对封建文化作有力的批判，也不可能对西方文化作出自觉的选择”；“近代文化转换于洋务，又受制于洋务。”此外，陈绛的《洋务运动与儒学传统》一文（《复旦学报》1986年第4期），分析了经世传统、变易观念对洋务运动的积极影响,以及封建思想对洋务运动的极大束缚，指出：儒学传统曾经成为洋务运动开展的助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又日益表现为这一运动的阻力。黄清根的《论洋务时期的文化变迁》一文（《江汉论坛》1990年第5期）,则从社会史视角阐述了洋务时期随着西学的大量输入，中国的社会生活，诸如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社会信仰、家庭与婚姻等方面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些文章未必都很成熟，但都带有开拓性，都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四 洋务派与近代外交

外交是洋务运动研究中的难题。过去往往把洋务派的外交路线视为“妥协投降”，把洋务派的外交活动视为“丧权辱国”。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对洋务派的外交思想、外交活动进行新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章鸣

九、刘天路等认为，洋务派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外交知识、法律知识的了解，已初步具有国家主权平等的思想，产生了近代的国际意识，其外交思想正在向近代化迈进；在外交实践中，他们还以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为武器，揭露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提出了修改条约、收回利权的主张；其“外须和戎”的外交主张固然是妥协软弱的表现，但这是洋务派无法摆脱的时代矛盾（章鸣九《洋务思想家外交思想的近代化》，《北方论丛》1989年第4期；刘天路《洋务派外交思想简论》，《山东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章鸣九在《试论洋务思想家对和战之争的态度》一文（载《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中,又分析了洋务派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主和”思想以及这种思想的根据，认为他们对中外通商局面和敌我形势的认识，以及“按约理论”、“据理力争”，争取和平环境以求“自强”的设想，“是富有理性的”。章文还以中法战争为例，具体分析了当时洋务派官僚基本主和、基本主战、备战求和三种不同态度，认为不同态度是基于个人对形势存在不同看法，以及对讲和的时机、条件存在不同意见，并非爱国与卖国的根本分歧。

五 洋务派与清末教案

教案是洋务时期涉及内政、外交的大事，以往的洋务运动研究对此注意不够，一些教材和学术著作在谈到教案问题时，又往往一味强调洋务派如何“抑民奉外”，如何充当对外屈服退让的卖国贼和对内残酷镇压的刽子手。近年，有同志对此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赵春晨在《晚清洋务派与教案》一文（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中认为,洋务派作为封建营垒中开始向资本主义方向迈开脚步的一个政治派别，他们与同时期的顽固派以及自发反教的士绅们具有很大不同，能够对基督教会，传教士及与之偕来的一些西方文化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但同时，他们对教会充当外国侵略扩张工具的作用也有一定的认识和警惕，他们尽管不赞成群众的自发反教行动，但对开展反洋教斗争的绅民又表示一定的同情。赵文进一步指出：洋务派并非不反对教会侵略，他们在揭露、谴责教会侵略活动的同时，还力图通过建立一定的规章制度以及修约等方式，限制教会势力的扩张，抵制外国侵略。至于他们反对自发的仇教反教行为，反对以暴力方式对待教会、教士和教民，主张“非攻教”，这既有畏惧同外国决裂、担心民众的行动会危及封建统治这些因素存在，也有他们与自发反教者在思想认识上的歧异，即对自发反教落后性和盲目性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因此，对洋务派的“非攻教”不应笼统地斥为“抑民媚外”、“镇压人民斗争”。赵文还分析了洋务派在处理教案时所采取的“悉遵条约”、“力保和局”、“分清曲直”、“持平核办”的方针，认为这些方针固然带有“弱国外交”的色彩，但比起顽固派不顾客观形势、不分是非曲直、盲目鼓噪废教毁约、驱逐洋人的主张来，显然理智得多、可取得多：这些方针的执行，对于在局部范围内防止教案事态扩大、安定社会秩序、保证洋务运动的进行，以及抵制教会的侵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韩昱的文章评述了洋务派对洋教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们鉴于中外实力悬殊，在教案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妥协性；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在感情上也不愿让洋教横行中国，扰乱“圣道”），在实际事务中也表示了对洋教的仇视态度，在处理教案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保护地方官和地主士绅，对列强作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客观上保护了民族利益，维护了民族尊严（《论洋务派对洋教的矛盾态度》，《山东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

第二篇：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

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讨论书目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施坚雅：《中国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相及相关问题1368-195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

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科大卫：《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进一步扩大阅读的书目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

蔡鸿生：《俄罗斯馆记事》（增订本），中华书局，2006年

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与历史——海外文献的刊布和文献史事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54，台北，197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林学忠：《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77，台北，1995年

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年》，重庆出版社，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49，台北，1985年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8年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

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朱荫贵：《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轮船招商局与三菱·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东方出版社，1994年

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庭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

赖惠敏：《清代的皇权与世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

从翰香编主编：《近代冀鲁豫农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李明珠：《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陈慈玉：《近代中国茶叶的发展与世界市场》，中研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探讨丛书〉第六种，台北，1982年

森时彦：《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89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

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与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与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71，台北，1994年

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杨国强：《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

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艾恺：《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桑兵等编：《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中华书局，2008年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

第三篇：浅析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浅析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摘要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地主阶级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由于客观形势对教育的需要,洋务派对传统的封建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虽然这些改革的初衷在于维护晚清王朝的统治,但洋务派在教育领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着实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洋务运动近代教育 影响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双重打击,晚清王朝的腐败空疏暴露无疑 ,封建统治集团在如何维护封建统治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由此产生了顽固派与洋务派,二者在维护晚清统治这一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只是所主张的统治手段不同而已。与外国侵略者打了二十余年交道的洋务派,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英法等国“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显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并逐渐认识到向西方学习是摆脱落后的根本出路。因此,洋务运动开始在中国勃兴。在教育领域,洋务派掀起了以兴办新式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变革。兴办新式教育的举措

1.1 开办外国语学校

随着洋务事业的蓬勃兴起,清政府在日益频繁的对外交涉中,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外交损失很大。一些有见识的大臣逐渐认识到“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同时,“查外洋于中国精要之书,多取译行海外,其西国兵农、食货、制造、测量诸籍,月异日新,翻译既微,何用考镜。夫御侮贵在得情,而致用尤先博览,不究其治军交邻之要政,何以得情?不研其制造术之术原,何由致用?”基于这种认识,培养外国语人才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恭亲王奕?D、大学士文祥等人,积极奏请清政府设立专门学馆,以培养熟悉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1862年7月,京师同文馆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在其影响下,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珲春俄文书院、湖北自强学堂等一大批外国语学校相继创办,培养了胡维德、刘玉麟、陆征祥等一大批蜚生于近代外交界的人才,对中国近代外交产生了积极影响。

1.2 开办工业技术学校

随着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相继创办和不断发展,对各种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剧增,“囿于洋务人才之匮乏,不得不高薪聘请洋技师。但雇佣洋匠“实非经久可持之道,”不仅“薪工太厚,势难多雇”,而且仰人鼻息处处受制于人,更何况不培养出本国人才,就只能永远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难以超前。在这种背景下,洋务派相继创办了一批技术学校,用来专门培养科技、军事、制造等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以满足洋务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主要有创办于1866年的福州船政学堂(中国最早的造船和驾驶技术学校)、1865年的上海机器学堂、1876年的福州电报学堂、1882年的上海电报学堂、1894年的天津医学堂、1895年的山海关铁路学堂、1897年的天津电报学堂。除此此外,还有江南制造局附设操炮学堂、工艺学堂、广东实学馆、南京陆军学堂附设铁路学堂、湖北矿务局及工程学堂、南京矿务学堂等。虽然在上述学校创办的过程中遇到了顽固派的重重阻扰,但客观上为中国近代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洋务运动的需求。

1.3 开办近代军事学校

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学校主要是基于“自强”这个大目标的。尤其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沉痛打击,洋务派深感 “敌国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于是,从1880年起开始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学校,用以培养近代军事人才。主要有创办于1880年天津水师学堂、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的广东黄埔鱼雷学堂、1887年的广东水师学堂、1890年的南京水师学堂、1894年的奉天旅顺口鱼雷学堂、1895年的南京陆师学堂、1895年的江南陆师学堂。此外还有一批如天津军医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上述军事学校的创办,培养了一大批近代军事人才,其中有许多人如严复、邓世昌等为我国近代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1.4 变革科举制度

传统的科举制度早已无法提供洋务运动所需要的实用型人才,这一矛盾成为阻碍洋务运动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鉴于这种情况,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屡屡上书请求变革科举。他从兴办洋务的实际需求出发,认为“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然而“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他在1864年上奏清廷的奏折中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由此可见,他主张科举制度应培养实用的人才,能够为我所用。在洋务派掀起的变革科举的浪潮中,以沈葆桢、英桂和潘衍桐所提出的意见较为著名。1870年,沈葆桢、英桂联名上奏清廷,称“水师之强弱,以炮船为宗,炮船之巧拙,以算学为本”,奏请清政府在科举考试中特开算学一科。国子监司业潘衍桐更是对科举制度提出了更高的标准,1884年,他上奏清政府“仿照翻译例,另开一艺学科,凡精工制造、通知算学、熟悉舆图者,均准与考”。由于顽固派的重重阻碍,洋务派在变革科举制度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导致洋务运动时期的科举变革与人们最初的愿望相差甚远,但它毕竟在科举制度的内部为西学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为日后变革大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石。

1.5 官派留学生

要真正培养出精通西学的洋务人才,仅凭几所新式学堂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察其精微、深究其理,才能洞彻本原,收远大之效。正如张之洞所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有鉴于此,洋务派纷纷奏请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经过洋务派的不懈努力,清政府于1870年批准了由曾国藩、李鸿章提出的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的计划。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共选派了三批留学生赴美学习,同时还派遣了六批学生,前往英、法等欧洲国家留学。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为我国近代教育、科技、外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如举世闻名的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担任过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的梁敦彦,以及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都是留美幼童中的佼佼者。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洋务派所采取的各种兴办新式教育的举措,虽然根本出发点在于维护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但不容置疑,它客观上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中国近代教育不断完善和发展。

2.1 洋务派创办各种新式学堂的主张及其实践,革新了办学思想

新式学堂与旧学堂的办学思想有着根本区别。首先,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新式学堂不是为科举考试培养人才,而是为洋务事业培养各种实用型人才。这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思想突破传统教育的重要标志。其次,在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上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开设了数、理、化等一批自然科学课程。再次,洋务运动带来了考试方法和考核标准的变革,使人们逐渐从传统的四书五经中解放出来。为学习和传播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与思想和培养新型实用型人才的奠定了基础。

2.2 洋务运动时期对传统科举制度的变革,冲击了封建教育制度,促进了新学制的颁布和科举制的废除

在创办新式学堂和变革科举制度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学制――《癸卯学制》。它的颁布使新式学堂教育制度化、系统化,并为1905年科举制度的最终废除打下了基础。这一新的发展不能不归功于洋务派力主改革封建传统教育制度,并不断推动其实现的缘故。

2.3 洋务派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官派留学生之先河

隋唐以来,中国一直是别国学习的对象。清朝时中国闭关自守与愚昧无知的风气和夜郎自大的心态导致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赴外留学一事不仅长期不为社会重视,甚至一度成为顽固派的笑柄,这种状况在洋务运动中开始改变。随着留学风气的盛行,清政府建立了留学教育制度。

洋务派在留学教育领域所掀起的一系列变革对冲破晚清王朝的闭关自守和固步自封的旧思想起了巨大作用。首先,留学教育促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数迅速增加,为中国社会的前进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以及近代化目标的实现注入了新的机体。其次,留学教育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并将交流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再次,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不仅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民主思想,为中国思想界的勃兴输入了新鲜血液,更为随后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惟其如此,留学教育的开创,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

纵观近代中国发展全局,洋务派在近代教育领域的大胆实践与革新虽说具有一定的封建性和对外依赖性,但它唤醒了国人的愚昧无知与固步自封,使中华民族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启动了中国这艘在汹涌的历史波涛中搁浅的巨轮,促使近代中国举步踏上了奔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总之,洋务运动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先声和一种新的社会风貌,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实用型人才,是中国近代教育的肇端。

参考文献

[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46.[2]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3]赵浦根.洋务运动与中国教育近代化.江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4]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55.[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期)(卷二十五):9-10.[6]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7]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8]孙春芝.略论洋务运动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

第四篇：庄子是诸子百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

庄子是诸子百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人们把孔子称为“圣人”，称庄子为“神人”。关于庄子的传说也都或多或少的带有一些神话色彩，因为他的神秘，我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敢读他的原著，因为自己的水平不够高，索性读现在流行的于丹《庄子心得》。读完后，感觉庄子的思想绝非“淡泊明志”这四个字就能概括。他的一些教育思想直至今天依然闪耀着夺目的光辉，让我受益匪浅。《逍遥游》中有这么一段故事，会子对庄子说，魏王送他大瓠之种，长成后，结成了一个大葫芦，但是这个葫芦用来盛水，则立不牢稳，难以胜任；分剖为瓢，则平浅不容多物。因此把它击碎了。而庄子则认为惠子拙于用大，他说，为什么不把它束于腰间，作为腰舟浮游于江湖呢？惠施认为无用的大树，庄子把它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在庄子看来，所有的事物都有它的用处。一个人境界的大小，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人们常常以世俗的眼光，墨守成规的去判断事物的价值。而只有大境界的人，才能看到事物的真正价值。

《至乐》中，庄子还谈到一个鲁侯养鸟的寓言，说从前有个海鸟落在鲁国之郊，鲁侯把它迎进庙里，献酒给它饮，奏乐给它听，摆上牛羊肉给它吃。不出三天，海鸟死去。这告诉人们，要以养鸟之道养鸟，不能违反本性。

以上可以看出庄子的教育主张：不要以己教人，要尊重受教育者的个性。看完庄子的这两个故事，让我反省了很长时间。因为我正如那个种葫芦的人，不，我可能远远不及那个人，那个人充其量只是浪费了一堆葫芦，而我的某些做法可能会禁锢一个孩子的发展。虽然我经常提醒自己，作为一个英语老师，上课时应该力图让孩子们喜欢英语，教给他们解决问题的策略和丰富孩子们的思维广度，但有时却仍丢不掉一些老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习惯用同一个尺度去要求学生。其实每一个学生都有他的个性和长处，倘若我们按照其个性，把这些长处挖掘出来，那对每一个学生的发展都会有着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我们的学生就会万马奔腾，我们教育的硕果就会挂满枝头，芬芳无限。当然，尊重个性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要挖掘长处，扬长避短。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确，只有尊重学生的个性，才谈得上教育。否则，我们教育的结果，只能是培养出一群学习的机器；甚至有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奉阴违；更有桀骜不驯者，根本不接受你这一套，甚至走向极端。总之，那样的结果，只能是众马齐喑，我们的马儿都失去了其活跃的本性，怎么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我们的教育也会南辕北辙，永远达不到它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学生的个性，不要抹煞他们的青春活力。同样，作为教育者，我们不要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教育学生，要按照学生的特点去安排学习的内容和方法，因材施教。

除此之外，于丹在《于丹庄子心得》中大部分篇幅通过解读庄子中的寓言，结合现代社会的现象，引导我们用庄子的思想来指导人生。庄子的人生哲学，就是教我们要以大境界来看人生，感知已心，淡泊心态，合乎自然，超越利碌功名和自我。——是一种理想的，甚至是超理想的境界。读过此书，让人在不经意中增加了智慧的砝码，给予了力量的源泉，伴随了身心的成长，满足了心与心的交流，真正品味出那份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细腻意境。于己于人，无论你在何种岗位上，环境只是一种需要你去顺应的外在世界，却需要你坚持自己内心的秉性而不随波逐流，并让自己尽力把自身的潜能激发到最佳状态，那何尝不是一种超越自我的成功；无论在家庭还是社会，你充当的任何一个角色都需要你用心面对，真心付出，等到再回首时，我们可以无怨无悔，因为我们已经尽心尽力。作为一名教师，更是如此，我们的快乐，就是可以从孩子们一双双清澈的眸子里，看见他们对你的喜爱，夫复何求

提问人的追问 2009-07-19 11:31 有1000字吗？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19 11:37 第二篇

庄子是诸子百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人们把孔子称为“圣人”，称庄子为“神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电视中看到于丹老师在讲庄子，心中有所触动，于是便上书店买了于丹《庄子心得》一书。

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名周，一字子沐，战国时代宋国蒙人，曾任蒙之漆园吏。贫而乐道，不慕富贵。他是庄子学派的创始人。庄子是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代表作《庄子》（又被称为《南华经》）阐发了道家思想的精髓，发展了道家学说，使之成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哲学流派。他的学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为“老庄哲学”。《庄子》共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的七篇文字肯定是庄子所写的，“外篇”十五篇一般认为是庄子的弟子们所写，或者说是庄子与他的弟子一起合作写成的，它反映的是庄子真实的思想；“杂篇”十一篇的情形就要复杂些，应当是庄子学派或者后来的学者所写，有一些篇幅就认为肯定不是庄子学派所有的思想，如《盗跖》、《说剑》等。

于丹《庄子心得》大部分篇幅通过解读庄子中的寓言，结合现代社会的现象，引导我们用庄子的思想来指导人生，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大境界，这种境界超越名利，超越生死，超越一切，逍遥得自在，追根究底是一种精神生活，灵魂生活，是一种“无”的境界，“归零”的境界，需要不断反观内心，需要大觉悟才能体会得到，而且更需要时间，因为“悟”本身是一个过程。在大境界的指引下，我们就会逐渐走上人生的坦途，直至掌握人生之道。如果没有大境界的指引，我们的人生就像有些“屠夫”解牛一样，用刀乱砍筋骨而损坏刀，在生活和工作中被一些小事所困，被有形有象的名和利所扰，在社会中被五颜六色，纷纷纭纭的表面现象所惑，不知不觉地浪费我们宝贵的生命。是啊！一个人境界的大小完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站在大境界上，就会看到天生我材必有用。而站在小境界上，只能一生碌碌无为。世间的大与小不仅在眼界之中，还在人的心智之中。人们常常以世俗的眼光，墨守成规地去判断事物地价值，但其不知唯有大境界之人，才能看到事物其真正价值。庄子教给我们的是境界和眼光。他的“逍遥游”里的境界“心向往之”充分体现出：一个人，永远不要去羡慕他人。需要的是质询自己的心，问一句：面对这纷繁芜杂的环境和世界，面对自己的顺与逆，我们首先应该想如何发展自己,有了更广阔的眼界，才能有大的境界，才能更好的认识自己，从而进一步发展和提高自己。正如那句：庄子的逍遥游给了我们每一个凡俗的生命一双非凡的翅膀......于丹用内心、自然流露的语言，借尊者、名人之口说出自己的观点看法，并用那些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寓言小故事诠释着人生的哲理，那就是：宽容感恩于外在世界，融合于一切自然规则，清醒地认知自己的内心，超越所有的功名利禄之心，感悟人生的最高境界，拥有健康的人生心态和快乐的生活状态。感悟和超越，多么简单而又难以做到的层次。阅读完全书我清楚的认识到：每一个人只有真正清醒地认知了自己，才可能获得成功的人生。现如今，我们常被“现实”错过了太多太多。我们这一生一直用于外在的发现，而从来看不见自己的心到底有什么愿望。往往在他人过多的言论中盲从，迷失自己的心。“天生我材必有用”，只不过是自己生命的质地和所处环境间的一种匹配而已。从认识自己，到倾听自己，直至认知自己，才是一个美好幸福的人生历程。而不是盲目的认为流行就是时尚，不停复制效仿着他人的所做所为，却不知时尚有的时候只是少数人的一种趣味，而流行有时候像流感一样，它只标志着一种数量，并不代表着品质上的更高级。我们站在当下也该拥有一双如庄子那般灵魂的眼睛，获得一份清明的理性，而完成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

庄子的人生哲学，就是教我们要以大境界来看人生，感知已心，淡泊心态，合乎自然，超越利碌功名和自我。——是一种理想的，甚至是超理想的境界。读过此书，让人在不经意中增加了智慧的砝码，给予了力量的源泉，伴随了身心的成长，满足了心与心的交流，真正品味出那份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细腻意境。于己于人，无论你在何种岗位上，环境只是一种需要你去顺应的外在世界，却需要你坚持自己内心的秉性而不随波逐流，并让自己尽力把自身的潜能激发到最佳状态，那何尝不是一种超越自我的成功；无论在家庭还是社会，你充当的任何一个角色都需要你用心面对，真心付出，等到再回首时，我们可以无怨无悔，因为我们已经尽心尽力。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19 11:44 第三

读于丹《庄子心得》有感

春节期间，我该读一本什么书好呢？我站在书架前搜索。最后，我把眼光停在于丹《庄子心得》上。这本书我已经读过一遍，但能记住的似乎太少了。但总又时时在我的心里缠绕，让我时时回味，时时想再读的冲动。

对庄子知之甚少，印象中曾读过《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中“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还读过《庄子．内篇．逍遥游第十七》“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在学校或函授期间也只读过两篇中的一部分，基本上没读懂。其它内容更不要说了，连读也读不下去，何说理解圣人之意。但圣人的智慧、思想、寓言、风格又深深地吸引了我，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召唤着我。我捧着书再次读了起来，读的那么认真，那么真诚，似乎成了我睡前的必修课。我于梦中随他去“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庄子的生平，《史记》中记载的是战国时候宋国蒙地人，曾做过漆园小吏，他一辈子就生活在一个战国纷争、战乱频繁，而到处求贤若渴的时代，他隐居不仕，终老天年，没有什么社会的名分。

《庄子》这本书，历代被奉为经典，现在能看到的有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读完全部内容，我似有所思，亦有所想，对我们的人生道路指明了方向，为我们的为人处事指点迷津。

一、淡泊名利，笑对死亡

庄子家里很贫困，有时穷得实在是揭不开锅。他对自己身处的环境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身边也有很多的有钱人，他也有很多的机会去享受荣华富贵，但他把这些东西看得很淡了。利束缚不了他，为利辛苦，为利奔波，却丧失了自己很多的自由、很多的快乐，“心为形役”，太不值得了。庄子虽然生活贫困，但是精神决不潦倒。

名利名利，破名比破利更难。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所以他不爱说什么。当楚王请他出山为相时，他却对请他的两个大夫说：“你们请便吧，让我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吧！”

庄子临死时对学生们说：“我死了以后，要 ‘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形体归于天地，生死归于自然，这就是庄子对自己的形体和生死的看法。他追求的是“乐生”，活得好比怕死要强得多。也表达了一种态度，就是第一不怕死，第二也绝不找死。道家的态度是在流光中顺应，去把握每分每秒，去乐生，让生命获得价值。

人活在当下，在当下看破了名，穿透了利，不惧生死。那么，我们的心灵将拥有一个多大的空间、一份多大的境界啊。

二、境界改变命运

《庄子》的《逍遥游》篇中告诉我们，世间的大和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像，人的一生，大小之境应用不同，会带给你不同的效果、不同的人生。庄子用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境界的大小，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而我们常常以世俗的眼光，墨守成规地去判断事物的价值，束缚了自己的心智。庄子是一个大智之人，他永远不会教给我们小技巧，他教给我们的是境界和眼光。庄子的人生哲学，就是教我们要以大境界来看人生，所有的荣华富贵，是非纷争都是毫无意义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有一个快乐的人生。人生至高的境界是一种灵魂生活，这种灵魂生活是主善的。我们要以觉悟的态度反观内心，让我们释放自己，尽可能达到一个逍遥游的境界。

三、认识你自己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一生是幸福的，是有效率的。只有真正清醒地认识了自己，才可能获得成功的人生。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出的观点，世界的一切，以它自己的角度去观察，永远都有它自身的密码，这个密码是看不破的。庄子告诉我们，人最难认知的是自己的心。人最难解答的就是：我究竟是谁？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只有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内心，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找到最基本的出发点，才能够去善待他人。庄子的寓言告诉我们：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应该顺其自然，而不能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我们需要认真想一想，我们需要不断地追问：这一生我们曾经多少次错失过自己？我们真正找到了被开发的那个机会了吗？怎么样才能找到那个机会呢？庄子在《人间世》篇中教给我们一种认识自己的能力。总结两个字，叫做“心斋”，就是用心的斋戒去真正反躬内省，看看你自己。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审视自己，认识自己，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人生的每一条路。只有确立了这一切，我们才能以自己的清明理性去善待他人，善待朋友，善待子女，才能够做到对人对己的真正的尊重。

四、心态决定状态

庄子告诉我们：“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好像是一匹白马从门缝里跑过去，那样倏忽一瞬一样。这么短的流光在我们手里，怎么样才能真正地善待生命？庄子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态度，那就是：达生。面对生命，我们首先要有一种旷达的态度，这种态度会决定我们生命的质量，心态决定人的状态。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决定成败胜负的，不一定是一个人的技术水平，而是一个人的心态。当我们患得患失时，当我们心有所虑时，你所有的经验和技巧，都不可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所以，我们永远不要过分地相信技巧，要保持一种坦荡的好心态，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状态，做到“以人合天”，才能把事情做到最好。

庄子教给我的远远远远不止这些，他的大道合乎自然，他的本性和悟性，他的世上总有路可走，他的豁达，他的“乘物以游心”，他的谆谆教导，无不在我的心中翻腾。读完第二遍，我感觉还是没记得多少，甚至忘了大部分，这激发我读第三遍的兴趣。

第五篇：50年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50年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复兴，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而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注的热点。然而这个领域曾经被长期冷落，从5O年代到80年代初，全国没有一所大学设置文化史专业课程，更没有一个专门的文化史研究机构。50年来还没有一门学科这

样大落大起，它的起伏跌宕，反映了中国史学建设的曲折道路，也揭示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目前要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动的社会思潮作总体性评价，不尽相宜，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课题，反复的论证，不同意见的争鸣，却历历在案，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述，为的是将纷争的诸多见解稍加整理，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

一、从文化反思发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又反复出现文化论战，政治、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断断续续绵延了20多年。1949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有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据80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1)，中国大陆1949年后30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2)一本，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这一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学科却建树迟缓，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这种状况又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文化论战是多么不相称！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多种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论辩，如层峰叠起，给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内容。深厚的文化积累、反复的文化论战与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1949年后，在理论界确立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肇启了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文化史研究不仅为其他专业史所消融，在现实中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更无从进行文化史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设想，与外部隔离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凭借一句语录就可以平息复杂的文化争端，无需要再从文化上反思。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理论指导的失误和学科建设的偏颇，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

由此可见，文化研究的盛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命运的转机，自然也就成为文化史研究的转折，对“十年浩劫”的反省和对国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人们进行文化反思的第一动因。

自然科学界率先从文化角度反思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从而走进历史的深处。1982年10月在成都召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提出从文化传统探索近代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命题。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为什么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这一问题在80年代初提出，是醒目而严峻的。

与会者思想活跃，有的从中国科学内在缺陷方面分析，认为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中，技术作成果占绝大多数，技术结构的非开放性，加重了技术转移的困难，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使得理论、实验、技术三者互相隔裂，不能出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有的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用人制度排斥和鄙弃科学技术，缺乏产生近代科学的社会条件；有的则认为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类型，不存在独立于政治意识以外的学术思想，这是中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3)

就会议提供的论文来说，对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分析未必充分，但是从文化传统方面提出命题，涉及到中国沿袭数千年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适应现代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开放政策，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在自然科学界激起的回应。

同年12月，在上海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文化史研究座谈会，会议聚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考古、文献等学术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就如何填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巨大空白交换意见(4)，并倡议立即组织力量开展专题研究，做好舆论宣传，推进文化史研究的复兴。

文

化热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