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病不在文化,在于专制制度

第一篇：中国之病不在文化,在于专制制度

秦晖：中国之病不在文化，在于专制制度

2011年10月17日08:00南方报业网

[导读]秦晖：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的国人明白：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与所谓“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说不同，晚清中国人实际上经历的探索过程是“西化”—“反西化”—“现代化”。图为太平天国的礼拜活动。“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下）

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关于义和团的“爱国”与“愚昧” 过去一般著述谈到义和团，都视为晚清社会上“反洋教”斗争形成的最高潮。但从辛亥时起，一直有人认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反”是另有主因的。近年来这种声音逐渐成了主流。例如最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体大工程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对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叙事就不像过去那样前面大讲一通反洋教运动，从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带出义和团，而是从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储”讲起，把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难、辛丑国耻清楚地连接成一个逻辑因果链。

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改革派，为了防止后者东山再起，慈禧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地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而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365页）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

以往对义和团有两个基本评价：赞赏的说它是“反帝”的“爱国主义”壮举，厌恶的说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但就我看到的有限资料而言，我对两者都颇有疑问。

说到“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不管是进攻被围的使馆区与教堂，还是阻击进攻的八国联军，史料中记载的列强军人伤亡量之少不说，仅有的伤亡还基本都是清朝官军的战果。尽管许多今人著述笼统地宣传义和团“英勇抗击”洋鬼子，史料中也确实有大批团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记载，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车站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中击毙4名意大利兵（见《庚子中外战纪》）外，实际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相反，初期团民战而不效，中期以后则普遍避战怯战的记载却很多。见于敌方的如“环绕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国之军队，不见拳匪之影”（《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于清方者，如“日以仇教为名四出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交战之先约彼相助，乃借口时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诿，已非一次。即至进战，„„义和团已不知去向”，“其素称为团首者，迄今多日，终未见来。逃遁无踪，无从再为整顿”。（故宫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上册366页）今人的研究也指出：“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417页）如后所言，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苛责团民，清廷对之也实在不仁不义。但无论如何，义和团的战绩并不足称道。

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不同的记载大约就是两百来人吧。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其数按教会方面的说法，仅计教民就有两万三千多人（季理斐、任廷旭：《庚子教会受难记》，上海广学会本），而按其他史料的说法，仅在“奉旨造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罗惇曧：《庚子国变记》）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义和团高潮时，进京团民据说达十数万乃至数十万，但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他们似乎都一哄而散，既没见激烈抵抗，甚至也没见来不及逃走大量遇难如后来抗战时的“南京大屠杀”的。都说清廷“卖国”，可是在这场灾难中，清军官兵反侵略而阵亡、自杀、英勇就义的真是不少，仅督师统帅和提督、总兵、统领、副将等高级将领就有李秉衡、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李大川、凤翔、保全、承顺、崇玉等一大批，几乎每战必有死将。真正要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精神的，应该是他们。

可是“爱国”的义和团呢？阵亡的团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师兄、大师姐（指红灯照）和“老师”们，如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阎书勤、赵三多、李来中、李长水、郝殿军、任济复、姜晋华、李昆、胡兰生、杨寿臣、刘呈祥、应天禄、李

七、韩以礼、王德成、张鸿、陶洛

五、刘喜禄、张海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者遁去不知所终，或者事后被搜捕杀害，或者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国内冲突中死亡，竟没有一个是在与洋人对抗中阵亡或失败自杀的！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愚昧”了。义和团“愚昧”吗？“迷信”吗？“盲目”吗？我看也未必。一般团民难免有愚昧的，但是那些大师兄们没一个阵亡，是他们真的“刀枪不入”？如果是，他们怎么没赢？如果不是，那么他们真的“迷信”这一套吗？如果“迷信”刀枪不入而实践之，他们又何以不死呢？还是他们根本就猴精猴精，“迷信”云云本来就是装的，他们根本就不会一试？请看当时的记载：

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人多信之。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佚名：《天津一月记》）

多么精明的“老师”“师兄”，谁说他们“愚昧”？

在这一点上义和团与太平天国还真是不同：太平天国还真是“迷信”，天朝将士包括重要将帅，虔信“天父”、慷慨“升天”者也几乎每战必有：从起义之初阵亡的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直到1868年太平军余部在广东最后一战中重伤而死的统帅汪海洋。可是义和团运动中就看不到这种情景。庚子事件中的许多场景，凭“愚昧”说、“迷信”说是没法解释的。

就说那西什库教堂吧，40个洋兵守着，数万义和团与清军从6月到8月围攻两个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来！而且与围攻使馆区不同，对使馆的围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护”的。对教堂就没有这一说。非武装的教堂烧了不知多少，围攻西什库自然也是真的。而那时又没有机枪，40杆单响枪有多大火力？要论洋枪，外面的围攻者比这多得多呀。再说西什库的周边环境，既没隔着河沟，又没隔着大广场，假如真的“迷信”刀枪不入，就凭着一股“愚昧”从街对面一冲锋，前仆后继牺牲一批，也就冲过去了，怎么会两个多月愣是冲不过去？当年英国鬼子戈登在中国号称“常胜军”，到了非洲的苏丹，碰上不要命的“愚昧”穆斯林马赫迪兵，脑袋不也就丢了？

说实话，还就是并不“愚昧”的围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观：守者枪一响，攻者如鸟兽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无后继，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大师兄们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如是反复，西什库能够坚持到底也就不足怪了。

第二篇：秦晖：中国之病不在文化,在于专制制度

秦晖：中国之病不在文化，在于专制制度

“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下）

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关于义和团的“爱国”与“愚昧”

过去一般著述谈到义和团，都视为晚清社会上“反洋教”斗争形成的最高潮。但从辛亥时起，一直有人认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反”是另有主因的。近年来这种声音逐渐成了主流。例如最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体大工程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对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叙事就不像过去那样前面大讲一通反洋教运动，从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带出义和团，而是从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储”讲起，把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难、辛丑国耻清楚地连接成一个逻辑因果链。

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改革派，为了防止后者东山再起，慈禧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地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而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365页）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

以往对义和团有两个基本评价：赞赏的说它是“反帝”的“爱国主义”壮举，厌恶的说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但就我看到的有限资料而言，我对两者都颇有疑问。

说到“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不管是进攻被围的使馆区与教堂，还是阻击进攻的八国联军，史料中记载的列强军人伤亡量之少不说，仅有的伤亡还基本都是清朝官军的战果。尽管许多今人著述笼统地宣传义和团“英勇抗击”洋鬼子，史料中也确实有大批团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记载，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车站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中击毙4名意大利兵（见《庚子中外战纪》）外，实际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相反，初期团民战而不效，中期以后则普遍避战怯战的记载却很多。见于敌方的如“环绕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国之军队，不见拳匪之影”（《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于清方者，如“日以仇教为名四出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交战之先约彼相助，乃借口时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诿，已非一次。即至进战，„„义和团已不知去向”，“其素称为团首

者，迄今多日，终未见来。逃遁无踪，无从再为整顿”。（故宫(微博)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上册366页）今人的研究也指出：“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417页）如后所言，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苛责团民，清廷对之也实在不仁不义。但无论如何，义和团的战绩并不足称道。

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不同的记载大约就是两百来人吧。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其数按教会方面的说法，仅计教民就有两万三千多人（季理斐、任廷旭：《庚子教会受难记》，上海广学会本），而按其他史料的说法，仅在“奉旨造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罗惇曧：《庚子国变记》）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

义和团高潮时，进京团民据说达十数万乃至数十万，但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他们似乎都一哄而散，既没见激烈抵抗，甚至也没见来不及逃走大量遇难如后来抗战时的“南京大屠杀”的。都说清廷“卖国”，可是在这场灾难中，清军官兵反侵略而阵亡、自杀、英勇就义的真是不少，仅督师统帅和提督、总兵、统领、副将等高级将领就有李秉衡、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李大川、凤翔、保全、承顺、崇玉等一大批，几乎每战必有死将。真正要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精神的，应该是他们。

可是“爱国”的义和团呢？阵亡的团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师兄、大师姐（指红灯照）和“老师”们，如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阎书勤、赵三多、李来中、李长水、郝殿军、任济复、姜晋华、李昆、胡兰生、杨寿臣、刘呈祥、应天禄、李

七、韩以礼、王德成、张鸿、陶洛

五、刘喜禄、张海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者遁去不知所终，或者事后被搜捕杀害，或者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国内冲突中死亡，竟没有一个是在与洋人对抗中阵亡或失败自杀的！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愚昧”了。义和团“愚昧”吗？“迷信”吗？“盲目”吗？我看也未必。一般团民难免有愚昧的，但是那些大师兄们没一个阵亡，是他们真的“刀枪不入”？如果是，他们怎么没赢？如果不是，那么他们真的“迷信”这一套吗？如果“迷信”刀枪不入而实践之，他们又何以不死呢？还是他们根本就猴精猴精，“迷信”云云本来就是装的，他们根本就不会一试？请看当时的记载：

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人多信之。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佚名：《天津一月记》）

多么精明的“老师”“师兄”，谁说他们“愚昧”？

在这一点上义和团与太平天国还真是不同：太平天国还真是“迷信”，天朝将士包括重要将帅，虔信“天父”、慷慨“升天”者也几乎每战必有：从起义之初阵亡的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直到1868年太平军余部在广东最后一战中重伤而死的统帅汪海洋。可是义和团运动中就看不到这种情景。庚子事件中的许多场景，凭“愚昧”说、“迷信”说是没法解释的。

就说那西什库教堂吧，40个洋兵守着，数万义和团与清军从6月到8月围攻两个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来！而且与围攻使馆区不同，对使馆的围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护”的。对教堂就没有这一说。非武装的教堂烧了不知多少，围攻西什库自然也是真的。而那时又没有机枪，40杆单响枪有多大火力？要论洋枪，外面的围攻者比这多得多呀。再说西什库的周边环境，既没隔着河沟，又没隔着大广场，假如真的“迷信”刀枪不入，就凭着一股“愚昧”从街对面一冲锋，前仆后继牺牲一批，也就冲过去了，怎么会两个多月愣是冲不过去？当年英国鬼子戈登在中国号称“常胜军”，到了非洲的苏丹，碰上不要命的“愚昧”穆斯林马赫迪兵，脑袋不也就丢了？

说实话，还就是并不“愚昧”的围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观：守者枪一响，攻者如鸟兽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无后继，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大师兄们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如是反复，西什库能够坚持到底也就不足怪了。

义和团“反西化”：又一次“文化”灾难

综观义和团运动，基本是官怂则兴，官压即灭。义和团起自山东，可是山东官府一弹压，后来也没听慈禧那一套，庚子时那里就没什么动静。山西本无义和团，但巡抚毓贤一鼓动，庚子时那里的“忽然团民”杀人就最多。老佛爷有赏，京城突现团民“其众不下十数万”（故宫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上册187页），洋鬼子临近，如此团民又“尽都拔旗拆棚，掩门潜逃”。（仲芳氏：《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30页）

庚子年国难波及地区，无武装的教堂基本都遭毁灭，有武装的虽有被攻破者，更多的还是如西什库那样得到保全，团民常常绕着走。真正凶残不法的武装教民（确实有）大多安然避过庚子，而大量手无寸铁的无辜教民，甚至根本不是教民而被仇家、贪家捏指为教民者却大量死于非命！整个庚子国难中，少量洋兵基本死于官军而非死于“神团”，死于义和团者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义和团的死难者，尤其是“老师”、“师兄”们，死于中国官军官府镇压者也远远多于死于侵略者枪下。

那时不仅大师兄们难得“愚昧”，慈禧老佛爷也是“理性”得不得了。过去都说她下诏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是发疯了；后来有史家考证发现：其实那宣战诏书根本就没有递送给列强（不是不懂规矩，时至庚子，宣战这一套洋程序清廷很清楚）。慈禧只是在朝廷上“内部传达”了一把，意思是我既然“反帝”了，你若违我之意，那就是“帝国主义走狗”，杀你没商量！这种所谓“对内的民族主义”，没有高度的“理性”，岂能想得出来！

同样“理性”的老佛爷与“大师兄”们的关系也很微妙。尽管总的来说团民比教民要“传统”，从“阶级观点”看也是教民更具“贫下中农”色彩，间或有“发洋财”的痞子，但官绅则是不会有的。而团民主体固然也是“贫下中农”和痞子，却有官绅的参与，高潮时更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无人不团”。但是整体上义和团始终没有真正官方化，基本还是“民间组织资源”。而我们的帝制本质上是容不得这种东西的。当朝廷“主剿”时，有人说义和团源出白莲教，后来有人辩称不是。义和团自己更是拼命洗刷，“奉旨造反”期间甚至经常检举、捕捉疑似白莲教的百姓送官杀戮，以表心迹。

但其实是否源出白莲教并不重要。真是白莲教又怎样？曾有人认为历史上白莲教多为造反者所奉，必有异端教义。后来有学者把《庐山莲宗宝鉴》等白莲教经典看了个遍，说是正统得很，没找出什么“反骨”来。其实中国朝廷镇压白莲教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政权镇压异端完全不同。在中国“民间组织资源”之招忌，并不在于你信什么，而在于这种“自组织”机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所以无论大师兄们如何输诚，朝廷骨子里还是把他们与白莲教、天地会视同一类。庚子春以前和秋以后，朝廷都在剿“拳匪”。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爷让他们火中取栗、奉旨造反，封他们为“义民”的那段“蜜月”里，官军与“神团”仍是互杀不断，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后边捅你一刀这样的缺德事，官军与“神团”双方也都干过。因此即便在那段时间，双方也很少“并肩战斗”。双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分工”：义和团主要是屠杀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间或也抗过洋兵，而官军主要抗洋兵，间或也参与杀教民。

改革以前研究者回避这些基本事实，愣说都是义和团在抵抗侵略者，清军只有少数“爱国”官兵受义和团的感召，不顾“卖国”政府的阻挠“也参加了”抵抗。现在事实渐明：根本不是这样。而多数论者都认可抗洋兵是功，滥杀教民是过，既然前者主要是官军所干，后者几乎皆神团所为，所以如今认为“拳匪”比官军可恨，或官军比拳匪可爱的舆论颇盛。其实这也不很公平。因为直接下手滥杀教民的虽然确实主要是义和团，但是老佛爷的指使、纵容和幕后支持岂可忽视？而后来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团民作替罪羊，反过来滥杀团民以献媚于列强。不仁不义心狠手辣，莫此为甚！前面说过，清军将帅抗敌牺牲者不少，而义和团的首领们几乎没有一个。但是反过来，义和团的大师兄们死于非命的，几乎都是死在官军官府之手。如果说这些人是罪有应得，那么大量普通团民乃至疑似团民也被清朝官府屠杀（比被八国联军杀的多得多）又该怎么说呢？官军杀洋兵是比义和团有为，但他们杀的无辜百姓比洋兵多得多，也是不争的事实吧。

所以，尽管具体的每件功罪都应该详加考证各有所归，但总体来讲官军与团民哪个该褒哪个该贬，确实不好说。我们只能说庚子国难这场大悲剧，清朝统治者尤其慈禧是罪魁，但根源还在制度。这个制度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造成了这样一场“反西化”大潮。

那么，如此激烈“反西化”的义和团运动对于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哪怕就是“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丝一毫的支持吗？义和团请来各种“神仙”，从太上老君、黄连圣母、伏魔大帝、洪钧道人、孙悟空猪八戒、吕

洞宾铁拐李、关公赵子龙直到“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可谓有奶便是娘，但凡“传统”中有的神灵都想到了，可就是从来没提孔孟，更没人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满口怪力乱神，噤声道德文章”就是这个运动的特点。“文革”时有人把义和团列入“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之列，也不是空穴来风。义和团“反西化”却不尊儒，不过一出“荆轲颂秦王”的活剧而已。

显然，对于许多高度世俗化的传统国人而言，他们“迷”则有之，“信”则未必；在信仰方面是临时抱佛脚，有奶便是娘，很少有所谓“终极关怀”式的宗教精神。这样的好处是这种“世俗理性”特别适应市场经济，这一点在改革时代就体现得很精彩，坏处则是谭嗣同所说的那种“乡愿”之弊。就个人算计而言，他们每个人都是猴精猴精的“理性经济人”，一点都不“愚昧”，但作为整体，他们在专制体制下却经常被“愚弄”，一次次地扮演了可悲的角色。

于是，从“金田起义”到“庚子国难”，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大拐弯”。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洪秀全们要把“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人，而老佛爷慈禧则绝不允许中国人试试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者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妖书”而禁绝，“神团”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之道。这样看来，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更像难兄难弟了。联系到后来的一个时期天朝与神团都被当作两大“高潮”而捧上云霄，而当时恰恰也是“西方的”宪政法治与孔孟的传统道德两者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

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早在庚子国难的硝烟方散，就有人指出：“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后有（太后）训政，有训政，而后有废立，有废立，而后有排外。”“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慈禧）党祸之战争也。”（《中外日报》，1900年12月8日）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武化大革命”，但确实不是制度上的革命）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辛亥革命比戊戌变法要“激进”，但两者的共同点是都针对制度而非“文化”。笔者以前曾把戊戌以前的改革思潮称为“反法之儒”引进西制以“排秦救儒”，希望实现“天下为公”。到了辛丑国耻后，辛亥革命前，由于国难日深，也由于日本变革的影响等原因，人们对“反法之儒”的兴趣渐消，而学习西方，实行宪政、革命成为思想界关心的重点。但是那时也并没有反儒非孔之说。

辛亥前中国经历了基督教迅猛发展的时期，甚至在义和团的发源地山东冠县等地，大量的原“团民”也变成了“教民”。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中都有不少基督徒，尤其是革命党，从1883年就受洗入教的孙中山，到武昌首义功臣孙武、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彭楚藩与刘复基，据考证都是基督徒，甚至还有基督教中国籍神职人员和司牧组织也积极参与了革命。（康志杰、王威：《辛亥革命前日知会革命活动评述——兼论基督徒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但是，无论革命运动或者立宪运动，本身都并无宗教色彩。孙中山的著作中经常称引“天下为公”之类的儒家经典，革命党人中也有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更有甚者，投入革命的还有号称“革命和尚”的释太虚和苏曼殊、铁禅等佛教徒，在宁波等地，一些寺庙还组织了“僧军”参加革命。（侯坤宏：《佛教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与地位》）可以说，当时人们关心的是专制还是民主，而对信基督、佛陀还是信孔孟并没有看得多么对立。

辛亥革命时期是民族主义高昂的时代。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满兴汉”，而立宪派的民族主义比较重视国族意识，强调在列强瓜分危险中追求中国的自立。但是无论反满兴汉还是国族自立，当时都没有与尊崇或禁绝某一宗教、某一信仰或思想流派混为一谈，很少有人认为信基督还是信孔孟与爱国还是卖国有什么关系。当时作为民族认同象征的主要是一些符号化的“文化”，尤其是所谓“汉衣冠”。从革命前的剪辫易服开始，恢复、振兴“大汉衣冠”的呼声一度高涨。武昌首义后的军政府门卫穿起宋代武士装，钱玄同则在浙江军政府任职时穿上他特地考证出来并自制的“深衣”、“玄冠”去上班。但这一切都出自自愿，出自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当时并没有什么人主张实行民间服装统一或服装管制。而他们透过这些认同符号凝聚“民族意志”后所要实现的，则是每个国民的利益、自由、公民权利和国民整体（国家）的对外主权，而不是什么宗教、学派和思想的至高无上地位。同一个人，身穿“汉衣冠”，信仰基督教，弘扬自由民主，为国人内争人权、外争主权，是完全正常的。正如今人所论：在当时的革命者看来，“这些文化财富与建立自由、人权的现代共和国之间没有抵牾。没有谁认为如果要建立自由的国家，先决条件必须是要‘打倒孔家店’或‘烧掉线装书’，也没有人认为穿着‘汉衣冠’就是一名帝制拥护者”。（李竞恒：《衣冠的背影》，《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2辑，31-32页）

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都有反思。对于太平天国，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革命党人从“反满兴汉”的角度抱有好感，但几乎没有人喜欢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也没有人欣赏洪秀全的“基督教天国”，尽管孙中山等人都是基督徒。同时，他们也没有兴趣追问洪秀全信仰的究竟是否真正的基督教。

而对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辛亥时代的人们批评就严厉多了。尤其是革命党人，既反感“扶清”也鄙薄“灭洋”。邹容在《革命军》中抨击道：义和团属于“野蛮之革命”，它“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为国民添祸乱”。鲁迅则认为“义和团起事”是“康有为者变法不成”后“作为反动”的倒行逆施。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到了后来的新文化时代，人们对义和团的评价更为严厉。如李大钊声称：我们必须努力吸取西洋文明之长，“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而陈独秀更在五四前夕的《克林德碑》一文中不仅全面抨击了义和团的行为，而且警告世人：“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但是同时，尽管当时已经兴起了文化决定论，出现了“西化”必须反孔的言论，然而新文化的思想家们从未把“反西化”的义和团和“孔孟之道”相联系，正如它们实际上也没有联系一样。

显然，与所谓“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说不同，晚清中国人实际上经历的探索过程是“西化”—“反西化”—“现代化”。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文化”浩劫之后，辛亥革命成为一场纯粹的“制度革命”，它既无“西化”色彩，也无“反西化”色彩，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更进一步看，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在一条线上人们努力地追求制度的变革；而在另一条线上人们在不断地折腾“文化”，不断地在“西化”与“反西化”之间反复。太平天国搞“西化”，义和团“反西化”。十多年后新文化运动再一次提倡“西化”，但当时的“反传统”按王元化先生的说法却是“反儒不反法”。

第三篇：管理在于文化

审视管理事实

什么是管理？管理需要什么？管理的事实在哪里？这些话题，总是叫人津津乐道。

管理是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且其目标具有可量化的成效与结果。人们加入组织，创造出效益——许多人一起工作，朝着大家认为值得的目标努力。管理的真正意义，就是要确保组织按着预定的目标迈进。

如果将目标的实现，归结为管理创造的效果，则会带来认识上的错误。它会让管理者迷失方向，追求短期利益，忽略对隐藏在目标中的人性的思考。久而久之，人成了工具，创造财富被认为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给长远目标的实现埋下障碍。

对人性道德的漠视，让管理者疲于奔命，困乏于不断产生摩擦与冲突的人际关系之中。上级恼怒于下级的态度，下级愤懑于上级的指令。关系紧张，高压政策，尔虞我诈，无时不在。组织俨然一个政治舞台，管理充满了血腥味。这一切，都与人性解放背道而驰，只会带来冲突。

管理者必须审视管理的一切使命，兼顾人性与目标，他即要有责任，去完成管理目标，更要有义务，去实施人性。这就是管理者应当面对的管理事实。

呼唤管理文化

人始终是组织中最重要的资源，目标能否如期达成，关键在于如何发挥人的创造性与主动性。一切目标，都要回归到对人员的管理。人员管理，离不开人性要求，管理者别无良策。

当今社会中的人性要求，已经愈来愈得以凸显。寻求内心情感的归属，渴望赢得别人的尊重，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如果管理者能够正视人性的需要，寻求解决之道，那么文化也就呼之欲出。

文化的魅力，独特而又持久，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比拟。越有文化，越能体现人性。一旦文化深入人心，它能够非常恰到好处的，去表达及体现人性的一切需要。

事实上，管理者身处于组织，根本无法避开对人性的思考，也免不了要受到文化的影响。管理者进行管理活动时，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在建立并发挥文化的氛围。这种文化，姑且称之为管理文化。

对管理者而言，人性与文化并不矛盾，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只要管理者去面对人性，就离不开文化。文化是对人性的最好诠释，给人舒适的精神寄托和感受。

管理文化内涵

换了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人，管理文化意味着不同的表达。它可以是组织远景，是组织绩效，也可以是游戏规则，是成员的言行举止。管理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复杂性，由此略见一斑。

管理者时刻在同人性打交道，因而要深刻领会管理文化的内涵。管理文化的创建，有六大要素，它们分别是组织环境、管理伦理、管理思想、管理风格、管理价值及人性与目标。

◎土壤：组织环境

离开环境，一切皆空谈。管理文化亦是如此，它的土壤与根基就是组织环境。管理者在进入管理前，首先要熟悉组织环境，譬如那些组织宗旨、组织规则及组织流程等等，必不可少。等到这些达到要求后，管理者开始管理，管理文化才拉开序幕。

如果换句话，也就是说管理文化的塑造需要一个时空上的过程。管理者必须先要适应环境，然后方可开始全面落实管理，否则文化根本无从谈起。

◎内容：管理伦理、思想与风格

人与环境是互动的。随着对组织环境的了解，管理者逐步形成并完善自身在管理上的伦理、思想及风格。这三者，构成了管理者在管理文化上所能够表现出来的主要作为。

管理者产生适当的管理伦理，亦即管理的世界观、价值观及道德观。管理者一边面对组织环境，一边总结管理得失。“我在追求什么？”、“我面对的是什么？”、“我从事的是什么？”、“我将获取什么？”与“我将怎样进行？等等，会经常萦绕在他的脑海当中，成为深深的烙印。

与部属的长期共事交往，让管理者进一步了解了他们。由此及彼，他会将他们一个个评价一番。要么认为他们是积极的，应该尊重与合作。要么认为他们是消极的，应当处罚与压迫。要么认为他们不好也不坏，可以不尊重，而在必要时应该尊重……这些就是管理者的管理思想。

管理思想一经确立，管理者的管理风格也就随之跟着固定下来。这些风格，常常与其思想遥相呼应。或者是～式的，集权与～，一切皆由领导个人说了算，不理会旁人的想法。或者是参与式的，授权与民主，倡导群策群力。或者是复合式的，有时采取～，有时强调参与。

人之初，性本善。管理者推行善意的管理文化，多一些民主，少一些～，才符合人性的根本利益。在当今社会，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导向：管理价值

始于价值，终于价值。管理的行为非常明确，就是要追求并创造价值。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总算可以对管理者的管理工作进行全面而有效的评估。价值的创造，让管理者找到了衡量其管理水平的有效指标。

与此同时，根据管理所创造的价值，结合个人意愿，管理者重新定位自己的管理认知，评估有必要改进哪些管理内容，有必要保留哪些管理内容。

◎主线：人性与目标

人性与目标是两条主线，将管理文化的内容，连结在一起，串成管理这颗美丽的珍珠。藉着主线的维系，管理成为一个系统工程，周而复始地起着作用。

正如前文所述，管理的事实是必须兼顾人性与目标。管理文化给予管理者潜在力量，使他在两者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将它们结合起来，既满足了人性的需要，又实现了目标。

管理文化思考

为什么需要管理文化？它能发挥什么作用？管理者如何完善管理文化？我们依然心存疑虑。

之所以呼唤管理文化，是因为管理者摆脱不了所有人对人性的强烈要求。如果管理者一味地强调目标，将人性放在一边而置之不理，那么人们将会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自身利益，大肆～甚至于对抗。管理上的平衡逐渐土崩瓦解，管理者的管理地位随着岌岌可危。

管理者必须全力以赴，塑造安全而有效的人性环境，给予成员合理而充足的理由，让他们能够心悦诚服地被管理，始终忠诚于组织，投身于组织。管理的关键出路，就在于如何实行人性化。实现了人性，赢得了人心，热情绝对是免费的，它会自动产生。

管理文化的成型，促进了组

第四篇：师德之魂在于

品味阳光的味道

--------关于爱的教育

安肃镇

坟台小学

刘亚超

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小说《爱的教育》第七章曾有这样一段描写：“回到学校里，我最初听见的是一个恶消息，卡隆因母亲大病，缺课好几天了。终于，他母亲于前星期六那天死了。昨天早晨我们一走进教室，先生对我们说：‘卡隆遭遇了莫大的不幸！死去了母亲！他明天大约要回到学校里来的，望你们大家同情他的苦痛。他进教室来的时候，要亲切叮咛地招呼他，安慰他，不许说戏言或向他笑！”文中先生的这段话，是为师者对孩子悉心关怀的表现，是对孩子心灵的慰藉，是理解也是精神和情感的关怀。

我六岁的儿子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妈妈，阳光和生命哪一样更宝贵？”我回答：“同样宝贵。”他说：“阳光更宝贵些。”我不解，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没有阳光就没有生命。”在惊讶的同时我获得了一个哲理：万物生长靠太阳。学生也是生命，他们需要为师者给予的阳光，这阳光便是众“生”平等的爱与关怀。教师完善的人格魅力，高尚的品德修养，丰富的知识技能，耐心细致的品性似阳光，照亮着孩子们前行的道路，伴随着每个孩子享有“阳光的味道”。师德之魂在于“爱”，爱是师生交往中的粘合剂。作为班主任，要懂得尊重、爱护学生，因为爱生之心是教育的前提，是教育力量之所在，它可以使学生感到温暖、关怀，可以沟通师生之间的感情。黄静华老师，从事班主任工作38年，她说有两句话常提醒自己：“假如我是孩子，假如他是我的孩子。”这两句话精辟的讲述了为师者的教育是爱的教育。总结几年做班主任工作的体会，我认为：教师的爱应撒在学生集体中，教师的爱应插在学生的心坎上，对优等生的培育，对一般生的促进，对特殊生给予的特殊的关怀，对后进生给予的偏爱。

担任新年级班主任一个月，所有科任教师的矛头都指向了李月这个孩子，倒不是他有多桀骜不驯，而是他的作业屡次不完成，对教师的态度很恭敬，却又对教师的教导充耳不闻。看似毛病不大，品质不差，但由于已是习惯成自然，转变的过程虽不曲折，却很漫长。

我首先是循循善诱，谆谆教导，开始的时候，有一点成效，后来就出现了反复，平时的作业大都能够完成，但周六周日的作业又是一字不写，我明白自己苦口婆心的教导同样被当成了耳旁风，我明白了各科教师的苦衷，开始思忖对策。经过了解得知，这个孩子在小学就有上网、逃学、作业不完成甚至还有夜不归宿的习惯。了解到这些情况我有些瞠目结舌，看上去一个老老实实的孩子身上竟然有这么多的不良习惯。我又采取了第二步，请家长，来的是他的父亲，见了我也是一个劲的诉苦，自己每天都要出去作生意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意，从时间上对孩子的学习照顾不够，还请老师要多多费心。这一次我与家长建立了联系，有问题做到了教师和家长之间能够及时反馈获知信息，我让班级互助小组的成员负责辅导和检查他的作业，同时告知家长要从生活学习上多关心感化孩子。这次的教育效果好一些，取得了暂时的风平浪静，作业完成的情况好了，上课的表现有了很大的进步。

正当我沾沾自喜之时，有一天李月突然没来上课。我很担心，也不想让自己的努力前功尽弃，利用中午自习的时间叫上班干部去家访，接待的是他的母亲，言谈之中我发现有些不对，回来后学生告诉我，他的妈妈精神有些问题，根本管不了他，而爸爸又为生活所累，对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有些震撼，在他的内心世界里承受着许多同龄孩子不能承受的压力。这才是他屡教不改的根源所在，其实他心里非常渴望温暖，渴望受到关注和表扬，渴望上进，当这种渴望与渴望不能得到满足发生冲突的时候，他选择了逃避，获得了心灵暂时的放纵与清闲。找到了根源，我开始寻找改变他的契机。他逃学回来我没有过多的批评他，只是把我在他家里见到的事实告诉了他，并表示了理解，可是我说：“你的境遇我很理解，可我并不同情，同情是给予弱者的，你不是，你在这么大的压力下还能够比较坦然的面对，你是生活的强者，你现在只是有些迷失，老师愿意做你生活的引航者，我希望你成为前进的舵手，自信，坚强，有执著的精神和敏锐的判断力，而不是永久的迷失在困难的海洋里不能自拔。”他抬起头，眼里闪着泪光，可我看到了希望，泪光背后是坚强。

一次我布置了一个文题叫《回报》我看到了他的作文，写的是自己的父亲如何辛苦，写自己将要给他以回报。作为他的班主任我能体会他的情感，可他的文章体现的并不明显，我找到他说：“你的父亲给你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他说了两件：一是自己常常不完成作业，经常被叫家长，父亲感到很没面子，可是为了自己不挨批评，为了自己的学习，父亲每次都是硬着头皮来学校；一是他深夜上网不回家，寒风之中父亲找遍所有网吧寻找他。说的时候，话语间有些哽咽。我问他，你父亲最幸福的事是什么？他回答是他受表扬的时候，我又问：“你怎么回报他？”他说：“老师我要好好的学，这也是对您的回报。”我什么也没说，心里热乎乎的，我告诉他再写一篇作文。他极认真的写了，语言朴实，感情真挚，作文课上我让他读了，感动了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之后我给全班朗读了汶川地震时的诗篇《孩子，快》，当我走出教室的时候，教室里非常安静，学生们很长时间没有走出教室。室外的喧嚣衬托了室内的安静，而我知道所有孩子的心里定是在波涛汹涌，起伏澎湃。我心里有数，这次改变的不仅是他的习惯，关键是改变了他的内心世界。他开始不选择逃避，他学会了被爱和爱人，他懂了这个世界上不是他最不幸，他学会了坚强，他明白了做人的责任。捷报纷至沓来，各科教师都说他进步了，家长也说他懂事了，还主动担当起了照顾母亲的责任。期末考试时他进入了班级的前十名。他的脸上开始有了自信的微笑，那是对生活的信念。

后来，我们之间又有了一个秘密通道，那就是我的评语，我在评语中给他鼓励，给他引路，比如：人生如海，它的美在于他的汹涌澎湃，没有起伏的生活就象一杯索然无味的白开水，能应对生活的挫折你就是强者，期中考试快到了，希望你会取得好成绩。一个看似简单的肯定实际是对孩子莫大的鼓励，他是孩子坚持下去的理由和源泉，由此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学生快乐了进步了，快乐和幸福便也与我同行，而此时我并没有忘记家长，我经常让孩子给家长捎纸条，告诉他孩子的进步，我想孩子父亲的脸上定会有菊花似的微笑吧。

一个孩子的成长有两个情感环境：一个是家庭，一个是学校的班级，一个家庭对孩子失去拉力的话，这个孩子有可能走邪路，在此基础上学校和班级再对孩子失去情感拉力的话这个孩子百分之九十九要走邪路了。实践证明，教师的尊重和爱护，是转化后进生行之有效的措施。对于学困生，切不可动辄批评、指责，更不能动不动就向家长告状。伤了他们的自尊心，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相反，我们用阳光的爱去温暖他那颗冷却了的心，去启迪他的灵魂，使他重新燃起上进的火花，其结果则会事半功倍。我们要让孩子品味到阳光的味道，我们要做学生生命中的贵人。当我在中秋节给家庭困难的学生送上两包月饼的时候，她每次交作业是都是两只手递给我，她用孩子最淳朴的方式表示了对老师的爱与敬意。当一名学生在冬天摔伤左臂的时候，我告诉他要用棉套袖包好胳膊以免冻伤，以后他每次作业都是清清楚楚，而以前他经常因为作业应付差事被叫谈话。当一个调皮的孩子迟到我问及原因时，全班同学异口同声的告诉我：“老师，他代表全班去给你买生日蛋糕了。”此时我感到了作为母亲的幸福与满足。当我暮年的时候，想起这件事我会觉得，这辈子作老师值了。

教育是春天的阳光，能让蒙昧的人们走出黑暗；教育是碧色的蓝天，能给予孩子梦的故乡；教育更是一颗赤诚的心，能唤醒另一颗心灵，触及另一个灵魂，拨动另一根心弦……

[浅析]：面对一个个思想复杂、性格迥异的“问题学生”，作为班主任的我们，该如何做好学生的思想转化工作呢？柏拉图说：教育是灵魂转向的艺术，而真正的灵魂转向只能发生于内心生活改变之时。对于李月这样一个思想丰富、个性独特的孩子，老师越是排斥他，他就越抵触，从而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理。这样一来，对他的教育就产生了一种恶性循环，最后导致家庭、学校、社会都会认为他是“朽木不可雕”。鉴于此，我便力图与他进行内心接触，用真诚的爱去解读他的内心世界：关心他的生活，关注他的学习，与他谈心，陪他做作业，……点点滴滴都让他体会到了我给予的温暖。渐渐地，他初步接受了我！但却难以完全改变他的许多不良——间断性、躲避性地犯那些错误。正当我对自己的教育方法产生质疑之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真正闯进了他的心灵。他又犯错误了，我找了一个时机与他进行了敞开心扉地交流，这一次，他真正、完全地体会到了被认可，被尊重的价值，懂得了作为儿子所应承当的爱的责任。于是，他终于下决心改变自己。值得一提的是，他真的做到了！

只要我们拥有对教育事业强烈的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的事业心，怀着满腔的热情，遵循教育规律，不断探索和总结教育经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持之以恒，“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反复抓，抓反复”，将融融的师爱洒向学困生，让这些“迟开”的花朵沐浴阳光雨露。他们一定会被软化、感化，达到最终转化的目标，以实现素质教育的目的。有位诗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生命就是一把琴弦！的确，孩子那心中的一个个想法，一种种思维，不就是一根根敏感的弦，易断的琴丝吗？我们要想奏响这生命之歌，只有走进孩子心灵深处，去轻轻地、不露痕迹地拨动那根心弦，他的心底才会流淌出美丽的音符，才会流淌出生动的旋律。

第五篇：中国民俗文化之壮族文化

中国民俗文化之壮族文化

一、壮族文化源远流长

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广西等南方地区，作为一名壮族人，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壮族歌节是我们壮族人民最具特色的节日。很多人不禁问道，壮族三歌节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那么，基于我对于本民族的了解与认识，下面我将给大家讲述的就是壮族歌节的来源、历史及独特之处。

广西每年盛装上演的官方国际民歌节，一首《大地飞歌》，让广西激情澎湃，处处是歌的海洋。壮族素以“善歌”著称，壮乡素有“歌海”盛誉。民间农历三月三又称“三月三歌节”或“三月歌圩”，“歌圩”在壮语中又称为“圩欢”、“圩逢”、“笼峒”或“窝坡”。尽管“歌圩”在壮族地区有不同的称谓，但均有“坡地上聚会”、“坡场上会歌”或“欢乐的节日”的意思。在广西有很多著名的歌圩，比较著名的歌圩有巴马的盘阳河畔、田阳的乔业、都安的棉山、宜山的下涧、田东的仰岩、柳州的鱼峰山等处。

二、壮族歌圩节的来历

三月三歌圩节作为壮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它之所以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以传承和壮大，也充分体现出它满足了壮族人民的生活需要。三月三歌圩节不仅使得广西壮族的民族文化得以保存、演化和发展，也为该民族的生存和劳动带来信心和乐趣，体现了该节日的文化功能。

关于歌圩节的来历，壮族民间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一说，古

代有一对情人，都是有名的歌手，经常唱山歌来表达相互的爱慕之情。但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使他俩不能结为夫妻，于是他们绝望地双双殉情身亡。人们为了纪念这对情侣，遂在三月初三唱歌致哀。

二说，在唐代，壮族出了一个歌仙，名叫“刘三姐”。她聪明过人，经常用山歌歌颂劳动和爱情，揭露财主们的罪恶，财主们对她又恨又怕，因此一年的三月初三，乘刘三姐在山上砍柴时，财主派人砍断了山藤，使她坠崖身亡。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歌仙，便在刘三姐遇难这天聚会唱歌，一唱就是三天三夜，歌圩就此形成。

这些传说现已难于考证，但在宋人著的《太平寰宇记》中就有记载：“壮人于谷熟之际，择日祭神，男女盛会作歌。”这说明当时的歌圩也很兴盛。宋元以后，壮族山歌的发展尤为突出，歌圩也成了文化娱乐和男女谈情说爱的场所，并出现了抛绣球的游戏。女子将绣球抛给自己心爱的男子后，双双退出歌场，互赠定情信物，到了清代，便形成了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大型活动。到1934年编的《广西各县概况》记载，当时广西有歌圩活动的就有二十六个县，几乎遍布广西各地。

三、壮族歌圩节的主要内容

每次歌节会持续两三天，歌圩活动主要内容：①以歌传情，即男女青年以歌为媒，唱歌求偶，所唱有见面歌、求歌、接歌、对歌、交情歌、定情歌、誓盟歌、思恋歌、离别歌、相约歌等歌式。参加者也多以未婚男女青年为主体，有时老人和小孩也前来助兴游乐；②赛歌赏歌，歌手们通过赛歌来展示智慧，有盘歌、猜歌、对子歌、故事歌和斗歌、抢歌、和歌等歌式，众人也多以以赏歌为乐；③游艺自娱，有抛绣球、斗蛋等活动，还有壮戏、师公戏、唱采茶和其他歌舞表演。歌圩所唱涉及到内容也很广泛，有天文地理、神话传说、岁时农事、社会生活、伦理道德、恋爱婚姻等各个方面，几乎无事不歌。

歌节除农历三月初三，春节、四月初

八、中元、中秋以及婚嫁、小孩满月、乔迁等时节都可形成歌圩。甚至赶圩路上歌逢对手时，也可形成临时歌圩。歌圩节前，人们要备好五色饭和彩蛋，姑娘们还要赶制绣球。歌圩日，小伙子和姑娘们都穿节日盛装，男携礼物，女揣绣球，成群结队前往。有的抬着刘三姐神像绕行歌圩一周，才开始对歌。有的则由姑娘们搭起五彩绣棚，待小伙子到来，边对歌、边审度对方人品、才华。有的是男女对列，姑娘向意中人抛出绣球，对方如果中意，就在绣球上绑上礼物，掷还女方。有些歌圩有碰蛋的习俗：小伙子用手上彩蛋碰姑娘手中彩蛋，姑娘如愿意和他做朋友，就露半边蛋让他碰，不愿，就整个握住。还有的是甲村向乙村送去彩球，相约还球时举行山歌比赛，如乙村输了，彩球不准送还，来年继续比赛，直到唱赢为止。

更为之重要的是一些节日性歌圩，在特定的节期和地点举行，带有节庆、纪念和祭祀的性质。这种为了敬奉神灵，求得神灵的保佑，以获得心灵上的愉快和慰藉，而创造了盛大的集合，并周而复始地定期进行，特别是在每年的春种和秋收时节，壮族人民的民歌就可使一度紧张的劳动生活得到暂时的放松，在歌舞游戏中娱乐身心。在古代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歌圩活动往往和求存愿望相连结，为生产和生活斗争提供直接的信心、勇气和动力，同时也让大家对来年的丰

收充满信心。

四、民俗文化得以留存的优势及意义

由壮族历史积淀而成的“三月三歌圩”这个文化母体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因子，是多种多样文化成分的集中表现，是壮族文化的集大成；或者说，壮族文化集中融合、凝聚于“歌圩”这个特定的文化形态上，与整个壮族的生活息息相关，互相依存，不可分割。歌圩首先是是壮族民歌的自然载体，为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提供了学习山歌和展示歌才的场所，满足了他们崇尚山歌、诗性思维的心理需求，对于壮族各类传统民歌的产生、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又是壮族民间文学的宝库，对了解和研究壮族古代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壮族三月三歌节文化是壮族文化(包括物质的文化和精神的文化)的载体。

我国多元一体、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源头、根基和底层，是各族人民性格、精神和情感的重要载体，也是国情、民情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写道：“一物品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在人类用着它的地方，只是在它能满足人类需要的地方”，“所有的意义都是依它在人类活动的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它所关联的思想，及所有的价值而定”。民俗对继承和弘扬传统的民族优秀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