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D10-P86关于中共党史学学科建设问题的思考
关于中共党史学学科建设问题的思考
宋 俭
丁俊萍
中共党史学（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的学科建设，是一个正在探索中的问题，还存在不少有待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本文拟就中共党史学（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的属性与学科归属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期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有所裨益。
关于中共党史学的学科属性与学科归属问题，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在目前国内通行的几个主要的学科分类目录上，关于中共党史学的学科归属是不一致的。在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表”中，将“中国共产党史”划归在历史学大类中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类目下，与中国国民党史、中国民主党派史、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专门史并列。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编的《学科专业简介》和《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则将“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划归在法学门类中的政治学一级学科中，与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等二级学科并列。在作为国家图书分类法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中共党史”与“中国共产党”（即党的建设）又是分列于历史学科和政治学科之中的，前者置于中国现代史类目中，后者则置于政治、法律类目中。只有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中，单独列为“党史?党建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中国历史等学科并列。中共党史学的学科归属之所以出现若干种种不同划分，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源于人们对中共党史学科性质的认识上的差异。
就狭义的中共党史学（即中国共产党历史）来说，其学科性质其实已是不辨自明的了。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过党史工作者们反复探讨与论证，大多数学者对中共党史学科性质的看法已逐渐趋于一致，认为“凡研究和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不管它是整体的、断代的，或者是分类的，都应归属于历史科学”。而中共党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其性质自然应当属于历史学科。较之一般历史学科，中共党史学尽管具有更强的政治性、理论性和现实性，但本质上无疑应该属于历史学科。
然而，问题不仅在于此。目前我们探讨中共党史学科建设问题不是从狭义的中共党史学（即中国共产党历史）出发的，而是从广义的中共党史学出发的。广义的中共党史学科是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党史和党建这两大部分，其规范的学科名称是“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这也就是说，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中国共产党历史，还包括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编的《学科专业简介》，“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是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及其历史发展，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学科。按照这种界定，如果简单地将中共党史学科整体划归历史学科门下的话，那么，包含于中共党史学科中的“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的定位就成为问题了。诚然，研究“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是需要以中共党史研究为支撑的，但是，无论如何，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在学科属性上是不宜划归到历史学科中的。“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从其严谨的学科归属而言，划入政治学一级学科更为合适：从“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及其历史发展”的角度，它适合于划入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级学科；但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执政党建设的角度来说，放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中是合适的，却又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级学科所难于独立承载的。所以，从学科门类的科学划分来说，目前的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学科实际上是分属于历史学与政治学两个不同的一级学科，因而也是分属于历史学与法学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的，简单地将中共党史学科划归历史学一级学科（学科门类）显然并不合适。
那么究竟将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学科放在哪个一级学科或者说放在哪个学科门类更为合适呢？这是一个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的问题。目前，关于中共党史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归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较为适宜，这也是目前实行的国务院学科目录分类。持此观点的主要理由是：目前在国务院公布的学科目录中，中共党史是包括中共党史与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在内的，就算中共党史可以归属到历史学科的话，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也是无法归属到历史学科的。而且，按照中国的治史传统，对于正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现在就将其归于历史学科显然还为时尚早，具有鲜明的现实政治性特点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更适合归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而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及其发展，尤其是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的执政党建设问题，包括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执政党建设与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问题，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党的关系问题，等等，毫无疑问，应当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应归属于历史学一级学科。其主要理由如前所述，认为凡是研究和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不管它是整体的、断代的，或者是分类的，都应归属于历史学科。中共党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和当代历史时限之内的一部专门史，其性质自然应该属于历史学科。“从学科性质上把中共党史定位于历史科学，正是中共党史研究趋于成熟、形成规范、走向理性的表现”。但这种看法主要是从狭义的中共党史学（即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范畴来定性的，没有涉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发的学科目录中关于目前中共党史学（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学科内容的完整界定。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科应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其主要理由是：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研究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不能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早在1959年，“中共党史”就以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性质正式作为高等学校的公共必修课开设，并有“‘中共党史’选读毛主席著作”的明确规定。一直到1985年以前，“中共党史”都是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开设的。开设这类课程的目的，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一般说来，课程的作用与学科的性质是一致的，事实上，中共党史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正是以高等学校开设“中共党史”课程为契机开始进入到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领域的。因此，中共党史学科当然应划归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也希望将政治学中的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个二级学科纳入到其学科体系中。还有学者提出，要以中共党史学科（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作为在高等学校新开设的思想政治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学科支撑。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科应当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其主要理由是：中共党史学本身是一个跨多个一级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它既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历史学科、政治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又不同于这些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既包括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又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既包括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问题，也包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政府、社会、其他政党及各种社会团体的关系问题。因此，简单地将其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历史学科、政治学科中的任何一个一级学科，都不甚合适。从学科建设的实际出发，应当在法学门类中单独设立“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或“中共党史与党建”一级学科，下设若干个相关的二级学科，使其按照自己特有的规律独立进行学科建设。
笔者认为，确定中共党史学（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的学科归属，应当从当前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实际出发，遵循学科分类的科学性原则。所谓学科分类的科学性原则，即根据学科研究对象的客观的、本质的属性和主要特征及其之间的相关联系，划分不同的从属关系和并列次序，组成一个有序的学科分类体系。在遵循学科分类的科学原则的基础上，同时应当考虑两个因素：一是有利于学科自身发展，二是有利于学科功效的更好发挥。
从有利于中共党史学科自身的发展来考虑，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将中共党史学科放在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政治学一级学科，对于中共党史学科自身的发展都有较大的局限性，甚至已经制约了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
如果将中共党史学科划归历史学科，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来，对于中共党史学科自身的发展有较大的局限性。且不论历史学科难以涵盖包含有“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的广义的中共党史学，即使是从狭义的中共党史学即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来说，也是弊大于利的。从理论上讲，将中共党史划归历史学科似乎更符合其学科性质，但是，不容否定的是，中共党史学比一般的历史学科具有更强的政治性、理论性和现实性，它是直接为执政党的现实工作服务的，其主要功能是资政育人，从而成为一门带政治学性质的历史学科，或称是一门政治性、理论性、现实性很强的历史学科。而在目前实行国务院学科目录中，历史学一级学科下属八个二级学科，分别是：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古文字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从历史学科严谨的学科体系来说，显然不便再单独增设一个“中国共产党史”二级学科。如果要将中共党史学划归历史学科，则只能划归专门史或中国近现代史这两个二级学科中。但是，将中共党史仅仅只是列为专门史或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研究方向，显然与目前中共党史的地位及其所肩负的任务是不相称的，也是不利于中共党史学科按照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发展的。
能否将中共党史学划归到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呢？在国务院颁布的学科目录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过去亦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一个二级学科。为适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需要，2005年12月，国务院调整学科专业目录，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从政治学一级学科中单列出来，在法学门类中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五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增设，对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不容否定的是，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增设在客观上对于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是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的，特别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级学科实际上主要是以中共党史学科为支撑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共党史研究队伍的分流和部分党史研究者研究重心的转移。
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05年12月23日下发的《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及其所属二级学科简介》，“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一门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的学科。它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它在世界上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同时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其中的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科。这个学科的研究和建设，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重点，密切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所进行的艰苦实践和理论总结，深入研究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基本规律。
据此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的确有较大的关联性，也有不少论者因此认为如果将中共党史学科划到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正好可以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东风，推动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就开始出现萎缩趋势的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
笔者认为这种想法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固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需要以中共党史研究为基础和支撑，但是，二者的研究指向与研究内容是不同的，在学科建设特别是科学研究中也具有不同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在国家技术监督局公布的现行《学科分类与代码表》中，“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下设有“马恩列斯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史(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其他学科”等二级学科，其中包括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却并没有将中共党史列入其中。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共党史虽有较强的关联性，但是，在学科建设上却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上也存在区别。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的重心在理论方面，而中共党史学科（含党建）不仅要研究有关理论，更主要地是要研究党所领导的各方面的实践问题，如经济工作、政治工作、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群众工作、军事工作等等方面的历史，以及党自身建设的实践与历史经验，包括马克思主义党建原理、党的自身建设历史、现阶段党的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党际关系、国外政党研究、中外政党比较等方面。如果把中共党史学科归并到马克思主义学科，既有可能冲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理论色彩，也难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实践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的伟大实践展开深入研究，客观上缩小了中共党史的研究领域，不利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与拓展，也不利于中共党史学科按照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发展。
而且，将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归并入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也不利于贯彻学科分类的科学性原则，组成一个有序的学科分类体系。因为在学科划分上，首先就将面临一个两难选择：是将中共党史单列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还是将其并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中呢？如果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二级学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并列，那么，二者在研究内容上将有较大的重复，也很难划清二者的边界；如果将其并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中，显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又是不能够完全涵盖中共党史学（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的研究内容的。此外，从目前的情况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学都还不能说是成熟的学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于2006年才刚刚设立，可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严格说来，还没有真正进入学科建设的范畴，而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真正步入学科建设的历史也不长。在这种情况下，将中共党史学科归并入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对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而言，显然是不利的。因此，至少在目前阶段，中共党史学是不宜归入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
在目前国务院和教育部颁行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中共党史学（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被归入政治学一级学科中，与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等二级学科并列。笔者认为，这种学科分类，对于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也同样有较大的局限性。从学科门类的科学划分来说，目前的中共党史学科（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实际上是分属于历史学与政治学两个不同的一级学科的，正如简单地将中共党史学科划归历史学一级学科（学科门类）并不合适一样，笼统地将中共党史学科划归到政治学一级学科同样并不合适。如前所述，狭义的中共党史（即中国共产党历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在学科建设上，有不同于政治学科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它与政治学其他二级学科的关联性并不强。事实上，目前在政治学一级学科的建设中，由于中共党史学与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等政治学主流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甚至于学术话语上的区别，其被边缘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发展的空间也越来越狭窄。我们不否认，党史党建研究需要吸收与借鉴政治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但是，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来，由于政治学研究的重点主要并不在“中国政治”，将中共党史学科（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放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中建设，是不利于中共党史学科按照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发展的。
由于中共党史学科（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本身是一个跨多个一级学科甚至跨学科门类的综合性的学科，无论是将其归入历史学一级学科、政治学一级学科，还是归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都难以完整地涵盖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的研究内容。而从中共党史学科自身的发展来说，其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与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存在区别，因而，在学科建设上具有不同于其他各个学科的特点和规律。无论将中共党史学放在上述哪个一级学科中，都不利于中共党史学按照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发展，而且都难免处于学科边缘的境地，这使中共党史学科跨学科综合的特点在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中，不仅不能成为一个优势，反而在各学科中难以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而处于日益边缘化的状态，这种状况在申报科研课题和各类评奖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由于这种边缘地位，中共党史学科无论在政治学、历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都没有且难以受到应有的重视。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日渐艰难甚至萎缩，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这种学科地位的边缘化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为了推动中共党史学科按照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建设与发展，在200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学科目录的修订方案（征求意见稿）中，曾把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作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在讨论中，中共党史学界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一方案与现行方案比较起来，更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可惜后来并无下文。在讨论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时，有人主张将中共党史学科（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从政治学一级学科划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引起了较大的争议，最终仍难以达成共识。2008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出通知，在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新增“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为这场争论划了一个句号。“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增设，将使相关学科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但是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中共党史学科（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就其整体来说，确实很难归属于这几个一级学科中的任何一个学科，建立一个跨多个一级学科（学科门类）的、综合性的新的一级学科更符合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实际，也更符合学科分类的科学性原则。
如前所述，一方面，从学科门类的科学划分来说，党史、党建实际是分属于不同的学科的。但另一方面，党史、党建实际上又是相通的，二者的关联性是极强的：中共党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注重的是历史发展，更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而党的建设学说则主要是从横向的角度研究党的自身建设与领导方式，注重的是现实政治，更注重应用研究。它们的研究客体是相同的，研究资料也是可以共享和通用的，正因如此，在我们现在的学科分类里，把这两个不属同一学科门类却又密切关联的学科归为同一个二级学科。这种跨学科的特点、研究客体的同一性和极强的关联性，使得将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建设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不仅必要，而且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亦符合根据学科研究对象的客观的、本质的属性和主要特征及其之间的相关联系来划分学科分类的科学性原则。
笔者认为，无论从学科分类的科学性原则，还是从有利于中共党史学科自身发展来说，中共党史学科（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都应当从政治学一级学科中单列出来，成为法学门类的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一级学科名称可以考虑定为“中共党史与党建”或沿用现有的学科名称，下设“中国共产党历史”、“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执政党建设”、“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党制度”、“政党比较研究”等二级学科，各二级学科根据学科建设的要求，设置若干个相应的研究方向。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着重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执政党建设”，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及其历史发展、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尤其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问题；“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党制度”，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及其运行机制，执政党与政府、执政党与参政党、执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政党比较”主要研究中外政党制度的比较、中国共产党与国外政党之间的关系、国外政党和政党制度等。在“中共党史与党建”一级学科拟设的四个二级学科中，“中国共产党历史”是基础，“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执政党建设”是重点，“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党制度”是关键，“政党比较”是背景和拓展，因而相互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也有着较强的内在联系。这四个二级学科的设置，从现实意义看是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之客观要求，从本身内容上看，其在现有历史学科、马克思主义学科、政治学学科研究中均不占主体位置，因而不会与现有这三个学科建设相重复，比较容易划清学科的边界。
学科属性与学科归属，是学科建设的前提与基础。进一步明确中共党史学科（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的属性与学科归属，给予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学科应有的更为准确的学科定位，不仅是目前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亟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学科建设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我们期待在这方面能得到学术界和有关主管部门的积极回应，以使这一影响和制约中共党史学科发展和繁荣的问题尽快得到解决。
（本文作者宋俭、丁俊萍均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430072）
（《中共党史研究》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
第二篇：学习中共党史主要学什么
学习中共党史主要学什么
党史的内容非常丰富，在短短的几十天中，不可能学得很详细，只能抓住最主要的东西，学习最主要的经验，也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那么，应该怎么学习这条基本经验呢？
第一，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当前，特别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要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首先就要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最基本的前提。如果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坚定的信仰，也就根本谈不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最早参与建党的人，后来分道扬镳，得到不同的结果，就与他们是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的信仰有密切的关系。就拿参加建党的一些人来说，张东荪、戴季陶等人都曾参加上海党组织早期的活动，但一听说要成立中国共产党，张东荪马上退出，他后来成为中国国家社会党的领导人，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戴季陶第二个退出，后来成为国民党的反动理论家，坚决反共，瞿秋白被捕后就是他建议蒋介石杀掉的。沈玄庐（定一）、邵力子、施存统等都曾经是上海党组织的正式成员，后来的路也各不相同：沈玄庐曾领导我们党最早的浙江萧山衙前的农民运动，但后来被开除出党，成为国民党中的老右派西山会议派的成员；邵力子后来退出，成为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但后来参加国共和谈后于1949年5月通电拥护共产党，建国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施存统是共青团第二届中央书记，大革命失败后虽然退党，但一直拥护共产党，后来成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建党时期最有名的两个人，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李大钊，即所谓“南陈北李”，命运也各不相同。李大钊于1927年4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为革命而献身；而陈独秀先是犯了右倾错误，后又接受托洛茨基的极左观点，被开除出党，组织托派组织，被时代所抛弃，最后穷困潦倒病死与四川江津，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参加党的一大的十三个人，后来的命运就更不相同。有两人后来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就是毛泽东、董必武；有4人被敌人杀害，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就是李汉俊、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其中李汉俊虽曾脱党，但继续参加革命斗争，1927年12月被国民党军阀杀害，仍被认定为革命烈士；因病去世的一人，就是王尽美；脱党后重新入党的一人，就是曾担任第一届中央局宣传主任的李达，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脱党后担任过国民党的一些职务，建国后回到北京、曾担任国务院参事的一人，就是包惠僧；后来接受托洛茨基观点，被认为是“托派”组织成员、开除出党的一人，就是刘仁静；叛变革命跑到国民党那里当特务的一人，就是曾担任第一届中央局组织主任、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最后穷困潦倒客死于加拿大；成为大汉奸的二人，就是周佛海、陈公博，一位被判死刑病死于狱中，一位被处决。后来在六大上被选为党中央主席的向忠发，被捕后立即叛变，成为叛徒，也是因为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没有坚定的信仰。与这些叛党、反党的人相反，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前夕的危急时刻，或失败以后的白色恐怖之下，却有大批的人不顾危险，毅然加入共产党。徐特立等人就是在大革命失败前夕加入的，而贺龙、郭沫若、彭德怀、廖承志等人，都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白色恐怖之下加入的。从以上这些人的身上，可以吸取深刻的经验教训。
现在，有的人虽然口头上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但心里并不真正信仰，存在着以下三种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怀疑主义和“过时论”，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了，没有必要再加以坚持。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确实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所处的时代大不一样了，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根据当时情况所作的许多具体结论已经不适用了。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它们所提出的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并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正确指导。不能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具体结论已不适应现在的情况，就认为它们已经过时，不再加以坚持。现在有一些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著作并没有认真学习，就在大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许多基本原理，我们并没有深刻领会，应该认真地加以学习，不能轻易地加以怀疑。邓小平曾多次强调“老祖宗不能丢”，这是很有道理的。
第二种倾向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不从发展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出发，仍然还在坚持马、恩、列、斯、毛等人根据当时情况所作的一些具体结论，或者仍然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过去那种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之中，僵化地看问题，觉得这也不顺眼，那也不称心，以实践中、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来怀疑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甚至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搞 “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他们“唯我独左”、“唯我独革”，自以为只有他们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别人都脱离了甚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他们这种态度才恰恰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第三种倾向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仅仅在口头上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而心里想的、行动中做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们口头上讲得呱呱叫，实际上却背道而驰，甚至连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都没有，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欺压百姓，胡作非为。原山东一位市委书记，曾写过一本书，其中大讲什么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开展反腐败斗争，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把党建设好”等等，可是做的正与此相反，连一个市委都带坏了，结果被绳之以法。1996至1997年曾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的原浙江省仙居县县长，是我国留学美国、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ＭＢＡ），并走上县级领导岗位的第一人，曾因其特殊身份和不平凡的工作业绩，被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报刊报道过，但后来也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998至1999年曾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的原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在这里学习时讲得头头是道，党性分析也作得很好，可是一到星期六和星期天，就飞到澳门去豪赌、狂赌，一共输了4000万，结果回去不久就被判刑。他们本来都是很有前途的人，可是由于言行不一，都身陷囹圄。江泽民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曾引用荀子的话批评那些言行不一的现象：“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i[i]像各地那些贪赃枉法、胡作非为的腐败分子，就是这种“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必须坚决地清除掉。
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不能搞教条主义。
我们要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但是不能搞教条主义，要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方针。毛泽东曾把它提到党性的高度，指出“没有科学态度，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ii[ii]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曾使我们吃了大亏。我们党的领导人犯错误，大部分都与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有关。党的第一任领导人陈独秀，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的人，曾经反对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决定。但实行国共合作以后，则执行了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方针。当时，共产国际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把维持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看作最重要的方针，但又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主张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步步退让，陈独秀由于缺乏实际斗争经验，也执行了这一错误方针，因而犯了右倾错误。后来，他对共产国际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推给他很不服气，转而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组织“左派” 反对派。无论是他接受共产国际的右倾主张，还是接受托洛茨基的极左主张，实际上都是照搬照抄外国的观点。接替陈独秀在党内负总责的瞿秋白，则执行了共产国际的“左”倾理论和指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本来陷入了低潮，需要保存革命力量，可是共产国际认为中国正处于十月革命前的形势，很快就会出现革命高潮，并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叛变了革命，指示中国共产党要“不断革命”，并将民主革命一直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瞿秋白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李立三在1930年犯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是与共产国际的“左”倾理论和指示分不开的。王明更是教条主义的典型代表。他马列著作背得很熟，做报告时随口就能引述马列的著作，唬住了不少人。但是，他只知道背诵马列的结论和词句，把这些结论搬到中国来，却不知道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运用。直到延安整风运动中，他还反对理论联系实际。他在延安女子大学传达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时，还说要反对这也联系那也联系，变成“乱联系”，说什么 “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女大学生学他几百条，学会了，记住了，碰见实际自然会运用，如果一学就怕教条，一条也记不住，哪里谈得到运用？”他强调学理论是对的，但反对理论联系实际是错误的。正因为他坚持教条主义，结果
先是犯 了“左”倾冒险主义，后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惨重的损失。后来他在作检查时，也承认他的几本小册子，完全是从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的决议中照抄过来的。
在遵义会议以前，党内的教条主义是非常浓厚的。对于苏联的经验和做法，共产国际的指示，都把它神圣化，认为不能有任何怀疑，必须绝对地贯彻执行。一些人自以为在莫斯科喝了洋墨水，吃了洋面包，就看不起在国内搞实际斗争的人。对于毛泽东等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做法，很多人毫不以为然，认为是违背了国际指示，讥笑山沟沟里怎么会有马克思主义？
对于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和做法，毛泽东曾给予深刻的批判和讽刺。他说：“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 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iii[iii]这里所说的“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正因为毛泽东深刻地批判了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从而领导全党实现了认识上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可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又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教条式地理解和对待了马列著作中一些已经过时的或不符合中国实际的结论。例如列宁曾经说过，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始终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资本主义。我国的过渡时期到1956年就结束了，进入了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可是毛泽东没有认识到这个变化。他虽然在1956至1957年上半年，曾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从1957年下半年起，就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仅如此，他还把过渡到共产主义之前的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等同于列宁所说的过渡时期，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进而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把这种“左”的错误发展到极端。在1957年到1978年的20年间，我们党政治上的很多错误都由此而来。又如对于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解，认为所有制结构应该是单一的公有制，甚至提出要“一大二公”，越纯越好，以致出现“穷过渡”；经济体制应该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产品由国家直接调拨，企业由国家直接管理，否定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分配制度应该是大体平均，略有差别，甚至赞赏 供给制，以致形成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倾向。这种目标模 式，在1958年春天毛泽东同刘少奇、陈伯达等人的谈话，以及1966年5月7日毛泽东致林彪的信即《五七指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这里边有些原则马克思虽然也说过，但那是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中国这样一个各方面都很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要实行，难免带有空想的色彩，从而导致了一系列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的发生。他虽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总起来讲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对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国家里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之所以如此，除了过多地吸取了过去的经验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犯了教条主义的毛病，不顾实际地照搬了马列的一些论述和苏联的模式。
直到现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有的人动不动就引用几句马、列、毛的个别结论，来怀疑甚至指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iv[iv]，即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也在十四大报告中，提出了三个不能“停留”，即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在十五大报告中，他又郑重地强调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提出了三个“着眼于”，即学习时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三个不能“停留”和三个“着眼于”的实质，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党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和成就，可以说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即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七十年代末从真理标准问题
大讨论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都产生了伟大的成果。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就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在新的历史时期，也有过三次思想解放，这就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党的十五大。这三次思想解放，也都产生了伟大的成果。第一次思想解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第二次思想解放，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三次思想解放，又开创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没有这三次思想解放，就不能冲破“两个凡是”、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因此，要除破教条主义，就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第三，认真调查研究，认清中国国情，处处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本地的实际出发。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必须认清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曾说：“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v[v]但是，从党的历史来看，要认清国情是很不容易的，在这方面曾发生过多次曲折。在党成立之初，由于对国情缺乏认识，党的一大确定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在党的二大上，虽然对国情有了初步的认识，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但这种认识是不深刻的，尤其看不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所以在大革命失败后接连犯了三次“左”的错误。为了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当时曾开展过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等人认真总结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引导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但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党的领导人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又发生了偏差。毛泽东虽然也认为中国“一穷二白”，经济文化都很落后，但又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缺乏认识。他脱离中国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实际，不是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而是过于频繁地调整生产关系，大搞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而且急于求成，急于过渡，急于超越。1958年，他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企图尽快在主要生产指标方面赶上英国，向共产主义过渡，而且要求的时间越来越短。即使在“大跃进”遭到挫折的情况下，他还认为中国可以很快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在“五 七”指示和后来关于学习理论的指示中，他又几次提出应该消灭城乡、工农等差别，使很多方针政策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
第三篇：中共党史第四讲思考与练习
中共党史第四讲思考与练习
思考与练习
一、名词解释
九一八事变：
遵义会议：
长征精神：
二、选择题
1、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是（）。
A 卢沟桥事件 B 九一八事变 C 第十九路军凇沪抗战 D 嫩江桥抗战
2、中央红军的长征结束时间是（）。
A 1935年10月19日 B 1936年10月9日 C 1935年11月初
D 1936年10月22日
三、判断题1、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向西突围，开始了漫漫长征路。（）
2、遵义会议着重讨论了政治路线方面的是非问题。（）
四、简答题
1、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2、红军长征胜利有何重大意义？
五、论述题
结合长征的历史过程阐述长征精神的内涵。
第四篇：中共党史第二十八讲思考与练习
中共党史第二十八讲思考与练习
一、名词解释
新型工业化道路：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以人为本：
全面发展：
协调发展：
可持续发展：
二、判断题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十六大的历史性决策，也是一个历史性贡献（）。
2、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是全面小康社会（）。
3、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就是科学发展观（）。
4、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进一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为何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什么、发展的成果惠及谁等重大问题（），三、简答题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是什么？
2、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来的实践，积累了哪些十分宝贵的经验？
3、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建设方面，对如何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4、《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哪些主要目标和主要任务？
5、《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哪些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四、论述题
结合自己的体会，谈谈怎样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
第五篇：综合医院创新型学科建设的思考
综合医院创新型学科建设的思考
[摘要]天津市器官移植中心自成立至今，建成亚洲最大、世界知名的临床移植和科学研究中心，本文对该中心创新型学科建设的分析探讨，阐述综合医院创新型学科的内涵、核心要素及学科构建，从学科发展规划、领军人才培养、创新团队培育、基础研究工作以及文化培育几方面着手，为综合医院提供一种学科建设思路。
[关键词]创新型学科，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背景资料：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是集临床、教学、科研为一体的综合性器官移植基地，是目前亚洲最大规模的器官移植中心，致力于器官移植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推动医学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近年来，每年完成的肝、肾移植例数均居国内第一位，据“中国肝脏移植注册（CLTR）”报告：该中心连续两年获得中国肝移植注册2010、2011数据质量综合排名第一。
掩卷遐思，该中心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医院学科建设的思路和借鉴。
1.医院创新型学科的内涵
医院创新型学科是以优秀学术带头人为领导，以创新性学科团队为基础，坚持以临床诊疗和科学研究为主要任务，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推动医学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引领学科持续发展的学科建设思路。构建医院创新型学科的核心要素1：创新型领军人才：是专家角色与领导者角色的叠加，是医院创新型学科的核心和灵魂；创新型学科团队：创新团队是学科不断创新的源泉和核心动力；富有“创新”精神：“创新”是创新型学科的本质属性及核心特征；先进的诊疗及科学技术：具有先进的诊疗及科学技术是创新型学科技术建设的成果的集中体现。
2.我院器官移植中心创新型学科建设的实践与体会
2.1明确学科发展规划
2医院创新型学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撮而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发展的原则，明确学科发展方向和战略性目标。器官移植中心创建之初，国内多家医疗机构已经进行了临床肝移植手术的尝试，但均未取得实质意义上的进展，1993年，时年31岁的沈中阳教授地从日本留学归来，主持完成国内首例真正意义上的肝脏移植手术，该患者术后存活十余年。1998年，医院成立专家委员会，对成立移植中心的可行性及学科发展建设进行科学的评估，充分分析移植学科内部和外部条件（其中内部条件包括该学科发展的成熟度、相关学科当前整体水平、人文环境、学科团队及现有的或可能
获得资金支持情况；外部条件包括国内该专业学科发展水平，区域分布及可获得支持度等因素），制定移植中心的建设目标及发展规划，为中心的建设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制度保障，成立了当时我国第一个包括移植外科、专业麻醉、专业围手术期监护ICU、组织配型室等多学科协作的器官移植移植中心，临床常规开展肝、肾移植手术。现今中心已建成国际上富有影响力的移植中心，致力于临床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推动医学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2.2培育创新型人才队伍
人力资源是医院创新型学科建设的战略性资源，是学科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构建创新型学科必须立足于培育创新型人才队伍，中心始终将人才队伍建设作为核心任务，现有82名医生和研究人员，平均年龄37.5周岁，高级职称33名，博、硕士研究生90%，100%具备国外研修学习经历，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1名、卫生部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名、天津市授衔医学专家1名。
2.2.1学科领军人才的培养
学科领军人才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科的整体水平及影响力，应具备学风严谨正派，在学科前沿领域有突出特色，富于创造性思维和开拓意识，能把握学科发展方向，组织和带领学科团队为学科发展共同奋斗，取得了创造性的临床和科研成果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心创新型领军人才的培养，始终坚持与创新实践紧密结合，目前已建立完善的领军人才培养机制及后备力量：
一是依托国家科技基金项目和省市级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以领军人才为核心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促进人才创新性思维的和领军能力的培养；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及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为契点，注重战略思维和创新意识培养；
二是积极开拓成长环境，资助国际最高水平的学术交流，与国外高水平移植中心建立合作共建关系，迄今成功地开展了多器官联合移植、多米诺肝移植、劈离式肝移植、活体肝肾移植等十余项新技术、新术式，先后规范、完善了经典转流、经典非转流、背驮式、改良背驮、减体积肝移植术式，使中心始终保持国际领先专业水平；
三是摒除垄断固封的思维模式，鼓励和支持中心接收进修人员，指导国外及国内多家医疗机构医院开展临床移植技术。迄今为全国各地培养移植医学人才200余名，指导和帮助50余家医院成功地开展了首例肝移植，培养领军人才卓越的前瞻性和大局观。
2.2.2创新型学科团队建设
医院创新型学科建设以创新型学科团队为基石，注重医学人才知识结构重组，通过
调整知识结构，加速知识的更新，不断获取新知识，拓展知识领域，其突出特点：创新性，创新性是医院创新学科的一个最大特征，立足于临床工作中的各种问题，积极开展临床应用科学研究，并能将研究成果创新性的应用于临床工作；善于学习，团队成员具有较强的主动性和独立学习能力，在临床工作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具有良好的知识和年龄结构，知识结构的专一性、包容性。中心在创新型学科团队建设方面：
一是加强技术人才培养，以重大临床和研究项目为纽带3，有效整合医院的优势资源，加强相关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研究，实施团队协作攻关，达到全方位、立体的解决问题和人才培养的双赢机制。重点选拔和培养一批富有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的骨干人才，将其推向学科前沿4，以不同专业方向为切入点，辅以年轻技术人员建立临床和研究团队；同时建立导师带教培养制度，由骨干人才作为导师，对年轻人员进行临床技能和科研思维的培养和指导，进而达到人才队伍共同成长的目标。
二是积极鼓励创新学习，建立学术和发言自由的工作氛围，建立晨交班学习制度，由年轻医师选择专业前沿问题作专题报告并集中讨论；建立病例讨论制度，由住院医师汇报汇报病例诊疗情况，再由主任医师进行点评和指导，提高年轻医师的专业水平同时，培养年轻医师的创新思维和意识。
三是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引导和激励各类人才进行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鼓励科技成果的转化，建立公平和谐的人才成长环境，以能力和业绩作为人才评价的主要标准，每年选派优秀人员前往国外高水平移植中心访问学习；健全绩效分配机制，坚持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的政策，并对取得优秀成果的技术人员予以奖励，如对获得国家和天津市科技奖励的团队和个人发放科技奖励基金、发表的SCI论文给予奖励。
2.3强化基础科学研究工作
世界高水平的医学中心建设中科学研究工作占据了很大比重，基础研究与临床的结合是医学科学向纵深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医院创新型学科建设的内在动力，临床发现了问题，通过科学研究努力寻找其原因和解决的有效途径，而科学研究有助于拓宽医学视野，提高了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中心在学科建设中，始终把科学研究作为学科建设的关键点，重点投资加强危重病急救医学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天津市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作为学科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提升了学科核心竞争力及国内外的影响力5。近年，中心累计取得创新性科技成果近20余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天津市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各1项、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1项、国家发明专利1项和实用
新型专利多项，发表SCI收录期刊论文30余篇；获得各级课题40余项，其中主持国家“863”课题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近10项及卫生部行业专项合作课题2项。
2.4培育以“创新”为核心的学科文化
创新型学科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培育以“创新”为核心的学科文化，以创新性的临床科学研究推动临床医学发展6。医院创新性学科科室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是长期工作中形成的全体人员认同、拥护和维护的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包括科室环境的营造、团队精神的培养、规章制度的制定、管理体制及激励机制的完善等多方面内容。
中心在创新型学科建设中，注重“创新”为核心的学科文化建设，坚持科学发展观，以科室成员为中心，培育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立创新、和谐、民主的科室文化，发挥全员主人翁责任感和积极性，为科室人员营造温馨的工作环境，健全科室学术活动制度，通过举办人文论坛、学术沙龙、病例讨论、学术简报等多种形式的读书活动，倡导自主创新的价值观念和创新意识，最大限度地激发和保护创新激情和活力；建立科学的创新激励机制，鼓励标新立异，将资源资金及保障条件向创新群体倾斜。通过创新性学科文化的导向作用和凝聚作用，造成强大的使个体行为从众化的心理压力和动力，使科室工作人员形成为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激励科室成员产生同舟共济、共同发展的整体意识，自觉使个人发展目标与学科建设目标相统一。
1.王志江.试论医院学科建设[J].继续医学教育,2006,20(6):84-85.2.古丽扎尔.艾海提等.我院学科建设的几点想法[J].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09,32(9):139.3.陈博等.关于研究型学科建设的思考与探索[J].中国医院管理, 2012, 32(12):44-45.4.单志桂等.强化科研管理促进医院学科建设[J].医院管理论坛, 2010, 27(6):48-49.5.孙忠河等.三级医院创新发展的探讨与实践[J].现代医院管理，2013,11(3):32-34.6.秦银河.建设研究型医院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医院,2005,9(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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