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回族的形成与发展》教案[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回族的形成与发展》教案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 及回族的形成与发展》

教

案

授 课 人： 梁志勇（28号）

陈

玲（40号）

张春慧（16号）

陈龙弟（27号）

丁

莹（3 号）授课时间： 2010年4月7日

教学目标：

1、了解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历程；

2、从民族学角度把握回族形成的诸因素并了解宁夏回族历史及回族著名历史人物；

3、从历史的演变中理解回族宗教信仰及其风俗习惯的渊源。

教学重点：教学目标1、2 教学难点：教学目标2、3 教学方法：讲授法 教学课时：1课时 教学过程：

教学导入：

同学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一个有五十六个民族所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中有很多民族都有其自身独特的宗教信仰及发展历史。那么本节课就让我们的团队带领大家跨越千年历史，去探寻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历程以及它的忠实信徒——回族，特别是宁夏回族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并了解一下几位著名的回族历史人物。

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历程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也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社会文化现象之一它的最初产生是中世纪阿拉伯半岛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产物,是阿拉伯民族建立统一国家,实现安定与和平的客观社会要求在宗教思想上的强烈反映。从610年穆罕默德创教开始,到他逝世之时的23年间,伊斯兰教终于发展成为整个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宗教。并伴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对外扩张而走上了向外传播的道路。在这一时期，伊斯兰文化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在不断吸收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进而产生了信仰这一特殊文化的群体——回族。

关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初期，时间是唐朝到宋朝。中国与阿拉伯民族最早的交往可以追溯到汉代。《史记》称阿拉伯为“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 97年,后汉西域都护班超派遣甘英出使西域,行抵安息西境欲渡海往埃及受阻。由于他的报道,国人对条枝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汉书》记载:“条枝国在山上,„„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西汉时,我国与西域各国的贸易已相当频繁。中国的丝绸之路、铁器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远销至罗马帝国及西亚各地；阿拉伯的乳香、珠宝、鸵鸟则输入中国。到了618年，唐王朝的建立。两个大帝国的边境相交于中亚细亚,这为两国的往来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相传,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经说过:“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此话表达了阿拉伯穆斯林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感和他们善于学习别国先进文化的心态。

关于伊斯兰教何时传入中国,目前尚无定论,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是唐永徽二年。《旧唐书·大食传》记载:“永徽二年始遣使来贡。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永徽二年正值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当政。他派使者经丝绸之路抵达长安,觐见唐高宗李治,并向他介绍大食国的建国经过、基本国情、文化习俗和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这是阿拉伯伊斯兰帝国与中国在外交上的首次接触。

在唐朝中期以前,大食国的使者及商人来华路线主要以陆地为主。唐德宗以后吐蕃势力扩张,一度阻断陆路通道,但海上交通可长年畅通,并更居优势,因此大部分来者主要以海路为主。从陆上或海上来华的使者及商人,除阿拉伯人之外,主要以波斯和中亚各国人居多。人们大都客居长安和沿海各通商口岸。唐代称外族为“胡”或“蕃”,其聚居地后称“蕃坊”或“蕃市”(“胡“多指北方、西部诸外族,“蕃”则为一切外族之通称)。在蕃坊中,由唐王朝任命一位年高德勋的穆斯林为“蕃长”,主持宗教礼拜,处理穆斯林间的民事诉讼。

唐安史之乱以后，唐玄宗逃亡四川。756年,肃宗继位后,为平定安禄山叛乱,向大食借兵。于是有很多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来到中国参与平叛战争。收复两京后,肃宗允许他们世居中国,可同当地妇女通婚。后又编入左右神策军,有的被授封官职,予以任用。此时来华贸易的蕃客,虽然也有不少人久居不归,并与当地居民婚娶相通,繁衍子孙,但他们还没有得到中国人的认同,不被视作中国人,他们所信奉的伊斯兰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是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外来文化。

2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黄金发展时期,时间为宋朝至元朝。

宋代时期,中西之间的海上交通大为发展,但陆路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时从西亚、中亚来华经商的穆斯林比比皆是,人数比唐朝增加了几十倍。一般来讲,与宋通使、通商多由海道而来,与辽通使、通商多经陆路。辽天赞三年(924年)至宋开禧三年(1207年)的284个年间,正式遣使见于记载着多达39次之多。当时来自西亚、中亚的穆斯林商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广州、泉州和杭州。这里的每个城市都有他们的聚集处,称为蕃坊或蕃巷。据记载,蕃坊居住的穆斯林商人数量是相当多的。不仅有留居数十年而不归者,也有与汉人通婚者不少。宋王朝也沿袭了唐代的一些作法,在蕃坊设蕃长,由蕃人中推选,再由中央政府加以委任。他巾袍履笏,着宋朝官服,办公的地点叫蕃长司。他主持宗教事务,还依教法裁决穆斯林之间的纠纷。此外,宋王朝中央政府还允许他们在中国建立清真寺,设立公共墓地。这些作法,无疑有利于蕃坊内的管理与安定,更有利于吸引外来穆斯林商人来华经商。

12世纪中叶,中国北方的蒙古游牧部落开始崛起。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汗蒙古各部,自1211年起连续发兵进攻金朝,1218年后进取西域。1229年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率军继续南下,经40年的征战,忽必烈于1271年建立元朝,定都燕京(后称大都)；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蒙古人统一中国后,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地的诸国已在蒙古帝国统治的一体之内，东、西方交往畅通。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交通发达,使得西亚、中亚各族的穆斯林大批来华,使伊斯兰教在中国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这时有不少的蒙古人、汉人前往西亚和南亚诸国从事访问和经商。欧洲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1324年)和阿拉伯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4-1377年)则分别从陆路和海上来中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航海家汪大渊在1337年也到达过伊本·白图泰的家乡丹吉尔。

蒙古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都采取宽容的态度,蒙古人在征服和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曾调集“西域亲军”随之东来,其中不少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各族人。他们大都被签发为军士,包括炮手、水军、军匠,编入“探马赤军”, 战时从征,平时就地屯聚牧养,分驻各地,以西北陕、甘、宁为多,有的则迁往西南、江南和中原各地。他们定居以后,除充当职业军人外,有的从事手工业、农业和商业活动,也有少数人入仕做官。

元时从海路来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络绎不绝,居住在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宁波、扬州诸城,泉州尤为集中。他们之中有商人、宗教学者、旅行家。此时从西域来华之穆斯林在数量上也超过昔日,他们不仅居住在大城市和沿海港口,而且已遍于中华大地以致《明史》中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又形成了“大分散,小集中”的地域特点。其子孙非“化外之民”,而已经成为中国的本土穆斯林。

元代改信伊斯兰教者也为数不少。元成宗(1295-1307年在位)小弟安西王阿难答因从幼受一位伊斯兰教徒抚育,后皈信伊斯兰教,并于军中宣教,所部受其影响,15万人中大部分改宗。而且在此时回族已经在中国正式形成，朝廷文书中把伊斯兰教与信奉伊斯兰的民族混称为“回回”,他的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高于汉人和南人。他们绝大多数不带家眷,在各地定居与当地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居民通婚,他们的后人成为中国出生的穆斯林,具有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经济上,他们多从事商业贸易,其中不乏富商大贾；政治上,一部分回回已跻入统治者行列, “在中央及地方任宰执者四五十人。”元代统治者对伊斯兰教一直持较宽容的态度,特设回回国子学,进行宗教教育,其教师可享赋税上之优遇。此时的伊斯兰教,与当时中国的佛、道、基督等宗教同样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3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伊斯兰教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文化时期,时间是明清两代。

明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散居在中国各地的穆斯林社会经济状况也相应发生巨大变化。在内地,陆续出现了一批穆斯林聚居村,部分是由元人以来军屯的官僚田庄发展而来的,有的则是因为人口繁殖而自然形成。在明清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穆斯林内部也开始贫富分化。农村中出现了地主与贫困的农民；城镇中既有富商大贾,也有手工业者贫民。有的人在朝廷中做官,地位显赫;有的人则参加科举成了举人、贡生、进士,从事政治文化活动。

明代虽然对汉族以外的其他部族作了种种限制,但对于穆斯林之信仰还是非常尊重的。“明人对于回教,多致好评,政府亦从未有禁止回教之事,与佛教、摩尼教、耶稣教之屡受政府禁止者,其历史异也”这可能是因为穆斯林对明王朝的建立做出重大贡献的结果。例如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军中的常遇春、胡大海、蓝玉、沐英等一批穆斯林著名将领,是明王朝的开国功臣。因此,明王朝统治者对穆斯林予以优遇。总之,此时的穆斯林在经历过长达六七个世纪的迁徙、繁衍和发展之后,已分布于全国各地,并且在中国牢固地扎下了根,成为了社会发展中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力量。

清王朝对待伊斯兰教的政策前后有所不同,概括起来讲,有一个由宽容利用到残酷镇压的过程。清王朝建立之初,从顺治至乾隆前期,即从1644年至1781年的100多年里,国家得到了统一,边疆得以巩固,社会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发展。“这一时期清廷在宗教方面则采取了‘钦崇佛教、总持道法’,‘崇儒重道,儒释道三教并垂’的政策。”此时,虽然清王朝没有把伊斯兰教作为尊崇的宗教但也没有下令把伊斯兰教作为同白莲、无为、大成、混元一样“夜聚晓散”的惑众与左道而严禁,而是采取了允许存在,适当利用的宽容政策。为了加强对穆斯林的控制,清王朝采取了各种手段,如拉拢利用穆斯林宗教上层,保留其部分特权,利用伊斯兰教推行乡约制度,即以每一个乡的乡约向清政府具结担保不做违犯禁令的事,来换取清政府允许其在本乡中享有政策和宗教特权,作出了许多关心、推崇伊斯兰教的姿态,等等。清王朝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在王朝建立之初,需要安定人心,巩固其统治。但客观上对伊斯兰教的存在和发展是有利的,所以在全国各地新建立了不少清真寺,更多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著也在这一时期出现,有些穆斯林还得以赴麦加履行朝觐功课。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西北伊斯兰教新旧教派之争发展成为以新教信徒为主的穆斯林起义。在中国的穆斯林原本无明显的教派之分。明末清初,随着朝觐归国的哈只们和由中亚等地而来的苏菲派传教士的宣传,首先在西北地区出现了新的教派,从而造成新旧教派之间的相争和仇杀。出现教派冲突,这对各派的穆斯林和社会稳定都是有害的。清王朝政府本应从中加以调解,促其和平解决。但这时地方官员却往往追捕镇压,这就促使平时即对清政府统治者的民族压迫不满的新派穷苦信众举起了反抗清廷的起义大旗。这时,清王朝又利用教派之争,扑灭起义。使大批穆斯林在这次反清起义中牺牲或者被迫迁往贫瘠荒芜之地。

总的来说，伊斯兰教从唐朝开始传入中国，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又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交融，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和它的信仰群体回族。那么回族是如何形成的？这一民族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又是如何的?请陈龙弟为大家讲述。

二、回族的形成问题 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回族为什么会被称为‘回回’”？回回民族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在现在，还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历来回族学界和其他相关学者对回族的形成过程和形成因素仁智不一。接下来本人将从民族学角度对回族族源、语言、地域、经济生活、文化心理素质等方面进行全面论述，明晰各种因素在回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机理，以期对回族的形成有更系统地认识。

回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民族共同体。“她既非华夏古国土生土长的固有民族（如汉、苗、羌等族），又非纯粹移植的外来民族（如朝鲜、俄罗斯等族），亦非毗邻边疆而接壤跨界的民族(如哈萨克、傣等族)”。回族是外来文化与中华文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过复杂的融合过程植根中华大地，而形成的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1、回族的族源

回族族源复杂，但人们都习惯于从“回族先民”说起。回族先民一般认为指“唐宋时期在华定居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各国穆斯林及其后裔”。而我认为回族形成之前（大致明中期以前）来华定居的西亚、中亚、南亚以及南洋穆斯林都可纳入回族先民的范围，只不过他们在回族形成中起的作用大小不同而已，“依（唐宋时期）阿拉伯、波斯等地商人在中国长期发展的情况看来，他们不是没有逐渐在中国构成一个新民族的可能”，而元明时期来华穆斯林的活动则直接促成了回族的形成。

我将这些回族先民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唐宋以来来华的阿拉伯和波斯“蕃客”，他们来华时间久，有“三世蕃客”、“五世蕃客”；汉化程度高，有李彦升这样中进士为官中土的人；他们主要集中于长安、广州、扬州、泉州等地，购买田宅、娶妻生子、经商度日。第二类是蒙古军西征迁发的大批中亚和西亚穆斯林，他们中以士兵、工匠为主，或被编入“西域亲军”、“探马赤军”，或就地屯田安置，散处西北、西南和中原各地，他们是“色目·回回”人的主要部分，也是回族先民的主要部分。第三类是元明时期因政策因素而自愿来华居住的穆斯林，“归化回回”和“附籍回回”等。第四类是因其他偶然原因留居中国的穆斯林，如因遭遇风浪而避于海南崖县的占城穆斯林，为苏禄国王守墓而定居山东德州的南洋穆斯林等。

正是有了这些回族先民留居中土，才有了形成回族的族源基础。然后这些回族先民通过与汉、蒙、维吾尔及中国境内其他民族的通婚融合，到明朝时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回回人”族体，为回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人员上的保障。

2、回族的语言

语言是人类沟通的工具，斯大林将共同语言列于民族构成要素之首，是因为“没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就不可能形成一个民族共有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也不可能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而没有这些共同点，当然也不可能称为民族。” 回族的共同语言是汉语，汉语是回族形成民族共同体的社会语言条件。因为回族先民成分的多元化，回族先民的语言也是多样的。阿拉伯语是回族的宗教用语，也是初来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的日常用语；波斯语是回族先民使用更广泛的语言，元明时期将波斯文字当成回回字，元代的回回国子监所授的“亦思替非”文即波斯文。突厥语是来自中亚地区的穆斯林所*的语言；马来语是南洋穆斯林所讲语言，等等。回族先民所讲语言虽多样，但散居中国汉族地区，经济文化生活的交流以及婚姻诸方面的联系加强，使得他们不约而同开始掌握汉语。这样经过若干代的适应，他们的母语被淡化，汉语成为他们的日常用语，而明初的“禁胡语”更加速了这一进程。共同的语言基础就这样开始形成，为进一步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但是，回族的汉语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民族性，保留着许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如“也贴”、“主麻”等，还有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汉字而形成的书写体“小儿锦”，这些都是回族语言的独特之处。

3、回族的地域

共同的地域是民族形成的必备因素之一，斯大林民族定义明确指出“只有长期在共同地域上世世代代共同生活，并不断交往的人们才能形成民族”。

回族是我国分布最广的民族，其分布特点是大分散，小聚居。回族的地域分布特点的形成伴随回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唐宋时期的回族先民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都会、交通便利的城市和东南沿海的港口；蒙元时期大量的回回军士在西北地区屯田，以及元朝境内回回人总数上的剧增，形成了“元时回回遍天下”（《明史·西域传》）的局面；明朝时期大量的“归化回回”和“附籍回回”进入河西地区，因数量太多，明朝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迁置，明正统年间“‘徙甘州、凉州寄住回回于江南各卫’（《明实录·英宗实录》），其中迁徙到陇右和陕西一带的最多，到明代后期，陕西和陇右成为回族最多的地区”；清代回族主体形成，但接连的回民起义和清政府的镇压安置，使回族分布发生很大变化，陕西关中回民锐减。

回族人口虽因各种原因而处于经常变动、迁徙之中，但却从未改变这一遍布中国的分布特征。不管是自觉还是被迫，他们把大范围的中国当成了本民族的共同地域，在汉族的包围中与之全面而长期的互动，最终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回族共同体。而小聚居的形态则形成了回族饮食、服饰等方面的地方特色。

4、回族的经济生活

“有了共同语言和共同地域，斯大林认为还不够，要成为民族，还需要有内部的经济联系来把本民族中各部分结合于一个整体之内。”

回族的经济生活复杂多样，农商兼营而多业并举。这种特点是由回族先民的传统经济模式和回族地域分布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回族先民从“胡商大贾”、“识宝回回”到“回回三大行：珠宝、饭馆、宰牛羊”再到“回回两把刀，一把卖牛肉，一把卖切糕”、“拾街头、皮毛行、卖零食、宰牛羊、当经纪、闯五行”。一方面反映了回族经济的衰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回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形成，商业是回族经济的特色。但是局部范围内，元时的“回回屯田”和明清的安置回回将大量的回族人口束缚在土地上，形成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聚居区，如甘肃的临夏和张家川。这样，从大范围来讲，回族的经济从经营珠宝玉石香料业、清真饮食业、牛羊屠宰业延伸到经营农畜产品、皮毛制革，形成农商兼营、多业并举的经济形态，也积淀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

5、回族的文化心理素质

斯大林民族定义“强调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他认为，各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是他们生活条件的不同，而且还在于表现在他们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的不同”。回族的文化心理素质，我认为主要体现为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的双重性，这也是回族之所以是中国的回族的根本所在。一方面，从回族先民到回族形成，回回人始终坚持伊斯兰信仰不曾动摇，并不断接受阿拉伯世界新的伊斯兰哲学思想改造自身，从而形成中国回族现在的“三大教派，四大门宦”局面，但伊斯兰教始终是回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另一方面，回族在汉文化的包围之中，不断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明清回回理学就是回族及其先民在推动自身中国化的过程中取得的成果之一。概括来说，回族民族性格的形成是回族及其先民始终坚持伊斯兰信仰，并使之适时地中国化的结果。在民族性上，强烈认同伊斯兰信仰，并以此来区别汉族或其他非穆斯林民族，这是回族民族心理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民族内部的重要凝聚力。而基于这种双重性之上形成的回族文化习俗（如经商、姓氏、饮食、婚姻、节日习俗等），则将回族的族源、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等方面表现的更为淋漓尽致，并将之有机统一起来形成回族的民族特色。

就我所掌握的知识，我只能论述到这里了。大家有什么高见下课可以再和我讨论。接下来由丁莹为大家继续讲述。

三、宁夏回族历史及回族历史人物

1、宁夏回族历史

黄河，中华民族的摇篮，抚育着中华各民族的儿女茁壮成长。生息在黄河之滨的宁夏回族儿女，深深地受益于她的惠泽，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耕耘和开拓，终于在黄河上游形成一处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地区。宁夏回族为开发祖国的大西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回族发展史上书写了壮丽的篇章。

宁夏，是我国回族最早人居的地区之一。元朝，西域各地的穆斯林大批进入中国，宁夏回族的先辈也就是在此时开始落居于这块土地上的。一批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民以及阿拉伯人、波斯人不断地被签发或自动迁徒到中国来。当时，战争和农耕占很重要的地位。因此东来的穆斯林主要以驻军屯牧的形式，编成“探马赤军”。同时，也以工匠、商人、学者、掌教、官吏等不同身份散居到我国各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就留住在宁夏，他们一概被叫作“回回人”。据《元史》记载，至元八年（1271年）九月，元世祖忽必烈“签西夏回回军”，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又下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按照规定，他们“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元朝驻宁夏一带的蒙古军队中，有相当多的人信奉了伊斯兰教，成为宁夏回族的族源之一。

元代，宁夏一带是重要的屯垦区，行政区划归属陕西行中书省管辖。元代著名回回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的儿子纳速拉丁，曾担任陕西平章政事，他“子孙众多，分为纳、速、拉、丁四姓，居留各省，故宁夏有纳家户，长安有拉家村，今宁夏纳氏最盛”（《陕西通志》）。在《银川小志》一书中还记载，“纳速耳丁，先世回纥，仕元廉访使”。据《蒙兀儿史记》“色目氏族表”中“回回氏”介绍，“凡名末有丁字者，皆摩诃末（穆罕默德）教徒男子之美称”。此纳速耳丁在元时已被列为当地“乡贤”。在13世纪初及以后的一百三四十年中，回回人已在全国许多地区取得了经济上的生存条件，并逐渐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地域特点。在宁夏，回族人居住的村落和街坊的人口逐渐繁盛起来，成为宁夏主要民族之一。陕西诸道行御史台设回回椽史（《甘宁青史略》），专管回族事务。明朝初年，不断有大批回回人以归附土达的身份被安插到灵州及固原各州县，形成了许多回族聚居点。清朝初年，宁夏回族人口更加繁盛，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陕西巡抚毕沅在奏折中称，“宁夏至平凉千余里，尽系回庄”。由于回族在宁夏一带居住得十分密集，故当年在甘肃等地有“回七汉三”的说法。

清朝同治年间，宁夏以马化龙为首的回民起义军，和清军进行了多年的激烈战斗，最后遭到清政府的血腥屠杀。一部分回民曾被逼迁徙到贫瘠地区，置身在“三边一梢”（河边、滩边、湖边、渠梢）生活，尤其是南部干旱山区的回民，生活更加困苦，连日常饮水都得之不易。在城镇，多数回民居住在城关，摆摊做小商贩。

民国时期，宁夏回族聚居区内，封建占有关系日益加剧，良田沃壤都为官僚、地主所侵占，地租、高利贷和超经济剥削都很严重。据统计，光地主就占有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宁夏七十多万人，而马鸿逵却豢养了十多万官吏和军队，回汉人民负担着沉重的军事费用。由于经济负担越来越重，当时在宁夏形成一股惊人的“逃户”现象，如回民聚居的同心县，原有居民四万二千人，到解放前夕，因死亡和逃散，全县剩下不到三万人。该县的王家团庄，原有一百多户人家，到1949年只留下三户孤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宁夏回族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过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废除宗教中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回族人民彻底翻了身，他们和全区其他民族一道跨进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80年代以来，回族人民在改革开放，建设新宁夏的事业中又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2、回族著名历史人物

（1）、常遇春：明朝开国名将之一，也是明教的著名领袖之一。

（2）、海瑞：明朝嘉靖年间的一大清官，也是中国历史上清正廉明官员的楷模。（3）、郑和：人称“三宝太监”，代表大明王朝出使南洋，炫耀天朝威风。（4）、马本斋：抗日名将，为了新中国，洒尽最后一滴血。（5）、马三立：著名相声艺术家，留给大家太多的欢笑。

本组今天的讲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第二篇：中国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组织文化，是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在企业的影射、积淀与发展。我国的企业文化萌芽于春秋时期以儒商文化为主的商业理论，历经唐、宋、元、明、清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我国近代的民族工业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中迅速发展，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古代商业文化理论的形成我国工商业的形成起源于夏商。当时以官办官营为主的工商会官促进了西周商业活动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不杂于商”的状况出现了重大改变，士人遵循孔子“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的训导，“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爱财而取之有道”，经商多以礼义为行动规范，在礼义的基础上求利而不贪夺。其时，管仲“通货积财，富国强兵”，成就了万世霸业；范蠡，“经营农盐，雄霸商海”，成为世代商人效法的商圣；政客吕不韦善用“奇货可居”术，做成了天下最大的一笔买卖，他不仅自己当了宰相，还使自己的儿子嬴政坐上秦王的宝座，成为中国的始皇帝。在商业活动中，孔子之后，孟子周游列国，提倡“以德王天下”，一方面宣扬仁义，另一方面经商“以羡补不足”，他反对“重征商税”，主张“取消关市之征，开放山泽之利”，义利结合，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之后，墨子主张“交相利”、“财货让”，要求商人在给别人带来利益的同时，自己也从中获利。他不仅言商，而且积极参与商业活动，深切体会了商业经营的辛劳艰苦，并从中意识到了供求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

先秦时期士人经商，说明了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士人商业文化意识的觉醒。其时儒商盛行，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经营讲求信义，以诚信为本，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经营之道。据历史记载，子产“为相二年，市不豫价；三年，门不闭户，道不拾遗”，实现了政通人和、社会安定的繁荣景象；范蠡善经营之道，“陶朱事来，端木生涯”，“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一跃而成巨富，其积著之理成了商人世代相传的法宝；白圭在总结先秦士人经商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能知取与，是为行仁”和“智、勇、仁、强”经商四德的“治生之学”，为古代商业经营提供了有效的管理方法与考核标准，同时为中国工商企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近代商业文化理论的发展

先秦以后，司马迁对秦汉儒商文化进行了总结，认为“富者，人之情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求富趋利不仅是整个社会与人生追求的目标，而且是仁义道德的基础。到唐宋时期，经济繁荣，人心思富，儒商队伍不断壮大；明清阶段，儒商思想进一步升华，商人地位逐步提高，商业经营迅猛发展，其中晋商、徽商、鲁商等几个比较大的商业集团，雄视海内，阔步天下，历时二、三百年而不衰，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时，经商者恪守“凡人存心存世，务在中和，不可因势凌人，因财压人，因能侮人，因仇害人”和“经营信为本，买卖礼当先”、“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以及“财之道生，利缘义取”等经营信条，诚信忠厚，童叟无欺，提倡中庸，讲求礼义，信奉“生财有大道，义而资益巨”，主张“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礼接人，以义应事”，并“察天时之顺逆，格物理之精微”，掌握市场供求关系，顺应商品发展规律，在复杂的社会与人际关系中学会了“仁中取利，义内求财”经商之道，以至“基业日隆，家道渐裕”，不少人成为近代中国“富可敌国的儒商资本家”。清末民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兴起，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与管理，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其时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新一代儒商，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外来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形成了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中国工商企业文化，如有“中国商父”之称的盛宣怀，引领洋务运动，缔造商业帝国，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时代巨音之称的“学贾”郑观应，“弃举业而习商贾”，“齐价竞争，任人为贤”，强化管理，培育人才，撰写《盛世危言》，提出了著名的“商战论”，奠定了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基础；有民族工业先行者之称的“状元资本家”张謇，创办实业、兴办教育，造福于一方，影响于全国，开创了我国民族工商业资本集团的先河。在管理思想和经营理念方面，有“棉纱大王”之称的著名近代实业家穆藕初先生认为“凡百事业之成败，全视人才之优劣”，把重视人才、网罗和使用人才作为兴业之本；著名的四川民生实业公司的创始人卢作孚先生把“超个人成功”、“超赚钱主义”当作他经营事业的目的。为此，他给民生公司制定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民生精神”；天津东亚毛纺公司设计“抵羊牌”（抵制洋货之意）商标，制作“你愿人家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的厂训，并制订《东亚铭》等企业精神来训练和强化员工的敬业爱厂意识；另外，像大成纺织公司的“忠信笃诚”，荣氏纺织工业集团的“和衷共济，力求进取”，上海冠生园的“三本主义”（本心、本领、本钱）以及久大盐业集团公司的企业信念“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事业上积极发展事业，精神上以能服务于社会为莫大光荣，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等，这些理念都充分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意识。

纵观这一时期的商业理论发展，儒家以义制利、诚信为上的价值观，以和为贵、协调群体的和谐观，修身内省、反求诸己的自律观，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道德观和道家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自然观、兵家（孙武、孙膑）以退为进、以进制动、刚柔相济的战略战术以及墨家、法家、轻重、货殖各家思想的综合，求同存异，兼容并蓄，使得近代工商企业文化异常丰富。这些文化理念，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民族自强、实业报国的企业宗旨；重商厚商、敬业乐业的经营思想；勤劳刻苦、奋发进取的高尚品格；精细计算、俭约朴实的经营作风；诚实不欺、信义为上的商业品德；执乎其中、和谐为贵的经营理念；出奇制胜、善于竞争的经营策略和精究本行、心志专一的敬业精神，以及山西票号创建的股份制、两权分离制度以及灵活运用的资金管理制度等，这些都是古人经商美德的继承与经验总结，也是优秀民族文化的宝贵资源。以古为鉴，古为今用，这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华商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世界各地的华人企业家，他们漂洋过海，背井离乡，身居异国他乡，以血缘、地缘、亲缘、业缘和相同的民族文化为纽带，组成了凝聚力很强的群体。他们在承受殖民统治、种族压迫等严酷的生存与竞争环境下，凭着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斗志和勤奋节俭、自强不息的精神，艰苦创业，以其精良的管理和杰出的经营业绩令世人所瞩目。如船王包玉刚，审时应变，白手起家，成为世界船运史上的商业巨头；香港著名企业家郑裕通，守信用、重诺言，做事勤奋，处事谨慎，以其巨大的经营业绩载入了香港经济史册；名震东南亚的糖业大王郭鹤年，勤勉刻苦，锐意进取，成为马来西亚的头号经济强人；霍英东诚信不欺、一诺千金，成为香港最有名的实业家；李嘉诚宏图大展，资产雄厚，位居香港十大富豪之首；王宽诚、邵逸夫、孙忠利、董浩云等人义以天下，实业报国，为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立操仁义的项松茂、富达持节的林绍良、爱国华人陈嘉根、著名华商李延年等，他们发展实业，报效祖国，奋发有为，利益天下，业绩垂青史，精神励后人，成为中华民族的精英。他们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身体力行儒商勤俭敬业、诚而有信的创业精神和惜时勤作、精明应变、刻苦自励、开拓进取的价值观念，经营实业，实现自我，使华人企业形成了一个跨国界、跨文化、跨行业、跨地区的经济特区，在世界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非常重视人才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用优秀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来引导激励员工，把文化的手段引入到了企业经营管理中，善于运用精神理念来团结和凝聚企业力量，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在华人企业创立、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商企业文化。

当代企业文化理论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培养了像“大庆”、“鞍钢”、“石圪节煤矿”和石油工人王进喜、北京百货大楼张秉贵与太钢工人李双良等先进典型，创造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大庆精神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石圪节精神”等，在工商企业管理方面，形成了鲜明的政治意识、民主意识、主人翁意识、艰苦创业意识和科学管理意识，引起了世界企业管理界的广泛关注。

中国企业和学术界明确提出和开展企业文化研究，始于八十年代中期。1982年国内学术界首次介绍《Z理论》和《日本的管理艺术》两本世界企业文化名著（见1982年《世界经济》第10期，作者杨斌），随后国内引进和翻译了大量的企业文化文章与理论著作；1986年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讨论会上，理论家们首次对企业文化进行了广泛的讨论；1987年9月，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企业文化研讨会；1988年11月，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成立，创刊编辑《企业文化》杂志和《中国企业文化大辞典》等企业文化著作，举办企业文化讲学班和研讨会，交流企业文化经验，培训企业文化骨干，为中国企业文化建设铺路搭桥，散播火种。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1989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后，以企业文化建设为目标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活动在我国迅速发展，并作为精神文明建设中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载体在中央文件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不断出现；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要“搞好企业文化建设”；1993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十四

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提出：“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培育优良的职业道德，树立敬业爱厂、遵法守信、开拓创新的精神”。至此，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正式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各级政府的支持，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认真做好的一项基础工作；1994年，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挂牌成立，坚持为经济服务，为企业服务的方向，组织开展全国性的企业文化活动、企业文化建设成果评审与成功经验推广，举办企业文化讲座和企业文化管理师培训，使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使之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一起，共同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为我国企业文化建设进一步明确了地位。

进入新世纪，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企业文化建设的“第三次热潮”。党的十六大把“以人为本”作为新世纪的重要理念，为企业文化建设开创了历史新纪元。在此期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国资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等企业文化研究与管理机构和全国36个地区性企业文化社团组织与16个行业主管部委，为企业文化建设推波助澜，使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更积极、更主动、更理性、更成熟。与此同时，劳动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与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成立中国企业文化管理师认证委员会，在北京、上海、青岛、天津、广州、西安等地设立常年培训点，开展了大规模的企业文化管理师培训，并于2004年3月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首届CCO企业文化高峰论坛暨企业文化万里行启动仪式”，会上总结表彰了近年来企业文化建设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和优秀成果，并由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总顾问、全国政协副主席布赫、周铁农、万国权等领导为全国44名首批“注册高级企业文化管理师CCO”颁发了资格证书；2005年，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又颁发了《2006-2020年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发展规划纲要》，对促进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和推进作用。

人类因梦想而伟大，企业因文化而繁荣。21世纪是世界各国经济技术快速发展和激烈竞争的时代，也是“文化制胜”的时代。第九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布赫总顾问指出“国家的强盛源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依托于民族产业的壮大，而民族产业的壮大依赖于企业发展动力的强劲和方向的明确，中国的优秀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中国未来的首席文化官就是帮助企业明晰发展方向的人”。

企业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企业党建、精神文明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相辅相成，共同支撑企业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目前，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水平虽然呈现出高低不平的状况，但党和国家领导重视，各种管理和运营机制形成，理论研究日趋成熟，培训体系逐步完善，人才队伍不断壮大，而且涌现出了像海尔、联想、华为、蒙牛、TCL、同仁堂等一大批企业文化建设的先进单位与成功案例，各个行业和产业正在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总体要求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可以预言，通过企业文化的全面推进与发展，合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将很快就会到来。

第三篇：第四讲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与列宁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案

第四讲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与列宁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一、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与发展

普列汉诺夫生平简介：格奥尔吉·瓦连京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是第二国际著名的理论家和活动家。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创建者。”出身于俄国唐伯夫省一个地主家庭。19世纪70年代参加民粹主义运动。曾俩次被捕。1880年被迫侨居瑞士，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脱离民粹主义。

1882年翻译俄文版《共产主义宣言》，1883年创立解放社（与查苏里奇），1889年出席巴黎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并发表关于俄国工人运动的演说，同年赴伦敦会见恩格斯。1900——1903年同列宁一起主编《火星报》和《曙光》杂志。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反对列宁路线。后成为俄国孟什维克的领导人。1883——1903年，普列汉诺夫写下了大量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代表著作。如《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等，这些著作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做出了贡献。

（一）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

普列汉诺夫在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深刻地论述。

⒈对修正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批判

面对伯的修正主义把唯物主义混同于唯心主义，认为辩证法是“陷阱”，应该“回到康德去”的错误观点，普写下了《唯物主义还是康德主义》《伯恩斯坦与唯物主义》等文章，在对抗的哲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揭露了伯对“哲学的无知”。揭示了伯的修正主义哲学理论实质就在于用康德主义代替唯物主义，调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俩个根本对立的派别，抹煞他们的界限。

⒉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述

⑴普在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时，始终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起来，以物质和精神“谁解释谁”来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划分的标准含有认识论的意义，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理解和充分发挥。

⑵普还为“物质”下了一个定义，即“我们所说的物质的对象（物体）就是那 些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而存在的对象，这些对象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是唤起我们一定的感觉。而这些感觉反过来又成为我们关于外部世界，即关于这些物质对象及它们相互关系的观念基础。”这个“物质”定义后来被列宁所发展。

⑶普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要素，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灵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这一革命性转变正得力于辩证法。

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

⑴ 普研究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揭示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对历史做出科学说明的唯一理论，他使人们可能把人类历史当作有其自身规律的过程来理解。

⑵ 他还考察了社会结构和发展动力，对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层次和引起社会结构变化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历史唯物主义经典公式作了论证，提出了社会结构的“五项因素公式”。强调了社会结构的客观性，体现了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原则。

⑶

普还深入探讨了社会发展规律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关系。他把历史规律和人的自由看作俩个不可分割的问题。因此，他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人的意志自由不仅不排斥历史必然性，而且还以历史必然性为基础，那种把人的个人意志自由同历史必然性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十分错误的。

⑷

普还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社会发展的原因分为一般原因、特殊原因和个别原因，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结合在一起决定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个别原因则使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

（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证

普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宣传者，也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捍卫者。他在批判伯恩斯坦修正理论及俄民粹派的经济理论的过程中，用大量事实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⒈ 在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中，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⑴

在论证无产阶级相对贫困的问题时，普指出，伯的所谓财富分散，有 2 产者人数增加的理论完全是杜撰出来的，实际上股份公司的出现并未使财富分散而是集中，贫富差距扩大。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理论完全正确。

⑵

在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社会革命的问题时，伯的没有经济危机就没有革命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不平衡现象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状况的恶化，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即使不发生经济危机，工业萧条引起失业、贫困和痛苦，也完全能引起阶级斗争尖锐化，而发生社会革命。

⑶

在论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问题时，揭示伯的“崩溃论”是伯主观臆造并强加给马克思的。不管怎样说，生产力超过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制，就必然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要让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⒉ 在批判民粹派的理论过程中，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俄国的运用。

⑴

批判民粹派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形成基础是西欧的经济关系，它不适用于俄国的观点，揭示马经济理论是以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为典型，但从典型中抽取了一般的规律，他对一般规律的揭示正是以对各国具体情况的研究为基础的。

⑵

在批判民粹派把俄国与西欧的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的做法时，普论证了俄国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资本家——企业主阶级和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发展过程。

⑶

在批判民粹派否认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作用时，正确的评价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作用，认为从历史的观点出发才能给资本主义经济一个公正的评价。

（三）普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贡献

⒈在批判俄国民粹派的理论中传播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⑴普指出，民粹派的理论存在着相当多的错误和俄国的现实极端不符。与俄国社会生活进程发生严重冲突。民粹派的理论已是空想和反动的理论，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才是真正的科学，是与俄国的社会生活进程相一致的，是最伟大最革命的理论。

⑵针对民粹派提出的农村公社是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重要环节的观点，普指出，农村公社实际上是封建统治的支柱，并且现在正在分化瓦解，变成富农剥削贫农的工具，依靠农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⑶针对民粹派提出的知识分子领导农民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的观点，普指出，农民是正在分化和没落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最革命和最有前途的阶级，只有他才能担当起消灭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的历史重任。

⑷

针对民粹派认为当时俄国就可以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观点，普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的组织性，由于俄国的矛盾还只是经济的个人性与最主要的生产手段之一的土地归村社占有之间的矛盾，因而俄国还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⑸

针对民粹派提出的政治斗争是少数人密谋活动的观点，普强调政治斗争的重要性，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政治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⒉ 在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中捍卫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⑴

针对伯关于暴力革命是“无理的生存牺牲”，无产阶级是“低级文化”的谬论。揭示这些都是从资产阶级学者那里抄来的，就连伯恩斯坦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也是从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论社会和平》一书中抄袭来的。伯反对暴力革命，但马恩普不一般的反对暴力革命。普对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利用合法手段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论断作了阐释。

⑵

针对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普论证了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专政的必要性。他一针见血的指出，只有那些完全丧失了“最终目的”的任何概念，而只想着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方面“运动”的人，才会认为工人的指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是一句空话。

⑶

针对伯反对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理论，普认为，“凡存在阶级的地方，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凡有阶级斗争的地方，相互斗争者的任何一个阶级，都必须而且自然的力求的对敌人的完全胜利和对敌人的彻底统治。

总之，在普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还是有一些理论方面的不彻底性致使他后来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占到机会主义的立场上去。反对列宁、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二、列宁早期的理论活动

弗拉基米尔·伊利奇·乌里物诺夫（列宁）于1870年4月20出生于伏尔加河流域的辛比尔斯支域。1887年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不久，即因参加反对沙皇政府的学生运动而遭逮捕流放。一年后，列宁返回喀山，加入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由此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在这时起，他以校外生资格取得大学毕业文凭。1893年列宁移民彼得堡，开始了早期理论活动。

（一）对民粹派的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阐发

民粹主义是19世纪60年代俄国社会发展的独特产物。其理论实质是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否认工人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否认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幻想在旧的农村村社等生产形式基础上避开资本主义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早期的民粹主义者多是反对封建沙皇制度民主主义斗士，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做出过贡献。他们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以人民“精粹”和农民“代表”的名义，奔赴农村宣传自己的主张，民粹派由此而得名。但自80年代以后，民粹派逐渐丧失了革命民主主义精神，与自由派同流合污，90年代以后成为伯恩斯坦的追随者和信徒。严重的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先驱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虽然率先开展了批判民粹主义的斗争，但影响大都在国外，而在国内民粹主义仍具有较大影响。

这时列宁担当起在国内批判民粹主义的任务。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供给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中对民粹主义的一些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在批判民粹派代表米海洛夫斯基的理论观点时，列宁首先把他所称的民粹主义“主观社会学”同作为“人类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的唯物史观”对峙起来，无情的揭露了以“人类天性”为出发点观察社会历史问题的陈腐论调的唯心主义实质，同时着重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关系决定思想关系的原理，论证和捍卫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意义。

其次，为了汇集民粹派对历史辩证法的攻击，驳斥那种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是套用黑格尔之段式推论得出来的谬论，列宁阐明历史辩证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客观现实的反应，不是单纯的证明工具。

第三，列宁还批判了民粹派的英雄史观，阐发了人民群众和个人的历史作用的原理。针对自封的“人民之友”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攻击，列宁进行了分析、批判、捍卫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使他赢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称号。

最后，列宁还清算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揭露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康得哲学结合的折衷主义手法，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

（二）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形成

1898年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并没有真正完成建党任务。大会发表了建党宣言，却没有制定党纲、党章，当时党内围绕着建党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

会后出现的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醉心于经济斗争，反对建立集中统一的政党。列宁先后写了《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从何着手》《怎麽办》，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

首先，批判了经济派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提出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

其次，批判了经济派改良主义思想路线的根源——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阐述了自发性与自党性的统一，以及党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性。

第三，批判了经济派的组织路线——崇尚分散落后，各自为政的状况，论述了统一的革命政党，特别是集中的秘密的革命家组织在社会发展和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方面的作用。

最后，列宁在建党理论中还详尽的阐明了党的指导思想、纲领、策略和组织形式，建党途径等一系列问题。

粉碎经济派后，1903年召开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党章时，“火星派”内部发生分歧，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

会后，孟什维克夺取了《火星报》，并主张建立一个成分复杂、组织涣散的政党。为此，列宁于1904年写下了《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批判了孟什维克通过组织问题反映出来的机会主义，进一步阐明了党的性质，党员条件和党的组织原则。针对孟什维克抹煞党和阶级的区别，割裂党和组织的关系的错误观点。

列宁指出，党应当是工人阶级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和领导者。党员要具有先 6 进性和组织性，就必须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以便于对党的监督和领导。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民主和集中不可偏废。

（三）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批判

列宁在其早期理论活动中还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刻批判。

列宁在《非批判的批判》《怎麽办》等著作中对修正主义鼻祖的伯恩斯坦理论的批判，不仅同他对民粹派和经济派的斗争有关，而且同他对1905年俄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的阐释有关。在为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而写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一文中，列宁更加系统深入地发挥了原先对修正主义理论所作的分析批判。

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革命等方面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进行彻底的清算。

三、俄国1905年革命与列宁的民主革命理论

1905年俄国革命是帝国主义是当代第一次人民革命，它结束了18世纪70年代开始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推动工人运动走向新的高潮。这次革命的性质虽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革命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应用于新的历史条件，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革命理论和策略。

（一）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1905俄国革命，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军惨败，暴露了沙皇制度的腐朽，加剧了俄国国内矛盾的激化。人民群众不满情绪达到顶点，终于引发革命风暴。1905年俄历1月9日，彼得堡14万工人游行示威，前往皇宫和平请愿，遭军警血腥镇压，揭开了俄国革命的序幕。

革命爆发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围绕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发生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两种策略思想的斗争问题。

列宁在伦敦主持召开了孟什维克拒绝参加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全面分析革命形势及进程的基础上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和策略，即：无产阶级必须充当各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依靠工农联盟，孤立自由资产阶级，通过武装起义建立工农民主革命政权，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不失时机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孟什维克也在日内瓦召开了代表会议，提出一条与此相反的机会主义路线，认为无产阶级应当支持资产阶级领导俄国民主革命，不采取武装起义的形式而通过和平方式改良沙皇制度，革命胜利后建立资产阶级政府，发展资本主义。

为了批判孟什维克这种葬送革命的观点和策略，科学地阐明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有关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列宁在同年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等一系列著作，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俄国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列宁在早期理论著作中根据俄国的条件，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到1905更是依据新的事实和经验，系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理论。

列宁认为俄国无产阶级不但而且必须担当革命的领导者，其原因在于：

首先，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比较成熟，是最先进、彻底的革命阶级。

其次，1905年革命的所有重大事件都是由无产阶级发动和担任中坚力量。

再次，无产阶级有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

所以，无产阶级应坚定不移地掌握领导权，反对资产阶级篡夺领导权。

（二）工农联盟和工农革命民主政权的理论

⒈ 列宁在研究和阐明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新特点的基础上提出，民主革命的主要动力在于工农联盟。

19世纪以前，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动力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坚持把资产阶级视为动力和领导者，根本忽视了农民的地位和作用，列宁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对农民革命力量做了极高的评价。提出了俄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农民）问题。因此，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就是农民革命，只有把农民土地革命作为主要内容，提出国有化纲领广泛发动农民，俄国革命才会具有真正广大群众规模，民主革命才能获得胜利。

⒉ 关于民主革命的斗争方式和结局。列宁认为武装起义对无产阶级革命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俄国经验明确提出它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和最高阶段，阐明了建立革命军队的必要性途径，并提出以群众性罢工和其他斗争形式配合武装起义等策略思想。

列宁认为革命胜利后，应当成立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参加的临时性政府，建 8 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这一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要动力的革命政权，他的阶级基础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其任务是镇压地主阶级和一切反动势力的反抗。这个专政的性质是民主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但又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因为革命本身并不以资产阶级为主要动力，新政权是工农两大阶级联盟的一种形式和革命工具

列宁在读到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历史作用时把它放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民主”专政的口号也表明了它的历史过度。

（三）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民主革命胜利后的前途入何？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了俄国的具体情况，再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阐明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与区别，完整、系统地提出了民主革命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⒈ 列宁严格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两者在革命的任务、对象和动力上根本不同。

⒉ 列宁认为俄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信号，要充分利用和积极扩大牧民主革命战果，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一俟时机成熟，立即实行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⒊ 列宁正确地阐述了实现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条件，即：

⑴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⑵巩固工农联盟

⑶深化工农革命民主政权

⑷坚持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四）民族自决权的理论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通过了列宁提出的“成人各民族有自决权”的民族纲领，1905年革命中，边疆地区的民族运动有力的冲击了沙皇专制制度。1912俄国革命运动重新高涨时，如何联合压迫民族进行斗争。列宁通过对民族问题的研究之后，阐明了民族运动的产生、实质、作用和历史趋势。

⒈ 民族运动是伴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的，这种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潮流，实质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扫清道路。

⒉ 民族解放或平等原则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的。

⒊ 各民族彼此间相互交往，剔除民族隔阂，是资本主义成熟并向社会主义转化的历史趋势相一致。

⒋ 列宁提出的民主革命阶段的完整民族纲领是：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享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

⒌ 承认民族自决权，不是提倡民族分离，不是鼓励搞民族分裂。

他认为承认民族自决权，一是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二是消除各民族间的隔阂，三是倡导民族平等，奠定民族和平共处的基础。

四、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集中暴露了帝国主义矛盾，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引发了如何认识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争论。

（一）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最早出现于他一战前写的一本小册子《帝国主义》中，超帝国主义论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它是历史转折关头机会主义者歪曲帝国主义战争性质，掩盖其真实根源，散布幻想麻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典型样报。

⒈ 超帝国主义论的基本观点之一是，否认帝国主义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阶段，而把它看成是一种侵略扩张，兼并征服政策。

⒉ 超帝国主义论的另一个基本观点是：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并非解决工农业比例失调的唯一办法，它随时可能被另外的政策取代，比如说被各帝国主义强国联合起来共同剥削全世界人民的超帝国主义方法所取代。

超帝国主义抹煞帝国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掩盖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矛盾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二）布哈林时期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

布哈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888——1936）生于莫斯科，1906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经济。在党的六大中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共《真理报》主编等职。俄国著名的马克思理论家。

1918年春反对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1928年与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上有原则分歧，受到批判，1937年被斯大林开除出党。主要著作《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共产主义ABC》《过渡时期经济学》《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历史唯 10 物主义》《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列宁政治遗嘱》等。列宁曾把他成为党的最可贵和最大的理论家。

布哈林在1915年秋完成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对帝国主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见解。

⒈ 不是从单个国家入手研究帝国主义问题，而是着眼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分性，以求揭示帝国主义的根源和实质。

⒉ 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国际化与资产阶级利益民族化的矛盾统一的观点考察帝国主义，认为国际化趋势首先表现为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发展，表现为各国经济联系的扩大和深化。其次表现为国际垄断组织的产生。

⒊ 从帝国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角度论证帝国主义只是一种形式，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它表现为世界性的工业危机和战争。

（三）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提出

1916年列宁写下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对帝国主义作了全面的研究，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特征作了分析。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立脚点集中表现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的科学概括上。列宁认为，这个特征分三个方面：

⑴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

⑵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

⑶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这是对帝国主义经济、政治本质及其历史地位的深刻揭示。

⒈ 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它的基本经济特征是垄断。⒉ 帝国主义的政治特征是对内全面反动对外侵略扩张，明确提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

⒊ 确定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指明它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它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五、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理论

（一）在研究了帝国主义问题以后，列宁揭示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理论。⒈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绝对规律，这一规律导致帝国主义 11 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战争是无产阶级有可能在薄弱环节上突破。

⒉ 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这也是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⒊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需要有一定的主客观条件。

⒋ 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

⒌ 无产阶级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⒍ 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二）对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理论的阐述与发展

列宁在1917年8月——9月之间，写下了《国家与革命》一书，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革命的理论。

⒈ 阐发了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和本质的理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是阶级统治和压迫的机关和暴力组织。

⒉ 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强调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历史必然性，并系统阐发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⒊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只有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具备。

（三）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落后的俄国胜利的可能性

按马克思恩格斯设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那些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发生并获得胜利。而列宁通过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帝国主义时代情况的变化的研究，提出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可能首先获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⒈ 首先他认为俄国作为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已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

⒉ 其次他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虽然人数少，文化水平低，但政治上成熟，斗争经验丰富，有农民作为同盟军，使俄国无产阶级在争取革命胜利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⒊ 再次，沙皇残暴统治，日益孤立失去民众的支持，使无产阶级能担当起推翻沙皇统治的重任。十月革命的胜利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第四篇：《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教案分析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教案分析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教案

一、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１、了解毛泽东思想诞生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认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基本内容，探讨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意义。

２、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主要内容，认识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分析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的重要意义。

３、了解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总结，认识其对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

（二）过程与方法

１、通过前预习，提高学生自学能力；通过预习问题的解答，提高学生概括能力、理解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２、通过分析、讨论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社会大背景，培养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解决问题，让学生明白思考历史问题一定要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出发来考虑。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１、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充分认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而不断探索、不懈奋斗的精神和勇气。

四、教学重难点

重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和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

难点：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五、教学过程

（一）导入

“当中国的大门开始被西方的炮舰强行打开的时候，西方产生了两个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在欧洲研究调查，批判地吸收人类思想文化上的优秀成果，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几十年后，列宁领导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他的理论、思想和实践就是列宁主义。不久，在世界的东方，又出现了一个响彻世界的名字：毛泽东。有了毛泽东，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迎来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你知道毛泽东思想是怎样诞生的吗？”

（二）新

１、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背景

时代背景：20世纪前期世界和中国政局的变动

阶级基础：工人阶级队伍进一步壮大，工人运动不断发展，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阶级基础。

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２、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萌芽（国民革命时期）

92年冬至1927年春，毛泽东针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阐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初步形成（土地革命时期）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探索出了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将党的工作重点从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转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斗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在农村积累发展革命力量，逐步削弱敌人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相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意义：打破了俄国革命模式，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创举，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成熟（抗战时期）

①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

Ａ、解决了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Ｂ、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②、194年中共七大正式确认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③、意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继续发展（建国后）

①、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②、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中国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

③、提出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

经济和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

３、毛泽东思想的深远影响

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②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武器，是社会主义中国立国建国的思想政治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和理论先导；

③毛泽东思想将继续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发挥巨大和长远的指导作用。

后讨论

有人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指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也有人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对上述观点你有什么看法，试阐述你的观点。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小结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理论于实践，又必须经实践的检验，而理论又会反作用于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正是这一哲学原理的反映。毛泽东思想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并经过中国革命实践检验为正确的革命理论，这一理论又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正符合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精髓。

六、板书

一、背景：“走什么样的路”

二、过程

１、萌芽：农民问题

２、形成：工农武装割据

３、成熟：新民主主义理论

４、新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

三、影响：

（大革命时期）

（“十年对峙”）

（抗战）

（建国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五篇：中国传统文化在韩国的传播及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在韩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汉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譬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唐鉴真东渡以后，把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带到了日本，日本也派大量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此外，日本的文字、建筑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现在在我国几乎已经消失了的十字亭，在日本还有完好的保存；在韩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更大，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明清以后的实学思想。如果我们看韩国哲学家譬如李退溪、曹南冥、李栗谷、洪大容、丁若镛等人的著作，你不会认为它们是韩国人写的著作。另外，中国的一些礼教内容，在中国早已失传，但在韩国还保留的相当完整，因此，韩国备西方国家称为是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去年的端午节申遗之争，最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这种影响。所以，形成了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东亚文化圈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关注和思考的焦点就是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不但在汉唐时期传播到了韩国、日本等国，还在明清之际，通过西方耶稣会士，通过东学西渐，传播到了欧洲一些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先后传到西方后，对于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的影响最大，法国成为当时欧洲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一些儒家经典如《论语》、《大学》等，就通过法国传到了欧洲。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少有不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如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推崇程度，让我们现在都感到震惊。伏尔泰就在礼拜堂里供奉着孔子的画像，把孔子奉为人类道德的楷模，他认为，中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极力主张法国乃至全欧洲都应该在政治、法律、哲学、文学和工艺技术等方面效法中国。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直到费尔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研究过中国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如莱布尼茨就认为，正是中国的发现，才使欧洲人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过来。莱氏学术思想的形成，除了希腊哲学外，还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与耶稣会士白晋通信探讨《易经》思想，以易卦的阴阳二元论与西方数学的二进制相匹配，至今仍为学界所乐道。同时，在欧洲大陆还出现了一批研究中国文化的书籍，如《孔子道德论》、《中国哲人孔子的道德》、《中国道德哲学与政治立法》、《中国的哲学》等，这种影响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影响了德国的辩证法思想，也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文化，中国人那么义无反顾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顺利传播和发展这个问题。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但在过去，就是在现在，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仍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举韩国和日本为例。

他山之石——韩国 我们知道，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现代化程度要比我们高，但韩国的现代化不是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而是在对传统文化尊重、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到过韩国的人对韩国人的爱国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都深有感触。譬如，韩国目前最著名的大学之一成均馆大学，该校现在仍以儒家思想为宗旨，以仁义礼智为校训；韩国为了传承儒家思想，把儒家思想的内容纳入了大、中、小学的教育科目中，每年2月和8月，韩国人还会按照传统方式到文庙去祭祀孔子；还有按照传统儒家教学方式授课的学院，讲授的主要课程就是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在中国几乎已经消失殆尽的传统县学和书院，在韩国至今还有300多所；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也在2004年底在韩国首都挂牌成立。韩国还将儒家文化的精神，通过电影、电视，各种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儒家思想在现代韩国伦理道德观念中仍然在起作用。尽管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韩国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他们仍然保持着代代相传的孝顺父母和尊敬老人的风尚，如5月8日被确定为韩国的“双亲节”，以提醒人们重温渊源悠久的孝顺父母和尊敬老人的风俗。我们知道，2005年11月24日，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也就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以韩国的胜利而告终。可以说，韩国是以儒家文化立国育民的成功范例，被西方很多学者称作“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度”。这一称号没有给中国，而是给了韩国，韩国没有抛弃和否定传统文化，而是把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了现代社会中，现代生活中，走出了一条具有韩国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由于强大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韩国非常强调社会伦理价值。事实证明，在韩国，传统文化价值和道德规范，不但有助于维系整个社会的和谐和团结，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推进民族复兴，也是很有帮助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时，韩国民众发起献金运动，纷纷将家里的黄金捐给国家，结果韩国最早度过危机。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现代化，不必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中的要求结合起来，应是一个民族实现现代化的最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