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第一篇：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突飞猛进，整体规模已居世界第一，同时由于传媒产业的飞速发展，新闻传播教育增长更超过了其他专业，新闻传播学科的超常规发展带来的矛盾尤为突出。其中进入21世纪以来，各高校争办新闻传播院系，这些新办新闻传播院系办学条件简陋、招生过滥，已经严重影响了新闻传播教育的整体水平，需引起教育主管部门和相关院校的高度重视。

一、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与现状

1978年全国只有5所新闻院系，5个新闻学教学点，至2008年底我国高校设立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点达到了877个，其中新闻学267个、广播电视新闻学188个、广告学323个、编辑出版学64个、传播学31个、媒体创意4个；1978年全国新闻专业学生仅有300a左右，1983年增加到2814名，到了2009年在校新闻传播学本科生16万，加上研究生、博士生高达25万，而全国从事记者编辑工作的才20万人。而号称天下第一大系的燕京大学新闻系从1924年创办，到1952年院系调整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为止，一共才培养343名毕业生，我国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已严重供大于求。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注册高校中开设新闻学及相关专业的院校约占85％，19951999年，新增新闻学与传播学类专业点50多个，平均每年增加10个左右；2000-2004年，新增335个，平均每年增加70个左右；2005-2006年，新增202个，平均每年增加101个。可见当前我国大部分新闻传播院系都是2000年以后开办的，由于这些新闻传播院系办学历史较短，影响力较小而容易被忽视。

受到适龄高考毕业生减少、大学就业难、学生低龄留学等因素影响，2008年以来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持续减少，2008年高考人数为1050万人，到了2011年降至933万人，这给急剧膨胀的新闻传播教育带来巨大压力，尤其在竞争中处于弱势的新办新闻传播院系，它们将面临着生存还是灭亡的压力，如何办好这些院系的新闻传播专业是一项需引起重视的紧迫任务。因此本文试图分析这些新办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二、新办新闻传播教育存在的问题

由于新办新闻传播院系办学历史短，处于探索阶段，师资、教学、实习、就业等都还不成熟，发展中存在一系列问题。

(一)教学点扩张过快，招生过滥

如前所述，近年来新办新闻传播院系教学点增长速度递增，并且这些新办院系的招生能力远远超过其承受水平，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名牌高校每年每专业平均招收本科生一般不超过50.人，但新办院系动辄就招生二三百人。东北一所著名师范大学的传媒科学学院是由原来广播电视学院和信息传播与管理学院合并建成，而广播电视学院的前身是电化教育系，信息传播与管理学院的前身是图书馆学系，2007年学院已经有了教育技术学、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新闻学、图书馆学、广告学等5个本科专业，在校本科生多达1200人，硕士研究生也有200多人。成立于2002年7月的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含汉语言文学系、新闻与传播学系、社科德育部、中国学术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中日朝韩关系研究中心、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和媒介发展与战略传播中心八个教学和研究单位)，其网站上显示在校本专科学生1494人：

(二)师资力量缺乏，课程陈旧

良好的大学教育依赖于一流的师资队伍，但新办新闻传播院系历史短，并且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起始于改革开放以后，缺乏积淀，一线教学人员较为缺乏，如始建于1984年的上海政法学院，2004年刚刚被批准为独立设置的普通本科院校，2007年该校的社科系申报的新闻学专业被批准建立，但就在2007年4月，该校还在大量招聘新闻学专业教授、博士，并且注明紧缺。一些反映最新技术的新媒体教育由于专业人才的缺乏、教程编写的滞后而难以开展，即使开展效果也不明显。另外，新办新闻传播院系往往从所在学校的中文系(文学院)或其他相关文科专业中独立出来，课程设置还不够全面、丰富，有些课程因师资缺乏而无法开设，或者外请教师，从而无法保证课程建设的连续性。

(三)硬件设备简陋

从学科特点看，与文学、哲学、历史等传统人文学科不同，新闻传播学与实践结合紧密，随着技术的进步，不要说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摄、录、编、播等教学环节需要重投入，就是传统的报纸也告别了铅与火的印刷，采用电子编排、激光照排，新闻教育走向高科技化，新闻传播成为一种具有高技术附加值的教育，新闻教育只有高投入，才能高回报。

但新闻传播专业一直被当做是普通的人文学科来建设，成为短平快的廉价教育，投资少，见效快，长期以来新闻学科资金投入少，而由于新办新闻传播院系多是非重点大学所办，这些非重点高校整体办学经费就很有限，这样有限的办学经费摊到新闻传播院系更是捉襟见肘，要拿出大笔资金来投资新闻摄影、网络编辑等方面的实验建设几乎不可能，从而限制了新闻传播院系所需要的摄录、编排等设备建设，阻碍了实践课程的教学。

(四)实习机会少，就业欠规范

新办新闻传播院系的历史短、影响小，缺乏充足的毕业生资源和人脉关系，因此无法像一些老牌新闻传播院系可以与新闻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2010年10月28日北京电视台与京城名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7所名校签约共建实习基地，新办新闻传播院系就难以获得这样的资源。

第二篇：2009年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

2009年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

2010-03-19 08:59:24 作者：陈力丹 来源：传播学论坛

[提要] 本文对200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做了简要的梳理。划分为新闻理论、新闻史、传播理论和传播实务研究四部分。文章认为，这年虽然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和网络热门话题频出，但就新闻传播学研究而言，除了对各种新发生的社会传播现象进行即时的分析外，学术研究层面倒是较为平静的一年。

[关键词] 新闻传播学 新闻理论 新闻史 传播理论 传播实务

2009年国内群体性事件和网络热门话题频出，但就新闻传播学研究而言，除了对各种新发生的社会传播现象进行即时的分析外，学术研究层面倒是较为平静的一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新闻传播学界在对本学科60年进行的回顾中，一些历史理论得到了梳理。

新闻理论研究

胡锦涛10.9世界媒体峰会致辞。这年10月9－10日，由新华社、新闻集团、美联社、BBC等世界九大媒体集团主办、170多家世界顶级传媒领导人参加的世界媒体峰会在北京举行，这是2009年世界新闻传播业的大事，胡锦涛到会致辞，提出承担社会责任，“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这个致辞受到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研究者认为，我国现在相当多的媒体领导人，关于媒体的理念尚停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的时代。胡锦涛的致辞表明，我国最高领导层关于媒体观念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在具体岗位上的媒体工作者，观念上需要与时俱进，把握共同的新闻从业理念，具备全球传播的意识。[1] 建国60年新闻理论回顾。这年相当多的新闻传播学刊物设置了60年回顾专栏，这些专栏把人们带回到以往，引发了对一些问题的再思考。有的研究者认为，新中国“后30年中国新闻业发生意义深远、成果显著的巨大变化，其根本性的变化是从前30年的宣传本位向后30年的新闻本位转变”。《青年记者》特别为此开展关键词论证，选择真实性、公信力、市场化、服务性、职业化、网络化、消逝的风景（对纸媒技术的怀旧）七个大关键词，每个关键词之下还有共计96个小关键词，构成一幅历史回顾的特殊图景。[2]有的研究者指出，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市场化生存的党报在从事新闻生产时，同时受到宣传逻辑、新闻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制约。作者认为，应以新闻逻辑为中心协调三重逻辑。[3] 历史回顾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我国传媒的性质”被重新提上议程。前30年，不言而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甚至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1978年我国传媒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有的研究者认为，此后中国传媒的这种性质使得传媒从单一地对党政机关负责，衍变为同时要处理政府、公众（市场）两方面的关系，进而时刻处于意识形态主体与市场主体双重身份的矛盾中。现在传媒要专业化，只有当政府、公众、传媒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宽容的关系的时候，传媒或许可以寻找到建构新闻专业主义的契机，进而忠实地履行其社会责任。这就需要：“⑴政府放松对媒体的管制，但媒体自觉服从政府利益，并从政府取得一定的利益„„；⑵公众不再是作为主要市场而对媒体形成经济压力，媒体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并能从公众取得一定的利益回报；⑶有一种机制保证公众和政府对媒体的监管。”[4]不过，作者对自己给出的方案本身缺乏信心。

回顾中涉及到1953年因广西《宜山农民报》事件而确立“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那段历史。有的研究者进一步梳理了1977－1998年间我国主流媒体《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南方日报》、《中国青年报》、《西藏日报》以及深圳蛇口工业区党委机关报《蛇口通讯》批评同级党委的数起事实，指出：“党报批评同级党委，除‘文革’时期外，效果一般来说是积极的。笔者认为，就目前从我国舆论监督的现状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来说，继续实行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禁令，蔽大于利，已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需要，而且目前已具备取消这个禁令的条件。”[5]

中国新闻学“黄昏”与“辉煌”之争。这年《现代传播》3期发表文章《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认为新闻学本位模糊，论著中逻辑混乱和不严密较多，范式建构上存在明显缺失，用经验性总结的术理取代基于逻辑推导的学理。作者认为文章标题决不是危言耸听的惊人之声，而是为中国新闻学前途担忧的肺腑之音。该刊6期发表了争辩文章《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肯定了前文中的有益成分，对不能苟同的观点做了反驳。作者写道：“纵使今后发展的道路上还会有荆棘，有坎坷，有困难，有曲折，但我相信，有国家的支持、人民的信赖、学界的努力和业界的配合，中国新闻学就绝不会是‘走入黄昏’的‘夕阳’，而是会像穿越朝霞喷薄而出的旭日一样，充满活力，光芒四射，就一定会挣脱各种非学术因素的羁绊、束缚和干扰，祛除自身的弱点、缺点和不足，永远向着光明前进，朝着辉煌迈进。”[6]

新闻真实与客观性。这年《新闻记者》每年首期开设的“×年十大假新闻”专栏8年了。2002年，该刊开辟这个专栏本来只是一次性的栏目策划，不料此后全国各种揭发假新闻的材料涌向该刊编辑部，于是栏目连续办了8年。栏目按语就此写道：“整整八年，却尚未看到胜利的曙光。可见新闻打假之难！这是八年前我们不曾想到的。„„如今反思，我们过于善良，高估了媒体人的自律力；我们过于天真，低估了假新闻的生命力。现在方知，因为毒草的孽生，离不开合适的土壤，光拔草而不除根基，必定如春韭，割了一茬又一茬。看来，这场持久战恐怕远无停战之日。”编辑部为此留下一文，对现在关于假新闻的“标准”提出五大困惑：⑴没有主观故意，也不是凭空捏造，即使严重失实，不能判定是假新闻。⑵只要产生良好效果，造假可以容忍。⑶“本报系转载”，故新闻之假与我无关。⑷重大题材的新闻照片PS司空见惯，算不得假新闻。⑸商业炒作不算假新闻。该文最后提问：“我们的新闻打假还有必要坚持下去吗？”[7]

北京一中院曾在2008年终审驳回河北晋州某棉织厂对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名誉权侵害的控告，认定生产者应容忍对其做出的苛刻批评。这一具有标志意义的判例，使宽容新闻失实获得了法律生存空间。2009年，新闻学界对此类认识提出批评。一位研究者指出：“法律责任同道义责任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法律是道义的最低标准，道义是法律的最高目标。任何媒介、任何新闻工作者，都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的行为不违法，而应有更高的行为标准。即使新闻媒介或记者对于某些一般过失造成的轻微失实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也决不意味着可以心安理得、若无其事了。从道义上说，在新闻必须真实的问题上，不存在宽容的余地。”[8]另一位研究者也指出：“任何虚假新闻，不管是负面报道，还是正面报道，只要是谎言，都足以造成人们的认识错误，产生误导。„„树立起对失实‘零容忍’的态度与机制”。[9] 在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中，新闻事实遭遇到法律真实的挑战。这年的研究中有数篇文章涉及这个话题。研究者认为，新闻报道事实≠法律真实。记者不是司法人员，不可能运用法律手段获得确凿的证据；即使是事实，未必能够被证明，而法律要求事实必须有明确的证据。现在关于这类情形的司法解释，提出“基本属实”和“没有侮辱内容”两条，即考虑到传媒的工作特征。因而，传媒报道一般新闻，可以按照日常生活中对事实的理解办，对涉及他人名誉的新闻，则需要采用普通人原则（不要以法官的姿态评判事实）、平衡原则（兼顾各方，不要偏听偏信）和证据原则（保存采访笔记和音像）。[10] 这年还发表了多篇关于新闻客观性的文章。有的研究者在研究客观性的生成逻辑与危机时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媒体广泛接受了客观性原则，就自身的考量而言，这是对长期以来浓重倾向性的中和，预示着新闻专业主义的萌动和构建高可信度行业形象的努力，也是为了适应市场化运作的机制，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体现了媒体适应开放与多样的信息环境的努力。然而，媒体的选择只是达成客观性的外显方式，权力话语对客观性的寻租才是维系客观性神话的根本。不论新闻话题是民生还是国际争纷，从政治、经济“名人”到学术“明星”，均以公益、客观掩盖了运作中的倾向选择与功利目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的权力愈来愈呈现出合租客观性的倾向。尽管如此，客观性作为新闻业成熟与专业的象征，其建构与维系的历史过程清晰地揭示了多方力量的较量与平衡。维系这种平衡也就是维系客观性神话的历史性选择与现实的合理性。[11] 表达自由。藉由近年网络引发的若干事件，表达自由再度成为这年学界关注的焦点。有的研究者们认为，言论自由意味着说错话的自由。动辄“因言获罪”不是民主与法治社会的正常现象，慎防“因言获罪”才符合我国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潮流。对言论应尽可能宽容，尤其是涉及公权力机构及其官员的言论，这对我国权力机制的健康运转至关重要。在比较了中国和各国最近年来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之后，有的研究者指出，关于信息法律的关系中，政府和媒介之间不应该是科层关系，而是信息交互式传播中的平等关系。“自由传播为原则，限制传播为例外”的基本原则赋予了媒介和公民以自由传播的权利，一方面，自由传播权利作为表达权的衍生，是公民与生俱来的一项基本人权；另一方面，法律应该明确界定与保障媒介作为信息传播主体的自由传播权利，将它作为一项法定的职业权利。政府对媒介的管理“除非确有必要且与实际情况相称”，否则不应该对其传播活动做任何限制。[12] 对于西方新闻自由历史发展和逻辑，这年亦有几篇文章涉及。有的研究者认为，西方新闻自由经历了从理性自由到制度性自由，以及知情权理论对新闻自由涵义的扩展两个主要阶段。在历史的发展中，它也遇到了多重的自由悖论：制度逻辑内化国家意识形态、市场逻辑体现商业利益、文化逻辑主导新闻意义的产生，表述逻辑显现理论预设。[13]另一位研究者分析了英国出版自由理论的历史，认为英国数百年的市场导向带来的只是这样的结果：市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显然步步为营地建构起一个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主流意见的报业体系，谁想在这一体系内生存和发展，谁就必须遵循市场的或者说媒体大亨为主建立的规则。[14] 新闻道德与法治。这年关于新闻职业道德和微观新闻法治研究仍然相对多，关于新闻道德的纯理论文章有若干篇，还有一些分析国外这方面问题的文章。[15]有的研究者发现，2002年以后，我国传媒的各种失范文章（假新闻、有偿新闻、侵权新闻等等）逐年上升，从世纪之交占发表文章总数的百分之三点几，上升到2007年的5.02％，因而我国目前处于新闻失范行为高发期。这种情形与资本进入传媒、传媒间竞争加剧、报业广告利润持续下滑等社会转型期条件下传媒机制的变化密切相关。新闻失范属于社会失范的范畴，新闻工作者中拜金主义的上升、角色的失调、价值观面临的冲突、行为无所适从等等，促成了目前的状态。[16] 新闻道德与法律有差别但也紧密相连。与媒体管理者高度重视“舆论导向”相比，记者采访和参加新闻发布会收红包（“车马费”），常被视为“算不了什么”。针对这种情形，有的研究者指出，根据《广告法》第13条，记者即使在非勒索的情况下接受金钱，也是违法行为，而不应以职业道德问题加以淡化；然而《广告法》却是“一部几乎被闲置的法律”。从收红包到封口费，如果仍在道德的范畴内寻求解决之道，既反映了对认识问题严重程度和定性的偏差，也无从达到整肃的基本目的。[17] 就像《广告法》被忽视一样，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被传媒忽视。研究者随意抽出连续六天的《新京报》（一份被视为精英型的大众报纸）涉及未成年人的17篇报道，发现其中未成年人的形象75％是负面的，只有5篇对未成年人做了采访。英国“13岁少年爸爸”的新闻，我国几百家报纸图文并茂地加以重点报道，而在英国法院禁止报道后，没有一家报纸公开检讨自己的处置不当。文章指出：并非不能报道未成年人，问题在于尊重未成年人的隐私权，给予他们话语权，要有保护未成年合法权益的观念，报道中寻求公众兴趣、新闻价值与未成年保护之间的平衡点。[18] 以往关于新闻工作者权利的文章，几乎全部是为记者声张权利。这年的一篇文章提醒人们注意，中国记者的“权利”优遇仍然带有“权力”色彩。研究者指出，我国的法律并没有赋予记者任何特权，这是当代社会的法治通例。但在中国，记者享受到某些制度性、组织性的优遇，例如记者可以到重点旅客窗口优先购票，持有记者证可以得到主管方面的物质和人力的支持，还有由行政规章或省级党委宣传部赋予的约定采访权、特许采访权等等。但要注意，这些权利都是有附加义务的，新闻人所享受到的优遇或关照，必须克减与此相关的公民的某些自由权利。例如，新闻人作为公民可以表达的很多内容，往往不能或不被允许在其供职的媒体上表达。新闻人必须缩减个人的表达自由，方能获享新闻人的职业优遇。[19] 这年关于新闻工作者权利的话题中，还有涉及记者“合理怀疑”原则的。此前这个概念曾出现在深圳的一个地方性行政规章草案里，通过该规章时这个概念被删除。在涉及传媒报道司法的时候，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因为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面临着两难：一方面，媒体不能对网络中的民意诉求熟视无睹，在媒体竞争中落后，错失舆论监督的良机，另一方面，媒体又不能为了抢占报道先机，无端怀疑司法公正，盲目炒作，干扰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研究者认为，适当借用刑事诉讼法学中“合理怀疑”（reasonable doubt）原则，可以解决这个两难问题。运用它的原则是：选题阶段，只有在普通刑事案件转变为怀疑司法不公的公共事件的时候，传媒才能客观展现采访到的基本事实。这需要传媒将一般经验与法律专业经验结合起来考量。采写阶段，不能因为怜悯和同情而人为制造“司法不公”的信息。案件结束阶段，传媒在“合理怀疑”之后要及时跟进真相报道，不能让受到怀疑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永远成为怀疑对象。[20] 这年的微观新闻法研究中，网络著作权问题成为热门话题，学界就此发表的文章较多。有的研究者指出，传统的著作权法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网络的兴盛，给作品的相互转载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原有的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制度很难跟上发展。现在不能把著作权理解为复制权，因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不断复制，要保护的是不被复制的权利。法律的作用在于提醒权利人，在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保护自己的作品不被复制的权利。一旦将作品放到网上，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著作权，不应错把博客之类当作“私下”的作品表达。著作权法属于私法，在尊重所有权人意愿的提前下，应当最大限度地扩展著作权的流转空间，允许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主动授权与被动授权（如博客）传播自己的思想。[21] 新闻史研究

这年新闻史研究既有个案研究的深入展开，又有研究取向上的回顾与反思。《国际新闻界》开辟专栏讨论新闻史研究，有的研究者认为，“我们的教科书作者，多半在作报历，而非作史。中外皆然，媒体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社会活动史，任一媒介的兴废，皆有它的政经文教和社会背景，作者若无多元理解，深入剖析，结果只有一途，乏味异常，不忍卒读。”考其原由，有属于大环境、大气候的，有属于制度面的，有属于人为的种种因素。另一研究者认为，重视史料搜集的考据作法有其作用，但更完整的探询则需要了解与今日生活的关连与意义，而文化取径便是凸现此类问题意识的直射概念。还有研究者指出，新闻史报业研究中严重缺失阅听人的记录。“报人和研究者，都具有传统‘士’的精神，将对话的主体设定为国家，却忽略了拆解与批判所关怀的民间、群众。诚如历史系谱研究所言，威权迫使社会的集体失语，而在研究资料中，知识分子得以发言，群众还是失语。这是新闻史研究中最无法掌握的部分：阅听人，已经消失并且没有留下纪录的读者，究竟是如何看待报纸，如何进行从优、对立、协商的解读，形成当时的感觉结构。”[22]

内地的研究对此也有相同的意见，一位研究者认为，缺乏问题意识的史料堆砌是以往一些新闻史实证研究遭到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以问题来吸附和聚焦史料的实证研究，能够加深新闻史研究的厚度，使其具有更大的学术价值。[23] 总体看，这年的新闻史研究，较多属于个案的细节研究，尤其是关于红色报刊的研究。这年，一件新闻史料的发现值得关注：一位集报界的朋友花费2800元从潘家园市场购得一份明熹宗天启七年的邸报。研究专家认为，这份邸报是目前能够看到的出版时间最早的古代邸报原件，它提供了几个信息：明末已有公开的为公众发行的名为“邸报”的民办报纸；那时部分报纸采用雕版印刷；那时的邸报可以是书册状，也可以是单页的（这个原件是单页）。[24] 传播理论研究

这年的传播学实证研究从多个维度展开，例如关于第三人效果的实验法研究、传播效果的ERP实验研究，以及议程设置的实证研究、电视对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民族志研究等等，取得了颇丰的成就。在传播理论研究方面，也更有一些深入的研究。然而，清醒地认识传播学在中国的现状，是必要的。

中国传播学知识场域透视。一位研究者分别以中国传播学是一个什么样场域、处于什么样的时空、有一批什么样的学者、通过什么样的渠道、采用怎样的方法、研究了些什么问题、生产了什么样的知识、取得了怎样的效果等八个小标题，批判性地描述中国传播学的大体轮廓。总之，中国传播学研究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作者最后写道，就像暴发户一样，新闻传播学专业因为可以吸引很好的生源，学生有相对不错的就业前景，美国70年代，中国大陆90年代，新闻传播教育迅速发展。英国媒体批判理论家尼古拉斯·伽汉姆就此描述说：“僻处知识焦点与学院权力位置的边缘已经多年了„„刹那之间，我们彷佛突然站在舞台中央：许多传播学者所擅长的议题，顿时成为社会聚焦所在，相信不少人颇有时来运转之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紧接着还有一句话：“我们的表现能有多杰出，不取决于我们对于传播现象本身的分析，而取决于我们怎样解析传播赖以发生的、更广泛的社会发展。”显然，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学问做得多好，而是社会发展提供了这样的契机。作者最后的问题是：我们能把握这样的机会吗？[25] 重读经典传播理论。在对拉斯韦尔的代表性论文《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重新解读过程中，一位研究者认为，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拉斯韦尔的传播观念。他以较多的证据说明，拉斯韦尔的传播观念并非是单向、缺乏反馈的，而是明确提到了反馈。他的传播观念并非是线性的，缺乏对传播环境的关注，相反，他清晰地提到传播者缺乏对环境的认识会阻碍传播效果。他没有主张传播魔弹论，而认为宣传家只能顺势利用受众已经接受的语言和观念，将特定的象征符号与人们所憎恨的和偏爱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才可能取得宣传的成功。作者指出：“人类社会的注意结构”是拉斯韦尔传播观念的核心，而这恰恰被研究者所忽略。[26]关于“魔弹论”，另一位研究者认为，“‘魔弹论’主要存在于传播的业界与传播的控制者头脑之中，而并不见得就有证据表明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准确地说，‘魔弹论’从一开始就是传播从业者与传播控制者的想象，这种想象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拉斯韦尔、杜威、帕克、布鲁默和李普曼都没有脱离这种思想。支持有限效果论的学者们强调受众的主动性和传播的双向性，但在深层面上，他们还是更相信传播的强效果。这种观念的背后体现的是美国传播学主流的实用功能。作者最后指出，“把美国传播效果理论直接套用来解释中国的问题，却不反思其实用性与功利性的问题，不反思它有限的理论繁殖力，是不是也是导致本土学者急功近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呢？”[27]

传播政治经济学。这年的传播学研究中，传播政治经济学“被”发现。有的研究者认为，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文化工业”的概念转变为“文化产业”，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不再强调宏大叙事的文化工业道德评判，而“开始面对文化产业自身的逻辑关系和结构性质，注重考察技术创新、社会分化和趣味差异所形成信息传播的离散趋势。”文化工业概念的转型，不但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得到充实，也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提供新的视角，产生新的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由于接近信息传播技术的不平等依然存在，这一现实更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揭示新的社会结构或权力赌注方面，具有新的价值和意义。[28] “亚文化”收编。这年关于传播学文化学派有多篇文章，其中关于伯明翰学派“亚文化”收编问题的文章有些意思。这里的亚文化（subculture）是指挑战主导文化的附属性质的文化形态。当亚文化自下而上开始传播之时，主导文化，从媒体、司法到市场，会从各个层面对其进行界定（贴标签），或遏制或散播或利用，将其重新安置、定位，导致其失去抵抗意义，进而被“收编”到主导文化中。研究者认为，收编亚文化主要通过“看不见的手”进行，例如摇滚乐在市场化后逐渐失去锋芒，80后的另类作品泯然于大众，“馒头事件”后鲜有佳作，“山寨春晚”轰轰烈烈上演后无人喝彩地收场等等。作者还指出，亚文化本来就是在媒体和商品消费中形成的，它通过造成道德恐慌反而“暴得大名”，这本身也是其有意求之的市场宣传。在我国，每当某种亚文化出现，管理部门的干预、审查和禁令、主流媒体的冷嘲热讽、经纪人、文化公司、网络推手的活跃，等等，都可从中窥见亚文化收编的表征。[29] 传媒科技发展与时间观念变化。传播技术控制论学派较早地提出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前几年有一些零星的文章谈到，这年我国学界又有一篇文章涉及。作者认为，现代电子传媒技术和内容，建构了人类新的时间观念。新媒介的出现让钟表面临危机，因为小到手机、电话，大到电视、电脑，几乎所有电子媒体都具有计时的功能。广电节目时间表完成了时间参考标准的转化，对日常生活结构安排产生了结构性影响。现在新兴媒体的互动、个性化、即时的传播特点，颠覆了人们对时间形态的传统认识，真实时间与虚拟时间被混淆。[30] 多视角的符号学研究。这年的符号学研究，针对具体问题展开的居多。有的研究者提出符号“巫术”的概念，认为“某种东西在我们内心所激发起的情感会自然地附加在代表这种东西的符号上”，而这容易导致两种符号崇拜现象，“一是符号‘巫术’崇拜，认为符号具有魔力，就像巫术一样能发挥作用，这是人类的智力发展局限导致的对符号作用的一种想象，主要盛行于原始社会；二是符号迷思崇拜，迷思把荒诞转变为自然与正当，这是人类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而有意把符号转变为‘魔术’，主要流行于消费社会。”[31] 有的研究者从符号学角度研究考察“口述”，认为其叙事的最大特征是声音与生动的面孔营造的一种独特的第一人称叙述情境。口述的第一人称叙事，往往比全知全能（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的解说词具有更强的艺术表现力。以“我”的身份出现，昭示着讲述者与历史的亲密度。除了语言表达，还包括极具表现力的动作和表情。[32] 传播实务研究

这年关于传播实务的研究，话题较为分散，这里提及其中的两个话题。

广告如何改造所宣传的商品。这个问题已有无数的解释和技术表达，这年的一篇文章将其概括为“物的奇观化”，多少赋予了一些“理论”色彩。研究者认为，广告就是在受众的潜意识进行信息殖民。广告中的物品与现实的物品的差别就在于采用了“物的奇观化”（spectacle，或译景观、景象）。广告把实际物品转化成被人们记住的物品的奇观，把物品的实际内容抽空，留下一个躯壳，再将这个躯壳进行包装，放到广告中，使它进入一个奇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产生一些与实际物品不相干的意义。这是一个比现实还要现实、比美还要美、比真者还要真的模拟。这是一个观念的世界、心理的世界、符号的世界，它使物品形象的重要性超越了物品本身。广告形象世界织成了一张意义的“景观”之网，受众或消费者生活在网中，乐在其中，感觉不到它的存在。[33] 受众评估广告效果的悖论。关于广告传播效果的调查已有很多，这年的一份这类调查给出的数据值得关注。研究者在我国东、中部五省市的六个城镇（从省会城市到乡镇）抽样2000名居民。他们认为广告对自己的消费及生活的影响以正面功能为主，这一结论说明，简单放大广告的负面认知，存在着偏颇。然而人们对广告社会效果的评价较低，广告存在较严重的信任危机，例如倾向不信任的比例超出信任比例1倍多，虚假、低俗、商业功利性太强等是几点重要的批评。显然，广告对受众消费及生活功能的认知与广告社会效果的认知不和协。鉴于这种情况，广告公信力将是未来广告发展的关键点。[34] 注释：

第三篇：新闻传播学

新闻传播学

90年代中期开始，新闻与传播教育在国内超常规发展，原有的几位“老大”如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新闻教育规模在不断扩大，各地方院校也纷纷开办新闻教育，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中国最著名的两所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相继开设了新闻与传播学院。近3～5年内，中国政府对新闻传媒将继续奉行控制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的方针，传媒基本上维持现有的规模，对新闻学类毕业生需求量有限。

为了缓和专业点发展过猛带来的供大于求的矛盾，教育部多次提出，新闻学类专业属于长线专业，要适度控制发展规模，应在现有专业点的基础上，着力提高毕业生的质量。

因此海文教育集团教育信息中心经过深入地了解与新闻传播学息息相关的各种专业，为广大有意于新闻传播学的学员提供指导性建议：

一、专业介绍

新闻传播学为文学学科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它又下设有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传统的二级学科，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传媒大学等学校又增设了广播电视新闻学、传媒经济学、国际新闻学、舆论学、编辑出版学、广告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心理学、传媒生态学、传媒教育学、传媒政策与法规、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等。

（一）研究方向

新闻学：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网络新闻及新媒体、报刊理论与实践

传播学：理论传播学、应用传播学、传播学研究方法、电视文化传播、媒介与女性、国际传播

（二）考试科目（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例）

新闻学：①101政治②201英、202俄、203日选一③707新闻学基础④811综合考试[新闻传播学]（含中外文史基础知识、汉语言和政论写作）

传播学：①101政治②201英、202俄、203日选一③708传播学理论与历史④811综合考试[新闻传播学]（含中外文史基础知识、汉语言和政论写作）

（三）职称资格考试

1.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资格考试

公共科目：综合知识；

专业科目:（1）新闻基础知识；（2）广播电视新闻业务。

2.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

公共科目:综合知识；

专业科目:（1）新闻基础知识；（2）广播电视播音主持业务。综合知识是编辑记者和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的公共科目,重点考察考生的知识面和综合素质，要求考生了解所列知识点。综合知识考试时间、考试方式和试卷结构: 考试时间为90分钟，方式为闭卷、笔试，试卷满分为100分。试题类型包括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

三、重点院校推荐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

四、就业方向

新闻传播专业的硕士毕业生主要到新闻、出版与宣传部门从事编辑、记者与管理等工作。

职业发展资格认证:

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

认证目的：规范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管理，做好全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工作。

五、就业前景

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看好的。在美国，报刊、广播电视、公关公司、广告公司、新媒体领域，都更愿意雇用新闻与传播学专业毕业的学生。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这些毕业生随处可得、人工费用相对低廉而且还经过了必要的训练。

随着媒体的逐步开放，媒体对人才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就业前景一片光明。毕业后主要去向是一些大众传播媒体，如报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也可以去网络公司或广告公司任职，还有的到政府机构任职。

六、就业分布最多的城市

主要分布在湖北、广东、北京、上海、湖南等城市。

七、课程设置（以东北师范大学为例）

公共基础课：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外国语；

学科基础课：

语言文化哲学、新闻理论研究、西方传播学、中外新闻传播史研究、传播学研究方法论、大众文化传播研究；

专业主干课：

新闻传播与舆论研究、中外报纸编辑比较研究、新闻传播思想史； 专业方向课：

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网络传播研究、平面媒体传播研究、文化产业与文化传播研究、文学传播研究、新闻传播业务研究。

第四篇：2009年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

2009年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

陈力丹

[提要] 本文对200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做了简要的梳理。划分为新闻理论、新闻史、传播理论和传播实务研究四部分。文章认为，这年虽然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和网络热门话题频出，但就新闻传播学研究而言，除了对各种新发生的社会传播现象进行即时的分析外，学术研究层面倒是较为平静的一年。[关键词] 新闻传播学 新闻理论 新闻史 传播理论 传播实务

2009年国内群体性事件和网络热门话题频出，但就新闻传播学研究而言，除了对各种新发生的社会传播现象进行即时的分析外，学术研究层面倒是较为平静的一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新闻传播学界在对本学科60年进行的回顾中，一些历史理论得到了梳理。

新闻理论研究

胡锦涛10.9世界媒体峰会致辞。这年10月9－10日，由新华社、新闻集团、美联社、BBC等世界九大媒体集团主办、170多家世界顶级传媒领导人参加的世界媒体峰会在北京举行，这是2009年世界新闻传播业的大事，胡锦涛到会致辞，提出承担社会责任，“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这个致辞受到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研究者认为，我国现在相当多的媒体领导人，关于媒体的理念尚停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的时代。胡锦涛的致辞表明，我国最高领导层关于媒体观念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在具体岗位上的媒体工作者，观念上需要与时俱进，把握共同的新闻从业理念，具备全球传播的意识。[1]

建国60年新闻理论回顾。这年相当多的新闻传播学刊物设置了60年回顾专栏，这些专栏把人们带回到以往，引发了对一些问题的再思考。有的研究者认为，新中国“后30年中国新闻业发生意义深远、成果显著的巨大变化，其根本性的变化是从前30年的宣传本位向后30年的新闻本位转变”。《青年记者》特别为此开展关键词论证，选择真实性、公信力、市场化、服务性、职业化、网络化、消逝的风景（对纸媒技术的怀旧）七个大关键词，每个关键词之下还有共计96个小关键词，构成一幅历史回顾的特殊图景。[2]有的研究者指出，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市场化生存的党报在从事新闻生产时，同时受到宣传逻辑、新闻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制约。作者认为，应以新闻逻辑为中心协调三重逻辑。[3]

历史回顾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我国传媒的性质”被重新提上议程。前30年，不言而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甚至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1978年我国传媒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有的研究者认为，此后中国传媒的这种性质使得传媒从单一地对党政机关负责，衍变为同时要处理政府、公众（市场）两方面的关系，进而时刻处于意识形态主体与市场主体双重身份的矛盾中。现在传媒要专业化，只有当政府、公众、传媒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宽容的关系的时候，传媒或许可以寻找到建构新闻专业主义的契机，进而忠实地履行其社会责任。这就需要：“⑴政府放松对媒体的管制，但媒体自觉服从政府利益，并从政府取得一定的利益„„；⑵公众不再是作为主要市场而对媒体形成经济压力，媒体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并能从公众取得一定的利益回报；⑶有一种机制保证公众和政府对媒体的监管。”[4]不过，作者对自己给出的方案本身缺乏信心。

回顾中涉及到1953年因广西《宜山农民报》事件而确立“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那段历史。有的研究者进一步梳理了1977－1998年间我国主流媒体《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南方日报》、《中国青年报》、《西藏日报》以及深圳蛇口工业区党委机关报《蛇口通讯》批评同级党委的数起事实，指出：“党报批评同级党委，除‘文革’时期外，效果一般来说是积极的。笔者认为，就目前从我国舆论监督的现状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来说，继续实行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禁令，蔽大于利，已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需要，而且目前已具备取消这个禁令的条件。”[5]

中国新闻学“黄昏”与“辉煌”之争。这年《现代传播》3期发表文章《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认为新闻学本位模糊，论著中逻辑混乱和不严密较多，范式建构上存在明显缺失，用经验性总结的术理取代基于逻辑推导的学理。作者认为文章标题决不是危言耸听的惊人之声，而是为中国新闻学前途担忧的肺腑之音。该刊6期发表了争辩文章《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肯定了前文中的有益成分，对不能苟同的观点做了反驳。作者写道：“纵使今后发展的道路上还会有荆棘，有坎坷，有困难，有曲折，但我相信，有国家的支持、人民的信赖、学界的努力和业界的配合，中国新闻学就绝不会是‘走入黄昏’的‘夕阳’，而是会像穿越朝霞喷薄而出的旭日一样，充满活力，光芒四射，就一定会挣脱各种非学术因素的羁绊、束缚和干扰，祛除自身的弱点、缺点和不足，永远向着光明前进，朝着辉煌迈进。”[6]

新闻真实与客观性。这年《新闻记者》每年首期开设的“×年十大假新闻”专栏8年了。2002年，该刊开辟这个专栏本来只是一次性的栏目策划，不料此后全国各种揭发假新闻的材料涌向该刊编辑部，于是栏目连续办了8年。栏目按语就此写道：“整整八年，却尚未看到胜利的曙光。可见新闻打假之难！这是八年前我们不曾想到的。„„如今反思，我们过于善良，高估了媒体人的自律力；我们过于天真，低估了假新闻的生命力。现在方知，因为毒草的孽生，离不开合适的土壤，光拔草而不除根基，必定如春韭，割了一茬又一茬。看来，这场持久战恐怕远无停战之日。”编辑部为此留下一文，对现在关于假新闻的“标准”提出五大困惑：⑴没有主观故意，也不是凭空捏造，即使严重失实，不能判定是假新闻。⑵只要产生良好效果，造假可以容忍。⑶“本报系转载”，故新闻之假与我无关。⑷重大题材的新闻照片PS司空见惯，算不得假新闻。⑸商业炒作不算假新闻。该文最后提问：“我们的新闻打假还有必要坚持下去吗？”[7]

北京一中院曾在2008年终审驳回河北晋州某棉织厂对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名誉权侵害的控告，认定生产者应容忍对其做出的苛刻批评。这一具有标志意义的判例，使宽容新闻失实获得了法律生存空间。2009年，新闻学界对此类认识提出批评。一位研究者指出：“法律责任同道义责任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法律是道义的最低标准，道义是法律的最高目标。任何媒介、任何新闻工作者，都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的行为不违法，而应有更高的行为标准。即使新闻媒介或记者对于某些一般过失造成的轻微失实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也决不意味着可以心安理得、若无其事了。从道义上说，在新闻必须真实的问题上，不存在宽容的余地。”[8]另一位研究者也指出：“任何虚假新闻，不管是负面报道，还是正面报道，只要是谎言，都足以造成人们的认识错误，产生误导。„„树立起对失实‘零容忍’的态度与机制”。[9]

在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中，新闻事实遭遇到法律真实的挑战。这年的研究中有数篇文章涉及这个话题。研究者认为，新闻报道事实≠法律真实。记者不是司法人员，不可能运用法律手段获得确凿的证据；即使是事实，未必能够被证明，而法律要求事实必须有明确的证据。现在关于这类情形的司法解释，提出“基本属实”和“没有侮辱内容”两条，即考虑到传媒的工作特征。因而，传媒报道一般新闻，可以按照日常生活中对事实的理解办，对涉及他人名誉的新闻，则需要采用普通人原则（不要以法官的姿态评判事实）、平衡原则（兼顾各方，不要偏听偏信）和证据原则（保存采访笔记和音像）。[10]

这年还发表了多篇关于新闻客观性的文章。有的研究者在研究客观性的生成逻辑与危机时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媒体广泛接受了客观性原则，就自身的考量而言，这是对长期以来浓重倾向性的中和，预示着新闻专业主义的萌动和构建高可信度行业形象的努力，也是为了适应市场化运作的机制，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体现了媒体适应开放与多样的信息环境的努力。然而，媒体的选择只是达成客观性的外显方式，权力话语对客观性的寻租才是维系客观性神话的根本。不论新闻话题是民生还是国际争纷，从政治、经济“名人”到学术“明星”，均以公益、客观掩盖了运作中的倾向选择与功利目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的权力愈来愈呈现出合租客观性的倾向。尽管如此，客观性作为新闻业成熟与专业的象征，其建构与维系的历史过程清晰地揭示了多方力量的较量与平衡。维系这种平衡也就是维系客观性神话的历史性选择与现实的合理性。[11]

表达自由。藉由近年网络引发的若干事件，表达自由再度成为这年学界关注的焦点。有的研究者们认为，言论自由意味着说错话的自由。动辄“因言获罪”不是民主与法治社会的正常现象，慎防“因言获罪”才符合我国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潮流。对言论应尽可能宽容，尤其是涉及公权力机构及其官员的言论，这对我国权力机制的健康运转至关重要。在比较了中国和各国最近年来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之后，有的研究者指出，关于信息法律的关系中，政府和媒介之间不应该是科层关系，而是信息交互式传播中的平等关系。“自由传播为原则，限制传播为例外”的基本原则赋予了媒介和公民以自由传播的权利，一方面，自由传播权利作为表达权的衍生，是公民与生俱来的一项基本人权；另一方面，法律应该明确界定与保障媒介作为信息传播主体的自由传播权利，将它作为一项法定的职业权利。政府对媒介的管理“除非确有必要且与实际情况相称”，否则不应该对其传播活动做任何限制。[12]

对于西方新闻自由历史发展和逻辑，这年亦有几篇文章涉及。有的研究者认为，西方新闻自由经历了从理性自由到制度性自由，以及知情权理论对新闻自由涵义的扩展两个主要阶段。在历史的发展中，它也遇到了多重的自由悖论：制度逻辑内化国家意识形态、市场逻辑体现商业利益、文化逻辑主导新闻意义的产生，表述逻辑显现理论预设。[13]另一位研究者分析了英国出版自由理论的历史，认为英国数百年的市场导向带来的只是这样的结果：市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显然步步为营地建构起一个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主流意见的报业体系，谁想在这一体系内生存和发展，谁就必须遵循市场的或者说媒体大亨为主建立的规则。[14]

新闻道德与法治。这年关于新闻职业道德和微观新闻法治研究仍然相对多，关于新闻道德的纯理论文章有若干篇，还有一些分析国外这方面问题的文章。[15]有的研究者发现，2002年以后，我国传媒的各种失范文章（假新闻、有偿新闻、侵权新闻等等）逐年上升，从世纪之交占发表文章总数的百分之三点几，上升到2007年的5.02％，因而我国目前处于新闻失范行为高发期。这种情形与资本进入传媒、传媒间竞争加剧、报业广告利润持续下滑等社会转型期条件下传媒机制的变化密切相关。新闻失范属于社会失范的范畴，新闻工作者中拜金主义的上升、角色的失调、价值观面临的冲突、行为无所适从等等，促成了目前的状态。[16] 新闻道德与法律有差别但也紧密相连。与媒体管理者高度重视“舆论导向”相比，记者采访和参加新闻发布会收红包（“车马费”），常被视为“算不了什么”。针对这种情形，有的研究者指出，根据《广告法》第13条，记者即使在非勒索的情况下接受金钱，也是违法行为，而不应以职业道德问题加以淡化；然而《广告法》却是“一部几乎被闲置的法律”。从收红包到封口费，如果仍在道德的范畴内寻求解决之道，既反映了对认识问题严重程度和定性的偏差，也无从达到整肃的基本目的。[17]

就像《广告法》被忽视一样，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被传媒忽视。研究者随意抽出连续六天的《新京报》（一份被视为精英型的大众报纸）涉及未成年人的17篇报道，发现其中未成年人的形象75％是负面的，只有5篇对未成年人做了采访。英国“13岁少年爸爸”的新闻，我国几百家报纸图文并茂地加以重点报道，而在英国法院禁止报道后，没有一家报纸公开检讨自己的处置不当。文章指出：并非不能报道未成年人，问题在于尊重未成年人的隐私权，给予他们话语权，要有保护未成年合法权益的观念，报道中寻求公众兴趣、新闻价值与未成年保护之间的平衡点。[18]

以往关于新闻工作者权利的文章，几乎全部是为记者声张权利。这年的一篇文章提醒人们注意，中国记者的“权利”优遇仍然带有“权力”色彩。研究者指出，我国的法律并没有赋予记者任何特权，这是当代社会的法治通例。但在中国，记者享受到某些制度性、组织性的优遇，例如记者可以到重点旅客窗口优先购票，持有记者证可以得到主管方面的物质和人力的支持，还有由行政规章或省级党委宣传部赋予的约定采访权、特许采访权等等。但要注意，这些权利都是有附加义务的，新闻人所享受到的优遇或关照，必须克减与此相关的公民的某些自由权利。例如，新闻人作为公民可以表达的很多内容，往往不能或不被允许在其供职的媒体上表达。新闻人必须缩减个人的表达自由，方能获享新闻人的职业优遇。[19]

这年关于新闻工作者权利的话题中，还有涉及记者“合理怀疑”原则的。此前这个概念曾出现在深圳的一个地方性行政规章草案里，通过该规章时这个概念被删除。在涉及传媒报道司法的时候，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因为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面临着两难：一方面，媒体不能对网络中的民意诉求熟视无睹，在媒体竞争中落后，错失舆论监督的良机，另一方面，媒体又不能为了抢占报道先机，无端怀疑司法公正，盲目炒作，干扰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研究者认为，适当借用刑事诉讼法学中“合理怀疑”（reasonable doubt）原则，可以解决这个两难问题。运用它的原则是：选题阶段，只有在普通刑事案件转变为怀疑司法不公的公共事件的时候，传媒才能客观展现采访到的基本事实。这需要传媒将一般经验与法律专业经验结合起来考量。采写阶段，不能因为怜悯和同情而人为制造“司法不公”的信息。案件结束阶段，传媒在“合理怀疑”之后要及时跟进真相报道，不能让受到怀疑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永远成为怀疑对象。[20]

这年的微观新闻法研究中，网络著作权问题成为热门话题，学界就此发表的文章较多。有的研究者指出，传统的著作权法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网络的兴盛，给作品的相互转载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原有的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制度很难跟上发展。现在不能把著作权理解为复制权，因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不断复制，要保护的是不被复制的权利。法律的作用在于提醒权利人，在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保护自己的作品不被复制的权利。一旦将作品放到网上，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著作权，不应错把博客之类当作“私下”的作品表达。著作权法属于私法，在尊重所有权人意愿的提前下，应当最大限度地扩展著作权的流转空间，允许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主动授权与被动授权（如博客）传播自己的思想。[21]

新闻史研究

这年新闻史研究既有个案研究的深入展开，又有研究取向上的回顾与反思。《国际新闻界》开辟专栏讨论新闻史研究，有的研究者认为，“我们的教科书作者，多半在作报历，而非作史。中外皆然，媒体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社会活动史，任一媒介的兴废，皆有它的政经文教和社会背景，作者若无多元理解，深入剖析，结果只有一途，乏味异常，不忍卒读。”考其原由，有属于大环境、大气候的，有属于制度面的，有属于人为的种种因素。另一研究者认为，重视史料搜集的考据作法有其作用，但更完整的探询则需要了解与今日生活的关连与意义，而文化取径便是凸现此类问题意识的直射概念。还有研究者指出，新闻史报业研究中严重缺失阅听人的记录。“报人和研究者，都具有传统‘士’的精神，将对话的主体设定为国家，却忽略了拆解与批判所关怀的民间、群众。诚如历史系谱研究所言，威权迫使社会的集体失语，而在研究资料中，知识分子得以发言，群众还是失语。这是新闻史研究中最无法掌握的部分：阅听人，已经消失并且没有留下纪录的读者，究竟是如何看待报纸，如何进行从优、对立、协商的解读，形成当时的感觉结构。”[22]

内地的研究对此也有相同的意见，一位研究者认为，缺乏问题意识的史料堆砌是以往一些新闻史实证研究遭到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以问题来吸附和聚焦史料的实证研究，能够加深新闻史研究的厚度，使其具有更大的学术价值。[23]

总体看，这年的新闻史研究，较多属于个案的细节研究，尤其是关于红色报刊的研究。这年，一件新闻史料的发现值得关注：一位集报界的朋友花费2800元从潘家园市场购得一份明熹宗天启七年的邸报。研究专家认为，这份邸报是目前能够看到的出版时间最早的古代邸报原件，它提供了几个信息：明末已有公开的为公众发行的名为“邸报”的民办报纸；那时部分报纸采用雕版印刷；那时的邸报可以是书册状，也可以是单页的（这个原件是单页）。[24]

传播理论研究

这年的传播学实证研究从多个维度展开，例如关于第三人效果的实验法研究、传播效果的ERP实验研究，以及议程设置的实证研究、电视对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民族志研究等等，取得了颇丰的成就。在传播理论研究方面，也更有一些深入的研究。然而，清醒地认识传播学在中国的现状，是必要的。

中国传播学知识场域透视。一位研究者分别以中国传播学是一个什么样场域、处于什么样的时空、有一批什么样的学者、通过什么样的渠道、采用怎样的方法、研究了些什么问题、生产了什么样的知识、取得了怎样的效果等八个小标题，批判性地描述中国传播学的大体轮廓。总之，中国传播学研究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作者最后写道，就像暴发户一样，新闻传播学专业因为可以吸引很好的生源，学生有相对不错的就业前景，美国70年代，中国大陆90年代，新闻传播教育迅速发展。英国媒体批判理论家尼古拉斯·伽汉姆就此描述说：“僻处知识焦点与学院权力位置的边缘已经多年了„„刹那之间，我们彷佛突然站在舞台中央：许多传播学者所擅长的议题，顿时成为社会聚焦所在，相信不少人颇有时来运转之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紧接着还有一句话：“我们的表现能有多杰出，不取决于我们对于传播现象本身的分析，而取决于我们怎样解析传播赖以发生的、更广泛的社会发展。”显然，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学问做得多好，而是社会发展提供了这样的契机。作者最后的问题是：我们能把握这样的机会吗？[25]

重读经典传播理论。在对拉斯韦尔的代表性论文《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重新解读过程中，一位研究者认为，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拉斯韦尔的传播观念。他以较多的证据说明，拉斯韦尔的传播观念并非是单向、缺乏反馈的，而是明确提到了反馈。他的传播观念并非是线性的，缺乏对传播环境的关注，相反，他清晰地提到传播者缺乏对环境的认识会阻碍传播效果。他没有主张传播魔弹论，而认为宣传家只能顺势利用受众已经接受的语言和观念，将特定的象征符号与人们所憎恨的和偏爱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才可能取得宣传的成功。作者指出：“人类社会的注意结构”是拉斯韦尔传播观念的核心，而这恰恰被研究者所忽略。[26]关于“魔弹论”，另一位研究者认为，“‘魔弹论’主要存在于传播的业界与传播的控制者头脑之中，而并不见得就有证据表明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准确地说，‘魔弹论’从一开始就是传播从业者与传播控制者的想象，这种想象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拉斯韦尔、杜威、帕克、布鲁默和李普曼都没有脱离这种思想。支持有限效果论的学者们强调受众的主动性和传播的双向性，但在深层面上，他们还是更相信传播的强效果。这种观念的背后体现的是美国传播学主流的实用功能。作者最后指出，“把美国传播效果理论直接套用来解释中国的问题，却不反思其实用性与功利性的问题，不反思它有限的理论繁殖力，是不是也是导致本土学者急功近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呢？”[27] 传播政治经济学。这年的传播学研究中，传播政治经济学“被”发现。有的研究者认为，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文化工业”的概念转变为“文化产业”，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不再强调宏大叙事的文化工业道德评判，而“开始面对文化产业自身的逻辑关系和结构性质，注重考察技术创新、社会分化和趣味差异所形成信息传播的离散趋势。”文化工业概念的转型，不但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得到充实，也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提供新的视角，产生新的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由于接近信息传播技术的不平等依然存在，这一现实更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揭示新的社会结构或权力赌注方面，具有新的价值和意义。[28]

“亚文化”收编。这年关于传播学文化学派有多篇文章，其中关于伯明翰学派“亚文化”收编问题的文章有些意思。这里的亚文化（subculture）是指挑战主导文化的附属性质的文化形态。当亚文化自下而上开始传播之时，主导文化，从媒体、司法到市场，会从各个层面对其进行界定（贴标签），或遏制或散播或利用，将其重新安置、定位，导致其失去抵抗意义，进而被“收编”到主导文化中。研究者认为，收编亚文化主要通过“看不见的手”进行，例如摇滚乐在市场化后逐渐失去锋芒，80后的另类作品泯然于大众，“馒头事件”后鲜有佳作，“山寨春晚”轰轰烈烈上演后无人喝彩地收场等等。作者还指出，亚文化本来就是在媒体和商品消费中形成的，它通过造成道德恐慌反而“暴得大名”，这本身也是其有意求之的市场宣传。在我国，每当某种亚文化出现，管理部门的干预、审查和禁令、主流媒体的冷嘲热讽、经纪人、文化公司、网络推手的活跃，等等，都可从中窥见亚文化收编的表征。[29]

传媒科技发展与时间观念变化。传播技术控制论学派较早地提出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前几年有一些零星的文章谈到，这年我国学界又有一篇文章涉及。作者认为，现代电子传媒技术和内容，建构了人类新的时间观念。新媒介的出现让钟表面临危机，因为小到手机、电话，大到电视、电脑，几乎所有电子媒体都具有计时的功能。广电节目时间表完成了时间参考标准的转化，对日常生活结构安排产生了结构性影响。现在新兴媒体的互动、个性化、即时的传播特点，颠覆了人们对时间形态的传统认识，真实时间与虚拟时间被混淆。[30]

多视角的符号学研究。这年的符号学研究，针对具体问题展开的居多。有的研究者提出符号“巫术”的概念，认为“某种东西在我们内心所激发起的情感会自然地附加在代表这种东西的符号上”，而这容易导致两种符号崇拜现象，“一是符号‘巫术’崇拜，认为符号具有魔力，就像巫术一样能发挥作用，这是人类的智力发展局限导致的对符号作用的一种想象，主要盛行于原始社会；二是符号迷思崇拜，迷思把荒诞转变为自然与正当，这是人类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而有意把符号转变为‘魔术’，主要流行于消费社会。”[31] 有的研究者从符号学角度研究考察“口述”，认为其叙事的最大特征是声音与生动的面孔营造的一种独特的第一人称叙述情境。口述的第一人称叙事，往往比全知全能（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的解说词具有更强的艺术表现力。以“我”的身份出现，昭示着讲述者与历史的亲密度。除了语言表达，还包括极具表现力的动作和表情。[32]

传播实务研究 这年关于传播实务的研究，话题较为分散，这里提及其中的两个话题。

广告如何改造所宣传的商品。这个问题已有无数的解释和技术表达，这年的一篇文章将其概括为“物的奇观化”，多少赋予了一些“理论”色彩。研究者认为，广告就是在受众的潜意识进行信息殖民。广告中的物品与现实的物品的差别就在于采用了“物的奇观化”（spectacle，或译景观、景象）。广告把实际物品转化成被人们记住的物品的奇观，把物品的实际内容抽空，留下一个躯壳，再将这个躯壳进行包装，放到广告中，使它进入一个奇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产生一些与实际物品不相干的意义。这是一个比现实还要现实、比美还要美、比真者还要真的模拟。这是一个观念的世界、心理的世界、符号的世界，它使物品形象的重要性超越了物品本身。广告形象世界织成了一张意义的“景观”之网，受众或消费者生活在网中，乐在其中，感觉不到它的存在。[33]

受众评估广告效果的悖论。关于广告传播效果的调查已有很多，这年的一份这类调查给出的数据值得关注。研究者在我国东、中部五省市的六个城镇（从省会城市到乡镇）抽样2000名居民。他们认为广告对自己的消费及生活的影响以正面功能为主，这一结论说明，简单放大广告的负面认知，存在着偏颇。然而人们对广告社会效果的评价较低，广告存在较严重的信任危机，例如倾向不信任的比例超出信任比例1倍多，虚假、低俗、商业功利性太强等是几点重要的批评。显然，广告对受众消费及生活功能的认知与广告社会效果的认知不和协。鉴于这种情况，广告公信力将是未来广告发展的关键点。[34]

[1]陈力丹/王晶《谈记者职业理念的更新——学习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上的致辞》，《青年记者》2009年11期上。

[2]李良荣《艰难的转身：从宣传本位到新闻本位》，《国际新闻界》2009年9期；《青年记者》，2009年9期上“60年关键词”专栏。

[3]田秋生《市场背景下制约党报新闻生产的三重逻辑》，《国际新闻界》，2009年2期。

[4]樊昌志/童兵《社会结构中的大众传播》，《新闻大学》2009年秋季号。[5]靖鸣《试析我国党报批评同级党委的实践及其效果》，《新闻记者》2009年11期。

[6]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郑保卫《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分别见《现代传播》2009年3期、6期。

[7]本刊编辑部《八年打假，留下五大困惑》，《新闻记者》2009年1期。[8]魏永征《驳“新闻失实有理”论》，《中国记者》2009年3期。

[9]吴焰《警惕“宽容失误”下的“媒体失范”》，《新闻记者》2009年7期。[10]党小学《批评报道与新闻侵权之思考》，《法制新闻传播》2009年3期。[11]龚新琼《论客观性的生成逻辑与危机》，《当代传播》2009年6期。[12]林爱珺、孙姣姣《自由传播为原则，限制传播为例外》，《国际新闻界》2009年12期。

[13]石义彬/庄曦/周娟《西方新闻自由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表达》，《当代传播》2009年2期。

[14]李书藏《英国出版自由理论的替代性解读》，《现代传播》2009年1期。[15]《国际新闻界》2009年3期本期话题“新闻伦理道德研究”；杨保军《新闻道德结构要素及主客体关系模式分析》、《试论新闻道德理论的基本结构》、《论新闻道德的内在根据》等，分别见《国际新闻界》2009年5期、《当代传播》2009年1期、《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9年4期。

[16]周俊《转型社会中我国新闻失范行为状况分析》，《国际新闻界》，2009年9期。

[17]展江《记者收受金钱行为的法理分析》，《法治新闻传播》2009年1期。[18]陈力丹/时潇《我国传媒未成年人报道的违法现象》，《新闻记者》，2009年5期

[19]宋小卫《新闻人的权利优遇与克减》，《法治新闻传播》2009年1期。[20]胡菡菡《刑事案件报道“合理怀疑”原则初探》，《新闻记者》2009年12期。

[21]乔新生《拷问网络时代的著作权法》，《青年记者》2009年2期上。[22]《新闻新闻界》2009年4期本期话题“海外学者看中国新闻史研究”。[23]王樊逸《新闻史研究方法探析》，《当代传播》2009年6期。[24]方汉奇《记新发现的明代邸报》，《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2期。[25]吴飞《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生产场域透视》，《当代传播》2009年4期。[26]刘海龙《一篇存在争议的传播学奠基文献》，《国际新闻界》，2009年2期 [27]胡翼青《对“魔弹论”的再思考》，《国际新闻界》，2009年8期。[28]陈卫星《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国际新闻界》，2009年8期。

[29]胡疆锋《意识形态 媒体 商品》，《现代传播》2009年1期。[30]邵培仁/黄庆《媒介时间论》，《当代传播》2009年3期。[31]曾庆香《从象征之林到象征交换》《国际新闻界》，2009年7期。[32]谢莹《叙事学视阈中的“口述历史”》，《现代传播》2009年5期。[33]王军元/李勇《物的奇观化》，《现代传播》2009年3期。

[34] 舒咏平/饶立安《基于受众评价的广告社会效果研究》，《新闻大学》2009年春季号。

第五篇：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现状与问题

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一、自然保护区发展概况

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始于1956年，至今已有50 a的历史，特别是进人20世纪90年代，自然保护区的数量迅速增加，类型逐渐丰富。与此同时，我国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先后颁布了《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自然保护区条例》、《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发布实施了《中国生物保护行动计划》、《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全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1996年—2010年)》，组织编制了《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总体规划》。同时，国家先后批准加入了包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华盛顿公约)、《关于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和《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拉姆萨公约)在内的20项以上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国际公约和条约，为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我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已取得很大成就，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距离。随着《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生效和实施，对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中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之一。但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地方经济的发展，资源和开发利用活动日益加剧，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和突出，自然保护区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二、自然保护区管理现状分析及其存在的问题

1、我国自然保护区管理现状

1.1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初具规模

今年来，我国自然保护区事业得到迅速的发展，在数量上已具有相当的规模。根据国家环保局2010年环境年报初步统计，截至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区达到2531个，其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5.2%。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达到323个，并有26个自然保护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国际生物圈自然保护网”，30个自然保护区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虽然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已初具规模，但不管是数量上，质量上，还是在面积上，都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用人均自然保护区的面积计算，水平是很低的。所以，在保护区的建设上面，仍然要继续努力。

1.2我国自然保护区类型丰富

虽然我国早期的自然保护区大多是以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为主。但是近年来，发展了一批草原生态系统、沙漠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高山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地质地貌等类型的保护区，让我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45%的天然湿地，85%以上的珍稀野生动植物物种，特别是65%的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野外种群，都依靠自然保护区得到有效保护。并且目前我国自然环境最纯净、自然遗产最珍贵、自然景观最优美、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生态功能最重要的区域，都存在于自然保护区中，保护区类型完善。

1.3我国自然保护区分布遍于全国

我国已建立的自然保护区按其保护价值和重要程度分为国家级和地方级，地方级又分为省（市、自治区）级、地（市）级和县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需要国务院批准，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由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目前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都程度不同、数量不等的建立了自然保护区。有些省份保护区数已超过50个，如海南，云南，广西等省（区）：在面积上，好几个省份的都超过了1万平方公里，如广西、云南、新疆等省（区），其中新疆自治区的保护区面积更是超过了10万平方公里。现在无论是在沿海和热带、亚热带的森林植被区域，还是在高原、荒漠和草原区域都建立起了若干自然保护区。全国自然保护区网已初步形成。

2、存在的问题

2．1行政立法不完善

虽然国家有关自然保护区的立法为自然保护区的依法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由于自然保护区基础薄弱、经费不足、体制不顺等原因，使得自然保护区在发展过程中其立法与现实发展的需要存在较大差距。如1994年10月9日颁布，12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等活动”，也就是说在自然保护区内凡涉及到采伐树木的建设项目，如开路、架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都无法开展，从而制约了自然保护区自身的建设和发展。2．2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

《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其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较为普遍的管理体制是业务由省(区)级地方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管理，行政由市级地方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实行业务与行政分离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存在着职责不清、权利不明的弊病。按照目前的管理体制，自然保护区划定后，担子几乎全落到了地方政府头上。

2．3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2．3．1基本建设投资

根据《自然保护区条例》第四条“⋯⋯将自然保护区的发展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第二十三条“管理自然保护区所需经费，由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排。国家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助。”规定了自然保护区发展的计划与经费问题，但是没有明确由哪一级政府解决。2．3．2事业管理经费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基本建设投资，一般是通过分期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报经省和国家批准后拨款并实施。而维持自然保护区正常运转的管理费用，如工资和福利待遇、设备和基础设施的维护与运转、差旅、交流、宣传等各种经费支出，则主要靠地方政府投入，其结果往往是朝不保夕，捉襟见肘。

2．4自身管理体系不健全

2．4．1 管理干部调动频繁现行的行政管理体系

都有“届满选举”，自然保护区主要领导按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都随“届满选举”而换岗，使得保护区业务管理工作的连续性得不到有力保证，很不利于自然保护区的发展。

2．4．2松散型的管理体系

多数自然保护区无计划，年终无总结，就连财务报表也是套用国有林场的，上级对下级无指令，下级对上级也不用汇报，干好干差一个样，全凭良心干活。保护区各自为政，相互之间互不了解，更不用谈取长补短。这种“松散型”的管理很不利于自然保护区的质量升级。

2．5业务素质普遍偏低

由于自然保护区经济来源不稳、地域偏僻、工作和生活条件艰苦、社会地位不高，从事自然保护区工作的领导面临的工作难度大而缺乏信心，科技人员因科研经费紧缺而无法开展工作，基层工作人员因工作条件差、待遇低而缺乏工作积极性。有能力的人大多设法离开保护区，管理机构不够健全，管理人员不足，业务素质不高，管护手段和基础设施普遍薄弱。据报道，44．2％的保护区无专门的管理机构，34．6％的保护区无专门的管理人员，管理人员中科技人员仅占22．3％，管理队伍整体素质普遍较低。这种状况使得自然保护区的发展滞后。

三.我国自然保护区保护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分析 1.我国生物多样性损失

我国在1987年公布的《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第一期中，公布的濒危种类有121种，受威胁的158种，稀有的110种，共计389种，其中一类保护植物8种、二类的157种、三类的22种。另据中国红皮书的估计显示，超过1/10即500多种脊椎动物物种和15%~20%即400~500种高等植物已经受到威胁。而我国对境内的物种及其数量尚无确切的统计数字，尤其对濒危物种的调查尚不全面。出现的问题是有些国家未列入濒危物种名录的物种面临生存威胁，有的甚至濒临灭绝，而另一些则由于人为的保护、繁育、利用而使种群数量有所增减，因而有必要调整其保护级别或划出、划入保护之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药用动植物，如黄草，急待保护。

此外，近年来野生生物贸易已经对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于粮食、中医药、服装等对野生生物的需求日益增加，野生动植物的非法交易也急剧增长，对几种濒危动植物物种以及一些没有列入国家保护名单之内的动植物物种数量已经构成威胁。如：藏羚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既有自然发生的，也有因自然发生的，但就目前而言，人类活动（特别是近两个世纪以来）无疑是生物多样性的损失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的不

[4]健全，则是引起损失的另一主要原因。2.生物多样性损失的分析 2.1 自然原因

一是物种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其一是物种的形成与灭绝是一种自然过程，化石记录表明，多数物种的限定寿命平均为100~1000万年。其二是物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或变异性、适应性比较差，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难以适应，因此而面临灭绝的危险。如大熊猫，其濒危的原因除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以外，与其本身食性狭窄、生殖能力低等身体特征有关。二是环境突变（天灾），如地震、水灾、火灾、暴风雪、干旱等自然灾害。2.2 人为原因

由于人类对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同时又过多的重视经济发展，而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淡薄，从而导致生境破坏时有发生；对生物资源开发过度，有些甚至是掠夺式的开发；环境污染严重；对外来物种入侵问题重视不够以及制度的不健全，这些都是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2.2.1 生境的丧失、片断化、退化

栖息地破坏和片段化已成为我国一些兽类数量减少、分布区缩小和濒临灭绝的主要原因。伐木和占地是中国生境被破坏的两大主要原因。天然林的大幅度减少直接威胁到从苔藓、地衣到高等物种的生存。此外伐木也是导致森林火灾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在过去25年内因森林火灾共损失了860万公顷的森林。以农业和建设为目的的占用森林、湿地和草原则是生境破坏的另一个原因。生境的片断化是指一个面积大而连续的生境被分割成两个或更多小块残片并逐渐缩小的过程。多种人类活动都可能导致生境的片断化。如铁路、公路、水沟、电话网络、农田以及其他可能限制--生物自由活动的分隔物，和自然保护区内修筑公路等人为设施。特别是由于这些人为设施的建立，使得动物的活动受到限制，从而影响其觅食、迁徙和繁殖，而且植物的花粉和种子的散布也会受到影响。因而引起动植物种群数量下降并引起局部灭绝。同时由于生境的片断化，阳光、温度、湿度及风的变化，也会导致一些物种濒危、甚至灭绝。另外生境的片断化有助于外来物种的入侵，进而威胁到原由物种的生存。生境退化则是生境部分的失去原有功能，如由于经济发展、过度放牧等原因，使得草场退化严重，引起草原生物生理机能衰退，从而对其生存构成威胁。草原的退化。

2.2.2 掠夺式的过度开发

许多生物资源对人类具有直接的经济价值。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全球商业化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人类对之的需求随之迅速上升，其结果导致对这些资源的过度开发并使生物多样性下降。而当商业市场对某种野生生物资源有较大需求，通常会导致对该种生物的过度开发。典型的实例是人类对海洋鲸类的猎捕活动与鲸类数量的消长之间的关系。我国许多药用植物，如人参、天麻、砂仁、七叶一枝花、黄草、罗汉果等，野生的植株都已经很有限了，如果仍

[5]不加限制必然导致灭绝。其中偷猎、滥挖走私野生动物行为对生物的多样性威胁最严重。2.2.3 环境污染 2.2.3.1 水体污染

水体污染能够对水生生物（特别是鱼类）生命周期的任何发展阶段，产生亚致死或致死作用，影响他们的捕食、寻食和繁殖。其中亚致死的水体污染对水体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更为突出、普遍、久远。在这种环境中的生物繁殖能力下降、生长缓慢或者死于环境胁迫有关的疾病。而水体富营养化能使水体生物多样性显著下降，昆明滇池即是一例。2.2.3.2 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通常会使当地植被退化，甚至变成不毛之地，同时土壤动物也会变的稀少甚至绝迹，其生物多样性比未受污染区显著下降。如矿区、尾矿堆积地

一、矿区废弃地以及垃圾填埋废弃地都少有树木生长。2.2.3.3 空气污染

人类排放到大气中的各种有毒有害物质均能对生物体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失，并对生态系统构成危害。经各种途径进入空气的二氧化硫、氨、臭氧等能直接杀死生物。来自冶炼厂废气中的有毒金属能直接毒害植物。而由于臭氧空洞、酸雨以及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所引发的温室效应等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害、减少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和重视，特别是温室效应引起的全球变暖和酸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2.2.4 外来物种入侵

外来物种入侵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很大威胁。其入侵方式有三种：一是由于农林牧渔业生产，城市公园和绿化、景观美化、观赏等目的的有意引进或改进，如在滇池泛滥的水葫芦、转基因生物；二是随贸易运输旅游等活动传入的物种，即无意引进，如因船舶压仓水、土等带来得新物种；三是靠自身传播能力或借助自然力而传入，即自然入侵，如在西南地区危害深广的紫茎泽兰、飞机草。在全球濒危物种植物名录中，大约有35% ~46%是部分或完全有外来物种入侵引起的。2002年来自南美洲亚马逊河的食人鱼又名食人鲳在我国掀起轩然大波。其一旦流入某一水域达到一定规模时，可能会大量屠杀其他鱼类，给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带来危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2.3 制度原因

虽然我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由于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使生物多样性遭受了不必要的损失。主要表现在：虽然国家已把环境保护的成效纳入政绩考核之中，但有些地方政府并未把此真正纳入工作计划；对生物多样性有影响的重要部门（如农业、林业、渔业、科研机构等）对此重视够，缺少相关具体实施细则、行动及专业人员。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物种及其生境的有效方法，我国已建立数目众多的保护区，但相对与国土总面积而言是不够的，而且部分保护区管理混乱、土地权属不清等也需要完善。在法律制度方面，虽已实施《自然保护区条例》多年，但毕竟在法律效力上位阶较低，调整面窄，处罚力度不够，故需要进行新的立法以保护自然保护区、物种及其生境。

四.面对自然保护区存在问题的实施对策

1.保护对策

1.1 建立、完善自然保护区和制定《自然保护区立法》

自然保护区是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双重性质，并且是一定的空间范围的区域。在我国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惜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和具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地的陆地水域和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所以无论是按国际通行做法还是从我国国情出发，都有必要抓紧制定一部《自然保护区法》，对由于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建设、管理、开发和利用而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

1.2 防止外来物种和建立外来物种管理法规体系

外来物种入侵不仅对当地生物构成威胁，同时对经济和人体健康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一些国家对此进行了立法。如美国先后颁布或制修订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外来物种预防和执行法》、《国家入侵生物法》等；新西兰《生物安全法》等。我国虽有一些法律法规涉及外来物种管理，如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农业 和林业局分别建立了水生和陆生野生动物引进审批制度；《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996）、《动物防疫法》和《植物检疫条例》。但是目前尚无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的专门法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涉及到 外来入侵物种物种，但未制定专门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的行动计划，所以中国急待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确保生态安全和保护本国生物多样性。1.3 在保护中持续利用生物资源

虽然全世界已建立众多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多形式保护方法方式，但相对于地球生物圈而言，其保护的生物多样性是有限的。因此人们认识到，有效和长期可信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指对生物资源的利用应以使生物多样性在所有层次上得以保护、再生和发展。对保护而言，没有合理利用也就没有保护。利用自然保护和发展旅游业就是一例。不但有经济效益，实际上也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这本身就是社会效益的体现，也是自然保护的价值体现。另外建议对生物多样性有影响的重要部门（如农业、林业、渔业、科研机构）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并将其纳入他们的生产计划中，鼓励生物的资源利用方式的多样化。1.4 加强环保教育

从整体和局部看，国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的好坏，大量资料表明，凡是受环保教育程度越低的国家和地区，通常生态环境破坏频率越高、程度越深、问题也越多。而对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社会问题来说，除发展外，更多的应加强民众教育，广泛、通俗、持之以恒地开展与环境相关的文化教育、法律宣传，培育本地化的亲生态人口。特别值得重视和提倡的是利用当地文化、习俗、传统、信仰、宗教和习惯中的环保意识和思想，如民族地区的龙山、凤水，进行宣传教育。另建议在中小学中专门开设环境课程或在自然、化学、生物、地理及中进行环保教育，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课外活动。

2.管理对策

2．1完善法律条款

建立自然保护区的直接目标是把对人类具有特殊意义的自然资源完整地保护起来，避免人类的直接利用，这就限制了人类的一些眼前利益。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尚处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时期，自然保护区法律法规与现实冲突非常明显，特别是在社区的经济发展需要与严格的法律保护之间，如《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六条“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等活动”，严重制约了社区的经济发展，是否可以在实验区，乃至缓冲区内的人工林经营方面适当放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三条“管理自然保护区所需经费，由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排。规定了自然保护区的投入问题，但没有明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属哪一级政府安排。2．2加大资金投入 国家应明确规定增加对保护区方面的投资，特别是增加在保护区管理机构的人员工资、运行费用、科研等方面的投资，并确保保护区有足够的财力按照现行土地和移民安置法规的要求落实对受影响社区居民的补偿。《自然保护区条例》第四条、第二十三条规定了自然保护区发展的计划与经费问题，但是没有明确由哪一级政府解决。根据我国自然保护区分级管理体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经费由中央财政支付，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经费由相应的地方财政支付。现在，保护区虽然可以获得生态公益林补偿基金，但是来自国家、地方政府的资金非常有限，不可能满足保护区对经费的各种需要。因此需要考虑多种手段偿付保护区内的环境服务。在一些情况下，可以用水权交易、碳交易来增加保护区的财政资源。私有企业对中国的保护事业所做的贡献虽然逐步上升，但是仍然有限。另外，国家应制定野生动物致人伤亡及毁坏农作物和其他设施的补偿政策，并明确补偿资金的来源，以使保护区内及周边社区因野生动物而受到损害的群众得到相应的补偿。2．3严格执行规划

《总体规划》是每个自然保护区落实有关自然保护区法律法规的具体方案。方案的制定必须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并且要结合保护区和社区的实际。贯彻“全面规划、积极保护、科学管理、永续利用”的自然保护方针，根据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的理论与原则，必须合理划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3个功能区，把保护、科研、监测、教育和旅游等结合起来，统一规划与布局，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旅游与教育、保护区与社区发展等关系，致力于保护区和社区经济的同步发展。国家及相应的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要对保护区的总体规划进行认真审核，并严格监督执行。总体规划是自然保护区始建初期的基本建设方案，属于近、中期建设规划，从保护区的建设目标和发展的角度考虑，保护区应该经过多方面论证，制订出体现自身特点的、切实可行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使保护区的事业朝着预定的方向发展。

2．4提高整体素质

自然保护区多数是由过去的国有林场转变而来，管理和业务素质普遍较低，自然保护区的工作除管理之外，以资源保护、科学研究、环境教育等业务工作为主，这就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如何提高保护区职工的整体素质，是自然保护区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是应使保护区的所有职工都接受在职培训，使他们获得有效完成任务以及取得事业上的进步所必需的能力。二是鼓励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途径使不同的保护区之间可以交流学习，同时鼓励科研等项目的相互合作。三是建立竞争机制，使工作出色的职工得到奖励，使有能力的职工得到晋升。

2．5发展社区经济

自然保护区社区经济的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自然保护区与社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孪生兄弟”，保护区只有根据社区居民生存发展的需要，通过促进和参与利益共享，发展自然保护区产业，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只要社区的经济发展了，居民直接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降低了，自然保护区也就达到了保护自然的目的，同时也缓和了社区矛盾，使周边群众和社区从自然保护区的潜在破坏者变成共同管理者，把孤立的生态系统变成了开放的经济社会生态系统，从而达到长期有效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这需要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制定特殊政策，予以大力扶持，为自然保护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提倡保护环境时应避免绝对化，可在不破坏资源的情况下合理有效地利用，做到经济利益和生态效益的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