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表现

第一篇：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表现

自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后，国内史学界对抗日战争的史料有了全面了解的条件，对当年国民党军队担责作战的正面战场也有了客观评价。相较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和到台湾出版的书籍完全抹煞共产党抗战业绩的写法，自20世纪80年代后大陆方面的出版物已能充分肯定国民党当局在抗战中的正面作用，同时仍客观地指出其腐败无能和作战指导消极的一面。不过事物往往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近些年有些人借口纠正改革开放前较少提及正面战场的偏向，以吹嘘和引用不实资料的方式夸大国民党当局在抗战中的战绩，在一些网站上这种倾向又特别严重。其实，这方面的一些不实宣传已不简单是史学问题，有些已是国内华敌对势力组织的网络舆论战的一部分，其目的通过吹嘘美化当年人民革命所推翻的反动旧势力，以此来否定当年中国革命战争和建立新中国的斗争的合理性。因此，公正地评述抗战中的正面战场，不仅涉及到是否对读者和网友负责，也是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关系到现实政治态度的大问题。

历史是一面多棱镜，歪曲它的最好办法便是只讲一面。改革开放前有些读物讲到抗战时的国民党当局，只讲其“不抵抗”政策和一溃千里，这就不能解释为何毕竟还坚持了八年抗战。改革开放后通过思想解放广开言路，有人又只谈正面战场战果如何辉煌，这也不能解释为何屡战屡败。何况抗战初期国民党军战败尚可用武器落后辩解，抗战后期中美联合空军已掌握制空权，国民党军得到美援后装备也较日军为优，兵力更一直居于绝对优势，为什么在直至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至 1945年初仍出现豫、湘、桂大溃败?为何直至日本投降前也未能展开反攻，最终依靠他国攻日而坐等胜利呢?

提到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表现，不可避免地提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实行“不抵抗政策”。这种政府下令“不抵抗”丢失80万平方公里国土和3000万同胞的行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卖国行为。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后割地，毕竟还是抵抗后败而失地，面对日军突袭东北南京政府却不敢抵抗而撤军弃地，这不仅引来全国民众的怒骂，还引来国民党内一些实权派在要求抗日的旗帜下发动“福建事变”、“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以示强烈反对。

为了掩饰“九一八”时弃地的屈辱，国民党政府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直至逃台后都声称那时军力 “未准备好”，只有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才有力量抵抗，近些一些网站上也发文重新鼓吹这种无耻的卖国谬论。且不说缺乏准备根本不能成为将国土恭手让人的理由，就是看一下1931年至1937年间中日两国实力量的消长对比便可知道，“不抵抗”而失地的结果只是造成日本实力大增，中国的国力反而削弱。尤其是日本轻易侵占富庶的中国东北后，其国内经济危机马上得到化解，工业产值在五年内增长了一倍。此间中国内地经济力量虽有增强，却也远抵不上不战而失最大的工业区东三省的损失，那些为“不抵抗”政策辩解的言论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站不脚。

近些年有人在网上和某些刊物上发文，要“公正评价国民党抗战史”，并片面引用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和当台湾后的观点和吹嘘史料作为根据。例如许多网站还根据台湾战史所列的名录，登载抗战时死亡的将级军官数目超过200人，想以此来表功。客观看待历史的人们，当然承认国民党军有众多高级军官牺牲的事实，不过若认真考证，台湾战史的这一数字却包括了阵亡后追赠军衔者，还有当时在国共“磨擦”中死亡者，真正阵亡于对日作战的在任将官在 110人左右(因个别人死因还难判定)。不过，当年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抗战时投降日军充当伪军头目的国民党将级军官，至1943年时即达58人之多，在他们率领下成建制投敌的军队也达50万，成为日本占领区伪军的主要来源。追随副总裁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居然也有20人，以此构成了南京伪 “国民政府”的基础。那些讲 “公正”的人却这些铁的史实患有选择性失明，故意避而不谈，其“公正”“全面”又在哪里?

如果以抗战意志的坚定性来对照，更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没有一个投降日军的高级将领或中央委员。在作战中确存在单个被俘的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战士在日军威逼下投降当汉奸的事例，却找不到一个营、一个连成建制投敌当伪军的中共领导的部队。哪个党、哪支军队的抗战意志坚决，这不是最好的说明吗?至于有人对比国共双方在抗战中伤亡数目，看到国民党军共伤亡320万人而中共部队共伤亡60万人，便以此吹嘘前者，从军事知识上看也属强词夺理。哪一方伤亡多并不等于作战贡献大，在某些情况还只能说明指挥笨拙，何况抗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数量在初期要比中共领导的部队多30倍，在后期也多4倍。

如果看一下国民党军在抗战中的损失，开小差和内部折磨减员者还远远大于作战。1944年11月兵役部部长鹿钟麟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报告，抗战七年来前后征壮丁共 1100 万人(其中会有重复统计)，实际到达战场者不及500万人，其余都逃亡或病故。这里所说“病故”实际多指抓捕捆绑时虐待至死，至于多数壮丁的损失还是开小差。国民党军队形成一个士兵 “抓-逃-再抓”的恶性循环(远征印缅的军队无法开小差除外)，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各国军队中是罕见的，恰是其政治军事腐败的突出表现。

国民党军当年在战争中败多胜少，重要原因是欺上瞒下盛行，战果吹嘘经常达到无人相信的地步。如其“剿共”作战公布的“歼匪”战果累计，便超过解放区人口总和，抗战时的战报也因虚假充斥而为国际史学界轻视，一般都不屑引用。事过几十年后，现在有人却把尘封的吹嘘品当成“发现新史料”，在网上一再发贴以蒙骗缺乏历史知识的新一代人。

以当年国民政府的战报对照战场情况，有军事常识者便到处看到离谱之处。如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保卫战期间，国民党军称杀伤日军20万人，包括在万家岭“歼灭日军第106师团”。其实日军进攻武汉的兵力为九个师团25万人，若真有此损失早就接近全军覆没，怎么能攻占武汉?按日方统计，“武汉攻略战”时伤亡3万多人，这里会存在一些隐漏。不过按战场情形推算，战斗伤亡再同因气候炎热生病减员相加，日军总损失不会超过10万人。

对“万家岭大捷”及此战中团长张灵甫的表现，当年国民党报刊曾大肆吹嘘，近年也有一些网站引用。其实中国在抗战期间没有“歼灭”过任何日军师团，除了远征军在反攻滇西时由美国航空兵支援在腾冲歼灭过日军一个联队(团)外，此外在国内战场上也未成建制歼灭过日军一个联队，至多是给某部敌军以重大杀伤。1938年10月上旬日军第106师团突入万家岭时，薛岳指挥的18个师攻其进行包围试图予以歼灭，激战半个月后，被围日军得到第17师团增援，国民党军随即解围撤退。这一仗还算是国民党军在武汉保卫战中打得最好的一仗，按国民党军战后较准确的统计也只是毙敌3000 人，伤敌5000人，俘敌300人，对拥有1.6万兵员的第106师团而言可算损失半数，按军语概念也远算不上“歼灭”。

近年有的网站上一再发出所谓1944年“桂林保卫战”的所谓“辉煌战绩”是击毙日军1.2万、打伤1.9万人，其中还“击毙9个联队长”。事实是日军进攻桂林的部队为两个师团全部加一个师团一部共7个联队，总兵力不过3万人，仅三天便攻占全城，其伤亡轻微。如果真有毙伤敌共3.1万的战果，攻城日军岂不被全部消灭(而且有的联队长还不止被打死了一次)，怎么又会有桂林的迅速失陷和守军弃城而逃呢?

国民党逃台后所出版的抗战史，多少收敛了一些吹嘘战果后，所列战果仍严重不实，如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时仍声称“国军”共毙伤日军276万人。实际上经查日军在战后的资料统计，在中国战场上的伤亡共计为133万人(此外缅甸方面军对华作战还伤亡4万多人)，还是对国共两军和民众游击队作战的总和。国民党当局对战争统计的严重不实，除虚报外还由于当时政权机构无效能，其政府对国内人口都从未普查过，声称“四万万同胞”只是根据卖盐数量推算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进行首次人口普查时，才知道全国人口已超过6亿。

客观评价历史的人，承认国民党政权在 1937年至1945年还坚持了抗战，其军队的许多官兵还曾做过英勇奋战。不过由于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抗战不力、残民有余的事例在当年举不胜举，成为国民政府失去人心的重要原因，也是谈及抗战史时所不可讳言的内容。

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据估算中国因战事死伤共3500万人(其中死亡 2100万，负伤1400万)，除日军屠杀外，有相当一部分还是因本国败类和腐朽无能的当权者作孽。例如1938年徐州会战失败后，蒋介石去阻拦日军西进下令在河南花园口掘开黄河堤防，此事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时一直推说为日机轰炸造成决口。退至台湾后国民党当局在史书上才承认此事为本军所做，却又胡说什么 “抗战八年，黄泛阻敌西进，保障西北，功不可没。”无情的历史却早就证实，这些“功不可没”的谬说早已被“水”没矣!据花园口决堤后粗略统计，淹死百姓达 89万(淹没日军仅其第14师团一小部千数人)，丧失家园沦为难民者近1000万。此举虽使进攻武汉的日军一度改道，四个月后还是攻陷了当地，受到最大损失的只是黄河下游的人民。这样残害百万人民用以自保的政府和军队，又怎么可能不遭到民众的仇恨?抗日战争期间长期主管第五战区的李宗仁到美国后写回忆录便称，当时说河南民众恨国军(尤其是汤恩伯部)甚于恨日军的说法，“据我所知，不是过分污蔑之辞”。

自古来作恶必有恶报。果然，1944年春日军以12万人发起“一号作战”进攻中原的40万国民党军时，汤恩伯指挥各部在一个月内便溃不成军。在危急时刻，河南许多民众竟群起攻击败逃的国民党军，将其数万人缴械，这更加剧了中原崩溃。花园口决堤十年后，当年黄泛区附近爆发了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当地几百万民众用双腿和手推车更清楚表达了自己对蒋介石抗战时作为的看法──那就是全力支援解放军打倒他们切齿痛恨的国民党政权!

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共有22次会战，除了为取得外援反攻滇缅是主动进攻，其余都是被动防御。到了抗战后期，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党国要人在大后方发国难财，孔宋两家将包括美援在内的大量财富搜入私囊，民怨沸腾已不可遏制。国民党军装备好的部队又多数放在后方，明显是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对此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持者美国都不讳言。1949年7月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白皮书便解释说：“美国参战后，国民党显然就认定日本最后必将战败，以为可以有机会来改进它的地位，和中共作最后的决斗。……战争后期中国抵抗力的部分瘫痪，主要就是这种争权造成的。”

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曾感叹，政府视民众如草芥，民众便视政府如仇雠。抗战胜利后仅四年，不可避免的历史事件终于发生了，那便是刚享受过胜利者荣耀的国民党政府被人民推翻。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讲话也承认：“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看看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和大后方的情况，便可知道被“抛弃”的原因是什么。

第二篇：简析国民党在抗战时的贡献及学习军事课课后感想

简析国民党在抗战时的贡献及学习军事课课后感想

从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各地的失守，中国的抗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这时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担负了抗日的主要任务。尽管国民党在后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但是国民党在正面抗战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下面我将将我通过学习军事课而学到的分享给大家.我认为，我们应当对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作出的贡献及历史意义树立正确的认识观。当日本将其狂妄的想法开始着手实现于中国之际，国民政府的举动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消耗了日本的军事、经济实力，使其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泞而不能自拔。抗日战争一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凭借其军事优势，向我华北和华东地区发动了连续不断的进攻，企图迅速打垮中国军队的主力，迫使国民党政权屈服，以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为此，日本陆军几乎倾巢出动，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据日本统计资料显示：战争开始后，日本共计24个师团，其中21个师团投入侵华战争。1938年7月，又新扩10个师团，共34个师团，其中32个师团投入中国战场，占其陆军总数的94%强。可见侵华气焰嚣张至极。日本决心用武力征服中国的方针，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动员其几乎全部军队对日抗战。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武汉失守，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数次重大战役，日方伤亡447700余人，损失飞机785架，舰船100余艘，消耗军费92亿3千多万日元，且战线延长，兵力分散，军需补给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巨大的军事、经济实力的消耗，使日本经济濒于枯竭。广大日本人民被抛进了饥寒交迫的苦难之中。可见，号称东亚强国的日本，国内经济已达捉襟见肘的程度。惨重的人力、物力损失，日本不但无法实现其预定的速战速决的战略目标，反而使自己陷入了长期战争的泥坑而无法自拔。

除此以外，面对日军的步步逼近，南京国民政府不负众望，组织并且领导中国人民起来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离开中国，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这一举动振奋了全国民族精神，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在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南京国民政府几乎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对日作战，淞沪会战，牺牲的壮烈数不可计，中国军队浴血奋战、顽强抵抗，是日军遭到巨大损失。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是日军遭到自新式陆军组建以来第一次惨败，极大的振奋了中华民族精神，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对形成强大的、一致抗日的高潮和生气蓬勃的新气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因此，从整个抗战过程看，尽管国民党在后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但国民党政府基本利益和民族利益总体来说是一致的，它始终坚持抗日的方针，没有妥协投降，从而保证了抗战后的最后胜利。通过学习史实了解到8年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共举行过22次重大战役，歼灭日军100余万，国民党军队伤亡321万。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曾经在前线与日军侵略者奋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可见，国民党对抗日的贡献非同小可。

通过课数不多但颇有意义的军事教育及老师的精心指导，我得到了很好的军事教育，军事理论课使我明白了我国的历史，通过学习军事理论的学习，强化了我爱国的热情，增强了中华民族统一这一观念。为华夏的兴盛而自豪，也为之受辱或衰亡而惋惜。将国家兴衰荣辱谨记在心。

在军事理论课的教学中，我充分认识到作为一个当代大学生更应该了解我们的祖国，更坚定的认识到自己身负国家和民族的重任，也真正的明白了开设这门课的意义．我们更应该志存高远，心系祖国，为中华民族的腾飞而读书．在这个认识过程中，也不断地在完善自己，目标从无到有，从不坚定到坚定，把生活的每天付诸于学习和提高。军事理论课的学习使我心灵受到震撼，我将重新审视自己，更努力的去完善自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及预测的未来，以便更好的及时督促自己。

第三篇：如何评价国民党在正面战场

如何评价国民党在正面战场

纵观国共关系史：1924—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第一次国民大革命（主要是北伐战争）的蓬勃发展，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为后来中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1927—1937年，国共十年内战，造成国家分裂，外敌乘机入侵，给后来中国第二抗战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1937—1945年，国共第二次合作，使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终使中国一越为世界五大国之一；1946—1949年，国共三年内战，使得大陆与台湾分离至今。历史经验证明：国共两党合则国家兴旺；分则民族元气大伤。因此，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必将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进一步繁荣昌盛！

抗战期间，国民党正面战场虽有诸多失误，特别是相持阶段时期，随着日本侵华方针的改变，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采取消极对敌，避战观战的态度，而对共产党则确立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建立了“防共委员会”，运用一切手段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甚至于后来调动大量军队对付中共军队，相继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并限制全国抗日民主力量的发展，由于实际上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正面战场形势严重恶化，以至于出现像豫湘桂那样的大溃败。但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巨大贡献不会因为这些反面因素而被磨灭的。

一、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抗日的主力。国民党政府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会战，如凇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极大地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是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忻口、太原会战，中国军民（主要是国民党军队）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战绩显著；凇沪会战，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与有优势装备的敌人拼搏，毙伤日军4万多人；随枣会战毙伤日军1.3万余人，日军遗尸5000余具；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伤亡2万余人；第三次长沙会战共毙伤敌5万余人，俘日军139人。如果忽略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很显然仅凭中共当时的三四万人来抵御百万日军，那是不可想象的。

二、由于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和“速战速决”的狂妄企图，极大地消耗了日本军事、经济实力，使其长期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延绵数千里的战线上，国民党始终坚持着抗战，使日军兵力分散，战线延长，为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国民党正面战场支援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战场的开辟和发展，为敌后有机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抗战初期自不用说，国民党积极主动抗战吸引了日军主力，无疑是极大地促进了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即使在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虽无多大作为，但数千里战线上的数百万国民党军队的存在，牵制了大量日军，并使敌人受到一定消耗，在客观上配合了敌后战场的坚持和发展，减轻了敌后战场的压力。

四、国民党中爱国抗战官兵的英雄事迹，振奋了民族精神，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促进了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国民党军队中很多人都叛国了，国民党军队的素质也不高，但是绝大多数国民党官兵是爱国的，这点毋庸置疑。“中国军人的楷模”张自忠，西北王冯玉祥，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哪个不是热血男儿？还有那数不尽的未知名的国民党官兵„„

五、国民党正面战场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中国军队以重大民族牺牲，粉碎了日本法西斯与德国法西斯会师，使得盟军有可能

腾出手来集中解决欧洲事件，换来了国际尊重，各国领导人曾先后高度评价过中国战场。因此，美英等国先后放弃了租界等一切在华特权，基本取得了国际关系的平等地位，终止了晚清以来的外交屈辱状况。

六、掩护了西南抗战基地的营建，为领导机构和沿海、沿江工厂、学校、科研机构的内迁争取了时间，为中国长期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毛主席曾经说过战争之伟力在于人民，但我认为抗日战争胜利之关键在于持久战，而持久战的关键在于工业，特别是军事国防工业。抗战前，中国工业大部分集中于沿海沿江地区。“一-二八事变“后，集中在东部沿海的工业受到严重威胁。若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业基地落入敌手，中国将何以持久抗战？凇沪会战历时三个月，内迁仅民营企业一项就达146家，机器材料共14600余万吨，技术工厂250家。武汉会战期间，从武汉迁往内地的厂矿企业达304家，机件重量达5万余吨。从战役本身来说凇沪会战、武汉保卫战都失利了，但就这点而言两次会战的贡献绝不亚于一次大战役的胜利。虽然工厂数量不多，但这些工厂都是民族工业的精华，没有这些工厂中国的持久战将无从谈起，不敢说中国抗战必败，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抗战必将来得更困难、更严峻、更残酷、更持久„„

从国民党全党来看，虽有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却始终能够坚持抗战；从国民党局部来看虽有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卖国投降，却更有数百万国民党军队在猛烈地打击着可恶的侵略者。因此只能说国民党成分比较复杂，党务没有干好，却并非是一个投降的党，其比晚清政府、北洋政府何止强千百倍。

从整个抗战过程来看，虽然国民党在后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但国民党的基本利益和本民族的利益总体来说是一致的，因此她始终坚持抗日的方针，没有妥协投降，从而保证了抗战的最后胜利。最值得一提的是，英法美等国绥靖政策甚嚣尘上的时候，国民党有过投降么？抗战初期，英法美非但没有给中国援助，还妄图牺牲中国的利益来保持既得利益，怂恿日本进攻苏联，帮助日本劝降中国。也就是说国民党在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仍是坚持抗战的，没有投降。

8年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共进行过22次重大战役，歼灭日军100余万，国民党伤亡321万，这是血的数字，铁的贡献，不可抹杀。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曾经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奋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全民族尊敬与纪念的。

英魂常驻，精神永生。15个月（抗战初期）鲜血飞溅，上百万将士的血染沙场，含笑九泉。中国大地是红的，天空是红的，太多的血写就的历史难免悲壮„„

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们——为民族而作出牺牲的人们。

毛泽东在总结抗战时曾客观地评价道：“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国民党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抗战四十周年时，聂帅在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作序时曾指出：“许多为民族独立而英勇殉国的国民党爱国将士的精神与在抗战期间为抗击日本侵略军而壮烈牺牲的我军将士和人民群众一样，仍然令人崇敬不已。”这本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从肯定角度评价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书，引起海内外的轰动。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胡锦涛肯定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巨大贡献。

描写当年国民党政府抗击日本侵略的图书“国殇”畅销，电影“铁血”热映，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贡献也是比较认可的。

第四篇：蒋介石对于国民党在大陆工作总结

蒋介石对于国民党在大陆工作总结

蒋介石（晚年）对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工作总结：

（一）政府工作方面（的原因）：

1.内部不能精诚团结，互相构陷，工作步调难于（不能）协调一致，给共匪（共产党）造就可乘之机。

2.违反国父（孙中山）遗教（遗训），大家（行政工作）不是以服务（国民）为目地的，而是以夺取（搜刮民财）为目地的。3.丧失了（辛亥）革命地党德，（革命同志们）自私自利（营私舞弊），不能以个人的自由与能力贡献于革命的大业（工作缺乏革命献身精神）。

4.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不知道（如何利用）民族的道德的力量和（忽略了）民族精神的伟大。

（二）军队组织工作的缺陷：

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

（三）军队政工工作的缺陷：

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气节、无生命。（#附录）：

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国共合作破裂以前，共产党的许多重要的干部亦是国民党联合政府的官员，譬如：谭平山（后来也未暴露）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林祖涵（后来也未暴露）时任国民政府农业部部长；毛泽东（后成功脱险，比长期领导农民武装运动）是代理国民政府宣传部部长；周恩来（后来成功脱险，并长期在国统区领导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所以当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党能够依靠民众迅速转入地下和国民党势力地薄弱区并展开工作；而国民党此时只能依靠共产党出现的部分叛徒（且不能很好地信任和利用这些叛徒）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共产党的部分情况，除此之外并没有多少能更好获取共产党情报的办法，基本等于是俩眼一抹黑；所以说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和情报工作的失败——这是蒋介石到死都没有参透的原因；另外，当时的国内与国际实际情况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第五篇：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作用的简评：

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的评价：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说：抗战初期“所谓的‘共同领导’，实际上是国民党一党领导‘。当时中国共产党”说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抗战到底“，这话并“没有错”，“因为 要打日本，就要有个头子，当时中国的头子就是蒋介石，他有那么多军队，外国也承认他。但他后来要反共，这句话我们就少讲了，以至不讲了。如果说共同领导，那就是你领导你那一堆子，领导中央军；我们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领导广大人民，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毛泽东肯定的指出：“国民党在1937年和1938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

胡锦涛在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报告《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而且抗战初期是国民党正面战场担负了抗日战争的重要任务，成为抗战的主战场。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历史应该客观的反映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让人们真正了解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英勇的抵御外敌的战争。国军也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包括380万阵亡将士们谱写了气壮山河的抗战史。从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起，大陆学术界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表现和作用越来越走向客观的评述，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国民党是当时中国第一大党，它所控制的军队是当时中国最有军事实力的军队。1937年国民党共有党员165万人，其中普通党员52万多人，军队党员101万人，海外党员11万多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它第一大党的地位没有改变。到1945年，有党员806万人。而同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分别是4万人和121万人。相差极为悬殊。国民党军队人数1937年是170余万，并有海陆空军，1945是军队440万；而同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人数分别是5．6万人和100万人。尽管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表现不佳，但仍然是抗战时期人数最多的军队。特别是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仍然很弱小，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在当时是主要的，正面战场对于打击日本的进攻势头、迟滞日本的进攻速度、实现持久抗战的战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许多学者都已论及。

历史应该客观的反映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让人们真正了解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英勇的抵御外敌的战争，国民党政府对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国军也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包括380万阵亡将士们谱写了气壮山河的抗战史。从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起，大陆学术界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表现和作用越来越走向客观的评述，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仍然觉得有未尽之义。实际上，国民党、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从整个战争过程来说，国民党始终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党、执政党，控制整个国家机器，它是否抗战，决定着中国中央政府是否抗战。而这一点，有着多方面的意义。首先，政府抗战有着标志和象征的意义。中国政府存在着并且抗战着，标志这个国家没有亡国。如果这个政府投降了，成为傀儡政权，标志着这个国家已经不是独立的国家，已经亡国。

第二，就是政府的动员力。国民政府抗战，就能够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进行抗战，这是其它任何党派、团体等组织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的。政府能够动员全国的武装力量、经济力量进行抗战，也能发动它所控制的全部宣传机器动员全国人民抗战。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www.tiexue.net/ ] 第三，国民党是当时中国第一大党，它所控制的军队是当时中国最有军事实力的军队。1937年国民党共有党员165万人，其中普通党员52万多人，军队党员101万人，海外党员11万多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它第一大党的地位没有改变。到1945年，有党员806万人。而同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分别是4万人和121万人。相差极为悬殊。［11］国民党军队人数1937年是170余万，并有海陆空军，1945是军队440万；而同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人数分别是5．6万人和100万人。［12］（第三册，P3；第二册，P30，P111）尽管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表现不佳，但仍然是抗战时期人数最多的军队。特别是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仍然很弱小，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在当时是主要的，正面战场对于打击日本的进攻势头、迟滞日本的进攻速度、实现持久抗战的战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许多学者都已论及。

第四，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是否抗战，决定着抗战是否合法，而直接影响着其他力量的抗战态度和抗战方式。九一八事变后到卢沟桥事变前，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不仅不抗战，而且对抗战活动进行压制和打击，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就是其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范例。而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压制、打击下，很难形成全民族的抗战局面。

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如果不抗战，也不可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这也就决定着中国共产党不能成为合法政党。其它阶级、阶层和各种力量的抗战态度、抗战方式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态度的影响。抗战前，救国会七君子因抗战而被当局逮捕，而卢沟桥事变后，他们被释放并被请上庐山，参与协商抗战大计。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其它主要的爱国党派，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纷纷表示拥护蒋介石联共抗日。国社党领导人张君励（C关山月注：作者误，应为张君劢）、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等致函蒋介石表示拥护国民政府抗日，“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一念，此外都非所计”。战前因进行抗日救国工作而一度遭到国民党逮捕的张申府说：“我曾说，蒋先生只要发动抗战，全国必然景从。我深幸今日已经完全实现了。”［6］（P13）“各国华侨迅速组织起‘侨抗敌后援会’‘救灾总会‘‘侨筹饷会’团体，捐款、汇款，捐输财力，征集药品、衣物，发行、购买救国公愤，或亲自回国，支援祖国抗战。”［4］（P237）

必须指出的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抗战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其它各爱国党派、各族各界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实现的。它的抗战态度的及时性、坚定性、彻底性、全面性都不及中国共产党和其它爱国党派，也不及深刻、全面觉醒了的中华民族的大多数成员。但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采取了抗战的态度后，它的动员力、号召力又是其它任何党派、团体所不能取代的。

第五，国民政府是中国国家的代表，它代表中国进行抗战外交，在不同的阶段，国民政府根据战争形势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制订了不同的外交政策和策略，确定了战略重点。这些政策和策略的具体运作与实施，取得了良好的国际效应和国际影响。

一是政治上的收获。卢沟事变后，中国政府在不同的国际场合，利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在世界上的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取得了较好的反响，使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中国的抗战是为了保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不受侵犯，同时也是在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战。为此，中国的抗战先是在国际上获得了众多国家政府及民众在政治上的同情、声援和支持，后来又与美、英、苏等国家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二是经济上，中国先后得到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等许多国家政府的援助和支持，也得到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援助和支持。据统计，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直接用于战争的消耗近500亿美元。［13］（P174）这是当时中国几乎无法承受的负担。因此，对外求援就成为国民政府外交的首要任务。当时中国政府与美、苏、英、法等国来往的函电，蒋介石与外国驻华使节的谈话，国民政府与驻外使节、派出的外交人员相互往还的函电中，几乎有一半以上都是这方面的内容。而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最大收获也是经济上的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获得的外来援助主要来自苏联，总计苏联对华借款为2.5亿美元，实际使用苏联的对华信用借款是1.7亿多美元。［14］（P81）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种援助主要来自美国。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获得的外国贷款共25项，其中美金10多亿美元，英金1亿多英镑，法金10多亿法朗，国币1．2亿元。董长芝、马东玉：《民国财政经济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2页。参见《1939年-1941年美国对华贷款》、《英、苏、法、中各国接收美国“租借”统计》、《1942年5亿美元贷款动用表》，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254页、260页。虽然中国获得的援助无论是与中国投入战争的人力物力比，还是从中国获得的租借援助占美国租借物资总的比重（占3.2%）看，数额都不是很大,但这些援助都是中国抗战急需的物资,因而对中国抗战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三是军事上，卢沟桥事变后，苏联的军事顾问和部分空军来到中国，参加中国对日本的作战或参谋，后来又有陈纳德的“飞虎队”援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开始与美、英等国进行军事合作，进行同盟抗战，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是中国抗战胜利的保证，也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有了保证。

仅举几个数字，便可说明这些援助对中国抗战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其1是中国空军获得的飞机援助。抗战时期，中国没有能力生产飞机，空军的飞机全部靠国外的援助。抗战前，中国仅有飞机600架，可用于作战的飞机305架，而抗战期间，中国从国外补充的飞机共计2351架，全部用于战争使用（包括运输），是中国原有飞机的7倍多。［15］而在抗战期间，这种援助是十分重要的。抗战之初，中国的空军在战斗中即受重创，一段时间内，制空权完全陷于敌手。自从外来的飞机补充到中国空战后（包括中国空军、苏联空军志愿队、美国的“飞虎队”），才改变了这种局面。

其2，“数千名德、苏、法、英、美等国的军事顾问，近十万名苏、美空军志愿人员和来华参战官兵”参加中国的抗战，他们的到来不仅是其自身参战，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带来的战术和技术，以及他们对中国军队的装备和训练，都使中国比较落后的军队从人员素质到武器装备上开始具有了现代气息，大大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经过训练和装备的中国军队与未经训练和装备的军队战斗力大不相同。这是直接与战争有关的。

其3，在经济方面，除了大量的物资援助外，外援也是国民政府维持通货稳定，乃至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1942年2月14日，蒋介石致罗斯福感谢美国对华贷款5亿美元的电文中说：“我中国人民此四年半以来，经过不可以言话形容之经济及物质上之困难，而得获阁下此次之借款，不仅能改良吾人之经济情况，且可提高我民众抗战之精神。回忆过去各种借款与接济，俾我国长期抗战维持至今得与各友邦并肩作战，使整个反侵略阵线均蒙其利„„此次借款，除为军事上之需要外，大部分将用以加强我国之经济机构，收回法币，紧缩通货，平定物价，保持战时生活水准及增加生产。”［16］（第一册，P337）

四是外交上，中国利用同盟抗战的时机，积极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先后与凡是与中国有不平等条约的国家签订了平等新约，中国从此摆脱了近百年来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伦敦《泰晤士报》发表评论指出：“不待战胜而承认中国为完全国家，实开新纪元，租界权利乃不合潮流，总理主张废除，蒋委员长成功，诚为民族吐气。日寇虽不能占全中国领土，中国享此新约权利，当待日寇驱逐以后，故战胜为急务，以中国之坚卓抗战，得英、美之明白承认完成主权，其精神将益加强，并保证战胜后居大国优越地位，以重整新亚洲。”［16］（第三册，P783）中国作为四强国之一，还参与组建了联合国的工作，成为联合国发起国之一。外交上收获的意义已经超过了抗战本身，它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这种国际之间的交往，是必须由能够代表国家的国民政府来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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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导向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是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特别是关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始终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从学科的内容和特点来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自然强调共产党领导说，而国民党史、中华民国史则必然强调国民党领导说”。“有的学者强调共产党领导是指政治领导，有的提出国共两党共同领导说，有的提出分别领导、共同进行说，有的提出具体分析说，有的提出领导权转移说，有的提出不应笼统地说是谁领导的，应认为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人士和爱国华侨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17］

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不是领导作用，而是导向的作用。“要科学地、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领导权的含意。”［17］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解释，领导是“领导者在一定的环境下，为了确定和实现既定的目标，对被领导者进行统御和指引的行为过程”。［18］（P33）我们认为，领导权的实现，有以下几个必要的因素：首先领导与被领导者应该是在一个组织系统内；因此，第二就是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必须是法定的或有组织系统授权的；第三就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是领导与服从的关系，领导者对被领导者有命令的权力，有一定的强制性作用。除此而外，还有领导者必须能够代表大多数被领导者的利益，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领导能力，等等。

抗日战争是中华全民族的解放战争，除了少数汉奸卖国贼外，各个阶级、各个党派都参加了。按一般的常理，各党派、团体和全国人民都应该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也确实都声明服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抗战，但这个政府提不出一个能领导中华民族走向胜利的纲领和路线，其所作所为又不断背离全民族的利益，因此，除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体系内部的各种力量外，没有什么党派、团体再服从它，它也就不能领导抗战。但是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所有的参加抗日战争的各民族各党派了呢？由于各抗日党派不在一个组织系统内，无法形成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此不能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只能说是导向。

导向是指指导行动或发展的方向，使事物向某个方面发展。就是提出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并且提出正确的方针和路线，促使事物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保证正确的目标的实现。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否对国民党和其它抗日党派、各种抗战力量发挥了导向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www.tiexue.net/ ] 抗日战争的正确方向就是全民族抗战，最终目标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彻底胜利。正确的方针和路线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行全民族抗战，就是提出并贯彻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取得全民族抗战的胜利。考察全部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这些正确的方向和目标，这些正确的方针和路线，这些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无疑都是中国共产党得出的。而且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贯彻了这些正确的方针和路线，这些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其它各抗日党派、各族各界、各种抗战力量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中，不同程度地接受并贯彻了这些正确的方针和路线、这些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应该指出，尽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没有明确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参加了全民族抗战，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提出并实行的持久战战略，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战略基本相同，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战战略中的一些方针。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得到了除国民党外其它各个阶级、阶层和和各种抗战力量的拥护。整个全民族的抗战正是按照这一路线发展的，抗日战争的最终目标也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目标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对全民族抗战发挥导向作用，是因为它具备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必要条件。

一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对民族资产阶级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抗日的问题上，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一致。它所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方向和目标、方针和路线、战略和策略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方向和目标。

二是中国共产党是除国民党外唯一具有武装力量的政党，虽然军事实力在抗战初期仍然不大，但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唯一能够与国民党军队进行配合抗战的军事力量。而且由于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在敌后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能够以根据地迅速发展自己的力量，扩大军事力量，从而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在抗战中不断壮大，其影响力也不断扩大，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断重要和扩大。而国民党则走向反面。

三是政治导向的内容包括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面的斗争。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虽然参加了抗战，并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统治利益的需要，还有许多不利于抗战的因素和行为。在抗战之初，不能提出一个取得抗战全面胜利的目标，只是想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因此过于依赖国际社会，一方面与日本军队作战，另一方面又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影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决心和士气。进入相持阶段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一面上升，抗日战场上表现不佳，反共行动却有增无减，影响甚至危及抗战大业。因此，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既能团结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保留在抗日阵营内部，又抵制它对中国共产党和抗战大业的破坏，成为坚持抗战胜利的一个必然条件。中国共产党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和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坚持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也保证了抗日战争始终向着胜利的方向迈进。

综合上述，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的最深刻最全面的觉醒和动员，由这个最深刻最全面的觉醒与动员所取得的时代性进步是全民族抗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基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导向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是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还认为，由于国共两党是当时中国最重要、最有实力的政党，只有国共两党具有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战争的军事力量，因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是全民族抗战的核心，两个战场的战略配合是抗战胜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