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0字《飘》与《倾城之恋》中女性形象比较

第一篇：10000字《飘》与《倾城之恋》中女性形象比较

摘要:白流苏和郝思嘉分别是中国现代义学史和美国现代义学史上较为丰满的艺术形象。作为贵族女性，她们在生存困境中追求爱情和幸福生活，共同选择婚姻来改变命运，做出种种艰难的抗争，但是，不同的义化背景和性格，使她们生活的结局截然不同。

本文首先简要的介绍了《飘》和《倾城之恋》的作者与内容，接着总结二者中女主角的总体形象，最后分析两个女主角形象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前言

1.1《飘》的作者与内容简介

我们很少能见到因写一部作品便成名的作家，而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便是这样一个特例。她唯一的作品《飘》一经问世，就卷起一阵旋风，成为美国小说中最畅销的作品之一。1936年，玛格丽特·米歇尔(1900-1949)发表了长篇小说《飘》。此书取得了巨大成功，受到世人的瞩目。根据此书拍摄的电影《乱世佳人》更是盛况空前，获得八项奥斯卡金像奖，更是使它的影响遍及全世界。

玛格丽特·米歇尔于1900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业州业特兰大市一个律师家庭。小说中的主人公斯佳丽的原形正是作者的外祖母安妮·斯蒂芬，一位的确经历了南北战争，作为战时新娘从富裕的种植园嫁到业特兰大，并参加市议会，谴责男性的游手好闲的女人。作者的母亲也是业特兰大社会的女中杰出人物，她常带领女儿参加各种女权运动集会，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讲。家庭的熏陶为米歇尔口后的写作创造了良好的背景及氛围。

30年代初，米歇尔在《业特兰大报》任副刊编辑期间，阅读了大量南北战争的历史资料，为以后的写作积累了素材。婚后，她因腿伤辞去职务，历经10个春秋，写成了她的大作《飘》，并因此声名大噪。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她们有着鲜明的人物性格，面对人生，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此书以庄园主小姐斯佳丽的爱情生活、家庭生活和经济生活为主线，描写了美国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的历史，细腻真实地刻画出南方奴隶主阶级在向资本主义转化过程中恋恋不舍的痛苦历程。

主人公斯佳丽经历了美国南北战争以及战后重建，历时十二年，成为书中的闪亮之星，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同时也遭到很多人的批判。如果说《飘》是一部毁誊参半的畅销书，那么斯佳丽便是一个毁誊参半的人物形象。我们很难用“好人”或“坏人”这把中国人最常用的标尺来衡量她，她的行为也不能简单地用“善良”或“邪恶”来加以判断。一部分人对斯佳丽持批判态度，认为她刚恒执拗、爱虚荣、易激动；认为她是一个具有“自私、残忍、冷酷、虚荣和淫荡”个性的人；也有人批评作者把斯佳丽的一切道德的堕落、良心的毁火和无耻的行径描写成英雄行为，从而对作者和她都给予了否定。还有人认为斯佳丽完全背叛自己的阶级，走的是一条勇敢向上充满变革的历史性道路；肯定她“身上体现了美国资产阶级那种百折不挠、勇于进取、敢于开拓的美国精神，她是一个善于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自己新生活的女英雄！是一个新旧社会交替更迭中的乱世佳人”，认为她是一个具有独立的人格，敢于反抗旧传统，追求个性自由和两性平等的人。可见，评论界对《飘》褒贬不一，而《飘》的争议性正是小说本身经久不衰的最好例证。

1.2 《倾城之恋》的作者与内容简介

张爱玲，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生于上海，原籍河北丰润。1921年生于上海，1995年离去于美国洛杉叽，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人，恰逢中国的团圆节日---“中秋节”。

《倾城之恋》为张爱玲小说的代表作。小说讲述的是，女主人公白流苏离婚后寄居娘家，所带钱则被家人耗尽后，遭到兄嫂的冷眼与谩骂。前夫因肺炎逝去，娘家人更是趁此机会，赶流苏回去做寡妇。流苏不从，身心疲惫时，恰巧碰着了只想恋爱不想结婚的范柳原。然而一个偶然的事件—战争的爆发，使得两人最终还是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似乎是《传奇》中唯一结局完满的小说。这正如张爱玲白己所言“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但是，在这个看似圆满结局的背后，却充满着苍凉的色彩。

怎样评价《倾城之恋》，一部只有2。8万字的小说?算不上感人肺腑的故事—上世纪30年代老上海的“非主流女”白流苏，邂逅风流浪子范柳原，滑行在爱情的边缘，一场战争冷静了漂浮的两颗心，得到片刻的安宁，足以支撑一辈子的安稳。

《倾城之恋》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完成，是张爱玲二十五岁前高峰期的作品。公认的她最优秀的作品，都在二十五岁前写完了。天才女子在最旺盛的青春期显示了驾驭文字的独特天分。半个多世纪来的“张迷”们所迷恋的或许正是“张式”文字编织的上海故事。

语言是心灵的窗口，是思想的容器。因此，文学语言的诗性传达了最本真的体验，激起了生命深处的共鸣，成了人们生存境况最彻底的透视。张爱玲作为小说家的魅力，《倾城之恋》被数代人追捧的理由，或许就在这种永恒的揭示，由文字和语言所创造的“精神底片”，一经不同的人阅读，便显影出各异的世界万象，映照出每个人的前世今生、欲言又止。

除了语言的精妙绝伦，《倾城之恋》堪称经典的另一后盾，我想应该是作品背后张爱玲的爱情观了。有点儿相信，又有点儿虚无。之所以有这样的基本立场，与她的出发点分不开。张爱玲自幼向往母亲那边光明的世界，也在西方现代作品的熏陶下长大。她理解的爱情是现代的，互相的，是两性健康结合的基础。然而她生活经历的时期却是中国社会转形期，旧的在崩坏，新的还未成形。她默默地观察各种荒谬的生活画面，深刻地剖析不正常的爱情，宣泄失望也寄托自己的殷切期望。

2《飘》与《倾城之恋》的女性形象 2.1《飘》中的女性形象

同时期的美国女性与中国女性一样，同处在男权社会里，是男性的附属。在传统的社会观念中，男性是社会活动的中心，而女性只是一种陪衬，女性只能站在男性的背后，同样是社会道德和伦理要求他们成为典范的妻子和母亲，以及可爱得近乎没有独立思想的淑女。然而米切尔笔下的斯嘉丽更感兴趣的是：“总有一天，我要做我想做的事，说我想说的话，就算别人不喜欢，我也不会在乎的”，她的话中流露出的不仅仅是她刚毅，更多的是自己的激情和反叛精神，结果她按照自己说的做了。

《飘》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这不仅仅是一个背景材料，更重要的是全书故事情节进展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包括书中主要人物的命运变迁和突转，都是以战争为因子。是战争打破了一切常规，给了这个国家重新确立价值和道德标准的契机，也给个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故事中的女主角显然抓住了这样的契机，为争得平等权利和寻求经济上的独立做出了努力。南北战争和社会变革的催化作用，让斯嘉丽冲破了传统的家庭模式，完成了女性对社会的反叛，“将自己的生活空间由家庭向社会拓展，向男权社会提出了挑战”。斯嘉丽原本是一个养尊处优、任性自私的种植园主的女儿，处处随心所欲，也大胆执著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当自己向心爱的人卫希礼表白而遭到拒绝时，她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一巴掌，并用与查尔斯结婚来报复他。她的第一桩婚姻也是她性格中反叛精神的第一次表达。

但是，战争、丈夫的死、购买木场、重建塔拉，负担10口之家的生计等，让斯嘉丽身上少了许多贵族的娇气，而增添了坚强和男性般当家人的憔悴和周全。是生活的磨难让她扫除了她贵族的娇气，更多的则是培养了她坚韧不屈的性格和身处逆境而不甘沉沦的顽强奋斗精神，她非凡的生活能力让他逐步走向了成熟。

战后重建的生活历程磨砺了她独立自主的精神，培养了她坚韧、勇敢面对现实的性格。一个丰满的、符合女权主义运动思想的新女性跃然纸上。斯嘉丽成为一名不畏男权、努力争取女性权利的勇者，在这位19岁寡妇身上体现出的不仅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女性气质，也具有与男性相同的才能和气质，她所经营的木场就是她才能的见证。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斯嘉丽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传统的社会观念中，男性是社会活动的中心，女性只处于一个从属地位。然而，斯嘉丽成功冲破了传统的道路，她不再用作为女人所拥有的娇贵的皮肤和贵族女人气质去寻求保障，她靠着自己的努力创造了条件，获得了经济上的保障，而不再成为男性的附属，在这过程中，她强烈而复杂的女性自我意识很好地表现在了对爱情、金钱和事业的苦苦追求上。

2.2《倾城之恋》中的女性形象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部分现代女性已经从沉睡中醒来，千方百计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寻求自由光明的生活，然而，她们往往逃不出父权制的魔掌，难以摆脱社会的歧视和迫害。她们感到自己好像陷入了一个命运的怪圈。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就是这样，但是其中更多的是她不甘于命运的安排而拼命地挣扎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张爱玲作为一个有着复杂文化背景的女作家，生长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年代，既秉承了祖先古典幽雅的中华风范与文化精髓，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四十年代的上海，西方文化已经开始融入了中国文化的色彩中，也出现了上海这道特别风景线——一个华洋杂处的地方，《倾城之恋》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样的年代，这样的地点中。正是在这种中西文化碰撞的年代中，女性开始觉醒，意识到自己长期的“无我”状态，她们开始为改变长期被压抑和受歧视的地位而做出了对社会的一种反叛，她们的反叛为的是寻求经济上的保障，而实现这一目的的直接方式便是通过婚姻的保障来实现，但是，这些战争中的女性在其反叛过程中并没能使自己真正地获得独立，这种独立是精神上的独立，虽然战争偶然成就了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婚姻。

在中国的旧式传统中，女性是生活在男权社会中的，社会不需要她们拥有多少知识储备，社会道德和伦理只要求她们成为贤妻良母，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男高女低、男主女从、男优女劣的价值判断体系着实是自古不变的道理，她们只要懂得“三从四德”，能在家相夫教子，其他的似乎不用去考虑了。《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没有走社会道德和伦理所要求的那条道路，丈夫死后，她被要求回婆家守寡，她没有像一般女人那样顺从，她做出了反抗。她无法忍受家中兄嫂的冷嘲热讽，七嘴八舌，甚至是钩心斗角，她决定出洋。“时代已在破坏中，但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刘杰锋，23），使得流苏费尽心思要抓住生活中一切可以占有的东西—— “众人都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她顾不得仔细考虑，唯恐被岁月的车轮抛下而失掉眼前的快乐。面对范柳原这个豪富，英俊，聪明，风流倜傥的外国派男人，流苏凭着自己“还称得上貌美的容颜”获得了范柳原倾心。但是流苏已经不再是传统女性的化身，她毅然拒绝成为范柳原的情人而很好地维护了女人的尊严。

但是，流苏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离过婚的人，求归宿的心态总是比求爱情的心来得更切”（陈子善 74），所以她得想一切办法，用一切手段牵住范柳原的心，幸得香港的变乱偏爱了流苏一番，范柳原在变乱中回到了流苏身边，两人同甘共苦，相互依靠，终于柳原良心发现取了流苏为妻。在与饱经世故、狡猾精刮的华侨少爷的调情游戏中，流苏用自己的智慧赢了，她从“婚姻的保障”而得到了“经济的安全”。她相信，她能“在不满足中求得满足，不安稳中求安稳，在不能忍受中忍受”（宋家宏，253）。“女性能否解放自身，也主要取决于她们在经济上能否摆脱自己的依附地位”，流苏最终没有改变自己的传统妇女形象，经济上有了保障，但实质上，从精神深处没有独立，她一方面反叛，她的反叛值得深思，但更应深思的是女性如何让自己得到真正的解放，一方面还是要寻找归宿感。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强化使妇女的受压抑合法化甚至制度化，长期被压抑、受歧视的地位使不少妇女自然形成了对自己性别角色的茫然和抗拒，相当多的妇女至今仍未明白从性别的角度解放女性自身，而不是接受解放。而一个对于自身解放缺乏足够认识和心理准备的群体来说是很难建立起真正的主体意识来的。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就是这样，在传统伦理道德面前，她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并试图通过某种方式去改变它，在与伦理做反抗的同时她又犯下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寻找那所谓的经济上的安全，无形中又成了男人的附属。

3《飘》与《倾城之恋》的女性形象的相似之处 3.1作者类似的人生经历

玛格丽特·米切尔与张爱玲的身上都经历不幸的爱情，二次婚姻的创伤为他们文学创作奠定了基调

玛格丽特·米切尔则因母亲去世，不得不从中学辍学操持家务，这种生活培养了她独立、坚强、勇敢、多思的品性。后来婚姻的不幸(离婚又再婚)让她感受到了美好生活的无望，而体现在斯佳丽的身上则是一再的婚姻失败。斯的婚姻失败与其说是斯自己一手造成的，不如说就是玛的婚姻爱情观的具体体现。但无论斯有多少缺陷，存在于她身上的坚强、勇敢和强者的风范却是令许多读者敬佩不已。同情弱者，敬佩强者是人的普遍存在的心态之一，广人的小资产阶级读者本身就是弱者，在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随时都有破产的危险。当斯身无分文时，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当斯为恢眨失去的乐园不择手段攫取财富时，读者又山衷产生一种敬佩。斯在追求金钱的同时也在追求自己的爱情幸福。她的爱情悲剧在读者心中激起一种崇高的悲壮感。所以，《飘》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西方读者的愿望和梦想，读者从斯这个形象身上或多或少观照到了自我，读者在阅读时，内心的欲望和审美期望得到了实现，得到宣泄和释放，从而获得了一种心理平衡和慰藉。

而张爱玲幼年就日睹父母失败的婚姻。不幸的家庭使她敏感、旱熟，而在她的生活环境中，敏感旱熟又使她过旱地积累了对人对爱的否定性情绪。她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是“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应当是美好的，然而，现实中却有太多的丑恶。这便是张爱玲建构小说之前，来自她经验世界的基本心态。张才女一共结过两次婚，1943年12月与“汉奸文人”胡兰成相识，1944年8月结婚，1947年6月离婚；1956年2月三十六岁的张爱玲与六十五岁的美国剧作家赖雅产生了忘年恋，也许飘零得太辛苦了，六个月后两人即结婚，十年后相依为命的赖雅离去。后面的三十年里，张爱玲孤独隐世，灯伴读，最后魂断异乡，凄凉一生。

如果说后一段感情是为了糊口，是现实中的依赖；那么前一段不为人理解的热恋或许更像当事人理想中的真爱，她上了瘾似的，无法自拔，包容一切的侮辱和伤害，始终卑微地为对方付出所有。张爱玲最后的失望充满着清醒但执着的情怀:“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字里行间仿佛一位满腔热情的古典烈女子款款走来。

但纯脆的感情在现实中能灵光乍现，但无法保鲜一世。人生难以排练出完整的一出悲剧，也罕见完美的结局。张胡恋最终也没有演绎为哪般绝世童话，而是酸楚地谢幕，让人绝望。观察世事和自身的经历让张爱玲的神经疲倦不堪，但也由此触摸到文化中一度被忽略的人性真实。人性的基调不是悲壮的理想主义，而是不断妥协的透逸，谱写一首首悲哀的诗。

3.2战乱纷争中追求爱情

自有人类以来。战争一直不断。对战争的看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飘》和《倾城之恋》都把战争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但两位女作家关注的重点不是民族生存的整体状态。没有去充分表现阶级仇、民族恨、革命情。更没有把女性消融在战争与革命的叙事中。她们着力关注的是个体生命合理存在的价值。

《飘》中不仅直接诅咒战争就是“无故杀人。自费金钱。而使奢侈品难以获得的一场烦恼罢了。”而月_直自地指出了“神圣”战争背后的始作俑者“就是因为男人爱战争的。女人不会爱战争。男人却爱—甚至比爱女人还过余”。两部作品同时写到战后“我们从来没有吃饱过肚子—暖和点的衣裳一件也没有。孩子们在挨饿。害病—”因为战争。庄子烧掉了。田地荒芜了。物价上涨了。自来水也断了。功后香港的晚上是死的城市。“没有灯。没有人声。只有那莽莽的寒风—这里是什么都完了”。战争是男人的“事业”。是政治斗争的继续。在两位女作家的笔下战争不仅毫无“神圣”可言反而变成了制造罪恶的黑手。世界因它而变得满日疮痪。人们的生存因此变得更加艰难。

在《飘》中。读者时时可以嗅到战火的硝烟。但都没有直接描写打仗的场而。作者着重描的是战争带给人类群体个体的悲剧和不幸。观照的是人在战争中的生存状态及人性的裂变。在《飘》中。白瑞德靠战争发财并把它作为谋生的手段。这种做法。从道义的角度看。是极其不道德的。因此。在当时的爱国人士眼中他似乎应该是一个“反面人物”。思嘉也一样。她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她有强烈的求生欲望。除了生存的法则之外。她不想其他任何法则。为了生存她可以不择手段。从人本的角度看。他们的行为都有很强的可理解性。他们的“坚韧”甚至是令人钦佩的。

而《倾城之恋》更把战争当成一对自私男女结为夫妇的原因。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我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悠然“我们对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象一个坐在硬板凳上打磕睡。虽然不舒服。而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张爱玲回忆自己在香港之战的表现时曾坦言“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这和思嘉对战争的态度如出一辙。

3.3功利的爱情婚姻终成悲剧

《倾城之恋》写一对自私而又精明的男女，在爱情上锚诛必较，最后却是因香港的沦陷而成全了那份世俗的婚姻。在这里，女主人公流苏自私冷酷的爱情婚姻心理得到了充分体现:为了逃离寄食娘家、遭人自眼的处境，一上场即顾不得“诗礼人家”的脸而，从妹妹手中抢了范柳原。她不愿失去“淑女”的身份，要用残剩的青春下一次最后的赌注，她算得非常清楚，输了，不过是“声名扫地，没有资格作五个孩子的后娘，”赢了却出了一口恶气，还摆脱了难堪的处境。在这一场令人身心憔悴的搏战中，她费尽了心机和手段，只想摆脱“情妇”的命运，与范柳原名正言顺地结婚，成为合法的妻，实际上是使自己在经济上更有保障更安全。这种自私的带有功利日的性的婚姻心理，使她和范柳原之间毫无真心和爱情可言，最终香港的沦陷成就了自流苏的婚姻，但并没有成就她的爱情。张爱玲把这富有“情调”的倾城之恋兜底翻出了它的交易本质，揭不出了人性的自私、功利的一而。

与白流苏一样《飘》中女主人公斯佳丽也是自私、冷酷并月_任性的。她为了报复阿希礼对自己的无情，赌气与媚兰的弟弟查理结婚，查理恰恰是阿希礼妹妹追求的对象，婚后一周，查理应征入南军，不久病死军中，斯佳丽成了年轻的寡妇。战后，为了交纳房地产税，为了能掌握丈夫的财产，保住种植园，斯佳丽和自己的妹妹的未婚夫结了婚。后来，丈夫在决斗中被杀，斯佳丽第二次成了寡妇。斯佳丽与白瑞德的第三次婚姻，也是没爱情基础的，尽管自对斯佳丽一往情深，斯佳丽心中只有阿希礼。斯佳丽最终发现阿希礼不过是个孺夫，只有自才是她唯一的真正能够相爱的人时，已经晚了，她被自抛弃而成为孤独的女人。应该说正是斯佳丽的任性、自私断送了自己可以享有的爱。

4《飘》与《倾城之恋》的女性形象的不同之处 4.1伦理道德影响着主角的追求

白流苏和郝思嘉的人生遭遇极其相似，但她们所生活的文化和时代背景以及她们的性格不同，所以，她们最后的命运也有明显的不同。

自流苏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没落贵族家庭，骨子里有份中国传统女子的含蓄美，在男人而前表现得非常矜持，甚至有些保守。正是这份矜持保守吸引了一个中西合璧的风流惆搅的男人—范柳原对她的注意，从而改变了自流苏的命运。自流苏意识到这一点，在与范柳原交往的过程中她小心地周旋着，尽量保持自己做人最基本的尊严，任凭范柳原怎样挑逗，都不敢越雷池一步，她知道如果输了这一步，那范柳原水远都不会娶她。范柳原确实是爱她的，但又是现实的，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的是自流苏的一份感情，但自流苏的身份是不配成为他正室妻子的。自流苏那离沪赴港、离港返沪、山沪归港，往往复复的经历，没有哪一次是出于她本意的，都是无可奈何而逼就的。这被范柳原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过程中，便足以见到自流苏的卑微。最后他用一纸电文将无所适从的自流为、召回香港，白流苏终于无可奈何地放下高贵的身份做了她所不愿做的情妇。

因为落后和专制的社会形态对女人的摧残远甚于男人，男人尤其是知识阶层不论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多少压迫，总还可能凭借功名利禄得到社会承认，可以娶纳三妻四妾满足自己的情欲，而女人唯一正当的人生途径就是通过男人—丈夫或情人找到“自我”，一个礼拜后，范柳原将远赴英伦，绝不带上他的J清妇。恰巧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倾城”成全了自流苏，她终十成了他的妻子。故事到此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但在这场爱情婚姻中，自流苏一直处于劣势和被动的位置，这种不平等的婚姻多少带着些许苍凉。

而郝思嘉恰恰与自流苏相反，在与白瑞德的爱情婚姻中一直处于优势，占据主动位置。生活在美国南方的郝思嘉从小深受南方文化传统的熏陶，可在她的血液里却流淌着野性的叛逆因素。随着南北内战战火的蔓延和生活环境的恶化，郝思嘉的叛逆个性越来越鲜明，在一系列的挫折中她改造了自我，改变了个人甚至整个家族的命运，成为时代时势造就的新女性形象。当然，在自己爱情婚姻中，她争强好胜，敢爱敢恨，敢做敢为，尤其在她与白瑞德之间。虽然白瑞德玩世不恭，但是对郝思嘉是认真的，他关心她的一切，只为得到她的真爱。而郝思嘉在骨子里是瞧不起白瑞德，她爱的人是卫希礼，可是世事捉弄人，在她所认识的男人中，只有白瑞德才能帮助她走出生存的困境。白瑞德看出这一点，所以他不慌不忙地挑逗着，并不急于表白。郝思嘉却忍耐不住，像自流苏一样放下高贵的身份主动去勾引白瑞德。文本中有一个场景描述得非常细致具体。郝思嘉为了拯救战后的陶乐家园，她从服饰、言语、动作等儿个方而对在狱中的白瑞德进行有意识的挑逗。白瑞德喜欢衣着漂亮的女人，郝思嘉就将窗帘改做成一件漂亮、得体的新衣服，打扮得光彩照人，一下子就吸引了他的眼球；说着许多肉麻的话，比如“哦，瑞德，我是替你发愁呢！我替你担心得很呢！你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呀?”“哦，瑞德！他们要是真的绞杀你，我是活不成了！我是无论如何忍受不了的呢！你看我—，等等，这些言语使白瑞德的眼睛里跳跃着兴奋的光芒；做着许多亲密的动作，“瑞德拖了一把椅子到她而前来，她也就不知不觉地将身子扑上前去，亲昵地捏住了他的肩膀。”“她对他看了一眼，那眼光带着一种柔肠欲断的神情。”这些都是她在有意识地挑逗着一个成熟的男人，令他心族摇荡。从郝思嘉一言一行中很难辨别出她是一个出身在上等人家的女子，为生活所迫，她敢与做出这样让上流社会不齿的举动。不过这样她不会做白瑞德的情妇，而牢牢地将婚姻的主动权抓在自己的手上，最终他们为了各自的需要走向婚姻的殿堂。

4.2不同的抗争方式导致不同的结局

《飘》和《倾城之恋》的作者对人性的审美把握是放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的。她们既写出了人性中善的光明的一面。更把人们一直不敢正视却的的确确普遍存在十人性中的自私、虚伪和冷漠的恶的阴暗的一面暴露无遗。在这两部作品里没有彻底的好人和坏人的原初界分方式。

《飘》中的思嘉勇敢、信守诺言、敢十正视现实、自信有活力。同时她偷看媚兰信件、厌倦医院看护工作、抢走妹妹的未婚夫、不择手段地捞钱。是一个可爱与可恨、可敬与可鄙的立体多而人。《倾城之恋》中的流苏限于篇幅没有像思嘉那样被作者充分展不、显得血肉十满。但她的身上同样充斥着矛后复杂的人性:在兄嫂盘光她的钱财后受讥嘲时。她显不了软弱老实可欺的一而；为了自己的出路不顾妹妹的恨抢走前来与妹妹相亲的范柳原。显不了她精明自私的一而。思嘉和流苏是两个与以往文本完全不同的陌生化的“女性自我”。都不是完美的女性。但都光彩照人。至今让人难以忘怀。因为她们在最人程度上摆脱了依附在伦理文化上的虚浮的群体意识。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同时作者又以女性特有的真切体悟和内心感受。运用独自、语言、行动、神态、甚至梦境。将其触须深深地探进了思嘉和流苏内在的难以言表的微妙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如《飘》的作者多次写思嘉梦见战后回故乡饥饿的情景。凸显出思嘉不择手段抓钱的内因和害怕再一次陷入饥饿的恐惧心理。

《倾城之恋》通过流苏在柳原为她购置的住房里的所思所想表现了为生存所困的离异女性的妥协和无奈以及对现有身份的不确定和前途命运的忧虑心理。虽然张爱玲深受西方文化多种思潮的浸染。但她的文学创作离不开中国文化基因的承传。几千年的积淀和浸浮使流苏的人性觉醒没有走多远。西方的人文思潮发韧早于中国。女性解放的意识也早于中国。密切尔的母亲更是个积极的女权主义活动家。她作品中的思嘉对人性的禁锢和压抑。对应该舒展的天性被践踏和蹂踊做出了强有力的奋争。思嘉比流苏在人本道路上走得更远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结论

玛格丽特·米切尔和张爱玲以女性特有的想象力、独特的视角与细微的观察力叙述了金饯、欲望和爱情婚姻，并从东西方文化背景出发将包括爱情婚姻在内的一切人间真情进行了彻底的解构。但由于她们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她们的婚姻爱情叙事具有不同的内涵文章探讨两人从女性爱情婚姻叙事上体现出来的相同处与差异性。

两个作者相似的人生阅历，决定了他们取材的共同之处，他们选取了类似的生活背景，选取了同样功利的女主角，最终两个女主角都成为爱情婚姻的悲剧。但是东西方道德伦理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又决定了这两个女主角所追求的幸福，以及抗争方式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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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离婚律师》与《倾城之恋》中的婚恋观比较

孟凡珍

（赤峰学院 文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最近刚刚热播的电视剧《离婚律师》与根据张爱玲的经典名作改编的电视剧《倾城之恋》一样，都塑造了想爱而不敢大胆爱的男女主人公形象。他们见面就打架，互不相让，高傲自负；不见面又互相思念。他们的矛盾源于他们之间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来自社会家庭甚至各自的经历，更源于他们各自的婚姻观。

关键词：《倾城之恋》；《离婚律师》；婚恋观

中图分类号：I207.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12-0162-02 电视剧《倾城之恋》改编自张爱玲经典小说，讲述了白家六小姐白流苏与丈夫离婚后在娘家居住，几年后丈夫去世而此时娘家已经败落，经济拮据，流苏的财产也被兄长花光，其哥嫂希望流苏可以给已经离婚的前夫守寡，流苏又不愿意，因而在家中日益成为哥嫂的眼中钉，近乎不能在家中立足。白家好友徐太太，为七小姐白宝络做媒，介绍南洋华侨范柳原。范柳原在英国长大，继承遗产后回国经商，脾气怪癖，生活浪漫不羁。相亲之日，宝络因听到四嫂的诡计而央求流苏做伴，不料范柳原却看上流苏所特有的中国情调致使宝络婚事无望，家人怪罪流苏，流苏更是难以立足。恰在此时，范柳原托徐太太邀请流苏去香港，两人在香港再次相遇，并产生情愫。但范柳原并不打算娶流苏，流苏不甘于做情妇于是又回到上海。回家后更是受到哥嫂的冷眼，于是第二次赴港并与范柳原同居。在范柳原离开之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柳原不能出国，在战争中二人互为依靠最终结婚。战争成全了流苏，香港虽没有了往日的繁华，却造就了一对自私男女的婚姻。

2014年热播的电视剧《离婚律师》主要讲述了从初次相见就针锋相对的两个律师，最终曲折地走到了一起。当然，曲折的剧情在于两人的爱情诞生在一次又一次为别人或代理或调解各种各样的“奇葩”离婚案。男主人公池海东是一个伶牙俐齿、吞吐云雨的金牌律师。事业上春风得意却被老婆焦艳艳戴了绿帽子，心理挣扎后调节不成，在自己的离婚案中败给了初出茅庐的老婆的代理律师罗鹂。从此两个律师便有了剧中的一个一个让人啼笑让人捧腹让人回味的嘻笑怒骂。一个刚离婚“不想爱”，一个受尽感情创伤“不敢爱”。心理上都不相信爱情的他们却总在阴错阳差之下纠缠在一起。朝夕相处直至日久生情，罗鹂和池海东渐渐心向对方，是双方的才华与品格引领他们慢慢地走到了一起。

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本就是一部经典之作，《离婚律师》也是编剧陈彤的得意之作。两剧作都是在旧事重提，都市男女的婚姻与爱情如何在现实生活的琐碎中留住原初恐怕是两剧自始至终都在演绎的问题。两个剧本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展示一对高傲自私的男女如何互相排斥又互相吸引、互相诟病又互相安抚地走到一起的必然。最终，观众明白了，原来所谓的完美的爱情与婚姻是不存在的。两剧也不谋而合地印证了这一问题——婚姻是将就的爱情。

一、婚姻理念

电视剧《倾城之恋》描写的是动荡年代的爱情，它的底色是荒凉的。对于白流苏来说，与前夫离婚是被逼无奈，前夫的寻花问柳抽大烟逛妓院让她无法接受，离婚是现代女性的现代思想使然。白流苏是为了追求自己年纪轻轻的幸福。事并非如白流苏所愿，回到娘家后面对的却是哥嫂花光自己的钱，却又来嫌弃自己，想将自己赶出门，她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活着。这便是影片为观众展示的人类亲情的缺失。在白家，观众看到的或读者感悟到的并不是母亲对女儿的疼爱、庇护，而是对女儿成为累赘深深的无奈，面对哥嫂对流苏的冷言冷语白老太太也是听之任之，做不得主也不想为她做主。这使得流苏在家中难以找到立足之地。如小说中的描述，流苏就像回到多年前他十来岁的时候，在大雨中和家人挤散了，她独自站在人行道上瞪着眼看人，人也看她，可人人都关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她撞破了头也撞不进去，这体现了流苏当时的处境。《离婚律师》中的罗鹂，“三高”的优势也没有能把她从爱情的伤害中解救出来，她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小三”，当她偶然得知真相后，她的选择是逃离。和白流苏一样，她表面上是逃了，可心里却无处可逃。吴文辉的电话短信礼物甚至事业上的细心帮助，时刻撞击着她，让她进退两难。她内心也很苦，不得不稀里糊涂地应付着她的旧爱。如果说罗鹂在有人暗恋的情境之下仍苦于无法把握当下的幸福，那么白流苏就等于在没有亲情的关爱之下期待将来的幸福。这两个女性都不幸福，她们一面逃离一面寻找。另一对男主人公也好不到哪儿去。富二代兼私生子的范柳原高傲而自尊地活在自己的现实中，他隐忍而不绝望。这一点池海东与其很相似，老婆出轨，自己被算计，但仍在人气吞声中维护自己的高傲与自尊。

《倾城之恋》里白流苏阴差阳错地被范柳原相中。《离婚律师》里罗鹂阴差阳错地代理金牌律师老婆的离婚案与金牌律师第一交锋并留下深刻印象。于是两部电影剧的喜剧性从此开始。范柳原不想结婚而流苏却因为想过安稳的生活而目希望结婚，由于这一强烈的冲突致使流苏再次回到家中。这一举动使得流苏与其哥嫂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三哥四嫂更是恶语相加，指桑骂槐甚至为了钱和流苏起了正面冲突，完全没有哥嫂该有的关爱。《离婚律师》中吴文辉摆脱不掉无爱的婚姻，却深爱着罗鹂，罗鹂也深爱着他。用罗鹂的话说，从她读研究生起就和他在一起，她好像很了解他。其实她只知道吴文辉用爱给她爱情，却不知道吴文辉与另一个女人的婚姻，因此他暂时无论如何爱罗鹂也给不了罗鹂想要的婚姻。这就是《离婚律师》里的爱情与婚姻。在这一点上，《离婚律师》与《倾城之恋》是多么地相似。范柳原对白流苏一见钟情，在白流苏看来她似乎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于是她想，自己也说不定爱上了范柳原这个浪荡公子。想想他对自己的调情，她也很欣慰，因为她憧憬的将来是一个有爱的婚姻的。范柳原虽然也喜欢和流苏在一起，但他的性格决定，他一辈子不可能只有白流苏一个女人，因此人茶余饭后他还要去找那个让大多数男人着迷的印度女人。他可能会给白流苏以爱情，正如他曾握着流苏的手说的：“生死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流苏也很感动，但看到他与印度女人调情，想到他就住在宾馆的隔壁却不来陪她聊天看月亮，流苏就有一种被欺骗的愤怒，她决定离开这个虚伪而自私的男人。这是他们二人的爱情拉锯战。《离婚律师》中的罗鹂与池海东也是如此进行着爱拉锯战。孤单的罗鹂忙于工作忘记了自己的生日，吴文辉买了钻戒和生日蛋糕想来给她过生日，结果碰上池海东在罗鹂家。罗鹂以谈论工作为由，支走了吴文辉，却要求池海东留下陪自己过生日。此时在罗鹂心里并不讨厌池海东，虽然二人在一起时一直在打嘴架，互不相让。但潜意识里，罗鹂喜欢池海东，池海东也表现出不讨厌罗鹂。但当有一天罗鹂提出两人退掉一处房子，合住在一起时，池海东亮出他的铩手锏，他静静地取出尾戒戴在小指上，表明他的独身主义观。这一行为激怒了罗鹂，也让罗鹂似乎看清了池海东对于自己的那份情感，用池海东的话说是“你情我愿”。罗鹂很受伤。正如白流苏在浅水湾饭店看到范柳原对于自己的那份怠慢，她感觉到范柳原想把自己当成他的“印度女人”。白流苏是想要一份属于自己的婚姻来过安稳日子的。罗鹂也想要一份属于自己的婚姻来成全她的爱情。两个女人面对两个明明表现出喜欢自己却又不想和自己结婚的男人只能暂时地逃离。逃离多久，能逃离到多远，她们不知道，她们也不想。她们的脚步在逃，而心在原地。

二、爱情模式

范柳原与白流苏，罗鹂与池海东，他们在对待爱情与婚姻上，其实说白了就是各取所需罢了。这些自私的男女各自寻觅着自己需要的东西。在此心理作用下，她们似乎并不太关心对方到底怎么想，注重的是自己的处境与心境。

《倾城之恋》因为是张爱玲的经典作品这一，也符合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总体风格，那就是人生的苍凉感。这种苍凉感表现在社会关系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白流苏范柳原这对情侣便是例证。白流苏到了香港后，白流苏觉得范柳原和其他男人一样自私，希望她在别人面前做个好女人，而在柳原面前做个坏女人。尤其是二人打电话时柳原说出对《诗经》中“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见解时流苏便恼了。范柳原认为自己犯不着花了钱娶一个对他毫无感情的人来管束他，认为这极为不公平。在别人叫白流苏范太太后，流苏蓦地领悟到他这人多么恶毒。范柳原似乎支配着他们的感情，白流苏只有接招儿，但倔强的流苏时时要揭穿范柳原的算盘，让范柳原觉得流苏太聪明而有意远离她。就这样在互相猜忌下二人第一次相聚不欢而散，若不是战争的爆发，二人会有何种结局谁又能预料呢？正如剧中范柳原曾叹道：“这一炸，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流苏也怆然，半晌方道：“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着呢！”这是白流苏传统女性内囿情结中最为微妙最为细腻的展现。这种嘴架是相爱的男女常有的事。

《离婚律师》也是这样。罗鹂也不信任池海东。他们两人共同接手同一个案件时，总是罗鹂更精明地套池海东，池海东似乎故意不加防备地透露一些信息给罗鹂，罗鹂沾沾自喜，池海东却不以为然。也和范柳原一样，池海东也不断地以“为你好”为借口，要求罗鹂应该怎么样，在他的眼里，罗鹂是一个需要他处处保护的小女孩。而罗鹂根本不领情，反而冷嘲热讽或挖苦。池海东早起跑步，扶起一个摔倒的小女孩儿，小女孩儿感谢他，在他脸上亲了一下，留下了一个鲜红的唇印。罗鹂看见了，白了沲海东一眼说道：“保重身体。”这分明是在吃醋，依然是在打嘴架。在一次一次的舌战中，表面上两人互相防备，实则更加赏识对方的才华与人品，双方的感情不断加深。于是，他们渴望见到对方，哪怕是在一起舌战。这就是爱的拉锯战，也是爱的保鲜剂。作家张爱玲也好，编剧陈彤也罢，他们是深谙爱情真谛的女性，在塑造这样的爱情模式方面，两位作家不谋而合。

三、婚恋结局

《倾城之恋》从流苏的视角出发，表现出她对男人、爱情的不信任。全剧以流苏的视角展现整个家庭的关系，而后便是她和柳原的交往。在这些场景的刻画中，女性的敏感、心思的细密都表现的淋漓尽致。当范柳原与萨黑茀妮公主对话时，流苏虽听不懂但却能察觉到在说她是乡下人，而对于范柳原对萨黑茀妮公主的介绍，流苏却认为这只是柳原在萨黑茀妮公主背后的说辞。柳原与流苏在舞场上的对话更能体现出流苏心底小女人的一面，她一面与柳原进行言辞上的周旋，一面在心里思忖柳原的真正想法。而在最后柳原去英国她独自回家时也是想着自己已经近30岁了，所以自己需要婚姻的保障，需要抓住一个男人。二人最后结婚，对于流苏来说，不过是为了摆脱在娘家难以容身的处境，找一个经济上的依靠；而范柳原不过是看中了流苏身上的“中国味道”，却又不想负起责任。作者最后以香港的沦陷促使他们结婚，这并不是大团圆结局，而是一种人类所不可控的力量成全了他们。

《离婚律师》中罗鹂起初因为吴文辉的伤害而表现出对男人对爱情的不信任。她不能肯定池海东对她的感情，尽管她明白池海东为她也付出了很多，替她去车站接母亲、替她隐瞒验孕棒的事，陪她喝酒背她回家。她在父母逼婚的情况下不得不顺水推舟逼池海东必须先和自己办结婚证，她心理才踏实。但结局却是池海东为救前妻从幼儿园楼顶摔下来，昏睡了七天后才真的给了罗鹂一个爱的承诺。但这却是个虚弱的承诺，也与流苏柳原之爱一样。这样的爱情，这样的承诺，本来就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因而这样的爱情与婚姻也便有了不凡的味道。

第三篇：沈从文与孙犁笔下女性形象比较修改稿

沈从文与孙犁笔下女性形象之比较

鲜晓丽

（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教学督导研究室

贵州 贵阳 550009）

摘要：沈从文、孙犁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乡土小说”作家 ,他们的小说创作体现了明显的女性化倾向。通过对他们女性形象创作文本的解读 ,可充分认识他们的思想、审美选择与创作个性的独特。本文旨在将两位作家笔下女性形象进行比较，探讨其相似性和不同点，及其不同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

沈从文

孙犁

女性形象

意识

比较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 ,沈从文、孙犁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女性化倾向,展读他们的作品,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作者无论是描写“湘西社会”还是摄取“白洋淀乡土”生活 ,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写到女性 ,或直接以女性为主人公 ,或以女性为背景为烘托 ,内容大都写的是与女性相关的恋爱 ,婚姻和家庭问题。他们的代表作也正因成功塑造了女性形象而产生长久的艺术魅力。可以说 ,没有女性就没有沈从文、孙犁的小说。对于男性作家中的这种女性化倾向 ,将其作为一种人格素质和性别态度进行分析 ,无疑会拓展我们的视野 ,特别是对于象沈从文、孙犁这样具有独特思维和眼光的作家来说，更值得我们进行探讨研究。

一、沈从文与孙犁笔下的女性都呈现出至真至纯的人性美 现代中国文学，在写人性美方面，除了沈从文先生，就算是孙犁了。沈先生的《边城》里的翠翠，是那么的单纯，那么的优美，真正是山涧里的清清的溪水，林间美丽的黄鹂鸟。而孙犁在他的小说和散文里，特别是写的一些少女，更是活灵活现，洋溢着生活的青春，表现了人的心灵美。在女性人物的刻画上，寄托着作者对理想的社会生活和美好人性的向往。

沈从文以他对故土湘西的深深爱恋的情结，用他的神来之笔为我 们创作了大量的以湘西风物和人事为背景的小说，其女性形象性格各异，精彩纷呈：其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天生丽质、柔美如水、恬淡自然。她们或温柔可人，或聪慧机灵，或勤劳纯朴，或稚嫩天真，或忠贞痴情，或悱恻缠绵„„她们共同组成了绚烂多彩的女性群像。她们不光具有外在的美，更具有内在的美，她们没有任何伤害他人的意识或行为，只凭借简单而执着的信仰生活着，是人性至善至美的化身。她们的形象是美丽的，但大多数女性的命运又都是残缺的，当这些美丽善良的女性遭受打击和毁灭时，就给我们思想上带来强烈的震撼，我们不光会因为她们的美丽涌动喜悦，也会为这些美丽的毁灭而黯然神伤。

“作者怀着对家乡的深情，对乡亲的挚爱，写出了湘西淳厚朴实的人情世态，健美古朴的风俗习惯，新奇幽雅的山光水色。情调爽朗明快，色彩清新绚丽，是一幅秀美别致的乡土人情画卷。”[1]《边城》因恬静悠远的风格、柔和温润的笔调、诗词曲赋的意境而被誉为田园牧歌。翠翠历来被看作是“爱”和“美”的完美结合体。翠翠生长在湘西山区的偏远小镇——茶峒，与勤劳朴实、重义疏才的祖父靠着一只渡船相依为命。生活虽然贫穷，但她有祖父的疼爱。她是自然女性，竹林就是她的家园。终日与山水为伴，她的身上也有了山水的灵气，具有大自然赋予的活力，她不染纤尘地成长着，内心中对爱情对象二佬傩送的选择是生命本能的自然选择，绝无物欲的掺杂，翠翠爱上傩送，不因他是船总的儿子，而是因为她欢喜梦里的歌声，她的爱情与自然有着很大的联系。在读者面前，翠翠天真善良，淳朴活泼，体现 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2]。她是这样一个生动透明的“美”的形象，“美”的化身。

在沈从文小说中，翠翠是为数不多的能为自己命运做主的女性。是命运自主的歌者。然而，她的爱情刚刚含苞待放，便遭风雨侵蚀，爱情故事以凄婉的悲剧而告终。身边的人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翠翠一人独自守候着渡口，企盼着傩送的归来。而她只能在希望和渺茫中、在热情和孤寂中等待，别无选择。

孙犁在构建自己眼中女性美时独具风格。孙犁笔下的女性几乎全部都是农村的青年妇女和少女，这些被精心塑造和热情歌颂的妇女形象，可以说是极其平凡的女性，但在她们的身上却闪烁着不平凡的光彩。在孙犁的笔下，这些普通中国劳动妇女的形象都是美好的，被肯定的。她们善良、聪明、美丽、多情、勇敢，她们有坚定的信念，向往着幸福和美好的生活，是真善美的化身。她们生活的环境和时代不同，有生活在抗战时期的，也有生活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她们的身份不同，有贫农、中农、富农，有干部、民兵、妇救会员乃至渔民和尼姑。但她们都有美好的心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共同体现了人性美和人道美，展现女性所具有的人格魅力和时代精神风貌，寄托着作者的审美理想。

自然孕育生命，生命又与这里的明山秀水浑然一体。湘西山水使人灵秀，人又使这片山水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和在湘西的生命体验，使沈从文的文学作品散发着山川碧水的灵气，荡漾着诗的意境。《三三》中的三三，生长在嘉树成荫的 山溪边。“碾坊外屋墙上爬满了青藤，绕屋全是葵花同枣树，疏疏的树林，常常有三三葱绿衣裳的飘忽。” [3] 绿的山，绿的水，青藤覆盖的碾坊，绕屋的碧草绿树，穿着绿衣裳的三三。人与自然是那么的和谐统一，三三仿佛就是山林间吹来的清凉的风。

《长河》中的夭夭,生长在萝卜溪边的吕家坪,“在阳光雨露中发育开放”“身个子小小的,腿子长长的,嘴小牙白,鼻梁光整匀称,眉眼秀拔而略带野性,一个人脸庞手脚特别黑,神气风度却是个‘黑中俏’”。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湘西美丽的女子大都有阳光雨露滋养下的自然健康的肤色，夭夭、翠翠、黑猫、阿黑等等。

在湘西的山水中，始终浮现着人的灵魂，他们又分别是这片秀丽山水孕育的“精灵”。这样的生命是得天地之英气而独秀的，她们似一溪碧水，澄澈无染，潺潺自由地流淌，清纯宁静，又柔情荡漾，与湘西山水织成活力充盈和谐优美的生命世界。

二、沈从文、孙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反映出不同的时代和性格特征

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处在自在蒙昧的生命形态下，被剥夺了人生自由，不得不接受一分悲惨的人生命运。更可悲的是她们的理性世界还处于蒙昧状态，对自身的悲剧命运浑然不觉，缺乏对自身命运自主自为的把握。但是她们纯朴、热情、善良，对爱的憧憬、渴望，对自由的向往，仍闪耀着如烛如金的生命之光。

而孙犁作品中的女性则泼辣、坚强，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喜笑怒骂，无不痛快淋漓，有一种主宰自己命运的魄力，在战争最艰 苦的时候，稍有空闲，仍忘不了说说笑笑，没有一点哀怨惧怕的心理。例如：《荷花淀》中打捞战利品的喜悦和妇女找到丈夫的惊讶和嬉闹是它的主调，这种淡化战争血腥的写法是与孙犁对女性的认识一致的，他说：“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4] 这部小说在写女性方面是婉约与豪放统一，虽然写出了这群家庭妇女走出家庭，走上战场，汇入抗战的大潮的过程，但同时更突出她们身上的女性群落的情感特征。

而《萧萧》中的萧萧却过着悲凉的人生，母亲早逝，十二岁便出嫁当了童养媳，丈夫只有三岁。长大成人被雇工花狗用山歌唱开了心窍，怀了孕。事情被婆家发觉后，照规矩要被沉潭或发卖。幸亏娘家婆家没有一个读“子曰”的人，伯父可怜她一条命，才议决发卖；后来，萧萧生下一个“团头大眼，声音宏壮”的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十年后，萧萧与小丈夫圆房，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全家人又忙着给萧萧的第一个儿子娶媳妇了，萧萧抱着新生的毛毛，在屋前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5]。

萧萧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少女一样天真、纯朴、善良。生活的劳累艰辛，没有使她怨天尤人，却使她对“自由”充满向往。虽然萧萧对“自由”的认识理解还处于感性和模糊的阶段，缺少理性的思考，但对于处在蒙昧生命状态下的女性，这种对自由的向往是难能可贵的。《柏子》中的妓女形象（包括《丈夫》中的“村妓”老七），这类从事人类最低贱职业的女性，同样是沈从文赞美和讴歌的对象。她们不 但出现在沈从文的小说中，而且出现在许多散文中，如《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鸭窠围的夜》等。吊脚楼的妓女虽然过着屈辱的人生，但低贱的生涯并没有辱没她们心灵的纯洁。她们淳朴多情、重义轻利、诚信守约。在这本没有生命欢乐的地方，却有生命的欢歌；在这本没有人间真情的地方，却存在人间至情。这些饱受蹂躏侮辱的生命，在美的殿堂里放射着不灭的人性光辉。

而孙犁作品中的女性，生活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中，战争给她们不仅带来了灾难，而且给她们开启了更加广阔的生活天地，小说中这些与家庭割舍不了的妇女被迫组织武装，拿起枪杆，活跃在抗日战场，作者着重展示了她们温柔多情背后的豪情，她们淡淡的苦涩背后的豁达大度，作者十分注意发掘她们身上英雄豪迈之气。孙犁在《黄鹂》一文中说：“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这就是它们的极致。在一定的环境里，才能发挥这种极致。这就是形色神态和环境的自然结合和相互发挥，这就是景物一体。”[6] 也可以说是战争让水生嫂们的生命焕发出最大的光彩。

而沈从文在以萧萧为代表的乡下人自在生命的探索上，凝聚了他对自己所属民族长处和短处的反省。他渴望他们理性精神的苏醒，摆脱对环境的依附，获取生命的自由空间，并投身到新的生存竞争中去，使“生命”处在更高的层次——自主自为的生命形态。

而孙犁的作品，很多篇目都是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展示抗战中我们民族民间的抗战力量。比如《嘱咐》、《山地回忆》、《吴召儿》、《风云初记》等作品中描绘了一个个色彩分明的女性形象，她们各具 神采，性格各异，却都同样在战争的恶劣环境下表现了高尚的情操，刚毅的性格，革命的激情和乐观的精神。

在《荷花淀》及其续篇《嘱咐》中水生嫂支持丈夫参军抗日，自己挑起家庭重担，并和妇女们组织起来保卫家园。作者赋予她美丽的容貌、纯洁的心灵、柔情似水的心怀，如同荷花一样清纯美好。类似的女性还有《光荣》里的 秀梅，《“藏”》里的浅花，《蒿儿梁》里的妇救会主任，《村歌》里的双眉等。这些女性勤劳善良、坚贞乐观，同时又不乏女性的温柔多情。作者正是从这些人物身上，挖掘出时代精神的美。

孙犁对农民人情美、灵魂美的表现主要是通过以上妇女形象来体现的。在她们身上体现出了“美的极致”。她们不同于现代文学史上历来描绘的劳动妇女形象，不同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柔石的春宝娘等女性形象，在被侮辱和损害中显示出受伤的灵魂美；也不同于沈从文《边城》中翠翠，废名《竹林的故事》中的三姑娘等，在对蒙昧的描写中展示出原始的灵魂美；更不同于艾芜《山峡中》中的野猫子所表现出的变态的灵魂美。孙犁表现的是新时代解放了的妇女健康的、质朴的灵魂美。她们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似飞鸟出笼，自由豪迈，她们挣脱旧时代所给予的重荷，向着广阔幸福的天地飞翔，她们是解放了的人。在她们的身上，强烈反映出中国妇女的崇高灵魂和必胜的信念。

三、沈从文、孙犁不同的女性意识

沈从文的女性观独标一格，他从女性追求身心自由和情欲、婚姻自决的层面去认识和表现女性的人格独立，并从男女生理、心理方面客观存在的差异出发，提出在社会生活和女子教育中应男女有别；他的观点有其理性、合理的一面，影响到他的创作，因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女性美。“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 [7] 他营造了融合着自然和谐的人生理想的湘西世界，却是以堕落的现代城市文明作为审美观照的；他的作品弥漫着梦幻般的牧歌情调，却又充满了对民族前途浓浓的忧患意识；他建造的“希腊小庙”供奉的人性是以善与美为核心的，但他却继承了“五四”文学的启蒙文化精神。他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于他不与时代亦步亦趋，总是与政治和潮流保持距离，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独特的写“心与梦”的文学观。这种清醒的理性认识同样反映在他的女性观方面。

有人认为，沈从文常常从男性角度看待女性美，虽发掘了她们重义守诚、纯朴善良的一面，却忽略了她们内心凄苦的一面。其实，这与沈从文的创作思想有关，“他总是用抒情的暖和色调把人生悲剧包

[8]裹起来，使之化成淡淡的哀愁，像黄昏落日那样美丽而忧郁。” “美丽总是使人忧愁的。” [9] 这也许符合儒家“哀而不伤”的诗教传统。沈从文表现的是隐忧而非剧痛，轻快中含着感伤，热烈里透着悲凉，对生命和人生悲剧保持适当的距离，向“人生远景凝眸”。只有细心品味，才能体会到作者在讴歌湘西生命和人性美的同时，对湘西少数民族苦难人生的深深的悲悯。

而女性崇拜思想反映了孙犁较强的现代意识，但女性个性和性别 角色的淡化又使孙犁保留了男权中心文化的印痕。与那些男性叙事不同，孙犁文学创作所操持的主要是一种女性表达式，它具有柔性的力量和美感，虽不如男性语言和阳刚美学来得大气磅礴、震撼人心，但它给人的感受却是内在、和美和长久的。

孙犁是一个女性意识特别强的作家，在他笔下出现了那么多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孙犁笔下的女性，已不只是一种装饰和附属，而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呈现出来，这与中国新文学的精神旨趣是密不可分的。孙犁曾这样说，“有人曾经发问：为什么对妇女这么有兴趣？我想，新文学之所以多表现妇女，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来，妇女的 苦难更深重；在今天，她们的新生解放，也更值得欢喜表扬和拥护”。[10] 由此可见，女性的解放是孙犁关注女性的基本立足点。为了表现女性解放，孙犁最重描写女性的政治意识的觉醒。旧制度下受到压迫与残害的女性如今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她们有的到前线直接与敌人作战，而更多的则是作敌后革命工作。这些妇女不计个人得失，只要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她们即将自己最珍贵的奉献出来。孙犁高度赞扬具有解放精神的新女性：她们勤劳勇敢、富有个性、敢于冲破一切束缚，从而大胆地追求美好幸福的人生，这是中国传统女性的孱弱、封闭、保守不可比拟的。一方面孙犁注意写女性的外表美，在他笔下有那么多好看动人的女性。如女性的匀称、白净、细腻、灵秀。另一方面，孙犁更注意女性的心灵美，注意写她们的勤劳、善良和对爱情的忠贞不渝。

最为重要的是，孙犁对女性的崇拜思想。在《老胡的故事》里，孙犁是这样赞美女性：“在老胡的心里，那个热爱劳动的小梅和热爱战斗的妹妹的形象，她们的颜色，是浓艳的花也不能比，月也不能比；无比的壮大，山也不能比，水也不能比。” [1] 孙犁能如此尊重、崇仰女性，反映了孙犁女性意识的现代性。

总之，女性意识是孙犁文学创作的重要内蕴，它使孙犁对女性解放有了新的理解，也带来了其作品特殊的品格、审美意趣和艺术气质，但由于传统文化过于深厚的积淀，也由于缺乏阳刚之气和现代思想意识的烛照，从而使孙犁文学创作少了一些批判精神和伟力之美。

孙犁同沈从文一样，他对美有着坚持不懈的追求，朴质纯情的乡土气息是他的审美基点，崇善弃恶的浪漫诗情是他的审美追求，他执着的追求着生活的“美的极致”。但仍然可以感觉到两位作家的不同之处。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带有浓烈的乡野、原始之美。她们身上体现了沈从文带有悲观色彩的美学观，同时也看到沈从文试图通过表现这些女性身上的真性情来体现美，可以说是真与美的统一；而孙犁笔下的女性则显得富有理性、识大体顾大局，她们集中表现了作家对革命的乐观态度，在她们身上体现出的是善，可以说她们是善与美的结合。

沈从文、孙犁小说风格和女性意识的差异性，与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采撷的题材、主题密切相关，也与作家的个人气质、思想境界紧密相连。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 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沈从文的笔调质朴、自然，字里行间不自觉的流露出一种感伤的情调；而孙犁的笔调清新、忧郁，也有一种伤感的色彩。但孙犁能够把纷涌激荡的战争风云映衬在白洋淀的月光苇影以及冀西山地的红袄明眸之中，从而发现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值得珍视的人性之善和人情之美，使孙犁迥异于沈从文，迥异于当时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文学。他一直在用笔构筑一个柔情似水、质朴无华的世界，在那里充满了自由与关爱、纯洁与理想，令人无限神往。用这种一以贯之的文学信仰和文学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道独特的熠熠生辉的风景线。

参考文献：

[1]何益民.论沈从文的《边城》[J].湘潭大学学报，2002，1． [2] 凌宇.沈从文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3] 沈从文小说选.三三[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4] 孙犁.文事琐谈·文虑,孙犁文集,续编[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5] 沈从文小说选.萧萧[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6] 孙犁.孙犁书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7] 沈从文.沈从文批评文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8] 陈国恩.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文学评论[J].北京:社会出版社,2002，6.[9] 沈从文.水云,无从驯服的斑马[J].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4．

[10] 孙犁.新文学和新中国妇女，孙犁文集,第四卷，[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11] 孙犁.孙犁小说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作者简介：鲜晓丽，女，生于1962年4月，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教学督导研究室汉语言文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电话：*** Female Characters comparisons between Shen Congwen’s and Sun Li’s works

(Teaching Supervision Office ,Qiushi College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9)11

Xian Xiaoli Abstract: Shen Congwen and Sunli are unique local novelist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Their works reflects a clear trend of feminization.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n their creation text of female characters, readers are able to fully understand their thoughts, aesthetic choice and unique creative personality.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do a comparsion of female characters between two writers’ works, researching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nd different women's consciousness.Keywords: Shen Congwen;Sun Li;female character;consciousness;comparison

第四篇：《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

０１１１１－１４陈一惟

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借谈狐说鬼，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的现实生活，深刻地描绘出人民群众所受的苦难。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性生活在人间的底层，她们的痛苦擢发难数。蒲松龄的孤愤心情和寄托情怀使他首先注意到妇女的生活状态。作家倾注了他的全部热情，用那枝生花妙笔，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

《聊斋志异》的故事主要来源于民间。民间故事通过作者的艺术夸张和加工，于是成了一部浪漫主义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这些故事中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占了全书的很大比重。追求婚姻自由，藐视和反对封建礼教，珍爱爱情，这样的女性是《聊斋志异》中描写最多的一类。《青凤》、《娇娜》、《小翠》写人与狐的爱情，《聂小倩》、《公孙九娘》、《小谢》写人与鬼的爱情，《织成》、《翩翩》写人与仙的爱情，《竹青》、《香玉》写人与花鸟虫鱼等精灵的爱情。也有《连城》、《侠女》这样写人与人之间的爱情。

这些恋情故事都极其曲折动人，绚丽有文采，而且有强烈的思想性。作者讴歌真诚高洁的爱情和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美满自由的婚姻生活。作者塑造了大量美的形象，她们敢于向封建礼教挑战，她们不仅有美的外貌，而且具有反封建礼教的叛逆行动，她们是美的高度统一体。在这些作品中，有机智贤能并挽救夫家危亡的红玉，有深山采药救情人生命垂危的莲香，也有坦荡爱笑的婴宁，温情体贴的翩翩，多情守信的嫦娥等等。她们往往有着美丽的外貌，鲜明的个性，纯洁的灵魂和真挚的爱情，她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对婚姻自由的追求和对封建礼教的藐视反抗。

《聊斋志异》中关于人妖艳遇的故事写得最精彩美妙，最令人难忘。所有的人妖恋情都有相似之处。书生与精魅幽欢的场所环境大致相似。男主人公的身份处境大致相同，几乎都是书生一个。他们穷愁潦倒但却才情横溢，风流儒雅。贫贱书生在生活仕途上运际多灾，但在情场上却艳遇不迭，非凡得意。女主人公这些狐仙精魅们个个美丽绝伦，聪慧绝顶，既有倾国之貌，又有灼人之情，她们热情主动，只求奉献没有索取，专爱失意书生，并不计较回报，她们一往情深及时地抚慰着书生们落寞的心灵。这样的多情女子，实在是人间难得的佳偶。这些女子不仅是失意书生生活中的伴侣，而且还是他们精神上的知音。她们理解书生的牢骚，排遣他们的郁闷，献给他们温柔，坚信他们的才能。她们是他们的红颜知己。这也体现了蒲松龄对女性美的关注，不仅停留在其年轻美貌，也不仅深入到其心灵秀美，才能超凡。蒲松龄以执着的态度和集中的注意力审视的是红颜知己。这与屈原以女性美为政治理想美的寄托不同，与曹雪芹以女性美为人性美的象征也不同，蒲松龄把女性美作为知己之情的形象化身。

对《聊斋志异》中描写爱情的篇章，人们予以了热情的赞美之词。有谁能不为蒲松龄所描写的动人的爱情故事和炽热的两性情感而扣动心扉呢？有谁能不赞叹蒲松龄的进步的爱情婚姻观，诸如宣扬恋爱自由，歌颂爱情专一，表现夫妇平等呢？虽然在蒲松龄的笔下，这些女性最后大多都获得幸福的归宿，但这只是作家的理想。在腐朽黑暗的封建社会，男女青年自由结合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蒲松龄正是通过这些妇女的不同遭遇，反映了封建婚姻制度、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摧残。

创作〈聊斋志异》蒲松龄是用一枝饱蘸着激情的笔来写出的。这些狐鬼精魅作者把她们当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来塑造，作者把无限爱慕之情倾注在她们身上。这也是蒲松龄塑造女性形象的一个重要艺术手法，这就是幻化。把非人（花妖狐魅，神仙灵祗等）幻化为人。书中的女性大都是鬼狐花鸟等异物的化身，但这些异物都具备了人的感情、人的个性，以致使读者感到“多具人情，和易可亲，”。作者通过高度的艺术概括和细节描写，塑造了大量成功 的典型形象。作者抓住人物的本质特征，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发挥了惊人的想象力，塑造了反映现实的典型性格。鲁迅说《聊斋志异》中的“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鹊突，知复非人。”作者不仅赋予她们美人的外貌，而且赋予她们以社会人的高贵灵魂。她们具有自由，反抗强暴，爱憎分明的优秀品质。但她们又保持了动物的原形的某些特点，这就加强了形象的艺术力量。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是卓越的。它根植于民间文学土壤中，又接受了古典小说的传统，成为文言短篇小说的典范。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聊斋志异》的艺术特征有过确切的论述：《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

蒲松龄塑造了一百多个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女性形象。这些宛如生人的形象，没有一个是雷同的，她们之间面貌各异，性格、经历也不相同，既有那个时代女性的共同特征，又有独特的个性。《红楼梦》也是塑造了一批女性形象的伟大作品。如果可以比较的话，就描写的全面细腻深刻这方面来说，作为短篇小说的《聊斋志异》自然比不上鸿篇巨制的《红楼梦》。但蒲松龄的生活经历于曹雪芹不同，因此《聊斋志异》的女性就阶级来说，似乎要比《红楼梦》广泛一些，能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封建社会绝大部分妇女的生活状况。以短篇小说而论，便没有一个能和蒲松龄相比的了。

参考书目：《聊斋志异》

《中国小说史略》

《〈聊斋志异〉妇女形象作品评注》

第五篇：新闻媒体中女性形象分析

新闻媒体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以新浪新闻为例

摘要：新闻媒体作主流价值观的宣传工具，对新闻报道时是选择性的，需要向大众灌输主流价值观的思想，这时新闻内容必然和客观的社会现实不对等,片面的反映社会现实。但是以新浪新闻为例的新闻媒体，在没有政府资金扶持的情况下，在竞争激烈的新闻媒体行业里生存，一方面要传到主流意识的价值观，另一方面还不能脱离大众全体，需要迎合大众的口味，因此女性形象出现在新闻中的频率愈发的高。新闻对于女性事件报道的时，不仅兼顾主流意识和大众群体，还要注重自身的经济效益，只能反映主流意识下的女性形象，与实际的女性形象不相符。

关键字： 新闻媒体 主流意识 女性形象

我们从字面上了解的新闻：是指报纸、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经常使用的记录社会、传播信息、反映时代的一种文体。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正在发生的或者以前发生现在仍能产生社会效应的事实的报道。狭义的新闻则专指消息，消息是用概括的叙述方式，比较简明扼要的文字，迅速及时地报道国内外新近发生的、有价值的的事实。①当今的的新闻已经越来越偏离“事实”的概念了，即便如此新闻媒体的确构建了一个社会现实，传达着统治阶级倡导的主流意识。在这个媒体构建的社会现实中，媒体没有均衡女性对于整个社会做出的贡献，而是以一种弱势群体提现出来，表现为传统女性形象、家庭暴力、色情行为等等。

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权社会的通俗文化是一面歪曲的镜子，所反映的是主流意识形态想让你看到的东西，比如女性的刻板形象（性对象和家庭主妇等），而绝不会反映真实的社会状况，比如女性的真正状况与多元形象。女性以什么形象出现在大众媒体中的呢？下面通过五月份的几则新闻来分析一下主流价值观下，新闻媒体定位的女性形象。

2012年05月16日新浪网社会新闻《儿子结婚前遇害身亡 母亲为凶手求情称其还年轻》 一文中母亲梁建红的儿子被工友杀害，但是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宋晓明刺死马刚案公开宣判时，梁建红赴京出庭为凶手求情，老伴拒绝与她同来，她告诉记者，老伴拗不过她，一直不肯原谅她。法院认为，梁建红在未获任何利益补偿的情况下，请求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义举应予褒扬，法院据此对被告人宋晓明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正如一位法官所言，伟大母亲梁建红，以其博大的胸怀，为杀死儿子的凶手求情，使其免于一死，在庄严的法庭上写下了慈爱的一页。这位母亲的悲悯情怀足以证明，人心底色是温暖，是善念，是爱如泉涌。”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但是这位善念满怀母亲，却为杀人凶手求情并挽救了凶手的生命。“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做好做对就该赏，做坏做错就应罚。母亲梁建红原谅了杀人犯，死刑变判处有期徒刑12年。那么以后再有杀人的，只要被害者家属原谅是不是都不要判死刑了？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当我们的亲人去世之时，身心交瘁还要为凶手求情，99%的人会站在法律的角度，要求法律制裁犯人。但是1%的人会出现在新闻上，这足够吸引人们的关注。新闻媒体向大众传达传统的母亲善良的本性的的同时，亦是主流价值观想要构建的“要有爱，要和谐”的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认为，时间中的任何一个特定点在一个社会里流行的文化，都可以解释为霸权的一种结果和体现，是从从属集团在舆论上接受统治集团的观念、价值标准和领导的结果与体现。母亲作为传统的女性形象变成了新闻媒体的主要宣传对象，使得女性在新闻媒体变成了刻板形象，将女性特征归为“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依赖的、感情型的、主观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女性形象的多元化发展不会成为每天媒体新闻的主要目标。

新闻媒体在现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人民大众和主流意识的平衡木，维系着既有性别统治秩序，片面反映两性的不平等关系甚至掩盖这种不平等，将女性形象予以扭曲塑造符合主流价值关的女性形象。2012年05月22日新浪网社会新闻，题为《广州离异富豪五星级酒店选妻指名要处女》报名人数竟然多达2800多女性。广州11位富豪与一家5星级酒店选妻，其中一位离异的富豪选妻准则为年龄在20-26岁之间，女方为处女。富豪们提出了“五项原则”。“第一，门当户对原则。这不是封建观念，也不单单是势利眼，而是因为，两个家庭出身以及受教育程度都有着相似经历的人更容易沟通，并且日后的婚姻生活也更容易相处。第二，能力相当原则。对于很多富豪精英们而言，贤妻的定义不仅仅是主内而已了。如果能跟老公一起披靡商界，那真是锦上添花的般配了。第三，安分守己原则。在他们眼里，女人照顾好家里才是最大的责任。一般这样的人的太太都是全职太太，不需要在外东奔西走便可享有不尽的财富，也是许多年轻女孩子梦寐以求的婚姻状态。第四，名气相当原则。大款娶女明星不是什么新鲜事。当然女明星的名气也能够直接地为大款的生意带来宣传，对于大款而言，与女明星的婚姻是最好的广告。但嫁人前，女明星还是得漕擦亮眼睛，省得嫁了个假大款，还得为人家充当免费的代言人。第五，娶妻娶美原则。当然，在富豪的婚姻中，这并非是主流的原则。除非这个女人美到能够让这些富豪神魂颠倒想立马娶她们为妻不再允许其他男人占有她的一丝一毫。”② 大众传媒在对于新闻传播时，自然而然的站在男权社会的角度，对于女性进行排挤和压迫。中国是男权社会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对于完美女性的要求从古至今一直未中断过，虽然西方思想传入并影响中国百年之久天，在女性在家庭角色、职业平等、政治参与等各方面皆有很大进步，但是这种破坏女性形象甚至压迫女性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始终没有根除。新中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飞速发展，中国的女性受西方女权主义影响，在婚姻自主、男女平等等思想观念和法律政策，缩小了与女性和男性的差距，但是这种变化值是存在于表面现象，女性仍然不可能作为社会主体参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被动局面。仍然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男尊女卑、男主女从、贞洁大于生命”等思想的束缚，反映男权社会中女性被动的形象。男性处于社会的主导地位，女性则处于被动地位，女性成为男性的眼中的审美对象和观赏对象，甚至成为男女性欲望的对象。男性主导的社会中，男性会把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投射到女性形象的素质中。符合男性审美标注的女性美，则会成为社会对于女性的审美价值判断，并且不断改造女性的审美观和认识观。“豪富选妻”即便是个例，但也透露出男权社会对于女性贞操的的要求，看不出新时期女性应该具有的多元性，看到的只能是被男权社会命名、解释的女性形象。

女权主义在中国方兴未艾，但是在中国社会现实中起到的作用远远不足，新闻媒体对于女性家庭暴力问题的的报道，反映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一直是压迫和暴力对象。新闻媒体通过对于这类问题的报道，不是向大众反映女性在社会中的暴力问题，而是选择性的报道，从另一个方面强调现在的社会还是一个男权主导的社会。男女平等，成为社会宣传的一种空话，备受压迫的仍然是女性在社会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新浪新闻国内新闻三则女性遭遇暴力的新闻：《56岁母亲不堪毒打雇凶勒死37岁吸毒儿子》（2012年05月18日03:05 亚心网）、《女子疑遭强吻咬断对方舌头被砍死》（2012年06月19日14:33 信息时报）、《一男子疑女友有外遇将其脱光暴打长达四十分钟》（2012年05月23日08:46 重庆商报）。家庭暴力问题是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一种压迫，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女性是男权的附属品，反映出现实社会中“男尊女卑”的思想，正如西方历史上许多著名哲学家、思想家都曾有过贬低女性的言辞。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女性之为女性是由于某种优良品质的缺乏。”毕达哥拉斯则说：“世上善的法则创造了秩序、光明和男人，而恶的法则创造了混乱、黑暗和女人。”③对于女性形象的贬低，实际就是对于男权社会的赞成，女性的确处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地位，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表现出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当然，不发新闻媒体为了盈利，蓄意的制造和传播这种歪曲的女性形象，只有这样制造出符合男权社会处于弱势的女性形象，才能迎合大众的口味，使得处于尴尬位置的新闻媒体得以正常运作。

参考文献：

① 百度百科 《新闻定义》 http://baike.baidu.com/view/14325.htm

②新浪社会新闻 《广州离异富豪五星级酒店选妻指名要处女》http://edu.sina.com.cn/bschool/2012-05-22/1817339154.shtml ③ 江红 《大众传媒与社会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