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学校与教育

第一篇：抗战时期的学校与教育

抗日救国的呐喊声与杀敌声中，还有另一股隐忍强劲的大潮在集结行动。一批批的青年与导师们冲出沦陷区，去建造战火纷飞下的另一座校园。这是一部中华民族在危亡关头用文化的武器进行拼搏的历史，里面的人、学校、思想、言行、著作都闪耀出迷人的风采与巨大的光芒。

烽火读书声

--抗战时期的学校与教育 作者：张曼菱 《光明日报》（2015年08月21日 13版）

在抗日救国的呐喊声与杀敌声中，还有另一股隐忍强劲的大潮在集结行动。一批批的青年与导师们冲出沦陷区，去建造战火纷飞下的另一座校园。这是一部中华民族在危亡关头用文化的武器进行拼搏的历史，里面的人、学校、思想、言行、著作都闪耀出迷人的风采与巨大的光芒。

1998年秋，我在北大朗润园与季羡林先生谈起“西南联大”的往事。先生说出一番话来：“本来读书需要安静，可是西南联大在战争环境里，书却读得那么好，出了很多人才，民主运动也轰轰烈烈。这个，值得研究。”

季羡林没有经历中国的抗战，战火阻隔，当时他在德国的灯火管制之夜里留学。他对中国焦土上有这样的战时大学感到惊讶。

这位世纪老学人用质疑的声音，在追索一份失落已久的历史档案。

中国人民对法西斯的战斗，开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夜之间，中国好似在睡梦中被砍掉了脚的巨人，突然惊醒，全国游行，呼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复土！'但喊声只有自己听见。那时的世界仍在殖民地时代，有制裁力的强国几乎全是殖民国家。当时的国际联盟为九一八事变后派遣到中国的'李顿调查团'，然而毫无成果。世界上从无真正公理。”在《巨流河》一书中，齐邦媛的回忆沉痛，令人震动。

那时有一句话：“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我是在著名小说《青春之歌》里面读到这句话的。书里面的进步青年有的参军了，到东北加入抗联，或者西去延安革命。这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年代的主旋律。

而寻找“西南联大”的过程，对于我却有另外的发现。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十一月四日星期四

阴，大雾，晨8：00后，即独至东车站，紫祡城为浓雾所蔽，街上行人尚少。

晓发北平十一月四日

十载闲吟住故都，凄寒迷雾上征途。

相携红袖非春意，满座戎衣甚霸图。

乌鹊南飞群未散，河山北顾泪常俱。

前尘误否今知悔，整顿身心待世需。

--《吴宓日记》

1937年吴宓凄然告别北平。列车上的日本军人对中国乘客不屑一顾。可这个文弱的教授却说自己是“上征途”。

当陈三立绝食殉国后，著名世家出身的学者陈寅恪在父丧未举之际，秘密地离开了北京。在王国维死后，陈寅恪被人们期待为“一代文化托命人”。他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决不愿意落入日寇之手。他携带着珍贵的佛家经典随学校南迁，因为“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学问为根基”。

象牙塔在战火中倒塌，象牙塔里的人们走了出来。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教育部之命转移长沙，组成“临时大学”。

数学家江泽涵对家人说：“奉召而去”，只身赶往长沙。

朱自清说，文人至此，唯有“弦诵不绝”报国。

陈省身回忆：“1937年抗战开始，清华要我回来，在数学系做教授，所以我离开巴黎，先到美国，然后1937年8月到上海。”“我们那个时候都痛心于祖国的弱啊！恨日本侵略啊。但是一个念书的学生，也没有什么很具体的办法。所以先回来再说了。”

在当时知识界与政界中，有一股失去民族自信心而投靠日本的逆流。陈省身认为，一群留学生在抗战开始之际归来了，这让人们觉得，“中国是可以站起来的”，这是“很了不得的，最基础的贡献”。

当“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转移迁滇，以李继侗、曾昭抡、闻一多等教员为首的师生们组成了一个“湘黔滇旅行团”，简称“步行团”。

步行团成员吴征镒说：“虽然叫行军，但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不习惯像军队一样排好队走，而是稀稀拉拉地拉得很长。有的同学搞社会学的，或者搞文学的，还深入到民间，去访问民族歌舞、语言、风俗习惯等等。我们常常和闻老师、李老师坐在公路边上，互相议论国事，谈学问，谈所见所闻。”

中国古人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求学之道。在学校流亡民间的途中，乡绅是他们最有力的基层支持者。“步行团”路过贵州玉屏县时，县长发布告说：“凡县内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之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利。”

在偏僻的贵州，有一支童子军的队伍来欢迎他们。

在抗战岁月，几乎所有的中小学生都要接受“童子军”的训练。我曾经看见过母亲的一张照片，少女的她威武如军人。母亲告诉过我，那就是童子军。她还教我唱：“不怕年纪小，只怕不抵抗”。母亲终身保持着那一代人的坚韧和对日本入侵者的民族仇恨。

“七七事变”不久，中国大地就出现了一批批的战时大学，战时中学和小学。

危急关头，为了保全血脉，北中国的家庭自愿分散，学子们追随学校，少年人追随老师，开始了他们艰辛不屈的转移与读书生涯。

许倬云先生写道：“当学校的队伍，列队走过家门口时，每一个年轻的孩子，身穿制服，就像行军的军人一样，背一个背包和口粮，两双草鞋，列队进行。祖母看见二哥在队伍之中，实在舍不得，哭着要我的母亲，将二哥从队伍中撤出来。母亲答道：'我们的孩子，能留一个，就是一个。国家快亡了，这些留下的种子，也许可以为我们再造中国，扳回自由和独立，不做日本人的奴隶。'”

齐邦媛回忆，她的父亲带着学校和自己的孩子们一起走：“这迁移的队伍白天赶路，晚上停在一个站。一路上，我们住了无数住店。学生们都被安排住在各处学校的礼堂、教室或操场，当地驻军会分给一点稻草和米，大家都睡在稻草上，每餐还能有一些煮萝卜或白菜。”

随着日寇的入侵，一些在南方的大学和中学，也纷纷内迁，每一个省的教育厅，都在各地设立临时的联合中学，沿途收纳逃难的青年。在内移的过程中，学校教育没有中断。这些学校各自落脚在内地的偏僻地方，恢复正常的课业。

除了这些有组织的迁移，沦陷区还有无数的青少年不愿受日本教育，纷纷逃到后方，有的投靠亲友，有的流落各方。

王鼎钧先生写道，陈立夫当时主张收容教育沦陷区青年：“当年他有一句话遍告政要：'孩子进流亡学校，至少他的父母不会去当汉奸。'他也一向反对把学生编进队伍当兵，又有一句话遍告政要：'现在还没到送学生上前线的时候。'他这两句名言作用很大，成全了千万矢志向学的下一代，功德无量。”

1994年，陈立夫出版回忆录《成败之鉴》，把这一段政绩说个详细。他“不顾当时行政院政务处和财政部内部人员反对”，批准了救济战区（沦陷区）青年的方案，沦陷区青年在后方中等以上学校读书，由国库支给贷金。书中说“这一笔庞大的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

事实上，得到“贷金”救助的不只是沦陷区学生。在我所采访过的西南联大校友中，如当时从缅甸回来的华侨学生王汉斌以及云南本地白族子弟王希季等，他们都说，自己是靠着“贷金”度过读书岁月的。

弦诵不绝 英才云集

齐邦媛说，当时的老师们有一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气概。“自离开南京到四川自流井静宁寺，整整一年。颠沛流离有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不论什么时候，户内户外，能容下数十人之处，就是老师上课的地方。学校永远带着足够的各科教科书、仪器和基本设备随行。”“在战火延烧的岁月，师长们联手守护这一方学习的净土，坚毅、勤勉，把我们从稚气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恶劣的环境里端正地成长，就像张伯苓校长说过：'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让人看出你是南开的。'”

张校长对南开学生们的警句是：“中国不会亡，有我！”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蒋梦麟说：“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虽然有限，阅读室却座无虚席。”

很快长沙被轰炸。到1937年底，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在长沙临时大学，学生们发生过“是读书还是参军”的争论。最后大家认为：因为抗战不是三五天的事，所以学业不能中断。

钱穆教授说：“如果我们把到后方来读书当作是苟安，不如上前线去作战的好。我们既然到了这里，就要用上前线的激情来读书，才对得起国家和前方将士。”

任继愈回忆，到昆明后，“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这部中国通史成为各大学首先选用的教材。”“历史系雷海宗讲授中国通史，结合他丰富的世界史知识，把中国古代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范围来观察。”像雷海宗、陈寅恪这样的学者讲课时，都从不翻书，娓娓道来，令人忘倦。

百家争鸣的学风在西南联大盛行。“罗庸讲《唐诗》，第二年闻一多也开《唐诗》。闻一多讲《楚辞》，第二年罗庸也开《楚辞》。两人的风格、内容各异，同学受益很多。沈有鼎为哲学系开《周易》课，只有三五个学生来听讲，闻一多也坐在学生中听讲。郑昕开'康德哲学课'，数学系程毓淮也来听课。陈寅恪讲'佛典翻译文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助教、讲师多来听课，本科生不多，遂有'教授的教授'的称号。”

学生中跨系听课蔚然成风。联大工学院的学生有的走好几里路到校本部听文科的课。

“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大学入学考试的标准也没有标准一说。”何兆武先生回顾当时的教育，说：“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想，科学怎么进步？包括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否则永远不可能超越。”“而老师的作用正是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

梅贻琦的名言道出了中华独有的大学理念。“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它与《陋室铭》的优秀传统遥相呼应，在这个学术与教育流亡的战争年代里，更显示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力。

一批由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夫妇设计的土坯铁皮屋出现在昆明城西。这就是西南联大的“新校舍”。从这些铁皮或草顶的土屋里，走出了使中华民族崛起的一代精英。

“两弹元勋”邓稼先，当初逃出北平，来到昆明，遵照父亲送别时的悲壮叮嘱，“学科学能救中国”，他报考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地质学家郝诒纯，曾被联大人称为“校花”。她长得漂亮，功课好，是篮球队长，学生会主席。人们认为这样的女生应该学外语，她却选择了地质。“我转地学系，也是受一位教授的影响。他是袁复礼，第一届跟外国人合作组成西北考察队的队员。”袁复礼深感外国人的考察企图，是为了预备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他用这一段经历教育学生。郝诒纯将终生献给了野外考察。

邹承鲁说：“对我一生影响比较大的是杨石先，后来的南开大学校长，我就记得后来选择生物化学专业，是受他的影响。”邹后来成为胰岛素人工合成的带头人。

被誉为“中国火箭之父”的王希季回忆：“我们还要跑警报，跑完警报照样上课，照样工作。”“我们那个时候，整个的爱国热情是很高的。学，就是为了要打赢日本人。”

由于战时的条件限制了研究的进行，大师们转向投入“本科”的教学，这使得西南联大的学生一入门就受到“研究生”规格的启蒙。

带着一封浙大导师的推荐信，李政道在战火中艰辛奔赴昆明。“我是1945年转到联大的。我一年级在浙大，二年级转学到昆明。”吴大猷通过解题验证了这名物理奇才。“带我的主要是吴大猷先生和叶企孙先生。他们答应我，选二年级的课，教我三年级的。”其实，对李政道的发现是从浙江大学开始的。这是战火中的“人才接力棒”，包含着中国“师道”中“惜才”的美好传统。

在中国被封锁的年代里，梅校长托人从欧美购来大学教科书的样本，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成批复印，又辗转香港运到昆明，使得西南联大的教学一直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

当杨振宁等人在1945年后“留美”，他们发现自己并不比别人差。

为人师表 声名远播

西南联大有“民主墙”。

赵宝熙说：“那天我正在民主墙那儿，因为我们刚出来一期壁报。忽然看见冯先生走进校园来了。那天天气很好，也许他是来学校转转，也许是有人告诉他，他来看壁报了。”因为冯友兰将《贞元六书》题词献给蒋介石，有学生就画了一幅漫画，题名叫“登龙有术”，意思说，用献书达到做官的手段。后来，冯先生跟别人说，“画得还挺像。”

联大有一个公示栏。师生们有什么想法，可以张贴，每天都会有校工来收走，由梅贻琦校长次日作出答复。

赵宝熙说起一桩趣事：“梅贻琦的女儿，梅祖彤，梅三儿。有一个学生追她。”这位男生想送花给她，就写了一个呈文，请求送花，请梅校长批准。“结果弄得大家老去看，一看，他上面就写：某某人所请不准。”

一个年轻人的恶作剧的条子，日理万机的梅校长并没有回避，照样给了明确的答复，维护了制度的一贯性。

联大生活就是如此，浪漫而有一定之规，有趣而不失风范。

化学系有位老师，为补贴家用种了些花。当鲜花终于含苞欲放，却在一个夜间全部失窃了。有人告诉他：到女生宿舍去看看吧。他的满园花朵正安插在女同学们的玻璃瓶和土罐里呢。原来，一伙男生早已经看好了这些鲜花。虽然是靠“贷金”吃饭，一面“跑警报”一面也要谈恋爱。“记得少年春衫薄”，老师也只能摇头一笑了之。

师长们的爱与宽容，传承了中国古代“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道，兼容了现代民主的理念。联大的学生虽然流亡，然而温馨、有幸福感和希望。

我父亲时常回忆起，当年西南联大的老师们在昆明为市民举办讲演的盛况。潘光旦讲“优生学”，刘文典讲《红楼梦》，闻一多讲《楚辞》，吴晗讲时事，梁思成讲“中国古建筑”。讲到国破家亡，台上痛哭流涕，台下群情激愤。

西南联大洒下的文化雨露，对于父亲后来坎坷的人生是一份滋养。“每天，市民都看见他们，夹着一包书，就用本地的土布包着，走着穿过小城去上课，回家。几位先生的蓝衣衫都破了，打着不同颜色的补丁。有位穿皮夹克的先生，夹克穿得很脏也不洗，说要等打败了日本才洗。还有两位先生，胡子很长了也不刮也不修剪，也说要等胜利了，才剃掉。”

学者们走向民间，将读书人的斯文与气节在乡土中国传扬。他们在漫长的抗战岁月中保持贫寒操守，再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风亮节。

梅贻琦夫人率领一群教授夫人们推磨做点心，提篮到昆明“冠生园”去卖的故事，成为“抗战一定要胜利”的无声楷模。“为人师表”的学者们在烽火岁月中磨砺和打造了自己，成为那个时代的伟岸君子。

在中国，自古有“读书人”的称谓，不似职业，却高于职业；不指人品，又对其人品有高要求。知识分子不仅仅意味着拥有知识，也应该是一个时代道德与精神的体现。这也是全人类的期望。

七十年过去后，许倬云先生将中国的抗战大转移譬喻为“历史上难得见到的中国版的《出埃及记》”，这确有相似点，其性质都是要摆脱奴役与亡国灭种的命运，团结起来作一次全民族的生死搏斗。

可以说，抗日战争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圣经》，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熟知与温习。这是“根性”的记忆，关乎一个民族的立足点，利与害，还有传承。

严峻时代，中华民族倾举国之力，坚持战时教育。国运与文脉始终相衔。

烽火读书，保存了世界上唯一“有古有今”的文字记载和历史最悠久的中华文明。

烽火读书，是中华民族对法西斯毁灭人类文明的正义反击。

（作者曾为天津作协专业作家，后返回云南，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大”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创作有电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音像制品《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等。）

第二篇：内迁留学生与抗战时期民众教育的中国化分析论文

抗战时期，由于东部地区陷入敌手，东部人目大批内迁，出现了中国现代人目的“西进运动”。

一、内迁留学生大力发展后方民众教育

1大批有留学经历的民众教育专家内迁

在内迁的民众教育专家中，俞庆棠、高阳、童润之、陈礼江、李蒸、董渭川等人可谓佼佼者。

俞庆棠，祖籍江苏太仓，1919年赴美留学。1928年，创办中央大学区民众教育学校并兼任校长。1932年，发起成立中国社会教育社并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干事。之后，到欧美考察民众教育。由于贡献突出，被誉为“民众教育的保姆”。抗战爆发后，她偕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师生迁校桂林，后在四川创办纺织、蚕丝实验区。高阳，江苏无锡人，1914年赴美留学，获文科硕士学位，1917年回国任教。1928年，他“接任中央大学区民众教育院”，后长期担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他还主办《教育与民众》杂志，竭力倡导民众教育。1933年，他草拟的《推行民众教育办法草案》提交教育部民教专家会议通过，对民众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37年，他率领学院师生西迁桂林，后长期在广西从事民众教育。童润之，江苏南京人。1926年赴美攻读教育学，获教育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1929年，到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劳农学院任教。1933年，参加南京市赴日参观团，回国后与人合写一本赴日考察教育的报告，由商务出版发行①。1934年，回院担任教务主任。1938年，他一度任代理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1943年去重庆，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社会教育系主任。陈礼江，江西九江人，1922年留学美国攻读教育学、心理学，获硕士学位。1925年回国，曾任江西省教育厅长。1932年，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务主任，创办了民众教育实验区，开展亦工亦农亦学的综合教育，成效显著。1936年，他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抗战爆发后，内迁后方发展民众教育。李蒸，河北唐山人，1923年赴美留学，主修乡村教育，取得博士学位后归国。曾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江苏教育学院等校任教，并曾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抗战爆发后，率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内迁至西安、城固、兰州等地。董渭川，山东邹城人，1931年起任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长，6年间将山东乡村民众教育搞得有声有色。1934年至1935年，曾被派往欧洲十国学习民众教育。回国后，将近一年来“发表之欧洲各国民教设施情况，汇集成书，名曰《欧洲民众教育概观护。1937年，济南沦陷后他内迁四川、广西等地开展民众教育。

内迁的民众教育专家既具有高深的民众教育理论素养，又兼备丰富的民众教育实践经验，既系统学习了外国民众教育的理论知识，又比较熟悉中国民众教育的实际情况。他们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将爱国热情转化为民众教育的实践，致力于推动后方民众爱国教育和生产教育。

2内迁留学生大力发展后方民众教育

内迁留学生都认识到民众教育在“抗战建国”工作中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呼吁大力发展“战时民众教育”。不仅如此，还有很多留学生明确地指出战时后方民众教育的极端重要性。

俞庆棠明确指出后方是实施民众教育的主要地带，她还从民众教育与抗战工作、民众教育与建国工作的角度大力论证了后方民众教育的重要性。陈礼江号召知识分子大力开展后方民众教育“前线将士，浴血抗战，都可以干得，我们化这点点力气时间，算的什么?前线的将士，亲矢石，冒锋摘的苦都吃得，我们为了教民抗战建国，要耐一些心，耐一点烦，又算得什么?我们要化的力，未必见得比前线的将士为多，我们要吃的苦，未必见得比前线的将士为甚，然而我们工作本身意义的重大、则不仅和前线将士的杀敌并无二致，而且前线将士杀敌的有无意义，还要与我们教育民众成绩的多寡来决定。”②

内迁留学生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大力发展战时后方民众教育。李蒸组织成立了邯留乡社会教育施教区，在兰州的孔家崖成立了社会教育实验区③。1938年，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的陈礼江在武汉主持召开各省社教督导员会议，鼓励发展战时民众教育。为救济从沦陷区逃出的社教人员，陈礼江提倡组建社会教育工作团。第一团驻重庆，第二团驻西康，第三团驻贵阳，每团约200余人。1940年，他还提倡创办青木美国立音乐院，代管院务工作，并邀请留美声乐家应尚能为教务长，试图以音乐激发民众爱国抗日热情。教育部迁重庆后，陈在四川各县设立民众教育馆，开展抗战救亡民众教育。内迁后，董渭川曾任四川省立南充民众教育馆主任，在南充地区大力推进民众教育。1938年5-12月，董渭川“复出四川至武汉，负责接收各地民众教育馆因避敌至武汉的职工组成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并率该团经常德、汉寿、淑浦至贵州省内，沿途宣传抗日，破除迷信，普及教育”。

内迁的民众教育专家很多都有留学经历，他们声气相通，互为奥援。1944年，董渭川由童润之推荐至四川省璧山县，担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社会教育行政学系教授。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入迁桂林，就是内迁留学生与回迁留学生通力合作的结果。雷沛鸿是广西南人，早年留学英美学习民众教育知识，并曾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任过教授和研究实验部主任。战时，他回到广西，第四次担任广西省教育厅长。当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内迁时，俞庆棠、高阳等人，积极与雷沛鸿联系，他们一拍即合，顺利迁校。

二、内迁留学生发展战时后方民众教育的特点

内迁留学生知识广博，既深谙外国民众教育理论，又比较熟悉中国民众教育的实际，有把外国民众教育的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强烈倾向。俞庆棠主张“中国的民众教育，要在我们自己的国情中开拓、发展，外国的经验有它们各自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我们对之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盲目照搬’，④。董渭川在对中外民众教育梳理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民众教育“中国化”的问题。他认为，民众教育“中国化”，必须注意“时代与环境已绝对不允许我们的教育再是专供少数人享受的教育，“时代与环境已绝对不允许我们的教育再孤立下去，“时代与环境已绝对不允许我们的教育仅以人为对象而忽视了社会”……⑤。内迁留学生普遍认为:对于后方民众，应“灌输他们民族意识及国家观念，使其反抗楼奴。“应唤醒他们自动组织起来，实行保乡卫国。“应促其加紧生产，供应战时的需要’。他们结合战争实际、在后方大力开展爱国教育和生产教育，努力实现民众教育的“中国化”。

1力主大力开展后方民众的爱国教育

由于诸多原因，后方民众缺乏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针对这一情况，内迁留学生对症下药，大力开展后方民众的爱国教育。

内迁留学生认为，必须提高后方民众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提出战时后方民众教育目标之一是“提高政治意识”。他们指出:对于战时的后方民众“明耻”非常重要“‘明耻’的方法，不但要教人民明白国耻的史实，尤其要明白这是不能忍受的耻辱。“我们要有决心，不惜流血以争取光荣和自由。这是‘明耻’第一要义。“我们要纪念的‘耻’是国耻，非一家人的耻。“教大家能牺牲个人利益，而争取民族利益。这是‘明耻’第二要义’，⑦。与此同时，强调开展战时后方民众教育必须特别注意提高民族自信，“时代与环境已绝对不允许我们办教育而忘记了自己，而造就出一些崇拜外洋蔑视本国的人，在当前为了企求抗战的胜利，固然非以教育加强每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不可，往远大处想，为企求见建国的成功，更非以教育发扬我们的民族文化不可，非一点一滴塑造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不可”⑧。

内迁留学生往往利用讲座、演讲等方式，鼓励知识分子献身后方民众教育。他们甚至深入基层，鼓励后方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抗战。

2力主大力开展后方民众的生产教育

教育必须与生产实际相结合，这早为知识分子所熟知，内迁留学生更清醒地看到这一点。1939年，陈礼江在《现代读物》发表《教育与生产》一文。他在对教育与生产脱离造成了“种种的流弊”分析的基础上，大力提倡教育与生产相结合。他认为“教育机美与产业界必须切实联络，一起谋得更实际有效的合作”，这是“教育生产化”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现今虽然已经有职业教育的提倡和实施，但其程度和分量显然的还是不够”，应特别注意“加重职业训练”。俞庆棠则明确指出:“长期抗战的进行，除了前方武装将士奋勇杀敌以外，后方民众努力生产，乃是争取抗战胜利的主要元素’。内迁留学生认为，战时后方民众教育目标之一就是“增进职业智能，“使教育与生产真正打成一片”⑩。

针对当时“有几千万无家可归的同胞，流落在后方各地”的实际情况，内迁留学生精心设训一了战时后方难民生产教育方案。他们分析了后方难民生产教育的重要比“各种外在的和内具的条件，大都因为抗战而已经有有利改变。譬如敌人把我们的海目封锁住了，这正是免除经济侵略的一个时候，要树立我国国民经济基础，这正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再有国内政治机构的逐渐改进，以及经济建设的在一个方针下而迈进，都是发展内地生产事业的有利条件，也是实施生产教育的有利条件……所以，实施难民生产教育，化消费者为生产者，使人尽其才，人尽其力，增强抗战力量，这是一个值得大家重视的工作”。他们认为，难民生产教育的宗旨就是“增加抗战时期的生产力量。“虽然一切的设施要符合经济原则，但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他们还提出难民生产教育的原则，如“要政治经济合一的训练。实施难民生产教育，一方而要替难民本身设想，一方而要为抗战前途着想。希望难民受了生产教育以后，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并且改变他们逃难的心理。要养成他们自力更生的信念，并且要提高他们为国家民族效忠的决心。所以，需要政治经济合一的训练，也就是要施行公民和生计合一的教育”。再如主张“要因地制宜，且在生产场所中施教。要注意环境的情形，要顾到原料的供给及产品的运销，并且要与当地固有的生产事业相联系，不然便会失去因地制宜的原则。要在生产活动上教，生产活动上学，这才是真正的生产教育”。他们还对难民生产教育的实施要点进行了深入分析，如“要有策动实施难民生产教育的机构，“要规定训练项日，、“要设置实施单位，“要加以相当地考选’，“要举办首场合作事业”。

为给后方民众生产教育进行示范，内迁留学生还创办了一些生产教育实验区。抗战之初，俞庆棠创办了松溉纺织实验区和乐山蚕丝实验区。这两个实验区都办得有声有色，得到社会各界好评。1939年3月，在重庆妇指委举行的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场上，举办了松溉纺织实验区和乐山蚕丝实验区展览，展出了两个实验区的图表、照片和师生们生产劳动的成果，如大匹白布和供给前方及伤兵医院的纱布、毛巾、军毯等，还有松溉军人家属现场表演纺织技术“宋美龄去看过两次，极表满意。国际友人及社会各界人士也有许多人去参观'《新华日报》记者范元甄参观了展览会和学生的现场操作表演后，写了一篇题为《动员妇女参加生产—进展中的纺织实验区》的特写在该报刊登。1939年10月1日，宋美龄亲自飞抵松溉视察纺织实验区，并高度评价了实验区的成就。

内迁留学生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大力呼吁发展战时后方民众教育，致力战时后方民众教育的发展，并力主将抗战与爱国教育、生产教育相结合，努力实现民众教育的“中国化”，为战时后方民众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篇：抗战时期的民主党派

抗战时期的民主党派

中国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各民主党派在抗战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

——编者注

我国民主党派在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中发展、壮大，并且作为一股独立的中间政治力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国的民主党派是在民族民主革命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民主党派产生、发展的重要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广大爱国民主人士，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已经组建起来的中间党派、社团，开始介入抗日政治。尚未组织起来的爱国民主人士，迫切地希望联合起来。不久，绝大多数爱国民主人士都加入了应运而生的抗日民主政团。

1935年11月，邓演达创立的“第三党”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该会以抵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为宗旨。1936年，在各界、各地救国会的基础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救国会为主要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民族矛盾面前，作为职业教育团体的职教社演变成为更具有政治团体色彩的职教社派；原乡村建设协会，也演变为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政治派别乡村建设派。先前已经成立的中国青年党和中国国家社会党，在全国抗战后也参加到抗日洪流中。1939年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成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1944年，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除了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大政治派别。1943年开始活动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成为后来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前身。

随着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

首先，抗战期间民主党派的作用表现在为实现停止内战、抗日救亡，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有着强烈的爱国精神，自“九一八”事变后，民主党派一直积极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号召立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和热烈拥护。救国会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谋取民族解放”为宗旨，明确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给予人民抗日言论和救国运动的自由；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不

动摇，不妥协退让，直到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各民主党派都提出了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和要求民主进步等方面的政治主张。民主党派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反对片面抗战路线，主张全面抗战路线，并提出了一套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一是要大规模地发动民众运动，积极组织民众团体，发挥伟大的民力。抗战初期，全国各地的救国会会员及其动员的千千万万青年群众，到前线和敌后游击区参加抗日。大批救国会成员进入陕北和苏北，参加了八路军和新四军。二是立即改革政治机构，肃清贪污分子，实行政治的民主化，以造成强有力的坚持抗战到底的民主政府。如章乃器在1938年1月就任安徽省财政厅长，他惩治贪污、整顿税务，成绩斐然，并尽力搞好与新四军的合作关系，坚持团结抗战立场。

其次，民主党派的作用还表现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过程中，除了国共两党及其所代表的力量以外，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也都积极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11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发表了《反帝抗日宣言》，呼吁一切革命的党派，在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应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进行反帝反日战争中，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组织统一的行动指挥机关。1936年2月，又发表《“组织反日阵线”提议宣言》，强调国内任何矛盾，都大不过日本帝国主义者与中国的矛盾；各党派的任何分歧，都不能否认集中力量反日的必要。呼吁全国各党派以最快的速度，组成全国的“反日阵线”。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他们关于建立救亡联合阵线(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和主张，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们拥护、支持国共合作，主张“团结御敌，抗日救国”；抨击蒋介石“分裂、妥协投降”政策，并以实际行动积极投身于艰苦卓绝的抗日救亡运动。

再次，抗战期间民主党派的贡献还表现在，拥护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积极地参加抗日救国斗争。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国共合作发表的宣言。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1938年2月1日，章伯钧发表了《抗战与团结》一文，对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表示热烈的欢迎，支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接受中共的政治领导。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排斥异己的政策，反对内战。在国民党顽固派挑起反共摩擦面前，民主党派中大多数人谴责国民党的分裂行为。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和妥善处理事变的合理主张给予了广泛同情和支持，对国民党反民主的种种谬论和暴行，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既在道义上有力地支持了处在抗战前线的中国共产党，又在海外，特别是在南洋华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抗战时期民主党派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他们中的绝

大多数人，尤其是左派，是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们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民主改革，同共产党人并肩战斗，真诚拥护和坚持支持中共的政治路线和抗日民主政策。对坚持独裁、制造反共摩擦、妨害抗战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们与共产党人一道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在斗争实践中，他们不断提高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逐渐转变自己的观念，接受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抗战后期，各民主党派在参加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中，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看到了国民党的独裁腐败，与共产党合作的态度越来越好。他们在反对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动员民众，做好反攻准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抗战期间民主党派的作用还突出表现在运用舆论工具宣传抗日主张。以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为主体的各民主党派，在抗战中创办了许多刊物，而这些刊物在政治上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影响。

1937年秋，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部分成员编辑出版了《抗战农村》、《抗战妇女》、《抗战青年》、《抗战华侨》等刊物，宣传抗日救国，联络各方面抗日力量。1937年8月19日，著名民主人士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主张加强全民族团结，进行持久抗战。12月，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在武汉创办了《全民周刊》，后与《抗战》三日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坚持“全民动员，抗战到底”的方针，每期销数达30万份！风行海内，畅销寰宇，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另外，《全民抗战》还编印了战地版，大量送往前线，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抗日官兵的士气。1938年9月11日，救国会又创刊《国民公论》，这个刊物在坚持团结抗战，提倡民主，批评时政方面，与《全民抗战》的态度同样鲜明。从一定意义上讲，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

第四篇：革命抗战时期凄美爱情故事

1947年5月16日，叱咤风云、骄勇善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张灵甫率国军第一王牌部队——陆军74师在山东孟良崮与人民解放军决战。危难关头，他同士兵一起饮马尿，喝马血，共度难关。解放军的炮火铺天盖地飞来时，他神情泰然，指挥若定，果敢刚毅，视死如归，用生命践行了“不成功，便成仁”的诺言。阵亡之前，他最放心不下娇妻弱子，特提笔写给妻子王玉龄遗书一封：“十余万之敌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趋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龄吾妻，今永诀矣！”

从以上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这篇诀妻之言大有秦初汉末项羽与爱妾虞姬在安徽垓下生离死别的痴情与悲悯。有所不同是王玉龄没有象虞姬那样拔剑自吻，而是默默承载起丈夫的遗愿。她含辛茹苦，抚养起不满周岁的儿子；独身一生，谱写了一曲催人潸然泪下的爱情挽歌。

王玉龄，生于1928年。原藉安徽，后迁居湖南长沙。她的祖辈经商，父辈为官。王氏家族承业起家，勤劳节俭，到王玉龄出生的时候，家有良田千顷，三世同堂，人丁兴旺，富甲一方，成为湖南名副其实的名门望族。尤为可贵的是王氏家族严守传统家风，始终保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家人和睦的优良美德，博得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们交口赞誉。

可能是因为优厚的家庭条件的缘故，王玉龄秀外慧中，气质非凡，从她年轻时的照片来看，很像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1945年秋，经历了八年抗战的颠沛流离生活，王玉龄随家人回到故乡长沙。刚刚17岁的她，亭亭玉立、俏丽可爱。一天，王玉龄在理发店理发，遇到了一个英俊男子，踏进店门径直走到身后，从镜子里直勾勾地看着她。此人就是张灵甫。张灵甫当年在陆军大学深造，对才貌双全的王家小姐早有耳闻。理发店相遇是他经过打探的结果。这次见面后，已经42岁的张灵甫想尽一切办法，对王玉龄展开爱情攻势。在不断的接触中，王玉龄对张灵甫产生好感。交往了一两个月后准备和张灵甫结婚，但他母亲不大同意，说要找个人保媒才放心。最后是、由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出面担保才成就了这桩旷世姻缘。

婚礼前夕，张灵甫接到升迁令，被提升为南京卫戍区司令，要求即刻前往南京报到。匆忙之下，王玉龄穿着大一号的鞋子，张灵甫穿着借来的西装，在上海匆匆举行了婚礼。婚礼结束当晚，两人坐上前往南京的火车，一个在上铺，一个在下铺，就这样度过了他们的新婚之夜。

1945年10月，《双十协定》签订之后，国共两党矛盾暂时缓解，张灵甫和王玉龄共度半年多的幸福生活，享受天伦之乐。王玉龄偶尔回趟娘家张灵甫都很舍不得，但他从不直接表达。

成了军长夫人的王玉龄依然天高云淡，与世无争。在七十四军（改编前张是七十四军军长）所有的将校官太太中，王玉龄岁数最小但最懂事。好多官太太比她大，有的甚至大很多，但却都没有她宽容和娴静，无论军人或眷属，不分官长和士兵，她都只有朋友，没有敌手。1946年6月，全国大规模的内战开始。张灵甫和王玉龄平静的生活就此打破。1946年8月，张将军率部队从南京投入华东战场。10月中下旬，他指挥部队和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对垒。华东野战军退到山东后，张率部继续跟踪北进。战场上的张将军还时常给妻子写信，但从不把战火硝烟和牺牲死亡写在纸上。在打仗的时候，他还给玉龄画了一个图样，讲家里的那个院子里什么时候种什么花，要种在什么地方。读着他的信从不让人感到恐惧。

1947年春天，怀有9个月身孕的王玉龄颠簸了7个小时，去前线探望丈夫。回家后不久生下一男婴，她打电话给丈夫报喜，放下电话，她将儿子的照片寄给丈夫，但万万不会想到，丈夫此生都无缘见到他的亲生骨肉。

1947年5月16日，孟良崮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向张灵甫余部发起总攻，国民党“王牌”主力

整编74师被全歼，张灵甫殒命于山洞中。

张灵甫死去的消息，一直瞒着王玉龄。直到几个月后的一天，张将军生前部下的杨参谋才来到家中，跪倒在王玉龄面前，告知他丈夫阵亡的恶耗。此时王玉龄才刚刚十九岁。十九岁对今天的很多人来说，高中还没毕业，而王玉龄在这个年龄却要过着孤儿寡母的艰难生活。她同张灵甫的婚姻总共只有两年多一点，而实际相处的日子还不到一年。一夜夫妻百日恩。短短一年的夫妻生活成了王玉龄一生的宿命。从小到大，无论何时，王玉龄总像一朵花，明媚鲜艳，引人瞩目。这仿佛是她的命，躲不开，也躲不了。美丽的魅力给王玉龄带来了很多大好处和便利，同时也带来了麻烦和苦恼。尤其是她在丧夫之后，她的苦恼更是滚滚而来。爱花之心，人人有之；摘花之人，也非少数。这无主的花儿，更是让人垂涎欲滴，“寂寞开无主”，可在王玉龄的心中，她是有主的，她依旧思念的是张灵甫，张灵甫活在她的心中。王玉龄始终未再嫁。直到退休才随儿子回到中国。王玉龄用自己的努力证明，红颜不再是悲剧；即使碰上了悲剧，也要让红颜再现青春的美丽和人的魅力。1949年4月，王玉龄携老母、幼儿去了台湾。作为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的遗孀，按理应该得到国民政府的优待。但当时大家的日子都很苦，如果不去找老蒋，王玉龄按规定每个月只能领取抚恤遗属的几十斤米。冰清玉洁的王玉龄是开不了“金口玉言”的，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25岁时，张玉龄在她姨夫（台湾陆军总司令）孙立人的私人帮助下去了美国求学。1953年，考入美国纽约大学财会专业。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她上午做文秘工作，下午和晚上到大学听课。通过4年的苦读，王玉龄以品学兼优的成绩毕业了。其后，在罗斯福医院任会计2年，后在五星级饭店———朴拉沙饭店工作3年，最后在美国航空公司工作21年直到退休。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玉龄的思乡之情越发浓重。

1970年，王玉龄从美国回台湾探亲。张灵甫在的时候，七十四军的人都赞赏她；张灵甫不在了，该军的人更加尊重她。在欢迎她的宴会上，老兵们坐了满满二十桌，一个接一个的端着酒杯、流着眼泪向他敬频频她酒。

1973年秋，周恩来总理从海外华人口中得知王玉龄这些的情况后，立即通知有关人员向她发出邀请，希望她回来观光旅游，欢迎她叶落归根。同年9月，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她踏上了阔别25年的故土，在北京受到周总理的秘密接见。此后她每年都回国探亲访问，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自由地由美国来华的华人，仅有她和杨振宁教授。

2005年，由于儿子选择在中国上海经商，她也随之定居上海。王玉龄与张灵甫所生的惟一子女张道宇先生，现亦已年近花甲，浮沉商海多年。他在台湾创办了美菲企业有限公司和美陇企业有限公司，经营童装，生意兴隆。随儿子在上海定居后，王玉龄平时除读书或做其他消遣外，有时还协助儿子搞些商务，间或去西安等地看望张灵甫前妻的儿女。

2007年4月，王玉龄来到孟良崮，在丈夫殒命的山洞里，她放上了一束花环。当她得知丈夫的墓将被建在山洞上时，半开玩笑地提出：“也给我留一个位置。”

爱夫不变情，爱国不渝志。王玉龄的古典情怀和赤子之心，为美丽和红颜添上了一个完美的注脚。

第五篇：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和开展的宣传工作是抗战史和中共宣传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此一时期也是中共宣传理论和实践较为成熟的阶段，研究这一段历史，总结抗战时期中共宣传工作经验，对于今天进行国际政治斗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祖国统一及推进现代化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笔者拟对抗战时期中共的宣传工作略作探讨，以求方家指正。

一、抗日战争是“政治与军事搅在一起的战争”

战争不仅是物质力量的角逐，也是精神力量的较量，战时宣传工作对于巩固己方军心、民心，瓦解和摧毁敌国军队和人民的精神意志，加速其军事和政治失败，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没有它就不可能成为军队。在战时没有它就不能保证战斗的胜利”

[1]这里的政治工作无论就其内容还是从其形式来看，实际上主要就是宣传工作。对于抗日战争这样的实力悬殊旷日持久的战争来说，宣传工作尤其重要。

抗战前中日实力悬殊，无论是军事、国力还是心理，日本都强于中国，[2]同时，日本乃国力强盛，蓄谋已久。中国自近代以来屡受侵略，历经反抗，多遭失败，大敌压境，部分军民有畏战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帮助国民正确认识中日战争的性质、前途，瓦解敌军的军事政治攻势，坚定抗战信心，就成了抗战能否持久和胜利的一个心理前提。中共客观分析了双方形势，认为中国也有优势，那就是中国抗战是自卫战争，是本土作战，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日本劳师袭远，不得人心，必然引起中国民众群起反抗和国际正义人士指责。况且日本军队中大部分士兵和下级军官出身普通家庭，与狂热的法西斯分子不同，背井离乡、抛妻别子，思乡情绪甚浓，若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必使其意志消沉，逐渐觉醒乃至厌战反战。只要能争取民心，瓦解敌军的军心，就能扬长避短，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3] 时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也说，中日武装力量悬殊，“如果不注意最大限度运用自己的政治武器，想单纯地拿刀矛对抗敌人的飞机、坦克，没有不被消灭的。”[4]

二、方针和政策

抗战时期中共的宣传工作从大的方面讲，有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两个部分。宣传工作总的任务是巩固己方军心，分化瓦解敌军；但具体到不同的宣传对象和战争时段，其方针和政策又略有区别，试胪列之。

对内宣传是巩固军心民心，保持军队战斗能力的重要思想保证，正确认识战争的性质和前途是克敌制胜的心理基础。这方面，中共领导和开展的宣传工作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华北事变前，蒋介石消极抗日，大片国土沦丧，中共宣传工作方针主要是抗日反蒋。第二阶段，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矛盾迅速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共宣传方针是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民族抗战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民精神动员。第三阶段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到抗战胜利，中共主要进行了抗战性质、前途，树立国民信心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

除了面向全国，中共还对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等做了广泛的宣传思想工作。如整风运动，彻底打破了王明为代表的错误思想的束缚，使全党达成空前团结。在军队建设上，中共制定了政治思想工作的三大原则，即官兵一致原则、军民一致原则、优待俘虏原则。这些工作卓有成效，为中共的巩固发展和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共的对外宣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向国际宣传，揭露日本侵略暴行，增加国际同情与援助，瓦解法西斯侵略阵营，以达“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效；二是向日本民众宣传，促其觉醒，发起反战运动；三是向在华日军宣传，粉碎日本法西斯在军队中的欺骗宣传，促其认清形势，瓦解其士气，削弱其战斗力。

与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有所重合又须单独强调的是中共的对敌宣传。对敌宣传是指“对沦陷区的日伪军及伪组织、沦陷区人民的反战宣传”。[5]对敌宣传是中共对外宣传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

初级阶段。抗战初期，中共的宣传工作尚不成系统，组织机构还不健全，除地方党的宣传部门外，还在部队的政治机关中设立兼职对敌的民运指导部（团级设股）和“专负破坏日伪军、处置俘虏等工作之类”[6]的敌军工作部（股），连队设包括文字宣传队和喊话队的敌军工作组。当时，宣传机构和干部都是兼职的多，专职的少，宣传方式方法也较为单调，研究敌情方面的工作还没具体展开。客观上敌方劣势尚不明显，主观上宣传经验不足是这一时期宣传成绩不佳的重要原因，中共中央也承认：“必须认识过去三年在这方面的成绩是微弱的”[7]尽管如此，这个时期还是制订了一些基本正确的宣传政策，如毛泽东提出与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建立“反侵略统一战线”，再如中共的俘虏政策，“这是以事实向敌军宣传而又揭露敌军官对士兵欺骗的最好的办法。”[8]抗战初期，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优待日俘的六项命令；此后，中央军委、中央书记处，八路军、八路军总部又发出一系列指示和命令，重申了有关日俘政策，特别强调坚持正确的日俘政策对抗战胜利的意义。日本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八路军瓦解皇军的手段，最厉害的是优待和释放俘虏。”[9]

发展阶段。1940年10月，中宣部颁布了《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指出了党内“重组织轻宣传”的错误思想倾向，认为“党的宣传工作落后于革命的发展和党的组织发展”，强调“宣传部门是党在政治上、理论上和思想上领导战斗的机关，它同组织部门的工作有同样的重要性。”[10]此一时期，中共宣传工作有了重大进步，表现在建立健全了各级专职对敌宣传机构，充实和培训对敌宣传干部，县级以上各级党委的宣传部分设宣传科，“管理党外宣传，鼓动工作及研究敌、友宣传政策”[11]，各级党校和各根据地党组织也在有计划训练这方面的干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了推进整个南方工作和“延安推进整个北方工作”这两个对敌宣传中心。[12]

完善和高潮阶段。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对敌宣传工作，在组织、干部队伍建设和宣传内容与形式等各方面都达到了较为成熟完善的阶段。1944年6月后，随着局部反攻的扩大，中共对敌宣传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很多日籍干部也参与了宣传工作，“今后敌军工作，应该要通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原名反战同盟）及日人干部去进行（目前尚无日人干部及解放联盟组织的个别地区仍按原状进行敌军工作）。各级政治部的敌工部门，则集中力量进行伪军工作，对敌军工作，只居于方针的领导与协助解决实际困难的地位”。[13] 宣传重点也有变化，在争取瓦解敌方军心的同时，还要“争取日军”；在争取中下层官兵的同时，加强“争取伪军上级”[14]，出现了成批日伪军投诚反正现象。这一时期宣传内容更加生动具体，方式方法更为灵活机动，成效也更为显著。

在对敌宣传工作中，针对不同的宣传对象，中共宣传方针也有一定的差异。比如，对敌军的宣传工作，其方针即在于瓦解敌军，因为“我们的胜利，不单的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对伪军伪政权的宣传工作，其方针则是“启发其民族觉悟，争取他们同情抗日，直接或间接帮助抗日事业，以鼓励日寇，使其不能建立强有力的伪军和伪政权，并经过他们去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对于沦陷区同胞的宣传工作，则应“寄以无限的同情。并揭破敌伪的欺骗与麻痹的宣传，揭破敌伪所用的欺骗与屠杀的两面政策。以提高其民族觉悟，使其不忘正在战斗中的伟大的祖国”。[15]

三、内容与形式

在抗战的不同阶段，面对宣传的不同对象，宣传重点和宣传内容自应有别。

首先说对内宣传工作。华北事变后，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一致团结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把国民的抗日情绪推向高潮，引发了“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共

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推动实现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

抗战爆发后，国内不同程度存在两种论调即“亡国论”和“速胜论”，导致民心摇摆，事关革命成败。针对这些情况，朱德、洛甫、彭德怀、周恩来等先后撰文论述持久战问题。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有力地驳斥了两种错误论调，坚定和鼓舞了国民和军队的抗战信心。针对蒋介石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反共行径，中共强调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一方面告诫共产党员，“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16]，防止了党内存在的“左”和右的倾向，培养了党员的团结和统一意识；另一方面，中共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开展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宣传思想工作，击退了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

从对敌宣传工作来看，随着战事进展和党的宣传组织机构的完善和宣传工作经验的积累，宣传内容也逐渐向纵深和宽广拓展。比如抗战初期，中共对敌军实际情况研究不多，对敌宣传工作针对性不强，成效不大。比如过于高调、主观地提出过高的口号：对伪军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只打日寇，不打自治军保安队”，“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寇”的口号。对沦陷区人民提出：“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田赋、厘金”和“没收伪军和日帝资产”等经济口号。

[17]对日军则提出“动员一切力量使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仗，你们才能得到解放！”“‘回国去参加革命运动，才能得到解放！’这些口号为日军士兵所不易接受，要使日军打败仗的口号，更使他们发生反感。” [18]随战事推移，宣传内容逐渐丰富。《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就要求，对敌宣传除了前一时期宣传党的各方面方针政策外，还应有对敌对理论、政策和煽动的反驳和揭破两个不可偏废的方面。[19]到抗战后期，宣传内容不仅丰富，而且生动具体。反攻阶段来到后，延安每周二五两次用日语罗马字播送宣传内容，用浅显通俗的文字广泛深入宣传延安日人解放联盟所通过的斗争《纲领》和《日兵要求书》，扩大联盟影响；开始用日人共产主义团体的名义（如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等）进行共产主义和启发阶级觉悟的思想宣传；揭露日军暴行，印成大量宣传品散发。[20]

从宣传形式来看，中共根据日军心理特点、觉悟程度和宣传环境，因时、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运用宣传战法：将传统宣传方式与现代宣传技术相结合，灵活多变的宣传方法与富有感染力的宣传品内容相结合。从抗战整个过程来看，初期宣传形式或方法较为单调，后期则较为有效灵活，因篇幅所限，此不多赘，仅将对敌宣传的主要形式综述如下。

标语是对敌宣传的主要形式之一，是“最简易的宣传办法”[21]。它的优点是条件限制少，不易破坏，无孔不入，感染性强。其内容多为唤起日军士兵思乡思亲之情，鼓动日军官兵情感对立，制造日军悲观气氛，宣传我党的俘虏政策。

发送传单也是对敌宣传的重要形式。它文体活泼，形式多样，内容集中，没有固定时间和篇幅。诸如叙事、议论、诗歌、歌曲、散文和书信等都可制成传单。

其他文字宣传还有画报、快报等形式。

口头宣传主要有阵前政治讲话，唱思乡思亲或反战歌曲。战前讲话，可动摇日军作战意志；包围敌军，可讲我军的俘虏政策，敌军宿营时则高唱歌曲，增其厌战情绪。另还有赠送慰问袋、开办日语广播、发行反战日文报刊等形式，前文相关论述中已谈到，也不多说了。

四、经验和启示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中共宣传工作最大的经验就是实事求是、灵活机动；最大的特点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时因地制宜，善于抓住不利于敌人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把握宣传时机，集中宣传火力，加强宣传攻势。

具体而言，首先是在不同的战斗阶段，宣传政策和宣传重点因时而异；其次，深入细致研究

敌人的个性心理和群体心理及其国情，区分出不同的宣传对象和层次，因人而异地确定我们的宣传方针政策，战略策略、形式和内容等；第三，在宣传工作中注意方式方法，口头宣传与文字宣传、直接宣传与间接宣传穿插使用，多管齐下，形成宣传合力，取得良好成效。第四，在宣传工作中，中共始终依靠群众，形成运动，不仅群众参与到宣传工作中来，还将“敌人”引入宣传队伍。他们若受到中共各级各类形式的教育和培训，其对日宣传便有现身说法的效果。如当时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及其在各地的分校，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和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等进步的团体和组织，就培养了不少这样的“敌人”。抗战反攻阶段，很多宣传工作都是由日本人来担任的，在瓦解争取日军方面取得显著成效。[22]

实践证明，抗战时期中共宣传工作卓有成效，对持久抗战和最终胜利起到了单纯军事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这样说，宣传思想工作和军事抗战如舟之双桨，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其意义尚不止于此：它不仅是国民的一次精神动员，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一次重大改造，它唤醒了广大国民的民族自强团结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它不仅巩固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帮助奠定了中共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地位，而且为中共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赢得了民心；它不仅坚持和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而且为中共在复杂情势下开展宣传思想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加以总结。

[1] 八路军政治部：《战时政治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和各种情况下的政治工作》，转引自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室：《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第2卷，1981年，第1页。

[2] 可参阅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海军出版社，1988年5月。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第437页。

[4] 朱德：《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30页。

[5] 于景森：《抗战时期党的对敌宣传工作及其经验》，《党史博采》，1995年12期，第21页。

[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15页。

[7] 同上，第12册，第425页。

[8] 漆克昌：《抗日战争中的敌伪军工作》，《前线》15期，1941年5月，转引自《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第2卷，第313页。

[9] 甘泗淇：《一二0师抗战三年来的政治工作》，1940年9月25日，转引自于景森：《抗战时期党的对外宣传工作及其经验》，第21页。

[1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06-507页。

[11] 同上，第508页。

[12] 同上，第492页。

[1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37页。

[14] 同上，第620页。

[15] 宋平：《开展对敌伪的宣传战》，《群众》第7卷第6期，1942年3月30日，转引自《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第2集，第300-303页。

[16] 转引自王明钦、杨冰洁：《论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宣传的社会心理功能》，《史学月刊》，1995年6期，第75页。

[1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844、360页。

[18] 宋平：《开展对敌伪的宣传战》，《群众》第7卷第6期，1942年3月30日，转引自《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第2集，第301页。

[1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08页。

[20] 于景森：《抗战时期党的对敌宣传工作及其经验》，第22页。

[21] 漆克昌：《抗日战争中的敌伪军工作》，《前线》第15期，1941年5月，转引自《战时

政治工作经验选编》第2集，第313页。

[22] 《中国共产党宣传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6页，转引自于景森：《抗战时期党的对敌宣传工作及其经验》，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