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作用

第一篇：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作用

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作用

论文摘要：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始终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示先进性。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实现了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正确指导，其中第一共产党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第二共产党坚持和领导了敌后游击战争，第三共产党实现了对全民族抗战的政治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开辟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成为全民族持久抗战的中坚。中国共产党以自身的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拥护，成为领导民族解放和振兴的坚强核心。在艰苦的抗日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对鼓舞群众、凝聚人心、坚持抗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关键字：中流砥柱，正确路线，先进性，全面抗战，指导思想，先锋队，敌后战场

正文：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勇敢担当领导责任这场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广泛团结和动员全国各族各界同胞、各党派、各军队、团体及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同仇敌忾，奋起抗战，抵御外敌入侵，最终取得自鸦片战争以来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一次完全彻底胜利。这一胜利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把争取抗战胜利作为全党各项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思想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及其广泛宣传教育的结果。

首先，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始终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向选择正确。“九一八事变”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旗帜鲜明地阐明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立常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30日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4月15日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宣言》，20日又发出《为对日宣战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这些宣言、通电和文件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愿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华北事变。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2月，中共中央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同时，提醒全党“必须更深刻地了解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共产党要在中国革命中取得领导权”。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毛泽东针对新的形势鲜明地提出了“我们的领导责任”问题，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还把无产阶级能否担当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看成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且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险恶用心已经昭然若揭，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勇敢地表明了担当抗战领导责任的态度，并且在政治领导等方面开始实施，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第二，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实现了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正确指导。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守军进攻，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这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控制下的南京政府，对内对外是代表国家的。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和实现自己的领导责任，作出了艰辛的努力。

一是共产党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处理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捐弃前嫌，主动推动、促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倡导进行了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如何抗战问题上，国共两党存在根本的分歧。国民党坚持***，只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使抗日战争成为全民族参与的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针对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路线，我党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我党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的前提下，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我党实施全面抗战路线，就是在全面抗战中担当领导责任的重要体现。

二是共产党坚持和领导了敌后游击战争。1937年8月，党在洛川会议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确立了在抗战中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便独立自主地到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从此，以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逐渐被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主体的游击战所代替。国民党在抗战初期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但是，由于敌强我弱的总形势和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在防御阶段一年零三个月期间，国民党军队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一直退到四川，丧失了华北、华中和华南大片国土，断送了中国半壁河山。1938年10月，中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侵略军将主要力量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12月，以国民党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敌，充当了汉奸；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这样，抗击日军的主要责任便落到了共产党身上。

在战略相持阶段，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常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依托抗日民主根据地，抗击了二分之一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也渡过严重困难，进入再发展时期，华北和其后各个根据地开始对敌军发起攻势作战和局部反攻。到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19块，面积9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人；军队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后，在中国战场，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向同盟国的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在八年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在敌后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万余人。八路军、新四军伤亡60余万人，各抗日根据地群众伤亡600余万人。事实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要坚持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是团结抗战中的中流砥柱，是领导抗战取得胜利的决定力量。

三是共产党实现了对全民族抗战的政治思想指导。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是执政党，但它在这个时期通过在不同阶段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了对全民族抗战的政治思想指导。

“卢沟桥事变”后，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指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应坚持坚决抗战的方针，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争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的前途。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贯彻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指明了方向。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三个阶段，阐明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产生了重大影响。

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妥协、投降倾向增长。为争取一切力量团结抗战，克服分裂投降，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借纪念全国抗战两周年之机，发表对时局宣言，提出了“抗战、团结、进步”的三大方针，及时为全国的抗战指明了方向。

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开辟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成为全民族持久抗战的中坚。

全国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取得平型关等对日作战的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太原失守后，华北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基本结束。八路军深入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根据地，形成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抗日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与此同时，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也相继开辟了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向敌后的全面进军，实际上形成了独当一面的战略格局。

第四，中国共产党以自身的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拥护，成为领导民族解放和振兴的坚强核心。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民族利益的忠诚捍卫者，是民族解放的先锋。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党的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全国抗战爆发后，党又明确指出：现在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伍，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为完成抗日这一艰巨任务而苦战到底。在抗日战争中，广大共产党员牢记党的先锋队性质，始终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沿，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以自己的奋斗和牺牲，塑造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坚强维护者的光辉形象。

在艰苦的抗日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对鼓舞群众、凝聚人心、坚持抗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曾经明确要求：“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抗日战争中，广大共产党员按照党的要求，在各个方面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带动下，广大民众前赴后继地投身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的洪流，筑起了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铜墙铁壁。

在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伟大事业中，中国共产党承担着巨大的历史责任，这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党豪迈地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任务。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作用及关键时刻的作用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作为中华民族利益忠实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运动中的伟大作用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促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和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指明了抗战胜利的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是抗战的重要战场,对抗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参考文献：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国党史出版社，2002年

⑷李伯雍、廖开顺《中日战争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典型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典型宣传工作

抗战时期，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广大敌后军民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责任感，积极投身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及时发现和宣传为国家和民族舍生忘死，积极为国家和民族做出卓越贡献的重大典型成为宣传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广泛开展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活动，是我党在根据地和广大群众中进行思想教育、推动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对提高干部、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促进边区建设，树立良好社会风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抵御外侮的民族战争中，涌现了许多视死如归的抗日英雄，他们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如赵一曼、杨靖宇、左权、彭雪枫、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刘老庄八十二烈士、马本斋母子等，他们的事迹经我党宣传后家喻户晓，成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最可宝贵的财富。

一、开展典型宣传的基本做法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典型宣传的基本做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大力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事迹。1939年，毛 泽东、王稼祥、谭政、肖劲光在发给八路军、新四军各政治机关的电报中，专门指示要注意收集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民族英雄事迹。电文指出：“在抗战中，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与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各政治机关应注意收集这些英雄的事迹，除在各部队报纸上发表外，择其最重要者电告此间及广播。军政杂志今后专设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英雄一栏，望各级政治部供给材料。”罗瑞卿在总结战时政治工作时也指出：每场战斗结束后，都会收集到一些可歌可泣足以动人的英勇事迹，部队政治机关应当指定专人把在战斗中产生的英雄的事迹在报纸上加以宣传报道。1943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纪念抗战六周年宣传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各级宣传部要宣传敌后坚持抗战的英勇壮烈，并说明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的原因。该指示还点名要求周恩来、林彪、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要亲自写文章。

为了弘扬抗日英雄的抗战精神，八路军总政治部等编印了《八路军的英雄和模范》、《留守兵团的英雄和模范》、《战斗在晋西北的英雄们》、《战斗在冀中平原的英雄们》。新四军政治部等编印了《本军抗战殉国将校题名录》、《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

2、大力宣传平民英雄。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轮。除对八路军、新四军中的英雄模范进行大力宣传外，中国共产党还特别注意对平民英雄的宣传，如民兵英雄爆炸大王李勇、神枪手李殿冰等，少年英雄王璞、温三郁等，人民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李杏阁等。

3、宣传国民党爱国官兵的抗日壮举。全国抗战爆发后，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各爱国军队和各族人民，积极奔赴抗日前线。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祺、李桂丹、黄梅兴、姚子青等爱国官兵为国英勇捐躯的感人事迹，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他们成为中国人民“崇高伟大的模范。”毛泽东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他们致敬，学习他们勇于为国捐躯的革命精神。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一部分人对抗战前途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我党指示要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的民族革命典型，向国内外广为传播，说明中国人民完全可以经过持久作战，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但要大力颂扬敌后军民抗战的英雄事迹，也要注意宣传国民党爱国官兵的抗日壮举。

4、宣传大生产运动中的典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和国民党的双重封锁，根据地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中共中央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为了推动大生产运动在 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开展，中国共产党积极宣传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典型。（1）、在部队中树立和宣传359旅先进典型。八路军第359旅响应大生产的号召，开赴陕北南泥湾，将荒草遍地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为了进一步激发敌后军民生产自救的热情，党中央及时树立了359旅这一先进典型，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毛泽东、朱德等亲自赴南泥湾视察，各根据地军民以极大的鼓舞。1942年12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此后各抗日部队迅速掀起了向359旅看齐的热潮，推动了部队大生产运动的开展。（2）在农业战线上推出了典型吴满有，开展了学习吴满有运动。吴满有是延安柳林二乡农民，他连年开荒，改良农作，丰收致富，带头交公粮。自己是抗属，不但不要优待，而且担任优抗主任，优待别的抗属。1942年4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的社论。随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特别通令各分区专员，县长，要他们“广为宣传，号召每个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向吴满有看齐”，“组织开荒突击，生产竞赛，更进一步提高人民生产热情，产生更多的吴满有”。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再次发表《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指出吴满有是“我们今天发展生产运动中最好的榜样”，号召全边区的农民们，努力学习吴满有，展开伟大的吴满有运动。（3）在工业战线上，推出了典型赵 占魁。赵占魁是农具厂翻砂工人，是一个有很好技术的老工匠。他积极工作，兢兢业业，始终如一，爱护工厂，严守纪律，爱护工具，节约原料，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努力学习，帮助别人，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1942年9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边区总工会也发出通知，号召边区工人向赵占魁学习。（4）、开展典型之间的相互学习和积极争当典型的劳动竞赛活动。1943年2月20日，安塞县劳动英雄杨朝臣写信给劳动英雄吴满有提出开展劳动竞赛。《解放日报》及时对此事进行了宣传报道。朱德、贺龙同志读到这条消息后立即电令边区所有部队积极响应吴满有生产大竞赛的号召。中共中央西北局也向各地党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委切实推广和领导这一生产大竞赛。接着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联名发出指示，要求各分区、县、市将生产竞赛运动推广到群众中去。于是，一个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之间、村与村之间、军民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的生产竞赛和劳动互助运动，伴随着“向劳动英雄看齐”的宣传歌声迅速在边区的每一个地方、每个角落开展起来。

5、召开英雄表彰大会。举行先进典型表彰大会。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在延安举行了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在劳动大会上有185名农业、工业，机关、部队、合作社的劳动英雄出席，劳动英雄受到了尊敬和奖励。大会还 通过《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1944年12月22日至1945年1月14日，延安又举行了有476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出席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这些英雄都是在人民大众中有威望、有信仰、为人民大众所公认的英雄与模范人物。通过劳动英雄表彰大会，有力地推动了全边区生产运动向纵深发展。

6、积极开展典型人物的事迹报道。为了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积极营造学英雄、当英雄的浓厚舆论氛围，各级宣传战线的同志们及时把本地区、本部门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在铅印或油印报上、黑板报上、墙报上宣传，或谱写成歌曲，或编写成话剧演出。通过典型宣传，在边区掀起了学先进、赶先进的热潮。

7、重点开展向张思德、白求恩的学习活动。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亲自倡导下，广泛而持久地学习张思德、白求恩的活动。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作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对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一个普通战士之所以引起领袖的如此关注，是因为在张思德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44年9月21日，《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以新闻稿的形式在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上发表，1945年4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被鲜明地概括为我党我军的根本宗旨，并写进“七大”报告。几十年间，“为人民服务”这一光辉的口号同张思德的名字一起响彻了中华大地。诺尔曼〃白求恩，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评价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赞扬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和人民极端热忱的崇高精神，成为中国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学习的榜样。

对于抗日英雄的宣传报道，我党强调不但要让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知悉，而且要“经过延安和大后方的办事处，报导到全国和国际方面去。”抗战时期，我党对广大抗日英雄的宣传报道达到了“励气节，垂示范”的作用，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抗战意志和斗争精神，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们以抗日英雄为榜样，投身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

开展典型宣传的主要经验

强调大力进行正面宣传。朱德指出：“在我们革命的军队中，人人都有蓬勃的上进心，领导者的责任就在于发扬与引导这种上进心，使其为革命战争而戮力同心。这就决定了我们部队的教育方法，重要的是拿出好的榜样教育与激励群众，而不是消极的申斥或近于恫吓的责备。” 鼓励开展英雄主义竞赛运动。抗日战争期间，朱德鼓励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普遍开展战斗、生产和群众工作中的英雄主义运动，在战斗员之间，指挥员之间，各种人员之间，在各个部门、各单位之间，发动战斗、生产与群众工作中的英雄主义竞赛，形成一种热火朝天的伟大运动，创造出更多的部队英雄和英雄事迹”。

对推出的英雄和典型要勤加教育。对于已经树立的典型，被大家尊敬是应该的，但容易滋生骄傲自满的思想，因此对“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力戒骄傲，方能培养成为永久模范人物。”否则，便得不到群众的认可和拥护，如晋察冀根据地一级英雄李勇因骄傲自满，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英模大会的代表选举中被群众淘汰，未能参加英模代表大会就是深刻的一例。1944年12月，毛泽东针对各抗日根据地准备出席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英模大会的代表选举中，晋察冀根据地一级英雄李勇因骄傲而落选一事，致信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代理书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代理政治委员程子华指出：“关于李勇的落选，你们的处理是对的。值得注意者，是李勇的骄傲，主要的由于我们未能向他多作教育，使他不要骄傲。李勇这类现象，陕甘宁边区也发生了，各地还会发生，其责任主要地不是在他们本人，而是在于领导他们的人。嗣后凡当选的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力戒骄傲，方能培养成为永久模范人物。如果只有赞扬，没有教育，骄傲落选，将是必然现象，此点请加注意。”

开展典型宣传比开展平均主义宣传更加有效。整风运动期间,我党十分重视典型的示范作用。谭政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在一定的斗争目标下，对于联系具体的人一点来说，也只应该选择典型，不应该采取平均主义。这种典型的批评方法与典型的教育方法，是最有力量最有教育意义的正确的方法；平均主义的批评方法和教育方法，则是最没有力量、最没有教育意义的错误方法。”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大浪淘沙，善于发现和及时推出典型，以典型的作用来激发大家的抗日积极性和战胜经济困难的勇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朱德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英雄主义》一文中指出：“以群众所最熟悉的和最钦佩的群众英雄及其业绩来教育群众，以群众英雄的活榜样号召大家前进，这就打破了教条主义的空谈，使教育产生出力量。通过典型的激励和启发，广大干部群众中间蕴藏的正气、热忱、创造性、积极性，“就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就会变成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毛泽东也指出：“用群众民选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这种制度，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农业及工业的生产力，提高政府机关及一切其他机关的工作能力，数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有效果的，各地 应该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抗战时期开展的典型宣传工作，一切以取得抗战胜利为总目标，在激励广大军民的抗战斗志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篇：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和开展的宣传工作是抗战史和中共宣传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此一时期也是中共宣传理论和实践较为成熟的阶段，研究这一段历史，总结抗战时期中共宣传工作经验，对于今天进行国际政治斗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祖国统一及推进现代化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笔者拟对抗战时期中共的宣传工作略作探讨，以求方家指正。

一、抗日战争是“政治与军事搅在一起的战争”

战争不仅是物质力量的角逐，也是精神力量的较量，战时宣传工作对于巩固己方军心、民心，瓦解和摧毁敌国军队和人民的精神意志，加速其军事和政治失败，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没有它就不可能成为军队。在战时没有它就不能保证战斗的胜利”

[1]这里的政治工作无论就其内容还是从其形式来看，实际上主要就是宣传工作。对于抗日战争这样的实力悬殊旷日持久的战争来说，宣传工作尤其重要。

抗战前中日实力悬殊，无论是军事、国力还是心理，日本都强于中国，[2]同时，日本乃国力强盛，蓄谋已久。中国自近代以来屡受侵略，历经反抗，多遭失败，大敌压境，部分军民有畏战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帮助国民正确认识中日战争的性质、前途，瓦解敌军的军事政治攻势，坚定抗战信心，就成了抗战能否持久和胜利的一个心理前提。中共客观分析了双方形势，认为中国也有优势，那就是中国抗战是自卫战争，是本土作战，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日本劳师袭远，不得人心，必然引起中国民众群起反抗和国际正义人士指责。况且日本军队中大部分士兵和下级军官出身普通家庭，与狂热的法西斯分子不同，背井离乡、抛妻别子，思乡情绪甚浓，若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必使其意志消沉，逐渐觉醒乃至厌战反战。只要能争取民心，瓦解敌军的军心，就能扬长避短，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3] 时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也说，中日武装力量悬殊，“如果不注意最大限度运用自己的政治武器，想单纯地拿刀矛对抗敌人的飞机、坦克，没有不被消灭的。”[4]

二、方针和政策

抗战时期中共的宣传工作从大的方面讲，有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两个部分。宣传工作总的任务是巩固己方军心，分化瓦解敌军；但具体到不同的宣传对象和战争时段，其方针和政策又略有区别，试胪列之。

对内宣传是巩固军心民心，保持军队战斗能力的重要思想保证，正确认识战争的性质和前途是克敌制胜的心理基础。这方面，中共领导和开展的宣传工作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华北事变前，蒋介石消极抗日，大片国土沦丧，中共宣传工作方针主要是抗日反蒋。第二阶段，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矛盾迅速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共宣传方针是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民族抗战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民精神动员。第三阶段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到抗战胜利，中共主要进行了抗战性质、前途，树立国民信心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

除了面向全国，中共还对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等做了广泛的宣传思想工作。如整风运动，彻底打破了王明为代表的错误思想的束缚，使全党达成空前团结。在军队建设上，中共制定了政治思想工作的三大原则，即官兵一致原则、军民一致原则、优待俘虏原则。这些工作卓有成效，为中共的巩固发展和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共的对外宣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向国际宣传，揭露日本侵略暴行，增加国际同情与援助，瓦解法西斯侵略阵营，以达“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效；二是向日本民众宣传，促其觉醒，发起反战运动；三是向在华日军宣传，粉碎日本法西斯在军队中的欺骗宣传，促其认清形势，瓦解其士气，削弱其战斗力。

与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有所重合又须单独强调的是中共的对敌宣传。对敌宣传是指“对沦陷区的日伪军及伪组织、沦陷区人民的反战宣传”。[5]对敌宣传是中共对外宣传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

初级阶段。抗战初期，中共的宣传工作尚不成系统，组织机构还不健全，除地方党的宣传部门外，还在部队的政治机关中设立兼职对敌的民运指导部（团级设股）和“专负破坏日伪军、处置俘虏等工作之类”[6]的敌军工作部（股），连队设包括文字宣传队和喊话队的敌军工作组。当时，宣传机构和干部都是兼职的多，专职的少，宣传方式方法也较为单调，研究敌情方面的工作还没具体展开。客观上敌方劣势尚不明显，主观上宣传经验不足是这一时期宣传成绩不佳的重要原因，中共中央也承认：“必须认识过去三年在这方面的成绩是微弱的”[7]尽管如此，这个时期还是制订了一些基本正确的宣传政策，如毛泽东提出与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建立“反侵略统一战线”，再如中共的俘虏政策，“这是以事实向敌军宣传而又揭露敌军官对士兵欺骗的最好的办法。”[8]抗战初期，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优待日俘的六项命令；此后，中央军委、中央书记处，八路军、八路军总部又发出一系列指示和命令，重申了有关日俘政策，特别强调坚持正确的日俘政策对抗战胜利的意义。日本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八路军瓦解皇军的手段，最厉害的是优待和释放俘虏。”[9]

发展阶段。1940年10月，中宣部颁布了《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指出了党内“重组织轻宣传”的错误思想倾向，认为“党的宣传工作落后于革命的发展和党的组织发展”，强调“宣传部门是党在政治上、理论上和思想上领导战斗的机关，它同组织部门的工作有同样的重要性。”[10]此一时期，中共宣传工作有了重大进步，表现在建立健全了各级专职对敌宣传机构，充实和培训对敌宣传干部，县级以上各级党委的宣传部分设宣传科，“管理党外宣传，鼓动工作及研究敌、友宣传政策”[11]，各级党校和各根据地党组织也在有计划训练这方面的干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了推进整个南方工作和“延安推进整个北方工作”这两个对敌宣传中心。[12]

完善和高潮阶段。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对敌宣传工作，在组织、干部队伍建设和宣传内容与形式等各方面都达到了较为成熟完善的阶段。1944年6月后，随着局部反攻的扩大，中共对敌宣传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很多日籍干部也参与了宣传工作，“今后敌军工作，应该要通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原名反战同盟）及日人干部去进行（目前尚无日人干部及解放联盟组织的个别地区仍按原状进行敌军工作）。各级政治部的敌工部门，则集中力量进行伪军工作，对敌军工作，只居于方针的领导与协助解决实际困难的地位”。[13] 宣传重点也有变化，在争取瓦解敌方军心的同时，还要“争取日军”；在争取中下层官兵的同时，加强“争取伪军上级”[14]，出现了成批日伪军投诚反正现象。这一时期宣传内容更加生动具体，方式方法更为灵活机动，成效也更为显著。

在对敌宣传工作中，针对不同的宣传对象，中共宣传方针也有一定的差异。比如，对敌军的宣传工作，其方针即在于瓦解敌军，因为“我们的胜利，不单的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对伪军伪政权的宣传工作，其方针则是“启发其民族觉悟，争取他们同情抗日，直接或间接帮助抗日事业，以鼓励日寇，使其不能建立强有力的伪军和伪政权，并经过他们去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对于沦陷区同胞的宣传工作，则应“寄以无限的同情。并揭破敌伪的欺骗与麻痹的宣传，揭破敌伪所用的欺骗与屠杀的两面政策。以提高其民族觉悟，使其不忘正在战斗中的伟大的祖国”。[15]

三、内容与形式

在抗战的不同阶段，面对宣传的不同对象，宣传重点和宣传内容自应有别。

首先说对内宣传工作。华北事变后，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一致团结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把国民的抗日情绪推向高潮，引发了“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共

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推动实现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

抗战爆发后，国内不同程度存在两种论调即“亡国论”和“速胜论”，导致民心摇摆，事关革命成败。针对这些情况，朱德、洛甫、彭德怀、周恩来等先后撰文论述持久战问题。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有力地驳斥了两种错误论调，坚定和鼓舞了国民和军队的抗战信心。针对蒋介石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反共行径，中共强调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一方面告诫共产党员，“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16]，防止了党内存在的“左”和右的倾向，培养了党员的团结和统一意识；另一方面，中共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开展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宣传思想工作，击退了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

从对敌宣传工作来看，随着战事进展和党的宣传组织机构的完善和宣传工作经验的积累，宣传内容也逐渐向纵深和宽广拓展。比如抗战初期，中共对敌军实际情况研究不多，对敌宣传工作针对性不强，成效不大。比如过于高调、主观地提出过高的口号：对伪军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只打日寇，不打自治军保安队”，“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寇”的口号。对沦陷区人民提出：“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田赋、厘金”和“没收伪军和日帝资产”等经济口号。

[17]对日军则提出“动员一切力量使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仗，你们才能得到解放！”“‘回国去参加革命运动，才能得到解放！’这些口号为日军士兵所不易接受，要使日军打败仗的口号，更使他们发生反感。” [18]随战事推移，宣传内容逐渐丰富。《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就要求，对敌宣传除了前一时期宣传党的各方面方针政策外，还应有对敌对理论、政策和煽动的反驳和揭破两个不可偏废的方面。[19]到抗战后期，宣传内容不仅丰富，而且生动具体。反攻阶段来到后，延安每周二五两次用日语罗马字播送宣传内容，用浅显通俗的文字广泛深入宣传延安日人解放联盟所通过的斗争《纲领》和《日兵要求书》，扩大联盟影响；开始用日人共产主义团体的名义（如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等）进行共产主义和启发阶级觉悟的思想宣传；揭露日军暴行，印成大量宣传品散发。[20]

从宣传形式来看，中共根据日军心理特点、觉悟程度和宣传环境，因时、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运用宣传战法：将传统宣传方式与现代宣传技术相结合，灵活多变的宣传方法与富有感染力的宣传品内容相结合。从抗战整个过程来看，初期宣传形式或方法较为单调，后期则较为有效灵活，因篇幅所限，此不多赘，仅将对敌宣传的主要形式综述如下。

标语是对敌宣传的主要形式之一，是“最简易的宣传办法”[21]。它的优点是条件限制少，不易破坏，无孔不入，感染性强。其内容多为唤起日军士兵思乡思亲之情，鼓动日军官兵情感对立，制造日军悲观气氛，宣传我党的俘虏政策。

发送传单也是对敌宣传的重要形式。它文体活泼，形式多样，内容集中，没有固定时间和篇幅。诸如叙事、议论、诗歌、歌曲、散文和书信等都可制成传单。

其他文字宣传还有画报、快报等形式。

口头宣传主要有阵前政治讲话，唱思乡思亲或反战歌曲。战前讲话，可动摇日军作战意志；包围敌军，可讲我军的俘虏政策，敌军宿营时则高唱歌曲，增其厌战情绪。另还有赠送慰问袋、开办日语广播、发行反战日文报刊等形式，前文相关论述中已谈到，也不多说了。

四、经验和启示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中共宣传工作最大的经验就是实事求是、灵活机动；最大的特点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时因地制宜，善于抓住不利于敌人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把握宣传时机，集中宣传火力，加强宣传攻势。

具体而言，首先是在不同的战斗阶段，宣传政策和宣传重点因时而异；其次，深入细致研究

敌人的个性心理和群体心理及其国情，区分出不同的宣传对象和层次，因人而异地确定我们的宣传方针政策，战略策略、形式和内容等；第三，在宣传工作中注意方式方法，口头宣传与文字宣传、直接宣传与间接宣传穿插使用，多管齐下，形成宣传合力，取得良好成效。第四，在宣传工作中，中共始终依靠群众，形成运动，不仅群众参与到宣传工作中来，还将“敌人”引入宣传队伍。他们若受到中共各级各类形式的教育和培训，其对日宣传便有现身说法的效果。如当时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及其在各地的分校，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和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等进步的团体和组织，就培养了不少这样的“敌人”。抗战反攻阶段，很多宣传工作都是由日本人来担任的，在瓦解争取日军方面取得显著成效。[22]

实践证明，抗战时期中共宣传工作卓有成效，对持久抗战和最终胜利起到了单纯军事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这样说，宣传思想工作和军事抗战如舟之双桨，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其意义尚不止于此：它不仅是国民的一次精神动员，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一次重大改造，它唤醒了广大国民的民族自强团结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它不仅巩固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帮助奠定了中共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地位，而且为中共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赢得了民心；它不仅坚持和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而且为中共在复杂情势下开展宣传思想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加以总结。

[1] 八路军政治部：《战时政治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和各种情况下的政治工作》，转引自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室：《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第2卷，1981年，第1页。

[2] 可参阅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海军出版社，1988年5月。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第437页。

[4] 朱德：《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30页。

[5] 于景森：《抗战时期党的对敌宣传工作及其经验》，《党史博采》，1995年12期，第21页。

[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15页。

[7] 同上，第12册，第425页。

[8] 漆克昌：《抗日战争中的敌伪军工作》，《前线》15期，1941年5月，转引自《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第2卷，第313页。

[9] 甘泗淇：《一二0师抗战三年来的政治工作》，1940年9月25日，转引自于景森：《抗战时期党的对外宣传工作及其经验》，第21页。

[1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06-507页。

[11] 同上，第508页。

[12] 同上，第492页。

[1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37页。

[14] 同上，第620页。

[15] 宋平：《开展对敌伪的宣传战》，《群众》第7卷第6期，1942年3月30日，转引自《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第2集，第300-303页。

[16] 转引自王明钦、杨冰洁：《论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宣传的社会心理功能》，《史学月刊》，1995年6期，第75页。

[1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844、360页。

[18] 宋平：《开展对敌伪的宣传战》，《群众》第7卷第6期，1942年3月30日，转引自《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第2集，第301页。

[1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08页。

[20] 于景森：《抗战时期党的对敌宣传工作及其经验》，第22页。

[21] 漆克昌：《抗日战争中的敌伪军工作》，《前线》第15期，1941年5月，转引自《战时

政治工作经验选编》第2集，第313页。

[22] 《中国共产党宣传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6页，转引自于景森：《抗战时期党的对敌宣传工作及其经验》，第23页。

第四篇：光辉典范——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展观后感

光辉典范——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展观后感 4月13日，我们到丰台区宛平城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光辉典范——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展》的主题展览。接受了一次生动而深刻的廉政教育。

馆内一幅幅照片、一件件文物和一处处复原景观重重地撞入了我们的内心，丰富的史料真实再现了中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的光辉历程与艰苦卓绝的抗战之路，这些都使我受益匪浅。

主题展厅内抗战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划分为廉洁从政、以教倡廉、从严治党、民主典范、为民减负、整顿三风、率先垂范、中外心声等八个专题，全面、深刻、系统地展现了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军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进程中，锻造出了一个艰苦奋斗、克己奉公、勤政廉洁的党的光辉形象，建立了名副其实的廉洁政府，形成了一系列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养了一大批忠心耿耿、为党为民、廉洁奉公的干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边区政府进行的党风廉政建设，是在获得局部执政地位的情况下，对如何防止腐化变质、纯洁共产党人思想问题上的一次宝贵探索。展览以编年和专题相结合，展示了抗战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形成 的历史渊源。展览展示了抗日战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法规法制建立健全的过程，并通过一些历史典故和具体的历史事件，讲述老一代革命领导人的廉政故事，让大家了解当时最高领导人怎么来廉洁自律。

在展览中可以看到，为了防止和惩治革命队伍中的腐败犯罪分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敌后根据地政权建立健全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法规。发布于1937年8月25日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此次参观结束让我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廉洁勤政、以身作则，抗战时期广大党员干部的艰苦奋斗、清廉为民，值得我们永远敬仰和学习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学习革命前辈勤政廉政、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怀和优良作风，在工作中尽职尽责，做到廉洁自律。为企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五篇：蒋介石在抗战时期部分讲话

蒋介石在抗战时期部分讲话

1937年7月8日

日记里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1937年7月18日

当日本发表出兵华北的声明后，蒋即致电宋说；“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做不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1937年7月17日庐山讲话

以前的对外方针是：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卢沟桥事件成为“最后关头”，在不能忍耐。“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迫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对于解决卢沟桥事件的中国立场，蒋有四点：（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

（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

1937年7月31日，蒋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是为的要安定团结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