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抗战时期地区钢铁工业论文
一、稀缺的工厂基址与局促的生产空间
钢铁工厂要求生产空间具有起码的整体性与连贯性，这不仅关乎到工厂的建设成本，对日后厂区管控也有长效影响。地势的局促加之征地困难，使得内迁钢铁工厂所得生产空间条件差强人意。以钢迁会为例，该厂是抗战时期重庆最大规模钢铁企业，在筹建之初“由于器材运输困难，重庆附近沿长江两岸又缺乏平地，反复研究，最后由杨继曾主任委员决定就在大渡口地区建厂。”瑏灛嵈诱体地貌来看，该厂选址具有较大的局限性，“现择厂境内，丘陵起伏、溪涧横陈。”（如图２）所划定的厂区内，“其一部分虽似相当平坦，然前后高低相差亦有１５公尺以上”，“地基比较狭小，而且高低不平相差１—２米，必须搬山填沟。”瑏灛帲除地势不平外，临江区域多为硬质土，给施工造成难度。“浮土不及１公尺，以下都为石质，建厂时之土方石方工程，颇为艰巨，需时既久耗费亦多。”瑏瑥炌样受到厂区基址影响的还有供水问题，传统观念认为临江工厂都具有取水方便的条件，但就具体情形而论，江畔地势和水位变化对于工厂取水又有直接的影响。钢迁会厂区整体“大抵地势高出洪水位约１０公尺以上，可无淹没之虞”瑏瑦灒加之“重庆附近在洪水枯水时期之水位相差在３０公尺以上，故取水设备须将水泵装于斜坡车架或囤船上，视水位之高低而移动之。”“此外又须于高处建筑蓄水池，以保给水之不断。凡此种种，设备既繁，需费颇多。”瑏瑧炛厍烨域内长江以南的阶地多背山面水，“厂境后为崇高山地，雨水宣泄，向赖厂内溪涧。”为保障排水顺畅，“厂境周围另行开挖明沟。务期暴雨来时，厂地无泛滥之虞。”瑏灛
二、恶劣的运输环境与低下的运输效用
工业运输的概念异同于一般交通运输，在考量其线路延伸和运输方式的同时，还应关注运输的实际效用。在１９３５年参谋团入川以来，西南地区的交通状况已有所好转，线路延伸较为广泛，辐射区域不断拓展。但从工业运输的角度加以考量，在战争的语境下，运输状况很难对重庆范围内的钢铁企业构成有效支持，从当时钢铁行业所主要凭靠的水陆联运、陆路运输和水路运输三种方式来看，周转线路过长，运力欠缺和路况恶劣的情况均普遍存在。从水陆联运线来看，重庆为川湘、川陕线水陆联运之节点，其中川湘线地处川东平行岭谷构造地带，整条线路被分为数段，“川湘线全程一千六百公里，其中衡阳至常德三百公里及涪陵至重庆一百五十公里可以利用轮船，龙潭至龚滩一百二十五公里，为人力挑运，其余均可采用木船运输。”瑏灛撈渲衼冈瞬糠钟任艰难，且运量有限，“伕运部分现有伕役数千人，每日运量不过数百吨，所以有时不能不利用一部分汽车运输（自龙潭经行黔江至彭水）后再利用乌江水运，约三百零五公里，此路陡坡急灣（弯），不易通行板车，唯有充分装置木炭汽车，以补伕运之不足。”瑐瑠灦木船不仅运量不敷，且航运条件恶劣，“一为各江水位气候变化不测，为航行安全，必须随时等候适当水位，然后顺槽放水过滩堤，较不致有虞。
一为纤伕之缺，因川湘原属古道，自长江开放后，即废弃不用已数十年于兹，以致各江纤道已多毁败，必不熟练纤夫，积有多年经验者，方能胜任。”瑐瑡灳驮肆慷言，“彭水至涪陵，现以纤夫七千名即每月可维持数百吨运量”瑐瑢灒如此辗转且艰难的运输线路，所能转运的货物数量十分有限。从陆路运输线路来看，公路运输在重庆钢铁工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十分微弱，战前修通的川黔线“自成都经简阳、资阳、资中、内江、隆昌、荣昌、永川、璧山，至重庆渡河，再经綦江，而达贵州之松坎，全线共长六百四十余公里。”瑐瑣灳驮耸湫率来考量，该线路“以价值而论，表面似甚经济，然考其实质路面多系土泥，桥梁涵洞多不完备，一经淫雨则满道泥泞，陷车滑车，累见不鲜。”瑐灛幵谔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兵锋席卷缅越，中国的有效外援几乎断绝，公路运输所需的汽油越发金贵。“战时车辆减少，军运较忙，故需时较长。”瑐瑥炞试次员会所属电化炼铁厂配有卡车４８辆，而在车运方面“因滇缅路封锁，器材进口不多，加之油料困难，故行车较少。”瑐瑦炍挥诮北石门坎一带的资和钢冶炼公司，资源委员会加入投资后，改为公私合营的资和钢铁冶炼公司。该厂使用涪陵赤铁矿与贵州锰矿为原料炼成含锰８０％以上的锰铁，当时锰矿的运输主要需依靠公路，就运输的实际效费分析，在资和公司《开采贵州遵义锰矿计划》的文件中称“运输路线由硐上至团溪２０公里，用人力挑运，每担约２０元。惟因人力稀少，大量运输甚是困难，团溪至遵义４５公里，虽已通公路，但因货物较少，觅车不易，现有牛车可雇，每担４０元—５０元，每吨合８００元—１000元，但速率甚低。”瑐灛懙笔弊屎统У拿烫年产量在７３６０吨左右，以１９４３年市价判断锰铁每吨售价为１２０００元左右，锰矿运费所占成本接近５０％，效费比之低，成本之高昂，不言自明。
瑐灛捲诳拐绞逼冢工业基础设施滞后的条件下，钢铁工厂多需仰仗水运。从工厂的分布来看，沿河设厂的钢铁企业占到近９０％，结合原料产地的分布特征，各厂对嘉陵江航道渝碚段、綦江航道和长江航道渝涪段的使用频率都很高。但就航道的实际情况来看，通航条件不容乐观。嘉陵江航道中由重庆北上至广元一线，“全程七百四十公里，……，全线滩险林立，约二百数十处。”瑐瑩炋乇鹗侨肭镏后，“嘉陵江水位低落，运输不便。”瑑瑠烎虢航道的使用效率直接关乎綦江铁矿和南桐煤矿能否被重庆周边工厂有效利用，然而当时“铁矿及一部分用煤之运输须凭借綦江河及支流殊多困难，现维由导淮委员会计划，改良航道，但船只多而载量小，水运问题仍不得谓之根本解决。”瑑瑡炞试次员会所建重庆炼铜厂，建址于重庆化龙桥，所需物资大部由该厂木船“分驶三溪蒲河线，三溪赶水线，白石塘赶水线及三溪重庆线装运本厂所需要一切原材。”瑑瑢灦当时“白石塘至赶水一段水浅滩多，普通船只不能行驶，只可用软板船，枯水时期仅载数百公斤，赶水以下水流较深，然滩礁极多，其间虽建有闸坝２座，但仍有著名之险滩数处，船夫均视为畏途，船只载量亦只有２—５吨。枯水则运量甚微，洪水则汹涌，甚至闸坝满溢，船只完全停航，此该线运输之特殊困难也。蒲河至三溪，水程较近，其间建有闸坝３座，水流较为平稳然亦有险滩一处，若旬日不雨，则船只停航，交通梗阻，船只载量５—１５吨。重庆至三溪涌逆流而上，路途较远，航行期约１５日，顺流只五日可达，船只载５—１５吨。源（沅）陵至三溪，该线物料经常由源（沅）陵船运重庆转运三溪需时３月有余。里程既长时间亦久，经过崇山峻岭荒僻之区，无论船运背运，均感困难。”瑑灛嵈庸ひ翟耸涞男率来看，耗时较长的水运本以运量见长，而在恶劣的航运条件下，非但耗时愈长且运量亦为一大瓶颈，非但不为在渝工厂的区位优势，反为其硬伤。
三、高昂的开采成本与粗放的矿料应用
重庆周边丰富的矿藏一直被认为是抗战时期该地发展钢铁工业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但矿藏的分布仅代表其具有开发潜力，实际开发则要从工业发展的经济角度加以再考量，矿料的开采与矿藏品质是其间较为重要的因素，它直接决定开采是否具有经济价值，在钢铁工业链条的循环过程中能否起到促进作用。就矿料的开采来看，重庆周边的方山丘陵地貌对于开矿并不理想，以重庆周边规模最大的綦江铁矿开发为例，当时綦江矿厂主要有土台、麻柳滩、大罗坝、白石塘、苏家井五处，其中土台矿区产矿额占綦江产铁４５％。但就开采条件而言，该区不甚理想，在开采地域内的老君阁、石岗坝一带，“俟坑深路远，水大难泄，不易开采”，瑑瑤炍髂细鞫础翱釉端大，开办困难”。瑑瑥炚个矿区受到地势限制，给生产带来颇多不便，童书德在《綦江铁矿事业概况》中称“惟土台位在高山，限于天然障碍，运输工作极感困难。由田坝至小鱼沱，共有坡道五处，各置绞车１座，敷设双轨。安置钢丝绳，重车下行将空车带上。惟１２华里之坡道，连接三层，凡２０００米，至为险峻。每坡设开车工人１人、会车工人３至４人不等。
兹为大量超运起见，则非将各种设备改善不为功，最近已在计划中。至白石潭运输，以山路崎岖，人工背运，运量颇少，另辟新道，亦在考虑。”瑑瑦灹醺赵凇督ㄉ璐蠖煽诟痔厂》的回忆录中也指出，綦江铁矿开采困难，多为鸡窝形矿，矿区多山，成品运出多有不便。瑑瑧灴采难度直接影响到各矿的产出，提升了矿山成本，使其开采和运转所具有的市场价值大打折扣。就矿料的品质考量，重庆周边各地所贮矿产成分各异，部分矿藏合金比例存在先天缺陷，而“重庆之炼钢厂数家，其设备大致相同，出品因亦类似”瑑灛挘难于适应多元化的矿料运用，而无区别的利用又导致了额外的硬件消耗和动力损失。就煤矿而言，在渝钢铁企业普遍使用的南桐煤含硫较高，且多为有机硫，难以迭洗，瑑瑩炘谌忌展程中所产生的三氧化硫对锅炉低温受热面具有较强的腐蚀作用，并且加速锅炉结渣过程，导致不必要的原料浪费。当时电化冶炼厂所用之煤矿采购自“蒲河及南川一带”，在使用的过程中“惟该区产煤含硫均嫌过高，不适冶炼应用。”瑒瑠灤犹矿来看，品质各有异同“直接影响铁中隣质之多寡，间接影响炼钢之方法。川中各地生铁，除綦江所产大部为高磷铁外，其余各地生铁，大部含磷在０．２％至０．３，含锰则多在１％以上，因为菱铁矿中含锰当较多。”瑒瑡灡椴榈笔备痔厂所装备的炼铁设备，炼铁炉多为１０至１５吨的小型炼炉，若遇含磷、铝等成分较高的铁矿砂，炉渣沉淀比率增高，不仅难以有效提取有效成分，且常常造成不必要的燃料损耗。当时“陵江、人和、蜀江之菱铁矿含氧化铝甚高，致炉渣含后者之成分，通常在１８％以上，使炉渣流动性减低。……，资和、兴业所用之涪陵赤铁矿，含氧化铝亦极高，故炉渣普通之氧化铝量，均在２２％以上，使炉渣粘着性极强，消耗额外量之焦炭。”瑒瑢灩识重庆周边的矿质决定了这一时期的矿料应用停留在较为粗放的阶段，影响产品品质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
四、结语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之前的论著对抗战时期重庆的工业区位条件的判断过于乐观，重庆的地形地貌，工业运输和工业原料等要素都对钢铁工业发展构成阻滞，而抗战时期的特殊语境使得重庆固有的工业区位缺陷愈发明显。就重庆的地貌特征来看，重庆错落的地形特征和破碎的地貌使得工业用地紧张，抗战内迁带来的工厂数量的激增加剧用地矛盾，工厂征地困难重重，所得基址亦不理想，厂区的地势与水文条件都使得生产空间变得恶劣，加大了在渝钢铁工厂的初期运作成本。“地携两江，运输便利”的观点是在忽视运输线路通行条件和实际运力的语境下得出的。从当时对工业原料提供支持的运输线路来看，虽然线路延伸较广且腹地物产丰富，但在恶劣通行条件下，依靠落后的运输工具并不能对钢铁工业构成有效支撑。重庆周边所分布的矿藏，无论是从开采条件还是从矿料品质而言，都不构成抗战时期钢铁工业的原料区位优势。重庆周边矿场受地势影响，在当时的条件下发掘与开采都较为困难，居高的成本严重影响了开发的市场价值。就矿质而论，重庆周边所藏煤铁所含金属比例各异，而在渝钢铁企业设备单一，技术水平亦为有限，难以有效利用，并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第二篇：抗战时期的民主党派
抗战时期的民主党派
中国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各民主党派在抗战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
——编者注
我国民主党派在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中发展、壮大，并且作为一股独立的中间政治力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国的民主党派是在民族民主革命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民主党派产生、发展的重要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广大爱国民主人士，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已经组建起来的中间党派、社团，开始介入抗日政治。尚未组织起来的爱国民主人士，迫切地希望联合起来。不久，绝大多数爱国民主人士都加入了应运而生的抗日民主政团。
1935年11月，邓演达创立的“第三党”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该会以抵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为宗旨。1936年，在各界、各地救国会的基础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救国会为主要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民族矛盾面前，作为职业教育团体的职教社演变成为更具有政治团体色彩的职教社派；原乡村建设协会，也演变为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政治派别乡村建设派。先前已经成立的中国青年党和中国国家社会党，在全国抗战后也参加到抗日洪流中。1939年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成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1944年，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除了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大政治派别。1943年开始活动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成为后来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前身。
随着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
首先，抗战期间民主党派的作用表现在为实现停止内战、抗日救亡，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有着强烈的爱国精神，自“九一八”事变后，民主党派一直积极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号召立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和热烈拥护。救国会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谋取民族解放”为宗旨，明确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给予人民抗日言论和救国运动的自由；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不
动摇，不妥协退让，直到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各民主党派都提出了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和要求民主进步等方面的政治主张。民主党派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反对片面抗战路线，主张全面抗战路线，并提出了一套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一是要大规模地发动民众运动，积极组织民众团体，发挥伟大的民力。抗战初期，全国各地的救国会会员及其动员的千千万万青年群众，到前线和敌后游击区参加抗日。大批救国会成员进入陕北和苏北，参加了八路军和新四军。二是立即改革政治机构，肃清贪污分子，实行政治的民主化，以造成强有力的坚持抗战到底的民主政府。如章乃器在1938年1月就任安徽省财政厅长，他惩治贪污、整顿税务，成绩斐然，并尽力搞好与新四军的合作关系，坚持团结抗战立场。
其次，民主党派的作用还表现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过程中，除了国共两党及其所代表的力量以外，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也都积极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11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发表了《反帝抗日宣言》，呼吁一切革命的党派，在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应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进行反帝反日战争中，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组织统一的行动指挥机关。1936年2月，又发表《“组织反日阵线”提议宣言》，强调国内任何矛盾，都大不过日本帝国主义者与中国的矛盾；各党派的任何分歧，都不能否认集中力量反日的必要。呼吁全国各党派以最快的速度，组成全国的“反日阵线”。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他们关于建立救亡联合阵线(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和主张，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们拥护、支持国共合作，主张“团结御敌，抗日救国”；抨击蒋介石“分裂、妥协投降”政策，并以实际行动积极投身于艰苦卓绝的抗日救亡运动。
再次，抗战期间民主党派的贡献还表现在，拥护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积极地参加抗日救国斗争。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国共合作发表的宣言。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1938年2月1日，章伯钧发表了《抗战与团结》一文，对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表示热烈的欢迎，支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接受中共的政治领导。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排斥异己的政策，反对内战。在国民党顽固派挑起反共摩擦面前，民主党派中大多数人谴责国民党的分裂行为。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和妥善处理事变的合理主张给予了广泛同情和支持，对国民党反民主的种种谬论和暴行，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既在道义上有力地支持了处在抗战前线的中国共产党，又在海外，特别是在南洋华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抗战时期民主党派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他们中的绝
大多数人，尤其是左派，是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们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民主改革，同共产党人并肩战斗，真诚拥护和坚持支持中共的政治路线和抗日民主政策。对坚持独裁、制造反共摩擦、妨害抗战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们与共产党人一道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在斗争实践中，他们不断提高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逐渐转变自己的观念，接受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抗战后期，各民主党派在参加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中，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看到了国民党的独裁腐败，与共产党合作的态度越来越好。他们在反对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动员民众，做好反攻准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抗战期间民主党派的作用还突出表现在运用舆论工具宣传抗日主张。以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为主体的各民主党派，在抗战中创办了许多刊物，而这些刊物在政治上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影响。
1937年秋，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部分成员编辑出版了《抗战农村》、《抗战妇女》、《抗战青年》、《抗战华侨》等刊物，宣传抗日救国，联络各方面抗日力量。1937年8月19日，著名民主人士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主张加强全民族团结，进行持久抗战。12月，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在武汉创办了《全民周刊》，后与《抗战》三日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坚持“全民动员，抗战到底”的方针，每期销数达30万份！风行海内，畅销寰宇，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另外，《全民抗战》还编印了战地版，大量送往前线，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抗日官兵的士气。1938年9月11日，救国会又创刊《国民公论》，这个刊物在坚持团结抗战，提倡民主，批评时政方面，与《全民抗战》的态度同样鲜明。从一定意义上讲，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
第三篇：钢铁工业节水调查报告
我国水资源短缺日益严重，已经成为制约今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因素之一，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循环经济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钢铁工业节水调查报告。钢铁工业作为高耗水行业，必须承担起促进全社会资源永续利用和环境持续改善的重要责任。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将节能减排作为发展的硬约束，纳入钢铁企业总体发展战略，始终坚持走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发展道路，积极推进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如何最大限度地合理使用有限的水资源，是钢铁企业节能降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降低成本，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钢铁工业必须由“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废弃”的传统发展模式，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模式转轨。国家已对钢铁等高耗水行业实行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并出台发展政策，今后推行强制性节水技术应用也将成为必然趋势。钢铁生产流程的各个工序几乎都离不开水，烧结、焦化、炼铁、炼钢、轧钢各工序都需要大量消耗水，都有废水排放，特点是：废水量大、水质差异大、污染物种类多。烧结废水中污染物成分简单，主要是悬浮物，经处理后可以循环使用或外排。主要用水特点是串级使用率较高，可以提高循环用水率；有益矿物含量高，回收利用价值较高；外排废水的水量与水质的随机性大；废水pH值较高，属结垢性废水。焦化废水主要是装入焦炉的炼焦煤中水和化产、湿法熄焦过程中使用水和蒸汽所形成的废水；其特点是水质成分复杂、污染物浓度高、毒性大、水量和水质波动大。炼铁废水主要是高炉煤气洗涤水、冲渣废水、铸铁机废水等；废水特点是生产工艺过程用水，含有多种有害物质，必须经过很好处理才能循环利用。炼钢废水根据生产工艺不同，废水来源也不同，主要分转炉炼钢废水、电炉炼钢废水、连铸废水，其成分和性质随冶炼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轧钢废水分为热轧废水和冷轧废水。热轧废水主要特点是用水量大，含有大量的氧化铁皮和油，经过沉淀、冷却处理后可循环使用。冷却废水主要包括含酸污水、含碱污水等。含酸污水中有各种酸类及相应的铁盐和重金属离子等。含碱污水除含有碱性物质外，还含有悬浮物、油类等。含油污水中含油各种油类、乳化液、悬浮物和氧化铁皮等。废水的主要特点是种类多、成分复杂、废水量变化大、含油及乳化液废水需要单独处理。据统计，我国冶金工业水重复利用率平均不到70%，而发达国家高达90%，调查报告《钢铁工业节水调查报告》。与国外先进企业相比，目前我国钢铁企业吨钢耗新水还有一定差距，节水潜力很大。另一方面，国内各钢铁企业之间的差距仍然较大，技术限制和管理落后等诸多原因造成浪费水的现象相当严重。因此，钢铁企业应该全流程统筹部署节水工作，从各工序着手，尽可能采用先进技术、工业和先进设备及新材料，挖掘潜能，减少用水量，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当前，钢铁工业采取的节水技术措施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即与主体技术改造配合，尽可能采用不用水或少用水的工艺及大型设备，做到源头用水减量化；采用安全可靠、先进高效的水处理技术和工艺，提高水的循环利用率，进一步降低吨钢耗新水量；采用先进工艺对循环水系统的排污水及其他排水进行有效处理，使工业废水资源化，实现工业废水“零排放”；做好污水处理和分级别回用，最大限度地利用水资源。
1、采用节水型的工艺技术与装备，如干熄焦技术、高炉(转炉)干法除尘等干熄焦是在密闭系统内完成熄焦过程，可基本消除酚、HCN、硫化氢、氮气的排放，减少焦尘排放，与传统的湿法熄焦相比，每吨焦炭可节水0.45立方米。高炉煤气全干法除尘技术省去了湿法除尘的洗涤塔和沉降池等，全干法除尘工艺在除尘过程中不需要使用水洗和冷却，只是在炉尘输送过程中加湿时使用极少量的水，节水效果显著。转炉煤气干法除尘回收技术可回收转炉冶炼过程产生的煤气，并对烟气进行净化，将含尘浓度由150-200毫克/立方米降至10毫克/立方米，可大幅降低转炉炼钢工序能耗，系统阻损小，煤气发热值高。该系统全部采用干法处理，节约水资源，有利于保护环境。
2、重点加强焦化废水处理、轧钢废水处理回用技术与膜法水处理技术等焦化废水是煤制焦炭、煤气净化及焦化产品回收过程中产生的高浓度有机废水。其组成复杂，含油大量有机污染物，还含油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物色度高，属于较难生化降解的高浓度有机工业废水，一直是国内外废水处理领域的难题。目前，国内外应用最广泛的当属生物处理技术，正逐步由过去的活性污泥法向A-A-O-O法，即厌氧-缺氧-好氧-好氧法过渡。轧钢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含油废水，其中以冷轧乳化液废水的处理最为困难，较为成熟的处理技术是采用电化学催化氧化(ECO)、膜生物反应器(Mbr)、气能絮凝(GEF)和超滤(UF)，尤其是电化学催化氧化法可以提供充足能量打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化学键，使之氧化分解，甚至彻底矿化。膜法水处理技术是一种强化的自然水净化过程，经过微滤、超滤、纳滤和反渗透等技术可以去除废水中的杂质。其最大优势在于对杂质的去除率高，处理后的水质不仅以达标排放为目的，且可以实现废水利用。膜分离技术在循环水处理中应用也比较广泛，特别是反渗透技术，可以脱除水中99%的盐分，经过反渗透处理的水基本不会造成管道和设备的结垢和腐蚀。
3、冷却过程节水技术，如高效空冷技术、节水喷雾型冷却塔等闭路冷却循环水系统是冷却过程节水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闭路循环水系统采用空冷器冷却降温是节水的关键技术，尤其是干式空冷器节水效益明显。空冷技术在高炉设备、转炉设备等应用较广、技术成熟，在连铸结晶器、加热炉的设备冷却中应进一步推广应用。
4、污水回用技术，如串级供水、企业外排水综合处理回用、城市污水再生水处理利用等串级供水和污水综合处理回用可使钢铁企业水的重复利用率得到有效提高，如冷却水可供煤气洗涤除尘用水，再供冲水渣用水和原料场的洒水等。关键环节是要进行水的科学合理的串级供应和优化污水处理工艺技术设备，使回用的水可以满足不同用途的各种需求标准。钢铁工业的节水工作任重而道远，钢铁企业应积极贯彻执行国家相关产业环保政策，结合自身特点，开发适合钢铁工业的节能型水处理技术和设备，运用经济杠杆激发企业各部门的节水积极性、支持发展和采用各项节水技术、污水处理技术、成套循环用水技术，真正做到工业废水的“零排放”。
第四篇：革命抗战时期凄美爱情故事
1947年5月16日，叱咤风云、骄勇善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张灵甫率国军第一王牌部队——陆军74师在山东孟良崮与人民解放军决战。危难关头，他同士兵一起饮马尿，喝马血，共度难关。解放军的炮火铺天盖地飞来时，他神情泰然，指挥若定，果敢刚毅，视死如归，用生命践行了“不成功，便成仁”的诺言。阵亡之前，他最放心不下娇妻弱子，特提笔写给妻子王玉龄遗书一封：“十余万之敌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趋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龄吾妻，今永诀矣！”
从以上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这篇诀妻之言大有秦初汉末项羽与爱妾虞姬在安徽垓下生离死别的痴情与悲悯。有所不同是王玉龄没有象虞姬那样拔剑自吻，而是默默承载起丈夫的遗愿。她含辛茹苦，抚养起不满周岁的儿子；独身一生，谱写了一曲催人潸然泪下的爱情挽歌。
王玉龄，生于1928年。原藉安徽，后迁居湖南长沙。她的祖辈经商，父辈为官。王氏家族承业起家，勤劳节俭，到王玉龄出生的时候，家有良田千顷，三世同堂，人丁兴旺，富甲一方，成为湖南名副其实的名门望族。尤为可贵的是王氏家族严守传统家风，始终保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家人和睦的优良美德，博得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们交口赞誉。
可能是因为优厚的家庭条件的缘故，王玉龄秀外慧中，气质非凡，从她年轻时的照片来看，很像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1945年秋，经历了八年抗战的颠沛流离生活，王玉龄随家人回到故乡长沙。刚刚17岁的她，亭亭玉立、俏丽可爱。一天，王玉龄在理发店理发，遇到了一个英俊男子，踏进店门径直走到身后，从镜子里直勾勾地看着她。此人就是张灵甫。张灵甫当年在陆军大学深造，对才貌双全的王家小姐早有耳闻。理发店相遇是他经过打探的结果。这次见面后，已经42岁的张灵甫想尽一切办法，对王玉龄展开爱情攻势。在不断的接触中，王玉龄对张灵甫产生好感。交往了一两个月后准备和张灵甫结婚，但他母亲不大同意，说要找个人保媒才放心。最后是、由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出面担保才成就了这桩旷世姻缘。
婚礼前夕，张灵甫接到升迁令，被提升为南京卫戍区司令，要求即刻前往南京报到。匆忙之下，王玉龄穿着大一号的鞋子，张灵甫穿着借来的西装，在上海匆匆举行了婚礼。婚礼结束当晚，两人坐上前往南京的火车，一个在上铺，一个在下铺，就这样度过了他们的新婚之夜。
1945年10月，《双十协定》签订之后，国共两党矛盾暂时缓解，张灵甫和王玉龄共度半年多的幸福生活，享受天伦之乐。王玉龄偶尔回趟娘家张灵甫都很舍不得，但他从不直接表达。
成了军长夫人的王玉龄依然天高云淡，与世无争。在七十四军（改编前张是七十四军军长）所有的将校官太太中，王玉龄岁数最小但最懂事。好多官太太比她大，有的甚至大很多，但却都没有她宽容和娴静，无论军人或眷属，不分官长和士兵，她都只有朋友，没有敌手。1946年6月，全国大规模的内战开始。张灵甫和王玉龄平静的生活就此打破。1946年8月，张将军率部队从南京投入华东战场。10月中下旬，他指挥部队和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对垒。华东野战军退到山东后，张率部继续跟踪北进。战场上的张将军还时常给妻子写信，但从不把战火硝烟和牺牲死亡写在纸上。在打仗的时候，他还给玉龄画了一个图样，讲家里的那个院子里什么时候种什么花，要种在什么地方。读着他的信从不让人感到恐惧。
1947年春天，怀有9个月身孕的王玉龄颠簸了7个小时，去前线探望丈夫。回家后不久生下一男婴，她打电话给丈夫报喜，放下电话，她将儿子的照片寄给丈夫，但万万不会想到，丈夫此生都无缘见到他的亲生骨肉。
1947年5月16日，孟良崮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向张灵甫余部发起总攻，国民党“王牌”主力
整编74师被全歼，张灵甫殒命于山洞中。
张灵甫死去的消息，一直瞒着王玉龄。直到几个月后的一天，张将军生前部下的杨参谋才来到家中，跪倒在王玉龄面前，告知他丈夫阵亡的恶耗。此时王玉龄才刚刚十九岁。十九岁对今天的很多人来说，高中还没毕业，而王玉龄在这个年龄却要过着孤儿寡母的艰难生活。她同张灵甫的婚姻总共只有两年多一点，而实际相处的日子还不到一年。一夜夫妻百日恩。短短一年的夫妻生活成了王玉龄一生的宿命。从小到大，无论何时，王玉龄总像一朵花，明媚鲜艳，引人瞩目。这仿佛是她的命，躲不开，也躲不了。美丽的魅力给王玉龄带来了很多大好处和便利，同时也带来了麻烦和苦恼。尤其是她在丧夫之后，她的苦恼更是滚滚而来。爱花之心，人人有之；摘花之人，也非少数。这无主的花儿，更是让人垂涎欲滴，“寂寞开无主”，可在王玉龄的心中，她是有主的，她依旧思念的是张灵甫，张灵甫活在她的心中。王玉龄始终未再嫁。直到退休才随儿子回到中国。王玉龄用自己的努力证明，红颜不再是悲剧；即使碰上了悲剧，也要让红颜再现青春的美丽和人的魅力。1949年4月，王玉龄携老母、幼儿去了台湾。作为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的遗孀，按理应该得到国民政府的优待。但当时大家的日子都很苦，如果不去找老蒋，王玉龄按规定每个月只能领取抚恤遗属的几十斤米。冰清玉洁的王玉龄是开不了“金口玉言”的，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25岁时，张玉龄在她姨夫（台湾陆军总司令）孙立人的私人帮助下去了美国求学。1953年，考入美国纽约大学财会专业。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她上午做文秘工作，下午和晚上到大学听课。通过4年的苦读，王玉龄以品学兼优的成绩毕业了。其后，在罗斯福医院任会计2年，后在五星级饭店———朴拉沙饭店工作3年，最后在美国航空公司工作21年直到退休。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玉龄的思乡之情越发浓重。
1970年，王玉龄从美国回台湾探亲。张灵甫在的时候，七十四军的人都赞赏她；张灵甫不在了，该军的人更加尊重她。在欢迎她的宴会上，老兵们坐了满满二十桌，一个接一个的端着酒杯、流着眼泪向他敬频频她酒。
1973年秋，周恩来总理从海外华人口中得知王玉龄这些的情况后，立即通知有关人员向她发出邀请，希望她回来观光旅游，欢迎她叶落归根。同年9月，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她踏上了阔别25年的故土，在北京受到周总理的秘密接见。此后她每年都回国探亲访问，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自由地由美国来华的华人，仅有她和杨振宁教授。
2005年，由于儿子选择在中国上海经商，她也随之定居上海。王玉龄与张灵甫所生的惟一子女张道宇先生，现亦已年近花甲，浮沉商海多年。他在台湾创办了美菲企业有限公司和美陇企业有限公司，经营童装，生意兴隆。随儿子在上海定居后，王玉龄平时除读书或做其他消遣外，有时还协助儿子搞些商务，间或去西安等地看望张灵甫前妻的儿女。
2007年4月，王玉龄来到孟良崮，在丈夫殒命的山洞里，她放上了一束花环。当她得知丈夫的墓将被建在山洞上时，半开玩笑地提出：“也给我留一个位置。”
爱夫不变情，爱国不渝志。王玉龄的古典情怀和赤子之心，为美丽和红颜添上了一个完美的注脚。
第五篇：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和开展的宣传工作是抗战史和中共宣传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此一时期也是中共宣传理论和实践较为成熟的阶段，研究这一段历史，总结抗战时期中共宣传工作经验，对于今天进行国际政治斗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祖国统一及推进现代化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笔者拟对抗战时期中共的宣传工作略作探讨，以求方家指正。
一、抗日战争是“政治与军事搅在一起的战争”
战争不仅是物质力量的角逐，也是精神力量的较量，战时宣传工作对于巩固己方军心、民心，瓦解和摧毁敌国军队和人民的精神意志，加速其军事和政治失败，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没有它就不可能成为军队。在战时没有它就不能保证战斗的胜利”
[1]这里的政治工作无论就其内容还是从其形式来看，实际上主要就是宣传工作。对于抗日战争这样的实力悬殊旷日持久的战争来说，宣传工作尤其重要。
抗战前中日实力悬殊，无论是军事、国力还是心理，日本都强于中国，[2]同时，日本乃国力强盛，蓄谋已久。中国自近代以来屡受侵略，历经反抗，多遭失败，大敌压境，部分军民有畏战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帮助国民正确认识中日战争的性质、前途，瓦解敌军的军事政治攻势，坚定抗战信心，就成了抗战能否持久和胜利的一个心理前提。中共客观分析了双方形势，认为中国也有优势，那就是中国抗战是自卫战争，是本土作战，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日本劳师袭远，不得人心，必然引起中国民众群起反抗和国际正义人士指责。况且日本军队中大部分士兵和下级军官出身普通家庭，与狂热的法西斯分子不同，背井离乡、抛妻别子，思乡情绪甚浓，若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必使其意志消沉，逐渐觉醒乃至厌战反战。只要能争取民心，瓦解敌军的军心，就能扬长避短，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3] 时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也说，中日武装力量悬殊，“如果不注意最大限度运用自己的政治武器，想单纯地拿刀矛对抗敌人的飞机、坦克，没有不被消灭的。”[4]
二、方针和政策
抗战时期中共的宣传工作从大的方面讲，有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两个部分。宣传工作总的任务是巩固己方军心，分化瓦解敌军；但具体到不同的宣传对象和战争时段，其方针和政策又略有区别，试胪列之。
对内宣传是巩固军心民心，保持军队战斗能力的重要思想保证，正确认识战争的性质和前途是克敌制胜的心理基础。这方面，中共领导和开展的宣传工作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华北事变前，蒋介石消极抗日，大片国土沦丧，中共宣传工作方针主要是抗日反蒋。第二阶段，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矛盾迅速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共宣传方针是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民族抗战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民精神动员。第三阶段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到抗战胜利，中共主要进行了抗战性质、前途，树立国民信心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
除了面向全国，中共还对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等做了广泛的宣传思想工作。如整风运动，彻底打破了王明为代表的错误思想的束缚，使全党达成空前团结。在军队建设上，中共制定了政治思想工作的三大原则，即官兵一致原则、军民一致原则、优待俘虏原则。这些工作卓有成效，为中共的巩固发展和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共的对外宣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向国际宣传，揭露日本侵略暴行，增加国际同情与援助，瓦解法西斯侵略阵营，以达“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效；二是向日本民众宣传，促其觉醒，发起反战运动；三是向在华日军宣传，粉碎日本法西斯在军队中的欺骗宣传，促其认清形势，瓦解其士气，削弱其战斗力。
与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有所重合又须单独强调的是中共的对敌宣传。对敌宣传是指“对沦陷区的日伪军及伪组织、沦陷区人民的反战宣传”。[5]对敌宣传是中共对外宣传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
初级阶段。抗战初期，中共的宣传工作尚不成系统，组织机构还不健全，除地方党的宣传部门外，还在部队的政治机关中设立兼职对敌的民运指导部（团级设股）和“专负破坏日伪军、处置俘虏等工作之类”[6]的敌军工作部（股），连队设包括文字宣传队和喊话队的敌军工作组。当时，宣传机构和干部都是兼职的多，专职的少，宣传方式方法也较为单调，研究敌情方面的工作还没具体展开。客观上敌方劣势尚不明显，主观上宣传经验不足是这一时期宣传成绩不佳的重要原因，中共中央也承认：“必须认识过去三年在这方面的成绩是微弱的”[7]尽管如此，这个时期还是制订了一些基本正确的宣传政策，如毛泽东提出与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建立“反侵略统一战线”，再如中共的俘虏政策，“这是以事实向敌军宣传而又揭露敌军官对士兵欺骗的最好的办法。”[8]抗战初期，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优待日俘的六项命令；此后，中央军委、中央书记处，八路军、八路军总部又发出一系列指示和命令，重申了有关日俘政策，特别强调坚持正确的日俘政策对抗战胜利的意义。日本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八路军瓦解皇军的手段，最厉害的是优待和释放俘虏。”[9]
发展阶段。1940年10月，中宣部颁布了《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指出了党内“重组织轻宣传”的错误思想倾向，认为“党的宣传工作落后于革命的发展和党的组织发展”，强调“宣传部门是党在政治上、理论上和思想上领导战斗的机关，它同组织部门的工作有同样的重要性。”[10]此一时期，中共宣传工作有了重大进步，表现在建立健全了各级专职对敌宣传机构，充实和培训对敌宣传干部，县级以上各级党委的宣传部分设宣传科，“管理党外宣传，鼓动工作及研究敌、友宣传政策”[11]，各级党校和各根据地党组织也在有计划训练这方面的干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了推进整个南方工作和“延安推进整个北方工作”这两个对敌宣传中心。[12]
完善和高潮阶段。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对敌宣传工作，在组织、干部队伍建设和宣传内容与形式等各方面都达到了较为成熟完善的阶段。1944年6月后，随着局部反攻的扩大，中共对敌宣传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很多日籍干部也参与了宣传工作，“今后敌军工作，应该要通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原名反战同盟）及日人干部去进行（目前尚无日人干部及解放联盟组织的个别地区仍按原状进行敌军工作）。各级政治部的敌工部门，则集中力量进行伪军工作，对敌军工作，只居于方针的领导与协助解决实际困难的地位”。[13] 宣传重点也有变化，在争取瓦解敌方军心的同时，还要“争取日军”；在争取中下层官兵的同时，加强“争取伪军上级”[14]，出现了成批日伪军投诚反正现象。这一时期宣传内容更加生动具体，方式方法更为灵活机动，成效也更为显著。
在对敌宣传工作中，针对不同的宣传对象，中共宣传方针也有一定的差异。比如，对敌军的宣传工作，其方针即在于瓦解敌军，因为“我们的胜利，不单的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对伪军伪政权的宣传工作，其方针则是“启发其民族觉悟，争取他们同情抗日，直接或间接帮助抗日事业，以鼓励日寇，使其不能建立强有力的伪军和伪政权，并经过他们去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对于沦陷区同胞的宣传工作，则应“寄以无限的同情。并揭破敌伪的欺骗与麻痹的宣传，揭破敌伪所用的欺骗与屠杀的两面政策。以提高其民族觉悟，使其不忘正在战斗中的伟大的祖国”。[15]
三、内容与形式
在抗战的不同阶段，面对宣传的不同对象，宣传重点和宣传内容自应有别。
首先说对内宣传工作。华北事变后，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一致团结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把国民的抗日情绪推向高潮，引发了“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共
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推动实现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
抗战爆发后，国内不同程度存在两种论调即“亡国论”和“速胜论”，导致民心摇摆，事关革命成败。针对这些情况，朱德、洛甫、彭德怀、周恩来等先后撰文论述持久战问题。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有力地驳斥了两种错误论调，坚定和鼓舞了国民和军队的抗战信心。针对蒋介石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反共行径，中共强调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一方面告诫共产党员，“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16]，防止了党内存在的“左”和右的倾向，培养了党员的团结和统一意识；另一方面，中共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开展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宣传思想工作，击退了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
从对敌宣传工作来看，随着战事进展和党的宣传组织机构的完善和宣传工作经验的积累，宣传内容也逐渐向纵深和宽广拓展。比如抗战初期，中共对敌军实际情况研究不多，对敌宣传工作针对性不强，成效不大。比如过于高调、主观地提出过高的口号：对伪军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只打日寇，不打自治军保安队”，“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寇”的口号。对沦陷区人民提出：“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田赋、厘金”和“没收伪军和日帝资产”等经济口号。
[17]对日军则提出“动员一切力量使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仗，你们才能得到解放！”“‘回国去参加革命运动，才能得到解放！’这些口号为日军士兵所不易接受，要使日军打败仗的口号，更使他们发生反感。” [18]随战事推移，宣传内容逐渐丰富。《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就要求，对敌宣传除了前一时期宣传党的各方面方针政策外，还应有对敌对理论、政策和煽动的反驳和揭破两个不可偏废的方面。[19]到抗战后期，宣传内容不仅丰富，而且生动具体。反攻阶段来到后，延安每周二五两次用日语罗马字播送宣传内容，用浅显通俗的文字广泛深入宣传延安日人解放联盟所通过的斗争《纲领》和《日兵要求书》，扩大联盟影响；开始用日人共产主义团体的名义（如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等）进行共产主义和启发阶级觉悟的思想宣传；揭露日军暴行，印成大量宣传品散发。[20]
从宣传形式来看，中共根据日军心理特点、觉悟程度和宣传环境，因时、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运用宣传战法：将传统宣传方式与现代宣传技术相结合，灵活多变的宣传方法与富有感染力的宣传品内容相结合。从抗战整个过程来看，初期宣传形式或方法较为单调，后期则较为有效灵活，因篇幅所限，此不多赘，仅将对敌宣传的主要形式综述如下。
标语是对敌宣传的主要形式之一，是“最简易的宣传办法”[21]。它的优点是条件限制少，不易破坏，无孔不入，感染性强。其内容多为唤起日军士兵思乡思亲之情，鼓动日军官兵情感对立，制造日军悲观气氛，宣传我党的俘虏政策。
发送传单也是对敌宣传的重要形式。它文体活泼，形式多样，内容集中，没有固定时间和篇幅。诸如叙事、议论、诗歌、歌曲、散文和书信等都可制成传单。
其他文字宣传还有画报、快报等形式。
口头宣传主要有阵前政治讲话，唱思乡思亲或反战歌曲。战前讲话，可动摇日军作战意志；包围敌军，可讲我军的俘虏政策，敌军宿营时则高唱歌曲，增其厌战情绪。另还有赠送慰问袋、开办日语广播、发行反战日文报刊等形式，前文相关论述中已谈到，也不多说了。
四、经验和启示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中共宣传工作最大的经验就是实事求是、灵活机动；最大的特点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时因地制宜，善于抓住不利于敌人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把握宣传时机，集中宣传火力，加强宣传攻势。
具体而言，首先是在不同的战斗阶段，宣传政策和宣传重点因时而异；其次，深入细致研究
敌人的个性心理和群体心理及其国情，区分出不同的宣传对象和层次，因人而异地确定我们的宣传方针政策，战略策略、形式和内容等；第三，在宣传工作中注意方式方法，口头宣传与文字宣传、直接宣传与间接宣传穿插使用，多管齐下，形成宣传合力，取得良好成效。第四，在宣传工作中，中共始终依靠群众，形成运动，不仅群众参与到宣传工作中来，还将“敌人”引入宣传队伍。他们若受到中共各级各类形式的教育和培训，其对日宣传便有现身说法的效果。如当时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及其在各地的分校，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和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等进步的团体和组织，就培养了不少这样的“敌人”。抗战反攻阶段，很多宣传工作都是由日本人来担任的，在瓦解争取日军方面取得显著成效。[22]
实践证明，抗战时期中共宣传工作卓有成效，对持久抗战和最终胜利起到了单纯军事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这样说，宣传思想工作和军事抗战如舟之双桨，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其意义尚不止于此：它不仅是国民的一次精神动员，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一次重大改造，它唤醒了广大国民的民族自强团结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它不仅巩固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帮助奠定了中共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地位，而且为中共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赢得了民心；它不仅坚持和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而且为中共在复杂情势下开展宣传思想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加以总结。
[1] 八路军政治部：《战时政治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和各种情况下的政治工作》，转引自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室：《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第2卷，1981年，第1页。
[2] 可参阅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海军出版社，1988年5月。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第437页。
[4] 朱德：《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30页。
[5] 于景森：《抗战时期党的对敌宣传工作及其经验》，《党史博采》，1995年12期，第21页。
[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15页。
[7] 同上，第12册，第425页。
[8] 漆克昌：《抗日战争中的敌伪军工作》，《前线》15期，1941年5月，转引自《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第2卷，第313页。
[9] 甘泗淇：《一二0师抗战三年来的政治工作》，1940年9月25日，转引自于景森：《抗战时期党的对外宣传工作及其经验》，第21页。
[1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06-507页。
[11] 同上，第508页。
[12] 同上，第492页。
[1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37页。
[14] 同上，第620页。
[15] 宋平：《开展对敌伪的宣传战》，《群众》第7卷第6期，1942年3月30日，转引自《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第2集，第300-303页。
[16] 转引自王明钦、杨冰洁：《论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宣传的社会心理功能》，《史学月刊》，1995年6期，第75页。
[1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844、360页。
[18] 宋平：《开展对敌伪的宣传战》，《群众》第7卷第6期，1942年3月30日，转引自《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第2集，第301页。
[1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08页。
[20] 于景森：《抗战时期党的对敌宣传工作及其经验》，第22页。
[21] 漆克昌：《抗日战争中的敌伪军工作》，《前线》第15期，1941年5月，转引自《战时
政治工作经验选编》第2集，第313页。
[22] 《中国共产党宣传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6页，转引自于景森：《抗战时期党的对敌宣传工作及其经验》，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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