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迁留学生与抗战时期民众教育的中国化分析论文

第一篇：内迁留学生与抗战时期民众教育的中国化分析论文

抗战时期，由于东部地区陷入敌手，东部人目大批内迁，出现了中国现代人目的“西进运动”。

一、内迁留学生大力发展后方民众教育

1大批有留学经历的民众教育专家内迁

在内迁的民众教育专家中，俞庆棠、高阳、童润之、陈礼江、李蒸、董渭川等人可谓佼佼者。

俞庆棠，祖籍江苏太仓，1919年赴美留学。1928年，创办中央大学区民众教育学校并兼任校长。1932年，发起成立中国社会教育社并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干事。之后，到欧美考察民众教育。由于贡献突出，被誉为“民众教育的保姆”。抗战爆发后，她偕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师生迁校桂林，后在四川创办纺织、蚕丝实验区。高阳，江苏无锡人，1914年赴美留学，获文科硕士学位，1917年回国任教。1928年，他“接任中央大学区民众教育院”，后长期担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他还主办《教育与民众》杂志，竭力倡导民众教育。1933年，他草拟的《推行民众教育办法草案》提交教育部民教专家会议通过，对民众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37年，他率领学院师生西迁桂林，后长期在广西从事民众教育。童润之，江苏南京人。1926年赴美攻读教育学，获教育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1929年，到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劳农学院任教。1933年，参加南京市赴日参观团，回国后与人合写一本赴日考察教育的报告，由商务出版发行①。1934年，回院担任教务主任。1938年，他一度任代理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1943年去重庆，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社会教育系主任。陈礼江，江西九江人，1922年留学美国攻读教育学、心理学，获硕士学位。1925年回国，曾任江西省教育厅长。1932年，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务主任，创办了民众教育实验区，开展亦工亦农亦学的综合教育，成效显著。1936年，他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抗战爆发后，内迁后方发展民众教育。李蒸，河北唐山人，1923年赴美留学，主修乡村教育，取得博士学位后归国。曾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江苏教育学院等校任教，并曾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抗战爆发后，率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内迁至西安、城固、兰州等地。董渭川，山东邹城人，1931年起任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长，6年间将山东乡村民众教育搞得有声有色。1934年至1935年，曾被派往欧洲十国学习民众教育。回国后，将近一年来“发表之欧洲各国民教设施情况，汇集成书，名曰《欧洲民众教育概观护。1937年，济南沦陷后他内迁四川、广西等地开展民众教育。

内迁的民众教育专家既具有高深的民众教育理论素养，又兼备丰富的民众教育实践经验，既系统学习了外国民众教育的理论知识，又比较熟悉中国民众教育的实际情况。他们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将爱国热情转化为民众教育的实践，致力于推动后方民众爱国教育和生产教育。

2内迁留学生大力发展后方民众教育

内迁留学生都认识到民众教育在“抗战建国”工作中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呼吁大力发展“战时民众教育”。不仅如此，还有很多留学生明确地指出战时后方民众教育的极端重要性。

俞庆棠明确指出后方是实施民众教育的主要地带，她还从民众教育与抗战工作、民众教育与建国工作的角度大力论证了后方民众教育的重要性。陈礼江号召知识分子大力开展后方民众教育“前线将士，浴血抗战，都可以干得，我们化这点点力气时间，算的什么?前线的将士，亲矢石，冒锋摘的苦都吃得，我们为了教民抗战建国，要耐一些心，耐一点烦，又算得什么?我们要化的力，未必见得比前线的将士为多，我们要吃的苦，未必见得比前线的将士为甚，然而我们工作本身意义的重大、则不仅和前线将士的杀敌并无二致，而且前线将士杀敌的有无意义，还要与我们教育民众成绩的多寡来决定。”②

内迁留学生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大力发展战时后方民众教育。李蒸组织成立了邯留乡社会教育施教区，在兰州的孔家崖成立了社会教育实验区③。1938年，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的陈礼江在武汉主持召开各省社教督导员会议，鼓励发展战时民众教育。为救济从沦陷区逃出的社教人员，陈礼江提倡组建社会教育工作团。第一团驻重庆，第二团驻西康，第三团驻贵阳，每团约200余人。1940年，他还提倡创办青木美国立音乐院，代管院务工作，并邀请留美声乐家应尚能为教务长，试图以音乐激发民众爱国抗日热情。教育部迁重庆后，陈在四川各县设立民众教育馆，开展抗战救亡民众教育。内迁后，董渭川曾任四川省立南充民众教育馆主任，在南充地区大力推进民众教育。1938年5-12月，董渭川“复出四川至武汉，负责接收各地民众教育馆因避敌至武汉的职工组成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并率该团经常德、汉寿、淑浦至贵州省内，沿途宣传抗日，破除迷信，普及教育”。

内迁的民众教育专家很多都有留学经历，他们声气相通，互为奥援。1944年，董渭川由童润之推荐至四川省璧山县，担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社会教育行政学系教授。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入迁桂林，就是内迁留学生与回迁留学生通力合作的结果。雷沛鸿是广西南人，早年留学英美学习民众教育知识，并曾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任过教授和研究实验部主任。战时，他回到广西，第四次担任广西省教育厅长。当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内迁时，俞庆棠、高阳等人，积极与雷沛鸿联系，他们一拍即合，顺利迁校。

二、内迁留学生发展战时后方民众教育的特点

内迁留学生知识广博，既深谙外国民众教育理论，又比较熟悉中国民众教育的实际，有把外国民众教育的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强烈倾向。俞庆棠主张“中国的民众教育，要在我们自己的国情中开拓、发展，外国的经验有它们各自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我们对之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盲目照搬’，④。董渭川在对中外民众教育梳理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民众教育“中国化”的问题。他认为，民众教育“中国化”，必须注意“时代与环境已绝对不允许我们的教育再是专供少数人享受的教育，“时代与环境已绝对不允许我们的教育再孤立下去，“时代与环境已绝对不允许我们的教育仅以人为对象而忽视了社会”……⑤。内迁留学生普遍认为:对于后方民众，应“灌输他们民族意识及国家观念，使其反抗楼奴。“应唤醒他们自动组织起来，实行保乡卫国。“应促其加紧生产，供应战时的需要’。他们结合战争实际、在后方大力开展爱国教育和生产教育，努力实现民众教育的“中国化”。

1力主大力开展后方民众的爱国教育

由于诸多原因，后方民众缺乏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针对这一情况，内迁留学生对症下药，大力开展后方民众的爱国教育。

内迁留学生认为，必须提高后方民众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提出战时后方民众教育目标之一是“提高政治意识”。他们指出:对于战时的后方民众“明耻”非常重要“‘明耻’的方法，不但要教人民明白国耻的史实，尤其要明白这是不能忍受的耻辱。“我们要有决心，不惜流血以争取光荣和自由。这是‘明耻’第一要义。“我们要纪念的‘耻’是国耻，非一家人的耻。“教大家能牺牲个人利益，而争取民族利益。这是‘明耻’第二要义’，⑦。与此同时，强调开展战时后方民众教育必须特别注意提高民族自信，“时代与环境已绝对不允许我们办教育而忘记了自己，而造就出一些崇拜外洋蔑视本国的人，在当前为了企求抗战的胜利，固然非以教育加强每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不可，往远大处想，为企求见建国的成功，更非以教育发扬我们的民族文化不可，非一点一滴塑造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不可”⑧。

内迁留学生往往利用讲座、演讲等方式，鼓励知识分子献身后方民众教育。他们甚至深入基层，鼓励后方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抗战。

2力主大力开展后方民众的生产教育

教育必须与生产实际相结合，这早为知识分子所熟知，内迁留学生更清醒地看到这一点。1939年，陈礼江在《现代读物》发表《教育与生产》一文。他在对教育与生产脱离造成了“种种的流弊”分析的基础上，大力提倡教育与生产相结合。他认为“教育机美与产业界必须切实联络，一起谋得更实际有效的合作”，这是“教育生产化”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现今虽然已经有职业教育的提倡和实施，但其程度和分量显然的还是不够”，应特别注意“加重职业训练”。俞庆棠则明确指出:“长期抗战的进行，除了前方武装将士奋勇杀敌以外，后方民众努力生产，乃是争取抗战胜利的主要元素’。内迁留学生认为，战时后方民众教育目标之一就是“增进职业智能，“使教育与生产真正打成一片”⑩。

针对当时“有几千万无家可归的同胞，流落在后方各地”的实际情况，内迁留学生精心设训一了战时后方难民生产教育方案。他们分析了后方难民生产教育的重要比“各种外在的和内具的条件，大都因为抗战而已经有有利改变。譬如敌人把我们的海目封锁住了，这正是免除经济侵略的一个时候，要树立我国国民经济基础，这正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再有国内政治机构的逐渐改进，以及经济建设的在一个方针下而迈进，都是发展内地生产事业的有利条件，也是实施生产教育的有利条件……所以，实施难民生产教育，化消费者为生产者，使人尽其才，人尽其力，增强抗战力量，这是一个值得大家重视的工作”。他们认为，难民生产教育的宗旨就是“增加抗战时期的生产力量。“虽然一切的设施要符合经济原则，但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他们还提出难民生产教育的原则，如“要政治经济合一的训练。实施难民生产教育，一方而要替难民本身设想，一方而要为抗战前途着想。希望难民受了生产教育以后，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并且改变他们逃难的心理。要养成他们自力更生的信念，并且要提高他们为国家民族效忠的决心。所以，需要政治经济合一的训练，也就是要施行公民和生计合一的教育”。再如主张“要因地制宜，且在生产场所中施教。要注意环境的情形，要顾到原料的供给及产品的运销，并且要与当地固有的生产事业相联系，不然便会失去因地制宜的原则。要在生产活动上教，生产活动上学，这才是真正的生产教育”。他们还对难民生产教育的实施要点进行了深入分析，如“要有策动实施难民生产教育的机构，“要规定训练项日，、“要设置实施单位，“要加以相当地考选’，“要举办首场合作事业”。

为给后方民众生产教育进行示范，内迁留学生还创办了一些生产教育实验区。抗战之初，俞庆棠创办了松溉纺织实验区和乐山蚕丝实验区。这两个实验区都办得有声有色，得到社会各界好评。1939年3月，在重庆妇指委举行的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场上，举办了松溉纺织实验区和乐山蚕丝实验区展览，展出了两个实验区的图表、照片和师生们生产劳动的成果，如大匹白布和供给前方及伤兵医院的纱布、毛巾、军毯等，还有松溉军人家属现场表演纺织技术“宋美龄去看过两次，极表满意。国际友人及社会各界人士也有许多人去参观'《新华日报》记者范元甄参观了展览会和学生的现场操作表演后，写了一篇题为《动员妇女参加生产—进展中的纺织实验区》的特写在该报刊登。1939年10月1日，宋美龄亲自飞抵松溉视察纺织实验区，并高度评价了实验区的成就。

内迁留学生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大力呼吁发展战时后方民众教育，致力战时后方民众教育的发展，并力主将抗战与爱国教育、生产教育相结合，努力实现民众教育的“中国化”，为战时后方民众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篇：抗战时期的学校与教育

抗日救国的呐喊声与杀敌声中，还有另一股隐忍强劲的大潮在集结行动。一批批的青年与导师们冲出沦陷区，去建造战火纷飞下的另一座校园。这是一部中华民族在危亡关头用文化的武器进行拼搏的历史，里面的人、学校、思想、言行、著作都闪耀出迷人的风采与巨大的光芒。

烽火读书声

--抗战时期的学校与教育 作者：张曼菱 《光明日报》（2015年08月21日 13版）

在抗日救国的呐喊声与杀敌声中，还有另一股隐忍强劲的大潮在集结行动。一批批的青年与导师们冲出沦陷区，去建造战火纷飞下的另一座校园。这是一部中华民族在危亡关头用文化的武器进行拼搏的历史，里面的人、学校、思想、言行、著作都闪耀出迷人的风采与巨大的光芒。

1998年秋，我在北大朗润园与季羡林先生谈起“西南联大”的往事。先生说出一番话来：“本来读书需要安静，可是西南联大在战争环境里，书却读得那么好，出了很多人才，民主运动也轰轰烈烈。这个，值得研究。”

季羡林没有经历中国的抗战，战火阻隔，当时他在德国的灯火管制之夜里留学。他对中国焦土上有这样的战时大学感到惊讶。

这位世纪老学人用质疑的声音，在追索一份失落已久的历史档案。

中国人民对法西斯的战斗，开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夜之间，中国好似在睡梦中被砍掉了脚的巨人，突然惊醒，全国游行，呼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复土！'但喊声只有自己听见。那时的世界仍在殖民地时代，有制裁力的强国几乎全是殖民国家。当时的国际联盟为九一八事变后派遣到中国的'李顿调查团'，然而毫无成果。世界上从无真正公理。”在《巨流河》一书中，齐邦媛的回忆沉痛，令人震动。

那时有一句话：“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我是在著名小说《青春之歌》里面读到这句话的。书里面的进步青年有的参军了，到东北加入抗联，或者西去延安革命。这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年代的主旋律。

而寻找“西南联大”的过程，对于我却有另外的发现。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十一月四日星期四

阴，大雾，晨8：00后，即独至东车站，紫祡城为浓雾所蔽，街上行人尚少。

晓发北平十一月四日

十载闲吟住故都，凄寒迷雾上征途。

相携红袖非春意，满座戎衣甚霸图。

乌鹊南飞群未散，河山北顾泪常俱。

前尘误否今知悔，整顿身心待世需。

--《吴宓日记》

1937年吴宓凄然告别北平。列车上的日本军人对中国乘客不屑一顾。可这个文弱的教授却说自己是“上征途”。

当陈三立绝食殉国后，著名世家出身的学者陈寅恪在父丧未举之际，秘密地离开了北京。在王国维死后，陈寅恪被人们期待为“一代文化托命人”。他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决不愿意落入日寇之手。他携带着珍贵的佛家经典随学校南迁，因为“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学问为根基”。

象牙塔在战火中倒塌，象牙塔里的人们走了出来。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教育部之命转移长沙，组成“临时大学”。

数学家江泽涵对家人说：“奉召而去”，只身赶往长沙。

朱自清说，文人至此，唯有“弦诵不绝”报国。

陈省身回忆：“1937年抗战开始，清华要我回来，在数学系做教授，所以我离开巴黎，先到美国，然后1937年8月到上海。”“我们那个时候都痛心于祖国的弱啊！恨日本侵略啊。但是一个念书的学生，也没有什么很具体的办法。所以先回来再说了。”

在当时知识界与政界中，有一股失去民族自信心而投靠日本的逆流。陈省身认为，一群留学生在抗战开始之际归来了，这让人们觉得，“中国是可以站起来的”，这是“很了不得的，最基础的贡献”。

当“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转移迁滇，以李继侗、曾昭抡、闻一多等教员为首的师生们组成了一个“湘黔滇旅行团”，简称“步行团”。

步行团成员吴征镒说：“虽然叫行军，但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不习惯像军队一样排好队走，而是稀稀拉拉地拉得很长。有的同学搞社会学的，或者搞文学的，还深入到民间，去访问民族歌舞、语言、风俗习惯等等。我们常常和闻老师、李老师坐在公路边上，互相议论国事，谈学问，谈所见所闻。”

中国古人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求学之道。在学校流亡民间的途中，乡绅是他们最有力的基层支持者。“步行团”路过贵州玉屏县时，县长发布告说：“凡县内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之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利。”

在偏僻的贵州，有一支童子军的队伍来欢迎他们。

在抗战岁月，几乎所有的中小学生都要接受“童子军”的训练。我曾经看见过母亲的一张照片，少女的她威武如军人。母亲告诉过我，那就是童子军。她还教我唱：“不怕年纪小，只怕不抵抗”。母亲终身保持着那一代人的坚韧和对日本入侵者的民族仇恨。

“七七事变”不久，中国大地就出现了一批批的战时大学，战时中学和小学。

危急关头，为了保全血脉，北中国的家庭自愿分散，学子们追随学校，少年人追随老师，开始了他们艰辛不屈的转移与读书生涯。

许倬云先生写道：“当学校的队伍，列队走过家门口时，每一个年轻的孩子，身穿制服，就像行军的军人一样，背一个背包和口粮，两双草鞋，列队进行。祖母看见二哥在队伍之中，实在舍不得，哭着要我的母亲，将二哥从队伍中撤出来。母亲答道：'我们的孩子，能留一个，就是一个。国家快亡了，这些留下的种子，也许可以为我们再造中国，扳回自由和独立，不做日本人的奴隶。'”

齐邦媛回忆，她的父亲带着学校和自己的孩子们一起走：“这迁移的队伍白天赶路，晚上停在一个站。一路上，我们住了无数住店。学生们都被安排住在各处学校的礼堂、教室或操场，当地驻军会分给一点稻草和米，大家都睡在稻草上，每餐还能有一些煮萝卜或白菜。”

随着日寇的入侵，一些在南方的大学和中学，也纷纷内迁，每一个省的教育厅，都在各地设立临时的联合中学，沿途收纳逃难的青年。在内移的过程中，学校教育没有中断。这些学校各自落脚在内地的偏僻地方，恢复正常的课业。

除了这些有组织的迁移，沦陷区还有无数的青少年不愿受日本教育，纷纷逃到后方，有的投靠亲友，有的流落各方。

王鼎钧先生写道，陈立夫当时主张收容教育沦陷区青年：“当年他有一句话遍告政要：'孩子进流亡学校，至少他的父母不会去当汉奸。'他也一向反对把学生编进队伍当兵，又有一句话遍告政要：'现在还没到送学生上前线的时候。'他这两句名言作用很大，成全了千万矢志向学的下一代，功德无量。”

1994年，陈立夫出版回忆录《成败之鉴》，把这一段政绩说个详细。他“不顾当时行政院政务处和财政部内部人员反对”，批准了救济战区（沦陷区）青年的方案，沦陷区青年在后方中等以上学校读书，由国库支给贷金。书中说“这一笔庞大的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

事实上，得到“贷金”救助的不只是沦陷区学生。在我所采访过的西南联大校友中，如当时从缅甸回来的华侨学生王汉斌以及云南本地白族子弟王希季等，他们都说，自己是靠着“贷金”度过读书岁月的。

弦诵不绝 英才云集

齐邦媛说，当时的老师们有一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气概。“自离开南京到四川自流井静宁寺，整整一年。颠沛流离有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不论什么时候，户内户外，能容下数十人之处，就是老师上课的地方。学校永远带着足够的各科教科书、仪器和基本设备随行。”“在战火延烧的岁月，师长们联手守护这一方学习的净土，坚毅、勤勉，把我们从稚气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恶劣的环境里端正地成长，就像张伯苓校长说过：'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让人看出你是南开的。'”

张校长对南开学生们的警句是：“中国不会亡，有我！”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蒋梦麟说：“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虽然有限，阅读室却座无虚席。”

很快长沙被轰炸。到1937年底，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在长沙临时大学，学生们发生过“是读书还是参军”的争论。最后大家认为：因为抗战不是三五天的事，所以学业不能中断。

钱穆教授说：“如果我们把到后方来读书当作是苟安，不如上前线去作战的好。我们既然到了这里，就要用上前线的激情来读书，才对得起国家和前方将士。”

任继愈回忆，到昆明后，“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这部中国通史成为各大学首先选用的教材。”“历史系雷海宗讲授中国通史，结合他丰富的世界史知识，把中国古代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范围来观察。”像雷海宗、陈寅恪这样的学者讲课时，都从不翻书，娓娓道来，令人忘倦。

百家争鸣的学风在西南联大盛行。“罗庸讲《唐诗》，第二年闻一多也开《唐诗》。闻一多讲《楚辞》，第二年罗庸也开《楚辞》。两人的风格、内容各异，同学受益很多。沈有鼎为哲学系开《周易》课，只有三五个学生来听讲，闻一多也坐在学生中听讲。郑昕开'康德哲学课'，数学系程毓淮也来听课。陈寅恪讲'佛典翻译文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助教、讲师多来听课，本科生不多，遂有'教授的教授'的称号。”

学生中跨系听课蔚然成风。联大工学院的学生有的走好几里路到校本部听文科的课。

“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大学入学考试的标准也没有标准一说。”何兆武先生回顾当时的教育，说：“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想，科学怎么进步？包括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否则永远不可能超越。”“而老师的作用正是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

梅贻琦的名言道出了中华独有的大学理念。“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它与《陋室铭》的优秀传统遥相呼应，在这个学术与教育流亡的战争年代里，更显示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力。

一批由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夫妇设计的土坯铁皮屋出现在昆明城西。这就是西南联大的“新校舍”。从这些铁皮或草顶的土屋里，走出了使中华民族崛起的一代精英。

“两弹元勋”邓稼先，当初逃出北平，来到昆明，遵照父亲送别时的悲壮叮嘱，“学科学能救中国”，他报考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地质学家郝诒纯，曾被联大人称为“校花”。她长得漂亮，功课好，是篮球队长，学生会主席。人们认为这样的女生应该学外语，她却选择了地质。“我转地学系，也是受一位教授的影响。他是袁复礼，第一届跟外国人合作组成西北考察队的队员。”袁复礼深感外国人的考察企图，是为了预备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他用这一段经历教育学生。郝诒纯将终生献给了野外考察。

邹承鲁说：“对我一生影响比较大的是杨石先，后来的南开大学校长，我就记得后来选择生物化学专业，是受他的影响。”邹后来成为胰岛素人工合成的带头人。

被誉为“中国火箭之父”的王希季回忆：“我们还要跑警报，跑完警报照样上课，照样工作。”“我们那个时候，整个的爱国热情是很高的。学，就是为了要打赢日本人。”

由于战时的条件限制了研究的进行，大师们转向投入“本科”的教学，这使得西南联大的学生一入门就受到“研究生”规格的启蒙。

带着一封浙大导师的推荐信，李政道在战火中艰辛奔赴昆明。“我是1945年转到联大的。我一年级在浙大，二年级转学到昆明。”吴大猷通过解题验证了这名物理奇才。“带我的主要是吴大猷先生和叶企孙先生。他们答应我，选二年级的课，教我三年级的。”其实，对李政道的发现是从浙江大学开始的。这是战火中的“人才接力棒”，包含着中国“师道”中“惜才”的美好传统。

在中国被封锁的年代里，梅校长托人从欧美购来大学教科书的样本，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成批复印，又辗转香港运到昆明，使得西南联大的教学一直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

当杨振宁等人在1945年后“留美”，他们发现自己并不比别人差。

为人师表 声名远播

西南联大有“民主墙”。

赵宝熙说：“那天我正在民主墙那儿，因为我们刚出来一期壁报。忽然看见冯先生走进校园来了。那天天气很好，也许他是来学校转转，也许是有人告诉他，他来看壁报了。”因为冯友兰将《贞元六书》题词献给蒋介石，有学生就画了一幅漫画，题名叫“登龙有术”，意思说，用献书达到做官的手段。后来，冯先生跟别人说，“画得还挺像。”

联大有一个公示栏。师生们有什么想法，可以张贴，每天都会有校工来收走，由梅贻琦校长次日作出答复。

赵宝熙说起一桩趣事：“梅贻琦的女儿，梅祖彤，梅三儿。有一个学生追她。”这位男生想送花给她，就写了一个呈文，请求送花，请梅校长批准。“结果弄得大家老去看，一看，他上面就写：某某人所请不准。”

一个年轻人的恶作剧的条子，日理万机的梅校长并没有回避，照样给了明确的答复，维护了制度的一贯性。

联大生活就是如此，浪漫而有一定之规，有趣而不失风范。

化学系有位老师，为补贴家用种了些花。当鲜花终于含苞欲放，却在一个夜间全部失窃了。有人告诉他：到女生宿舍去看看吧。他的满园花朵正安插在女同学们的玻璃瓶和土罐里呢。原来，一伙男生早已经看好了这些鲜花。虽然是靠“贷金”吃饭，一面“跑警报”一面也要谈恋爱。“记得少年春衫薄”，老师也只能摇头一笑了之。

师长们的爱与宽容，传承了中国古代“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道，兼容了现代民主的理念。联大的学生虽然流亡，然而温馨、有幸福感和希望。

我父亲时常回忆起，当年西南联大的老师们在昆明为市民举办讲演的盛况。潘光旦讲“优生学”，刘文典讲《红楼梦》，闻一多讲《楚辞》，吴晗讲时事，梁思成讲“中国古建筑”。讲到国破家亡，台上痛哭流涕，台下群情激愤。

西南联大洒下的文化雨露，对于父亲后来坎坷的人生是一份滋养。“每天，市民都看见他们，夹着一包书，就用本地的土布包着，走着穿过小城去上课，回家。几位先生的蓝衣衫都破了，打着不同颜色的补丁。有位穿皮夹克的先生，夹克穿得很脏也不洗，说要等打败了日本才洗。还有两位先生，胡子很长了也不刮也不修剪，也说要等胜利了，才剃掉。”

学者们走向民间，将读书人的斯文与气节在乡土中国传扬。他们在漫长的抗战岁月中保持贫寒操守，再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风亮节。

梅贻琦夫人率领一群教授夫人们推磨做点心，提篮到昆明“冠生园”去卖的故事，成为“抗战一定要胜利”的无声楷模。“为人师表”的学者们在烽火岁月中磨砺和打造了自己，成为那个时代的伟岸君子。

在中国，自古有“读书人”的称谓，不似职业，却高于职业；不指人品，又对其人品有高要求。知识分子不仅仅意味着拥有知识，也应该是一个时代道德与精神的体现。这也是全人类的期望。

七十年过去后，许倬云先生将中国的抗战大转移譬喻为“历史上难得见到的中国版的《出埃及记》”，这确有相似点，其性质都是要摆脱奴役与亡国灭种的命运，团结起来作一次全民族的生死搏斗。

可以说，抗日战争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圣经》，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熟知与温习。这是“根性”的记忆，关乎一个民族的立足点，利与害，还有传承。

严峻时代，中华民族倾举国之力，坚持战时教育。国运与文脉始终相衔。

烽火读书，保存了世界上唯一“有古有今”的文字记载和历史最悠久的中华文明。

烽火读书，是中华民族对法西斯毁灭人类文明的正义反击。

（作者曾为天津作协专业作家，后返回云南，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大”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创作有电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音像制品《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等。）

第三篇：西医院校留学生中医教育分析论文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境外学生来华求学的人数越来越多，其中，医学教育在留学土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且发展十分迅速。据统计，2010年来华学习医学的留学生己经达到3万多人，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13.6%其中学习西医的学生两万五千多人，学习中医的学生1万多人，医学己成为来华留学生除语言类别外的第一大令业选择。目前，我国大部分西医院校都将中医作为西医临床令业留学生的必修课。如何将中医理论知识教授给西医院校留学生，使其在西医思维下接受中医传统思维，并能在以后行医过程中科学运用中医治疗相关疾病，从而传播中医文化，是西医院校中医教师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就此问题进行相关的讨论。

1合理设置西医院校留学生中医课程

大部分西医院校的临床医学本科留学生的中医课程设置有别十中医院校，课程学时一少，课程分类不细，一般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中医内科学等内容整合到一门课程中。任课教师则需在有限的学时一中将中医经典理论和思维方法教授给没有任何中医基础甚至与中国人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的外国人，让他们能够在短时一间理解并接受中医传统理论，这样的实际教学情况给学生和教师都带来一定的压力。因此，在课程设置上，西医院校应重点安排中医基础理论讲解，详细介绍中医阴阳五行、藏象、气血津液等内容，让学生对中医基本知识有较深理解，再引入中医辨证论治诊疗理论，将中医基础理论与诊疗理论结合，从而逐渐培养学生的整体中医理论思维。鉴十西医院校临床医学留学生的令业方向不是中医，中医教学要求只需达到让学生了解中医诊疗基本理论，特色及优势即可。对十中药、方剂等比较具体内容，由十学时一限制，只向学生概述中药和方剂基本理论，让学生了解运用的方法，不必具体介绍每味中药或每个方剂的功效和用法，可在实际教学中注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指导有兴趣深入学习中医的学生以正确的学习方法。对十针灸部分，则应加重教学内容，因为相对十中草药来说，针灸在国外的应用率和接受度比较高，大部分留学生对针灸有一定的了解，学习兴趣相对较高，所以在授课时一，对十基本理论，如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组成、经络的作用、十二经脉主要愉穴的定位及功效、选穴原则和配穴方法等内容，对留学生要进行重点讲授。通过以上中医课程讲授，在留学生己掌握中医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安排部分中医内科课程，选择有中医诊疗特色的疾病，如糖尿病、肥胖、失眠等，通过介绍相关的中医诊疗过程，让学生对中医诊治疾病有更直观的认识。

2重视西医学科与中医学科思维的差异性

中医思维方式与西医的完全不同，西医思维的逻辑建构十“原子论一构成论一还原论”，从低层次构成高层次的角度来把复杂因素分解为简单因子加以研究，形成了还原论模式。西医沿着人体的层次结构，从器官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进而到量子水平;从宏观领域深入到微观领域，对各个层次上的病理解剖、病理生理机制进行研究「0。而中医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属十中国古代哲学范畴，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阴阳五行为哲学基础，将气血津液和脏腑经络作为生理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色。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性，易导致西医留学生在学习中医时一出现思维混淆，并且会习惯性用西医思维理解中医，如部分学生可能会认为中医没有经过西医式客观的实验检验;没有器官、细胞、分子水平等的具体观察指标;也没有病理生理或解剖作为支撑。针对此，教师在讲授中医课程时一，首先要让学生认识到中西医在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区别，让学生了解到中医是一门哲学思维指导的整体医学，不能像西医一样单纯用“客观存在”来解释中医，学生应多了解中医哲学理论，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诊疗方法。

3有针对性地开展中医特色教学

大部分留学生的成长背景决定了他们思维相对比较活跃，不喜欢填充式教学，习惯问题引导式的教学方法，自己在寻找问题答案的过程中进行学习。因此，在中医授课过程中，教师不应单纯以讲授方式将中医理论介绍给学生，而应采取引导及分析式方法。如阴阳五行理论，若单纯讲其理论，多数留学生很难理解，可举例分析，女为阴，男为阳，让学生从“男”“女”自己特性上分析寻找阴和阳两者一的区别，这样学生易十理解并加以发挥运用。同时一，由十临床医学留学生的西医令业特点，许多学生在学习中医时一惯用西医思维解释中医，比如经常将中医心、肝、脾、肺、’肾等同十西医的脏器，而未从中医的五脏六腑功能角度去理解;此外，许多学生会希望探究经络的本质，会将经络和西医的神经系统进行对应联系。所以在介绍中医和西医概念区别的同时一，还可以给学生介绍中医学的现代最新研究进展，让学生更容易理解与接受中医。在授课时一，教师还应随时一结合中医临床案例，通过案例分析给学生进行中医理论探讨，这样让学生更加直观的认识中医。

4灵活运用英文解释中医知识

目前，全英文授课的医学教育方式越来越成为留学生中医教学的趋势，我国己有50多个西医院校开展了全英文授课的医学教育，其中就包括了中医课程的全英文授课，这有利十推动中医国际化。大部分来华留学生毕业后将回国或到其他国家从医或继续深造，英语是他们在实际医疗土作中运用最多的语言，若从他们接受中医教育时一即用英语授课，可避免学生在日后土作中因语言转换造成的困扰。中医本身蕴含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当运用很多令业词汇时一需了解一定的中国文化，所以将中医词汇直接翻译成英文后，应运用更通俗的语言为学生诊释，如“五行”翻译为thefiveelements(Wuxing)，应重点解释包括“木、火、土、金、水”代表的事物特性及五行间的相生相克关系，同时一介绍其与中医诊病之间的联系[fz7。在介绍针灸穴位时一，穴位都是以其拼音命名，为帮助学生记忆，可结合穴位名称或功能特点给子相应解释，如足阳明胃经的“承泣(Chengqi)”穴，将其汉语字面意思解释给学生，‘承”中文代表接住的意思，英文即为“catch“泣”中文意为眼泪，英文即为‘rtears“，两字放一起“承泣”，从字面意思可理解为“接住眼泪”的穴位，英文含义为“catchtears”，这样学生通过名称就能直观地了解承泣穴原来位十瞳孔直下，眼泪流出经过的部位，同时一根据其位置也可想象到承泣穴可用十治疗眼部疾患。可见，在为留学生进行全英文中医授课时一，教师采取活跃生动、易理解的教学方法，有利十调动留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想象力，让学生不断提出问题并寻找答案，有助十学生理解和接受中医理论。

5结语

中医药作为我国的文化瑰宝，不仅在我国医疗系统占一有重要地位，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对西医院校留学生进行中医课程教学时一，通过合理的课程设置，在中西医思维方式差异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运用全英文开展特色中医教学对十传播和发扬中医这一宝贵传统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四篇：留学生思想教育必要性与教育者角色分析论文（最终版）

对社会角色的认同有助于人们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留学生思想教育者对自身角色的认识是做好留学生思想工作的前提，认识到自己在留学生思想教育中担负的组织管理者、服务者、引领者、纠偏者的角色有助于使留学生思想教育工作达到更好的效果。

角色，原指戏剧、电影、电视剧中的人物，在中国的戏曲理论中也指演员的专业分工，如京剧中的生、旦、净、丑等角色。美国人类学家林顿于1936年在其所著的《人的研究》中首先提出了“社会角色”概念。他将社会角色与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联系在一起，认为社会角色是由一定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符合一定的社会期望的行为模式，是人的多种社会属性或社会关系的反映(胡荣，2009)。

社会为所有身在其中的人提供了一个“剧本”，指导着不同社会成员的不同角色扮演，不同社会角色行为要符合社会对该角色的期待或规范(戴维·波普诺，2007)。如果说，解决社会角色问题是人们适应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对人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那么，充分认识留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必要性，解决留学生思想教育者的社会角色问题，则有助于解决当前留学生思想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对留学生个体发展和我国留学生教育事业都将起到重要作用。

一、留学生思想教育的必要性

(一)留学生思想教育是国家留学生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前，来华留学生规模呈迅猛发展之势。一是，随着中国政治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呈现出持续增强的趋势，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来我国深造;二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逐渐认识到了留学生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并将其纳入到我国教育事业当中，在宣传和招收留学生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制定的《留学中国计划》指出，将采取措施，开设新课程、增加外语授课、增设奖学金等，努力使2020年在华留学人员达到50万。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可以预见，相关国家的留学生来华规模将呈现跨越发展。

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留学生教育注重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管理上以一般日常行政管理为主，生活上尽可能为留学生提供较好的食宿条件，但在思想教育方面近乎空白，少有关注。在中国知网以“留学生思想教育”为关键词搜索，搜到论文仅有59篇，相关的只有52篇。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这么多年，理论探索尚且如此，实际工作中对留学生思想教育的关注更可想而知。这与我国当前的留学生教育事业现状不相符，与我国向留学生教育大国、强国发展的趋势不相符。

(二)留学生思想教育是教育活动的应有之义

教育的本义在“教”在“育”，教育之义应大于、高于教学。长期以来，只注重科学文化知识传授的留学生教育主动放弃了思想上育人的“阵地”，使留学生教育成了留学生“教学”，也大大削弱了我国留学生教育应有的国际社会效益。

实际上，留学生远离故乡亲人来到中国学习，面对陌生的社会文化环境，心理上容易产生紧张。大部分留学生都非常年轻，虽然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但在思想与心理上与我国初入校门的年轻大学生类似，对周围纷繁复杂的社会缺乏正确的认识与判断，需要通过一定的思想教育帮助他们解除疑惑，做出符合留学生社会角色身份的行为选择。

(三)留学生思想教育是建设和谐校园的有益补充

生源的国际化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国高校努力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过程中，各国留学生必将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校园里。文化背景多元、个体差异明显的众多留学生成为校园独特风景线，但同时，留学生个体素质的高低之分、良莠之别也客观存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师生之间、中外学生之间、留学生之间的文化分歧和矛盾频繁出现。

在建设和谐校园过程中，针对留学生的思想教育，在平等尊重、求同存异前提下，在化解文化分歧与矛盾、提升留学生整体思想道德素质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成为建设和谐校园环境、营造友好氛围的重要手段，也为高校走向世界、走向一流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留学生思想教育者的构成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的社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王思斌，2002)

留学生思想教育者是指具备一定素质，能用积极的思想观念、优良的道德规范对留学生施加有目的、有计划的影响，使留学生形成符合国家、社会和校园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教育者。广义上说，凡是能够对留学生在思想道德上进行教育及产生积极影响的人员，都是留学生的思想教育者，除了对留学生直接进行管理教育的班主任、辅导员等人员外，还有对留学生进行言传身教的教师、留学生教育管理部门工作者、能够对留学生产生影响的中外同学，甚至食堂宿舍的后勤保障人员、在日常生活曾对留学生思想道德产生积极影响的校外人士，以及留学生自己。

从狭义上说，留学生思想教育者应是类似班主任、辅导员岗位等对留学生直接进行管理教育的人员，以及对留学生有直接影响的教师。因为这类教育者都是在教学、管理工作中有意识、有目的地对留学生施加影响，进行思想教育，教育效率和效果一般远高于其他类型人员。国家和院校应从留学生教师和思想政治教师队伍中选择业务能力强、道德修养高、作风素质硬、热爱留学生思想教育事业的人员组成留学生思想教育队伍。

三、留学生思想教育者的角色

(一)思想教育的组织管理者

留学生思想教育者是思想教育的主导，制订各种适合留学生特点的思想教育计划，合理协调思想教育资源，组织各类思想教育活动。教育者既有良好的大局观，又能对具体的过程环节进行控制;既有丰富的常规思想教育的组织管理经验，又有较强的临场处置能力。

思想教育主体的组织管理者角色相比思想教育客体角色——留学生，在教育活动中处于优势地位，相应的，对组织者与管理者的思想教育工作素质与能力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者只有具备了较强的业务素质与能力方能胜任角色要求。另外，教育影响不仅发生在具体的思想教育过程中，教育者自身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可能对留学生产生影响。所谓言传身教，身教比言传影响更深远。

(二)思想教育活动的服务者

思想教育者是思想教育活动的具体实施者。活动从规模上来说有大小之分。一些规模较大、参与人员较多、社会影响较大的思想教育活动，能在较短时间内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能够突出教育者的优势社会角色地位。特别是有留学生参与的活动，因为往往与“国际”结合起来，更受到一些教育管理者的重视与青睐。

但在实践中，对留学生思想教育产生积极深远影响的却大多是在一些日常小事、琐事中，比如思想教育者耐心细致的关怀、疏导。在这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思想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具备较强的服务意识。传统的思想教育强调灌输，强调令行禁止，渐渐忽略了思想教育塑造人、引导人的社会功能，思想教育者也渐渐淡忘了自身思想服务者的社会角色。

在新时期，随着留学生教育事业进入新局面，应加强和改进思想教育方法，强化思想教育者的服务意识，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以服务为切入点，引导留学生达到对思想教育的共识，提高留学生思想教育的实效性，避免流于形式、浮于表面。在思想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应善于创造条件、创造机会，提高自身能力素质，积累思想教育经验，创新思想教育方法，以服务者的角色帮助留学生解决思想问题，对其留学生学业与在华生活产生积极影响。

(三)思想道德倾向的引领者

当前，世界正面临全球化进程加速的时代背景，中国也正处于社会转型、改革深化历史阶段，各种文化、思想相互碰撞激荡，思想教育面临的形势复杂艰巨，加上留学生自身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道德标准、价值倾向呈现多元复杂局面，针对留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难度更大。

首先，教育者应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提升理论文化修养，深入学习掌握思想教育的理论方法，特别是要熟悉有关留学生教育管理的国家政策法规，在留学生思想教育中要有理论高度和思想深度。其次，深入全面地了解教育对象，了解文化宗教背景，了解道德价值取向，了解教育对象的内心世界，消除误解，善于沟通，使教育对象认同教育者传达的内容，理解教育者的善意。第三，在方法论上以国家法律学校制度为底线教育，将留学生思想教育引导到中国社会传统美德上来，引导到留学生完成学业的最终目标上来，以厚德载物、包容并蓄的中华文化胸襟教育留学生和谐融入中国社会。

关于来华留学生的思想教育，大多数学者都指出应当本着尊重友好的原则，不能将对中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强加于留学生。这种态度当然是正确的，但只是做到不强加于人，对思想教育者来说显得过于保守了。留学生思想教育者应当更为积极地成为留学生思想道德上的引领者。

比如，结合留学生日常具体的学习和生活内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载体，适时向留学生介绍我们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无须刻意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只需具体介绍词语的意思，赢得他们的价值认同，理解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积极引导留学生确立正确的思想道德倾向。

(四)不良思想道德的纠偏者

来华留学生在对外交往中因为不了解中国的法律，不了解中国社会的风俗习惯，不了解其他留学生的宗教信仰与习俗，可能在交往中产生误解和矛盾。思想教育者要有相关知识的储备，及时向留学生介绍相关法律知识与宗教习俗知识，及时纠偏，消除误会，化解矛盾。随着留学生规模的扩大，来华留学生的道德素质是参差不齐的。一是少数留学生法制观念淡薄，不知法律的界线，甚至有的无视法律，认为法律会对外国人网开一面;二是缺少对彼此的了解，对他人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缺少了解，产生不尊重的现象;三是有的留学生道德素质确实存在很大问题，不尊重学习的国度、人民以及其他留学生(王春刚，2012)。

思想教育者必须及时向留学生宣讲中国的法律、学校的管理制度，引导留学生换位思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努力帮助留学生纠正不当言行，提升思想道德水准，将留学生的认识引导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氛围中来。

总之，留学生思想教育者因为教育对象的特殊性，不同于一般院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增强角色意识，提高角色素养，在我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大局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五篇：高校留学生的入学教育模式论文

【摘要】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由于环境的变化，文化的差异，不同的教育体系，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如何对留学生进行有效的入学教育，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在华生活和学习，已经成为学校和留管部门面临的重要任务。留学生的入学教育要做到合理有效，迫切需要设立特别的留学生入学教育机制，丰富入学教育内容和形式，最终使留学生顺利渡过来华留学的重要转型期。

【关键词】来华留学生;入学教育

2010年，教育部印发了《留学中国计划》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在2020年使得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要培养一大批知华、友华的高素质来华留学毕业生。为此，我国高校正致力于扩大来华留学生招生规模，并努力探索更科学规范的留学生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国际化教学科研环境，从而增加对高水平高学历留学生的吸引力。在规模扩大的同时，高校在留学生的管理和培养中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如何做好留学生入学教育也是其中之一。作为承担留学生教育的高校，入学教育这一堂“课”教得好，将对留学生管理将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留学生入学教育要基于学生，有目的、有系统、有组织地施加积极的影响，帮助学生适应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它也是完成留学生角色转变的重要手段。留学生入学教育应该分为不同阶段，包含不同的内容。外国留学生进入中国高校学习，因为生活环境、教学和学习方法的变化，思维方式也要随之转变，由此带来的种种不适应，是留学生来华后的必经阶段。外国留学生背井离乡来到中国，面临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他们大部分的年龄都处于20多岁，大多是第一次长期出国学习，难免会产生困惑、抑郁、自卑、焦虑等情绪。而长期处于这些情绪之中，很容易让留学生的思想和心理上产生问题和矛盾。比如，独立性和依赖性的矛盾。他们都渴望得到生活中的独立，但因为年龄和经历的因素，实际上又需要他人的帮助；他们渴望马上投入学习，但实际上出国留学过程漫长而艰难，会面临比想象中更多的困难。又比如，在人际关系方面，会遇到理想和实际的差距。留学生想尽快融入当地，但由于语言、文化、宗教、行为习惯等差异，使得留学生与中国或其他国家学生很难进行深入的交流。而年轻人又往往缺乏与人相处的必要的技能，学生之间难免会发生一些冲突，这将导致他们更加沮丧和孤独。

一留学生入学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时间方面。目前我国大学入学教育活动的绝大多数是报道后一到两个星期内进行。调查显示，大一新生从“困惑和焦虑”到“基本适应”，47%的中国学生需要3个月左右，45%的中国学生需要大约1个月，10%的学生需要更多的时间。留学生开学，也大多集中在报道后一到两周。这意味着外国留学生来华后，可能还没有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生活方式，就已经开始面临学业的压力。与中国学生相比，由于文化的差异，留学生的适应期则更长，大多数学生在3～6个月才逐步适应在华生活和学习。但高校留学生的入学教育工作往往只集中在报到注册周，并没有形成长期的持续性的教育引导机制，导致留学生实际并未得到完善的入学辅导。第二，内容和形式方面。一般高校针对留学新生的入学教育，仅限于介绍学校的规章制度、培养方案、学位要求、安全教育等，内容较单薄，形式较单一，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导致入学教育的效果不佳。第三，人员配备方面。近几年来，各高校来华留学规模普遍增长较快，而在管理人员配备，特别是国际辅导员队伍建设上往往没有跟上规模的发展。很多高校的国际辅导员配比不足，人手不够。导致国际辅导员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处理事务性工作或突发性事件上，对留学生的入学教育重视不够，工作做得不扎实，导致后续管理上产生更多问题，造成恶性循环。

二留学生入学教育的内容和形式

留学生的入学教育，更多的是帮助留学生适应的过程，目的是提高教育质量。通过一系列的教育和引导，使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更快地适应我国和更好的更高层次的学习生活。根据学生入学教育的特点与目的，我们将学生教育内容分为：日常的、课堂上的、心理上的。第一，生活上的教育。留学生从世界各地来到我国，周围的环境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调整生活方式是留学生来华后面临的首要问题。针对此问题，一是来华留管部门应该做好信息搜集，将留学生来华后将面临的问题和对应的解决方案集结成册，在寄送入学通知书的同时或在学生报道注册时，将这些信息及时传递给学生，让学生能够提前了解和做好充分准备。二是建立“点对点”机制，发挥“以老带新”的作用，让已熟悉在华生活的老生帮助和引导新生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生活环境。三是尝试建立中国家庭体验模式，让留学生在学习之余有机会进入中国家庭生活，通过体验式的互动教育，让留学生通过家庭日常生活，更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第二，课堂上的教育。课堂上的学习是留学生到我国学习的核心环节和重要目的。但由于中外教育系统、教学方法、学习习惯等不同，留学生也会或多或少产生不适应感。针对此问题，首先应针对留学生专门开设通识教育课，介绍我国的教育体系、制度、教育方式等，让留学生在宏观上了解中国高校的教育情况。其次，教师在课堂上应该注意自己的教学方式是否适应留学生，他们的学习能力是否能达到所授课程的教学要求。教师应针对留学生具体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课程进度、考察方法等，逐步让留学生适应课堂学习，最终完成培养目标。第三，心理上的教育。留学生面临环境和文化的巨大变化，他们的内心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紧张和不安，因此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同时，由于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教育和文化背景、思想、价值观、生活习惯发生碰撞，在学习、生活中难免会产生摩擦，导致或加深心理问题。首先，高校应该考虑增加国际辅导员的配比，丰富国际辅导员队伍，增设心理咨询岗位，开设心理咨询室；其次，在开学时可通过网络问卷的方式，对留学生的心理状况进行了解和筛查，针对存在或可能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及时疏导和处理；同时开设心理学专题讲座，组织座谈会，或开展各类文化体验活动，以促进留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总之，做好留学生入学教育是使留学生从适应中国环境到全身心投入学习的必要工作，也是学校培养知华、亲华、友华的高素质高层次留学生的基础。高校留管部门应针对留学生的特点创新入学教育内容，改进教育方法，完善教育机制，使留学生入学教育能够全面、深入、持续开展，帮助留学生顺利渡过来华留学的重要转型期。

参考文献

［1］崔淑慧．高校留学生入学教育模式探讨［J］．高教探索，2014（3）

［2］孙滢，杨文星．浅论留学生新生入学教育的创新对策［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12）

［3］徐晓泽，刘伟．团体咨询在大学新生入学教育中的应用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