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赔款援助中国教育始末[合集]

第一篇：庚子赔款援助中国教育始末

庚子赔款援助中国教育始末

2015-02-01 00:41 阅读(8)评论(0)

作者：不详

1900年，中国的庚子义和团匪之乱引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和李鸿章与11国代表签定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各国的分配率以俄国最多，计28.97％，德20.02％，法15.75％，英11.25％，日 7.73％，美7.32％，意5.91％，比1.89％，其余都不足1％。（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

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西奥多 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提出“授权减免和取消对中目超出此数的赔偿要求”，并谓：“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寻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材，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1908年10月28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 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 “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美国的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在巴黎和会上，北洋政府废除了对德国与奥地利的赔款。大战平息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只有日本分文不退。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

第二篇：庚子赔款与中国教育

庚子赔款与中国教育

“听说美国退还了庚子赔款，据说北大和清华都是美国人给建的，这是真的吗？”下面就谈一谈美中之间的这段百年往事。

1900年(庚子年)，义和拳运动在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北方部分地区达到高潮，大清帝国和国际列强开战，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紫禁城皇宫。

庚子赔款列强分摊

1901年(辛丑年)9月，中国和11个国家达成了屈辱的《解决1900年**最后议定书》，也就是中国史称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从海关银等关税中拿出4亿5千万两白银赔偿各国，并以各国货币汇率结算，按4%的年息，分39年还清。这笔钱史称“庚子赔款”，西方人称为“拳乱赔款”。

美国政府在谈判时曾提议不要让中国赔款太多，但条件是各国都不得多要。这一主张因遭到其他列强激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在签约后，美国所获赔款份额是7.3%，排名第六。美国官员明白，这笔赔款其实远远多出美国的实际损耗，包括远征军费和美国公民以及教会与公司在“拳乱”中的损失。

美国退还多余赔款兴办教育

《辛丑条约》中还有一项中国史学家不常提及但却对中国留下永久影响的条款，那就是：中国成立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一向以“天朝”自居并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国，从此有了专门的外交部和职业外交官。

1904年，清朝驻美公使梁诚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交涉庚子赔款事宜的时候，海约翰告诉他，美国得到的赔款过多了，梁诚立刻把此事汇报给了外务部。

海约翰和美国一些传教士和教育家支持退还多余赔款，但是不愿意让这笔钱由中国官员任意使用。他们认为，如果美国帮助中国兴办现代教育并让中国学生来美留学，将会造就一批熟知美国价值观并和美国联系密切的人士，也就不会再次爆发“拳乱”了。

1907年12月，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正式请求国会批准把多余的庚子赔款退还中国，赞助中国教育事业。1908年1月，国会通过决议，批准总统退款。

7月间，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奉国务卿鲁特指示，致函大清帝国总理外务部大臣庆亲王说，美国出于友好，已决定把“拳乱赔款”从当时的2400多万美元金币减少为1300多万美元，余额退还中国。柔克义还写道，赔款额中还包括200万美元预备用来支付民间在法庭提出的索赔，如果这笔钱有剩余，也将归还帝国政府。

清朝外务部立即回函致谢，并表示中国政府注意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愿意资助中国学生的表态，“现已决意用此退还之赔款，每年派去学生若干人至贵国留学”。

庚子赔款建立清华学堂

1909年，中国首度利用退还的庚子赔款向美国派出了几十名留学生。1911年(辛亥年)，用于培养留美预备生的“清华学堂”在北京成立，这是清华大学的前身。这座学堂设立在原来的王府“清华园”。园主人载濂郡王因为支持义和拳而在战败后遭革爵，庄园也被朝廷没收。外务部选中了这块地方，用“拳乱赔款”建立学堂。

2002年，乔治.W.布什总统曾在北京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提问。布什在演讲时说，这所著名大学是美国为了增进两国间的联系而帮助成立的。

美国第二次退还赔款

就在建立清华学堂的同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取代了满清王朝。民国政府继续按4%的年息向各国支付庚子赔款，而美国继续每年退款给中国，用于教育事业。

当代中国以及海外华人中的很多知名人士，包括教育家和科学家，当年都接受过庚子赔款的奖学金赞助。

1924年，美国政府又宣布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把余下的所有赔款全数退还中国。由于当时中国处在战乱时期，没有稳定的中央政权，美国政府委托由美中两国人士组成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管理退款。基金会用退还的赔款兴办文教事业，继续培养留学生并资助清华大学，还在1931年建立了当时远东最先进的图书馆之一“国立北平图书新馆”。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分馆的前身。

各国纷纷退还庚子赔款

美国的退款、中国的外交努力以及时局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苏俄革命等)促使英法日意等国也陆续在1920年代同意把庚子赔款专用于在中国的文化教育等事业。

中国北洋政府在1921年和一战的战败国德国以及奥地利签署条约，废除德奥两国在华特权，包括索取庚子赔款的权利。1924年，北洋政府和苏联签约，把俄罗斯的庚子赔款份额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

到了1927年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庚子赔款都已用在中国项目了。

中国二战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民政府和美英等盟国在1943年签订新约，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中给予列强的一切特权包括受赔权利也予以终止，庚子赔款最终成为历史。

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国民党退守台湾。在台湾新竹成立的清华大学用的是源自庚子赔款的基金。

京师大学堂建于庚子事变之前

听众“林黛玉”问到“北京大学”和庚子赔款以及美国人的关系。北京大学最早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这是中国国立最高学府，而且在义和团事件爆发前就成立了，和庚子赔款无关。

1898年(戊戌年)，光绪皇帝在维新派推动下宣布成立“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很快失败，但是这所采纳“西学”的学堂成为仅存的硕果。清政府聘用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担任西学总教习。1900年，受拳民进京的冲击，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随后攻入北京的八国联军又把这里当作兵营。清朝政府在1902年恢复办学。

另一所和北京大学有历史渊源的“燕京大学”成立于1919年，这是由美国和英国基督教会创建的，首任校长是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斯图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他在1946年被任命为美国驻中国大使。这所教会大学的办校经费来自美国等地的捐助。在1930年代，国民政府教育部曾拨款帮助过燕京大学，有些钱来自庚子赔款的退款，但只占学校经费的很小比例。

第三篇：古田会议始末

一

1928年4月24日，朱德、陈毅与毛泽东在宁冈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25日，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第四军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况下，由于自从3月湘南特委代表强行取消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以后，边界各县的党组织顿时失去中心，失去统一领导，这给边界工作带来极大损害。为此，毛泽东多次提出组织边界特委。经中共江西省委同意，5月20日，在宁冈茅坪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书记，统一领导第四军军委和边界各县党的组织，第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接任。

1928年6月中旬，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进剿”。23日，红四军取得龙源口大捷，打败赣敌的第四次“进剿”，使红色割据区域不断扩大，井冈山根据地由此进入全盛时期。26日中共湖南省委分别写信给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对敌我力量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致特委信中指示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毛泽东“须随军出发”，派杨开明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致军委信中指示“出发湘南的四军军委应取消”，另成立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和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前敌委员会，省委指定下列同志组织之：毛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士兵同志1人，湘南农民同志1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毛泽东同志担任，常务委员会由3人组织：毛泽东、朱德、龚楚，并派杜修经同志前来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看了湖南省委的信后，毛泽东很不高兴，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不经过征求意见就已决定，未免太武断和轻率了。

30日晚，在永新县城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毛泽东据理陈述了红四军不能去湘南的理由，指出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分兵去湘南是危险的。朱德、陈毅等大多数与会者同意毛泽东的主张，会议作出了不执行湖南省委指示信的决议，大家都感到问题已经解决了。散会时，大家情绪都很振奋，毛泽东尤其高兴。7月4日，毛泽东受前委委托，以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名义给湖南省委写信，建议省委收回成命。就在毛泽东上书后第三天，湘敌吴尚部进攻宁冈，红四军军委当即决定第28、29团回宁冈解危，第31团在永新阻击来自吉安方向的赣敌。

不料，7月12日当朱德、陈毅率红四军第28、29团攻占靠近湘南门户酃县时，一场意外的变故发生了。第29团主要由湖南宜章农民组成，家乡观念浓厚，不习惯过山上的艰苦生活，全团官兵闹着要回湘南家乡。朱德、陈毅连夜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经过紧急磋商后决定说服29团官兵服从革命需要，克服思乡观念。于是先后召开了士兵代表会和全体官兵大会，由朱德、陈毅讲话，进行说服教育。但是，29团官兵根本不听，随军行动的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坚持省委要红四军去湘南的决定，更加剧了事态的发展。

朱德、陈毅被迫允诺先回宁冈解井冈山之危后再去湘南，这样才勉强稳住了部队，使部队向宁冈回师。15日当部队到达酃县沔渡时，29团官兵再次提出要回湘南。陈毅在沔渡再次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做说服工作。因毛泽东在永新并反对红军去湘南，会议决定按照湖南省委指示取消红四军军委，改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改选陈毅为书记。这就是陈毅后来常检讨的，两次被推举代替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第一次。

会后，陈毅写信给毛泽东，报告第29团要回湘南的情况。毛泽东闻讯后在永新立即给杜修经和朱德、陈毅回信，派茶陵县委书记江华，一天赶100多里送到，要求停止去湘南的行动。朱德、陈毅收到信后，决定次日停止行动，召开连以上干部会就毛泽东来信进行讨论。在两种意见争执不休的情况下，陈毅只好提议派人回宁冈请示毛泽东再作定夺，杜修经当即自告奋勇前往宁冈。事情偏不凑巧，当杜修经飞马赶到宁冈茅坪时，毛泽东却到永新去了。杜修经只见到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杨开明表态说：“既然你们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一下。”于是，杜修经连夜赶回沔渡。士兵们见他回来，纷纷问他，“走不走？”杜修经手一扬说：“走！”朱德、陈毅在再三劝阻无效的情况下，为避免第29团孤军深入，不得不率领第28团同他们一起向湘南开进。7月24日，朱德、陈毅率部进攻郴州，先胜后败，第29团自行散回家乡，部队遭受严重损失。

8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部来到湖南桂东县的沙田，湘南之行使陈毅感到自己作为前委书记领导不力，他与前委成员商议决定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会上，陈毅检讨了自己作为前委书记，对错误倾向制止不力的责任，听取了与会代表的尖锐批评，会议最后决定给朱德、陈毅“留党察看三个月”处分。8月23日，在桂东县城，毛泽东率领第31团同朱德、陈毅率领的第28团会合。毛泽东见到陈毅时说：“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着棋马上就得输，取得教训就行了。”随后在县城召开营以上干部参加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总结攻打郴州失败的经验教训，陈毅报告了部队的失控情况并作了自我批评。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重回井冈山，取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军队行动，以毛泽东为书记。9月26日，毛、朱、陈率红四军返回井冈山，收复了边界大部分失地，粉碎了敌军“会剿”。11月初，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六月来信”。6日，在茨坪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六月来信”指示，成立了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和毛科文5人担任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陈毅任秘书长。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朱德任军委书记。二

1929年1月1日，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策划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4日，在江西宁冈县柏路村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和团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边界各县县委联席会议，在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下，会议决定由彭德怀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以解井冈山之围。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共同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受敌重兵尾追和袭击，屡次陷入险境。为应付紧张的情况，使指挥便捷，2月1日红四军前委在罗幅嶂开会，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红军。2月11日，红四军在赣南瑞金大柏地伏击歼灭敌军刘士毅旅大部，扭转了红四军的被动局面。4月1日，红四军回师赣南到达瑞金与红五军会合，局势逐渐好转。但是4月3日红四军前委收到中共中央“二月来信”，来信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悲观的分析，提出将红四军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朱、毛“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隐匿大的目标，以保存红军和分散发动群众。对中央来信，朱德主张按中央命令办事，毛泽东持不同意见。于是，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中央“二月来信”。

会后，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央写信，指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提出“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后来并没有实现。

5月上旬，中共中央派遣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从上海来到宁都，参加红四军工作。由于刘安恭是中央派来的，一到红四军就被前委任命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23日，红军攻克龙岩后，由于地方工作一度繁忙，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并由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刘安恭不了解中国红军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主张照搬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认为前委代替包办了军委的工作。他主持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并要求恢复正式军委。下级党委作决定限制上级党委的领导权，实际上是限制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毛泽东、朱德对刘安恭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态度，朱德表示赞同，认为军委与前委分清彼此的职权范围，有利于工作开展；毛泽东坚决反对，认为是从根本上危及党对红军的领导。毛泽东、朱德两人的对立态度导致争论进一步升级。5月底，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上，刘安恭等人对前委领导提出很多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要求恢复正式军委。第一纵队司令林彪等人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认为赣南、闽西的苏区尚未发展，地方工作不多，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并批评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反对设立军委。刘安恭和林彪的言论，显然违背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使红四军党内原来就存在的自由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残余，都有所滋长和暴露。争论结果，未能统一，前委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无法贯彻实行，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也难以继续工作。6月1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信，汇报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斗争状况，提出“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队伍，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

在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的情况下，6月8日，在福建上杭县白砂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扩大到连以上干部。刘安恭与林彪再次发生激烈争论，刘安恭情绪激动地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林彪再次重申了反对设立军委的意见，朱德为缓和会场紧张的气氛，耐心地做解释工作。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他将一份书面意见放在会议桌上，简短地说：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毛泽东此举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刘安恭的做法不满，在投票中，前委以36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免去，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统一思想，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前委还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

白沙会议虽然取消了军委，但争论还在继续。刘安恭散布了许多挑拨离间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制造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毛泽东再次萌生了离开前委的想法。林彪看出了毛泽东的矛盾心理。当天夜里，他给毛泽东写信说：“你今天提出你个人要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该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来代理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切同志的错误思想”。毛泽东仔细阅读了林彪的来信，并于6月14日给林彪回了一封长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批驳了所谓“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四军党内有家长制”等说法，分析和批评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小团体主义、分权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最后，毛泽东说明了请求离开红四军前委的原因。他说：“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乃有以下的理出：我在四军的日子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指出的中心理由。我个人身体太弱，知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 为了搞清问题，红四军前委要求毛泽东、朱德两人提出书面意见，陈述自己的观点。6月中旬，《前委通讯》第三期将《毛泽东复林彪同志信》和《朱德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一起发表，争论也进一步公开化。毛泽东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十分重视，他期望通过这次会议，使红四军党内能在他所主张的路线上统一思想。因此，在七大召开前毛泽东找陈毅谈话，要他做一个好的“决议”。但是陈毅在起草“决议”时，采取了两面维护与两面批评的“调和”态度，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给予旗帜鲜明的大力支持。

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陈毅作为大会主持人之一，代表上届红四军前委作了工作报告。他针对部分同志对毛泽东领导的怀疑态度，指出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红军离不开毛泽东；同时，也对毛泽东和朱德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陈毅这种调和敷衍、模棱两可的态度，其用心是为了红四军党内的团结，但其结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被七大所接受。听了陈毅的讲话后，朱德作了解释。对陈毅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调和主义，毛泽东是非常不满的，他在会上最后发言，重申了自己的各项政治主张，“至于陈毅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会议通过了陈毅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否定了在前委之下再设立军委的意见。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中央指定的前委委员朱德、毛泽东不动，余由大会选举。由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和红四军直属队、各纵队的士兵代表共13人为前委委员。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这是陈毅两次被推举代替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第二次。

几十年后，贺子珍在回忆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的原因时说：“我看他所以落选，主要是—些人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红军中的党代表制，不重视政治工作。另外，毛泽东对部队中不正之风进行了批评和抵制，也引起一些人不高兴。”红四军七大由于几个主要问题未能分清是非，大家的思想未能统一。会后，毛泽东对陈毅极感失望，愤而离开红四军要求到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去做地方工作和养病。这次近乎“夺权”的会议也许给毛泽东的刺激太大了，因为这是由下级“造反”而成的。7月8日，受红四军前委委派，毛泽东同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等人，离开了红四军军部，由龙岩动身前往上杭蛟洋，代表前委出席并指导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骑在马上，陈毅默默相送。事隔60年之后，当时和毛泽东一起到蛟洋的江华回忆说：“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点灰溜溜的样子。” 三

党中央也在关注着红四军党内的这场争论。不久，红四军前委接到中共中央“四月来信”，要红四军派一名得力干部去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情况。7月29日，前委全体成员在蛟洋召开红四军前委紧急会议，有人提议由毛泽东和陈毅一同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毛泽东不愿意去，前委就决定陈毅一人前往上海。临走之前，陈毅专门来到蛟洋诚意地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毛泽东对主持前委工作的陈毅颇有意见，说身体不好，不能回去。这样，就由朱德代理红四军前委书记。

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党内问题的汇报，会议决定召集临时政治局会议，由陈毅出席作详细报告。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专门会议听取陈毅报告，出席的有总书记向忠发及政治局成员李立

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陈毅作关于红四军党内问题的详细报告。鉴于红四军的问题极为重要，会议决定，李立

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提出决议，由政治局讨论通过，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从8月底起，周恩来、李立三一次次来到陈毅的客房，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着重讨论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陈毅还是坚持一贯态度，中央派人去红四军，他当不了前委书记。他说：“我陈毅两次代替毛泽东干前委书记，两次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正说明我管不了这一砣嘛。”李立三对陈毅说：“你看毛泽东如何？”陈毅也曾想到仍由毛泽东来当红四军前委书记，但当他想到红四军内可能有不少反对意见时，他又动摇了。李立三接着说：“我考虑，如果仍由原班人马负责，毛泽东、朱德都不调离红四军，只把刘安恭调回中央，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但不兼政治部，朱德仍为军长。你看四军同志能不能接受？”陈毅担心毛泽东搞不好团结，周恩来认为毛泽东身负重担，面临大敌，是不会不注意改进自己工作作风的，现在选择红四军领导人，毛泽东是最好人选。这样，经过一个月的讨论，使陈毅感到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的坚定正确，使他毫无抵触地坚决拥护毛泽东仍为红四军前委书记。他对周恩来、李立三说：“这次闹得有点伤感情，主要是我的错误。我没有认清毛泽东的天大的优点，没有指出正确的路线。我回去带头检讨，我相信退一步是可以进三步的。”周恩来高兴地提议由陈毅为中央起草《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陈毅很快根据周恩来的谈话要点起草好了指示信。

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信中肯定红四军建立以来的成绩和经验，对红四军工作任务作了一系列明确指示，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提出批评，明确指出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10月22日，陈毅携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回到东江松源的红四军前委机关，与朱德见面后，陈毅首先询问毛泽东的近况。朱德告诉陈毅，自从他到上海后，毛泽东就先后到上杭县苏家坡、大洋坝和永定县牛枯扑、合溪等地农村养病，同时指导闽西军民反“会剿”斗争和开展土地革命。陈毅听了朱德的介绍后说，要请毛泽东回来主持红四军前委工作。朱德表示完全赞同，“我服从中央的指示，不过你欢迎他回来，他是否愿意回来，还很难说。”陈毅说：“这个我负责。我相信，是可以把他请回来的。”朱德说：“毛泽东对你最不满意，你知道吗？你走后，9月底毛泽东在永定县合溪养病期间，红四军在上杭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致信毛泽东请他务必到会。毛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议了。’回信送到前委后，前委觉得毛泽东态度有问题，给他‘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到会。毛泽东当时正患疟疾，便由地方武装护送坐担架赴会，但赶到时会已开完。大家见他病得不轻，只好让他继续养病。”

说完朱德将毛泽东的信交给陈毅，陈毅看了这封言词激烈的信，心情十分沉重，他没有想到红四军党的七大对毛泽东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陈毅说，这次回来就是为了纠正调和主义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他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陈毅主义”，他当即向朱德详细介绍了在党中央所见所闻。当天夜里前委召集会议，由陈毅正式传达中央“九月来信”。会后，陈毅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给在蛟洋的毛泽东，并附上自己一封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信中写道：“从中央回来，于22日到军部。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另一方面和朱德等前委同志商定，开始筹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传达中央“九月来信”，改选红四军前委。11月23日红四军攻占长汀城，前委决定，再次促请毛泽东速回主持工作，并派部队接他回红四军。

11月26日，毛泽东接到陈毅来信和中共中央“九月来信”指示，读后百感交集，自言自语地说，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党内争论问题终于作出了正确的裁决。随后，他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长谢汉秋陪同下心情舒畅地从上杭蛟洋抵达长汀，同朱德、陈毅会合。毛泽东向朱德、陈毅等前委委员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央的批评，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随后，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也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毛泽东也说八大时他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肯定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明确军事和政治的关系，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是红军建设和党的建设纲领性文件。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11人为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至此，红四军党内的矛盾和争论，终于得到圆满解决，红四军在此基础上达到了空前团结，进入了—个新的发展时期。

(作者单位：空军航空大学飞行基础训练基地社科系第二政工教研室)

第四篇：中国教育梦

中国教育梦

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好课堂小学数学教学观摩活动

——学习体会

王海英

2014年5月24日和25日两天，我去参加了在赤峰市党校举办的中国教育梦——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好课堂小学数学教学观摩活动。本次活动全面围绕教育教学改革要求，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总结教育教学经验、探讨有效课堂教学的方式、方法为重点，采取名师现场教学真实观摩、真实案例、名师分析等来进一步提升教师能力和素质。

本次活动我一共听了4节课以及课后名师对这节课的评价和对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认识。内容分别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1+x”课程研究中心教研员易博老师执教的示范课《秒的认识》、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华应龙执教的示范课《平均数的练习课》及讲座《融错：减负高效之良策》、刘劲苓老师执教的示范课《点阵的规律》及讲座《打开数学的画卷》、许卫兵老师执教的示范课《认识小数》及讲座《关于有效教学的深度思考》、全国著名特技教师钱守旺老师执教的示范课《亿以内数的认识》及讲座《打造动态课堂的24个策略》和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刘德武老师执教的示范课《埃舍尔和他的神奇骑士图—密铺》及讲座《交则通

通则透》。这些名师不但给来自本市的几百名数学老师亲自示范数学课堂，还给老师们带来最前沿、最前线的数学思想的指导。下面我借本次学习浅谈一下自己的体会。

在观摩的课堂教学中，最让我受益匪浅的是华应龙老师的课。华老师通过绘声绘色的讲解、恰当而不浮夸的肢体动作调动着学生在课堂中的积极性。另外华老师以尊重别人，来彰显自己风采。1．尊重听课老师。华老师是我听过课的老师中唯一一位有与听课老师分享思考的老师。虽然他是一位名师，但他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他在这节课中就提出3个小问题：①参与求体验，平均数的统计意义怎样让学生体验？②平均数不是真实的数，平均数是什么数？③怎样的活动能很好帮助学生理解平均数的特点？2．尊重学生。华老师在喊上课到问候之间停顿了10秒钟，在这10秒钟时间里华老师眼睛瞄过所有的学生，不放过任何的角落。在问学生姓名时，他稍稍地低下身子问：“您贵姓？”把学生当做朋友一样看待，这样的老师，您说孩子会不喜欢吗？华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平易近人的学者、大师。“疑是思之始，学之端”，华老师还是一个会思考的人。他说：“有问题才愿想，有胆识才敢想，有激情才能想。”他的报告《融错：减负增效之良策》，又让我有一种“沉醉不知归路”的感觉，他说过一段话：“我每天晚上12点关灯睡觉，然后想到什么就开灯把它写下来，所以觉得自己的床头灯像萤火虫，每天晚上一闪一闪地。”深深打动了我，自己不由提醒自己今后是否在教学上也应该想到些什么。当然关键还是要坚持。最后他说，做一个研究型的教师，最重要的是热爱，艾青说为什么你的眼里总含着热泪，因为我爱这片土地，因为你爱数学就会找到更多更好的数学题材，张爱玲说的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发现自己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其实我不是勤奋，我是在享受幸福，所以做一个研究型老师和王国维说的做学问的三个境界是完全一致的，我的理解就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登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教学手法大家都很清楚，这是第一境界，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当你琢磨的时候会有很多问题，一下子找不到办法，所以衣带宽，人憔悴，什么是创造，用生命去交换。

在观摩特级教师钱守旺的精彩讲座《打造“动感课堂”的24个策略》后,让我在教学设计、定义教学策略上有了进一步的启发。其“对话-分享”式课堂使学生勇于思考、分享和互动，从而课堂变得富有生机、富有活力、富有动感，学生们会产生更多个性化的理解与表达。其中“教师要努力实现三个转变：教师变导师，教室变学室，灌输变探究。努力打造具有愉悦感、充实感和成就感的课堂”此观点尤其令人眼前一亮。譬如作为新老师的我，偶尔会感受到有些学生抢答问题不积极，课堂下的作业状况也不够理想。若能调动学生，增添课堂中的愉悦感、充实感和成就感不足，学生的学习效率以及探究能力都会起到质的飞越。其中钱老师定义的理想的课堂上应具备“新、趣、活、实、美”。让我也更进一步理解了数学教学活动，特别是课堂教学应激发学生兴趣，调动学生积极性，应发学生的数学思考，鼓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要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是学生掌握恰当的数学学习方法。作为老师的我们，应认真学习新课标，明确改革方向。比如，《新课标》从“双基”到“四基”即增加了基本技能与基本思想，这便要求我们应更关注学生能力的培养：包括演绎能力和归纳能力。总而言之：教师基于新课标应重点培养学生的发现问题、提出数学问题并加以分析和解决的能力的培养。问题是数学的心脏，解决问题是数学教学的核心。教师不仅要设计好问题，还有启发学生从数学的角度提出问题。告诉学生“2+3=5”这不是教育；如果你告诉学生2+3为什么等于5，这是踏进了教育的门槛；如果你告诉学生2+3=4，你们一起论证这个结果是否正确，这才是真正的教育：思想是课堂的生命，问题是课堂的灵魂。因此，课堂好问题的特征需具备：①具有探究性，能够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去探索；②具有开放性，能够使学生进行不同角度的思考，提出不同层次的解决办法；③具有启发性，能够促使学生相互合作，让学生在写作学习中共同建筑知识；④具有挑战性，能够给孩子带来认知冲突；⑤具有可接受性，问题处于孩子的最近发展区。

两天的学习时间是短暂的，虽然身体很累，但留给我的收获却是无穷的。每个人都可以是一颗种子，在数学教学的滋养中生根发芽长叶开花；每个老师都可以是一个引路人，举起火炬，山一程水一程地，带着孩子们回到数学的本质。

第五篇：中国教育学会

会长

钟秉林，2001年由国务院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主要兼职：全国政协委员暨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暨机械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评估分会会长、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英国加迪夫大学名誉副校长、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海外理事等。

常务副会长

戴家干，现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检测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教育部应急管理咨询组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考试评价研究院理事长。

刘堂江，教育部新闻宣传专家顾问组成员、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委、《未来教育家》杂志总编辑。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教育记协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期刊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理事。

殷忠民，现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

副会长

丁钢，男，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紫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李烈，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参事，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长，中学高级教师，小学数学特级教师。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教育部教育干部培训及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标准综合审议组专家。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及兼职教授。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李希贵，北京十一学校校长。兼任国家督学、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

王嘉毅，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西北师范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国家督学，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教师教育委员会成员，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教育部西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甘肃省教育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尹后庆，现任上海市教委巡视员，兼任第九届国家督学，上海市教育学会副会长。同时还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华东师大、上海师大兼职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朱永新：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朱慕菊，2009年---现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10年---现在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2011年---现在 教育部第二届全国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袁振国，中共党员，博士，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兼任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顾久，2005年4月到省文史研究馆任馆长至今。2008年元月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胡金波，管理学博士，教授，现任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正厅级），分管基础教育、体卫艺教育、教育督导、语言文字等方面工作。

郑树山，中共党员，工学硕士，北京市人。曾先后在海军北海舰队、中国科技大学和国家教委、教育部工作。历任国家教委办公厅主任助理，国家教委监察局副局长，国家教委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教委电化教育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国家教委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国家教委办公厅主任，教育部办公厅主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

林炎志，中共党员，全国政协委员。2000-2007吉林省委副书记；2007-2012.2吉林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

张绪培，现任兼职：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教育学会会长，国家督学，教育部课程改革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关工委副主任，浙江省教育系统关工委主任。

张卓玉，2003年至今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

张志勇，后先任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副研究员、研究员。教育学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兼任国家督学、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兼职教授、山东省教师教育学会会长等。

吴颖民，现任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院长、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中小学德育》社长、总编。第二届全国教师教育课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东省人民政府督学顾问，广东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中小学校长培训基地主任，广东省中小学教师培训中心常务副主任，广东教育学会副会长，广东教育督导学会会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广东省特级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秘书长

杨念鲁，男，1957年10月生于山东青岛，汉族，中共党员，北京大学教育管理学博士 2009.10-2010.07 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 2010.07至今 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

副秘书长

马建华，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发明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2006年6月至今任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

孟刚，巴彦淖尔市教育局调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2010.10——至今 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

田京生，现任北京市西城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西城教委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王燕，中共党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