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与法治在社区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一篇：论民主与法治在社区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

论民主与法治在社区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 周莹 应用心理学 H21114045 手机号：*** “社区”是社会学中的基本概念，最早是在德国社会学家斐迪·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一书中提出。一般认为：社区就是在一定地域内发生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有特定的生活方式并具有成员归属感的人群所组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其基本构成要素有五个方面：(1)一定数量的人口。以一定社会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进行共同生活的人群是构成社区的首要因素，人口数量的多少、密度的大小、素质的高低等决定着社区的发展。(2)一定范围的地域空间。社区的地域要素是社区各种地理条件的综合，是社区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自然条件。社区的地域要素不仅为社区成员提供活动场所，提供生产、生活和部分资源，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社区的发展。(3)一定规模的社区设置。社区是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场所，人们的活动总是赖于一定的设施进行的。所以，一定规模的社区设施是构成社区的重要因素。(4)一定特征的社区文化。各具特色的社区文化，是社区居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积淀而成的，是许多社区相对独立、相互区别的一个主要标志。社区文化是社区认同感、归属感和社区凝聚力、影响力的重要基础。(5)一定类型的社区组织。作为具有多重功能的地域性生活共同体，社区是一个有组织有、有秩序的社区实体。每个社区都要有相对独立的组织机构，来管理社区的公共事务，调解人际关系和民间纠纷，维护社区的共同利益，保证社区生活的正常进行。

正因为社区的这些特征，决定了社区管理的特性及其重要的意义。所谓社区管理，主要是指一定的社区内部各种机构、团体或组织，为了维持社区的正常秩序，促进社区的发展和繁荣，满足社区居民物质和文化活动等特定需要而进行的一系列的自我管理或行政管理活动。社区管理是在政府的指导下，社区职能部门、社区单位、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的自我管理。在我国，社区管理的概念是在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文化以及行为方式等各方面的变化而提出来的。

目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社区发展运动正蓬勃兴起，上海、北京、石家庄等城市在探索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的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果。政府不再是社区管理的惟一主体，社会中介组织机构有了较大的发展，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自治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居民的“社区人”属性增强，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但是，从总体上来看，现行城市社区管理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如：政府部门特别是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在社区管理中存在经常性的“越位”问题、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角色错位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其自治性没能真正实现、社会中介组织发育不成熟、发展不规范、功能不健全，给有关部门的管理工作带来较大困难、社区管理工作者队伍薄弱，专业化程度较低、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等。面对如此多的问题，我们如何解决？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组实例。

2012年10月下旬，深圳市新安街道海华社区被司法部、民政部确定为第五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海华社区的主要工作亮点一是以法治宣传为切入点，全面提高社区居民的法律素质；二是以社区自治为导向，构建社区组织体系；三是以社区民主自治为重点，提升社区民主法治建设水平。通过创建活动，为海华社区构建了文明和谐的法治环境，社区干部的威信和作用进一步提高，社区治安和社风民风明显好转，社区秩序进一步稳定，黄赌毒现象实现了零记录。根据问卷调查，社区居民学法普及率超过了99.5%，居民对社区管理和建设的满意程度为99.2%。

作为南京市唯一个被选中的拟申报“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的江宁区清修社区位于江宁区江宁街道，区域面积9.6平方公里，是南京市综合实力百强村之一。近年来，该村立足自身特点，创新思路，从多个层面开展普法宣传教育，营造出良好的法治文化氛围。一是提升村民民主自治能力，将社会管理创新与民主法治建设相结合，不断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村务、财务公开等管理制度，大力提升民主自治能力，促使村民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能力；二是开展多元化普法教育，根据本村的实际特点，将教育对象分为村干部、普通村民与外来务工人员等不同类别，利用村(社区)法律顾问等专业资源，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三是不断加大法治建设投入，2011年以来，清修村为提高普法教育，推进法治创建活动，先后投入了70多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法制宣传软环境的建设，今年，该村又设法筹措社会资金2000万元用于综合服务办公楼的建造，打造以法律服务为品牌的多功能法律服务工作室，此外，该村还在积极筹建一个以市民法制广场为亮点的多功能市民广场，预计建成后占地面积可达到7000平方米。

从以上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形势下社区管理自治的新课题是加强社区民主法治建设。民主法治是相生相伴的整体概念。民主是法制产生的前提，为法治发挥作用提供源动力。法治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民主运行创造良好的环境，为民主发展提供正确的轨道。在我国，法治概念的提出由来已久。先秦时期，《晏子春秋·谏上九》提到：“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在其著作中提出“以法为本”、“以法为教”的主张，强调了法律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有关民主的概念，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后才开始在我国普及。现在我们所说的“民主”一词是个舶来词，它来源于希腊文（demokratia），即demos（人民）和 kratia（统治或权威），意为“人民的政权”。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是民主法治在各个国家不断深化和实现的过程，民主法治的实现程度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对任何国家来说，民主法治本身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它为解决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创造一种基本的制度环境。而今，民主法治精神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已成为新形势下社区管理自治的新课题。那么，如何深化“民主法治社区”建设，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呢？认真落实“民主法治社区”创建的各项任务是关键。

首先，要加强基层基础制度建设，健全自治治理机制。要建立健全居（村）民自治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完善居（村）民大会和居（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等工作运行机制。依法选举社区居民委员会，切实增强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居民开展自治活动和协助基层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机关加强社会管理，提升公共服务的能力。依法选举产生社区议事和监督委员会，对社区日常工作实施全方位、全过程监督。通过“法律进社区”等活动，对基层在“民主法治社区”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梳理，指导、帮助制定居民公约和居（村）务公开等民主管理制度，为基层组织决定重大事项进行法律论证，确保创建工作的长期稳定和规范化、法制化运行。

其次，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社区居民法律素质。以宪法为核心，广泛开展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深化“法律进社区”活动，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素质，提高基层干部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各项事务的能力。进一步加强社区、镇（街）法制宣传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指导规范镇（街）法制辅导站、社区（村）法制学校、法制宣传栏、法律图书室等阵地和设施建设。开展社区法律志愿者活动，定期组织法治主题教育，开展对老年人、残疾人、困难群众和留守儿童等群体的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

最后，要加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提高社区管理服务水平。深入推进“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加强镇（街）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及社区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建设，将社区的社会矛盾排查化解、治安巡逻、维护社会稳定、重点人员和特殊人群管理、人民调解、法律援助、公安社区警务、消防安全等工作纳入社区管理范围。提高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切实解决基层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尊重并维护广大群众的合法权利，引导广大群众依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

民主与法治在社区管理中起着不可忽视的基础性作用，建设民主法治社区的潮流不可阻挡。

第二篇：论民主与法治

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来源：作者：

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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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法治一直是近代以来文明国家的共同追寻。中国自“开眼看世界”以来便对西方民主与法治环境下的文明社会推崇不已，于是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引进和制度移植。但由于西方社会自身历史的特殊性以及西方对民主和法治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再加上中国自身传统思想的影响，这条学习之路异常缤纷但十分艰辛。其间思想流派杂陈观点互相辩难，而经由思想催化的制度更是千姿百态甚至自相矛盾，不仅难以与我国国情相契合而体现出先进性，反而有淮橘为枳的尴尬甚至流祸无穷。

因此，明确二者的含义、厘清二者的关系便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了。而在我党以大无畏的精神拨乱反正并毅然选择了法治的治国之路后，这种探讨尤为重要。当然，笔者并非对民主与法治做一个系统的正本清源，那需要几本厚厚的专著恐怕才能完成，在此只想对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作一点力所能及的阐述。

一

民主，永远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词语。民主理论源远流长，它从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的文明中持续不断的发展而来，传播到了每个大陆并成了人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主的含义众多，但在现代宪政理论中，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政治事务中最基本的权利应属于人民。民主能让我们避免独裁者暴虐、邪恶的统治，能保证公民享有更为广泛的基本权利，使人民能够运用自我决定的自由，在自己选定的规则下生活。从民主的发展史来看，民主理念要在国家统治中得到实现，离不开法治。

法治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观念。西方历史上的法治观念源于梭伦变法，至亚里斯多德时已经基本理论化。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的发展，法治的观念开始广泛传播，并在宪法和其他法律中得到明确肯定和宣布。“法治包含着多重含义。首先法治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视法为社会最高权威的理念和文化。……其次，法治是一种价值的体现。法治不但要求一个社会遵从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法，而且还要求这种被普遍遵从的法必须是好法、良法、善法。……再次，法治是一种以„法的统治‟为特征的社会统治方式和治理方式，它并不排斥社会道德等对人们内心的影响和外在行为的自我约束，但它排斥以人为轴心的统治方式，它奉行„人变道不变‟的哲学原则。”[1]（第99—100页）

民主与法治是现代文明政治制度的主要支柱，但是人们对它们的含义及相互关系的理解却各不相同。然而，无论如何理解，我们都可以发现它们的立足点和价值追求并非完全一致。并且，它们在现实中的表现也迥然有异。

（一）民主与法治并不天然统一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把“民主法治”相提并论。许多学者也认为民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法治社会必然是民主社会，不是法治社会也必然不是民主社会；反之亦然。但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首先，民主也可能产生专制，即使是我们所推崇的西方式的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沦为工具，法治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于这一点，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们就早已发现。杰弗逊曾写道：“一百七十三个暴君必然与一个暴君一样具有压迫性……一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专制政府并不是我们奋斗所寻求的目标……集权民主制中的政府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的，它控制除了与代议民主制有关的条件之外的所有方面，它既是实际的，也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2]（第114、263页）事实上，西方式的民主确曾导致过“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语）或“多人的专制主义”（孟德斯鸠语），如一百多年前美国妇女和黑人的处境，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由自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授权美国行政当局将日本裔的公民关进集中营。而康德则坚持认为，民主是“18世纪的人们理解专制的必要词汇”[3]（第151页）。在一定意义上说，民主的专制比不加掩饰的专制更为可怕。甚至还有人认为，“通过人民定期普选产生领袖的体制称为„民主制‟（democracy）。民主制虽言称„民治‟，却也是少数领袖在统治，是人治的一种。正因为„人民‟无法行使„治权‟才需要政府，需要领袖。”[4]这段话虽然有些偏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民主与法治并不自然的相生相存，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

资产阶级革命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权力来源于神。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学说深入人心。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原来的学说受到批判，认为“人民”是一个集合主体，“人民”的概念不断抽象，也成了神一般的字眼。而权力来源于法律这一学说二战后逐渐被接受。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统统来源于法律。这样现代法治才有了它的逻辑起点。“法律精确的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普遍正义和抽象道德原则的具体化。基本法的源泉不是„人民‟，更非人民代表的票数可以任意更动。……”[4]因此，如果法治希望减少法律中的专断因素，那么公众的参与本身也必须服从审查和批评。我们可以发现，人民之所以对民主如此心向往之，绝大多数并不是因为他们真正了解了什么是民主，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在所处的时代，受到了太多学说的鼓吹，或只是对自己崇拜的偶像话语的迷信罢了。贡斯当乃至其后的托克维尔、伯林对民主可能产生侵犯自由的暴政都有过发人深省的论述。

其次，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民主与法治的矛盾更是在很多方面得到体现。

（1）民主社会也并不一定都是法治社会。现实中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往往过于简单。美国的成功，使它变成了民主的象征，似乎只有美国式的民主才是唯一的民主模式。亨廷顿在谈到这一点时说：“人们愿意模仿取胜的典范”，这多少有点成王败寇的味道，但如果把民主政治简单等同于美国模式或西方模式，不顾世事的变迁和自己的国情而盲目追求，后果则令人担忧。如许多发展中国家盲目效仿西方，大搞党派政治，却不顾民主自身的弊端和本国实际发展情况。经常是几十甚至上百个政党争权夺利，结果是“民主政治秀”作足，法治却进展缓慢，甚至造成社会动荡，经济和民生遭殃，更使人民对民主产生幻灭感。二战后，一些国家模拟西方模式，建立起多党制、议会民主的国家，大国如俄罗斯，小国如阿尔巴尼亚、卢旺达。民主不仅没能给他们带来秩序安宁，相反却是官员腐败、治安恶化、争辩频繁，社会秩序、民主制滑向崩溃，法律被束之高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更何谈法治！

（2）同样，法治社会并不一定都是民主社会。反观亚洲一些经济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民主的水平并不甚高，可以说是“有法治少民主”的社会，如新加坡和香港。新加坡法治发达，法度严谨，在西方人眼里是个严刑峻法的威权国家，但其经济成就无法否认，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幸福，并且逐步发展出了自己的民主选举制度。世界各国公认香港回归前是一个法治社会，却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回归前，统治香港的是英王委任而不是香港居民选举产生的港督。港督作为英王统治香港的代表和象征，在香港享有最高的、绝对的权力。当时的立法局、行政局也都只是港督的辅助和咨询机构，其主席由港督担任。但它在有法治少民主的情况下却能维持社会繁荣、稳定。虽然，民主是法治社会的追求，但它们的融合发展却是阶段性的，需要时间的。

正如李光耀在2001年3月1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所总结的经验：“我不认为通往民主的道路只有一条，也不认为只有一种民主。”亨廷顿由此论述不同的文化导致不同的政治选择，政治竞争“不是日本文化，也不是中国或亚洲文化搞政治的方式。这会导致争议和混乱。”[5]（第366页）由此可见，民主与法治并不是天然的相生相存，民主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反而是有其自身缺陷的。并且，它的模式也并非一种。如果离开了法治、宪政和个人的权利保障，民主独立发展的结果很可能是集权主义的暴政。

（二）当然，民主与法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统一的，这也正是现代法治所追求的目标。“法治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民主创造一个可操作的、稳定的运行和发展空间，把民主容易偏向激情的特性引导到理性的轨道，为民主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民主为法治注入新的内容和动力，使法治为保护人权、自由，促进人的幸福生活服务。”[6]“在典型的现代民主社会中，民主是法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治支持民主，民主也兼容法治。法治通过对一切私人的、公共的权力施以必要的法律限制，从而保障了基本人权，支持了民主秩序。”[7]（第259页）民主与法治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虽然二者的运用需要有先后，但在近代政治制度的整体建构上两者在探索中逐步实现了统一。

从法治的历史发展来看，法律信用是法治生成的必然要件，它贯穿着法治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梅因关于社会进步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的经典论断早已为世人皆知，所谓“契约精神”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诚实信用。我们不应把“信用”一词仅理解为民商法领域的特定含义，它实际上也深刻的影响着刑法领域乃至整个法治现代化进程。如果当事人之间绝对信任，就无须对方许下诺言；如果双方之间绝对不信任，那么即使怎么许诺，也不会有契约。因此，契约是“信”与“不信”的矛盾统一体。契约一经形成即具有法律约束力，除非当事人合意解除或者改变。不论是契约的提供者-国家，还是另一方相对人-公民都必须严格依契约办事。法律文本就是契约的内容，适用法律就类似于履行契约，人们可以从契约推断出自己行为的后果。契约的履行须靠双方当事人信用的维护。正是从此意义上，李斯特说，“刑法典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它同犯罪人达成一项文字保证，对他们的惩罚只是当具备法律条件时才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实施。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两句话是一道屏障，保护公民免受国家权威、多数人的权利、利维坦的侵害。”若国家一方因民众的要求突然背弃刑法典撕毁契约，另一方公民也必然不再遵守契约。这样契约便成为一纸空文，作为契约表现形式的法律也就不再具有信用。在“黑哨”问题上，如果代表国家意志的司法机关不顾罪刑法定原则把龚建平定罪，刑法的指引功能将不复存在，人们不能根据刑法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做出正确的预测，那刑法的信用就消失殆尽。推而广之，整个法律体系都毫无信用可言，法治失去了基础，只能等待崩塌的命运。对于法治与民主的关系，托克维尔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在法国大革命时“民主革命在社会的实体内发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没有发生为使这场革命变得有益而不可缺少的相应变化。因此，我们虽然有了民主，但是缺乏可以减轻它的弊端和发扬它的固有长处的东西；我们只看到它带来的害处，而未得到它可以提供的好处。”[8]（第9页）这种认识深刻揭示出第一，没有法治及相关的意识形态建设，民主政治无法立根，甚至会走向反面。第二，法治的确立有助于培养与民主相适应的思想、民情和道德。

对此，我国学者也有深刻认识，林毓生先生曾在考察西方历史的基础上认为“西方较优良的民主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它们的民主是从法治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9]（第91页），并言简意赅的指出：“中国原没有法治的传统，而法治是实行民主的首要条件。”[10]（第298页）他还强烈呼吁要弄清民主与法治的含义。再反思五四一代思想家与保皇党的论战中对民主法治的认识，以及对我国国情的分析都是颇有启示的。[11]（第167-176页）

对于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来说，对民主与法治的分殊与融合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引进西方民主经验的时候，必须仔细考察它特定的孕育背景，必须仔细研究它与本国国情的契合条件。同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却有着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大民主”传统，有着数千年重道德轻法治的传统儒家思想观念影响的国家来说，民主与法治的任务尤其艰巨。我们在推进民主政治时，既要以各方面完备的法律体系代替对个人完美道德的预期；又要防止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乘虚而入。在增强民主参与意识的同时增强法治观念，再扩大自由完善民主，让社会在稳定的环境中逐步实现民主政治，而不能让激情的民主淹没理性的法治。

二

在了解了民主与法治之间的一些紧张之后，我们再通过一国内法律体系的运行用法律的视角继续审视二者的关系。因为法律体系是一国建构其秩序的必需及实体外化，它的运行与走向深刻体现着各种通向文明社会的思想，民主与法治自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下面我们就以前一段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足球“黑哨”为例继续分析二者的关系。

足球“黑哨”问题前段是广大球迷乃至全国上下议论的热点，同样也引起了众多法律界、学术界人士的关注。大家对足球“黑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看法，见仁见智，众说纷纭。①“黑哨”道德品质恶劣，惹得热血球迷群情激愤。一时间，似乎不杀“黑哨”不足以谢天下。于是随着龚建平的被逮捕、高检通知的出台、人大常委会立法建议的提出，许多人为之欢欣鼓舞，似乎唯如此才是正义得以伸张，民主真正实现的法治国家。但从法治的含义和要求看，冷峻的罪刑法定原则却似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直令民愤难平。它不仅涉及到刑法的领域-民主与法治在罪刑法定原则面前交锋，更可以看成是民主与法治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冲突的一个缩影。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黑哨”应以贪渎行为定罪量刑。但“黑哨”问题定罪的难点却有很多，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难：“面目模糊”的中国足协性质难以界定，二难：裁判是不是法律规定的国家公务人员，三难：执哨足球是否属于执行“公务行为”。这三个问题直接决定着“黑哨”是否定罪，或者该定何罪的问题。在我国的《刑法》中，涉及受贿的罪名有两项：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这两罪的主体都是特定主体，前者为国家公务人员，后者为公司企业人员，其他行业中的贪渎行为还没有经过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的确认。也就是说，如果“黑哨”裁判不属于上述两种特定主体，他就不应该受到刑罚的追究。而裁判的身份性质问题正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至今没有达成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而根据法治的重要原则-“罪刑法定”的原理，则无法对其定罪。

罪刑法定原则，即什么行为是犯罪，对犯罪行为处什么刑罚，都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原则，或者说，除非法律有明文规定，否则行为不构成犯罪，也不能对行为人施以刑罚的原则。[12]（第131-132页）罪刑法定原则的提出，体现了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以及对人权的尊重，在刑法发展史乃至整个法治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罪刑法定与罪刑擅断相对，在一定程度上其本身也是民主与法治斗争的产物。当然，罪刑法定并不是只要写在刑法典中就能得到实现的，相反，它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法律文化的发达和法治观念的进步。它和法治中的许多原则一样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的对立统一。

当透过罪刑法定原则再去关注“黑哨”问题时，我们必须厘清民主与法治的关系，群情激愤的民主不能越过理性的法律边界。否则，法律权威丧失，法律信用无存，结果将会是得不偿失。民主应该在法治的引领下在健康的轨道中运行以实现其终极目标。

第一、树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信用-民主的法治要求

民主追求的是大多数人的参与。为了更好的实现民主就需要饱满的热情、煽情的话语和昂扬的斗志，因此，人的因素无可避免。但法治却崇尚理性，“法律主治”需要树立起法律的权威。人治与法治最根本区别即在于树立起以宪法为核心的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解决社会纠纷的最权威力量。民主的激情需要法

治的理性加以引导控制。

有人说“黑哨”问题引起了极大的民愤，象这样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能依刑法定罪，那还说什么法治？说什么法律体现了人民的共同意志？易言之，对“黑哨”道德审判的诉求大大超过了现实法律的诉求。让我们冷静的想一想，民愤到底是不是定罪的根据？能不能因为人民气愤就以刑罚手段来处理问题？有罪和违纪、违法、违规是不同的，坏人就一定是罪人吗？国家的法律是有层次的，其责任的承担也是各不相同的。为什么会有法律、法规、条例、纪律等不同的规定，道理就在于此。如一味地因民愤极大而置刑法的规定于不顾将“黑哨”定罪，那法律岂不又沦为“防民工具”，成为当权者手中的令牌，既可以随时拿来挥舞一番，也同样可以随时将它束之高阁。人民心中原本神圣不可动摇的法律也在“民愤”面前任人摆弄、任人曲解，而显得那么的软弱无能。

法律若想在现实中真正树立起权威，除了理论的精辟分析，宣传的大力倡导外，关键还在于确立法律信用。法律无信用，法治必然难以展开，人民的权利将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法治也就很难成为民主的要求了。在当代中国，法律权威不高，人们有法不依，执法人员执法不严，遇到纠纷当事人不愿求助于法律而是寻求其他解决途径，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法律信用的缺失。

法治需要树立法律权威以维护法律信用，而民主则要求严惩不法行为以实现广大人民的意愿，如何才能较好地处理这对矛盾呢？这就迫切需要为民主创造一个可操作的制度，将民主纳入法治的轨道之中。就“黑哨”而言，笔者认为最符合法治原则的解决方法就是启动刑法修正案，将“黑哨”问题及有关需要定罪的行为科学、客观、准确的加以规定，并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只对以后再出现的类似情况予以适用。毕竟，刑法具有极大的刑罚权，能直接剥夺公民的财产权、人身自由权、政治权，甚至生命权。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而草率地将“黑哨”予以定罪，虽然可以一时平息民愤，满足人民的民主要求，但给法治带来的危害却是深远、长久的。

第二、权力制约，权利保障-法治的民主要求

法治不单单是法律的统治，依法而治，它还“内含着平等、正义、自由、善德等社会价值，推行法治也就是在促进社会的价值。”[13]（第608页）这些社会价值归根结底反映在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上。权力制约原则是指国家权力的各部分之间相互监督、彼此制约，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14]（第101页）在历史上权力制约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政治家、思想家对权力制约问题的阐述很多，尽管他们分析的角度、语言的表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建立、健全权力制约机制是建立民主制国家的基本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赋予法治以现代概念。如果法治没有民主的注入，将显得僵化而不能体现保护人民的价值追求。因此大多数杰出的思想家都选择了权力制约的机制以保障权利。

围绕“黑哨”问题是否适用罪刑法定原则的争论其实也反映了法治的民主要求的现实。罪刑法定首先意味着立法权与司法权严格分工。刑事立法权只能由国家立法机关行使，而司法机关只能严格执行立法机关所颁布的刑法行使司法权，而不能介入刑事立法领域。其次，罪刑法定原则还意味着以立法权限制司法权。[15]（第96页）这种限制途径主要表现在：排斥习惯法、禁止类推和事后法的禁止。这样能较好的限制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对行为的定罪和量刑，均应严格按照刑法条款的规定，也有助于司法人员树立严肃执法、依法定罪判刑的法治意识，消除曲解法律、无视法律的错误观念，为司法公正打下基础。反之，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实行专断的权利，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16]（第156页）

在“黑哨”定罪的问题上，有人还想到了司法解释这一途径。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两高”的司法解释的效力是可以溯及既往的，也就是说，如果一旦相关的司法解释出台的话，凡是1997年刑法颁布以后出现的情况都是可以适用（当然包括已经发生的“黑哨”事件）。但不论司法解释把裁判界定为国家公务人员还是公司企业人员，无疑是将该罪名的主体进行了扩张解释甚至是类推解释。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类推解释是禁止使用的，而扩张解释一般也只适用于有利于被告人的情形，此司法解释将使被告人陷入不利状态，因而也是有悖于法律解释原则的。由此推而论之，在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有许多新事物涌现，如果纷纷以司法解释为准，那么立法意义何在，法律权威何存？于是，在洛克的设想中原本最软弱的司法权逐渐扩张，甚至有可能改变立法者的初衷而形成司法权专断，最终造成对人权的任意践踏与损害。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法治的民主要求：权利保障。权力制约乃至法治的最终目的都在于保障人的权利。这也是民主的精神之所在。民主理论认为，法律的力量在于它承认和保护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为了保护人的尊严和权利，最重要的是让人们通过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制定代表民众利益的法律，这就是法律力量的源泉。这也随之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宪法和法律的合法性是主权人民行使自治权所授予的权威制定的。人们受法律的约束，因为法律表达他们的意志。反之，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政策和法律就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在法治社会中的法必须是民主的法，必须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法。黑哨问题的讨论焦点-罪刑法定原则正贯穿了民主的精神，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一方面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另一方面对一般人权利的保障。它明确向公民昭示了何为犯罪行为，何为合法行为，使公民的法律自由空间得以确定，行为的自由度也可以发挥到最大限度，从而有利于公民个人权利的充分行使。试想，如果适用司法解释而进行类推或扩大解释的话，那么，固定了民主意愿而确定了行为方式的法律轻易地便失去了它的确定力。于是，今天是他的权利明天可能是你我的权利便可能同样轻易地被解释掉了。②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民主的精神之所在，法治若失去这种民主的要求便不成其为法治。同样，这当然也是我国依法治国战略的主要目标，并且在我国的法治实践中得到体现。如罪行法定原则的确立，使在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的价值取向更倾向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一般人的权利和自由，这有助于我国法治水平的提高。我们应沿着这个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不可被一时的激情冲昏了理性。

结语

民主与法治都是人类文明进步所一直追求的价值目标。人们不能抛开民主片面地强调法治，更不能因一时的冲动而使法治受到毁损。尤其是对我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才是民意所在，才是最大的民主。为此，民主必须体现其法治的要求-树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信用；而法治也同时体现其民主要求-权力分立，权利保障。民主只有在法治的引领下才能有序稳定的运行而不致脱轨。这样，民主与法治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才能真正得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得到最终保障。

如上所分析的“黑哨”问题所引发的民主的激情虽然表现出民众对“法治”的向往和追求，对消解传统理念、暴露现实缺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必须以法治的理念理性的加以对待，否则过犹不及。在建设法治的道路上，让我们谨记：“民主需要激情，法治需要理性！”

第三篇：论社区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论社区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摘 要：社区在危机管理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社区是实现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载体，是真正意义的第一救助者，社区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是城市危机管理体系的基石。社区作为各种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第一现场，它对城市整体公共危机管理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关键词：社区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是一个或连续多个突发性的、紧急性的、对社会造成巨大威胁和损害的灾难性事件。公共危机管理就是对这种突发性的灾难性事件的事前预防准备、事中应对和事后恢复的管理。①然而，由于危机事件的发生具有突发性、紧迫性、不确定性以及危害的易扩散性等特点，在公共危机管理时会出现“政府失效性”的问题，这说明政府虽然是危机管理的主导力量，但单凭政府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因此，作为社会力量的社区是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参与危机管理是公共危机管理主体多元化的必然要求。

一、社区

当代，西方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法学家对“社区”这一概念的界定并不完全一致，到20世纪80年代，社区的定义多达140多种，尽管这些定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大都包含了地域、共同的联系以及社会交往这三方面的内容。1933年，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翻译美国社会学家帕克的文章时将Community翻译成“社区”，“社区”一词从此成为中国社会学的通用术语。1986年，我国民政部首次将“社区”的概念引入城市管理。根据《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0〕23号文）中所指出的：“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②

我国社会学界普遍定义为，社区一般是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是根据一套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实体，是一个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③社区包括以下几层含义：有一定的地域；有一定的人群；由于共同的利益，面临共同的问题而结合起来进行生产和其他活动；社区的核心内容是社区中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及其互动关系。④

二、社区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优势

社区是城市居民的自治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它致力于社区内的公益事业。社区的这种性质使得其在危机管理中具有很多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掌握基层信息的优势

社区潜藏着种种危机，它是公共危机事件的第一现场。社区居民熟悉并掌握本社区的位置、面积等物质层面的状况，以及社区居民从事的经济活动、社会风气等经济社会状况以及人口状况。当危机事件发生时，社区居民与其他地方的人相比，更容易捕捉到公共危机相关的征兆，了解危机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社区能够及时掌握社区的潜在危机和风险。

第二，减少公共危机管理成本的优势

在社区生活的人们具有共同的利益，会面临共同的问题，具有共同的需求，因此，社区居民之间相互熟悉、联络频繁，有一定的情感依附性，是人类应对公关危机事件的结合体。社区成员在参与危机管理时具有自觉性、志愿性，能够及时制止危机，尽量减少危机造成的损失，减少危机管理成本。

第三，危机沟通的优势

社区具有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特点，这使得其能够获得居民的信任。在危机发生时，居民身边的社区工作者在第一时间告知真相，驱除恐惧，稳定秩序，缓解危机在公众中产生的副作用，避免公众个体的非理性行为，营造和动员积极的、科学的行为。另一方面，社区会及时向政府反馈危机的发展事态、民众的需求和心理，并协助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应急措施，与政府齐心协力抗击危机。⑤

（二）社区参与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危机预防意识和能力缺失

危机应对最高明的方法不在于危机形成和爆发后的处理，而在于危机爆发前的预案，也就是“防患于未然”。而在我国，人们的思想上普遍存在重应急、轻预防的倾向，人们关注的多是危机事件发生后的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面对如何防控和化解危机的重视普遍不够。在社区中，危机意识比较淡薄，没有向居民提供多层次的危机预防教育

第二，社区建设滞后

许多社区建设没有整体规划方案，没有形成有效的社区组织运行机制，对如何规范各类人员和组织关系，如何界定社区及人员的社会责任，如何评价人们的行为等方面都没有具体的制度来加以规范和引导。在这种社区建设落后的情况下，当危机爆发时，各部门无法形成政府干预、高效快速的社会联动机制，使危机管理资源无法得到优化整合，难以形成有效的防危、治危合力。

第三，缺乏相关的法律制度保障

现有的应急管理法律法规不配套，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对应对突发事件有效处置的规定过于笼统，重原则轻规定，而且，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制度中基本没有社区的具体内容，没有社区在面对某一具体危机事件时该依据的法律规定，这会使社区在参与实际的公共危机管理行动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

三、加强社区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对策研究

（一）增强社区及居民公共危机管理的意识和能力

增强社区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意识，应该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作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第一，政府指导公共危机管理工作，要明确社区在应急体系中的责任和职责权力，并适度地下放权力给社区。第二，要加强对社区居民的危机教育，唤醒居民的危机防范意识。要建立公共安全教育培训体系，积极对社区居民进行危机意识教育、公共安全教育和防范技能培训。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黑板报等，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危机防范知识，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的危机意识和能力。还要加强社区归属感的培养，借助危机事件的社会性以及与每位居民的利益相关性，建立起社区与居民的利益纽带，强化社区的自治功能，使每位居民认识到，个体的安全与社区整体的安全息息相关。

（二）建立社区危机管理机构，吸纳社区志愿者、企事业单位和民间组织群防群治

社区可以将日常工作与社区危机管理结合起来，并将工作重点放在社区危机的预防和准备活动上。同时，社区还要充分利用贴近群众、贴近基层的优势，动员和组织好社区内的力量。例如，社区志愿者可以收集有关灾害预报、消防安全、公共卫生等方面的信息，向居民进行知识的普及，以稳定民心。开展危机宣传和教育、信息预警和报送，并利用其完备的资源和应急队伍应对危机，展开危机救援等。

（三）编制社区应急预案，开展社区危机风险评估

一方面，社区应该根据本社区的具体情况，进行科学的风险预测，编制应急预案，并加强各种应急预案的演练。在应急演练中寻找问题，不断完善应急预案，提高预案的可操作性。一旦危机爆发，各社区应按照预案，迅速投入危机救治，力求在最短时间内使危机局势得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社区应帮助政府建立危机风险评估机制。社区应将汇总社区的基本信息，如地理位置、面积、建筑类型、流动人口的数量与分布，从中总结出社区危机管理的薄弱环节，从而加大防范力度。还要准确把握以往发生的危机的种类、频率、性质、特点及规律，从危机中学习，从而提高危机应对能力。如果一旦发生某一类的危机，就可以根据危机应急机制进行处理。

参考文献：

①[美]罗伯特?希斯.王成译.危机管理〔M〕.中信出版社，2004

②民政部.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 中办发〔2000〕23号文〔N〕2000：12

③何云峰.社区管理概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4.5（2）

④李飞星.社区危机管理机制研究 〔J〕行政与法 2007（7）

⑤王柳.城市社区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建设〔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2007（6）

作者简介：刘洁，1988.4，女，汉，新疆乌鲁木齐人，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危机管理。

第四篇：论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民主中的作用

论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民主中的作用

摘 要：基层协商民主是协商民主的发展方向，它具有政府主导性、普遍性、所探讨的内容具体细微、多样性等特点，是民主协商的必然发展趋势。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民主中起主导作用，但统一战线在助力基层协商民主虽然存在难题。在统一战线助力基层协商民主的过程中提出三点建议：在思想上坚持党的领导，在组织能动性上充分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在制度设计上搭建好平台。

关 键 词：统一战线 基层协商民主 制度设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这指明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方向。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它与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关联性，具有协商民主的诸多特质。在开展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所有社会代表都是以对话、沟通、协商的方式来达成协议，取得共识，充分体现包容、协商与合作的精神。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民主中起到主导作用，但是这个作用的发挥还有赖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一、基层协商民主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基层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方面，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础。基层协商民主，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公民通过基层（主要包括城市社区、企业、农村）平台，在遵循特定的程序下，自由平等公开地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采用对话、商讨等方式来表达诉求、参与公共决策和具体细微的基层管理的活动。

基层协商民主发展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扎根于普通公民之中，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政府对基层协商具有主导性。我国社会传统十分认同政府优

势，不论是城市社区的民主协商、企业的民主协商，还是农村的民主协商，基层政府都是重要的组织者，而且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方案，也基本交由相关政府部门确认以获得合法性。第二，基层协商民主主体具有普遍性。基层协商民主的实施与运作主要是在基层平台进行，参与主体主要是城市社区居民、企业职工、农村村民等，他们没有身份的要求，普遍参与，共同协商是基层民主协商有别于其他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三，基层协商民主所探讨的内容具体细微。基层协商民主所探讨的内容都源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些事情都十分琐碎，具体细微，正是这样“贴地气”民主协商渠道，使得老百姓各方面的诉求得到回应，困难得到解决，践行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第四，基层协商民主参与的多样性。基层协商民主的出现就是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在基层这个层面人民群众不但在决策前可以直接参与，决策中可以直接参与，决策后还可以直接参与，采取直接参与的方式表达看法提出意见，这是基层协商民主的大众性的特点，同时也是它的一大优势。

协商民主在我国基层如火如荼的兴起与发展不是偶然的，有其必然性和客观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条件有了极大改善，精神文明日益丰富，维权意识和法治观念日渐增强，他们的民主诉求日渐强烈。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此外，党对民主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提高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也都在一定程度呼唤和催生了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提出，更是对发展和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提出了明确需求。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它既是我党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人民群众日益迫切的民主诉求。

二、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民主中的主导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要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统一战线不仅具有重要的结构化功能、凝聚共识促进团结的功能，而且具有政治过程功能。所谓结构化功能就是党通过统一战线的组织载体而形成独特的政治结构，而这个结构的构件与发展本身就释放出政治结构功能，凝聚共识促进团结就是在根本原则、总体目标与全局规划上的一致性或认同性的达成。政治过程功能则是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的过程中，通过发挥统一战线特有的优势，而实现的意见整合与取向梳理。所有的这些功能在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具有非常巨大的优势，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民主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建立基

层协商民主，保证社会各方面意见、愿望及诉求集中及时的反映，通过深入的对话、沟通和谈论，平等协商，达成共识，最终做出符合实际、人民认可的科学决策，在保证机会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满足各个阶层，不同人权的多元化的利益诉求，进而使党的工作不脱离人民群众，达成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的宗旨。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主动促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建设，而且发展完善党派、基层政治生活平台的载体，同时也引导基层民众参与政治生活。

统一战线主动促进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建设。作为党实现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方略，统一战线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实践。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越来越得到我党的重视，人民民主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地位越来越不可替代，选举式民主与参与式民主制度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统一战线以其特有的优势发挥着主导的作用。统一战线以其强大的理论优势、制度优势和团队优势，不断的发展和丰富基层社会协商制度。

发展完善党派、基层政治生活平台载体，构件社会与政策问题议程形成体制。在基层层面，统一战线通过发挥单位部门、村居委会、小区及其他基层单位中党派、团体成员的专业化技术化的作用，建立组织化平台，从而使得基层协商民主拥有自己的载体。在这个载体上，社会问题、政策问题才能进入商讨的轨道，并且以此为契机，不断的扩大协商的领域范围和深度，让民众有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的途径，而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统一战线发挥组织领导的功能，带领协商民主的群众建立起协商民主相应规则，并且在意见出现冲突时发挥统一战线权威性的功能，主导基层协商民主的有序开展。

三、统一战线主导基层协商民主存在的难题

随着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民主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党的统一战线提出一系列新论断后，党的各级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更加充分认识到统战工作在基层协商民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基层党组织担心因基层协商民主的仓促发展而失控

基层协商民主的核心是自治，而基层协商民主的主体在意思自由表达的环境下，社会影响力不容小觑。这些基层协商民主的主体本身就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并且在社会各个阶层有一定的影响力，一些基层的事务往往通过这些人直接处理，效果好，效率高，并且基层工作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习惯。但是由于

我国基层社会组织发育非常滞后，行政化严重，基层组织管理的行政化与服务的社会化还没有清晰的边界划分，基层协商民主参与者素质参差不齐，一旦让他们参与宽范围、深层次的协商民主，有可能导致重大民生项目、重大政治决策在民主协商中失控，这样对于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和执行力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很多统战工作对于基层协商民主的接纳是持怀疑态度的。

（二）基层统战部门担心因参与基层协商民主而增加负担

从广大统战成员自身来看，大多数是某个方面的代表人士，通过统一战线的长期培养，都担任了领导职务。在现实生活中，工作生活压力都比较大，加上还要参加各级人大、政协、工商联及其他社会组织开展的活动，其工作量几乎是满负荷运转。如果在社区还要参加基层协商民主事务，仅工作强度就成为制约基层协商民主的第一制约要素，特别是在大城市生活工作的统战代表人士，经常是居住地与户口地不一致，即使有精力、有积极性，也很难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从人民群众中发现问题，也很难实质性的参与基层协商民主中来。

四、统一战线主导基层协商民主的突破口和着力点

基层协商民主是一个新的历史命题，需要每一个党的基层组织、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统战工作者去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困难总是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有困难而放弃。也正是因为这些困难，基层统战工作和基层协商民主才有突破口和着力点。只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把握好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民主的着力点，就能促进基层协商民主广泛制度化发展。

（一）在思想上，坚持党的领导

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在社区开展助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工作，就是要在基层党委的领导下，充分听取基层党员干部、社区居民的意见，对助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的工作思路和方法认真研究、系统论证，取得理解，消除顾虑，达成共识，将统战工作助力基层协商民主与基层党委全面推行的社区社会治理有机结合，形成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不失时机稳步推进。与此同时，要处理好统战部门职能与其他部门职能的关系。发展基层协商民主是社区社会治理有机组成部分，组织部门开展的基层组织建设、政法部门实施的网格化管理、民政部门推行的社会组织培育等工作，都是基层协商民主的基础性、关键性工作，统战工作助力基层协商民主发展主要是利用统战思维、统战资源、统战手段发现培养代表人士、支持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指导民主管

理、民主监督，是对网格化管理、社区自治所需要的基本组织单元和人才储备的有效补充。只要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大格局中找准自身定位，在合理的空间开展工作，利用自身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就能真正做到助力不越位。

（二）在组织能动性上，充分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

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参与者的积极性很重要，建立基层群众、组织和社区等利益相关方表达意见、提出诉求、协商讨论、形成共识的制度化平台，自始至终建立有一条与群众有效协商沟通的便捷渠道。从各地的实践看，协商民主在基层民主中常用的形式主要有民情恳谈会、民主沟通会、民主理财会、社区议事会等，这些组织的建立所需要的骨干力量主要来自于社会组织也包括各类兴趣活动组织的代表人士。统一战线应该牵头建立社会组织、全程参与协商民主，充分听取民意、化解民忧、解决民难，只有落到实处解决人民困难，人民的积极性才能被调动起来。同时基层协商民主是参政议政的重要形式和内容，合理的参与渠道不但不会增加统战的工作负担，反而会提高参政议政效率。在富有统战资源的社区，根据各个社区、村社统战资源的分布情况，完全可以引导统战代表人士就地参与社会组织建设；在统战资源匮乏的社区，可以引导统战代表人士根据自身政治安排、实职安排和社会安排的工作关联性，跨区域参与社会组织建设。让统战代表人士或者牵头建立，或者参与建立，或者只单纯从经费方面协助支持社团组织中的代表人士建立相应的社会组织，带头参与社区自治。统战代表人士通过参与或者支持社会组织的建设，既可以为利用政府购买服务、社区群众受益、社会组织获利的方式实现多赢探索路径，还可以在资金、场地、人力等方面支持建立社会组织积累经验，对于整个社会组织的建设将会起到极强的主导作用。通过充分调动基层协商民主参与者的积极性，为发展基层协商民主营造良好的群众基础。

（三）在制度设计上，以搭建平台为主

统一战线在社会协商中能否发挥出主导作用，还取决于平台载体的开发与创建。从制度设计方面来考虑，统一战线对基层协商民主的着力点应该表现为制度化的平台搭建，特别是社会协商工作团的建设和会商年会制度的建立。

社会协商工作团是统一战线进入社会协商事务领域的制度化设计。组成跨层级、跨领域的社协商工作团队，是促进社会协商有序发展、显现民主效能、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组织基础。在地方统战部设立社会协商事务协调中心各级各类党委、党工委负责统战工作的领导均与协调中心建立起联系机制，在基层

社会如社区的党务管理中设专人承接统一战线事务，并与协调中心一体化联动。社会协商工作团的建立，将使得社会协商事务纳入整体的社会治理的框架，从而克服其自发性、无序性缺陷。这也将是加强党对基层协商活动领导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机制。

创设会商年会制度。会商即以会议形式开展商量、协商活动。会商年会为的重要协商大会。它是在日常各种分散的、不拘形式的、多种多样的协商互动基础上，汇聚重要意见、梳理重要问题、形成重要议题、酝酿政策议程、整合社会的重要平台。协商年会应在每年“两会”召开之前，以街道社区为单位举行。各个年会结束后，会议成果集中汇总，经由统战部社会协商事务协调中心对所有问题分类梳理，并采用多种途径和方式，如报告、专报、通讯等，分别送达决策机关和社会传播网络。这样制度化的设计将形成意见收集的系统，它所传达的是基层人民群众真正的诉求，这样的诉求形成有效的大数据，有助于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实际上，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通过各种方式、在各个层级、各个方面同群众进行协商。要完善基层组织联系群众制度，加强议事协商，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工作，保证人民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务” 1。创设会商年会制度将是一项有重要实际意义的制度创新，这个制度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它由基层群众来管理和运作，服务于基层群众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将成为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制度。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2（1）.

第五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加强民主法治建设

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加强民主法治建设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提出了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已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而这无疑为当前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现实的手段。各地区各部门在社会服务与管理中应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实现依法决策、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权益，依法组织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如何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加强法治建设？怎样以法治来保障社会管理？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强化法治观念，夯实服务社会管理的思想基础

（一）突出法治的人民性。法治的价值在于满足和发展人的需要。

新形势下，社会思想意识多元、价值取向多异、社会分工多样、利益构成多重，导致人的观念变化快、追求变化广、定位变化大、诉求变化杂，这就给社会管理工作带来了新挑战。为此，我们坚持把以人为本贯穿于法治建设的始终，着力在普法中提升人的素质，在用法中规范人的行为，在执法中维护人的权益。

（二）突出法治的基础性。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培养人的规则意识和法律意识。我们把应把法治建设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绩效考核中来，并出台相关规章制度来明确法治建设的目标、任务、主题，在全市上下形成知法守法、办事依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三）突出法治的方向性。法治和德治是有效管理社会的两种手段，结合创新社会管理的要求，在全市端正方向、明确取向。在法治方面，着力在学法上抓深入、在用法上抓服务、在执法上抓监督；在德治方面，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开展“文明市民”、“文化社区文明做主”、“五星家庭”等创建活动，切实将人本理念、民生至上贯穿于法治全过程。

二、在进行社会建设和管理中充分发扬民主精神

（一）依法进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需要充分发扬民主精神，提高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水平。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不仅需要党委政府领导、社会协同，还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只有公众积极参与才能实现管理的有效性，才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服务优先的原则。推动公众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社会建设，需要各级党政领导和

政法机关发扬民主精神，依法组织公众进行民主参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

（二）建立和完善行政决策的民主参与机制。社会管理，是一种公共管理。作为公共管理，不仅要公开，而且公共管理的重大决策，必须实行公众参与决策原则，实行公众有序参与关乎切身利益重大事项的决策，使得“官方”决策与民意相吻合，形成良性互动、和谐管理。公开最终与参与有关，或者说，公开的最终目的就是人民参与行政决策。要想真正实现人民能够参与行政决策，我们就必须从制度上进行保障，必须建立一套人民群众能够参与决策的机制和程序。例如，在行政机关的立法和重大事项决策上，建立征求公众意见制度，广泛收集和听取公众的意见，尤其是不同利益人群和利益集团的意见。对于公众提出的不同意见、建议等，行政机关应当作出相应的回应，即征求意见的回应机制。对于目前实行的听证制度，进行改进和完善，提高听证意见的地位和作用，使得听证真正成为决策的基础和重要根据，而不是一个“过场”。行政决策的民主参与机制是推进依法行政发展的动力。我们的政府推动型依法行政要想实现向社会推动型依法行政转变，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是不可能的。人民群众参与的有效性和积极性，总是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只有在机制和制度上解决了参与的有效性问题，才能够真正达到参与的积极性目标。

三、利用法治手段，增强社会的和谐稳定

五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妥善处理不同利益群体关系，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完善社会利益协调”。这些要求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平衡主体利益，合理调整好各方利益。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应当使社会公共利益受益，而且，还应当使个人利益主体也能够直接受益，实现公私利益两兼顾和双赢。平衡公私利益，才会减少纠纷和增强社会的和谐稳定。我们要充分利用法治手段来破解社会管理中的难题。

（一）致力长效常态，管好流动人口。一手抓服务和保障，一手抓管理和管控。一是建立信息采集长效机制，展开经常性的信息和轨迹再读查询；二是完善派出所、社区（驻村）民警、社区、用人单位、流动人口协管员“五位一体”的流动人口管理机制，全面建立推广旅馆治安管理信息系统；三是建立社会公共信息资源、警务信息资源、流动人口与出租房屋信息资源等协同共享机制，把管理、利用和服务有机结合起来。

（二）注重标本兼治，维护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地公开执法程序、执法进度和执法结果，努力使公平正义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尝试在全市建立数字化科技法庭，方便群众通过网络观看庭审现场，着力以公开促进公正。对在案件查办和审判中发现的共性问题和突出的工作缺陷，及时向相关单位写出司法和检察建议书，监督到位。

（三）突出阳光和谐，推进征地拆迁。征地拆迁，这是城市建设发展中一个敏感性强、关注度高的问题，也是社会管理中的一个难题。要解决拆迁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就必须坚持依法、阳光、和谐。我们可以在重点项目现场设立巡回合议庭，成立非诉执行局，采取案前介入、诉中调解、善后执行等办法来解决征地拆迁这一难题。

（四）实行个性保障，满足特困需求。特困群众是社会管理的难点，也是社会救助的重点。我门要按照城乡统筹、应保尽保的总体要求，对享受社会保障政策之后生活仍然困难的群众，可以实行设卡建档、义工扶助、设立扶贫救助基金等多样方式来实现对困难群众的生活保障。

法治建设是推动科学发展的需要、实现公平正义的保障、维护社会稳定的抓手。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必须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只有以法治理念为指导，以法制体系、法治程序和规范为支撑，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最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