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总结 刘争鸣

第一篇：工作总结 刘争鸣

工作总结

“十一五”开局之年，组织上调我担任靖江市粮食局局长，开启了我人生征途上又一个新的航程。五年多来，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我市粮食经济综合实力上了一个大台阶，改革取得了大突破，粮食经济实现了大发展，粮政管理水平得到了大提升，一个现代化的粮食产业园临江崛起，成为全国粮食流通六大通道中五十个节点之一，成为靖江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沿江经济发展的五大支柱产业之一。这五年多来，我和我的同事们经历了多种困难和严峻挑战，并为此贡献了自己的微薄之力，也分享了经过艰辛努力取得发展进步的喜悦。

一、粮食流通产业快速发展

五年多来，我始终坚持以深化改革、创新发展、培大做强为目标，着力推进国有粮食经营企业快速发展。

1、增强企业快速发展的动力

近年来，针对粮食购销市场不断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以变应变，调整发展思路，把握发展方向，明确发展重点，全面推进以“三个创新”为核心的考核内容的目标责任制，充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至2010年，我市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资产总量上升至14亿元，考核留于企业参与经营的资金积累达5000万元。同时，解决了关停并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共支付2340万元，妥善解决了“老人老账”问题，维护了稳定，粮食经济得到了发展。

2、增强企业快速发展的爆发力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2010年规模企业中购销总量超过10万吨的企业有10家，其中，超过20万吨的有4家，超过50吨的有2家。这10家的经营总量占全市粮食购销经营总量和综合效益的90%以上，实现了规模效应。

一是从广辟粮源上培大做强。我市是粮食差进市，本地无充足的粮源，为此，我们确立了跳出靖江，面向全省，走向全国的营销策略，到外地发展粮食经纪人，建立稳固的粮食基地。

二是从灵活经营上培大做强。积极引导我市粮食购销企业采取灵活多样的自营方式，即购即销，边购边销，降低了经营风险，突破了经营困难，实现了高质量运行，粮食购销经营量连年攀升。至2010年，全市粮食购销经营总量达334万吨，销售收入31.6亿元，实现利税2832万元，与2005年相比分别增长了130.8%、164.2%和246.3%。

2011年上半年的多项数据。

三是从整合资产上培大做强。根据市场形势结合粮食系统具体情况，彻底打破了乡镇行政区域界限，大力推进购销企业布局结构调整。通过撤销、兼并，将原来的30家粮食购销企业整合为14家。并通过上市挂牌出让，处置变现闲置资产12228万元，集中投入到江苏省扬子江物流中心项目的建设。

二、粮食产业园建设初具规模

五年多来，我始终坚持以粮食产业园建设为全局工作的主攻点，着力推进粮食产业园建设。经过五年多的不懈奋斗，粮食产业园建设初具规模。粮食产业园被市委、市政府确定为沿江经济发展的“五大支柱产业之一”，2009年11月粮食产业园被江苏省商务厅命名为特色产业园。

1、扬子江物流中心建设运行良好

五年多来，克服项目难批、土地难供、资金难筹等困难，按照边建设、边营运、边发展的思路，累计投入约2.6亿元资金，基本完成了江苏省扬子江现代粮食物流中心一、二期工程的建设，一期工程于2008年6月投入试运行，目前运转良好。2010年物流中心完成粮食购销总量69.4万吨，实现利税2024万，至2011年上半年累计完成总量

万吨，实现利税

万元，并被郑州商品交易所确认为硬白麦交割库。

2、南方小麦交易市场建设基本完成

按照科学发展、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要求，加快南方小麦交易市场的建设，切实把现货市场与虚拟市场相结合，强力推进项目建设，一是投资8000万元的南方小麦交易市场综合大楼主体工程，在2011年上半年基本竣工并投入使用；二是市场运行设备安装调试基本结束，进入模拟运行；三是配套的检验检测中心的主要设备已购置到位，并通过了省质监局实验室资质认定现场评审，获得了省级计量认证资格，可开展第三方检测；四是与省粮食局信息中心合作的南方小麦信息网正式上线运行，2010年被评为中国农业网站百强单位，农副类十强单位。

3、以产业园为载体，招商引资初见成效

按照走资源共享、集聚发展、产业升级之路的发展思路，以粮食产业园为载体，招商引资工作初见成效。一是与龙威合作建设了长江万吨级粮食公用码头三个泊位及露天堆场，且设备安装全部到位，已向相关部门报批开港营运手续，总投资约8亿元人民币，注册资本约2.55亿元人民币，粮食集团占4%，注册资本为1020万元；二是天津龙威棕榈油加工项目，一期工程投资6.8亿元，2010年全面建成粮产，当年实现产值21.5亿元，销售收入20亿元，利税1050万元；三是2010年7月底重庆粮食集团与市政府签约投资建设15亿元人民币的食用油脂加工及粮食物流项目，将适时开工建设，届时粮食产业园将成为华东地区较大的食用油脂加工基地之一。

三、服务“三农”水平显著提高

五年多来，我始终坚持以促进农民增收为出发点，着力提高服务“三农”水平。为方便群众售粮，规划建设四大中心库，至2011年6月，除东兴粮管所，完成了新桥、季市、马桥粮管所2.5万吨新建粮库，总投近1500万元。

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托市收购等政策，粮食购销总量稳步增长，全市累计收购托市小麦18.1万吨，切实保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二是于2006年成功承办了中国（靖江）小麦产业发展年会，极大地提高了我们靖江市的知名度，提高了靖江弱筋小麦的知名度。通过订单农业、优质服务、适当加价等措施，大力推进弱筋小麦种植，密切产销合作，至2008年已实现了全市全覆盖种植，实现了“农企”双赢。

三是2010年在价格波动加剧、农民惜售、政策性托市预测难以启动的形势下，科学研判市场，引导企业理性收购。全年累计购进178万吨，其中收购粮食136万吨，累计销售156万吨，较好地发挥了国有粮食收购企业主渠道作用。为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了一定贡献。

四、行政执法管理力度加大

五年多来，我始终坚持以行政执法管理为己任，着力开展粮食行政执法工作。

一是积极推进依法管理，成立了粮食流通执法大队、粮油质量监测所和粮食行业协会，规范发放粮食收购许可证，建立了全市粮食流通管理领导小组，制定了相关的考核制度，统一部署、实施和督导检查粮食流通及依法行政。2010年成立了粮食行业协会新桥、生祠、马桥、物流中心等四家基层工作委员会，开展粮食经纪人专业组织的组建和管理，以实际行动规范市场购销行为，有效地维护了市场秩序，确立了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地位，树立起良好的执法形象。

二是2009年，全力以赴圆满完成了全国粮食清仓查库工作，并以此为契机，推进粮食仓储规范化管理，物流中心获得全国粮食仓储规范化管理先进企业称号。积极开展粮油质量安全监管，“放心粮油”工程深入推进，确保了全市粮油质量安全。

五、行业自身形象不断提升

五年多来，我始终坚持以加强行业自身建设为根本，着力推进行业自身形象。在“十一五”期间，粮食行政管理初步实现了由单一管理向管理服务并重转变。坚持改革促发展，通过人员分流、资产重组、资源整合，现有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积极弘扬“以农为本、安全至上、诚信服务、和谐发展”的新风尚，为农服务、促农增收的意识进一步增强、扎实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机关效能和廉政建设、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群团、老干部等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五年征程，五年奋斗。我带领粮食系统广大干部职工以“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为己任，始终保持着创业的激情和改革的锐气，粮食工作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新的进步，连续四年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市级机关先进单位；先后被泰州市粮食局评为产业化经营、招商引资、粮食购销经营、综合先进单位等先进集体；2011年元月被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江苏省粮食局评为江苏省粮食系统先进集体。本人于2010年12月被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粮食局表彰为全国粮食系统先进个人。

五年多来的工作，我深切感受到粮食工作每一个进步，每一点成就，都体现了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高度重视，都离不开方方面面的热情关心和大力支持，都凝聚着我市粮食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艰苦奋斗和辛勤汗水。

五年多来的工作，我深切感受到，本人虽然做了一些看得见、摸得着、利长远的实事，使粮食工作一年比一年有进步，经济工作一年比一年有发展，基本做到咬定目标不放松，埋头苦干不争论，对事业尽心尽力，对工作尽职尽责，用心谋事、勤勉干事、倾力成事、依法办事，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但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照市委、市政府的希望，排找与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很大差距。在讲政治、守纪律等方面总体还是好的，来客招待等方面有时有超标的现象发生，尤其在解决思想、开拓市场、创新发展，如何在困难和逆境中奋力拼搏，在市场经济风浪中奋力前进，在创新调优中奋力进取等方面做的还不够。

总之，靖江粮食产业的发展，粮食经济的发展，能够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是经过一届又一届领导班子的坚强领导，一任接一任领导干部的艰苦奋斗，一年复一年全体员工的勤奋工作，才使各项工作得到了较快发展、健康发展。

刘争鸣 2011.8

第二篇：争鸣学社工作总结

争鸣学社工作总结

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争鸣学社是在院团委的领导和院社团联合会的指导以及学院图书馆的支持下成立的学生组织，是架起图书馆与学生间的桥梁。学社长期致力于为同学创造良好的学习和思想交流平台，为同学们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

自招新以来，争鸣学社主要紧紧围绕开学初制定的工作计划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活动大致分为两大类。常规活动和具体活动。下面我就根据这两大项情况对本工作进行总结。

一、常规活动

1、每周一次的交流会，该活动由争鸣学社学术部牵头，对全

体社员进行组织于每周五晚交流。学术部会每周提前给大

家一个话题，大家紧紧围绕这个话题来谈论自己的想法和

见解，这个话题可以是有关历史、文化、经济等等。争鸣

学社是一个思想文化类的社团，全体社员可以通过这个平

台，在思想语言上进行充分的争鸣，大胆的将自己的想法

说出来，从而达到争鸣这个目的。

2、社团内部文化建设，本月争鸣学社举行了一次大例会，两

次素质拓展，各部门每两周会开部门例会。本学期我们在社团内部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采取部门独立管理和逐级

管理模式。争鸣学社内部一共分成五个部门，分别是组织

部、学术部、编辑部、外联部、办公室每个部门设一个部

3、二、1、2、3、长和一个副部长，由老会员担任。自从内部改革以来，不仅整个社团内部凝聚力有所增加，而且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社刊前期准备和编辑工作，根据本学期初的工作计划，我们将在明年上半年出版发行我们的社刊，在11月份由争鸣学社编辑部牵头，对好的文章进行整理分类和电脑排版，为社刊的发行提前好做准备。具体活动 社员辩论赛，该活动由争鸣学社组织部组织，争鸣学社内部五个部门分成四个小组打循环赛，11月份我们已进行四场辩论赛，辩题分别是“大学生应以学习为主还是以能力为主”、“网络发展对文学的利与弊”、“在校大学生创业的利与弊”、“大学生谈恋爱的利与弊’’ 我们所选的辩题充分结合当代大学生生活，在社员内形成了一股良好的风气。该活动的举办不仅仅是锻炼了社员的口才，而且形成了正确的舆论导向。新社员见面会，该活动由争鸣学社组织部组织。全体社员都参加，通过此次活动让新社员们尽快熟悉，从而更好在社团学习生活。此次活动举办的很成功，社员们纷纷展示自我，为社团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好的基础。争鸣学社与长江职业技术学院春笋文学社联合举办了联谊活动，该活动首先由争鸣学社学术部部长任伟和春笋文学

社外联部部长熊子豪简单介绍了争鸣学社与春笋文学社，然后大家在一起进行了素质拓展活动并深入沟通与交流，最后由争鸣学社社员带领春笋文学社社员参观了湖北工业

大学商贸学院校园，此次活动举办的很成功不仅让两社社

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而且对争鸣学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4、争鸣讲坛的创立，根据本学期初的工作计划，我社将在11

月底12初举办第一期争鸣讲坛。在12月9日我社成功举

办了第一期争鸣讲坛活动，我社邀请了附近五所高校的文

学社代表，第一期主题为三家分晋，讲述春秋与战国划分

标志事件，由我社陈洋萍副社长主讲。该活动的成功举办

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充实广大学

生的精神生活，引领商贸学子互相交流学习。

上半年所有活动开展的还算是比较顺利，但这些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

1、有的时候工作准备不充分，没有真正调动起会员的积极性。

2、由于经验不充分，导致有些活动没有留下精彩永恒的瞬间和活动记录。

3、活动开展过程中任然存在混乱情况。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认真分析后进行一系列的调整，争取把我们的活动做的更精、更好、更大。

争鸣学社是商贸学院唯一一个文学性质的社团，肩负着引领商贸学院全体学生思想的重任。“路漫漫其修远兮”前面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还有有很多事要做。

古语有云：“万事开头难”上半年虽然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

问题，但面对问题和困难我们有信心，我们有信心面对一切挑战和困难，把争鸣真正做大做强，做出有我们自己特色的品牌活动。

第三篇：当代争鸣作品研究

毕淑敏笔下的死亡观

内容摘要：当代作家中，毕淑敏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她曾经的职业经历和独特生活体验对她的小说有着重要影响。毕淑敏的写作题材非常宽泛，她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和体验一直关注着人的生命、死亡及人很复杂的内心世界。她对死亡的描写非常独到，有着超人的认识。

关键词：死亡、恐惧心理、讨论死亡、正视死亡

1、毕淑敏，1952年10月出生于新疆伊宁。1969年入伍，在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1980年转业回北京。国家一级作家，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中文系，硕士。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她正视死亡与血污，下笔常常令人战栗，如《紫色人形》《预约死亡》，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她是要她的读者更好地活下去、爱下去、工作下去。

2、死亡，一直是比较忌讳的话题，但毕淑敏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笔力集中在对死亡的描写上。她把死亡放在了显微镜下，细致入微的从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角度将死亡临摹得惟妙惟肖。在关于死的世界里，毕淑敏为我们描述了形形色色的死。《昆仑殇》里有拉练军人们悲壮的死；《阿里》中有游星冤屈的死；《女人之约》中有郁容秋为了尊严的死；《预约死亡》里有留学生母亲累及他人的死；《生生不已》里有乔先竹贡献于生的死；《红处方》里有简方宁不屈而崇高的死；《血玲珑》里有梁奶奶因不能避开夏早早而带着遗憾的死。毕淑敏对死亡的描写让读者深切的体会到，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正视死亡是对生命的尊重，死亡在有的时候更能体现出生命的真谛，只有珍惜有限的生命并正视死亡，才能获得对生命本体的超越。

3、毕淑敏把死亡作为一个话题来探讨。在中篇小说《预约死亡》中，她把关注的目光指向平平常常的死亡，通过体验的、纪实的描述，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神秘的生活领域——临终关怀医院。作者通过对这所特殊医院中的病人的死亡和医护人员的描写，表现了普通人的死亡过程以及普通人对于死亡的看法，呈现了生命尽头的种种鲜为人知的状态。在临终关怀医院里，死亡是司空见惯的。然而，那里又是最能透彻生存意义和终极关怀的地方。特别是临终医院的医务人员们，也就更容易用坦然冷静的态度看待死亡，死亡对于他们来说是生命的终点也是起点，生命就是以死亡为临界点，不断循环更新的过程。毕淑敏正是通过对“死亡”的体验，向读者展现了她对普通死亡的独有的理解：对有限生命的超越和达观的态度，能够彻底打破死亡给人带来的神秘感及在常人心中引起的悲伤、恐惧心理。

4、在毕淑敏的生生死死的描写中，《生生不已》探讨了生命的归宿与传承问题。女工乔先竹的女儿姜小甜患上了不治之症，最终因医治无效死亡。在她患病到死亡的过程中，她的父母仍然怀着一线希望，千方百计的要求袁医生救她们的女儿的性命。临床经验丰富的袁医生十分明白：“医学其实是门十分苍白的学问，它绝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健有力，世上有许多病，医学可以非常精确的描绘它们，犹如毫发必现的肖像。但是医生们望洋兴叹，束手无策，这些病就叫做不治之症”。他嘲笑自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愚人”。对姜小甜的不治之症，“人们都在盼望着出现奇迹，但是奇迹之所以是奇迹，就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绝对不会发生”。因此，从姜小甜的死亡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在表达这样的观念：死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每个人必须面临的最终归宿。乔先竹在女儿死后悲痛欲绝，在袁大夫的帮助之下，她开始重新孕育一个新的生命，可就在这个新的生命出生的时候，她却带着欣慰和憧憬倒在了血泊之中。有死必有生，有生必有死。在生、死、生的轮回传承中，毕淑敏浓缩了人类生命的整个进程，表现了人类生命永恒的规律。

5、人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作为人，关注整个生命的过程，特别是它的终结，是一种文明。只有正视死亡，才能珍惜生命。《拯救乳房》叙述了一个癌症小组成长的故事，小组的每个成员都有一段辛酸的经历，在大家逐渐接触和了解的过程中，一个个被隐藏的秘密被揭露出来，从不信任、欺骗、猜疑到共同面对和解决，小组的成员终于走出了乳腺癌和死亡带给他们的阴影。在小说的结尾处，小组成员观礼了一位同样患有乳腺癌的老人的死亡过程，这是老人特意安排的，小组成员通过对这场盛典的观礼，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由逃避到坦然接受。在这部作品中，她想要告诉大家死亡是我们每个人必然要面临的结局，它是我们成长的最后阶段。“我们现在已经很关注人生，可是人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作为人，关注整个生命的过程，特别是它的终结，是一种文明。”毕淑敏用秋天渐淡渐远的凄凉来比喻人生的最后阶段。“那个时候人是非常无力的、衰弱的。如果这个过程中我们赋予关怀，使一个人可以无所畏惧、从容、安详地面对它，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我想人生因此而圆满。”

6、毕淑敏相信，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交流死亡的愿望。“表面上看起来，现代人关心的是声色犬马，搞笑的、轻松的、无厘头好像成为一种主流。这是非常正常的。可是我相信，在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对生命价值的求索、对死亡的叩问。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清楚，死亡一直矗立在我们生命终结的地方。”她希望在我们的文化里有这样一种讨论，即讨论死亡。

7、毕淑敏并不想美化死亡，她说：“死亡为什么会让我们感到恐惧？除了它会让我们有不洁的联想等生理上的因素外，最核心的恐惧就是丧失。其实，人生有许多丧失，比如失恋，失去友谊，这些都是小的、局部的丧失，死亡就是最后一次丧失。只有直面死亡，你才会有勇气面对人生当中的一个个坎坷和丧失。”

8、毕淑敏用智能的笔描绘人的死亡，探讨着死亡，同时也是思考着生的价值。她用智慧的眼睛关注着民族的文化内涵，死亡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话题，她的小说对于死亡的关注，引发了人们更多的对于死亡与人生的思考与探寻。透过她的小说，我想我们很容易看到她的对于死亡与人生、民族的关注，把死亡看得平常些，正视死亡，积极面对，死亡是成长的最后阶段。

第四篇：【争鸣反思】美国国会制度简介

【争鸣反思】美国国会制度简介

【争鸣反思】美国国会制度简介

美国国会制度简介

国会是美国最高立法机构。美国宪法的第一条第一款就明文规定：“本宪法授予的全部立法权，属于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合众国国会。”美国国会的主要权力有：立法权、行政监督权、调查权、条约及官员任命的审批权、宪法修改权、弹劾权。

【议会权力】国会的权力首先是立法权，它是美国惟一的全国性立法机构。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详细列举了赋予国会的18项权力，其中包括：征税（包括关税、输入税和货物税等），举债和贷款；管理内外贸易，制定移民条例和破产法，铸造钱币和确定度量衡的标准，设立邮政，保护专利，设立法院，惩罚犯罪行为，宣战，招募军队和民兵，等等。

国会的另一项权力是行政监督权。宪法将管理“钱袋子”的权力交给了国会，规定“除非经法律规定拨款，不得从国库中提取款项”。由于管着钱袋子，国会可以对行政部门实行广泛而有效的监督。政府的预算乃至一切收入和开支细目都需要国会批准。国会有权拨款，当然就有义务监督政府是否按国会的要求使用了每一笔拨款。国会为此设立了总审计署和国会预算局，参众两院都设有预算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等机构。

国会有广泛的调查权，可对它认为需要调查的任何问题进行调查，其调查的对象可以是政府的政策也可以是商品的定价等等。国会各委员会可以举行各种听证会，传唤包括政府官员、企业界人士和科研人员在内的所有相关人员到国会作证。被传唤的人如果拒绝作证，将以藐视国会罪论处。国会还可以设立特别委员会对某个重大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

宪法还授予参议院对条约及官员任命的审批权。总统与外国缔结的条约需要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的批准。总统提名的部长、大使、法官、军官和其他行政官员也要参议院批准，如参议院不同意，总统就需要重新提名。

国会有参与修改宪法的权力。宪法规定，在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议员认为必要时，国会可对宪法提出修正案，或根据全国三分之二州议会的请求，召开制宪会议提出修正案。修正案经全国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批准后生效。

国会还有对包括总统在内的政府官员进行弹劾的权力。

但是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对国会的权力进行了约束，规定国会不得制定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的法律。

【议会选举】国会每届任期2年，每2年进行一次国会选举。每次选举要选举所有的众议员和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因为众议员的任期为每届2年，届满全部改选，而参议员的任期是每届6年，所以每两年只改选三分之一，以便较好地保持参议院工作的连续性。国会议员的选举和其他政府官员的选举往往是同时进行的，例如同时选举总统、国会议员和地方政府官员的选举被称为大选，在两次大选之间的偶数年份选举国会议员和地方政府官员，被称为中期选举。

参议员每州选2名，由全州的选民投票选出。众议员由各州按人口比例划出的选区投票选出，全国共有435个选区，每个选区选1名众议员。由于原规定3万人可选一名众议员，结果随着人口的增长，众议员的人数也迅速增加。后来，国会不得不通过一项议席分配法，将众议员的人数固定为435名，并每10年根据人口统计来调整各州之间的议席分配。目前众议员的人数仍为此数，不过每名众议员所代表的人口已超过60万。

竞选议员，首先应是当选州的居民，或者至少要在某一州租套房子，并宣布其为自己的主要住所。竞选众议员，必须年满25岁，获得美国国籍已满7年；竞选参议员，必须年满30岁，获得美国国籍已满9年。

宪法规定，任何一州在参议院的代表出现缺额时，该州行政当局应发布选举令，以填补此项缺额。但任何一州的议会，在人民依该议会指示举行选举填补缺额以前，得授权本州行政长官任命临时参议员。

【议会组织机构】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两院均设有议长。但两院实际上是按政党组织的，各党在两院中的组织分别选出自己党派的领袖。多数党的干部会议选出多数党领袖和多数党督导员等党的干部，少数党的干部会议则选出少数党领袖和少数党督导员等。这些党干都是国会中实权在握的人物。多数党领袖的地位仅次于议长，在参议院由于议长由副总统兼任，多数党领袖是实际上的议长。多数党督导员协助议长和多数党领袖工作，协调该党对议案的立场，上传下达，沟通信息，劝说议员按党的意图投票等。少数党领袖和督导员的工作同多数党督导员相似，也是负责协调本党议员对议案的立场等。

在参议院，议长由副总统兼任，他有权主持参议院的全体会议，但只能在反对票与赞成票相等时才可以投票，以打破僵局。参议院设有临时议长，在副总统缺席时担任议长，但这实际上仅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荣誉职位，应由多数党在参议院资历最深的议员出任。但在参议院议事厅里主持会议是件单调乏味的工作，所以近年来一般由多数党领袖指定资力不深的议员轮流担任。在参议院行使议长职权的实际上是多数党领袖，他有权制定参议院辩论的计划，将议案分配给委员会，协调党的政策并任命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多数党领袖的助手是多数党督导员和副督导员。少数党领袖和少数党督导员负责协调少数党的立场和议事策略，他们也是参议院颇有影响的人物，因为没有少数党议员的支持，许多议案是无法通过的。

在众议院，议长名义上是由议员们选举产生的，但实际上是由多数党议员从该党议员中推举的，众议院全体会议的选举只是走走过场，仅对多数党议员推举的议长予以确认而已。众议长有着广泛的权力，他主持众议院大会的辩论，指定由谁发言，解释有关程序。多数党领袖和督导员是议长的助手。

国会的立法工作主要是在委员会而不是在全院大会上进行的，因此委员会在立法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国会的委员会可分成四种：常设委员会、协商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和联合委员会。

【议会辩论与表决】列入日程。议案通过委员会审议后，即可提交到众议院或参议院进行全院辩论。提交全院辩论的议案首先要列入两院的议事日程。在众议院，重大议案必须由规则委员会决定是否提交全院辩论；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拥有决定权，但经常要征询少数党领袖的意见。在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将决定是否限制辩论时间和是否允许提出修正案等，并拟订辩论的规则。如采用“封闭规则”，将不允许在辩论中提出修正案，但审议该议案的常设委员会可以修正议案的语言表达，以便全院接受。如采用“开放规则”，则允许在议案辩论过程中提出修正案。全院辩论由议长主持。如限定了时间，每位众议员的发言时间一般一次仅几分钟。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有权制定全院辩论的计划，由于人数较少，除非在非常情况下，对每位参议员的发言时间是没有限制的。

开始辩论。宪法规定，每院议员过半数，即构成议事的法定人数。但在不足法定人数时，得逐日休会。每院均有权按自己规定的方式强迫缺席议员出席会议。如议员扰乱辩论秩序，经三分之二议员同意，可将其开除出议院。

付诸表决。辩论结束后，即进行表决。表决分两步进行，首先对议案的各种修正案进行表决，然后对整个议案进行表决。在对议案的所有修正案进行表决之后，对议案进行“三读”，随即对议案进行表决。

在表决时，议员们只要将磁卡插入表决器的插槽，票数就会显示在议院大厅墙上的记票牌上，结果一目了然。这种投票方式属于唱名表决，是国会目前最常用的表决方式。在1973年实行电子记票前，唱名表决的做法是由会议主持人对议员逐个点名，被点到的议员大声回答“是”或“不”。但由于众议院有435名议员，点名唱票颇费时间，所以唱名表决的方式用得并不多。国会还有其他三种表决方式，即呼声表决、起立表决和点票表决。呼声表决是由议员们一道高喊“是”或“不”，主持人根据哪个字呼声高来判定表决结果。起立表决是由赞成或反对的议员轮番起立，由主持人点数。点票表决是把议员分成赞成和反对的两队，让其分别从两名记票员前通过，由记票员统计通过的人数。但人数较少的参议院不使用这种方式。

【议长地位与议员权利】参众两院的最高领导都是议长，但由于参议院议长由副总统兼任，参议院的实权掌握在多数党领袖手中，所以多数党领袖是参议院最重要的人物。

议员不得同时担任政府官员、法官或是现役军人。美国宪法规定：“参议员或众议员在当选任期内，不得被任命担任在此期间设置或增薪的合众国管辖下的任何文官职务。凡在合众国属下任职者，在继续任职期间不得担任任何一院议员。”总统如邀请议员担任政府高级官员，议员如接受任命，他就得辞去议员职务，所出现的空缺，则通过补缺选举产生一名新议员。

议员的权力主要有提出议案、审议议案、修改议案、参加对议案的辩论和对议案投票表决等等。议员的特权包括丰厚的报酬和司法豁免权。美国宪法规定：“参议员和众议员应得到服务的报酬，此项报酬由法律确定并由合众国国库支付。”国会议员除了领取薪金和津贴外，每年还可从华盛顿到其家乡选区免费旅行30多次，享有“邮资已付”特权往各自家乡选区免费邮寄简报或其他文件，另外还有数千美元的邮寄费用，至少拥有18名工作人员。每位议员在华盛顿和本州（选区）各有一个办公室。在退休后可领取一笔丰厚的退休金，还可以得到包括办公费在内的津贴和有关待遇。国会议员在会议上的发言不得作为任何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也不允许对议员在立法过程中的发言动机或投票动机进行司法调查。但是，议员在立法活动以外的言行不受该条款保护。

【立法程序】美国立法一般至少要经过提出议案、委员会审议和表决、议院全院辩论和表决、另一议院辩论和表决、总统签署等程序。

提出议案。议案由国会议员提出，政府官员没有提出议案的权利。但政府行政部门可以草拟议案，交由一名议员提出，一般的做法是通过相关的国会常设委员会负责人提出。议案可在一院提出也可同时在两院提出。议案由提出人署名，如通过为法律，也多以提出该议案的议员的姓氏命名。议案提出后，即录入《国会记录》，然后进行“一读”，即向全院宣读该议案的名称并表决，通过后即正式列入该院议事日程。

委员会审议。列入议程后，议案交由一个有关的常设委员会审议，如果议案的内容涉及多个委员会的管辖范围，一般将送交最主要的有关委员会审议。委员会收到议案后，可以使议案作废或长时间搁置，也可以把议案修改得面目全非。议案通常先由委员会下设的相关小组委员会进行审议，但也可由全体委员会直接审议。审议过程中要举行若干听证会，听取行政部门、政府官员、有关专家、利益集团和公民的证词。听证会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秘密的。小组委员会审议完后，即向委员会提交审议报告，提出立法建议对议案的修正案。委员会对经过修订的议案进行审议和表决，通过后提交全院表决。

在向全院递交审议报告时，委员会要准备一份书面报告，陈述议案的目的、涉及的领域，解释委员会修订的理由和法律依据，通常还要附上所征询过的有关行政部门的意见，对议案持反对意见的议员则在书面报告后附上“反对声明”。

全院辩论和表决。议案由委员会送交议院后，首先要向全院大会宣读该议案全文，即进行“二读”，将议案列入议院的议事日程。然后议院召开全体会议对议案进行辩论，辩论结束后即将议案付诸表决。大会先对修正案表决，然后对议案进行“三读”，最后对议案进行表决。一般只要出席会议的议员的简单多数同意，议案即获通过。议案在一院通过后，需要送另一院审议。议案在另一院经过从委员会审议到全院大会辩论的整个审议过程后，才能付诸表决。如果是按第一院原来议案的文本通过的，或只对该议案做少量改动，那么只要所作的改动得到第一院的认可，即可直接送交总统签署。

两院协商。如果一院对另一院提交的议案改动较大，通过的议案在文本上同第一院递交的原议案有很大差别，这时一院就会提出成立两院协商委员会，进行讨价还价，若另一院拒绝，则议案自动作废。如另一院同意成立协商委员会，协商委员会在就议案文本达成一致意见后，将分别向两院提交“协商报告”，两院对协商报告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不能修改。如两院在“协商报告”表决时，都接受经修改后统一了文本的议案，那么该法案将送总统签署。

总统签署。两院通过的议案被称为法案，经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议长先后签字后，送交总统签署后成为法律。总统也可以否决法案并将其退回国会，但国会两院如分别以三分之二多数再次通过，即推翻总统否决，该法案仍成为法律。

美国历史上，国会仅以三位总统进行过弹劾调查和对其中两位进行过弹劾审判，没有一个最后被定罪和遭到罢免。1868年，由于在南北战争后重建南方问题上的争论，第17届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受到弹劾，但在参院审判时以一票之差被宣告无罪，未被免职。1974年“水门事件”中，众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了三项弹劾尼克松总统的条款。在众院对弹劾条款进行表决前，尼克松宣布辞职。1998年至1999年，克林顿总统因绯闻遭到众议院弹劾，但未被参议院定罪。

第五篇：关于北伐战争若干问题的热烈争鸣

关于北伐战争若干问题的热烈争鸣

1、关于北伐战争的上、下限问题：

时间是历史研究的第一要素。确定时限，是研究历史事件中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因此，学者们首先对北伐战争的上、下时限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对于北伐战争的上限，暨其酝酿与发动的过程，大家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确定了北伐战争的方针；3月，湘军赵恒惕与唐生智之间的战争成为了引发北伐战争的导火线；5月，叶挺独立团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入湘援唐作战，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6月5日，国民党中央通过出师北伐案；7月6日，广东国民政府正式发表出师北伐宣言；同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标志着北伐战争的正式开始。[1]

但是在北伐战争的下限，暨其何时结束这一问题上，学者们间尚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有的学者主张，北伐战争的下限应确定在1927年“

四、一二”至“

七、一五”宁汉国民政府实行“清共”、“分共”政策之时。其理由是：战争作为政治的继续，北伐战争应该是中国大革命的一部分。而自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发动了“

四、一二”、“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经失败，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北伐战争理应已经结束，此后的北伐应该叫做“南京国民政府北伐”或者“第二次北伐”。而且，自1927年“

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如果认定“

七、一五”以后的北伐仍然是北伐战争的一部分，则无法理解1927年8月1日至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期间中共党所进行的土地革命战争之性质。有的学者则认为，应将北伐战争的下限确定在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时。其理由是：从军事学的角度而言，北伐战争从1926年5月至1928年12月间，双方政治军事代表、参战部队、作战对象及战略目的始终未变，作为一个完整的作战计划和战略行动，其各阶段作战都具有相互延续性。这就说明，对北伐战争下限的界定，实质上是一个如何认识、评判1927年7月以后南方国民政府继续进行北伐战争之目标和性质的问题。对此，有的学者认为，１９２８年的第二次北伐，在性质上属于军阀之间的战争，没有积极的意义。而有的学者则不同意这一说法，提出，与北洋军阀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等军事集团强烈的封建主义军阀色彩相比，以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为主体的南方国民政府更具有资产阶级代表的意义；并且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过程来看，1927年7月以后宁、汉国民政府的继续北伐并未因蒋、汪等国民党新右派破裂国共合作而显得毫无意义，相反对于争取中国统一，为其后中华民族全面的抗日战争准备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仍属于一场“以有道伐无道”的战争。[2]

2、中国共产党是否不赞成进行北伐战争：

1926年6月7日，在北伐战争大规模开展的前夕，陈独秀在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称北伐战争只是广东国民政府的一场军事投机，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华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随后，在陈独秀主持下进行的中共中央四届三次会议和同年7月31日中共中央第一号通告，表示了反对北伐战争的态度（据郑超麟回忆，在北伐前召开的这次中共中央会议上，陈独秀和彭述之反对北伐，张国焘和瞿秋白则支持北伐，一度形成了二票对二票的僵局。陈独秀发脾气，大骂张国焘，张最后终于屈服，于是通过了反对北伐的《决议》）。[3]正是由于这条材料，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北伐战争持何种态度以及在这场战争中所起作用的争论。有些学者特别是少数台湾学者依据上述资料认为，中共并不赞成广东国民政府进行北伐，并力图阻止“北伐出师案”的通过。[4]而中国大陆的大多数学者则针锋相对地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赞成北伐战争，而且是北伐战争的倡导者和发起人。其主要依据是：（1）、北伐战争的政治纲领和宣言，基本上体现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因此，1926年2月的中共中央北京会议就郑重其事地讨论了北伐战争的问题。（2）、北伐战争的军事计划，是按照苏联军事顾问和中共的意见制定的。（3）、北伐战争时期，中共地方党组织如广东区委、湖南区委、湖北地委及广西、江西等地的党组织，都在本地区内积极开展了进行和支援北伐战争的组织、动员等准备工作；在北伐战争大规模展开后，共产党人又积极号召和发动两广、两湖民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等随北伐军行动，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军的战斗。（4）、中国共产党人掌握并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主体的叶挺独立团首先入湘进行援唐作战，正式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5）、北伐战争时期两广、两湖和江西等地区工农运动的蓬勃开展，既是北伐战争迅速胜利的显著标志，又基本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北伐政纲。当然，我们也看到了陈独秀曾发表文章反对北伐战争，但这只不过是他个人或者少数人的意见而已，并不能以此来抹杀中国共产党主张北伐、积极推动北伐战争胜利前进的客观历史事实。[5]还有的学者提出，中共中央对北伐战争的态度曾经历了倡议——消极——支持这样一个历史过程。陈独秀本人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对待，而不是坚决反对。他虽然不赞成北伐，但同时也主张，北伐军一旦真正地发动和出征了，中共就必须要有政策上的呼应，要有明确的态度。而陈本人的态度是：第一，反对北伐；第二，北伐就是北伐，既不是拥护蒋介石，也不是打倒蒋介石。李立三在其后来的党史报告中特别注明：“实际上，不打倒就是拥护。”[6]

３、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对北伐战争的领导权：

自1980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北伐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进行的这一结论后，学术界即围绕“中国共产党对北伐战争的领导权”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表现出百家争鸣、众说纷纭的态势。比如，有的学者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倡导、推动和领导了北伐战争的传统观点。有的学者则进一步论述道，北伐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未能取得组织上的领导权，但已完全取得了对北伐战争的政治领导。有的学者却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北伐战争的政治领导是“不充分、不完全”的。其理由是：（１）、从理论上来看，政治路线是通过组织路线来实现的，有了组织领导，才可能有政治上的领导。因此，没有组织上的领导权，政治上的领导权是难以实现的。（２）、从实践上来看，中共虽然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但没有“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虽然提出并促成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但没有确立与同盟者又团结又斗争的“恰当关系”；“中共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强起来。”[7]

还有的学者则围绕“中共是否完全掌握了国民革命军的领导权”展开了讨论。赞成中共完全掌握了国民革命军领导权的学者们认为：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在旧军队和国民革命军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改造和政治工作，“而且北伐各军的政治部的工作的绝大部分由共产党员担任。”而有的学者则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中共并未完全掌握国民革命军的领导权。其理由是：（１）、１９２６年７月北伐军出师北伐时，国民革命军的８个军中，只有第三、四军党代表和第二、六军的副党代表是共产党员；（２）、北伐中，蒋介石收编各种军阀武装，使国民革命军到１９２７年上半年就扩编为４０多个军，但其中只有少数部队真正倾向革命；（３）、虽然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曾主张在国民革命军各军中建立类似叶挺独立团一样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部队，作为共产党在各军中的核心力量，但这一计划并未能实现。总之，如何正确、客观地认识、评估和论证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的领导权和重要地位，将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8]

４、如何看待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与贺胜桥两战中的作用：

1927年8月27日和同月30日，北伐军第四军在湖北省境内粤汉线（即今京广铁路）上的重要关隘汀泗桥、贺胜桥与北洋军阀吴佩孚部展开激战。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参加了这两场北伐战争初期湖北战场上至关重要的战斗，对北伐军打败吴佩孚部北洋军以及推动北伐战争的顺利进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因为各种史料对汀泗桥、贺胜桥两场战斗的具体经过说法不一，从而引起了学术界对叶挺独立团在这两次战斗中作用的热烈争鸣。

第一种意见属于中国大陆学术界传统并且具有主导性的观点，认为：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与贺胜桥之战中，发挥了先锋和主力军作用，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其他北伐部队，只是在战斗中起配合作用的偏师。例如，来新夏所著《北洋军阀史稿》一书说：吴佩孚北洋军在汀泗桥一战中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叶挺独立团“觅鱼船数十只，在第十、十二师和农民武装的配合下绕至敌后，于二十七日拂晓向桥北守军攻击，敌军大乱”的结果。又如，魏宏运在其《中国现代史稿》一书也认为：“二十七日拂晓，北伐军主力出动。叶挺独立团浴血奋战，冲过铁桥，突破敌人坚固阵地，其他各路左右配合，敌全线动摇，一片混乱。吴佩孚令大刀队斩杀退缩不前之旅、团、营长多人，也无济于事，他的随从副官也中弹丧命，吴只好随着溃兵逃走。汀泗桥攻占后，独立团乘胜追击，神速地拿下了咸宁城。”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亦称：“8月27日，（叶挺）独立团在当地农民的带领下，穿过高山抄小路绕到敌人背后，出其不意发起猛冲，突破了敌人的阵地。北伐军其他部队一起猛攻，敌人仓皇溃退。北伐军攻占了汀泗桥。接着，独立团发扬猛打猛冲猛追的精神，很快攻占了咸宁城，并在其他部队配合下，于8月30日攻占了鄂南另一战略要地贺胜桥，打开通往武汉的大门。”[9]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我们过去在研究中，可能对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及北伐战争中的作用和功绩估计偏高。叶挺独立团作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革命武装，由于共产党人出色的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和共产党员在该团战斗中的骨干作用，使得叶挺独立团有可能在北伐战争中能够发挥出比较大的作用，决不能将它的战斗力与北伐军其他部队一个团作等量齐观。但是，叶挺独立团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下属的一支部队，由于受军队中上下级关系和独立团本身兵力的限制，它也不可能独立地担负起解决汀泗桥、贺胜桥之战这样大规模战斗的任务。[10]而从历史资料来看，在汀泗桥战役的开始阶段，叶挺独立团的任务是担任总预备队。只是由于北伐军正面进攻汀泗桥受阻，叶挺独立团才投入战斗，承担了“从右侧向古塘角开展，与第十师的右翼联合包围”敌军之任务。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战斗中的具体作用：一是在中伙铺歼敌一个团；二是其第一营与其他部队配合，为夺取汀泗桥东南高地作出了贡献；三是独立团绕道古塘角，抄攻敌之背后，加速了敌军的崩溃；四是独立团乘胜追敌攻占了咸宁城，为进一步攻占贺胜桥创造了条件。在贺胜桥战役中，叶挺独立团曾经是北伐军的战斗主力，担负了主攻北洋军第一、二道防线的艰巨任务。他们在战斗中与敌血肉相搏，一鼓作气突破北洋军第一道、第二道防线。该团营长、共产党员许继慎在胸部负伤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指挥战斗。因此，叶挺独立团在贺胜桥战役中的主要战绩是成功地突破了北洋军的第一、二道防线，“为贺胜桥战斗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从整个战役的进程来看，汀泗桥、贺胜桥之战的胜利，“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全体官兵英勇作战的结果。”是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部直接指挥下取得胜利的。正是通过汀泗桥、贺胜桥两次战役的胜利，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才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而今天我们尊重历史，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客观公允地评价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的战功和作用，也并不会贬损叶挺独立团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北伐战争的重要贡献和显著地位。[11]

５、关于北伐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合作：

有的学者另辟蹊径，从国共合作的角度，探索了国共合作对于北伐战争迅速胜利的重要作用，指出，在北伐战争中，正是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这主要表现在：(1)、军事方面，有相当一批共产党人直接参加到北伐军中进行北伐作战，或者从事军事领导工作，或者是组织工人、农民配合北伐军的作战。（2）、在军事战略决策方面，共产党与国民党也作了密切配合，共产党人在北伐军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政治思想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北伐军的战斗力。(3)、在政治工作方面，中共提出了适应北伐战争要求的政治纲领，并推动国民党与广东国民政府制定北伐政纲，而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更是把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的合作推向了高峰。（4）、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下，北伐军所占领区域内工农运动的蓬勃开展，使得当时的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人民大革命，国共两党在北方地区的工作中，也进行了紧密的配合。(5)、外交方面，国共两党团结一致把反帝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英帝国主义，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共两党也协调一致，采取了灵活的反帝斗争策略，在推动国民党继承孙中山联俄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12]

另外，1927年4月，在蒋介石集团日趋反动，大革命形势日益严峻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为了挽救革命，曾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迎汪”运动。学术界在对这场北伐战争前期国共关系史上的大事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迎汪”运动划分为“汪蒋合作”、“以汪限蒋”、“以汪代蒋”等若干阶段。并进而指出，这一运动暴露了陈独秀和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敢和不愿毅然地承担起领导国民革命责任，放弃了对大革命领导权的错误。其具体表现是：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认识模糊，对其在北伐军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估计过高，故在“迎汪”运动开始时，没有果断地反蒋而错误采取了“和蒋”、“抑蒋”政策；对汪精卫理想化、定型化，将策略上的“迎汪”变成了政治上的“崇汪”、“拥汪”，从而对国民党左派及各实力派没有积极团结、争取而只推崇汪精卫一人；没有采取坚决的步骤支持与发展工农运动来抑制蒋、汪等国民党势力的膨胀，而只是想通过限制工农运动来换取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自右向左，并力图以扶汪复职来制约蒋介石。[13]

６、关于武汉政府是否应继续北伐的争论：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是应该继续北伐，还是应该沿长江东下征讨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这一问题从大革命时期一直到现在，始终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武汉国民政府继续北伐是一个策略错误，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东征讨蒋，才是挽救大革命的唯一出路。其基本理由是：(1)、“

四、一二”之后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南京国民政府已经蜕变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最主要敌人；(2)、在当时的情况下，蒋介石不但在政治上处于孤立地位，在军事上，因其与桂系军阀间的貌合神离，处境也很不利，武汉国民政府如果发动东征讨蒋，很有可能取得胜利，至少能够重挫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气焰；(3)、武汉国民政府只有以东征讨蒋为号召，才能够团结人心、振奋士气和打破以蒋介石集团为首的反革命力量对武汉的政治与经济封锁；(4)、武汉政府继续北伐河南而不东征讨蒋，不但使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得以存在和巩固，还由此导致了汪精卫集团动摇和背叛革命，并进而成为了大革命失败一个重要的因素。有的学者还分析指出，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之所以会作出这一错误决策，其原因在于共产国际和部分中共领导人过高地估计了蒋介石的力量，而对其危险性认识不足。[14]

第二种意见则与第一种意见刚好相反。认为武汉政府的东征讨蒋，虽有必要性但无实现的可能性。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求武汉政府东征，去对抗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联合阵线，是极不现实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极其冒险的举动。因为当时在军事上，并非汉方占优势而宁方占劣势，双方至多也只能说是旗鼓相当，并且武汉国民政府所统辖的唐生智、谭延恺、朱培德甚至于张发奎等军事将领皆不愿立即东征，与蒋介石、李宗仁等兵戎相见；在政治上，宁方因其外有英、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内有西南诸省军阀和国民党内相当一批元老的支援，形势上并不孤立，武汉政府在政治上比宁方占优势的说法，并不成立；在经济上，即使武汉政府东征后能够占领江浙地区，也不可能打破南京政府和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封锁，而且东征还极有可能引起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武汉政府继续北伐而不东征的政策，使得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得以存在和巩固，并非汪精卫集团动摇的重要原因，也不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因素。汪精卫集团之叛变革命，从根本上说，是由其阶级本性所决定的。而大革命的失败，则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以及中共党内陈独秀右倾路线所造成的。[15]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武汉国民政府无论是继续北伐，或者东征讨蒋，或者南取广东，都并非正确的战略决策，也都无法改变大革命失败的结局，正确的作法应该是中共领导人蔡和森所提出的巩固两湖根据地的主张。这一主张虽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其根本立足点在于依靠中共自己和武汉国民政府。在当时全国工农运动继续高涨的大好形势下，中共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权基础和一定的军队力量，并且武汉汪精卫集团和国民政府中也有矛盾可以利用。因此，蔡和森的两湖方案是可能实现的。[16]另外，在探讨武汉政府继续北伐的文章中，值得关注者还有刘继增等：《大革命后期革命军北伐河南》（《河南大学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５期）和蒋相炎《武汉政府北伐的速胜与撤军》（《中州学刊》1984年第3期）等。

７、关于美、日、英等列强对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的态度变化问题：近现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外国列强出于对本国侵华利益的考虑，对中国国内各社会阶层、各种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任何异动，都非常关注。因此，对国民革命军北伐这一大事，自然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对此，传统的观点认为：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列强对大革命皆持敌视态度，并先后制造了“万县九、五惨案”、“南京惨案”、“济南惨案”等一系列冲突，企图干涉和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并且认为，美、日、英诸国都一致反对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战争，还共同策动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

四、一二”反共政变。

经过新时期20多年来的研究，许多学者对此说法产生了质疑，提出了若干不同看法。第一种意见认为，在北伐战争时期，英、日、美三国的态度都各不相同。英国对中国革命采取的是侧重武力威慑的政策，日本是侧重于政治分化，从革命阵营内部瓦解革命，美国则徘徊于二者之间，并未确立其一贯政策。[17]

第二种意见认为，美国与日本对中国北伐战争的态度比较接近。即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出师到“南京惨案”之前，美国与日本都认为，对中国革命和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采取分化政策比武装干涉更适宜、也更“明智’；在“南京惨案”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美、日两国也采取了基本一致的对华政策，即在共同坚持武装保护各自侵略权益的方针下，充分利用“宁案”交涉，暗中怂恿、诱迫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反共政变，叛变革命，终于使其“以中国人维持中国秩序”的侵略企图得逞。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不赞成将美国政策与英国政策等同观之，认为美国早已掌握了中国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情况，北伐开始后,美国便极力笼络蒋介石,诱迫他去压制共产党。[18] 另有一些学者则不赞同上述观点，认为美、英两国与日本在对待北伐战争的态度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北伐战争的开始阶段，美国采取了武力威慑和不承认广州国民政府的方针，在“南京惨案”以及事件后的交涉中，美、英两国又共同实行了以高压为重点的“炮舰外交”政策；而日本则静观形势，采取了比较低调的妥协政策，企图伺机实施其以分化为重点的方针。日本所推行的这种以政治分化为主、武力威慑为辅的政策，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向“四一二”反共政变道路起到了主导作用；而美国则没有“在暗中怂恿蒋介石叛变革命”，它在破坏中国大革命和北伐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造成政治、军事压力，以压迫蒋介石集团，加快其投降帝国主义的步伐。[19]罗志田则在其《北伐时期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认知与对策》一文中则提出，在北伐战争前期，蒋介石因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被美国人视为激进派，甚至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也没有改变美国人对蒋介石的看法，中美关系走向缓和，是在1928年的济南事件后。[20]

有的学者提出，英国人最初的确是想通过武力来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但自1926年10月后，英国曾一度转向采取“怀柔”外交，并于1926年12月提出“对华新政策”。在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后，英国调兵上海。在处理“南京事件”时，英国人又回到了“炮舰政策”的老路。[21]

还有的学者从中国方面的视角来研究北伐战争时的中外关系。如杨天宏在《北伐时期反教暴力及其责任问题》一文中指出，北伐时期虽曾的确出现过民众反对外国教会和外侨斗争过火的现象，但其受损坏程度并未如外国人所渲染的那么严重。而关于“南京事件”中的抢劫、杀掳行为是由直鲁联军所干之说的证据不足，主要参与者应该是北伐军士兵。至于共产党人主谋了“南京事件”之说，则只是蒋介石集团的一面之词。申晓云的《“

四、一二”前后的蒋介石与列强》则认为，“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为争取列强的支持，在外交上放弃了“反帝”的口号，而帝国主义列强也因此对蒋介石集团的态度相继有所改变，并对蒋介石与列强关系的改变过程做了较细致的论述。[22]

８、对“济南惨案”的更深入探讨： “济案”是北伐时期中外关系上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对此，学者们在新时期展开了热烈而更深入的探索。如李家振、郭墨兰在《济南惨案述论》中，详细记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１９２８年制造“济南惨案”的背景、事前的战争预谋、大屠杀的经过等后，指出，“济南惨案”是日本军国主义以《田中奏折》为教科书，为其推行侵华政策而实施的一个重要步骤。自“济南惨案”后，日本侵略者即继续以不断制造“事件”、“事变”的办法，发动侵略战争。杨天石从中日外交及国民政府外交方略的角度提出，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在处理“济案”中所采取的忍气吞声、委曲求全的对日外交方略，是其后10年间中国对日妥协外交政策的开端。罗志田则以中、日、美三国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为视角，分析指出，“济南事件”是中外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国民党在外交上全力与日本维持一种稳定的工作关系，对美外交只居于第二等的位置。“济案”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开始放弃以日本为中心的外交取向，转而寻求与美国建立密切的关系以制衡日本的侵略行动。臧运祜认为，“济南惨案”后，国民政府迫使日本人将这一事件的处理转入了外交交涉范畴，中、日双方在上海、南京秘密谈判了十多次。在最后达成的秘密协议中，南京国民政府以承认北京政府时期日本人在山东的权益等诸多保证为代价，换取了日本撤兵。这一结果，从本质上并未能真正地解决“济案”，反而使得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黯然失色，并由此开启了“

九、一八”以后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外交的先河。[23]

９、对“东北易帜”问题的探讨：

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９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从即日起“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这一被史家称为“东北易帜”的重大历史事件，既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也意味着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和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对于“东北易帜”问题，自１９８０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张学良研究热”的兴起，学术界也展开了热烈讨论。据不完全统计，已发表有关文章约４０余篇，组织了一次“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讨论会”[24]。另外，凡是有关张学良的传记，也皆会谈及“东北易帜”。从新时期学术界对“东北易帜”讨论情况来看，研究者主要在下述几个问题上争论比较激烈。（１）、“东北易帜”是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还是统一于中国？对此，持“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说”的作者认为，“东北易帜”只不过是国民党新军阀完成统一中国的象征，张学良的“易帜”只表明他“由亲日转向亲英美，转向蒋介石这边。”[25]而持“统一于中国”的研究者则对前一说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没有看到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中所表现出的高度反日爱国精神和高贵的民族气节。”指出：不能说东北易帜是“军阀的改朝换代”，而应该看到“东北易帜的主要目的正是谋求全国统一，全力对外。”它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了军阀割据，促成了中华民族的统一。”[26]还有的研究者认为，东北易帜是一种有条件的统一，“是国家联邦形式的统一”。易帜后，张学良虽然承认了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组织在东北的合法性，但是“他以自己的实力事实上控制了这个组织，使这个组织姓张而没有姓蒋。”从而在实际上在坚持国家大的统一格局的前提下，使东北地区仍旧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27]

（２）、“东北易帜”是否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对此，主张“东北易帜”不利于共产党的研究者，以张学良在１９２８年７月１７日《与某外人谈时局》、７月２３日《与某记者谈时局》和同年１２月２９日《东北易帜通电》、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０日《关于军政党务问题的谈话》等文献材料中皆含有反共言论为据，认为“东北易帜”是反革命的统一，“统一起来是为了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全国人民”。“东北易帜在客观上增强了南京国民政府力量，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极大不利。”[28]而主张“东北易帜”符合中共根本利益的研究者，则根据中共二大《宣言》认为，“东北易帜是符合中共民主革命纲领的。”[29]

（３）、“东北易帜”是否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对此，持肯定态度的作者认为：“东北易帜”对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具有重大进步作用，它“维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具有积极意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张学良主张东北服从国民政府乃是历史的必然。”并且认为，张学良“自行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东北的１６年统治，开创了和平统一、和平建设的新局面。”这是张学良“由封建军阀将领开始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成长为一个伟大爱国主义者的重要标志，是他为祖国为民族建树的一大功勋。”[30]而对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和“东北易帜”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则认为，对统一、分裂要辩证地看。不能说凡是统一，就是进步；对分裂，也要具体分析，不一定凡是分裂，就都是坏的。如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的武装割据，就是代表进步的。[3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曾业英先生近来通过对新时期“东北易帜”研究状况的总结和反思，指出：自１９８０年代以来的“东北易帜”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也有明显的不足。其一，研究者多侧重于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而忽视了对其过程的细致探究。他并且指出，学术界所谓“东北易帜”经历了京津易帜、热河易帜、滦东易帜、东北易帜四个步骤的说法，实际上只是研究者的主观臆想，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其二，在讨论“东北易帜”问题时，研究者过多地强调了张学良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配合、协调，而忽略了二者间的矛盾与利益争夺。事实上，从１９２８年７月２１日的预定“易帜”，到同年１２月２９日正式通电“易帜”，其间的多次拖延，固然有日本帝国主义顽固干涉这一外因，但同时也与张学良欲借此“巩固个人地盘与权利”有关。张并且因此成了“东北易帜”最大的的赢家。[32]

１０、北伐战争前期胜利进军及其原因探讨：

（１）、北伐战争前期胜利进军的盛况：自从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革命军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就消灭了数倍于己的直系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北洋军事集团，占领了武汉、南京、上海和湘、鄂、赣、闽、浙、皖、苏等省的全部和大部地区，并使川、滇、黔等西南各省地方军阀也阵前倒戈，转变立场拥护国民党和广东国民政府，使国民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迅速扩展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国民革命军的武力亦由出师时的８个军１０万余人扩展到４０多个军数十万人。对此问题，新时期２０多年来，学者们发表了大量论著进行探讨。其中，杨义等：《北伐军进军浙江史略》（《浙江学刊》１９８１年第２期），周峦书等：《北伐战争中的江西战场》（《江西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４期），李倩文：《北伐战争中武汉战役若干史实考》（《武汉大学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３期），陈万生等：《北伐战争与华侨》（《学术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５期），龙初秋：《北伐战争在湖南》（《求索》1984年第3期）、《北伐时期的江西战场》（《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4期），蔡隆汉：《北伐军在湖南初探》（《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冯永之：《北伐战争中发生在宁波地区的一次战役（宁海之战述评）》（《宁波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林心红等：《北伐战争对山东的影响》（《山东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刘勉玉：《北伐战争时期的江西工农运动》（《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朱英：《黄石的工人运动与北伐战争》（《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等人的文章，对这一时期北伐战争若干战场上敌我态势、战场状况、战术特点等相关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概述。[33]

（２）、冯玉祥与国民军在北伐战争前期胜利进军中的活动与作用。在此问题上，传统的观点对冯玉祥和国民军多数是做肯定性的评价，强调冯玉祥“五原誓师”，率国民军出兵河南，在西北地区与黄河流域开辟了国民革命的北方战场，在客观上造成了南北革命力量彼此呼应的有利形势，对于北伐战争前期的胜利进军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并进而把前期的北伐战争分为从广州出发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作战的南方战场和冯玉祥国民军在西北地区和黄河流域开辟的北方战场两个部分，强调正是北伐军南北两个战场的相互呼应、彼此声援，才促成了北洋军阀的迅速崩溃。但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国民军在北伐战争期间的历史作用，具有积极与消极的二重性。即当国民军倾向于革命和正式加入国民革命行列时，它对北伐军打败北洋军、推动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西北地区国民革命形势的高涨，的确发挥了重要而正面的积极作用；而当国民革命形势出现分流，国民军转向支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时，它对促使汪精卫集团走上反共道路，加快宁汉合流，也起了极大的负面作用[34]

（３）、前期北伐战争能够迅速进军并取得胜利的原因何在？传统的观点或者主张：“武力与民众相结合”，是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根本原因；或者强调这是“国共两党合作结出的丰硕成果。”[35]但近年来，也有作者撰文提出异议。他们或者认为：“以反帝反封建为基本内容，以三大政策为核心的新三民主义的指导，是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最根本原因”。或者着重强调了苏联军事顾问对于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重要作用。还有的作者则强调北伐军在策略上的成功。认为，在广州、武汉时期，国民政府在进行北伐时,虽然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口号,采取了一条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革命外交路线，但在实际斗争中，北伐军并未四面出击，而是把当时在中国享有最大侵略权益的英国列为主要打击对象，形成了“集中力量孤立、打击英帝国主义侵华势力，分化帝国主义反华联合战线”的反帝外交策略。这一策略是明智而且极有成效的，它是北伐战争前期胜利进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的作者以北伐前南、北军政格局的演变为观察点，提出，在北伐前两三年间，南方的局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唐生智武装控制湘南,李宗仁、白崇禧成功控制广西；两省军事整合的一个共同倾向，即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而层次相对偏低的新兴少壮军人取代偏“旧”的既存上层势力。面目一新的广西进而与刚获统一的广东实行两广统一，复与湘南的唐生智一起联合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形成一个国民政府统治之下的数省势力范围，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而同一时期，北洋军阀体系的新陈代谢及权势更迭也相当激烈快速，出现了正统衰微，边缘兴起的趋势。“五卅”后，北方在“反赤”的旗帜下也一度进行过军事、政治的力量整合，但基本未能取得成功[36]

11、关于北伐战争之其它一些问题的讨论：

由于北伐战争是一场规模浩大又极其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新时期学术界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研究面广，成果极其丰富，本文无法一一述及。故只能在进行了以上概述的基础上，再将我们认为仍相对重要的下列问题作一简述：

（１）、谁领导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１９２７年１月，国民政府因武汉“

一、三惨案”的爆发，而于１月９日派出军警接管了汉口英租界，并迫使英国政府在同年２月１９日与之签订了《中英关于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协定》。这是北伐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对此，学术界主要是围绕收回汉口英租界中的领导权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收回汉口英租界是武汉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和支持下完成的，是国共合作的成果。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或者认为，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进行的，是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通过武汉国民政府，领导各地工会、群众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来实现的；或者认为，收回汉口英租界是在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下，由武汉政府派出军警接管和收回的。[37]

（２）对北伐时期一些重要人物的研究：如左双文通过对北伐名将张发奎的研究，认为张在北伐战争中屡败北洋军，立下了显赫战功。他在政治态度上同情工农，与共产党人曾有过坦诚的合作，但他因不擅长于驾驭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不能在权势和真理间做出正确的抉择，而在大革命失败时最终走上了政治歧途。罗志田则以胡适、章太炎等著名人物对北伐的态度为例，从更广泛的视角对北伐战争的社会影响进行了细致考察和诠释。[38]

（３）、其它：王奇生在《北伐中的漫画与漫画中的北伐》一文中，将北伐时期的漫画分为三大阵营：即南方国共合作下的北伐宣传性漫画，其主题是宣传反帝、反封建军阀，目的是唤起民众对革命的理解与信心；北方军阀的漫画以“讨赤”为号召，目的是蛊惑民众；置身于二者之外的一般漫画界则以超然的态度，重在表达作者的客观感受。作者认为，漫画作为史料，应该并且能够运用于史学研究。[39]高郁雄的《北方报纸舆论对北伐的反应》（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９９年版），则从文化传播学的视角，就民众对北伐战争的态度进行了论述，值得一读。

[1] 参见：丁一：《北伐战争的序幕——入湘援唐之战》，《咸宁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马沈等：《北伐战争大事记》，《军事史林》1987年第2期等文。

[2]参见：魏宏运：《中国现代史》，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１２页。马沈：《北伐战争下限的再探讨》，《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3]参见：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

[4]（台）正中书局：《革命文献》第12辑。

[5] 参见：黄慰慈等：《中共广东区委与北伐战争》，《学术研究》1986年第4期。曾庆檑：《中国共产党与北伐战争》，《理论与教学》1986年第6期。吴家林等：《北方区委支持北伐战争的概述》，《历史教学》1987年第9期。蔡隆汉：《共产党不赞成北伐吗》，《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曾成贵：《北伐战争发动问题新探》，《党史研究与教学》1989年第5期等文。

[6]参见：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

[7] 黄振位等：《论第一次国共合作》，《学术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３期。赵丹青：《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领导作用》，《大庆师专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３期。

[8] 参见：肖费清：《试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对北伐战争的领导》，《历史教学》1984年第4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北伐战争时期党在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思想战线》1984年第1期。王荣科：《略谈大革命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安徽大学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３期。姚江等：《十年来大革命研究若干问题综述》，《社会科学动态》（武汉）1997年第6期。孙友军等：《中共党史研究新辑》，成都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９－９０页。

[9] 参见：来氏所著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1页，魏氏所著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8页，王氏所主编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另外，这几部书在目前中国学术界之影响极大。如魏书被中国大陆100多所高校列为教材，并行销于美、俄、日、德等国，王书也是目前中国大陆许多高校（包括电大、函授）历史专业“中国现代史”课程的基本教材。

[10] 史载：在汀泗桥一战中，吴佩孚曾集中了2万多主力部队顽强死守。而贺胜桥一战，更是北伐军与吴部北洋军双方数万兵力的大规模殊死决战，以叶挺独立团的区区数千人，亦难以承担起战斗中主力军作用。

[11] 有关的讨论，可参见：曹立前：《大革命时期的叶挺独立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徐锡祺：《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之战中的作用》，《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2期。丁一：《也谈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中的作用》，《党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5期。曾成贵：《汀泗桥战役史事辩误二则》，《江汉论坛》1986年第9期。褚家渊：《“铁军”北伐片断》，《史学月刊》1986年第4期。陈立平：《北伐战争中“铁军”称号的考证》，《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5期。张光宇：《评述北伐战争中的第四军》，《武汉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等。

[12]刘继增等：《论国共两党在北伐时期的合作》，《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曾成贵：《国共合作与北伐战略决策》，《江汉论坛》1986年第8期。

[13] 曾庆榴：《北伐时期迎汪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１期。

[14]王宗华：《重评武汉政府的战略决策》，《江汉论坛》1981年第6期。郭绪印：《评武汉政府第二次北伐的战略决策》，《历史教学》1982年第2期。向青：《共产国际和东征讨蒋战略》，《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6期。

[15]陈泽华：《武汉国民政府北伐是当时形势的要求》，《孝感师专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１期。毛磊：《对〈重评武汉政府继续北伐的战略决策〉的商榷》，《江汉论坛》1985年第5期。

[16]陶用舒：《重评武汉国民政府北上与东下之争》，《益阳师专学报》1983年第1期。

[17] 参见：曾景忠：《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８３页。

[18] 牛大勇：《美国对华政策与“四一二”政变的关系》，《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北伐战争时期美国分化政策与美蒋关系的形成》，《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６期。

[19] 沈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帝国主义关系的再探讨》，《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论日本币原外交破坏中国大革命》，《中日关系史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论北伐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

[20] 罗志田：《北伐时期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认知与对策》，《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21] 丁宁：《中国大革命时期的英国对华政策》，《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

[22] 杨文和申文分别载于《历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和２０００年第６期。

[23] 李家振、郭墨兰之文载于《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５期。杨天石：《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罗志田：《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臧运祜：《中日关于济案交涉及其解决》，《历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24] 该讨论会论文已结集由香港同泽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

[25] 李新：《对民国史若干问题的看法》，《江海学刊》１９８５年第２期。张德良等：《东北军史》，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１１－１１２页。

[26] 常城：《略论张学良将军》，《东北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６期。韩信夫：《二次北伐与东北易帜》，《东北地方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２期。钱进：《张学良与东北易帜新释》，《民国档案》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27] 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７页。祖伟：《评东北易帜》，《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华文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１４页。

[28] 李新：《对民国史若干问题的看法》，《江海学刊》１９８５年第２期。王维远《东北易帜新论》，《东北易帜与东北建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同泽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３３－１３５页。

[29] 参见《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９页。钱进：《张学良与东北易帜新释。《民国档案》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30] 常城：《略论张学良将军》，《东北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６期。朱汉国：《东北“易帜”探析》，《江海学刊》１９８６年第１期。周毅：《东北易帜——中国和平统一的创举》，《东北易帜与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同泽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５页等。

[31]杜连庆：《东北易帜：南北妥协与对日战争》，《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韩氏：《二次北伐与东北易帜》，《东北地方史研究》1990年第1期。瀚海：《“东北易帜”是顺应历史潮流吗？》，《重庆日报》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２３日。魏宏运：《中国现代史》，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１２页。

[32] 曾业英：《论１９２８年的东北易帜》，《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另外，海外华人学者傅虹霖也提出，张学良在就“东北易帜”问题与蒋介石的谈判和较量中，也以“他同日本人的关系”，作为“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参见该氏：《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及其《张学良与日本人》（载《亚洲研究期刊》第２０卷第１号）。

[33]这类文章还有许多，如龙氏，即还有《论北伐时期的浙江战场》、《北伐时期的苏皖战场》等，以及与龙文类似的文章，如高炳康：《北伐时期福建战场若干问题》，邹翔贯等：《北伐战争时期安徽战场初探》等。恕不一一枚举，有意者可参见：姚江等：《十年来大革命研究若干问题综述》，《社会科学动态》（武汉）1997年第6期及有关的目录索引。

[34]参见： 邹孟贤：《中国共产党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王宗华：《论国民军在北伐战争期间的历史作用》，《武汉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任效中：《大革命时期国民军在甘肃的活动评述》，《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魏新生：《国民联军与陕西大革命高潮》，《宝鸡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刘曼容：《北伐时期的国民军北方战场》，《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等文。

[35] 参见：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83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36] 参见：徐义君：《试论广州武汉时期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策略》，《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谈方：《加伦与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于耀洲、徐美群：《北伐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初探》，《北方论丛》（哈尔滨）1996年第2期。罗志田：《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新史学》第５卷第１期，１９９４年３月；以及该氏２００４年关于北伐研究的相关文章。

[37] 倪忠文：《关于收回汉口英租界问题的一点异议》和曾宪林：《也谈收回汉口英租界斗争的领导权问题》，二文均载于《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王德金：《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人民日报》1984年3月9日。黄德林：〈重评收回汉口英租界的领导权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1987年第2期。

[38] 参见左双文：《张发奎与北伐战争》，《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罗氏著有：《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等多篇文章，皆已收入该氏所著：《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39] 《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３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