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的分配问题论文

第一篇：器官移植的分配问题论文

论移植器官的分配问题

没有捐献就没有器官，没有器官就没有器官移植。这句移植界的流行语可谓一语中的。

2011年，卫生部启动心脏死亡捐献器官移植试点工作，成为器官移植事业的重要节点。这意味着，业界将由此摆脱脑死亡器官捐献(DBD)和心死亡器官捐献(DCD)之间摇摆不定的苦恼。

按照卫生部副部长、著名器官移植专家黄洁夫的说法，DCD成功与否关系到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兴衰存亡。

作为第三方机构，中国红十字会被委托负责器官捐献组织工作，其拟于2012年3月组织召开心脏死亡捐献器官移植工作的总结会议。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郝林娜告诉《财经》记者，红十字会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是为器捐体系建立更完善的法律保障、专门的机构和队伍，科学合理的工作机制。红十字会还正在协调有关部门推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修改，并争取成立专门的器官捐献工作机构。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下称《移植条例》)修订已经列入国务院法制办2012年修法计划，本次总结会议与修法关系密切，将明确中国红十字会捐献宣传动员、报名登记、捐献见证、救助激励和缅怀纪念等职责，并解决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编制问题。此前《移植条例》仅规定，红十字会参与器官捐献的宣传等工作。

上述动作均是继试点之后，为器官捐献铺展开来发力。只有明确器官捐献登记、有偿捐献与否、公平分配原则等捐献与分配政策，方能破解器官严重匮乏难题。

重压下的改变

为了捐献器官移植的开展，中国付出了大量努力，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以及同年颁布《移植条例》，均为器官移植的合法化作出了努力。

这缘于中国面临器官严重匮乏，以及死刑犯器官移植、活体器官买卖带来的内外压力。

多年来，中国器官移植的压力未能改观。中国每年有约100万终末期肾病患者，约30万终末期肝病患者，而每年的器官移植手术仅约1万人次。

死刑犯器官移植方面，由于犯人有权利捐献器官，只是在特定情境下，其是否自愿主动捐献不容易界定。2011年，黄洁夫在《中华器官移植杂志》撰文提及，截至2009年底，移植器官中有超过65%来源于死刑犯，其中有超过90%的尸体器官来源于死刑犯。

但这一方式面临争议。2011年10月1日，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杂志发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教授凯普兰(AL Caplan)等人署名文章，其中即呼吁对于来自中国的死刑犯器官移植相关论文和研究进行抵制。

此外，相关压力还来自于活体器官移植，因为活体移植并发症的产生有违“无损害”的医学伦理原则。活体移植带来的器官买卖问题，更令人担忧。世界卫生组织(WHO)主管卫生技术和药物助理总干事霍华德·祖克尔(Howard Zucker)曾抨击器官买卖：人体器官不是备用零件，没有人能对人体器官设定价格。

鉴于此，部分国家开始禁止活体器官移植，尤其是非亲属活体器官移植。

国内活体移植不可避免地产生种种乱象，器官买卖案件则不时见诸媒体。2010年10月，卫生部组织拟定《移植条例(修订稿)》(征求意见稿)，对活体器官移植出现的问题作了进一步规范。值得注意的是，黄洁夫曾于去年3月表示此修订稿可望在当年出台，却至今未成。

2007年颁布的《移植条例》中规定，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捐献者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者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尽管这个要求已经比台湾五代血亲要求严格，但其后半句表述为器官买卖埋下隐患，因为器官买卖大多涉及伪造“因帮扶等形成的亲情关系”。

在征求意见稿中，帮扶等形成的亲情关系被进一步明确为：养父母与养子女、继父母与继子女，并要求捐献为配偶关系的，需结婚三年以上或已育有子女。不仅如此，针对上述造假情形，该征求意见稿还要求，活体器官移植伦理审查，必须经过所在医疗机构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全体委员同意。

由于《移植条例》仅规定对医疗机构实施准入制度，征求意见稿提出执业医师的资格亦需准入。

此前2006年，卫生部对器官移植技术实施资质准入，将从事器官移植的医院从600多家降为164家，但之后仍然发现有医院未经审批擅自开展人体器官移植。2007年版《移植条例》中仅规定对违反条例的医疗机构进行处罚，征求意见稿要求追究到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2009年，卫生部要求活体器官移植应上报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审批。有多年肾脏移植经验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卢一平告诉《财经》记者，该规定发布后，一些省市卫生部门为避免假亲属证明造成的器官买卖问题，干脆完全不批准亲属活体移植。

这招“堵”的策略并非解决器官买卖等问题的良方。卢一平认为，省级部门常常不太了解具体情况，主要委托医院伦理委员会进行严格审批，“至于能否得到严格执行，那就看医院了”。

死刑犯器官移植和活体器官移植均非长久之策，若不建立公民自愿捐献器官体系，器官移植则为无源之水。黄洁夫认为，有效地“疏导”，即建立符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遗体器官捐献和分配体系，方为出路。

此出路即心脏死亡器官捐献。2010年通过的《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指南》对此作了操作规范的规定。同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与卫生部在天津共同启动全国十省市的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就人体器官捐献的招募、获取和分配等工作进行全面探索。

2011年4月底，卫生部启动DCD试点工作，符合要求的三级甲等医院可以申请作为试点。

作为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OTC)顾问，现任美国纽约医学院移植及肝胆外科主任、教授吴幼民常常走访各地试点情况。据其了解，一些试点医院人员对DCD态度有较大转变，从最开始对DCD质量的担忧转变为打算大张旗鼓开展。因为中国DCD器官质量良好，器官来源更加容易，“器官就在自己医院的病床上”。

妥协后的科学选择

中国器官捐献多年纠结于DBD与DCD之间。标准的不确定，使得器官捐献无章可循。

作为死亡的判定标准，世界上已有90多个国家认可脑死亡。脑死亡的实施可以减轻家属负担，避免社会医疗资源的浪费。

虽然诸多学者力推脑死亡，但吴幼民调研后发现，中国尚缺乏开展DBD的根基，一是民众尚远未理解和接受脑死亡概念，在“抢救与放弃”尚有心跳的患者时，多选前者；二是在临床实践中，绝大多数中国医生没有“脑死亡”诊断经验。

依据《脑死亡判定标准(2009版)》，患者处于深昏迷、脑反射消失、无自主呼吸后，需要进行脑死亡确认试验。然后进行脑死亡自主呼吸激发试验，验证自主呼吸消失。上述步骤均符合脑死亡判定标准时，方确认为脑死亡。

邻国日本亦遭遇脑死亡难题，尽管其1997年通过《器官移植法》，允许进行脑死亡移植，但因为其神经科医生不常规诊断脑死亡，所以器官移植并未广泛运用脑死亡标准。目前其器官来源仍以活体器官和可控性DCD为主。

在器官获取过程中，DBD供者一直维持有心脏搏动，器官更适于移植；而DCD供者一般已无心肺功能，器官会经历较长的热缺血时间，这就意味着器官可能经受组织缺氧、酸中毒、细胞破坏、炎性激活等问题，移植并发症的风险更高。

可控制性DCD，指有计划地终止潜在捐献者的呼吸机给氧，使心脏缺氧而停搏，及残余脑细胞彻底失活，等待死亡发生。院方可准确记录撤除心肺支持的时间，准确记录热缺血时间。因此，可控性DCD，是移植的较好选择。因其器官损伤较小，吴幼民认为可控性DCD与DBD的肾移植效果没有区别，肝移植有轻微区别。

从技术层面上看，中国医生取器官方面比美国还要快，这就缩短了器官热缺血时间。此前中国取犯人脏器均是在刑场等特殊情况下，这就要求快速摘取器官。

中国DCD器官质量较好的另一个原因是，为确定心跳停止的不可逆性，需观察至少2分钟，而美国采取5分钟。中国操作方式使热缺血时间更短，两者也都是被认可的科学数据。

业内普遍认为DCD不适合心脏移植，且胰腺和胰岛以及肺移植经验并不多。尽管如此，在黄洁夫、吴幼民等DCD赞同者看来，DCD是中国现阶段解决器官来源的科学决策。

可控性DCD的难处在于，面临“抢救与放弃”，即撤除重症患者的呼吸机与否的医学伦理难题，这需要有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威性医学规范。

选择DCD并不意味着中国要放弃DBD。黄洁夫在其文章中认为，在“脑死亡”尚未立法的客观条件下，中国器官捐献工作宜实行民众自主自愿选择死亡标准，管理层面仍以心死亡为统一标准为妥。

他分析，当公众能够准确理解“脑死亡”的定义，且医疗机构也有了成熟的“脑死亡”判定的资质、学术队伍时，卫生部将在适当的时机推动“脑死亡”标准的法律认可。

拓展捐献渠道

器官捐献的核心问题是，民众对捐献的认识以及合情合理的捐献渠道。只有确定有效器官捐献登记方式，才能广泛开展器官捐献，解决器官来源这个最大障碍。

2011年初，黄洁夫称将视时机逐步建立“捐赠卡”登记，拓宽自愿捐献的潜在人群。

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早在2007年1月，深圳市红十字会即开始发放器官捐献卡。不过深圳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捐献卡已经停止发放，其效果尚未凸显，毕竟捐献卡填写者年轻人较多，实现捐献的机会太小。目前DCD试点捐献卡的填写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中国每年有约6万－9万人死于交通事故，如果交通事故意外死亡者中有十分之一自愿捐献器官，目前紧张局面就能缓解。2011年4月，黄洁夫曾表示，有望年内实现申领驾照时登记器官捐献意愿。

随后争议四起，卫生部对外表示，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未予实施。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秘书、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朱继业告诉《财经》记者，驾照捐献登记一说，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尚未进行研讨。

黄洁夫也承认，这需要通过卫生、交通、宣传、民政、教育等部门共同努力，组建一个国家管理的器官捐献平台。

按照2010年通过的《世界卫生组织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指导原则》(下称《世卫移植原则》)，世界各国采取的对于捐献者的捐献意愿只有两种确定方式，即“明确的”还是“推测的”。

要求获得明确同意意见的体制，也称“选择加入”，要求只有死者生前表达过同意捐献方可；而推测同意体系，也称为“选择退出”“推断同意”或“假定同意”，即死者知情，但并未表明意愿，则允许从死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除非死者生前明确过其反对捐献的意愿。

在《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指南》中，主要提及家属对器官组织捐献的知情同意。吴幼民认为，这种捐献实际上既非“明确的”亦非“推测的”。

2007年《移植条例》第二章规定，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捐献；但若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该公民死亡后，其家属可以书面形式同意。

吴幼民认为，中国民众大多不了解器官捐献，目前“只谈家属同意”的做法有违世界通行规则，因为没有得到死者同意或在其生前被告知。如此操作，有可能在DCD捐献大规模开展后在人权方面受到指责。他说，国家需要确定捐献登记方式，是“明确的”还是“推测的”需要明确下来。

美国是明确同意系统的典范，其目前有60%适龄人群已填写器官捐献卡。但这是在花了40年并耗费巨资的背景下，百万人口捐献率才达到26，也并未能解决器官紧张问题。

吴幼民说，中国很难建立耗资巨大的器官捐献登记系统。他在多个场合建议中国选择“选择退出”方式，即弹性推测同意捐献体系。

推测同意，即以法规的形式规定，民众生前可选择登记死后不捐献器官，例如在驾驶执照上标明死后不愿意捐献器官，则此人死后不成为潜在供体。反之，则默认其同意捐献。若在捐献者假定同意后，仍需征求家属意愿的称为“弹性推测同意”，无需征求家属意愿的称为“刚性推测同意”。

实施弹性推测同意，即符合《世卫移植原则》尊重个人决定权以及家属知情同意权的说法。另外，目前医患关系紧张，如此操作可迅速明确供者本人意愿，家属从决定到同意，同意率会有较大提高。

数据显示，实施“选择退出”体系的国家捐献率迅速增加。如新加坡实施“选择退出”体系后，百万人口捐献率已由原来的4.7增加到现在的31.3。目前，中国百万人口捐献率仅0.03。

同时，吴幼民分析，大多数欧洲国家在采取推测同意后，仅2%的人登记不愿捐献，这就减轻登记工作量，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黄洁夫在其文章中阐述了心死亡器官捐献的前景：待DCD工作开展一段时间后，将视时机推行推测同意体系。

公平分配难题

捐献救助问题，是器官移植领域全世界所关注的话题。尤其在中国，大多数器官捐献来自于“贫困人口、弱势群体”。是否采取“规范性有偿捐献”以最大限度保护捐献者及家属的利益，成为一个新课题。

中国红十字会对器官捐献者一直有帮扶政策。最近有报道称，红十字会将对器官捐献者实施救助补偿政策。卢一平担忧，红十字会提出要给家属一定的补偿，“多少算补偿，多少算买卖，这个很难界定”。

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委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教授翟晓梅认为，就此应该一事一议，而非统一救助标准。

但吴幼民认为，贫富界限难以明晰，一视同仁更为妥当，富人捐献者若不要补偿则可以再捐出。若一事一议，则可能给投机分子机会，专司替捐献者家属谈判的捐献“中介”就可能猖獗起来。

在目前试点地区的DCD操作中，一事一议的救助方式正在尝试中(参见同期文章“器捐样本”)。在2011年12月16日召开的“脏器移植术后监测和数据网络高峰论坛”上，黄洁夫透露，自2010年3月启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以来，全国已经有165例成功捐献者。

学者们开始担忧，在有了器官来源之后，公平分配原则就成为这一系统的“生命”。

公众担心，若无公平的器官分配系统，有钱有权者将优先得到器官。另外，高昂的价格或使贫穷者负担不起。业界亦担忧，在器官捐献推广后，如果分配系统做不好就会出现器官黑市，那将是最坏结局。

卫生部于2010年12月印发了《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基本原则和肝脏与肾脏移植核心政策》，同时开发出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到2011年4月13日，中国方完成首例依据统一的国家器官分配政策、利用中国器官分配系统进行的器官分配。

吴幼民表示了更多的担忧，与美国危重病情优先分配原则不同，目前中国的捐献实际上是以医院为中心来分配器官，而非依赖分配系统。在其看来，只有明确脏器捐献登记、规范化有偿捐献与否、公平分配原则等捐献与分配政策，方能推动破解器官供给严重匮乏的局面。

第二篇：中国收入分配问题论文

当代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国民收入总体水平有所提升，但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却在不断增大。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出来，收入差距过大制约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现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很大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仍在呈现上升趋势，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仍处于可以接受的空间，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负面影响日显突出，需要高度重视。本文针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分析差距扩大的原因，以及收入差距对社会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关键词] 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差距 两极分化 公平效率 政策建议

2010年7月末,央行官员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壮大固然可喜,但是我们却不能因盲目乐观而忽视了另外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09年人均GDP仅为3 678美元,位列全球第99位。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妥善处理好社会转型期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焦点问题。

一、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现状

世界上目前通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标准，我国学术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描述通常也采用这种标准。基尼系数又称基尼集中率，是以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的名字命名的综合统计指标，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主要用来度量经济不平等程度，用一定人口所获得的收入比例来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水平。

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的大小（或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高低）。基尼系数的范围介于0-1之间，最小值O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值l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偏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将会引起社会动荡。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接近0.5。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

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产生的原因

随着我国由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打破了以前的“平均主义”为特征旧的分配体制，收入分配呈现多元化格局，伴随而来的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这是多种原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原因

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历史上早就存几千年形成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方式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商品率低是我国农民收入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根本原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尤为突出，城乡经济存巨大差异，主要有劳动生产率差异、管理体制差异和形态差异。

（二）制度不健全

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缺乏、选择不当和虚设，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税收制度在调节力度及调节效果方面尚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税种设置不合理、不到位。目前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二是财产税制不健全，对居民个人所拥有的动产、不动产缺乏系统的调节手段。三是对偷税漏税行为打击力度不够。

(三)垄断是造成行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的主因

垄断是分配不公的最大根源。本来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对一些特殊行业实行垄断经营是必要的。问题是在行政权力多有渗透的背景下，许多垄断企业，特别是央企、国企垄断企业，凭借“背景”和“来头”，凭借国家的政策轻易地对国家最宝贵、最稀缺的资源实施垄断并借市场名誉进行垄断经营，几乎不承担市场风险就能获得丰厚利润，又以“多劳多得”、“合理激励”为由，依照竞争性企业的分配方式来分配主要因垄断而获得的高额利润。于是便出现了高工资、高补贴、高福利，财富便多集中在这些行业和人群中。

(四)现行税制不健全是加大分配不公，加剧贫富悬殊的一个重大原因

以现行税制特别是个税累进制度，存在很大漏洞。造成就相对收入而言，富人纳税比例低，穷人纳税比例高。这样的税制设计有利于富人少纳税，故有人称之为“累退税”。高收入阶层利用政策逃税有法，而大量白领阶层个税一分都逃不了。

三、收入分配差距对社会的影响

社会主义本质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走上共同富裕。但消除两极分化不等于“平均主义”，适当地拉开个人的收入差距有助于提高个人劳动积极性，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潜能，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进而推动整个社会发展。但鉴于我国目前收入差距已经偏大，应引起重视，尤其是负面影响。

（一）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收入差距偏大制约经济结构的优化，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收入差距偏大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收入差距偏大导致消费断层，极大地阻碍了国内需求的有序扩展和升级，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收入差距偏大不利于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地区间偏大的收入差距，会减弱落后地区的人才吸引，人才向高收入地区的流动成为必然，不可避免地也会导致资金和技术的转移，使得各区域经济间难以形成有效互补，市场得不到充分拓展，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发展。

（二）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

过高的收入差距会引发社会不满和政治不稳定，这会造成一种不确定性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从而导致投资率下降，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我国是一个地广人多的国家，由于各种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历史发展、政策制定等种种因素会造成地区差距拉大，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民众对政府、对改革的信任。经济发展不平衡会影响到政治问题，地区差异如果处理不当则可导致地区冲突，并最终引发国家分裂、民族瓦解。

四、解决我国当前收入差距的对策措施

(一)尽快制定一套科学完整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以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收入分配制度是国家各种制度中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及目标实现影响最大的一项制度。一个社会是否能够科学协调稳定持续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配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前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尽快制定出一个高层次，广视觉，既符合中国当前实际又前瞻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且立法。

在国家完整收入分配制度出台前应先推行最低工资制度。目前应尽快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这项政策。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这一政策已越来越脱离客观实际，并成了影响经济质量提升，科学持续发展的因素。因此，调整收入分配机制势成必然。制定收入分配制度，首先，要确定政府、企业、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关系，拟设这样的阶 段性目标: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在三者中的占比应从2007年的57.9%提升到2015年的70%左右，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应从2007年的39.7%提升到2015年的50%左右。其次，再分配中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应 从2007年的57.5%提高到2015年的70%左右。再次，第三次分配要加大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支出中的比例，教育、医疗、社保三项支出应从2009年的29.2%上升到2015年的40%左右，并向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倾斜。

(二)建立健全以工资为核心的企业职工利益集体协商共决机制

在劳资关系中，劳动者天生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在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的中国，更是处于弱势中的弱势，迫使他们接受很低的工资和不太安全的生产条件。这就要求政府出面，与企业协商共同建立以工资为核心的职工利益集体协商共决机制，并将这一机制作为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个机制的设计至少应当包括：集体协商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政府的地位及职责；工会在其中的地位及职责；协商内容(应包括:分配形式、报酬额度、工作时间、休息休假、保险福利、安全卫生、学习培训等)；协商规则；监督主体等内容。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有许多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三)要对国企和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进行根本性改革

第一，要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对国家划分的三类企业上缴比例进行大幅调整，第一类可从目前的10%提高到30%左右；第二类可提到15%左右;第三类，缓期结束后，应定为5%以上。因为国企及其资本以及所占用的资源，本质上是全民性资产。因此，其利润应部分由社会共享，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转变为政府公共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二，要严格规范国企和垄断行业高管收入。可按企业层级及其高管级别参照公务员工资收入执行，考虑企业工作的特殊性，可补助其一定比例的企业津贴。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国企高管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政府派官员到企业任职和调企业高管到政府部门任职比比皆是。再说，政府派官员到企业任职是代表人民和政府去管理、经营人民资产的，本身具有管理公务公产的性质，与公务员没有本质区别。第三，制定垄断行业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比照管理办法。政府要严格垄断行业企业资本经营预算，将垄断行业工资总额管理与实现的利润基本脱钩，确定垄断行业工资与非垄断行业社会平均工资差距比例。差距不能太大。第四，垄断行业的职工福利应纳入工资管理范围，执行国家相关政策。

(四)改革税制，强化税收调节杠杆功能

从宏观方面看，要通过税收调节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一是东中西部要实行差别税收政策，通过税收优惠促进中西部的发展，从根本上为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奠定基础;二是除分地区实行差别税收政策和国家有特殊规定政策外，规模以上企业，应不分内资外资和经济性质，一律实行国民待遇税收政策，这有利于公平税赋、抑制私人资本暴利，缩小贫富差距。从微观方面看，要优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税收制度，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同时要增加税种，调整税率。建议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特别消费税，调整房产税，提高土地、矿产资源、石油等资源性税率，同时征收环境税。提高个税起征点，建议以3500元为起征点，设5%、10%、20%三种累进税率，同时提高资本利得、股息、红利的税率。这对“提低、扩中、限高”的分配导向极为有利。要全面推进全额扣缴明细申报管理，建立健全重点企业、垄断行业、重点人物、特殊群体纳税监管跟踪机制，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纳税管理力度。

(五)彻底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加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

应以户籍为重点，破除城乡二元壁垒，科学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是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实行城乡统一的无差别的居民身份政策。二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包括医疗、养老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取消工资与社保费挂钩制度，所有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一律实行国民待遇政策。三是不再实行低价粮食安全战略，让粮食等农副产品由市场来定价。四是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前提下，允许农村土地进入市场，取消目前的征地政策，让农民以参股等方式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五是允许农村一切生产因素通过市场参与城市经济循环，以此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六是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尽快向农村配置各种公共优势资源。七是加大农村扶贫开发力度。八是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九是国家资源配置要逐步从城市转向农村。十是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使乡村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都得以交流而实现其价值。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无法回避的一项重大的政治议题。历史的经验表明,当我们在社会发展中遇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只有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能清除发展中的困难和障碍。真正的改革,必然是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实质性调整。只有这样的调整,才能够化解当前的社会风险,并把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奠基于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只有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社会民众,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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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国收入分配问题论文

现今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现状研究

[摘 要]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同社会群体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非常关键的一个趋势。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这种趋势在过去10年间显得尤为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益发展的“国家主义”的经济结构，它所导致的权力和垄断成为收入差距的一个根本结构性来源。在新一轮的收入差距扩大化进程中，尚未完全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灰色收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后果已经远远超越分配领域，对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本文针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分析差距扩大的原因，以及收入差距对社会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差距 公平效率 政策建议

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当着中外记者的面逐一公布中国过去十年的基尼系数。时隔十余年后，官方再次公布这项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统计指标。昨日公布的基尼系数显示，中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在2008年达到0.491的峰值，近年来有所回落，但居民收入差距整体较高的现实已引起官方的注意。马建堂坦言，“我国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具有紧迫性”。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妥善处理好社会转型期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焦点问题。

一、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现状

世界上目前通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标准，我国学术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描述通常也采用这种标准。基尼系数又称基尼集中率，是以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的名字命名的综合统计指标，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主要用来度量经济不平等程度，用一定人口所获得的收入比例来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水平。

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的大小（或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高低）。基尼系数的范围介于0-1之间，最小值O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值l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偏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将会引起社会动荡。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接近0.5。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一）从整体差距看“基尼系数”偏高。

基尼系数的变化表明,中国居民收入整体差距扩大是从1985年开始的2005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5—1996年，居民收入差距在波动中缓慢扩大。1985年为0.31，1996年上升到0.36，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波动。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后,政府通过减税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使城镇居民收入达到较快增长。而农村在这一时期交替出现买难卖难,农业增产不增收，加之农民负担过重,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因而基尼系数较前一阶段有了上升，但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波动，表明这个时期收入分配是比较合理的。第二阶段是1997—2005年，居民收入差距呈逐年扩大的趋势。1997年为0.33,2005年上升到0.4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1]。2006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政府更加关注民生问题，注重社会公平。从政府工作报告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到中央全会,收入分配问题得到空前重视。2006年之后，我国的基尼系数基本保持在0.48左右浮动。

从具体差距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1978—1985年,由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迅速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缩小到1.86倍。1983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82∶1。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体制开始改革，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为1.83∶1。1994年达到顶峰,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86∶1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7∶1,小于改革开放前的水平。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1998年为2.51∶1,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2.90∶1,2002年继续扩大到3.11∶1,2003年扩大到3.27∶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明显偏大的。2004年略有下降,.21∶1,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 255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0 493元,两者的收入比为3.22∶1。城乡差距继续扩大。2011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963元，同比增长12.3%，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187元，实际增长14.3%。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41元，同比增长13.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3706元，同比增长20.4%。2011年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一至三季度城乡收入比分别为2.73:1,2.99:1和2.77:1，是2002年以来首次回落到“3”以内。

第二,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

从人均收入看，2005年职工人均工资全国平均为18 405元,最高的是北京(34 191元)，其次是上海(31 940元),分别是江西13 688元的2.5和2.3倍,是湖南15 659元的2.18和2.04倍。从城镇居民收入看，1978—1999年,东部地区增长18.2倍,中部地区增长13.4倍,西部地区增长9.5倍，以中部为1,东、中、西部居民收入之比由1.1∶1∶1.01扩大为1.48∶1∶0.74;中、西部与东部居民收入绝对差额由35元、31元扩大到2 309元和3 570元,分别扩大了65倍和57倍。从农村居民收入看，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133.57元，最高的上海290元与最低的河北91.5元之比为1∶0.32;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3 255元,最高的上海8 248元与最低的贵州1 877元之比为1∶0.23。

第三,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一些垄断性行业、新兴行业与夕阳产业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0年,行业最高与最低人均收入比为1.29∶1;1995年达到2.23∶1;1999年达到2.49∶1;2000年为2.63∶1,2002年为2.99∶1,2003年为3.98∶1。这些高收入行业几乎都是垄断行业,老百姓将之归纳为:金(金融)、银(银行)、财(财政)、保(保险),两电(电信和电力)、一草(烟草)。如2004年职工平均工资,金融保险业26 982元,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21 805元,农林牧渔业仅7 611元[2]。

第四,不同经济性质职工收入差距扩大。2005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为18 405元,国有经济单位19 313元,集体经济单位11 283元,外商投资单位22 244元。集体经济单位的工资收入分别是国有经济单位的58.4%和外商投资单位50.7%,只占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61.3%[2]。

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产生的原因

随着我国由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打破了以前的“平均主义”为特征旧的分配体制，收入分配呈现多元化格局，伴随而来的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这是多种原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合理原因。

第一,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较低和结构多层次性。这是个人收入差距的基础性原因。200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 748多美元已走出低收入国家序列,但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结构存在明显的多层次性。先进的、比较先进的和落后的甚至相当原始的生产力并存,城乡二元结构十分明显。如全国2005年人均GDP,最高的上海53 583元,最低的贵州5 222元,只有上海的9.7%[3]。

第二,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日益多样化。这是形成较大收入差距的制度性原因。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决定了中国收入分配方式的多样性、复杂性,按劳分配必然地要和其他分配方式并存;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仍将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其他分配方式将发展得更快、更具有成长性。这是中国目前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存在较大收入差距的制度性原因。

第三,劳动者素质的高低。这是决定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因。在实践中，素质不同的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量有很大的差别，因而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上的差距。第四,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对多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允许和鼓励用合法收入形成的个人财产进行各种方式的实业或金融投资，作为要素投入的个人财产也有权利获得应有的回报。因此,用于投资的个人财产也成为决定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因，并由此形成收入差距。特别是人力资本参与分配这将日益成为决定收入分配的重要原因。人力资本的质和量不仅直接决定人力资本所有者本人获得收入的多少和机会，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各个企业乃至各个地区可供分配的收入总量。目前,人力资本要素参与分配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从发展趋势看,其地位和作用将日益强化，日益成为决定收入分配的重要原因。

第五,发展战略倾斜。在地区发展问题上。政府的倾斜发展政策,造成了各个地区之间、特别是沿海和内地之间、开放城市和非开放城市之间、特区和非特区之间竞争条件的差异,这种差异引起的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还会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同样成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的原因之一。

（二）不合理原因

第一，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历史上早就存几千年形成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方式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商品率低是我国农民收入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根本原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尤为突出，城乡经济存巨大差异，主要有劳动生产率差异、管理体制差异和形态差异。

第二，制度不健全。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缺乏、选择不当和虚设，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税收制度在调节力度及调节效果方面尚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税种设置不合理、不到位。目前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二是财产税制不健全，对居民个人所拥有的动产、不动产缺乏系统的调节手段。三是对偷税漏税行为打击力度不够。

第三，垄断是造成行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的主因。垄断是分配不公的最大根源。本来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对一些特殊行业实行垄断经营是必要的。问题是在行政权力多有渗透的背景下，许多垄断企业，特别是央企、国企垄断企业，凭借“背景”和“来头”，凭借国家的政策轻易地对国家最宝贵、最稀缺的资源实施垄断并借市场名誉进行垄断经营，几乎不承担市场风险就能获得丰厚利润，又以“多劳多得”、“合理激励”为由，依照竞争性企业的分配方式来分配主要因垄断而获得的高额利润。于是便出现了高工资、高补贴、高福利，财富便多集中在这些行业和人群中。

第四，现行税制不健全是加大分配不公，加剧贫富悬殊的一个重大原因。以现行税制特别是个税累进制度，存在很大漏洞。造成就相对收入而言，富人纳税比例低，穷人纳税比例高。这样的税制设计有利于富人少纳税，故有人称之为“累退税”。高收入阶层利用政策逃税有法，而大量白领阶层个税一分都逃不了。[4]

三、收入分配差距对社会的影响

收入不平等可能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体系造成一系列长期的恶劣影响。中科院前年的一项调查，采集了五个省份40个县市的城市居民对当今社会的意见。该调查表明，收入分配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第二严重的社会问题。持续的工资收入低迷、难以承受的房价负担和高昂的医疗成本被认为是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

在经济方面，收入差距偏大制约经济结构的优化，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收入差距偏大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收入差距偏大导致消费断层，极大地阻碍了国内需求的有序扩展和升级，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收入差距偏大不利于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地区间偏大的收入差距，会减弱落后地区的人才吸引，人才向高收入地区的流动成为必然，不可避免地也会导致资金和技术的转移，使得各区域经济间难以形成有效互补，市场得不到充分拓展，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发展。

另一个相关社会问题是民间相对剥夺感的急剧上升。2008年《人民日报》下属人民论坛的一项大型网络调查发现，68.5％的受访者不满意于当今社会的收入分配，并认为他们的劳动价值被低估和剥削。更重要的，绝大多数(96％)的受访者已经认识到，公权力是造成公平正义缺失的重要根源。相对剥夺感、对社会分配体系不公的怨恨以及对社会阶级固化的担忧，构成了社会和谐稳定的长期隐患。

最后，当今分配体系的问题，还必然影响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导致中国经济进入恶性循环，以至最后促发危机。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目标是“消费社会”和内需经济，但随着国民收入、财富和资源不断向少数富人和政府机构集中，越来越多的资源会被导向投资、腐败和财富转移，也就是“钱生钱，钱生权和权生钱”的“内部自循环”当中，而真正建立在劳动和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却难以得到当今分配体系的充分支持，必须依靠广大中产阶级才可能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必然进一步萎缩。这样，中国离共同富裕的中产社会或者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会渐行渐远，而不稳定的经济结构会进一步得到强化，直到政府的动员能力遭遇到人口、资源和国际市场的瓶颈，最后面临经济发展难以为继的局面。

在改革初期，邓小平早已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只是为了目标必须做出的一种不得己的选择。如果收入差距达到一种不可调和的程度，那么改革也就是失败的。现在，改革的设计师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在发生，而政府也在调整政策，只是尚未取得很好的效果，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

四、解决我国当前收入差距的对策措施

(一)尽快制定一套科学完整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以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收入分配制度是国家各种制度中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及目标实现影响最大的一项制度。一个社会是否能够科学协调稳定持续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配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前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尽快制定出一个高层次，广视觉，既符合中国当前实际又前瞻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且立法。

在国家完整收入分配制度出台前应先推行最低工资制度。目前应尽快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这项政策。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这一政策已越来越脱离客观实际，并成了影响经济质量提升，科学持续发展的因素。因此，调整收入分配机制势成必然。制定收入分配制度，首先，要确定政府、企业、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关系，拟设这样的阶 段性目标: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在三者中的占比应从2007年的57.9%提升到2015年的70%左右，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应从2007年的39.7%提升到2015年的50%左右。其次，再分配中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应 从2007年的57.5%提高到2015年的70%左右。再次，第三次分配要加大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支出中的比例，教育、医疗、社保三项支出应从2009年的29.2%上升到2015年的40%左右，并向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倾斜。[5](二)建立健全以工资为核心的企业职工利益集体协商共决机制

在劳资关系中，劳动者天生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在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的中国，更是处于弱势中的弱势，迫使他们接受很低的工资和不太安全的生产条件。这就要求政府出面，与企业协商共同建立以工资为核心的职工利益集体协商共决机制，并将这一机制作为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个机制的设计至少应当包括：集体协商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政府的地位及职责；工会在其中的地位及职责；协商内容(应包括:分配形式、报酬额度、工作时间、休息休假、保险福利、安全卫生、学习培训等)；协商规则；监督主体等内容。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有许多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三)要对国企和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进行根本性改革 第一，要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对国家划分的三类企业上缴比例进行大幅调整，第一类可从目前的10%提高到30%左右；第二类可提到15%左右;第三类，缓期结束后，应定为5%以上。因为国企及其资本以及所占用的资源，本质上是全民性资产。因此，其利润应部分由社会共享，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转变为政府公共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二，要严格规范国企和垄断行业高管收入。可按企业层级及其高管级别参照公务员工资收入执行，考虑企业工作的特殊性，可补助其一定比例的企业津贴。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国企高管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政府派官员到企业任职和调企业高管到政府部门任职比比皆是。再说，政府派官员到企业任职是代表人民和政府去管理、经营人民资产的，本身具有管理公务公产的性质，与公务员没有本质区别。第三，制定垄断行业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比照管理办法。政府要严格垄断行业企业资本经营预算，将垄断行业工资总额管理与实现的利润基本脱钩，确定垄断行业工资与非垄断行业社会平均工资差距比例。差距不能太大。第四，垄断行业的职工福利应纳入工资管理范围，执行国家相关政策。

(四)改革税制，强化税收调节杠杆功能

从宏观方面看，要通过税收调节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一是东中西部要实行差别税收政策，通过税收优惠促进中西部的发展，从根本上为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奠定基础;二是除分地区实行差别税收政策和国家有特殊规定政策外，规模以上企业，应不分内资外资和经济性质，一律实行国民待遇税收政策，这有利于公平税赋、抑制私人资本暴利，缩小贫富差距。从微观方面看，要优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税收制度，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同时要增加税种，调整税率。建议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特别消费税，调整房产税，提高土地、矿产资源、石油等资源性税率，同时征收环境税。提高个税起征点，建议以3500元为起征点，设5%、10%、20%三种累进税率，同时提高资本利得、股息、红利的税率。这对“提低、扩中、限高”的分配导向极为有利。要全面推进全额扣缴明细申报管理，建立健全重点企业、垄断行业、重点人物、特殊群体纳税监管跟踪机制，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纳税管理力度。

(五)彻底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加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

应以户籍为重点，破除城乡二元壁垒，科学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是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实行城乡统一的无差别的居民身份政策。二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包括医疗、养老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取消工资与社保费挂钩制度，所有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一律实行国民待遇政策。三是不再实行低价粮食安全战略，让粮食等农副产品由市场来定价。四是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前提下，允许农村土地进入市场，取消目前的征地政策，让农民以参股等方式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五是允许农村一切生产因素通过市场参与城市经济循环，以此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六是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尽快向农村配置各种公共优势资源。七是加大农村扶贫开发力度。八是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九是国家资源配置要逐步从城市转向农村。十是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使乡村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都得以交流而实现其价值。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无法回避的一项重大的政治议题。历史的经验表明,当我们在社会发展中遇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只有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能清除发展中的困难和障碍。真正的改革,必然是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实质性调整。只有这样的调整,才能够化解当前的社会风险,并把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奠基于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只有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社会民众,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连玉明，武建忠主编：《中国国力报告2011》，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1.1，第一版。

[2]卢嘉瑞.《中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李小芳.按贡献分配的实质是按劳分配[J] 社会科学家 2004 [4]郭庆旺，吕冰洋.论税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6）.[5]刘书云,王振宏.企业分配:利润挤占工资[J].瞭望, 2008,（2）.

第四篇：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论文)

社会主义经济理和实践论文

论文题目：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

论

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

摘 要:

进入21以来，随着全面质量管理、准时制生产、绿色采购等新的生产方式和要求的应用，对于企业的快速反应和合作伙伴的关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企业欲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以最优质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靠质量开拓市场，靠质量站稳市场，质量对企业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同时，伴随着生产社会化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会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会越来越高，供应链在产品实现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供应商合作伙伴的选评以及形成一个合适的供应商选择机制是供应链管理中至关重要的活动之一，是供应链合作关系运作的基础，对供应商选择和评估也从以前只评估供应商的运营情况，发展到也评估供应商的运营对上下层企业的影响。企业越来越注重科学地进行供应商选择、评价和控制，积极地开发供应商伙伴关系。今天，在此环境下的供应商选择与评估已成为制造企业提高竞争优势的关键，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论文首先从质量管理的理论基础入手，系统介绍了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以装备制造业的供应商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将全面质量管理管理作为前提的供应商确定原则，同时，从供应商综合评价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供应商评价重点，并依据供应商的竞争能力，建立装备制造业的供应商评价指标综合体系模型。该体系包括加以细化了的7个产品质 量评价指标，以及产品质量在内的5个综合评价指标，以便核心企业对供应商的筛选和评估。并采用灰色关联分析与层析分析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法对供应商进行定量评价。根据评价考核的结果，确定最终供应商。

在企业的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形成一个合适的供应商选择机制，对企业能更好地利用和优化企业内部资源，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以达到循序不断地缩短产品开发时间、改进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缩短交货期、快速响应客户的目标都是很有意义的。

关键词：收入分配 收入差距 原因分析

国民收入；居民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不公;制度公正;制度规范

目 录

摘 要:.......................................................................................................................................1 前 言.........................................................................................................................................4 第一章、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分析...................................................................................4

一、我国收入分配现状.......................................................................................................4

1、体制不完善造成的差距。.........................................................................................4

2、地域差别造成的差距。.............................................................................................4

3、再分配手段不完善造成的差距。.............................................................................5

4、非法收入造成的差距。.............................................................................................5 第二章、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的原因及影响.......................................................................5

一、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5 1.政府的制度因素.........................................................................................................5 2.资源配置因素...............................................................................................................6 3.历史、人口因素.........................................................................................................6

二、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6 1.适当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正面影响...............................................................................7 2．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负面影响.................................................................................7 第三章、针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对策及建议...........................................................7

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收入分配相对公平.........................................................7

1、打破行业垄断。.........................................................................................................7 2.建立平等竞争自由流动的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8

二、.发挥政府财政的调节作用

1、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个人税收系统，...........................................................................................................................................8 结论：.......................................................................................................................................9 参考文献：...............................................................................................................................9

前 言

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发和体制转型对我国社会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少从经济发展的意义上看是这样的。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提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的目标。三十二年过去了,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了。中国的人均GDP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00美元增长到了14年的近7000美元。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分配和收入的不均现象也日趋明显。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表现在收入分配方面，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两极分化有逐渐加大的趋势；这种状况不仅成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障碍，也将严重影响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我国现阶段劳动者个体差异、体制的变迁性、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关的政策安排、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乃至非法非规范收入的大量存在，都使得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从根本上看，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

第一章、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分析

一、我国收入分配现状

收入分配问题表现为获得收入分配的机会不平等，还包括由此导致的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平等。人们拥有的初始资源的不同以及受教育程度不同而形成的不相等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并且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制度不是对所有人都平等的，这些都会使参加收入分配的机会不均等。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平等表现在收入差距过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体制不完善造成的差距。

如一些行业搞垄断性经营，取得了过高收入。

2、地域差别造成的差距。

由于区位环境、历史文化、基础条件、人口素质、生产力水平等差异以及政 策因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发展较快，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发展较慢。

3、再分配手段不完善造成的差距。

目前的再分配领域中，无论是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还是对低收入者的保护都还不完善，致使初次分配中形成的较大差距缓解比较慢。

4、非法收入造成的差距。

由于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给非法收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特别是存在着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腐败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等现象。

第二章、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的原因及影响

一、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

收入分配不公是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我国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市场经济下的资源配置、政府在经济转型期的职能的不适当使用等。这些原因既受社会、政治、经济等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又反应了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体制和某些政策存在的缺陷。

1.政府的制度因素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从效果上来看,“效率优先”原则坚持的很好,而“兼顾公平”原则却没有得到理应的重视,公平问题没能得到兼顾。并且再分配过程中税收和社会保障政策不完备，税收在调节收入差距的效果不是很明显，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有限，最终导致“富者恒富，贫者恒贫”，社会阶层固化，马太效应显著。虽然近年来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但是纳税的主体仍然是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本应是纳税主题的富人阶层则由于税收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偷税漏税现象的普遍存在,只缴很少的税。

在价格机制的自发调节下，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然而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已有的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因而导致了市场错 位。市场经济下的国民收入分配实际是根据要素的贡献来决定的，由于人们占有要素在量和质上是不同，获取的收入必然是有差别的。市场机制不具有自动收敛收入差距的功能，因此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是不当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要对经济进行干预。但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存在不当的情况，即未能有效克服市场失灵，甚至阻碍了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使经济效率低下，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这被称为政府失灵。比如官员的“寻租”行为，破坏了市场公平、公正的竞争原则，使政府采取的弥补市场失灵的措施失效。

2.资源配置因素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政府在转型期的职能的不适当使用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均的又一重要原因。相比其他市场经济体制和转型期的国家,我国政府掌握和分配的资源过多,政府权利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导致了社会腐败问题的滋生。国有企业凭借对资源的垄断,在银行、电力、石油等部门拥有超强的垄断能力,获得了远远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但这些利润的并不是在全体国民中分配,而且被少数人或团体占有。

据统计,电力、电信、金融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水平的2到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在5到10倍之间。这并不是因为这些行业的工人比其他行业的工人付出的更多,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国家垄断资源。

3.历史、人口因素

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巨大数量的农业剩余劳动被释放出来，高校毕业生不断涌入市场，劳动的供给量大于需求量，资本的供给量小于需求量，资本与劳资的矛盾经历了从无到有迅速扩张而成为社会经济主要关系的发展历程。在收入分配上虽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但相应的体制设计不是很完善，尤其是劳动集体的谈判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劳动要素在分配过程中被“廉价化”，而资本要素在财富分配中所得份额的比例相对较多。虽然近年来职工总体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但由于分配不公职工收入依然是偏低的，经营者、管理者与职工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无视劳动者的利益，劳动者用极其极端的行为表达不满情绪，比如富士康坠楼悲剧和本田罢工。

二、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1.适当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正面影响

合理、一定的收入差距的存在，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否定，也是调动企业、个人投资、生产积极性和提高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重要途径；适当收入分配差距的状况可以抑制或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在供求关系进一步向买方市场转变、需求约束不断强化的新形势下，总需求扩张步伐的快慢，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市场容量和经济增长速度。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2．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负面影响

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一些非法收入造成负效率效应。如贪污、受贿、营私舞弊、权钱交易、偷税逃税、制假贩假、走私贩毒，以及凭借垄断优势导致的收入差距所产生的负效率效应：一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二是伤害了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人们对提高效率采取消极态度；三是在民众中滋长了不公平感与不满情绪，产生相对剥夺感和仇富心理，导致犯罪，影响社会稳定，最终导致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这违背了市场经济提高经济效率的初衷。

第三章、针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对策及建议

通过对我们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状、问题、影响的分析，我们要明白解决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不均现状要对症下药,防止收入分配不公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的障碍。制度规范和国家的宏观调控是应对的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政府应该以法律为依托,建立具有强制性、规范性和可行性的制度,加强对社会利益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广大群众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收入分配相对公平

1、打破行业垄断。

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立法的形式限 制垄断，预防形成垄断市场结构,保护中小企业，同时加强对垄断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人工成长增长串的考核。严重违反国家工资政策的，要进行严肃处理。

2.建立平等竞争自由流动的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特别是消除城乡间的就业歧视和择业差别，使劳动者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追求和特长自主择业，形成劳动要素合理配置的局面，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克服因就业选择限制而产生的收入差别。通过完善劳动力市场缩小收入差距。

3、通过整顿市场秩序,力争在初次分配环节就实现相对公平。

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化,尤其是统一完善劳动力要素市场,实现劳动力市场公平竞争;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落实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最低工资标准;完善市场体制,加强市场监管和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通过非法手段谋取暴利;政府要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效率,同时要防止“寻租”性腐败,实现收入分配起点公平。

二、.发挥政府财政的调节作用

1、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个人税收系统，增加直接税税种，有效地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税是可供政府选择的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税收手段：①对居民收个人所得税，直接使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得以缩小，而且能为政府采取其他调节政策(如对低收入居民的财政补贴。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提供物质条件。②对居民财产征税。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在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必须改革和规范我国财产税体系：在原有房产税、车辆使用税、契税的基础上，增加不动产税、土地税。房产税不宜与土地税合并征收，尽早开征遗产税和赠予税，两者一般同时开征，防止纳税人用生前大量转移财富的办法逃税。③征收商品税。这就提供了政府通过征收商品税而消减居民收入差距的可能性。

2、实行城乡平衡发展战略，缩小城乡差距。

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加大财政对贫困阶层、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对落后地区的扶贫专项支出和缩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为各地提供起点公平的条件;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面推进农民工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分配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参考文献：

[1]（美）布朗芬伯伦纳.收入分配理论[M]..华夏出版社，2009 [2]辛宝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二元经济理论研究[D].复旦大学,2008.[3]周宇，郑小娟.规则缺失与建立规则的合理路径[J].理论探讨，2008，（04）：73-77 [4]王小鲁.收入差距扩大源于制度缺陷[N].社会科学报,2007(6).

第五篇：收入分配问题

 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最敏感）

1.现状：

基本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但是存在一系列问题：初次分配不太合理；二次分配缺乏力度与公平；第三次分配格局没有形成六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到2020年，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是“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2.措施：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

通过扩大就业、建立农民增收减负长效机制、健全最低工资制度、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等举措，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制度。

健全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度，规范地区津贴补贴标准，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加快事业单位改革，实行符合事业单位特点的收入分配制度。

加强企业工资分配调控和指导，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价位、行业人工成本信息对工资水平的引导作用。

规范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收入，确定管理者与职工收入合理比例。加快垄断行业改革，调整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完善并严格实行工资总额控制制度。

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保障所有者权益。

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征管和调节。

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树立民众的慈善公益理念，完善和规范相关的捐赠政策和法律制度，壮大慈善组织，形成有效的第三次分配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