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再贷款管理面临的三大挑战

第一篇：新时期再贷款管理面临的三大挑战

再贷款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而对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目前我国的再贷款有两种含义，狭义的再贷款是指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的总称；广义的再贷款是指再融资的概念，包含票据再贴现。但再贴现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传统的三大法宝之一，应排除在再贷款的范畴外。因此，本文所称再贷款为狭义的再贷款。长期以来，再贷款作为一项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在调节货币供应总量方面的作用功不可没。日新月异的社会进步使我国的金融领域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受到冲击。本文拟从再贷款所经历的发展阶段人手，着重剖析再贷款在新时期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并提出近期的操作目标。

一、人民银行再贷款的发展历程及作用评价

我国再贷款的起源与发展是与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密不可分的。1979—1983年期间，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肩负了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双重身份，实行“分级管理、差额包干”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通过核定专业银行和人民银行分行的存贷差来实现对全社会货币供应总量的控制，因此，这期间对存贷差计划的控制可以看作是我国再贷款工具运用的萌芽阶段。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实行了“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在原借差计划的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对各专业银行核定了借款基数，由此奠定了中央银行通过再贷款调控基础货币的基础。在此后的十年间（1984—1993），再贷款成为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最重要的渠道，占基础货币供应总量的70%—90%.在这一阶段中，再贷款主要由人民银行各分支行根据总行的计划对当地商业银行发放。1993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改革信贷资金与规模的分配体制，收回人民银行分行供应和调剂再贷款规模的权利，再贷款供应渠道发生重大变化，分支行再贷款管理的主要任务成为发放短期资金用于解决商业银行头寸不足。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指令性计划，标志着金融宏观调控方式由直接向间接转变，再贷款开始成为真正的间接调控工具。再贷款不仅继续发挥投放基础货币，影响商业银行信贷扩张能力的作用，而且开始承担化解金融风险，维护经济金融稳定的重任。

有人指出，再贷款是一种带有较强计划性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具有行政性和被动性。但是应该指出，借鉴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经验，任何一种单一的、独立的货币政策工具都不可能完成全部的宏观调控，而必须根据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目标，选择合适的工具进行配合和协调。从中国人民银行运用再贷款进行宏观调控的实践，结合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环境，可以肯定，再贷款是我国体制转型过程中一项有效的间接调控手段，在调节基础货币总量，调整优化信贷结构，支持金融体制改革和维护国家信誉方面发挥了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1.调节货币供应量。1984年—1993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再贷款始终是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再贷款的投放对于弥补重点资金缺口、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地区或部门间资金余缺，对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empirenews.page--] 2.调剂头寸不足。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目标，中国人民银行根据货币供应量增长计划，适时向金融机构发放再贷款，灵活调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从而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扩张能力。

3.稳定经济金融秩序。1998年，受亚洲金融**的影响，少数金融机构经营不善引发支付危机，中央银行及时发挥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对出现危机的中小金融机构发放紧急贷款，缓解了支付压力，控制了支付危机，迅速有力地稳定了金融局面。对关闭、撤销清算的金融机构提供再贷款用于个人债务兑付，化解了地方金融风险，确保了一方平安。

4.支持金融体制改革。为配合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适时向政策性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发放再贷款，确保转轨时期的顺利过渡。

二、新时期再贷款管理的特点及面临的挑战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再贷款管理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在实施货币政策逐步实现间接调控的背景下，再贷款管理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职能增多。从最初的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发展到调整信贷结构、化解金融风险等作用，再贷款的职能正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二是对象扩展。1998年前，分支行再贷款的发放对象主要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随着职能的转变，再贷款的投放对象逐步扩大到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国有商业银行所占的比重大幅下降；三是风险加大。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再贷款虽然是信用放款，但还款属于必须完成的强制性计划。自人民银行开始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后，再贷款被用于撤销机构的债务兑付，受撤销机构资产质量极其恶劣，清收难度大等因素的影响，再贷款难以按期收回，甚至出现损失；四是管理细化。目前仅人民银行分支行所操作的再贷款种类就达到了六大类十几个小类，六大类的具体划分为：用于解决商业银行头寸不足的短期再贷款；用于支持农户生产的支农再贷款；用于解决中小金融机构支付困难的紧急贷款；用于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地方政府专项借款；其他再贷款。为了确保再贷款的用途和投向，目前人总行规定的再贷款都是专款专用，各类再贷款之间严禁串用，不同种类的再贷款的发放期限、投向、办理手段等提出了不同的管理要求，如《对农村信用社再贷款管理办法》、《短期再贷款管理办法》、《地方政府向中央专项借款管理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紧急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等；五是操作层次多。在当前再贷款的管理模式下，从总行、大区分行、省会城市中心支行、中心支行、县支行各个层次的人民银行都担负了再贷款的宏观管理职能和微观操作职能；如总行直接负责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放再贷款，而支农再贷款则由中央银行的最小单位县支行直接对农村信用社办理发放和收回手续。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健全、加入WTO的日益临近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货币政策也面临着剧烈的冲击和崭新的机遇。2002年11月，人总行召开了全国再贷款工作会议，副行长吴晓灵讲话指出：如何用活、用好再贷款工具，是各级人民银行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要提高再贷款管理水平，必须审时度势，全面认识人民银行分支行的再贷款在新形势下面临的三大挑战：[!--empirenews.page--] 挑战之一：金融开放对再贷款管理的挑战。2001年12月11日，在历经15年的艰辛谈判后，中国正式加入WTO，它宣告了中国金融业全方位开放时代的开始。值得关注的是，1995年达成的关于GATS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协议以及1997年达成的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金融服务开放做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这些都将对中央银行再贷款管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直接影响表现有三，第一，外资金融机构将拥有使用再贷款的权利。WTO关于金融服务贸易的五条基本准则之一的国民待遇原则中，要求成员国允许设在其境内的其他成员国的金融机构获取正常业务活动中可能得到的官方基金和再融资便利，例如允许外国银行从其所在国中央银行获得再贷款或进行票据再贴现。而我国现行的各类再贷款管理，尚没有适应于外资银行的再贷款种类或办法。第二，中央银行的再贷款的作用可能会发生泄漏。由于外资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国际金融市场，它的资金需求并不完全依靠中央银行，当中央银行通过再贷款实行基础货币的吞吐时，无法将货币政策的意图传导到位，相反，外资金融机构还可以逆向操作，弱化甚至改变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的意图。第三，有问题外资银[1][2]下一页 行使用再贷款的问题。我国于1999年12月颁布执行的《中国人民银行紧急贷款办法》对有问题金融机构使用中央银行提供的再贷款的条件、程序、期限、用途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对最后贷款人政策一个比较全面的成文规定，但仍与国际上对有问题机构救助的原则有很大差距，如贷款申请人仅为城乡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没有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条件过于宽泛，抵押无法真正落实等。那么，在金融开放的背景下，中央银行能否向外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支持？1995年，美国曾就是否向一个在纽约经营的日本银行陷入流动危机提供援助引发争论，这个问题我国同样无法回避。加入WTO后货币政策所受到的冲击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再贷款管理产生间接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发生变化，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降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减弱，货币政策对外的依赖性增强，作为货币政策组成要素的再贷款工具，它的使用和效应必然受到外在因素影响。

挑战之二：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相分离后对再贷款管理的挑战。继证监会和保监会成立后，2003年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从一个主体内相互联系紧密的两个部门演变为独立的两个主体之间的协调，势必会对这两项职能的实施产生一定的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依赖于金融监管创造良好的外部支持，同时正确的货币政策则是维护金融业安全有效运行的根本保证。但是，不当的金融监管将会干扰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过于严厉的金融监管会导致再贷款的紧缩效应。如近年来，我国中央银行为了加大对中小企业和中小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主动拓宽基础货币渠道，对中小金融机构增加了再贷款，但这部分机构也正是金融风险集中、支付状况不理想的金融重点监管对象，在严格的监管约束下，中小金融机构不免产生“惜贷”、“拒贷”、信贷集中等非理性的消极行为，再贷款不能发放到位，效果大打折扣，货币政策的传导受阻。而过于宽松的金融监管则会使再贷款的运作处于被动的地位。在两项职能相分离的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建立了存款保险体系，而且具备运用国家财力、政府资金、商业银行援助等综合化险的能力，而我国目前尚未进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实质性阶段，中央银行责无旁贷地扮演了风险最终承担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一旦发生金融风险，中央银行作为贷款人需要对借款机构的整体状况进行谨慎的评估与判断，这与化解危机的时间性要求恰好是相矛盾的，如果缺乏充分和准确的信息，再贷款的发放将无法执行科学、合理的操作程序，此外，有问题机构提供的抵押品通常不充足或不真实，再贷款的偿还难以保障，再贷款的风险系数将成倍增长，再贷款被动性的发放还将强行破坏货币政策的传导，严重干扰货币政策实施。[!--empirenews.page--] 挑战之三：货币政策工具职能变化对再贷款管理的挑战。首先是再贷款本身的职能发生了变化。1993年至1997年间，再贷款是我国调控货币量最灵活的手段，但1997年后，作为基础货币主要支持对象的商业银行资金需求不大，再贷款作为基础货币主渠道的作用已经退居次位，调整货币信贷结构和履行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作用上升为再贷款的主要职能。金融宏观调控由直接向间接的转变，使得再贷款不再是计划体制阶段下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的调控手段，新的职能对再贷款的管理和使用提出不同于以往时期的更高的要求，如何主动、灵活使用再贷款有效支持经济的快速健康增长、如何处理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确保中央银行资产安全的关系，这些都成为再贷款管理中的新课题。其次是再贷款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协调问题。一种货币政策的效果受制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或另一种货币政策工具同时运用所产生的作用，货币政策工具的内部协调和工具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将直接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如果一种工具在实行货币扩张的同时，另一种工具却在收缩货币，无疑将造成货币政策的无效。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货币政策仍将实行以数量型为主的间接调控，再贷款作为主要的数量型间接调控手段，做好与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利率、存款准备金、信贷指导等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意义重大。

三、强化分支行再贷款管理的现实操作建议

1.全面认识新时期再贷款的作用与地位。我国目前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要在传统工具扬弃的基础上，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操作经验，选择适应市场经济变化的政策工具。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效果看，再贷款都是我国目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要用与时俱进的思想全面认识新形势下的再贷款工具，充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顺应经济发展的特点不断创新和完善再贷款的功能，促进货币政策的顺利传导。要澄清对再贷款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不能把再贷款等同于政策性借款、扶贫贷款和财政贷款，尤其要增强再贷款的风险意识，通过优先选择抵押或质押贷款方式、建立再贷款发放的量化考核体系等方式提高再贷款的安全系数，实现中央银行资产安全性、资产性和流动性的统一。

2.完善再贷款管理的政策体系建设。我国现行的再贷款管理的总领性文件是1993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管理办法》，随着再贷款业务的发展变化，以往的办法规定已无法适应或涵盖当前再贷款管理工作的需要，要尽快按照WTO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全面清理、修改、废止、完善现有的再贷款管理规章制度，即要有全面的整体性的制度办法，也要有分类的管理规定；既要有再贷款的管理办法，也要考虑与再贷款业务相关的配套政策，如银行危机处理法律体系、银行信用和资产评估体系、存款保险法律体系等；既要有明确的指导原则，也要有实际的可操作性；既要与国际惯例接轨，又要考虑到我国的国情。通过规章制度的建立使再贷款管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

3.建立健全多方协调机制。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一般要经过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才能作用于实体经济，因此，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受制于金融监管对象的状况。特别是在当前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刚刚分离的特殊时期，如何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待探索。建立专门的协调机制和协调机构势在必行，可以通过在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建立四方定期磋商机制，协调解决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中存在的矛盾，相互沟通，信息共享。同时再贷款工具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之间也要注意协调与配合，提高再贷款的使用效率，优化货币政策工具的整体效用。[!--empirenews.page--] 4.建设国家金融安全网，加快建立存款保险体系的建设步伐。金融安全网是维护一国金融体系安全与稳定的有效手段，它包括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功能、审慎的监管职能、政府出资救助的职能以及存款保险制度。其中的存款保险制度是国外发达国家在处理金融机构出现的金融危机方面一个比较成熟和成功的手段，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分析，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刻不容缓。这样既可以防范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又是健全安全网功能的重要突破。

第二篇：新时期税收面临的挑战

新时期税收面临的挑战

一、税收在宏观经济运行周期中的作用

当前，社会各界对宏观经济运行形势非常关注，对宏观形势进行预测的机构很多，理论界研究这类问题的文章也很多。应该说这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质量提高的一个表现。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经济大起大落的现象非常严重，现在几乎不可能再出现那样的情况。因为政府机构和学术界中的专业人士都在密切地关注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动向，一些问题刚出现苗头，正所谓 “风起于青萍之末”，就会被一些专家、学者抓住。这些问题抓住以后，由于经济形势分析的传递渠道很畅通，很快就能够反映到决策上。2004年第二季度我国集中出台了一系列调控的政策和措施，与1993年相比，可以说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从总体上看，2004年以来实施的宏观调控措施要比1993年早，因此效果也比较好，这说明我国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对宏观调控的认识水平和把握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在这些宏观调控措施里，税收也应是其中重要的一项。但是，就目前来看，研究税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税收在经济运行周期中的作用的文章并不多。在经济过热时，哪些税收因素对过热的经济起了推波助澜或降温的作用 ； 在实施紧缩性宏观调控时，税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措施进行反周期调节，使过热的经济降温了。至今我还没有看到一篇有关这方面比较全面的、高质量的分析文章。就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而言，在税收政策中有很多因素值得关注。举一个例子，2004年出口退税机制的改革是一项对经济有较大影响的税收政策，对保持外贸进出口的良好形势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从宏观经济发展来看，这项政策中的某些因素的短期效应对2004年的经济过热也产生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2004年我们把以前政府欠企业的出口退税全部还清了，这就相当于增加了企业的流动资金，这对宏观经济显然是一个 “升温” 的政策。还有一些政策起到了反周期调节的作用，如2004年欠税清理了不少，欠税是企业占压政府资金，清理欠税就是反周期调节，相当于紧缩银根的政策。还有，加强征管也是反周期调节，征管加强了，征收率提高了，企业偷逃税就少了，有利于抑制投资膨胀。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在我国的税收政策中，有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正向调节作用的，也有产生逆向调节作用的。当然，有时一项政策的实行，既有正向作用，也有逆向作用，是很复杂的，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我觉得税收理论界在这个方面分析不够，研究不深，而这样的分析又是政府决策迫切需要的。税务部门对于税收政策效应的研究，分析具体效应的多，分析宏观效应的少，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欠缺。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税收研究人员对于宏观经济运行把握不够，对宏观经济理论学习不够。所以，在经济运行周期中，很少有人提出来，税收应该进行哪些反周期调节。当前，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必须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减少波动，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这其中税收是论文格式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对此的分析和研究都不够，全国性的研究不够，各省的研究也不够。这是税收科研领域一个薄弱的方面。在社会各界研究宏观经济的时候，很多部门的研究人员和学者都发表了很多意见，较少听到税务界的声音，这说明我们这方面研究的水平还比较低。所以，税收研究工作要提高研究质量，必须要大力加强税收综合性研究，加强对税收政策宏观效应的研究。否则，我们的很多成果在操作环节有用，到了宏观经济领域就发挥不了作用。我们很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提高税收研究的水平，使税收研究工作再上一个台阶。在社会上研究宏观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的时候，应该有税务界的声音。应该让社会各界认识到，在讨论这些宏观经济问题时，一定要听听税务界的意见。

二、财税工作的中长期战略目标

这个问题是由财税系统长期致力于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以下简称“两个比重”）的战略联想起来的。最近一段时间，财税部门的领导和财税理论界对“两个比重”问题很少提了，原因何在？因为近年来“两个比重” 逐年提高，已经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不考虑社会保障费，与一些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也相差不大。现在的情况是，在 “两个比重” 问题上，过去的战略不合时宜了，但能够在社会各界达成共识、既科学又合乎我国实际、并且能够指导下一步财税工作的战略提法还没有，这说明现在是一个模糊的时期，是需要研究人员发挥作用的时期。我们应当分析 “两个比重”，为确定今后财税工作战略提出我们的意见。我的基本看法是，现在我国政府占用的财力资源（包括预算内的收入和预算外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已经不是很低了。我国的预算口径跟西方国家的预算口径相差很大。最重要的差别是，他们的政府收入中包括社会保障收入，并且社会保障收入占政府全部收入的比重一般都要达到1/3左右（如美国、日本、英国等市场经济国家），一些高福利国家的上述比重还要高（如瑞典、芬兰）。美国政府收入（不包括社会保障收入）占GDP的比重在21%左右，日本在20%上下。2004年我国的预算收入（不包括4 000多亿元的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19%，与日本相似。加上社会保障收入，我国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将近23%。但我国社会保障收入总体水平比较低，仅占GDP的3%～4%，美国社会保障收入占GDP比重超过10%。另外，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自1994年以来也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近年来大体保持在55%左右，2004年已达到60%左右，基本实现了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初衷。因此，我们现在有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 我国财政收入比市场经济国家低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保障收入部分过低。而我国不包括社会保障收入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不是很低了。政府履行职责、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到底应该从GDP里拿多少钱用于政府的开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国债也是一种政府占用的财力资源，其发行额度确定在什么水平比较合适，值得研究。对于政府在全社会财力资源中的集中度的问题，为什么前几年没有给予关注，现在要给予关注？因为前几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较低，要保证政府履行基本职责，就一定要提高这一比重。但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从未来3～5年税收收入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还会继续提高，这个趋势至少还会持续几年。但是，这个比重不应该无限提高。因此，我们要研究提高比重的目标应该是多少。这个问题值得认真研究，既要做规范性研究，也要做实证性研究，因为需要政府确定一个比较合适的比重作为财税工作的战略目标。

三、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怎样看待我国的现行税制？我个人认为，现行税制已经运行11年了，应该重新设计。因为现行税制是1993年设计的，今天的现实状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按当时的经济形势、当时的指导思想设计的税制已经不适应今天经济发展的要求了，应该根据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按照新的指导思想，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来设计新的税制。1993年设计现行税制的时候，把治理通货膨胀、遏制经济过热作为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因此就有了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等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现在看有不妥之处。因为通货膨胀是经济运行周期中的短期现象，治理通货膨胀也是一项短期任务，而税制是要在一段较长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不能朝令夕改。因此，在设计一个长期的税收制度时，如果过多地容纳了短期的政策目标，显然是不合适的。比如1998年，虽然出现通货紧缩、投资低迷情况，却还要维持对投资课以重税的政策，而当时不可能根据经济运行周期来重新设计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税制。我认为，一个税制和经济周期的联系应该是比较小的，不应该和经济周期的某个阶段有非常大的关联。否则，经济运行稍有波动，税制对经济发展就会产生负面影响。1993年税制改革时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保持原税负不变。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当时要推出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解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税制改革必须为分税制提供基础。保持原税负就是要确保税收收入不能有太大的波动。按照这样的原则，设计税制时，就要预先进行收入的测算，主要税种的税率（比如增值税税率、企业所得税税率等）就是根据这样的测算确定的。当时的原税负是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税收负担水平，而新的税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适用的。这样确定税收负担的结果是 ：在若干个主体税种上，现行法定税负水平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应该承担的税负水平相比是偏高的。当前研究税制改革，必须改变保留原税负这个原则，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科学地确定税负水平。那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税收负担是按什么原则确立的呢？我认为，第一，是保证政府的基本论文格式需要。市场经济的政府也需要维持政府运转的各项支出，因此税收必须要有一定的规模，否则政府无法维持。税收规模太小就得借债，但是借债是有限度的（比如占GDP的比重不宜超过3%，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宜超过60%）。第二，要使我国的经济有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我们再来看看1986年美国里根政府所实施的税制改革。里根总统进行以减税为主要特征的税制改革有两个目的 ： 第一，要保持美国技术创新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第二，要进一步增强美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这是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很多研究美国历史发展的人认为，那次深受供给学派影响的税制改革，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发展带动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政府的税制改革能够促进经济的大发展，与其指导思想的正确确立密不可分。我国现行税制中某些因素对于技术创新、技术进步鼓励支持不够。比如，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标准有很多的限制，包括研究与开发费用（R&D）。在这样的税收环境下，我国企业R&D占销售收入比重只占1%，这几年略有增长，但是还不到2%，而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的跨国公司都在10%以上。技术进步是需要投入的，我国对于技术研发的低投入必然导致技术进步缓慢。设计税制改革方案应该从遵循市场经济的税制原则来考虑。在税负设计的问题上，至今在我国还没有形成共识，社会上还没有普遍认识到应该如何鼓励技术创新，如何提高企业竞争能力。现在的经济发展靠什么？靠技术。目前我国低水平重复建设很严重，很多投资是没有技术含量的，比如年产20万吨的小水泥厂，类似这样的低水平生产太普遍了。市场经济是在竞争中发展的，竞争的核心是技术创新。目前我国的税制中缺少鼓励技术创新的内容。当前研究税制改革，可以借鉴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时的一些设计思想。我国在这方面确实比较落后，但是落后并不可怕，关键是我国现在的制度还没有提供缩小差距的机制，这才是令人非常担心的。我们一定要努力缩小这方面的差距，调整原来计划经济时期确定的税负水平，设计一个能够鼓励创新，鼓励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竞争能力的税制，这种税制才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之有效的税制。今天我们用鼓励创新，鼓励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竞争能力这样的原则来评估现行税制，就会对新税制的设计方向有很多新的认识。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一个税种、一项政策进行研究，一定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以长远的、发展的眼光来考虑税制问题，这样才能建设一个促进我国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税收制度。

四、税收调节收入差距，保证社会公平的作用

现在我国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收入差距拉大，在我国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引起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其实收入差距拉大说到底还是经济学里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当前，城市与农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以及不同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在拉大，有关反映公平的各项指标都表明，尽管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我国的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在发展之中。从社会公平方面来看，我国的税制应该是什么样的税制？我认为这个问题现在也没有论证清楚。例如，关于个人所得税改革，在税制形式上的转变讨论很多，是实行分类税制，还是综合税制，还是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但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即如何调节收入差距）、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目标（即改革后能够使基尼系数降到什么水平）等一些基本问题研究得很不够。这里讨论有关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即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对股息、红利的重复征税问题。现在各国都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也纷纷采取措施来消除重复征税（当然目前做不到全部消除，只能部分消除）。消除重复征税的方案很多，问题的核心是减少对企业所得税的征收，还是减少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美国总统布什的做法是减轻股息、红利的个人所得税，这一做法引起了美国国内广泛的批评，说这一做法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会使美国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布什总统如此为自己辩护：给富人的投资收益减税以后，将增加富人的收入，富人就会增加投资，从而给穷人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这样对富人、穷人都有利。所以，尽管此项政策会拉大收入差距，但是从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说，达到了“帕累托改进”，因为穷人、富人的处境均有改善。那么，我国应该如何消除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对股息、红利的重复征税？肯定有不同意见，但是我认为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要注意两点：1.我国居民收入的增加将直接增加居民储蓄。在中国，大部分储蓄的目的是为了将来的消费支出，包括可预期的和不可预期的，储蓄增加可能不会提高私人投资的意愿。2.要综合考虑股息、红利与居民储蓄存款利息之间个人所得税的负担平衡问题，以及股息、红利这类非勤劳所得与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等勤劳所得之间个人所得税的负担平衡问题。个人所得税收入在全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例不是很大，但这个税种的政治性、政策性很强，对它的功能一定要深入研究。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不论是对工资、薪金征收，对劳务报酬征收，还是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征收，都必须明确征税的目的，目的不明确，税制无法设计。公平有很多种，比如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个人所得税主要针对结果公平。当然，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所得税，还有机会公平、竞争环境的公平问题，等等，需要其他政策、措施来解决、规范。比如，本届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包括减免农业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增值税、营业税的起征点，等等，采取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在解决结果公平上扮演什么角色关系重大，税务部门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因为这对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国家大政方针是非常重要的。

要推动全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统一思想，统一认识。

第三篇：管理会计面临挑战

管理会计面临挑战

引言

2006年，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 IMA）组成研究组，对中国12个制造企业的成本计算和成本管理，做了两次“访谈之旅”，历时一个半月。其间，IMA的研究部主任Raef Lawson教授曾在武汉和北京做过此行观感的报告。报告中提到管理会计在美国确有“衰落”的迹象，人们往往认为财务会计比管理会计重要，在学术界中尤其如此。但从企业界的调查结果来看，管理会计对企业管理应该说是越来越重要。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两次旅途中我们经常交谈，许多看法是一致的。现把Lawson博士两个报告的提纲和我们交谈的一部分内容整理在一起，草成此文。由于语言阻隔，不可能全部译出请他过目，所以本文虽然代表我们两个人的意见，但错误之处应由笔者杨继良负责。

管理会计衰落的迹象

提到管理会计，大家都会说，这是西方定义的会计学两大学科中的一项，是现代会计学的一项新发展、意义重大等。另一方面，又会立刻想到这门学科目前的处境不佳，学术界中许多过去从事这门学科的人，不少弃之而去，给人以日益衰落的感觉。这种情况并不只存在于美国，在中国也是如此。也许可以说，这是全球性的普遍现象。

管理会计“日益衰落”，当我们把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相对比时，这种感觉尤其明显。

在美国，当提到会计这个学科时，人们联想到的一般只是财务会计，而不是管理会计；提到会计专业考试时，往往指的是注册会计师（CPA）的考试，而不是执证管理会计师（CMA）（Certified management accountant,有译为“注册管理会计师”的，实际上只是通过了IMA组织的考试，由IMA发给证件，并没有向政府“注册”的意思。实际上CPA也同样是“执证”而不是“注册”。美国的CPA协会（AICPA）与IMA同样都是民间机构。中国的情况不完全相同，故称CPA为注册会计师，此处按中国习惯译CPA为“注册会计师”）考试。我们这次访问的中国企业，半数是具相当规模的大型企业。和新参加工作的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交谈，和几所大学会计学院的青年老师和研究生座谈，给我们的印象是，在当前的就业环境下，会计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如果还没有取得CPA资格，第一件事就是要通过CPA考试。有一位刚参加工作的会计硕士说，CPA资格对就业有决定性作用；通过一些外国的会计资格考试，只能帮助取得面试的机会而已。相比之下，成本太高划不来。CPA资格是在会计事务所工作所必需。在美国，在会计事务所就业的会计人员只占5%—10%，其余90%以上的会计人员是在企业内部工作。那么，为什么大家还是会认为只有通过了注册会计师考试，取得执业资格，才算是一个合格的会计师呢？分析其原因，美国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首先，是经济环境起了很大的变化，通过证券市场和资本运作来融资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这一趋势在安然事件（2001年初）以后更加明显。人们把注意力从管理会计转移到财务会计上。

中国的许多企业盼望上市，需要熟知CPA业务的会计人员。政府正努力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形势，推出了一整套会计准则，使企业财务会计在2007年时做到与国际全面接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与财务会计方面的新规定更为关注，也是容易理解的。从报刊发表的文章和报道、从等待就业的学子的观点来看，人们对财务会计的关注超过管理会计，在美国和中国都是如此，这似乎成了一种国际趋势。

但是，从企业的角度来分析，却显出管理会计对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极为重要；在管理会计的方法上亟待充实提高。近年进行的两项大规模调查（一项是IMA与安永会计公司合作的调查，另一项是IBM公司对其全球900家分公司CFO的调查）都得出同样的结论。

IMA与安永会计公司合作的调查

从报刊杂志所登载的文章看，对管理会计态度趋于淡漠的现象最迟应该是在2001年便被注意到了。作为美国管理会计师团体的IMA，深感对于管理会计当前竞争力的问题需要一个有说服力的调查，遂于2002年下半年与“四大”国际会计公司之一的安永合作，做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调查通过网络通讯进行，共发出23034份问卷，回收2000份，约占9％，响应率与类似的调查相似。答卷者所在公司平均职工1750 人，年销售收入 3亿美元，40％属于制造业。答卷者中31％是带有“总(C)”字头衔的，在报告书中称之为“决策者”,其余称为“决策参与者”。36％的答卷来自大企业，具有10亿美元年销售额，相当于《财富》1000强的规模。

报告书开头第一句话是：“管理会计正处在关键时刻(critical juncture)”。竞争和经营条件的不稳定性加剧，促使出现许多管理会计的方法和技术。那么，究竟哪些是在实务中被应用的呢？这次调查的目的就是要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调查结果有6项发现：

1.成本管理是企业战略决策者关键的信息来源。81％的答卷者认为，成本管理对他的企业的总体战略目标至关重要。其原因首先是当前经济滞缓，促使对成本管理和成本透明度的需要增加（75％）。其次，管理会计师更多地被看作是合伙人，56％的答卷者认为管理会计师关心的核心是战略性问题。可见，管理会计师仍然是决策者的战略参与者。

2.决策者和决策参与者都认为，最重要的是：（1）获得可以据以采取行动的成本信息（占答卷者的82%），（2）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占70％以上）。

3.有一些因素使成本的“能见度(visibility)”受到损害，即存在障碍。98％的答卷者认为存在扭曲成本的因素；38％认为有些因素甚至引起重大扭曲。扭曲的原因：30％认为是间接费用的分配，20％认为是共享服务的分配，19％认为是产品的多样化造成的。间接费用分配之所以成为首要问题，是因为从各行业总体来看，经营性的间接费用和销售与一般行政管理费占了营业成本的34% 到42%，这部分成本的分配出了偏差，所以造成比较大的扭曲。

4.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采用新的成本管理方法并不是一件需要优先考虑的事。答卷者不论其所在公司属于什么行业、多大规模，都持这种看法。他们的理由是，企业已经拥有了各种新创的方法和工具，其中最普及（占23%－24％）的是ERP、新的编制预算和编制报表的软件。但一些一度相当普及的软件现在仍然被认为是重要方法的已降低到15%－16％，如作业成本法(ABC)和客户关系管理（CRM）。当一个公司考虑采用新的成本管理工具时，72％的答卷者（来自大企业的）称他们要使用本公司自己开发的电脑系统；其余28％打算采用已经成名的系统或ERP。因此，调查的组织者认为，虽然现行成本制度提供的成本信息不够正确，但企业并不乐意采用新的管理会计技术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限制条件在于经济现状和内部资源不足。

5.传统的成本会计方法仍被广泛采用。76％的答卷者采用定量技术和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如全部吸收成本法）；其次为编制经营预算占75％、基本上按直接人工分配间接费用的做法占70％。愿意采用比较新的成本管理技术的不多：目标成本法占26%;增值管理占25%;约束论分析占22%。这些新的方法可谓尚在挣扎、谋求采用。

6.一些被认为能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之所以不被采用，其限制因素包括缺少适当的技术、缺少企业内部的支持、缺少领导层的支持。这三者伯仲相当，在作肯定回答的人中占84%－86％。但在做负面回答的人中，认为领导层支持不够的占40％，这是就大企业而言的；在小企业中，缺少技术成了最重大的限制条件。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因为近来常有议论，说领导重视是关键所在。

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在需要较好信息和现实限制之间搭起桥梁。对这个问题有多种说法：

1.采用某一种最佳软件并不是解决管理会计问题的“万灵药”，他们只愿意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用较好的方法。用户需要更适合自己特殊情况的软件，不只是现成的通用软件。

2.在目前价格昂贵的软件并不一定适用的情况下，传统的制表软件也可以适用于新的计算需要。

3.目前经济状况低迷，在不能明确认定某种建议有清楚的成本节约价值之前，企业领导不会愿意花钱购买新的管理软件。

尽管一般都认为成本扭曲普遍（“是常态而非例外”），各公司仍不愿意改变传统的管理会计方法。在许多情况下，公司已经部分地（暂时地）回复到比较常规的管理会计方法。这说明，决策者必须充分了解企业的关键需要和目前的系统现状，对症下药，不宜盲目求新求变。IBM公司的调查结果

IBM公司2006年在全球范围内对各地分公司任CFO之职的900位高级经理做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从1999年到预计的2009年这10年中，CFO需要在处理日常事务——即料理账务和报表中花费的时间正急剧减少：从1999年的65%减少到2006年的48%，预计2009年将进一步减少到35%；从事控制管理工作所花费的时间从20%提高到26%—27%；而向领导者提供决策所需信息花费的时间已有大幅度的增加，从1999年的15%提高到2006年的27%，预计2009年将进一步提高到40%！详见图1

在同一个调查中，这些CFO还认为，就其所从事的各项工作而言，重要性比较低的是“满足规章制度的要求”（57%），然后依次为“从财务角度加强内部控制”（59%）、“不断改进业务的经营”（61%）、“配合本公司的领导确定发展规划并加以实施”（61%）、和“衡量和监督业绩的完成情况”（69%）。

这个调查的结果表明，企业CFO正处于急剧的“角色转变”过程中。也可以说，企业财会人员整体处于角色转变过程之中。满足规章制度的要求，属于财务会计的内容，仍然是重要、不可缺少的。但加强内部控制、参与实施业绩考核和向领导提供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属于管理会计的范围，其在企业财会人员的职责中已压倒了算账、记账的职责。

学术界的困惑和对学生的误导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美国会计学术界的状况。

美国会计博士近年来匮乏的现象随处可见。与过去相比，近来每年获得会计博士的人数大约只有10年前的一半。2006年夏，美国会计学会年会上，每一位寻求职位的新科会计博士有3—4个现成的空缺等待着他申请。这种短缺现象必然引起这个学科能够开的课程和研究都有所减少。财务会计涉及会计领域以外的课程较少，而管理会计却涉及许多与会计没有直接联系的课程。换句话说，大学的会计系在课程的设置上，侧重于财务会计，其原因与教师缺乏有关。

课程设置也受政府干预的影响。在美国，虽然各大学在组织教学中都享有自主权，但实际上在确定本科生的课程时，还得接受政府部门的意见。例如，州政府的教育部门对大学的资格认证有重大影响。而这些部门都会要求把对外会计（财务会计）所需要的内容包括在课程之中，忽略管理会计方面的内容。其结果是大学本科课程往往以财务会计内容为导向。教授们也把最好、最聪明的学生向财务会计方向引导。有志于以会计为终生职业的学生，也往往相信他们的前程在于当一个注册会计师，不会选择其他方向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

教师的研究方向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学术界人士中，选定管理会计为其研究方向的往往处境维艰。照说，案例研究是管理会计研究的重要方法。20年多前，卡普兰号召学术界人士走出“象牙塔”，多从事这一类研究。他自己也确实身体力行，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然而，反响并不很热烈，大部分学术界人士仍然只推崇实证研究，常常看低案例研究。这是一种偏见。事实上，由IMA资助所作的一项案例研究，在2006年的AAA年会上获得“卓越会计文献”奖。可见，案例研究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当然从事案例研究是很难的，“成本”很高，学术界人士视为畏途进而贬低它的价值，在美国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在中国所见

对于从未来过中国的美国人，中国似乎是天文学上的“黑洞”：承认其客观存在，却不知其内容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于是，有各种错误的猜测也是免不了的。我（Raef Lawson）今年两次来中国，访问了12家企业，历时一个半月。从所花费的时间和访谈的范围来看，也许算是美国会计学术界中对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了解最多的人。

访谈中，涉及最多的是中国企业成本管理的实际情况。这是一堂很好的课，我（Raef）的意外收获，用一句话来总括，是“想不到有一些在美国认为是了不起的管理会计方面的新创举，在中国早就存在。”虽然还有待完善，有的还只是一个雏形，但不能不说中国企业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而且是很有创见的。下面是对美国提出的一些成本计算和控制方法，与我们在中国企业所见的做法作的比较，见表1。

值得专门一提的是，在中国企业中，内部利润/成本考核制度始于上世纪50年代。然而西方会计学者却往往把他们近年在中国所见说成是在中国推行了西方责任会计方法的结果。2000年在一本“顶尖”会计杂志《管理会计研究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上，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企业所做，“是西方管理会计实务（在中国的）一种应用。”类似的说法，屡见不鲜。笔者自己在20年前也有过这样的作为。我们在访谈中，曾经向这些中国企业的总会计师或财会部门负责人询及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行这些方法的。例如，与西方的“标准成本”几乎相同的“计划成本（有的企业也改称为“标准成本”），他们的回答是“一向如此”，已经经历了几代人了！最有意思的是，美国管理会计界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平衡记分卡制度，提倡多指标评估业绩。然而我们所到的具规模的中国企业都有类似的做法。这些企业不但实施多指标考核，还把这些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最基层，而且有一套中国称为“原始记录”的统计制度来保证其实施；各企业还设有专门的职能机构（通常称为技术部或生产技术部）来管理这些技术经济指标的实现和考核。当被（杨继良）问及难道美国企业里没有这样的制度，以至于平衡记分卡提出多指标考核时，会被看作一种“创见”时，Raef的回答是，多数美国公司热衷于追求近期的利润，往往单纯以利润为目标，这也许是美国经济制度的局限性使然吧。

在对中国企业进行访谈时，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会计电算化已经相当普遍。有些大企业采用了整套的SAP管理软件，企业财会人员的工作重点不再是记账、算账了。对成本、资金的控制管理和业绩考核是财会部门的工作重点，这和上文提到的IBM公司的调查结果相同。中国企业看来还是沿用着传统的成本方法，这并不能说他们在管理会计上是落后了，这与上文提到的IMA与安永公司合作对美国大企业的调查结果，也是吻合的。企业的CFO是不是参与了最高管理当局的决策，事关企业的机密，我们不便多问，但从中国政府最近对国有企业总会计师地位的再次确认来看，中国企业管理也是在向这个方向迈进。

因此，从企业实务的角度看，管理会计在中国企业中并没有衰落。

结束语

围绕管理会计呈现衰落迹象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管理会计和成本会计、财务管理如何分界，是不是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界线？这门学科如何走向全球化？IMA近年着力介绍德国的成本方法，并且提出“与会计保持距离”、奢谈管理理论的方向不完全正确，这些做法是不是有普遍的参考意义？我们有太多的基础性问题，需要把全球对管理会计有兴趣的同行组织起来，共同商讨、共同努力。这是一项真正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第四篇：国内CDN市场发展面临三大挑战

国内CDN市场发展面临三大挑战

用户认知度是首要问题

八度网络的市场调研发现，目前国内用户对CDN服务认知度普遍较低，部分客户认为CDN服务仅仅是用来解决电信南北互通的问题，更多的客户认为CDN的主要功能就是网络加速。

认知度的问题使市场拓展存在很多难度，而如何提高认知度却不是单个企业在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认知度提高需要产业各方的共同努力，以及企业自身实力和技术的提高，产生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企业。目前，八度认为，在做好服务的同时为客户提供更多的体验机会是提高认知度的重要手段。

CDN技术与标准尚不成熟

目前的CDN技术存在一些缺陷，效果距离客户的理想有一定距离，这也是CDN市场发展不够顺利的重要因素。比如：

技术存在一定缺陷

实时性差是制约CDN发展的因素之一。不过，随着CDN技术的不断成熟，这一缺陷将得到改进

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

在标准化进展方面，CDN的标准还不到成型的时候。由于长期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这给CDN的大规模应用造成很大的障碍。虽然国际和国内的一些大的运营商已经在开始形成自己的标准，不过，目前的这些标准还相当初级。近年来，CDN的标准化工作得到了较多重视，各个标准化组织已展开了相关的研究，尽管如此，CDN的标准化工作还是落后于产品的研发。CDN的标准化工作还需更进一步完善。

CDN市场面临严峻竞争形势

目前国内CDN市场并没有成熟的运营机制，市场缺乏有效的控制和管理。由于电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使市场的进入者增多，这对处于幼稚市场的国内的CDN运营商造成巨大的冲击。

中国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中国市场，从战略高度来审视中国市场。国际CDN服务提供商凭借自己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不会错过抢占中国市场的机会。

在国内市场上，专业CDN服务提供商通过融资、并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为日趋激烈的竞争市场做准备。国内领先的CDN服务商都在积极准备。除CDN专业服务提供商外，国内IDC服务提供商也纷纷参与到CDN业务的竞争中，他们具有遍布全国的网络资源优势。传统电信运营商也开始着手布置CDN网络，为企业客户提供CDN服务。

八度网络认为，CDN市场将很快迎来新的发展局面，现有CDN服务商并不存在绝对竞争优势。虽然技术门槛相对较高，但由于人才、技术储备、资金实力以及市场经验相对国外领先企业都相去甚远，国内CDN企业想要在竞争中获胜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第五篇：新时期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变革及挑战

新时期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变革及挑战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根据财经法规制度，按照财务管理的原则，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是在传统财务管理基础上的扬弃发展，与封闭、事后、静态为主要特征的传统财务管理有很大差异，它更强调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事后分析，涉及企业管理各个方面，成为企业管理的中心。而且从中外财务管理发展过程中，可以总结出一条基本规律：财务管理发展与创新的动力来自财务管理环境的变迁。所以新时期下，对于财务管理发展趋势的认识，同样离不开对当前与未来一段时间内企业所处的环境分析。

对于财务管理的环境变迁，可从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两个方面分析。从宏观环境看，主要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知识经济的兴起；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等等。而从微观环境分析，又表现为：公司内部及公司间的机构重组、购并组；人才环境的变化等方面。而每一方面的特点及其对财务管理，都提出了挑战。

1经济全球化的冲击

最近几十年来，在技术进步与各国开放政策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进程逐步加快，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规模扩大，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在21世纪可预见的时期内，经济全球化将呈现出新特征：一是网络经济将带动电信、银行、保险和运输等全球服务业市场继续扩张，已经形成的时间上相互连续、价格上联动的国际金融交易网络，随着交易手段和方式的不断创新，交易量迅猛增长。二是跨国公司已突破反垄断法约束，全球购并将涉及更多领域，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公司规模和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又将使生产、营销、消费日益具有全球性。三是WTO等多边组织、国际政策协调集团、非政府组织的国际网络和区域性经济组织，通过全球范围或区城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安排，将在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对财务管理有着直接影响的是金融全球化。金融已经成了改变我们生活的关键性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未来不是信息时代而是金融时代。金融全球化对企业来说是一柄双刃剑。它使企业筹资、投资有更多的选择机会，选择权更具有价值性，所以说，金融全球化客观上提升了企业的价值；但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可以看出，在金融全球化的背后是极大的风险。在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不断创新的今天，如何寻求机遇、规避风险，是财务管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所面临的最重要课题。

2知识经济的兴起

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首次正式使用了“知识经济”这一概念，并对“知识经济”下了明确的定义，即“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经验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知识经济对企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微观视野看主要有以下方面：

2.1企业资产形态的变化

传统工业经济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设备，有形资产在企业总资产中占绝对优势；而知识经济是以知识、智力等无形资产投入为主，无形资产在企业经营中起决定作用。现代企业中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重的不断上升己表现为一个明显的趋势。

2.2企业竞争力要素的变化

在典型的工业经济形态中，市场占有率和较大的市场份额是企业补偿投入成本、形成和增加企业利润、维持满意市场结构的决定要素；同时，由于固定资本的经营杠杆效应和企业以有形物质资产投入为主的特征，企业总是力求通过扩大产出规模来增加财务成果，从而获取相对于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但是，随着经济逐渐朝知识经济方向发展，市场份额和产出绝对规模只是企业竞争力的外在表现。在内涵上，企业竞争力更主要是源于企业对各类知识的占有和知识资本的运用程度。企业在一定时期积累的知识量越大、其知识资产的结构及其动态组合与社会对知识的要求结构越一致，企业知识资产的转化效率就越高，企业竞争力，特别是长期竞争力就越强。

2.3企业经营行为的变化

知识投入的增加，特别是网络和信息技术在知识化和企业资产形态的无形化，企业投资转向以资源的开发利用为重点的新领域，随着经验决策向以知识为基础的科学决策转变，企业投资决策和投资管理日益知识化，对知识资产的评估和管理是知识决策的中心内容之一；由于知识成为企业的主体资产形式，企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结构日益柔性化。生产方式的柔性化表现为小型灵活的生产日益成为主流。组织结构的柔性化发展出灵活的工作时间、场所和报酬制度，企业更强调知识、信息的收集、传播和利用，并通过网络在企业内部分享、重组和创新，整个企业发展成为一个网络化的信息结构；由于知识的共享性和可转移性克服了物质资源的稀缺性和使用上的排他性，企业对知识的积累和运用与社会对知识的要求形成经常性的正向互动关系，使企业经营目标与社会整体目标日趋一致。

2.4企业产品的变化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产品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一是产品的知识含量提高，更新换代的速度加快；二是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主要由其所含的知识量决定，知识的重复使用使产品生产中物质消耗的制造成本在产品价格中的比重越来越小；三是经济信息的广泛流通和网络购物的兴起，使市场信息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顾客要求企业以最低的价格快速进行市场订货并提供多种类和个性的产品和服务，企业传统财务管理模式的变革提上日程。3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

电子商务是由美国IBM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率先提出的，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两

者结合的成果。与传统商业模式相比，电子商务是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传统的财务管理也演化到网络财务时代。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财务软件是企业电子商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引发了企业经营环境的革命性变化也必然冲击着传统财务管理并导致发生相应的变化。

3.1会计功能的变化

随着电子商务的普及，很多企业将成为全球网络供应链中的一个结点，企业的众多业务处理活动都将在网上进行。

传统会计的单一货币计量将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将是多国货币、电子货币。其支付方式也将由现有的纸质现金、支票、汇票等结算方式转变为电子现金、电子支票、电子信用卡等网上结算方式。财务软件在设计中就必须具备电子货币交易结算系统。同时，财务所提供的数据信息不仅仅是以货币计量的财务数据，更重要的是诸如网络创新能力、客户满意度、市场占有率、虚拟企业创建速度等反映企业竞争力方面的信息，从而为企业的经营、领导决策提供全方位服务。

3.2财务管理信息的实时动态化

互联网时代，企业的经营跨越了时空的限制，普通企业同样可以拥有原来只有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才具有的一些优势和资源。这样，企业经营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及各种虚拟企业，其业务分散在全球各地，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得企业的CEO、CFO们可以随时随地将企业全球的信息尽在掌握，为财务的集中化管理创造了条件，互联网环境下的财务管理信息将得到快速便捷的反映，从而实现财务信息的动态实时处理。

3.3财务管理的国际化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电子商务浪潮的影响，财务的国际化已是必然选择，企业要走出国门、展开国际竞争更要强调财务的国际化。财务国际化的目的就是要提供具有国际可比的会计信息，这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必须打破传统会计制度、与国际会计接轨，符合多国和国际会计准则，支持多国语言，支持多币种和电子结算，并将财务融入Internet时代，最终解决财务的国际化问题。

4企业组织的重构

企业重构自20世纪80年代从美国兴起以来，愈演愈烈，现已成为席卷全球的浪潮。企业重购内部因素来源于公司内部组织的重构，即压缩管理层次，使管理更灵活机动，剥离公司非核心业务，增强公司核心能力，从而大大提高公司的全球竞争能力。

企业重构的外部因素是来自全球企业间激烈竞争的压力以及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内部原因则是为了增强其竞争优势而必须的战略调整。企业重构对企业本身，甚至对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对财务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

公司内部重构时如何进行资产剥离；公司之间的购并如何进行资本运作；跨国购并时如何进行国际财务管理。

5人才环境的变化

加入WTO后，企业人力资源竞争将更加激烈，如何留住优秀人才，甚至吸引国外管理人才流入，将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课题。在企业经营国际化的进程中，高级财务管理人员不但要精通会计、审计、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熟悉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熟练掌握外语和计算机知识，而且必须具有全局观念和组织协调能力，有敏锐的洞察力、开放性思维和创新意识。目前，我国财务管理人员还远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提高人员素质将成为财务管理的重要任务。

6税制法规环境的变化

现代企业国际间的发展必然涉及到贸易、结算、财务等诸多方面的新规则，这就要求现代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必须熟悉和遵循这些新的法律法规，否则就可能导致财务决策失误，或招致不必要的诉讼及处罚，更有甚者，可能将企业推入破产或被恶意并购的深渊。各个国家加入WTO后，国家间关税的大幅度削减，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消除，其他主要税种的收入也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将直接影响各国的税收筹划。因此，加强财务管理就显得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