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时期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第一篇：浅析新时期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浅析新时期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面临的挑战

及应对策略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国际交往的日益深入，出入境人员的数量呈现迅猛增长的趋势。据统计，1978年我国出入境人员只有500多万人次，而到2013年则达到了4.54亿人次，增幅超过90倍。从2013年全国出入境数据分析，全国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共查验出入境人员4.54亿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共计1.96亿人次，占总数的43%；港澳台居民2.06亿人次，占总数的45%；外国人5250.91万人次，占总数的12%。由此可见，以往出入境人员“数量少、事由单一”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大进大出、快进快出、迅猛增长”已成为我国出入境活动的基本特征。加上经济社会日益发展的国内环境和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给出入境管理部门带来了一个新的挑战，那就是如何在当前社会环境下，一方面放宽出入境限制，最大限度保证正常人员合法的出入境权利；另一方面加强出入境管制，发现和阻止危害国家安全人员出入国境，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是考验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应对和驾驭各类复杂局势能力和水平的一个课题。

一、公安出入境管理概述

（一）出入境管理的含义

在中国的出入境管理体制下，广义的出入境管理工作包括了入境管理、出境管理、国籍管理、边境检查、出入境犯罪行为调查、户籍管理、外汇管理和出入境中介机构管理等。这些职能由公安部下属的出入境管理部门和其授权的公安机关下属的地方出入境管理部门、外交部和其授权的当地外交部门、中国驻外使领馆、其他外交部授权的代理机关、港务监督局或港务监督局授权的港务监督部门、公安部下属边防检查办公室和边防检查站、香港、澳门事务办公室和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务院六部及其授权的地方机关，党的其他机构单位来执行的。而狭义的出入境管理，即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公安出入境管理，其职能包括对中国公民出入境和境外人员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行依法实施管理，目的在于维护国家主权，保障公民权益，促进中外交流，服务经济建设。

（二）出入境管理的原则

1、国家主权优先原则。这其中有三层意思：第一是根据国家主权原则，一个主权国家没有准许外国人入境居留的义务，外国人也没有要求任何主权国家准许其入境居留的权利。因此，外国人和外国交通运输工具进入或通过一国国境必须得到该国政府主管机关批准并从该国对外开放的口岸或指定的地点通行，进入一国国境所从事的旅行、商务、居留等活动，必须遵守该国的法律法规，服从该国政府主管机关的管理。第二是国家安全以国家主权为基础，没有主权就谈不上安全。国家安全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第三是维护出入境秩序，这是社会正义、安全、平等和效率的基础。出入境人员安全有序的持续流动是基本的出入境秩序，是一种社会秩序。

2、公正原则。由于出入境管理行政主体拥有较大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行政执行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而出入境人则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这就需要在程序上为相对人权利提供必要的保障，如受理期限的限定、受理程序的公开、权利受到侵害后的救济等，以实现出入境管理的公正性，并且使这种公正不仅实际存在，还应当使人们相信它的存在。

3、效率便民原则。效率原则是指设计出入境管理制度时应当保证管理者行使的简便、迅捷，具有一定的效率。便民原则是指在设计出入境管理制度和程序时应当以人为本，强调管理部门提供优质服务和程序的精简、统一与效能，便于群众申请和领取。出入境管理应是一个最优化的管理过程，若想达到以较小的社会成本获得较大的收益的效果，就需要在出入境管理程序上设置相关制度使出入境管理行为迅捷、有效，适应“大进大出、快进快出”的出入境发展形势。

4、服务经济建设原则。公安出入境管理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一部分，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由经济基础所决定，也要积极为经济基础服务。其服务经济建设的原则表现在，在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方面，取消出境登记卡，护照实行按需申领，港澳个人旅游的开通，以及在证件受理审批环节的减少，时限的缩短，都大大方便了中国公民的出入境活动，为促进公民参与到全球经济、文化等交流活动中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外国人管理方面，放宽入境限制，部分国家口岸免签制度，外国人长期或永久居留资格政策的调整等，都为吸引国外投资、高科技人才，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做法，是行政管理服务功能的体现，也是国家行政管理经济和社会服务职能的体现。

二、新时期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面临的挑战

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各国政府都积极以创新的、变革的、发展的姿态不断提升政府管理水平，以应对政府管理在各个领域所面临挑战，公安出入境管理作为国家涉外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管理与服务的关系

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通过频繁的出入境活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是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新的历史条件下，出入境管理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服务对象更加广泛，服务内容更加丰富，服务要求更加多元。正确处理管理与服务的关系，始终是出入境管理部门在服务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需要高度重视和把握的重大问题。随着出入境人员的大量增多和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新时期新阶段对我国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的影响，将集中地表现为“管理”与“服务”矛盾的加剧，把握和处理二者关系的难度加大。具体体现为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促进改革开放，服务经济建设，是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我们在强调服务的同时，必须时刻把维护稳定置于各项工作的首位，严格各项出入境管理工作，两者不可偏废。但是，由于出入境工作的特殊性质，出入境管理政策往往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甚至有时一项具体的出入境措施，都会引起较大影响，如果二者关系处理不当，必将影响国家对外开放形象，给党和国家利益造成损失。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反映到具体出入境管理工作中，就表现为关系不好把握、工作难度大。

其次，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浪潮中，当今世界各国在积极推进自由贸易的同时，都实行积极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以维持本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与此相适应，出入境管理政策和措施要服从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经济贸易中这种保护与限制的矛盾势必反映到出入境管理工作中。

最后，出入境管理工作应当落实到操作层面上。地方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的服务功能成败毕竟应该落脚在服务事项的选择上。只有对每一个主体的诉求有充分的了解才能提供让其满意的服务。有些传统的项目如“上街宣传”，“微笑服务”，“送证件上门”等形式主义的服务行为，却不能让出入境人流对管理工作的服务质量有更高认同感。

（二）全球一体化

出入境管理与反恐、反偷渡和反潜入潜出斗争密切相关，为此，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应对人员大进大出、快进快出的局面，履行国家政治性公共职能，加强对民运分子、恐怖分子、宗教极端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稳定和利益的人员的出入境控制，提高发现和控制能力，严把国门关，维护国家安全方面，面临新的挑战。

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导致劳动力需求的差异和全球范围内的人口、资金、技术的流动，尤其是非法移民活动加剧。近年来，我国经济呈持续增长态势，经济发达且海、陆、空港交通便利的大城市正逐步成为世界非法移民的“中转站”和目的地国。按照世界范围内非法移民的规律，我国也逐步面临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非法移民问题，来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三非“外国人明显增多，与此同时，抱着出国寻找“乐土”的本国偷渡者也有增无减，以英国“多佛尔惨案”为典型的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的偷渡案件屡有发生。此外，国际非法移民活动的组织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手段不断翻新，并伴之国际毒品犯罪、国际盗窃、国际经济犯罪等跨国犯罪现象的加剧，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出入境领域防范和打击的任务愈加艰巨，难度也越来越大。

（三）公权力不断扩张

出入境行政管理工作中公权力不断扩张突出表现在重点人群监管上。重点人群主要包括在国家机关工作等登记备案人员、法定不准出境人员、刑事在逃人员、在港澳违法违规被遣返人员等。在实行公民申领护照制度后，上述人员的监管范围处于不断膨胀之中，这个问题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特殊身份人员登记备案范围扩大。公安机关把在国家机关、国有大中型企业、金融单位工作的有一定职级身份的人员称为特殊身份人员。具体范围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厅(局)级以上离退休干部；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县级以上金融机构领导成员及相应职级的干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国有控股、参股企业中的国有股权代表。国家从维护党纪政纪以及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角度考虑，规定这些特殊身份人员出国(境)，必须要按照人事关系和干部管理权限提交政审意见，其他人员出国(境)，无须单位出具意见。但是在实管理过程中，许多地方、单位尤其是金融、国有大中型企等单位出于“安全”，扩大了登记备案范围。

2、法定不批准出境人员范围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他法律对对不准出境人员范围进行了明确规定，但现实中许多地方公安机关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八条）的“弹性“条款，擅自将“老上访户”、“疑似邪教分子”、“思想活跃分子“、“港澳违法违规被遣返人员”等列为不批准出境人员范围。

3、刑侦在逃人员范围扩大。目前出入境管理信息系统已经实现与刑侦信息系统在逃人员信息共享，出入境管理部门利用这个系统提供的准确信息抓获了大批在逃人员，有力打击了犯罪。但是，由于一些在逃人员信息不健全，如身份证号不详、籍贯住址不清、年龄、名字错误等造成了刑侦在逃人员范围的扩大，也有的地方私自将违法人员也扩大为在逃控制人员。

三、应对策略

（一）精确的职能定位——管理与服务

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明确职能定位，在理念转变的基础上实现管理和服务功能的位移。要明确的是，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自身要有清醒认识，当前的管理是为服务而管理，管理是纳入总体服务之中的。

1、提升管理水平

一要加强队伍建设，提高队伍素质。出入境管理是一项政策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从事这项工作的民警必须要熟练掌握有关法律、法规，要有良好的知识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要建立培训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基层出入境民警的业务培训，通过培训提高民警的管理意识和对境外人员的管控水平，增强业务部门处理问题的能力。二要坚持便民利民，提高办事效率。一是逐步下放出国(境)申请审批权限，减少不必要环节，更好地方便群众，提高办事效率；减少群众在大厅的等候时间，就会减少群众的烦躁情绪，同时也会减少冲突，提高工作效率，真正方便群众。三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管理手段。新出入境管理法就规定将人体生物识别技术引入出境入境管理，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外交部根据出境入境管理的需要，可以对留存出境入境人员的指纹等人体生物识别信息做出规定，办理外国人居留证件需要提交的材料包括本人的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申请事由的相关材料、以及指纹等人体生物识别信息；此外强调建立统一的出境入境管理信息平台，实现有关管理部门信息共享。

2、强化服务职能

在当前人口“大进大出、快进快出”的背景下，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要积极实践，在出入境证件管理工作中引入“顾客导向”的理念，主动以“顾客’’的诉求为导向，全方位调动资源，并通过机构优化、流程再造、社会管理、公众参与、顾客监督反馈等一系列措施来优化出入境管理部门的行政行为和内部机制，提升管理效能，以追求“顾客“满意为基本目标，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所以，要使公众对这一公共产品的服务质量有满意认同感，就有必要在管理和服务中引入“顾客导向”的模式。只有真正在公共管理服务中运用“顾客导向”的理念来建立机构自身的工作机制，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处才能站在管理与服务并重的历史新高度上更新传统的工作方式，并使之在新的形势下起到作为“国门窗口”所应有的作用。

（二）加强出入境人员管理 1．打击非法出境

建立高效率的现代出入境管理制度，重点要明确职能范围，将有限的人力、物力用在最重要的出入境管理职能上。在我国新出入境管理法中，明确规定了几类禁止出境的情形，应予以坚决履行。最近国内频发偷漏税者及众多银行行长逃往国外现象，可借鉴韩国出入境管理制度，禁止偷税漏税者及金融机构负责人随意出入境。

2、进一步加强入境外国人管理

对于外国人可以采用日本管理经验：出入国境的外国人都有义务提供指纹等身体信息，市、町、村三级政府的外国人登记制度。应鼓励普通民众举报揭发非法居留者，特别是非法就业的相关情形，以提高揭发各种违法活动的效率。另外，一个国家的强盛关键在于人才，而积极引进国外人才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无疑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无论是西班牙的高素质移民计划，还是韩国降低外国投资商或专业人才(所有博士学位者)获得永久居留权的门槛的F6专用签证，都体现了吸引人才这一核心理念。我国也可以降低这些高素质人才获得永久居留权的门槛，（三）处理好与其他国家机关委托实施的具体行为

这里主要是指出境入境管理活动中实施的检查、布控行为以及其他受国家权力机关及其他机关和部门的委托实施的具体行为。出境入境管理机关为了履行职能实施的检查、布控是出境入境行为管制的一种手段，是出境入境管理机关履行职能的工作措施，属于内部的管理程序上的一种特殊行为。出境入境的相对人是难以知道自己有无被实施这种行为。法律对出境入境管理机关的这种措施应理直气壮地法定下来。但是，要充分尊重出境入境人员的知情权，可向当事人声明，以便当事人采取救挤措施。如何协调处理好这些矛盾，仅用立法手段也许难以解决。

总之，完善出入境管理机制，创造良好的办证、通关环境，给“中国人走出去、外国人走进来”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为中国与世界的接轨开辟更加宽阔的通道，这不仅是方便出入境活动，适应世贸组织规则，同时也是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交流，为改革开放服务的必然需要，我国的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也将发生有益的变化，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第二篇：孔子学院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4.孔子学院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4.1孔子学院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中国威胁论”对孔子学院造成的干扰

“中国威胁论”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论调了，早在 1877 年美国参众两院公布的《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中就宣扬了中国人和其他黄种人的“威胁”。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不惜一切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威胁中国的安全。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西方某些反华势力又开始把焦点转向中国，中国经济的发展，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上升至政治上的恐慌，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军事现代化也自然导致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军事不安全感进一步加深，因此西方国家政界和媒体认为今日崛起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威胁”。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各种新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纷纷出现在西方媒体。诸如“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商品威胁论”、“中国科技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以及“中国文化威胁论”等，“中国威胁论”的范围不断扩大，“遏制”中国的论调不绝于耳。孔子学院的成立和迅猛的发展势头，被不少西方媒体解读为“中国文化入侵”的信号，一些机构和团体极力搜寻各种证据，以证明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威胁”之一。

2007 年 5 月 28 日，加拿大通讯社发表了由记者吉姆•布朗斯基（Jim Bronskill）采写一篇题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说：中国以孔子笼络西方人心（CSIS say，Confucius part of Chinese bid to win over western hearts）”的报道，该报道称：5 月底披露的一份加拿大保安情报局的解密报告称，中国在全球设立孔子学院目的就是在全世界笼络民心。该报告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向外输出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平台，是向加拿大进行文化渗透的工具、对加拿大人进行“洗脑”的机构。加拿大保安情报局负责人贾德甚至还承认，他们花费了大量精力监控中国方面的活动。报道一经发表，纷纷引起加拿大各大报纸转载。这份报告通篇充斥着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敌视态度，中外正常的文化交流活动列作“中国威胁论”的“证据”，把中国扣上了精神输出和文化渗透的帽子。67

由于西方媒体在信息世界中的绝对话语权和广泛的影响力，使“中国文化威胁论” 的余波也影响到了很多国家，甚至是不少与中国有着良好关系的发展中国家。例如有些东南亚国家担心孔子学院沿袭过去的华文教育，会弱化年轻学子对所在国的国家认同感，特别是华人族群的国家认同，从而影响国家的稳定。68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马来西亚，因担心“孔子学院”变“孔教学院”，推动宗教传播，协商在改名为“全球汉语中心”和“孔子汉语学院”后才最终得以设立。

2．官方色彩过于浓厚，容易引起西方社会质疑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具有中国特色的设立模式，对内行使拟定汉语国际推广的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支持各国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开展汉语教学等职能时称国家汉办，对外则以孔子学院总部的名义指导和管理海外的孔子学院。国家汉办是教育部的直属事业单位，不管以其事业编制机构的属性，还是由中央政府全额拨款的资金来源途径都清晰地表明这是一个官方机构。而正是由于孔子学院自身浓厚的“官方色彩”和鲜明的“政府行为”，使其在海外尤其是西方国家招致部分人的反感、指责甚至是抵制。

在西方世界中，民众对代议制政府往往存在着一定的不信任心理，对来自“官方”的信息抱有怀疑的态度成为了大众普遍的思维习惯。人称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曾说过，如果人人都是天使，政府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69可以说，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而由于历史背景、意识形态等差异，西方的民众对来自东方的中国政府更是有着一定程度的偏见，孔子学院的“官方”背景无疑加剧了民众的担忧。

另一方面，孔子学院内部管理的日趋行政化和官职化也在强化着其“官方”的身份。如根据国家汉办 2008 年至 2010 年的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招聘通知中，对中方院长的职称及行政职务要求统一表述为“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担任校、系或处级以上职务”。70在2011年的招聘通知中，表述为“具有院（处）级以上工作经历或副高以上职称”。亦即，职称要求和行政职位要求互为选择性关系。而从 2012 年开始，国家汉办对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的要求进一步提升为“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担任副处级及以上行政职务至少一年”，71把职称和行政职位作为并列的必要条件。从选择性条件提高到必要条件，可见汉办对中方院长的行政能力和管理经验更加重视了，但从另一角度也可以解读为把这一职务与“官阶”挂钩，不仅背离了“事业单位去行政化”的改革目标，也招致了外国一些孔子学院的质疑者的非议。从建立一个更加独立、温和的形象出发，孔子学院的“去官方化”和“民间化”应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3．部分国内高校的急功近利与政绩思维影响孔子学院的有序发展 如前文所述，目前绝大部分的孔子学院采取的是中外高校合作的方式设立和运作，这种模式固然有其天然的优势，如有利于分担孔子学院总部的建设成本和工作压力，能持续提供较高水平的师资力量，能充分调动国内高校的积极性等。但这种模式也容易产生一些难以避免的“副作用”，最突出的就是不少高校把建设孔子学院视为政绩工程，采取了一些急功近利的手段，干扰了孔子学院的正常发展。

2004 年孔子学院项目启动后，寻找合作伙伴申办和建设孔子学院被很多学校纳入了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日程，孔子学院甚至逐渐演化为一些学校国际化建设的标志性成绩，成为体现学校领导工作的政绩工程。一些地区的高校在条件还不太成熟的情况下，争相申报建设孔子学院。然而，这种短视的做法很快显露出其不良后果——造成了宏观上孔子学院布局不合理，在部分发达地区布点过于集中；同时，匆忙上马建设的高校由于自身条件的局限，也难以很好地对孔子学院的管理、人才队伍等方面提供有力的支持，以致于一些孔子学院缺乏特色，只能成为单纯的汉语教学场所，生源不足，难以融入当地环境和教育体系，知名度、影响力较小，与社会期盼存在很大差距。

4．师资力量不足 孔子学院成立后，每年总部都向各地派出了相当数量的汉语教师和汉语志愿者作为办学的支持。特别是随着孔子学院数量的快速增加，对专职教师和志愿者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尽管总部派出的教师和志愿者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这成为了制约孔子学院发展的瓶颈之一。据统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汉语教师缺口分别都达到了 10 万人。73

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越南，以及不少欧美国家都因为师资不足而导致汉语教学受到了很大限制。为此，孔子学院总部主要采取了两大措施来解决师资力量缺口的问题：一是设立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通过培养国内汉语国际教育的专门人才，提高派出的教师和志愿者的数量和专业素养。二是扩大培育外国本土教师规模，设立“外国汉语教师奖学金项目”，招收外国学生来华攻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或进修汉语教学课程。据统计，仅 2009 年国家汉办及个地方院校在国内外举办短期培训班，培训外国教师 2.3 万人，从 117 个国家招收 2200多名外国大学生来中国培训汉语，培养本土教师后备人才。各国孔子学院举办汉语教师短训班，规模达 1.2 万多人。74 翻译：

4.Challenges th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facing and its coping strategies 4.1Issues and challenge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1.Interference of “ China threat theory ” to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China threat theory” is a not a new argument, and as early as 1877, the U.S.Senate and House released Joint Special Committee Report on surveying Chinese immigration in which the Chinese people and other yellow “threat ” was preached.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tried all means to contain China's development and threaten China's security for ideological reasons.In the 1990s, along with Eastern Europe Revuls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ome Western anti-Chinese forces began to shift the focus to China.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t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spread their panic from economic security to politics.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strength and military modernization naturally led to the further deepening of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insecurity, so Western politicians and media thought that the rise of China today is more than ever a “threat.”

Some countries in the US-led hyped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and a variety of new versions of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appeared in the Western media.Such as “Chinese energy threat theory”, “Chinese goods threat theory ”,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reat theory ”, “Chinese military threat theory”, “Chinese environment threat theory” and “Chinese culture threat theory ” and so on, the scope of “China threat theory” was expanded widely and the argument of “contain” China was constant.The establishment and rapid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s interpreted as a signal of “Chinese cultural invasion” by a lot of Western media , and a number of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ried to find the evidence to prove th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s one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threat.”

May 28, 2007, the Canadian Press published an article entitled “CSIS say, Confucius part of Chinese bid to win over western hearts” by the reporter Jim Bronskill, which said: a declassified report of the 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 disclosured at the end of May said, the purpose of China to set up Confucius Institute in the global is to win over the people in the world.The report concluded th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s the platform that China can export ideology and policy , the tool that penetrating culture to Canada, and the organization “brainwashing” the Canadians.The Person in charge of 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 Judd, even admitted that they spent a lot of energy monitoring China's activities.Once the report was published , it caused major Canadian newspapers reprinted.The report was full of hostile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normal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i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were classified as the “evidence” of “China threat theory”.China wan labeled a country of outputting the Chinese spirit and cultural infiltration.67

As the Western media in the information world has the absolute speaking right and extensive influence, the aftermath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hreat theory ” also affected many countries and eve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have good relations with China.For example, som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worried abou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would carried on the past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Education, which can weaken the young students of the country's national identity, especially the ethnic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thus it affects the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68 Malaysia influenced by Confucian culture feared of “Confucius Institute” becoming “Confucian” to promote the spread of religion, so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was set up before eventually it was renamed into “Global Chinese Center” and “Chinese Confucius Institute.” 2.The official color is too strong,easily arousing the questioning of the Western society.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s— The NOCFL is a established patter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ternally, it was called the NOCFL ,whose main functions are studying out the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Chinese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 plans, supporting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variou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Externally, it was called 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s to guide manage all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overseas.The NOCFL is the institution directly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gardless of its attribute of career planing institutions, or its capital source(central government supports the full funding), which all clearly show that ti is an official body.Just becaus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strong “official color” and the distinctive “government action”, it incurs aversion blame and even boycott from some people overseas, especially in Western countries.In the Western world, people tend to distrust the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and it becomes a common habit of thinking for the masses to be skeptical towards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official”.Known as the father of the U.S.Constitution, James Madison has said that if everyone were angels, no government presence will be necessary.69 We can say that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pitalist democratic society is people do not trust the government.And becaus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people in the West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prejudice toward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rom the East, and Confucius Institute of “official” background undoubtedly exacerbated fears of the people.On the other hand, the growing administration-ism and officialism in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reinforces its “official” status.If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Directors` recruitment notice of the NOCFL(2008-2010), the title of the Chinese Director and administrative duties for unity described as “having served as associate professors or school, department or division level or above positions.” 70 In 2011 recruitment notification, described as “having college(office)level or above work experience or associate professors.” That is, the requirements of technical post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are selective.And starting from 2012, the NOCFL further enhanced the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Director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to “having an associate professor title or above;as deputy division level or above administrative duties for at least a year”, 71 so the technical post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are coordinate necessary conditions.From selective conditions to necessary conditions, the NOCFL attaches more attention to Chinese Director's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but at another angle this can also be interpreted as to link this post together with “rank”.It not only deviate the reform objectives of “public institution without administration-ism ”, but also incurred criticism from some foreign skeptics towards Confucius Institute.Starting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re independent and moderate image,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without officialism” and “folk” should be the direction of further efforts.3.Seeking quick success and instant benefits and thinking achievements of some domestic universities affect the well-organized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As mentioned earlier, mos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are currently taking a cooperative approach with foreign universities to set up and operate.This model certainly has its natural advantages, for example, it is conducive to sharing the building cost and work pressure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s , can continuously provide a higher level of faculty, and can full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domestic universities and so on.However, this model is also easy to occur some unavoidable “side effects”, and the most prominent is that many universities consider establishing Confucius Institutes as performance engineering, so they take some quick success means, which interfere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After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project started in 2004, seeking for partners to bid and establish a Confucius Institute is included in the agenda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y a lot of schools.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s even gradually evolved as a landmark achievement of some schools`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vanity projects of school leaders`s work.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some areas which are not in the mature conditions, compete to declare and construc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However, this short-sighted behavior soon reveals its adverse consequences-resulting that Confucius Institutes`s layout is irrational on a macro level.The distribution is over concentration in some developed regions;meanwhile,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s of their own conditions, hastily launch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very difficult to provide good management, personnel and other aspects of strong support for their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even lack of features in some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As a result, they can only turn to a simple place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For lacking of students, they are difficult to integrate into the local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 systems, and their visibility and influence is rather small.So a big gap exists considering social expectations.4.Faculty shortag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the headquarter annually sent to the country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Chinese teachers and Chinese volunteers to support for the school.Especially with the rapid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the demand for full-time teachers and volunteers is also increasing.Despite the scale of teachers and volunteers are expanding sent by the headquarter, but still can not meet demand, which became one of the bottleneck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According to statistics, Indonesia, and Malaysia lack Chinese teachers, whose number have reached 10 million individually.73 Japan, South Korea, Thailand, Philippines, Vietnam, as well as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Chinese teaching are greatly restricted because of lack of teachers.To this end,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 has taken two major step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aculty shortage: First, set up a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aster” professional degree,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domestic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alents to improve the number and professionalism of teachers and volunteers that were dispatched.The second is to expand the scale of local teachers, set up a “Chinese Foreign Teachers Scholarship Program” , and recruit foreign students to pursue a master's degree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ofession or training courses.据统计，仅 2009 年国家汉办及个地方院校在国内外举办短期培训班，培训外国教师 2.3 万人，从 117 个国家招收 2200多名外国大学生来中国培训汉语，培养本土教师后备人才。各国孔子学院举办汉语教师短训班，规模达 1.2 万多人。74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in 2009, the NOCFL and some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eld short-term training courses at home and abroad, training 2.3 million foreign teachers, in addition, enrolling more than 2,200 foreign college students from 117 countries to China training Chinese to train local reserve teachers.Confucius Institute of various countries held short-term training courses,the scale of that reached more than 12,000 people.74

第三篇：新形势下带兵人管理能力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新形势下，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军事变革的逐步推进，部队职能任务的拓展，部队管理环境、管理对象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带兵人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认为，作为带兵人，要适应形势变化，管好部队带好兵，就必须在提高自身能力素质上下功夫。

一、面对士兵行为方式变化带来的挑战，带兵人必须不断提高 把握官兵思想脉搏的能力

现在的士兵自主性强，对自己的想法一般不愿与人沟通，看重结果，不事张扬，注重隐私权，喜欢一片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对自己的经历、家庭情况等信息不愿轻易暴露。特别是一些单亲家庭、困难家庭以及家庭有重大变故的士兵，对自己的家庭背景更是不愿公开，以至于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矛盾，不愿向组织、干部讲，甚至连战友、同乡也不愿说，增加了带兵人知兵和准确把握战士思想动态的难度。实际工作中经常有基层干部这样讲：“现在的战士，你给他掏心窝子，他却无动于衷。”这种现象，一方面折射出基层指挥员知兵和做思想工作的能力弱化，招法不多，另一方面也说明现在战士思想行为的隐蔽性。带兵实践告诉我们，知兵是带兵的前提。要做好战士思想工作就必须准确把握战士的真实想法。因此，带好兵就必须提高带兵人知兵的能力。工作中重点把握好三点：一要善于查端倪。“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变”是洞察士兵心理变化的重要途径。心理学表明，人的心理是一个多层次结构，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以

同一个模式一成不变地表露出来。特别是新时代的战士，心理呈现多重性、多变性、隐蔽性，把握这样一个群体的心理变化，就必须学会察言观色，既要观察情感变现，也要观察行为动作；既要观察干部在场的表现，也要观察干部不在场的表现；既要观察在营区内集体活动中的表现，也要观察外出单个行动的表现。从战士的情绪好坏、工作劲头、饭量增减、睡眠状态、来往信件、交往频度等外在行为信息，准确判断战士的内在思想变化。二是 要学会用载体。“善借于外物”是指挥员掌握官兵思想动态的重要手段。要充分发挥“三互”、“双四一”、武警委员会、党团组织的功能，让官兵的思想在活动中流露出来；要定期召开士兵代表会，落实谈心制度，建立意见箱、师团领导联心卡、官兵互动电子信箱等，畅通民主渠道；要坚持诚信带兵、真心爱兵，夯实官兵互信的基础；要针对与其家庭、同学、老乡联系制度，多方位了解官兵真实思想；要建立思想分析制度，特别是在遇到形式任务变化和突发事件等情况，以及退伍、提职、入党、考学、士官改选等时机，及时进行思想分析，掌握官兵思想变化；要建立战士跟踪考察档案。从一入伍就对其心理现象和各种行为表现进行记录，在动态中把握官兵思想变化。三要潜心摸规律。思想活动是有规律可循的。形式的变化、任务的转换、重大政策的实施、环境的变换、家庭的变故、个人境况的改变等，都会给官兵带来影响，引起思想上的某些变化。同时，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家庭，不同岗位、不同入伍的官兵，往往关注点不一样，引发 的思想问题也不同。对这些情况，带兵人要勤了解、勤思考、勤研究、勤总结，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努力把握内在规律。从而对官兵的思想问题做到早预测、早发现、早解决，把握思想工作的主动权。

二、面对官兵价值观念变化带来的挑战，带兵人必须不断提高 调动官兵工作积极性的能力

三、面对职能任务拓展带来的挑战，带兵人必须不断提高统筹 工作任务的能力

四、面对人际关系变化带来的挑战，带兵人必须不断提高处理 敏感事务的能力

五、面对各种不安全因素频发带来的挑战，带兵人必须不断提 高应对安全危机的能力

六、面对兵员素质变化带来的挑战，带兵人必须不断提高发挥 榜样带动作用的能力

第四篇：新时期税收面临的挑战

新时期税收面临的挑战

一、税收在宏观经济运行周期中的作用

当前，社会各界对宏观经济运行形势非常关注，对宏观形势进行预测的机构很多，理论界研究这类问题的文章也很多。应该说这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质量提高的一个表现。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经济大起大落的现象非常严重，现在几乎不可能再出现那样的情况。因为政府机构和学术界中的专业人士都在密切地关注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动向，一些问题刚出现苗头，正所谓 “风起于青萍之末”，就会被一些专家、学者抓住。这些问题抓住以后，由于经济形势分析的传递渠道很畅通，很快就能够反映到决策上。2004年第二季度我国集中出台了一系列调控的政策和措施，与1993年相比，可以说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从总体上看，2004年以来实施的宏观调控措施要比1993年早，因此效果也比较好，这说明我国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对宏观调控的认识水平和把握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在这些宏观调控措施里，税收也应是其中重要的一项。但是，就目前来看，研究税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税收在经济运行周期中的作用的文章并不多。在经济过热时，哪些税收因素对过热的经济起了推波助澜或降温的作用 ； 在实施紧缩性宏观调控时，税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措施进行反周期调节，使过热的经济降温了。至今我还没有看到一篇有关这方面比较全面的、高质量的分析文章。就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而言，在税收政策中有很多因素值得关注。举一个例子，2004年出口退税机制的改革是一项对经济有较大影响的税收政策，对保持外贸进出口的良好形势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从宏观经济发展来看，这项政策中的某些因素的短期效应对2004年的经济过热也产生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2004年我们把以前政府欠企业的出口退税全部还清了，这就相当于增加了企业的流动资金，这对宏观经济显然是一个 “升温” 的政策。还有一些政策起到了反周期调节的作用，如2004年欠税清理了不少，欠税是企业占压政府资金，清理欠税就是反周期调节，相当于紧缩银根的政策。还有，加强征管也是反周期调节，征管加强了，征收率提高了，企业偷逃税就少了，有利于抑制投资膨胀。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在我国的税收政策中，有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正向调节作用的，也有产生逆向调节作用的。当然，有时一项政策的实行，既有正向作用，也有逆向作用，是很复杂的，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我觉得税收理论界在这个方面分析不够，研究不深，而这样的分析又是政府决策迫切需要的。税务部门对于税收政策效应的研究，分析具体效应的多，分析宏观效应的少，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欠缺。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税收研究人员对于宏观经济运行把握不够，对宏观经济理论学习不够。所以，在经济运行周期中，很少有人提出来，税收应该进行哪些反周期调节。当前，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必须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减少波动，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这其中税收是论文格式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对此的分析和研究都不够，全国性的研究不够，各省的研究也不够。这是税收科研领域一个薄弱的方面。在社会各界研究宏观经济的时候，很多部门的研究人员和学者都发表了很多意见，较少听到税务界的声音，这说明我们这方面研究的水平还比较低。所以，税收研究工作要提高研究质量，必须要大力加强税收综合性研究，加强对税收政策宏观效应的研究。否则，我们的很多成果在操作环节有用，到了宏观经济领域就发挥不了作用。我们很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提高税收研究的水平，使税收研究工作再上一个台阶。在社会上研究宏观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的时候，应该有税务界的声音。应该让社会各界认识到，在讨论这些宏观经济问题时，一定要听听税务界的意见。

二、财税工作的中长期战略目标

这个问题是由财税系统长期致力于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以下简称“两个比重”）的战略联想起来的。最近一段时间，财税部门的领导和财税理论界对“两个比重”问题很少提了，原因何在？因为近年来“两个比重” 逐年提高，已经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不考虑社会保障费，与一些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也相差不大。现在的情况是，在 “两个比重” 问题上，过去的战略不合时宜了，但能够在社会各界达成共识、既科学又合乎我国实际、并且能够指导下一步财税工作的战略提法还没有，这说明现在是一个模糊的时期，是需要研究人员发挥作用的时期。我们应当分析 “两个比重”，为确定今后财税工作战略提出我们的意见。我的基本看法是，现在我国政府占用的财力资源（包括预算内的收入和预算外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已经不是很低了。我国的预算口径跟西方国家的预算口径相差很大。最重要的差别是，他们的政府收入中包括社会保障收入，并且社会保障收入占政府全部收入的比重一般都要达到1/3左右（如美国、日本、英国等市场经济国家），一些高福利国家的上述比重还要高（如瑞典、芬兰）。美国政府收入（不包括社会保障收入）占GDP的比重在21%左右，日本在20%上下。2004年我国的预算收入（不包括4 000多亿元的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19%，与日本相似。加上社会保障收入，我国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将近23%。但我国社会保障收入总体水平比较低，仅占GDP的3%～4%，美国社会保障收入占GDP比重超过10%。另外，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自1994年以来也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近年来大体保持在55%左右，2004年已达到60%左右，基本实现了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初衷。因此，我们现在有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 我国财政收入比市场经济国家低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保障收入部分过低。而我国不包括社会保障收入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不是很低了。政府履行职责、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到底应该从GDP里拿多少钱用于政府的开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国债也是一种政府占用的财力资源，其发行额度确定在什么水平比较合适，值得研究。对于政府在全社会财力资源中的集中度的问题，为什么前几年没有给予关注，现在要给予关注？因为前几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较低，要保证政府履行基本职责，就一定要提高这一比重。但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从未来3～5年税收收入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还会继续提高，这个趋势至少还会持续几年。但是，这个比重不应该无限提高。因此，我们要研究提高比重的目标应该是多少。这个问题值得认真研究，既要做规范性研究，也要做实证性研究，因为需要政府确定一个比较合适的比重作为财税工作的战略目标。

三、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怎样看待我国的现行税制？我个人认为，现行税制已经运行11年了，应该重新设计。因为现行税制是1993年设计的，今天的现实状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按当时的经济形势、当时的指导思想设计的税制已经不适应今天经济发展的要求了，应该根据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按照新的指导思想，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来设计新的税制。1993年设计现行税制的时候，把治理通货膨胀、遏制经济过热作为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因此就有了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等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现在看有不妥之处。因为通货膨胀是经济运行周期中的短期现象，治理通货膨胀也是一项短期任务，而税制是要在一段较长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不能朝令夕改。因此，在设计一个长期的税收制度时，如果过多地容纳了短期的政策目标，显然是不合适的。比如1998年，虽然出现通货紧缩、投资低迷情况，却还要维持对投资课以重税的政策，而当时不可能根据经济运行周期来重新设计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税制。我认为，一个税制和经济周期的联系应该是比较小的，不应该和经济周期的某个阶段有非常大的关联。否则，经济运行稍有波动，税制对经济发展就会产生负面影响。1993年税制改革时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保持原税负不变。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当时要推出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解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税制改革必须为分税制提供基础。保持原税负就是要确保税收收入不能有太大的波动。按照这样的原则，设计税制时，就要预先进行收入的测算，主要税种的税率（比如增值税税率、企业所得税税率等）就是根据这样的测算确定的。当时的原税负是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税收负担水平，而新的税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适用的。这样确定税收负担的结果是 ：在若干个主体税种上，现行法定税负水平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应该承担的税负水平相比是偏高的。当前研究税制改革，必须改变保留原税负这个原则，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科学地确定税负水平。那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税收负担是按什么原则确立的呢？我认为，第一，是保证政府的基本论文格式需要。市场经济的政府也需要维持政府运转的各项支出，因此税收必须要有一定的规模，否则政府无法维持。税收规模太小就得借债，但是借债是有限度的（比如占GDP的比重不宜超过3%，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宜超过60%）。第二，要使我国的经济有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我们再来看看1986年美国里根政府所实施的税制改革。里根总统进行以减税为主要特征的税制改革有两个目的 ： 第一，要保持美国技术创新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第二，要进一步增强美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这是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很多研究美国历史发展的人认为，那次深受供给学派影响的税制改革，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发展带动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政府的税制改革能够促进经济的大发展，与其指导思想的正确确立密不可分。我国现行税制中某些因素对于技术创新、技术进步鼓励支持不够。比如，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标准有很多的限制，包括研究与开发费用（R&D）。在这样的税收环境下，我国企业R&D占销售收入比重只占1%，这几年略有增长，但是还不到2%，而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的跨国公司都在10%以上。技术进步是需要投入的，我国对于技术研发的低投入必然导致技术进步缓慢。设计税制改革方案应该从遵循市场经济的税制原则来考虑。在税负设计的问题上，至今在我国还没有形成共识，社会上还没有普遍认识到应该如何鼓励技术创新，如何提高企业竞争能力。现在的经济发展靠什么？靠技术。目前我国低水平重复建设很严重，很多投资是没有技术含量的，比如年产20万吨的小水泥厂，类似这样的低水平生产太普遍了。市场经济是在竞争中发展的，竞争的核心是技术创新。目前我国的税制中缺少鼓励技术创新的内容。当前研究税制改革，可以借鉴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时的一些设计思想。我国在这方面确实比较落后，但是落后并不可怕，关键是我国现在的制度还没有提供缩小差距的机制，这才是令人非常担心的。我们一定要努力缩小这方面的差距，调整原来计划经济时期确定的税负水平，设计一个能够鼓励创新，鼓励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竞争能力的税制，这种税制才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之有效的税制。今天我们用鼓励创新，鼓励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竞争能力这样的原则来评估现行税制，就会对新税制的设计方向有很多新的认识。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一个税种、一项政策进行研究，一定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以长远的、发展的眼光来考虑税制问题，这样才能建设一个促进我国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税收制度。

四、税收调节收入差距，保证社会公平的作用

现在我国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收入差距拉大，在我国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引起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其实收入差距拉大说到底还是经济学里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当前，城市与农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以及不同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在拉大，有关反映公平的各项指标都表明，尽管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我国的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在发展之中。从社会公平方面来看，我国的税制应该是什么样的税制？我认为这个问题现在也没有论证清楚。例如，关于个人所得税改革，在税制形式上的转变讨论很多，是实行分类税制，还是综合税制，还是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但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即如何调节收入差距）、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目标（即改革后能够使基尼系数降到什么水平）等一些基本问题研究得很不够。这里讨论有关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即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对股息、红利的重复征税问题。现在各国都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也纷纷采取措施来消除重复征税（当然目前做不到全部消除，只能部分消除）。消除重复征税的方案很多，问题的核心是减少对企业所得税的征收，还是减少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美国总统布什的做法是减轻股息、红利的个人所得税，这一做法引起了美国国内广泛的批评，说这一做法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会使美国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布什总统如此为自己辩护：给富人的投资收益减税以后，将增加富人的收入，富人就会增加投资，从而给穷人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这样对富人、穷人都有利。所以，尽管此项政策会拉大收入差距，但是从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说，达到了“帕累托改进”，因为穷人、富人的处境均有改善。那么，我国应该如何消除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对股息、红利的重复征税？肯定有不同意见，但是我认为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要注意两点：1.我国居民收入的增加将直接增加居民储蓄。在中国，大部分储蓄的目的是为了将来的消费支出，包括可预期的和不可预期的，储蓄增加可能不会提高私人投资的意愿。2.要综合考虑股息、红利与居民储蓄存款利息之间个人所得税的负担平衡问题，以及股息、红利这类非勤劳所得与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等勤劳所得之间个人所得税的负担平衡问题。个人所得税收入在全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例不是很大，但这个税种的政治性、政策性很强，对它的功能一定要深入研究。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不论是对工资、薪金征收，对劳务报酬征收，还是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征收，都必须明确征税的目的，目的不明确，税制无法设计。公平有很多种，比如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个人所得税主要针对结果公平。当然，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所得税，还有机会公平、竞争环境的公平问题，等等，需要其他政策、措施来解决、规范。比如，本届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包括减免农业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增值税、营业税的起征点，等等，采取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在解决结果公平上扮演什么角色关系重大，税务部门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因为这对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国家大政方针是非常重要的。

要推动全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统一思想，统一认识。

第五篇：我国纺织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及应对策略

我国纺织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及应对策略

我国纺织工业2007年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克服和消化了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下调、多种要素成本上涨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行业整体上保持了较为平稳的发展，但同时出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企业优胜劣汰加剧、困难企业增多的情况。进入2008年之后，人民币升值加快，美国市场需求疲软，加之南方雪灾的影响，第一季度行业生产、投资、出口、效益等各项经济指标增长速度均有所放缓，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

企业优胜劣汰加快，两极分化明显

2007年以来，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中，规模以上纺织企业消化了多种不利因素带来的利润损失，行业整体上仍保持了较为平稳的发展；但从行业的结构变化中发现，企业优胜劣汰进程加快，两极分化现象明显，有2/3企业陷入困境。

纺织工业协会对2007年1～11月数据进行了分析，纺织工业规模以上企业44232户，实现利润总额1063.46亿元，平均利润率3.97%。其中利润总额的90%是由利润率大于3.97%的1.4万户企业取得的。这些企业约占全行业的1/3，平均利润率达到8.46％,比2006年提高1.35个百分点。他们加快创新和产品结构调整，化解了诸多成本提高的不利因素，从而适应了新形势，在国际竞争中争得了主动，也带动了行业整体的持续较快发展。

而平均利润率小于3.97%的约占行业2/3的30161户企业，其利润只占全行业的10.8%，平均利润率仅为0.74%，比2006年同期1.19%下降了0.62个百分点，处于亏损的边缘，其中亏损企业达到7506户。对于他们来说，形势发展带来的压力进一步增大，消化继续增加的不利因素的能力已十分有限。这部分企业涉及职工700多万人，如果考虑到规模以下企业，影响面还要大得多。

到了2008年，情况更加严峻。上述占全行业2/3的3万户企业平均利润率由0.74％降为-0.67％，由上年的微利变成亏损。其中亏损企业达到11,072户，比去年11月底增加47.51%。

多重因素集中作用，困难前所未有

1、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

2007年绝大多数企业都为职工普涨工资，基础工资水平上涨在10％以上。今年随着物价上涨，提高幅度将远高于去年。正式生效的新《劳动合同法》加快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成为企业反映最普遍的问题。

首先，纺织服装企业赶订单加班很普遍。如果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支付加班工资，工作时间增加50％，加班工资将比法定工时工资高出90％。

其次，以往的社保不能跨地区转移致使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落实社会保险。据调研，有的国有企业为95%以上的职工缴纳了社会保险，但大多数企业执行情况并不理想：浙江省纺织企业职工参保率仅在6.5%～48%之间；广东地区以前是按比例要求企业上社保，大部分也是按最低工资标准，有些地区企业出360元，个人出148元。如严格执行，企业将为每个职工多支付基础工资收入20%～40%以上不等的社会保险。

从立法目的来说，加强了对劳动者利益的保护，但是目前确实对传统制造业造成很大影响。纺织服装行业由于企业用工多、工人流动性大、生产季节性强、经常加班加点、多实行计件工资制，受到的冲击更大更明显。据估算，基础工资、加班费和社保这三大块如果严格落实，人均劳动报酬将比上年提高一倍左右，企业难以承受。

2、人民币持续升值影响大

去年全年人民币升值达到6.44％，对出口企业的影响最大。广东盐步镇某出口企业的内衣，2006年报价每件1.87美金，折算人民币每件14.22元；2007年报价升为1.95美金，才折合13.90元。去年汇率损失约500万元，今年估计700～800万元。浙江平湖一家为迪斯尼、H&M等国际知名品牌加工服装的企业在依靠议价能力消化700多万元汇率成本后，仍然有200多万元的汇兑损失，企业利润率因此下降约1.5个百分点。

虽然企业对升值的中长期有判断，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在节奏上很难把握。河北容城、宁晋的出口服装加工企业说，二三月份正是接单的季节，订单虽然很多，但不敢接单。因为无法预测今后几个月汇率到底是多少？有的先前接了单子，现在叫苦不迭。一些企业在座谈中说：“ 经过20年发展，厂区漂亮了，设备先进了，产品水平提高了，但由于政策变化，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反而下降了”。

3、出口退税率下调直接抵消出口利润

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退税率下调，直接抵消企业的出口利润，冲击较为明显，难以消化。国外进口商一般认为出口退税率下调是政府行为造成的，与市场无关，普遍不接受议价。广东沙溪金鹰王公司说，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使企业不敢贸然加价，提价就有失去市场的风险。

目前有进口商故意利用出口退税政策的不确定预期作为压价筹码，迫使企业接受比较低廉的价格。

去年下半年以来的从紧货币政策，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江苏盛泽镇分析，该地中小企业贷款成本除按照基础贷款利率上浮20%外，加上担保成本1.8%，再加上贷出来都是现金，综合成本达到12％～13％，企业负担很重，基本上替银行打工；江苏张家港市某企业介绍，由于货币政策影响，企业现金流紧张，上下游企业用银行票据付款，但现在贴现利息飞速上涨，已经从2007年1月的3.08%上升为6.05%；广东沙溪企业反映，承兑汇票手续费有了十几倍的增长；湖州织里镇企业由于目前贷款困难，民间借贷年息已从2007年的10%提高到2008年的12%。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行业优势企业也出现了“贷款难”。山东魏桥集团反映，企业购买棉花原料有一定的季节性，短期内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国家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银行增加贷款的可能性不大，部分企业甚至面临着贷不到款的危险，这种情况势必造成棉花价格的不稳定。

5、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突出

“招工难”问题在广东、福建等地较为严重。广东佛山祖庙的童装企业反映，全街道2400家企业中，往年一线用工7万多人，现在只召到5万，存在较大缺口。造成企业一些订单不敢承接。张槎光大公司说：“办厂十几年，今年招工最难。”2000人的企业，招工缺口有200多人。反映缺口较大的主要是缝合工等熟练工种，其实质是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

“招工难”不仅存在于珠三角地区。调研组在河北容城的一个服装厂门口看到，尽管“招收熟练缝纫工600名”的大字标语十分醒目，但应聘情况却很不乐观。企业负责人介绍说，这条标语从过春节就挂上了，人一直未招满。目前，容城服装企业人均工资已达1300元/月左右，但仍缺乏吸引力，企业缺员成为普遍问题，大部分企业用工缺口都在20～30%，还有更严重的，缺口达30%以上。

但是在广东的虎门、深圳等地，一些大企业反映近期招工形势好转。估计是劳动力正流向有吸引力的优势地区和优势企业。

另一方面，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紧缺更为突出。福建晋江经济发展局表示，受到区域环境和配套环境的制约，该市纺织企业对人才吸引力不足，住房、子女入学、个人提高机会都很欠缺，使得纺织服装创新所需人才资源匮乏。

6、美国等主要出口市场疲软

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后果在去年下半年逐渐显现，导致美国市场需求不足，美国客户订单数量减少和推迟下单时间。其中一些大数量、低价位订单的流矢与我国出口价格上升有关。深圳某服装出口公司的产品出口美国占50％左右。2007年订单数比2006年同期下降12.93％，出口金额基本持平；今年1～6月份又比去年下降63.39％，全年的下降趋势已成定局。企业担心这种现象扩大到其他市场。

7、滑准税对棉纺企业影响明显

在山东，棉纺行业的总产值占到全省纺织总产值的50%以上，棉纺总锭数超过3000万锭的规模，占到全国棉纺锭数的近1/3，山东省去年棉花缺口达300万吨，占到全国缺口的60%以上，因此棉花滑准税对山东纺织服装行业的影响是巨大的。

8、“两机”进口政策影响棉纺织企业设备更新

棉纺织企业使用的自动络筒机和喷气织机（“两机”）自2007年取消进口增值税减免政策，造成用进口先进设备的投资成本增加17%。广东、山东的棉纺厂等棉纺织企业反映了进口自动络筒机征收增值税问题。

9、环保压力越来越大

浙江很多地区为严格项目建设环境准入，无论申请企业资质如何，对印染项目一律不予审批，造成几乎全部新技术项目无期限推迟。海宁等很多具有集群优势的县镇已经出现了印染行业生产能力不能满足上下游需求的问题，产业链无法衔接，印染在浙江产业集群地区已经逐渐成为纺织产业调整升级的瓶颈环节。

广东珠三角地区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尽管印染企业增大投入，但仍然面临退出的难题。如佛山市要求张槎的36家针织印染企业在2009年底前必须全部搬出；深圳市虽然没有明确时限，但硕果仅存的六、七家印染厂近期搬迁也是大势所趋。这样势必切断了地区的产业链，丧失了产业集群的优势，对提高产品档次和附加值造成影响，最终影响到产业升级。

10、土地资源紧缺

11、原材料能源运输价格上涨幅度大

浙江绍兴煤电和蒸气价格上涨50％，运输费提高一倍；织里镇水价上涨一倍。广东小榄镇统计，2007年内，与石油相关的化纤原材料涨价30％，棉纱等原材料涨价也近10％，辅料涨价3％～5％不等，包装材料涨价达20％以上；福建长乐运输费用提高了100～200元/吨。

困难因素分析：“内忧外患”有待化解

分析以上各种困难因素，有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不同情况：

一是行业内部长期粗放经营和体制改革过程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如广东虎门镇的领导指出，2007年的一些矛盾在近几年已经初露端倪，是产业和企业自身长期存在问题的积累，集中在去年凸现；沙溪镇分析，许多产业集群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主要依靠低成本，以贴牌加工为主，产品设计研发能力薄弱，缺乏自有品牌，出口议价能力不强，总体利润水平偏低，体现为抗风险能力差。一旦外部环境变化，势必措手不及，陷入困境。

二是国际新形势、新情况带来的经济贸易环境的变化，如美国次贷危机、国际经济疲软，企业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三是由于我国处在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构建和谐社会的时期，为了防止经济增长过热和全面通货膨胀，企业必然要面对诸多挑战。

外部环境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主要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国内经济环境和国际贸易环境等多重因素在短时期内集中发挥作用，且力度较大，使企业很难在短时期消化和调整，盈利能力明显下降，大部分企业很难承受。

直面严峻挑战，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面对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纺织企业认识到：随着全球纺织产业转移进程推进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纺织产业日趋成熟，国际市场竞争也会愈加激烈。在这样的环境下，必须端正对产业调整和升级的思想认识，发觉自身不足，积极地采取各项措施应对，主动进行调整提升。

1、坚持技术进步，加强研发能力

2、推进品牌建设，提升产品竞争力

在困难形势下，品牌企业具有较强的产品议价能力，可以有效消化成本上涨因素，使许多企业已经意识到到自有品牌的重要性，进行不同形式的品牌培育和推广。广东中山依之舍公司拥有自主品牌的内衣，年销售1.8亿元，出口7000万元，具有很强的议价能力，可以一个季度换一个新价格，成本上升因素全部可以消化掉。当然，在自有品牌之外，该公司还具备产品设计、产品质量、先进设备、精益管理和客户服务方面的优势。

3、加速设备更新，提高劳动生产率

加大对装备更新换代的投入，尤其是自动化程度高，节能降耗效果好的新型装备，来缓解产品结构调整和用工成本上升的压力。

4、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完善产业配套

一些地方注重了服务平台功能的延伸和完善，开展专业市场建设，共性技术支撑服务、人力资源开发、区域品牌推广等。如福建泉州市丰泽区投入了200多万元建立区人力资源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培训、管理和引进服务，解决企业劳动力特别是熟练技工短缺的问题

5、坚持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

有的企业反映，在多年来节能减排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存在难度，急需新技术的支撑，也亟待出台可操作的行业化能耗标准。

6、加强企业管理，稳定职工队伍

企业呼吁尽快建立起劳动力市场的档案制度和信用管理体系，减少劳动力恶性流动，保障劳动力市场秩序。

7、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开拓两个市场

纺织出口企业在市场方面寻找新的出路。广东佛山光大公司一是调整出口市场布局，在美国市场之外，开拓欧盟及新兴经济体市场，降低风险；二是调整内外销比例，利用产品质量和加工水平的优势，适当转移到内销市场。同时，采取多种金融工具和结汇方式，降低汇率风险。山东文登工艺家纺企业开始开辟国内市场，已在全国各地设立了500多个专卖店，正逐步形成市场营销网络。内销利润明显高于出口利润，但是资金占用大，回笼慢，库存增加，营销网络建设及自有品牌宣传更需要大量资金，也存在一定风险。

8、落实社会责任，构建和谐关系

9、开展各种培训，注重人才培养

行业坚持创新驱动，加快产业升级

行业中的骨干企业在结构调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调研中，浙江、江苏、广东的一些优势企业采用了先进技术装备，加大研发投入，注重自主品牌在海内外市场的成长；有些自主品牌企业站到了国内的中高端市场，有些出口企业以自身品质和管理基础进入国际著名品牌的跨国供应链，都为行业持续发展做出了主要贡献。这些企业普遍重视企业文化和人性化管理，重视节能减排，履行社会责任。他们发展的着眼点落实在加快创新和产品结构调整，化解了诸多成本提高的不利因素，从而适应了新形势，在国际竞争中争得了主动，也带动了行业整体的持续较快发展。各类金融投资机构应该关注这些纺织优势企业，对他们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给予资金支持。

中国纺织工业已进入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当前遇到的诸多困难和问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要从纺织大国发展成纺织强国，作为充分竞争的纺织工业，必须把握住战略机遇期，主动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才是根本的出路。

要落实创新驱动的方针，推动产业升级，增强产业创新能力，提高科技创新和自主品牌对纺织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坚持以人为本，加强科学管理，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和核心竞争力；

扩大对外开放，在全球化条件下发挥优势，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加强行业自律，维护国内外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困难企业压力增大，急需政策扶持

对于全行业2/3的困难企业，形势发展带来的压力进一步增大。尤其是进入2008年以来，企业两极分化的局面加剧，困难企业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尽管由于突发雪灾、春节假期等偶然因素，一季度的运行情况并不能代表全年的发展趋势。但是，由于国际市场疲软程度超出预期，国内各项成本压力进一步加大，2007年宏观调控政策的滞后效果将不断释放，预计各项经济指标增速水平将低于年初时做出的判断。

这一现象必须引起行业内外，特别是政府宏观调控部门的高度重视。在目前国内外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多数纺织企业经营遭遇严重困难的情况下，确实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和节奏，给企业一定的缓冲期；同时，要从实际出发，对相关的政策进行适度调整，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减轻企业负担，使其有时间进行主动的结构调整和升级，增强自身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纺织行业是民生产业，事关两千万职工就业和一亿农民的生计。在今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纺织行业在稳定就业，稳定出口，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仍将发生重要作用，所以纺织工业能否健康平稳的发展，事关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大局。这既要靠企业自身努力，也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如上调纺织品服装出口退税率，取消进口棉花滑准税，恢复“两机”进口免关税增值税，对纺织企业技术改造、节能减排、新产品开发等给予政策扶持等。同时尽快出台《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结合实际情况对不同生产力水平的地区和行业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