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教养的历史、发展

第一篇：中国劳动教养的历史、发展

劳动教养的历史、发展

1．前言

劳动教养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我国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初创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劳教制度成功地教育挽救了380多万劳动教养人员，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其在巩固社会主义民主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和减少犯罪等方面发挥了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但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这项制度从它建立之初便存在着众多的不合理性，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形势的快速发展变化，以及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日趋完善，这项制度方方面面的不合理性日益凸现，无论是从政治、理论、法治建设，还是在适应国际人权斗争方面均要求必须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改革。作者认为我们不应单纯的去讨论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而是应把劳动教养立法放在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大背景下，充分吸收和借鉴劳动教养制度中的合理成份，以及近年来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从全新的角度重新构建我国的法律制裁体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教养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危机，为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找到真正的出路。2.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历史作用 2.1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创建于20世纪50年代。1955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完成，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得到有效稳固。但在当时的全国政治形势、社会形势仍然非常严峻。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明确规定：“对在肃反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为立功而应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宜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去又会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这是国家提出的第一个关于劳动教养的指示。1956年1月10日，国家又发布了《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2]，对劳动教养的性质、任务、指导原则、审批权限、领导和管理等问题作了原则的规定。从此，劳动教养机构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1957年8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于8月3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3]，这一决定被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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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 页 视为我国第一部劳动教养法规，也被视为我国劳动教养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劳动教养制度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国家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劳动教养工作逐步恢复并得到迅速发展。1979年11月2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于12月5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82年1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发布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具体实施作了详细规定。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根据社会公共治安领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在1986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年通过《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通过《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劳动教养的范围作了扩大。此外，一些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有关规范性文件也对劳动教养制度的具体适用做了相关补充。特别是，1991年至1993年，司法部先后以部门命令的形式发布了7个与劳动教养制度相关的行政规章，其中包括《劳动教养人员生活卫生管理办法》、《劳改劳教工作干警行为准则》、《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劳动教养管理工作若干制度》、《劳动教养人员守则》和《劳动教养教育工作规定》[4]，这些规章制度对劳动教养工作的许多方面都做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使劳动教养工作全面走上了相对规范道路。1994年1月，司法部依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在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上提出了创建现代化文明劳教所的奋斗目标。在随后的十余年中，全国各地劳动教养场所的创建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2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作用

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一大创举，是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自1957年正式建立以来，迄今已走过50多年的发展历程。这50多年来，全国各地劳动教养场所共收容改造了380多万名劳动教养人员，成功挽救了一大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劳教人员，教育并成功转化了一大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法轮功”痴迷者，并使一大批的毒品受害者成功戒除了毒瘾，重新步入社会。这些人员在经过劳动教养场所的教育和转化后重新回到社会中大多数都能够遵纪守法，成为了能够自食其力的新人。[5]劳动教养制度为维护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预防和减少犯罪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通过组织进行劳教生产，不仅为社会创造了一定的物质财富，也从经济上减轻了国家执行劳动教养制度过程中的财政负担，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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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 页 40多年来，劳动教养在以下几个方面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

（一）劳动教养的性质与宗旨

在劳动教养制度建立之初，劳动教养既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方法。其主旨是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以维护公共秩序和有利于社会的建设。③至80年代初，劳动教养被确定为“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其主旨也被进一步明确为：“在严格管理下，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技术教育和劳动锻炼，把他们改造成为遵纪守法，尊重公德，热爱祖国，热爱劳动，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之材。”④与以前相比，主要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不再把劳动教养作为对被劳动教养人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二是将劳动教养明确规定为一种“行政措施”和一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90年代初，司法部又具体规定对劳动教养人员要按照“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实行强制性的教育改造。⑤此后，国务院又认定：“劳动教养所是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⑥这实际上既重申了劳动教养是一种教育改造措施，又首次确认了劳动教养也是一种治安行政处罚措施。

（二）劳动教养的对象和范围

最初确定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人，是以下4种人：

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4、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⑦至80年代初期，收容劳教的对象被进一步规定为以下六种人：

1、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2、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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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 页 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

3、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

4、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

5、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

6、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⑧并规定对精神病人，呆傻人员，盲、聋、哑人，严重病患者，怀孕或哺乳未满一年的妇女，以及丧失劳动能力者，不应收容。⑨后来，又明确规定对赌博，制作、出售或传播淫秽物品和经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亦可实行劳动教养，对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应当实行劳动教养。⑩对于劳动教养对象的家居范围，早期并没有明确规定，1979年12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将劳动教养收容人员限定为“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对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也可收容劳动教养。⑾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动教养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中又规定：“铁路沿线、交通要道的城镇吃商品粮的人，需要劳动教养的，可由县公安局整理材料，报经地区（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近年来。随着农村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一些地方开始把劳动教养的适用面扩大到农村，如山东省就颁布了由省高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联合制定的《关于在集中整治农村社会治安斗争中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专门就此作出部署。⑿

（三）劳动教养的审批

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或者它们委托的机关批准。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决定》改为规定：对于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省、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成立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1982年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重申了前述规定。⒀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动教养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中，对收容劳动教养具体审批工作作了补充规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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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 页 教养的审批机关设在公安机关，受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委托，审查批准需要劳动教养的人。”

（四）劳动教养的收容期限

早期的劳动教养，并未规定明确的收容期限。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决定》才确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至3年，必要时得延长1年。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又对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和减少劳动教养期限的条件与审批权限作了具体规定：提前解除劳动教养，一般不超过原劳动教养期限的二分之一；延长劳动教养，累计不得超过1年；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和减少劳动教养期限，均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⒁

（五）劳动教养的管理

最初的劳动教养工作，由民政、公安部门共同负责领导和管理。80年代初，公安部正式成立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各省、市、自治区和大中城市公安机关相应设立劳动教养工作机构，具体管理这项工作。⒂1983年，劳动教养机关的隶属发生重大变化，劳教管理机构转归司法行政部门领导，对劳教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也随之改由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机关负责。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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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简介

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简介

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建立的，依照法律规定，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为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

对需要收容劳动教养的人，由省(区、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下设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被决定的劳动教养期限大多数为一年，少数为一年半左右，极少数为三年。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请求复议，也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提起诉讼的被劳动教养人可以请律师辩护。各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在审查和决定劳动教养时，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由司法行政部门的劳动教养管理所收容并进行教育改造。劳动教养管理所凭《劳动教养决定书》和《劳动教养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接收劳动教养人员。对没有这些法律文书或者文书所载内容与实际不符的，以及劳动教养法规规定不应收容的精神病人、呆傻人、盲、聋、哑人等严重残疾、病患者，怀孕或者哺乳自己婴儿未满一年的妇女等，不予收容。

劳动教养管理所依法保障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劳教人员可以依法行使选举权，宗教信仰自由，人格尊严不受侮辱，人身不受体罚和虐待，个人合法财产不受侵犯，通讯自由；家属可以经常来所探视，劳教所可以提供住处允许劳教人员夫妇同居；家里有特殊情况和有悔改表现的劳教人员，经批准可以回家探视或休假；劳教人员对劳动教养管理所的工作有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等。

中国的劳动教养工作，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立足于教育，着眼于挽救。要求劳教工作干警对劳教人员做到“三像”，即像老师对待学生、父母对待子女、医生对待病人那样，耐心地帮助劳教人员改恶从善。劳动教养管理所也是教育人、挽救人的特殊学校(绝大多数已办成了劳动教养学校)。劳动教养管理所按比例配备专(兼)职教师，对劳教人员开展法律常识、道德、时事和文化知识等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制观念和文化素质，教育时间平均每天不少于3小时。

为有利于劳教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就业，劳动教养管理所还对劳教人员进行职业技术教育，不少劳动教养管理所办有电脑、裁剪、缝纫、电器维修、木工、烹调、理发、汽车驾驶和维修等职业技术培训班。劳教人员学习文化和职业技术经考试合格的，发给社会承认的文化或技术等级证书。

由于不少劳教人员是因为好逸恶劳、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他人财产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所以劳动教养管理所还组织他们进行习艺性的生产劳动，以转变劳教人员不劳而获的恶习，帮助他们学习劳动技能，培养他们自食其力的能力和习惯。劳动时间和强度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在安排劳动时照顾劳教人员的性别、年龄、体力、技术水平等情况，建立安全生产制度，坚持文明生产，严防发生工伤事故，按照国营同类企业标准发给劳动保护用品和保健食物，生产所得的收益除发给劳教人员一定报酬外，主要用于改善劳教人员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劳动教养管理所依照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对劳教人员施以文明、科学、比较宽松的管理。要求绿化美化环境，完善教育、生产、生活设施，使他们在和谐、优美的环境下陶冶情操，矫正恶习。劳动教养管理所对劳教人员实行民主管理，建立“劳教人员民主管理委员会”，协助管理人员进行学习宣传、生活卫生以及文体活动等方面的事务性工作。劳动教养管理所对表现好并有帮教条件的劳教人员，可以安排到社会上“试工、试农、试学”；对表现较好，符合所外执行条件和身患疾病、符合所外就医条件的，可以决定所外执行和所外就医，这两类

人员约占劳教人员总数的10％左右。对在劳动教养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给予减少劳教期或提前解除劳教的奖励，受奖励人数在6O％以上。

劳教人员在劳动教养期间享有必要的生活待遇。劳教人员的生活费、医疗费由国家供给。生活标准相当于当地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劳教所设立劳教人员食堂，在生活标准内尽量调剂、改善劳教人员伙食，保证他们吃够标准、吃得卫生。要求食堂按月向劳教人员公布伙食帐目，严禁克扣。对少数民族劳教人员在生活习惯上还给予照顾。劳教人员宿舍要求采光、通风良好，有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保暖、降温设施。劳动教养管理所设置医院或卫生所，配备必要的医疗设备，有病及时治疗。劳教人员病重的，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办理所外就医。保证劳教人员有充分的休息时间，节假日休息。劳动教养管理所还设有图书阅览室和文体活动场所。劳教人员可以看书看报、看电视、电影，听广播，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艺、体育活动。

为保证劳动教养管理所严格执法和做好对劳教人员的教育、挽救工作，国家对劳教工作干警有严格的要求和纪律、法律约束。劳教工作干警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一定的专业知识，从事劳教工作前要接受岗位培训，掌握劳教工作法规和有关业务知识，工作期间还要定期进行业务培训，以适应工作需要。对侵犯劳教人员合法权益及有其它违法违纪行为的干警，依法进行严肃处理，对此，《刑法》、《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以及《劳改劳教工作干警行为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均有相应的规定。根据劳动教养的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劳动教养场所设驻所检察组，对劳动教养管理所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

为有利于劳教人员的罪错矫治和解教后的安置就业，劳教所还积极与劳教人员的家属、原工作单位和原居住地的政府及有关单位建立联系，采取“请进来”、“走出去”以及签订“联合帮教协议”等方法，对劳教人员共同进行帮助教育，促进他们改正错误，解决他们家庭生活中的困难，帮助他们解决解教后的就业安置问题；劳动教养管理所还邀请社会上的党政领导、知名人士以及一些改正恶习、做出成绩的“回头浪子”来所里作报告进行规劝或“现身说法”，使劳教人员体会到党和政府及社会公众对他们的期望和要求，增强改正错误的信心。对解除劳动教养的人，回原居住地落户，就业、升学等不受歧视。劳动教养制度建立40多年来，使那些处于犯罪边缘的人避免了继续违法和走向犯罪，起到了维护社会治安和预防犯罪的作用，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认识了罪错，不良行为习惯得到了矫治。据调查统计：经过劳教的人员返回社会后，他们中的90％左右的人能够遵纪守法、自食其力，有的还成了先进模范，成了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

我国共有300个劳动教养管理所，收容26万名劳教人员，其中除犯有盗窃、诈骗、赌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扰乱社会治安秩序行为的人外，主要是有重复卖淫、嫖娼和重复吸毒等违法行为的人。目前全国劳教系统正在进行创建现代化文明劳教所的跨世纪工程建设，计划在本世纪初将全国绝大部分劳教所建设成集校园式、花园式、军营式于一体的弃旧图新、培养人才的基地。

第三篇：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研究

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研究

(2010-08-23 12:00:35)转载 标签： 分类： 法律专著

劳动教养 劳教 杂谈

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研究

劳动教养，即“劳动”“教育”“培养”，俗称“劳教”，是国家政法机关对公民违法行为实施的一种强制性教育措施，制度设立的初期也是一种安置就业办法。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从前苏联引进的，它是前苏联针对未成年人的一种刑罚，但在我国形成了世界上中国独有的非刑罚惩罚措施。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规定，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不需法庭庭审定罪，就可以将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并苛以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行政措施。

不可否认，劳教制度从1957年开始在全国普遍实施以来的50多年历史发展历程表明，劳教制度对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预防和减少犯罪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劳教制度程序上的不正义性，劳教决定的随意性，受劳教人员权利的难以救济性，尤其是《行政处罚法》《立法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先后实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入宪，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公众对劳教制度原有规则形态和调控方式的合法性，正当性质疑的声浪不断提高，“废除”劳教制度成为中国法学家的普遍共识，其继续存在已经成为中国人权进步，法治进程的“绊脚石”，社会要求废除劳教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

2004年1月下旬，广东省政协委员联署由朱征夫发起要求废除劳教的提案，要求广东先行一步废除劳教制度，得到了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教授、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王卫红、广东经济管理学院法律系教授蓝燕霞、中新社广东分社社长陈佳、《羊城晚报》总编辑潘伟文等六位政协委员的附议。

2007年底69位中国学者和法律界人士联署发表了公开信，呼吁取消劳动教养制度。建议者以法律学者和律师为主，其中包括经济学者茅于轼、法学者贺卫方等。此事件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评为2007 年中国十大宪法事件。

2008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马克宁正式提交建议，呼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马认为，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违反《宪法》、《立法法》的规定，也违反了《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应当废除。

一、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发展历程。

中国劳动教养制度萌芽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人民政府为了收容、改造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游民、乞丐、妓女等，在各大城市先后成立了教养院，统称“生产教养院”，几十万游民、妓女经过改造成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我国的劳教制度是在借鉴“生产教养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951年至1953年，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逮捕，拘留了几百万犯罪嫌疑人，除了一部分被判处刑罚外，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罪行轻微不够判刑，或短时间内查不清问题，继续被关在看守所，拘留所。紧接着，1955年至195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全国党、政、军、群、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内部肃反运动，又有几十万人走进了拘留所、看守所，其中多数人是由于历史问题而被羁押，很难判刑。为了处理这一大批关在看守所、拘留所的人，中共中央在1955年8月25日批准下发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以下简称《8.25指示》），“指示”第六条明确指明：对这次运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因为立功而应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去又会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给与一定的工资。各省市应即自行筹备，分别建立这种劳动教养的场所。全国性的劳动教养的场所，由内务部、公安部立即筹备设立。务须改变过去一个时期“清而不理”的情况。这是中共中央首次提出劳动教养的构思。《8.25指示》规定：劳动教养机构应在省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设立一个由公安、民政、司法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小组进行筹备。劳动教养机构由民政部门出面，实际工作由公安部门负责。此后，中共中央相续颁布和批准了《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和《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劳动教养制度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

内部肃反运动由于其范围比较小，而且多是历史遗留问题，送去劳教的人并不多，全国也就十几万。但是1957年发动的反右派斗争，全国就有55万多人被打成右派，包括后来的朱镕基总理。如何处理这一批只动口，动笔，没有现实破坏活动的人，成为当时中央领导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总结劳教制度在“肃反”运动中的成功经验，劳教成为首选的方法。为了使党内决定合法化，1957年8月1日，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教制度。

《决定》规定的劳教对象范围远远超过了《8.25指示》，《8.25指示》确立的劳教对象只是全国的党、政、军、群、企事业单位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而《决定》将劳教范围一下子从“内部”扩大到“全社会”，1958年8月召开 的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进一步扩大了劳教范围，从全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扩大到少数不服管教的“巫婆”“神汉”“二流子”“懒汉”。《决定》没有规定劳动教养的具体时间，在社会上产生了“劳改有期，劳教无期”的不良反响，虽然1961年4月公安部《关于公安工作十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规定了劳教期限为二至三年，但在当时浓厚的政治斗争环境下，该规定根本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也没有谁监督该规定的执行，直到1979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才明确劳教的期限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可以延长一年。《补充规定》首次明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民政、公安、劳动部门负责人组成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领导和管理劳教工作。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做好劳动教养工作的报告》，对劳动教养的场所、经费、、干部、武装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试行办法》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关于劳教工作全面具体的法规。1983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劳动教养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实际上形成了公安机关决定劳教、司法机关执行劳教的责任分工体系。1984年3月26日，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通知，规定“地区一级需要办理劳动教养的，可成立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又规定：“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公安、司法、民政、劳动等部门负责人组成，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劳动教养审批机构设在公安机关，受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委托，审批需要劳教的人，实际上将劳动教养审批权交给了公安机关独家行使，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形同虚设。

2002年6月1日，公安部颁布实施《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进一步明确地级市以上公安部门为劳动教养审批机关，并扩大了劳动教养范围。

二、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历史沿袭。

1955年8月，中国中央发布的《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即《8.25指示》规定了内部肃反的劳教对象是党、政、军、群、企事业单位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根据中共中央1956年3月10日发布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反革命”分子具体指：特务、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敌伪军、政、警人员，“坏分子”指：政治骗子、叛变投敌分子、流氓分子、品质极端恶化的退化变质分子。

1957年8月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将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从“执政集团”内部扩大到“全社会”，《决定》中劳动教养的对象包括“四种人”

（１）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２）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３）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４）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1979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将劳动教养的适用地域规定为“大中城市”。

1982年国务院批准的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将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调整为“六种人”

（一）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二）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

（三）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

（四）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

（五）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

（六）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

同时《试行办法》将劳动教养适用范围在“大中城市”的基础上，增加了“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

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动教养人员城市户口的通知》中又在原规定的适用地域基础上增加了“交通要道的城镇”。

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和1991年《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中分别规定对“强制戒毒后有吸食，注射毒品的”和“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后有卖淫、嫖娼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取消了对两类行为人在劳动教养适用上的地域限制。

2002年6月1日实施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劳动教养的范围扩大到“十种人”：

(一)危害国家安全情节显著轻微，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二)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绑架、爆炸或者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团伙中，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三)有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猥亵儿童，聚众淫乱，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非法拘禁，盗窃，诈骗，伪造、倒卖发票，倒卖车票、船票，伪造有价票证，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抢夺，聚众哄抢，敲诈勒索，招摇撞骗，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以及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的违法犯罪行为，被依法判处刑罚执行期满后五年内又实施前述行为之一，或者被公安机关依法予

以罚款、行政拘留、收容教养、劳动教养执行期满后三年内又实施前述行为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四)制造恐怖气氛、造成公众心理恐慌、危害公共安全，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实施，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强买强卖、欺行霸市，或者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群众、恶习较深、扰乱社会治安秩序，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五)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或者生活秩序，且拒绝、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

(六)教唆他人违法犯罪，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七)介绍、容留他人卖淫、嫖娼，引诱他人卖淫，赌博或者为赌博提供条件，制作、复制、出售、出租或者传播淫秽物品，情节较重，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八)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警告、罚款或者行政拘留后又卖淫、嫖娼的；

(九)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经过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

(十)有法律规定的其他应当劳动教养情形的。

对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的人，因犯罪情节轻微人民检察院不起诉、人民法院免予刑事处罚，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可以依法决定劳动教养。

劳动教养范围除比较系统的“四种人”“六种人”“十种人”外，相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甚至地方性法规、规章不断增加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据不完全统计，现在规范性文件对适用对象的规定已达二十多种。劳动教养成了一个“筐”，几乎所有的违法行为都可以往里面装。

三、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原罪”。

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萌芽是改造旧中国的游民、乞丐、妓女的“教养院”，成型于中共中央在1955年肃反过程中安置不够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8.25指示》，其政策的目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安排犯过错误的“同志”就业，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劳教制度设立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无可厚非。然而，在1957年夏季发动的反“右”派运动中，领导者为了处理被羁押的“右派”分子，并为其劳教“右派分子”提供合法性依据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却缺乏伦理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决定》是在浓厚的政治背景下----“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基础上产生的，其强烈的意识形态注定这一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会产生种种问题。《决定》是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产物，其刚刚颁布实施就沾满了“右派”分子的鲜血，其镇压目的明显重于教养目的，劳动教养美其名曰：行政措施，行政处罚，然而劳教人员没有触犯刑罚，受到的劳动教养改造在实际处遇上同判了刑的罪犯没有任何区别。

反右派运动中的“右派分子”以国务院《决定》中所规定的所谓的“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被送到劳教场所进行劳动改造。全国55万右派分子中，大约有48万人被劳动教养，4万多人被判刑，留在单位的是极少数。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大批不满“大跃进”的干部群众被逮捕、拘留，看守所、拘留所、监狱，一时人满为患，中央不得不在大西北地区广建劳改、劳教场所，北京、上海、内地一些省将大批劳改、劳教人员送往西北各省。以青海省为例，三年内先后有20多万犯人和2万5千名劳教人员从全国各地送来，被安置在58个劳改场(厂)。

国务院《决定》没有规定劳教期限，1961年4月，公安部《关于公安工作十个具体政策的补充规定》对劳动教养期限的规定基本没人执行，直到1979年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才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至三年，必要时可以延长一年。事实上，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中被劳教的干部群众等于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有很多不满当时做法的干部群众被劳动教养，为了让这么多劳教人员不至于绝望，中央每年下达一定的劳教人员解除比例，但是中央下达的比例，下面却没有认真执行。1959年，中央下达给劳教人员解除劳教比例为3%，而青海省只给45个人解除劳教，占劳教人员总数0。2%：1960年中央规定劳教人员解除劳教比例为5%，而青海只解除805名，占2。37%。而被解除劳教的人，在中央提出的所谓“多留少放”政策指导下，能够回家、回原单位的人极少。所以有人说解除劳教留场(厂)就业，是第二次劳教。

青海省地处高寒地区，严重缺氧，加上饥饿，还要进行重体力劳动，大批劳教人员被饿死、冻死、虐待致死。三年中死亡劳教人员4千多人，其中3千多人是右派分子，他们没有能活到平反昭雪那一天。在青海的2万多名劳教人员中，有5千多人是女劳教人员；在死亡的4千多人中，有1千多女劳教人员。没有死的女劳教人员所受到的屈辱、苦难，常人是难以想象的。

四、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合法性审查。

从法的规范体系看，宪法的位阶最高，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冲突，如果劳动教养制度与宪法规范相冲突，就应当予以合宪性审查，并将其废止或变更。1957年制度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明确规定劳动教养的宪法依据是1954年宪法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但依据该宪法条文，即使公民不热爱劳动，也不能以此为由作为限制公民自由并强迫其劳动改造的法律依据，因为1954年宪法第八十九条同样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所规定的劳动教养对象并非都是好逸恶劳、不思进取的“不爱劳动”分子，故《决定》以54宪法第一百条为依据对“四种人”进行限制人身自由并强制劳动是

“错用”宪法，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从创立伊始就没有宪法依据，并涉嫌违反宪法，非法限制、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

受政治因素和阶级斗争的影响，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在国际上产生了恶劣影响，成为国际反华势力攻击中国人权的口实。劳动教养制度设立初期，当时的“右派”分子就认为中国劳教制度违反了54宪法，而《人民日报》在《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的社论中说：“右派分子攻击我们实行劳动教养违反宪法，这是最露骨的一种恶意攻击”，《人民日报》的社论固然铿锵有力，但其只有论点没有论据，更没有论证劳教制度如何符合宪法，只是一种政治口号，只能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右派”分子认为劳教制度违反宪法的观点合情合理合法，但在当时那个不讲理的时代其观点却“没有市场”。由于我国人权和法治的长期落后，劳动教养制度违反宪法的事实长期没有得到应该的关注。近年来，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加快和人权事业的发展，劳教制度对人权和公民人身自由的侵犯才被普遍关注，进而它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尤其是孙志刚事件引起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实施，无疑将同一性质的劳教制度推向了“风口浪尖”，2007年，茅于轼、贺卫方等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国务院法制办递交《关于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公民建议书》（以下简称《建议书》）更将劳教制度置于“刀刃”之下。《建议书》指出劳动教养制度直接侵犯我国宪法保护的人身自由权;劳动教养制度与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等上位法相冲突;劳动教养制度与我国业已签署的国际公约无法接轨;从政治管理的角度来讲,劳动教养制度堪称当代中国的一大弊政,如严重损害了刑事法律的权威、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学者们最后强烈建议: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违宪审查,或立即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劳动教养制度与我国现行宪法相冲突。现行《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人身自由权作为基本人权只能通过“法”来限制，而宪法文本中的“法”只包括全国人大指定的基本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指定的非基本法律。劳动教养制度的依据包括《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等只是行政法规，而不是宪法意义上的“法”，因此，劳教制度并不具有法律依据。我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剥夺公民政治权利、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第9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同时规定的处罚种类中不包括劳动教养，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是行政拘留，拘留期限不得超过15天。中国政府批准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的解释，这里的“法律”，是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这里的“程序”，是指经

过合格的法庭审理。从以上分析可知，中国劳教制度违法了宪法与法律，侵犯了公民的自由与权益。

五、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执行中的困境。

（一）劳教对象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严重背离了“罪刑法定”原则，使公民的人身自由无时无刻不受到威胁。劳教制度的对象从1957年《决定》中的“四种人”调整到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的“六种人”再发展到2002年《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中的“十种人”，实践中劳教范围适用范围不断膨胀，相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甚至地方性法规、规章，不断扩大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现在规范性文件对适用对象的规定已达二十多种。这些范围有些纯属道德范畴，如有配偶与他人姘居，情节严重的；有些已经失去了现实条件，如非法倒卖各种计划供应票证，经多次被公安机关抓获，教育或治安处罚后，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有些规定在程度上十分模糊，公民难以是从，如因犯罪情节轻微而被人民检察院不起诉，人民法院免予刑事处罚的。最终导致每一个公民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任何违法行为都可以被送去劳教，形成了超强的社会控制局面。

（二）劳教制度程序上存在诸多“不正义”。劳动教养制度是一种较长时间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本应设定较为严密的法律程序，但纵观现行劳教制度，程序规范性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具体而言，缺乏关于劳教案件的办理程序如立案，侦查，传唤，讯问，告知听证等基本操作规范的规定；缺乏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程序；对适用程序的许多重要制度和措施，如回避制度，追诉时效，办案期限，错案责任追究制以及先行羁押等。

（三）劳动教养违法构成要件与《治安管理处罚法》构成要件有十多处重复，这意味着，同一个违法行为有两个处罚规则，如依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对群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罚，可予以1年以上3年以下劳动教养，而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结伙斗殴的；

（二）追逐、拦截他人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

（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同一种违法行为，在处罚时由于使用了不同的法律法规，处罚结果截然不同，并且法规的惩罚程度远远大于法律，这是不符合司法公正原则的。

《刑罚》是解决敌我矛盾，对犯罪分子最严厉的惩罚，而劳教制度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式，是对不够刑事处罚行为的制裁，因此，劳动教养制度对违法行为的惩罚程度应该远远轻于《刑法》，然而现实却并非总是如此。劳教的起点是1年，最高可达4年，而刑法中却有大量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1个月到6个月的拘役，3个月到2年的管制，在执行中还有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实践中，一个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行为受到的劳教处罚远远重于刑法对情节、后果、性质更严重的同一性质犯罪行为处罚。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行为人往往作出逆向选择，使自己可能被劳教的违法行为“升格”为犯罪，从而获得“从轻处罚”，中国劳教在制度上诱导违法行为人犯罪，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败笔。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燕山检察处处长隗永贵介绍说，他们曾抓到过一个外

地人卖黄色光盘，身上装着30多张，准备对其劳教时，这个人忽然说，他家里还有80张黄色光盘，“因为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倒卖黄色光盘100张以下的，劳动教养一年；倒卖200张的，可以判刑六个月。这个人最后判了六个月缓刑。”3 `' d1 x3 V

（四）劳教制度缺乏有效的监督体制。虽然公安部、司法部于1984年3月26日联合下发通知规定：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公安、司法、民政、劳动等部门负责人组成，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但劳动教养的审批机构设在公安机关，实际上又将审批权交给了公安机关。2002年6月，公安部颁布《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明确劳动教养审批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本级公安机关法制部门承担。劳教作为行政处罚，劳教人员虽然可以根据《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寻求救济，但复议或诉讼不改变执行使公民“懒于救济”，实际效果也很不理想。从根源上而言，行政救济没有从根本上对劳教制度进程审查，在错误的规则上解决个案，结果是很难达到保障被劳教人员合法权益的目的的。具体而言，公安、法院政法“一家人”的国情使劳动教养人员寻求救济的途径形同虚设。公安部关于劳动教养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1998年11月30日）明目张胆的干涉司法，该通知第二条载明：人民法院在受理劳动教养行政诉讼案件时要充分考虑农村的实际情况，慎重对待，不要轻易作出劳动教养审批部门败诉的决定。1999年10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教养行政案件是否遵循<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基本原则的请示》中指出：《国务院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与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在国家以法律形式规范劳动教养制度之前，否定该通知的效力，将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因此，从稳定大局的角度出发，人民法院在审理劳动教养行政案件中，仍应将该通知视为有效的规范性文件。2000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劳动教养行政案件时就有关实体问题能否进行审查的电话答复》中表示：人民法院在审理劳动教养行政案件时，可暂就被劳教人员实体上是否构成屡教不改的“地痞”、“流氓”、“村霸”进行审查，一般不宜以超出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的范围而判决撤销。

（五）劳动教养制度导致部分地方领导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简单化、粗鲁化。中国现正处于矛盾突发期，各种利益交织、社会矛盾层出不穷，部分地方领导处理不当导致的上访、静坐现象比比皆是。中国社会“对上不对下负责”的官场任免体制，导致地方官员不得不为了给上级留下“好印象”而遏制上访，现实中杜绝上访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不过于将上访户送去劳教，使他们失去自由，没有机会开口。2004年，河南嵩县柏坡村村民刘学立因不满村庄土地被征用，于当年2、3月分别三次到北京上访；4月，嵩县公安局及县政府工作人员将其强制带回嵩县。尔后，刘学立被强制劳教一年。山西临县府底村原村委会主任曹久胜被所在乡政府停职后，以要求恢复其民选村委会主任及其他一系列事宜多次到北京上访。2006年，曹久胜被劳教一年零六个月。据现代快报2010年7月7日报道：重庆市奉节县红十乡大垭村村民唐琳因怀疑自己的儿子死亡与三聚氰胺有关，对主管部门处理不服并多次上访，2010年5月17日，唐琳在奉节县兴隆镇三角坝金牛街某理发店上网，通过维权qq发言，被重庆市劳教委员会以制造恐

怖气氛危害公共安全，被送到重庆万州劳教，劳教时间是2010年5月20日至2011年5月19日。

六、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前景

“和谐”是中国当前政治生活的主旋律，而劳动教养已明显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因素之一，因此，要消除劳动教养制度的不合理因素，在立法上就应当对劳动教养实施必要的改革。

关于劳教制度改革存在三种观点：

（一）劳动教养完全保留说

（二）劳动教养废除说

（三）劳教制度取代说。

“保留说”认为劳教制度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累计教育改造了300多万各种违法犯罪分子，对社会治安功不可没，故劳教制度应当保留，目前劳动教养制度可以维护社会社会治安，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是劳教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的基本缘由，但是，目前社会治安可以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较为完备的规范予以调整，不能因为历史上的功劳作为其不退出历史舞台的依据，同时，“保留说”认为，在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之间有一块空白区域，属于劳教制度调整，认为我国存在“治安管理处罚-劳动教养-刑法”三级违法行为制裁体系，但从我国实际看并不存在所谓的“中间地带”，从剥夺人身自由期限考虑，行政处罚规定为1-15天，最高不超过20天，刑法规定拘役为1-6个月，最高不超过1年，管制3个月-2年，最高不超过3年，有期徒刑为6个月-15年，最高不超过20年，同时，刑法执行上还包括缓刑，假释，监外执行，但劳教期限确实1-4年，其惩罚比判处刑法的一半犯罪还重。

笔者比较同意将现在的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并创立《违法行为教养矫治法》取代劳教制度，通过本文的论述，中国劳教制度是在浓厚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从制度创立初就没有法律依据，并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在现阶段明显违反了宪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治和基本人权，因此，废除劳教制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是社会主义法治、民主进程中的必由之路。

中国现行《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处罚法》都没预防犯罪，教育矫治违法行为的直接功能，从中国当前的安全形势和预防犯罪，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角度考虑，中国有必要创立《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预防犯罪。《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针对的对象应该是多次违法行为，范围的设定上不应与《刑罚》、《治安管理处罚法》交叉，对行为人的执法目的必须以教养为主，并且惩罚的最高程度不应高于刑法的起点刑。《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应坚持以下立法原则：

（一）法治原则。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公民权利和人权保障事业过程中，一种制度实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是关键，《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应该遵循现代法治国家在公法领域的通行三大原则——法定原则，必要性原则，处分均衡原则。

（二）保障人权原则。《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要从根本上防止对公民个体权利的非法粗暴剥夺，强调程序正义，摒弃劳教制度在管理理念，执行方式及场地建设方面的监狱色彩，违法行为矫治法应按照被矫治对象违法的程度，性质，情节极其个人特征予以不同的处遇，把矫治场所办成进行特殊教育的学校，对绝大多数被矫治人员的管理实行半开放或完全开放模式。

（三）公正合理原则。在合法性前提下，对矫治人员的矫治期限、执行方式等各项处遇都必须严格依照预先设定的标准、时序、方式、步骤运作，防止临近处置，自由裁量，保障矫治人员的权益不至于落入行政权或司法权任意处置的陷阱。随着中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人权的进步，现行劳动教养制度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事实开始得到了中国高层的关注，2004 年全国人大首次将《违法行为矫治法》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十届全国人大法工委于2005 年4 月首次将《违法行为矫治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其后，《违法行为矫治法》又被列入2005 和2007 立法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2010年的人大报告中提出，要将“研究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列入今后一年的工作任务。!2010年% S.N4 a0 N5 ^0 a(?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飞也表态，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是对原来中国实行的劳动教养制度进行的改革和规范，已列入今年立法计划，立法速度会加快

虽然《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在制定过程中遭到了某些强势部门的抵制，但在中国法治和人权进步的大潮中，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和《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颁布实施却是不可阻碍的社会发展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90年开始，吸毒型劳动教养人员数量大幅度增加，从全国范围看，历史上劳教场所吸毒违法人员超过劳教人员总数的50%，有的省高达80%。2008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颁布实施，规定吸毒人员强制戒毒后予以劳教的“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同时废止，《禁毒法》第38条明确规定，现有的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统一为强制隔离戒毒。这意味着劳动教养场所的人员结构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劳教收容人员除去吸毒违法人员以外的违法人员无论在总量上还是比例上都将萎缩，《禁毒法》在现实上更大地冲击了现有的劳动教养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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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宋炉安.劳动教养应予废除［J］.行政法研究，1996，(2).[参考法律法规]：

1、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8月3日颁布）

2、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79年11月29日颁布）

3、国务院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1980年2月29日颁布）

4、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做好劳动教养工作的报告的通知（1980年9月14日）

5、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1月21日颁布）

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1990年12月28日颁布）

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1991年9月4日颁布）

8、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国务院令第127号发布）

9、劳动教养戒毒工作规定（2003年5月20日颁布）

10、关于进一步做好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意见（2004年2月6日颁布）

11、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 公通字〔2002〕21号

第四篇：中国纺织业发展历史

中国纺织业发展历史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纺织业在中国既是传统产业，也是优势产业，为国民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之所以纺织业能成为中国经济的大块头之一，和纺织业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 纺织品的国家之一。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已经采集野生的葛、麻、蚕丝等，并且利用猎获的鸟兽毛羽,搓、绩、编、织成为粗陋的衣服,以取代蔽体的草叶和兽皮。原始社会后期，随着农、牧业的发展，逐步学会了种麻索缕、养羊取毛和育蚕抽丝等人工生产纺织原料的方法，并且利用了较多的工具。有的工具已是由若干零件组成，有的则是一个零件有几种用途，使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的提高。那时的纺织品已出现花纹，并施以色彩。但是，所有的工具都由人手直接赋予动作，因此称作原始手工纺织。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年)发现有苘麻的双股线，在出土的牙雕盅上刻划着4条蚕纹，同时出土了纺车和纺机零件。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距今约6000年）出土了编织的双股经线的罗（两经绞、圈绕起菱纹）地葛布，经线密度为10根／厘米，纬线密度地部为13～14根／厘米，纹部为26～28根／厘米，是最早的葛纤维纺织品。河南郑州青台遗址（距今约5500年）发现了粘附在红陶片上的苎麻和大麻布纹、粘在头盖骨上的丝帛残片，以及10余枚红陶纺轮，这是最早的丝织品实物。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距今5000年左右）出土了精制的丝织品残片，丝帛的经纬密度各为48根／厘米，丝的拈向为Z拈；丝带宽5毫米，用16根粗细丝线交编而成；丝绳的投影宽度约为3毫米，用3根丝束合股加拈而成，拈向为S拈，拈度为35个／10厘米。这表明当时的缫丝、合股、加拈等丝织技术已有一定的水平。同时出土的多块苎麻布残片，经密24～31根／厘米，纬密16～20根／厘米，比草鞋山葛布的麻纺织技术更进一步。新疆罗布泊遗址出土的古尸身上裹着粗毛织品，新疆哈密五堡遗址(距今3200年)出土了精美的毛织品，组织有平纹和斜纹两种，且用色线织成彩色条纹的罽，说明毛纺织技术已有进一步发展。福建崇安武夷山船棺（距今3200年）内出土了青灰色棉（联核木棉）布，经纬密度各为14根／厘米，经纬纱的拈向均为S拈。同时还出土了丝麻织品。上述的以麻、丝、毛、棉的天然纤维为原料的纺织品实物，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纺织工艺技术已相当进步。

夏代以后直到春秋战国，纺织生产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原料培育质量进一步提高；纺织组合工具经过长期改进演变成原始的缫车、纺车、织机等手工纺织机器。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有一部分纺织品生产者逐渐专业化，因此，手艺日益精湛，缫、纺、织、染工艺逐步配套。纺织品则大量成为交易物品，有时甚至成为交换的媒介，起货币的作用。产品规格也逐步有了从粗陋到细致的标准。商、周两代，丝织技术突出发展。到春秋战国，丝织物已经十分精美。多样化的织纹加上丰富的色彩，使丝织物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贵衣料。这是手工机器纺织从萌芽到形成的阶段。

这个时期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宫廷王室对于纺织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周的统治者设立与纺织品有关的官职，掌握纺织品的生产和征收事宜。商周的丝织品品种较多，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粘附在青铜器上的织物，已有平纹的纨、皱纹的縠、绞经的罗、三枚(2/1)的菱纹绮。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墓铜器上所附的丝织品有纱纨（绢）、朱砂涂染的色帛、双经双纬的缣、回纹绮等，殷墟还出有丝绳、丝带等实物。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了纬二重组织的山形纹绮残片。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丝织品更是丰富多采，湖南长沙楚墓出土了几何纹锦、对龙对凤锦和填花燕纹锦等，湖北江陵楚墓出土了大批的锦绣品。毛织品则以新疆吐鲁番阿拉沟古墓中出土的数量最多，花色品种和纺织技术比哈密五堡遗址出土的更胜一筹。

秦汉到清末，蚕丝一直作为中国的特产闻名于世。大宗纺织原料几经更迭：从汉到唐，葛逐步为麻所取代；宋至明，麻又为棉所取代。这个时期里，手工纺织机器逐步发展提高，出现了多种形式：如缫车、纺车由手摇单锭式发展到多种复锭(每台3～5锭)脚踏式；织机形成了素机和花机两大类。花机又发展出多 综多 蹑（踏板）和束综（经线个别牵吊）两种型式。宋代以后纺车出现适应集体化作坊生产的多锭式。在部分地区，还出现利用自然动力的“水转大纺车”。纺、织、染、整工艺日趋成熟。织品花色繁多，现在所知的主要 织物组织（平纹、斜纹和缎纹）到宋代已经全部出现。丝织物不但一直保持高档品的地位，而且还不断出现以供观赏为主的工艺美术织品。元、明两代，棉纺织技术发展迅速，人民日常衣着由麻布逐步改用棉布。这是手工机器纺织的发展阶段。

明清纺织品以江南三织造（江宁、苏州、杭州）生产的贡品技艺最高，其中各种花纹图案的妆花纱、妆花罗、妆花锦、妆花缎等富有特色。富于民族传统特色的蜀锦、宋锦、织金锦和妆花（云锦）锦合称为“四大名锦”。1958年北京明定陵出土织锦165卷，袍服衣著200余件。第一次发现了单面绒和双面绒的实物，其中一块绒的经纬密度为64根／厘米和36根／厘米，丝绒毛的高度为 0.2毫米。棉织品生产已遍及全国各地。明代末年，仅官府需要的棉布即在1500万匹至2000万匹。精湛华贵的丝织品，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亚欧各国。

18世纪后半叶，西欧在手工纺织的基础上发展了动力机器纺织，逐步形成了

集体化大生产的纺织工厂体系，并且推广到了其他行业，使社会生产力有很大的提高。西欧国家把机器生产的“洋纱”、“洋布”大量倾销到中国来，猛烈地冲击了中国手工纺织业。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从1870年开始引进欧洲纺织技术，开办近代大型纺织工厂，从此形成了少数大城市集中性纺织大生产和广大农村中分散性手工机器纺织生产长期并存的局面。但是工厂化纺织生产发展缓慢，截至1949年，占主导地位的棉纺织生产规模还只有 500万锭左右。这是大工业化纺织的形成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纺织生产迅速发展。棉纺织规模迅速扩大，毛、麻、丝纺织也有相应的发展。纺织技术也有提高，已能制造全套纺织染整机器设备。化学纤维生产也迅速发展起来。但是人均水平，就数量最大的棉纺织生产能力来说,还不到世界平均数的一半,远远低于工业发达的国家。

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进行有计划、按比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1953～1957年期间,纺织工业建成200多万棉纺锭新厂，大体上接近原来70余年民族资本建厂的总和。以后，虽然有过一些曲折，但是，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中国纺织工业无论是规模或是产品的数量和品种花色，都有了很大的发展。1981年中国 棉纺生产能力已由1949年的500万锭发展到1890万锭;毛纺生产能力由13万锭发展到74万锭。具有悠久历史的丝绸生产能力1949年 缫丝萎缩到只有 9万绪，建国后逐步恢复、发展，到1981年桑蚕茧 缫丝已达97万绪。麻纺生产能力发展到有 黄麻11.6万锭，苎麻5.7万锭，亚麻2万锭。印染布年产能力从十多亿米增长到82亿米。针棉织品的生产能力，从每年只能加工十多万件纱发展到可以加工 300多万件纱。化学纤维工业1949年前基本上是空白，到1981年在建规模100万吨,生产能力为60多万吨。1981年 棉织物产量143亿米，比

1949年的19亿米增长6.5倍，在全国人口增长80％的情况下，使人均消费量从建国初期的12尺增加到30尺以上，不但保证了10亿人口的基本需要，而且还能以相当数量的 纺织品出口，发展对外贸易。1981年纺织品出口换取外汇35亿美元。

自从1950年以后，国家分别从纺织工业布局的改善，天然纤维品种的改良，纺织机械制造业的形成，纺织机器的革新，科学管理的逐步推行，新型纺织技术的开发研究，纺织专门人才的培养等等方面对纺织业进行了大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和加入WTO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纺织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国家之一。同时，纺织产业也是中国入世后的强势出口产业。在未来几年内，我国纺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仍将继续保持在6.3%以上。

据专家预测，今后几年世界纺织品服装贸易额年均增长将超过3%，这为我国纺织品出口带来更多机遇。配额取消后，中国纺织类产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2009年将会达到44%，2010年将达到71%。到2008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占全球的份额将比2008年提高6～7个百分点，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估计可达1000亿～1200亿美元，约占全球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的30%左右。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市场份额不断扩大，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正发起或酝酿对我国采取新的限制措施，一些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的贸易摩擦也进一步加剧，纺织行业扩大出口面临着严峻挑战。同时，挑战也是机遇。只要我们好好应对，中国纺织业又将迎来新的发展！

国经101潘俊

学号：201052095129

第五篇：中国百货商场发展历史

中国百货商场发展历史回顾 革新期1894~1949年中国百货商场行业发展历史回顾

中国第一家百货商店诞生于1900年，到2000年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在1900~1990年的90年时间里，中国百货商店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百货行业的发展速度也非常缓慢。但自1990年起，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带动下，国内消费市场逐步繁荣，中国百货商店历史性转变的帷幕慢慢开启。1990~2000年的十年，是中国百货商店发展变化最快的时期，也是百货商店从深陷困境到全面转型的历史阶段。

根据中国百货行业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特点，我们将中国百货商店发展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1990~1989年，为百货商店缓慢发展期;1990~1995年，为百货商店的快速成长期;1996~2000年为百货商店的快速成熟期。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百货行业近十年的发展状况，我们首先对1990~2000年的发展历史进行简要回顾。

1976年美国学者提出了零售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零售商场像生物一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分为明显不同的革新、发展、成熟和衰落4个阶段。西方国家百货商场革新始于1860年，在大约80年以后的20世纪40年代进入成熟期，现在处于衰落期。中国百货商场100多年来的发展，也大体经历了相似的阶段，只是还没有进入衰退期。我们借用零售生命周期理论，对中国百货商场进行革新、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的历史回顾。

百货商场革新期：1894~1949年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是中国百货商店的萌芽和产生阶段，一些较有影响的大型百货商场都产生于这一时期当时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小型日杂店，真正意义上的大型百货商场只在上海、广州、天津、重庆、哈尔滨等大城市才有，基本处于百货商场的尝试和磨合阶段。

1900年，俄国资本家在中国哈尔滨开设的秋林公司，是中国境内的第一家百货商场。随后若干家百货商场先后开业。澳洲华侨商人马应彪于1900年在香港创办先施公司，1911年在广州设立了分店，1917年10月20日上海先施公司正式开业，商场面积1万多平方米，分为40个左右的商品部，品种1万多种，营业员300多人。1918年9月5日，郭乐先生创办的乐按公司在先施百货对面开张，营业面积为6000多平方米，开业初期每天营业额高达1万余元。随后，新新公司也1926年1月23日开张，形成了上海南京路上百货商场三足鼎立的局面。1928年1月1日，天津的中原公司开张，一、二、三层为百货商店，四、五层为游艺场和戏院，六、七层是露天花园附设酒楼，日销售额五六万元。随后，重庆、武汉、广州等地的百货商场都有一定的发展。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初期的百货商场并没有“百货商场”为招牌，第一家使用“百货”为店名的是1921年开业的上海金陵东路的“组美百货商店”。在抵制洋货运动中，一些洋货店改为“百货店”，使“百货商店”作为招牌流行开来。但是，好景不长，由于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内战的爆发，从1933年开始的三四年时间内，有六七十家百货商店倒闭。20世纪40年代中期随着美

货的涌人，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如上海永安、先施、大新、新新等大型百货公司的美货销售额已经占销售额的20%~40%，1946年的销售额比上年增加了14.1倍，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升幅为8.6倍。店铺数量在这一阶段也急剧增加。随着内战的爆发，百货商场的虚假繁荣消失，重新面临困境，一直持续到1949年也没有得到根本的好转。（未完待续，下一篇为百货商场发展期 1950~1995年）百货商场发展期 1950~1995年

1950~1995年的45年时间里，中国百货商场' >百货商场发展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前40年是传统百货商场' >百货商场(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发展的时期，后5年是现代百货商店(满足高质量生活需要)发展的时期。在这两个时期，是中国百货商场' >百货商场生意最好做的时期，它们依靠短缺环境、垄断政策、中心地段，创造了一个行业几十年“只赚不赔”的神话。

在1950~1990年的时期，传统百货商店得到发展。1950年4月，中国百货公司成立时，全国国营百货零售店有48个，门市部87个。当时政府提出一个县成立一家百货公司，1956年公私合营后百货商场' >百货商场达到2803个，1986年国营百货公司零售网点达1.7万个，但是店铺规模较小。全国营业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职工2000人以上、品种4万种左右的大型百货商场' >百货商场有25家，其中年销售额过亿元的有15家，营业面积5000平方米左右、职工500~600人、、品种1.5万种左右、年销售额5000万元左右的中型百货商场' >百货商场有20家。但到了1991年，全国销售额过亿元的百货商场' >百货商场已有129家，超过6000万元的超过200家。

在这一时期，由于绝大多数商品处于短缺的状态，百货商场' >百货商场基本是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必需的需求，***证劵供应的肥皂、棉布、火柴、点心、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商品数量超过200种，全部证劵直到1993年才全部取消。在这个阶段的很长时期内，中高档化妆品、高跟鞋、西装裙、金银首饰等商品属于“封装修”类有问题商品，禁止商店经营。“文革”中，北京市百货大楼停售的上述问题类商品大约有6800多种，占经营品种数的22%，上海第一家百货商场' >百货商场停售的品种更多，达到8000多种。

因此，中国百货商场' >百货商场从生产到20世纪80年代末，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例如在80年代末，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场' >百货商场基本上还是30年代的大新、永安、先施和新新(即一百、华联、时装和第一食品)。不过，这一时期百货商场' >百货商场的利润率，由于短缺和计划经济的影响一直处于6%~7%的较高水平。

1986年，国营百货零售商业的经营水平是：销售额304亿元，商品流通费用率4.64%，纯利润率4.32%，全年平均流动资金周转5.18次，每百元流动资金给国家提供利润22.35元。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后期的效益比较分析，反映出百货商场' >百货商场效益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仍有较好的利润回报。我们以国家统计局对全国29家重点百货零售店的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进行比较，1980年至1988年，毛利率从12.70%上升至14.34%，费用率由2.36%上升至4.65%，利润率由7.15%下降至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