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冒名案
冒名案
(一)高院批复 “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最高人民法院的此次“批复”第一次打破了法院对此问题的“沉默”,旗帜鲜明地指出,公民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即使没有转化为普通法律规范上的权利,在受到侵害时也应当得到保护。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8月28日,齐玉玲的哥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判决结果很不满意。他说:“共计赔偿才9.8万元,我们家打这个官司已经花了近5万,而我妹妹这一辈子就给耽误了。我们家最气愤的是,到现在,所有责任人都没有受到处理。那个顶我妹妹名上学的人,现在还在银行储蓄所当她的主任。我们还要告。”
(二)媒体报道:
“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寒窗苦读 求学女遭人冒名顶替
由于不能直接被援引作为判案依据,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在司法实践中长期“休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司法解释,被人冒名顶替上学的山东姑娘齐玉苓,以“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被侵犯”终审胜诉,首次实现了宪法与公民“直接对话”——
近一个月来,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学界热切地关注着一起案子和一个名词。
这起案子,是山东姑娘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利一案;这个名词叫做:宪法司法化。该案第一次打开了法院以宪法为直接判决依据的大门,实现了宪法与公民的“直接对话”,被称做“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寒窗苦读 求学女遭人冒名顶替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起引起众多关注的案子。
11年前的夏天,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圈里村17岁的农家姑娘齐玉苓,正紧张地面对人生的关口:考中专。当时,尚未改名的她叫做“齐玉玲”。
考试很顺。齐玉苓通过了中专预考,又参加了全省统考。然而,从普通录取到委培录取,她一直等到了9月初,通知书一直没来。
齐玉苓绝对想不到,就在她等得心痛、等到绝望之时,济宁商业学校给她的财会专业委培生通知书,却早已到了另一个“齐玉玲”的手中。她叫陈晓琪,是原圈里村党支部书记陈克政的女儿。因为预考落选,她连参加中专统考的资格都没有。但在其父一番精心运作之后,她拿着“齐玉玲”的通知书顺利入读济宁商校。毕业后,她一直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
可怜的齐玉苓则是另一番命运:到中学复读,借钱上技校,到工厂当工人,如今又下了岗„„
1999年的一天,一位朋友无意中向齐玉苓说起:某家银行也有一个“齐玉玲”!而且和她来自同一地方、同一学校、同一级,考的也是济宁商校。天下能有如此巧合?此后的调查很快揭开了一个令她万分痛苦、万分气愤的事实:9年前,她被人冒名顶替了!
同年2月,齐玉苓以侵害其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陈晓琪等告上了法庭。
司法解释 宪法权利受到诉讼保护
诉讼路上的齐玉苓,并不一帆风顺。她遇到了我国法律上一直存在的一个盲点:宪法未能直接进入诉讼程序!在我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宪法却并没有成为法院裁判案件的直接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黄松有说,我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在政治、社会经济、教育文化以及人身自由等方面的基本权利,但这些权利除了一部分通过普通法律法规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基本权利并没有具体化为普通法律法规上的条文。公民的这部分权利受侵害时,法院往往因为没有具体的法律规范可以援引,而导致这些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早在1998年便有这样一起案例。当时正在进行人大换届选举,北京民族饭店员工王春立等16人在饭店登记为合法选民,但饭店没有给他们发放选民证,也没有通知他们参加选举。于是,他们以该饭店侵犯其宪法上规定的选举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饭店承担法律责任。但由于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法院未予受理。
可以说,我国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基本权利有相当一部分在司法实践中处于“睡眠”或“半睡眠”状态。公民的受教育权利也在其中。
如何才能让宪法权利同样也得到司法保护?
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实施了最新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名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明确规定:“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公民“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的,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8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此终审判决齐玉苓胜诉!齐玉苓获得直接、间接及精神赔偿近十万元。据悉,这是全国审结的首例受教育权利被侵犯案件。
被人冒名顶替了11年后,法律终于还了齐玉苓一个公道!
接轨国际 宪法司法化大门开启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齐玉苓一案的判决,引起了各方的热烈关注。
一些法律专家指出,直接后果便是“宪法司法化”:宪法可以像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郝明金参加了齐玉苓一案的审理。他告诉记者:“长时期以来,由于没有相关的具体法律,宪法实际上被束之高阁。现实社会中,一些违反宪法的行为却得不到追究。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该案判决实现了重大突破,开创了法院通过‘涉宪诉讼’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先例。”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则表示: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如何用司法手段来保护,齐玉苓一案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探索;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宪法权利目前都能用民事手段来保护。法院的审判必须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来进行,对所有的宪法权利都加以民事保护,目前尚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
环顾全球,宪法司法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早在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治安法官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时,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该案的判决中宣布:“立法机关制定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由此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如今,宪法司法化已经成为 世界各国司法实践的普遍做法,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建立了宪法诉讼的机构和程序。
在我国,让法院用更多的司法手段来保护宪法权利,这是全社会的共同希望。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齐玉苓一案的判决,仅仅是宪法司法化的一个探索、一个开始。要最终实现宪法的司法化,尚需要修改和制定相关法律。
宪法司法化的大门正在徐徐开启!我们呼唤立法的支持。
(三)论文:
宪法究竟约束谁?――也谈“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彭亚楠)
长期以来,我国法院一直拒绝在诉讼中直接适用宪法,因此当公民的宪法权利遭到侵犯时,如果普通法律没有相应的保护条款,那么公民将因不能诉诸宪法而无法获得救济。而今年8月,最高法院通过对一桩看似普通的民事案件的批复,似乎对这一立场进行了重大调整,首次以司法手段保护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在该案中,原告齐玉苓与被告陈晓琪曾就读同一所初中,1990年齐玉苓被济宁商校录取,但陈晓琪却隐瞒事实盗用齐玉玲的名义到该商校就读。该案二审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了一项批复,指出: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民事责任。
当人们为宪法权利终于可以在法庭上获得直接保护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注意,本案主要被告陈晓琪是一位普通公民,而非政府机关,宪法基本权利究竟能否被用来对抗公民个人的行为,公民个人能否成为侵犯基本权利的主体?对这一问题,不同的宪政体制所给出的答案并不相同。
依照西方宪政理论,一般而言,只有国家,而非个人,才有义务尊重并保护宪法性基本权利。以美国联邦宪法为例,除第十三修正案(禁止奴隶制和强迫劳役)对政府和公民个人均具拘束力之外,其他宪法规范所约束的都只是国家行为,因此无论公民个人的不法行为多么严重,即使因谋杀而侵害他人生命,也只是普通刑事犯罪,而非违反宪法,只有国家未经正当程序而处死公民才有资格构成违宪(第五修正案)。又如被西方奉为神圣的财产权,作为宪法权利是为了对抗国家的不当征收,而非他人的盗窃、诈骗和破坏,后者只能属于财产权的私权内容,而决非宪法性基本权利。十八世纪一位英国首相在形容财产权的神圣性时曾说,即使是最穷的人,也可以在他的陋室门前蔑视国王的权威:风能进,雨能进,而国王不能进!这清楚地折射出西方对基本权利的理解。
如此严格的要求乃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宪法的基本要旨在于制约政府权力,而非约束人民。基本权利标明了国家权力的边界,其要义在于抵抗国家的不当行为,而非私人的不法。
为何国家值得如此特别对待,以至于要认定只有国家才是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其原因在于,在各种社会实体之中,国家握有最强大和最令人生畏的力量,而对政府的警惕又根植于西方的传统之中,用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话说:“政府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因此若想让政府为善,就首先要假定其为恶,欲使千里马纵横驰骋,就首先要对其套上缰笼,而西方宪政的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人民逐步驯服暴政的历史。
这样看来,似乎宪法权利只能适用于一方当事人是国家的行政诉讼或刑事诉讼,而在双方当事人皆为平等主体的民事诉讼中没有存在的空间。但实际上西方国家在民事案件中适用宪法的也并不少见,其原因很简单,法院也是国家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同样有义务贯彻宪法精神,尊重并保护宪法权利。但这里宪法拘束的是法院,而非当事人,有可能违宪的是法院的判决,而非当事人的行为,法院绝不能说出“一个公民侵犯了另一公民的宪法权利”这样的话来。
如果把该原则贯彻到中国,那么本案中法院就只能依据宪法保护教育权的精神,对“公民因过错侵害他人人身应承担民事责任”(参见《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这一民法一般条款进行扩张解释,使民法上的人身权得以涵盖教育权,或者将失去教育机会作为侵犯姓名权的损害后果,判令被告承担民事责任。
这种拐弯抹角的法律适用技巧看起来似乎纯属多此一举,因为无论是直接说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宪法权利,判令被告承担民事责任;还是说国家有宪法义务依据宪法精神解释民法,先把宪法上的教育权转化为私法上的权利,再认定被告行为构成民事侵权,判令被告承担民事责任,这两种方法在最终结果上似乎并无二致。但透过这貌似多余的弯路,我们不难看出西方学者的良苦用心——他们想要在观念上捍卫宪法的纯粹性。
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有时会比事物本身更重要。正如面对半杯水,究竟是看到水还是看到空杯子,可以区分出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同样,究竟是把国家看作义务人还是把个人看作义务人,也可以区分出宪政主义者和威权主义者。唯有在观念上坚持国家才是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方能培养出国民健康的宪政理念和独立的公民品格。
中国的宪法视角与西方有所不同,我们侧重于强调宪法本质上的阶级性、内容上的根本性和效力上的最高性,而不太强调“制约政府权力”这一根本特征。因此我国宪法首先是一部明确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的宣言,而没有像西方那样强调其所调整的只是国家机构之间以及国家机构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这样,私法关系并未排除在宪法调整范围之外,除第36条(宗教信仰自由)和第40条(通信自由、通讯秘密)直接明确规定个人也是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之外,其它很多基本权利的文字表述也实际隐含可以对抗私主体。
基本权利“降格”为私权利,使得哪些权利才能称得上“基本”变得混沌不明。很难解释,为什么公民私拆他人信件构成侵犯基本权利,而杀人、抢劫却不构成(我国宪法基本权利并没有生命权和财产权的规定)。另外更重要的是,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宪法制约国家权力的核心功能,冲淡了基本权利的公法性。
如果法学界能够以本案为契机,对我国宪法和人权理论进行深刻反思,在观念上清理门户,重现宪法的公法本色,确立“宪法是限制政府权力的基本法”、“人权和基本权利乃是人民对抗政府的权利”这些基本价值理念,那将是本案的历史性贡献。
(四)补充——不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我替你上学提干 你替我下岗摆摊
——滕州,一连串古怪的冒名案
□ 撰文/申赋渔【南京】
近日记者闻知山东枣庄滕州有人考中学校后却被他人冒名顶替,便于5月25日赶赴山东,连续走访了枣庄、滕州邹城等地,奔波数百里,在滕州竟然发现了三起相类的冒名顶替事件。
●“她毁了我的一生”●
1990年的夏天,山东省枣庄市滕州鲍沟镇圈里村17岁的姑娘齐玉玲参加中考,预考通过后,她高高兴兴地参加了体检。7月份她又参加了全省的统考。到8月初,学校张榜公布了录取名单,没有齐玉玲的名字。但委培生的名字是不公布的。齐玉玲到班主任家打听,班主任说如果被录取的话应该有通知书的,让齐玉玲明年再考。齐玉玲不死心,回家再等。可一直等到9月初,大家都去上学了,她还
是没等到通知书,希望破灭了。9月中旬,齐玉玲来到邹城复读,但她只能作为社会青年参加考试了,分数线要比应届生高出40多分。这一年,她没考上,只得回家务农。
1993年,为了让齐玉玲当上城里人,她60多岁的父亲靠卖绳子攒点钱,另外再借一些凑了6000元钱,给齐玉玲买上了邹城户口。到了邹城之后,老父亲又筹了6000元,让齐玉玲上了邹城技工学校。
1996年,齐玉玲从学校毕业出来分到铁合金厂,谁知还没干上两年,厂里减员分流,齐玉玲又下了岗。现在齐玉玲就只靠每天早上卖早点、下午卖快餐维持生活。
9年间,青春活泼的齐玉玲已变得心力交瘁、面色暗黄,她怎么也没想到,也就是在9年前她自以为中考失利因而痛苦万状的时候,却有人偷偷拿走了她的录取通知书,摇身一变,成了“齐玉玲”,上了本是她考上的济宁商校,从此当上了城里人,还捧上了银行的好饭碗。在齐玉玲打工、下岗的时候,这位假齐玉玲又被提干,当上了某银行储蓄所的主任。
去年夏天,一位自称在滕州银行工作的陌生女孩来到滕州鲍沟镇圈里村,说是要找她的同事齐玉玲,可是齐玉玲和她的家人却不认识她。女孩描述了她所认识的齐玉玲的身高长相,齐家人越想越觉得这个“齐玉玲”很象是原村党支部书记陈克政的女儿陈恒燕。
陈恒燕为什么要改名叫齐玉玲呢?齐家人纳闷不已。仔细调查之后,齐家人终于得知陈恒燕9年之前假冒齐玉玲上了中专。齐玉玲趴在桌上痛哭失声。
“我辛辛苦苦上了十多年学的成果,没想到竟被陈恒燕偷偷地窃取了。我们俩同在一个村,当年天天一起上学放学,关系挺好的,没想到她竟会做出这种事,她毁了我这一生啊。”
●谁在为冒名顶替大开绿灯●
1990年8月,就在齐玉玲苦等不到录取通知书之时,陈恒燕天天往滕州八中跑。她也在等齐玉玲的录取通知书。结果通知书被她等到了。滕州八中轻易地就将本应交给齐玉玲本人的通知书交给了陈恒燕。
其实陈恒燕早在自己预考落选之后就开始了冒名齐玉玲的行动。
当齐玉玲在考场里神经高度紧张地参加全省中考统考之时,没资格参加统考的陈恒燕已用齐玉玲的名义取得了鲍沟镇政府的委培合同,正费尽心血考试的齐玉玲此时已注定在“给她人作嫁衣裳”了。
为了以后假冒他人不被戳穿,在齐玉玲体检之后,陈恒燕也以齐玉玲的名义参加了体检。令人惊讶的是,在这张假体检表上竟赫然盖有滕州市教委招生委员会的钢印。滕州市教委招生办副主任赵曰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现在人民币都能造假,人都能克隆,何况一个钢印呢?可是法院的鉴定结果却表明:钢印并非假印。
陈恒燕拿着齐玉玲的录取通知书来到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报到。按规定,报到时必须携带考生本人准考证,如准考证遗失必须携带遗失证明。陈恒燕既无准考证又无遗失证明,济宁商校却将之录取入校。
3年学校生活匆匆而过。陈恒燕以齐玉玲的名字上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滕州中国银行。查看现在这位假齐玉玲的档案,里面仅有当年的体检表和学期评语表。按照规定,考生档案必须包括:档案袋、考生登记表、体检表、录取信封、山东省中学生学籍卡片、山东省初中生学生登记表、学期评语表、考试成绩登记表、健康检查表、体质测试表、中学生社会活动表、中学生体育合格标准测试证、中学生体育合格证、中学生体育合格登记卡等。“齐玉玲”的档案严重不全。
需要说明的是,仅有的体检表和学期评语表也纯属伪造。首先体验表和1990年的体验表在日期、表格格式等方面有12处不一致,但这张明显作假的表格上却盖有滕州教委的钢印,人们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滕州教委内部谁在参与作假?
学期评语表上每一学期的班主任签字均是滕州八中的教师张开宇,齐玉玲说张开宇只是她上初三时的班主任,初一初二班主任根本不是他。表格上写着齐玉玲的名字却贴着陈恒燕的照片。但就是这样一张连滕州八中也认为是假的学期评语表,在校长签字处却盖有当时八中校长刑启坤的私章。在学校盖章处也清晰地盖有“滕州市第八中学”的公章。
这两张假表格又是如何放入齐玉玲的档案的呢?陈恒燕的父亲说是陈恒燕到银行报到,自带档案时他放进去的。可是中国银行枣庄支行人事科副科长朱平却很肯定地对记者说:档案不可能个人提,不会跟个人发生档案移交关系。何时、如何偷换档案成了一个谜。
●法院能否还我公道?●
1999年2月,忍无可忍的齐玉玲在家人的帮助下将陈恒燕、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滕州第八中学、滕州市教委等推上枣庄中级法院被告席。
法庭上,原告齐玉玲诉称,她与陈恒燕皆系滕州八中九〇届初中毕业生,齐玉玲中考被济宁商校录取为该校九〇级财会专业委培生,因陈恒燕、济宁商校、滕州八中和滕州教委的共同过错,齐的录取资格被陈恒燕冒名顶替,齐玉玲姓名权、受教育权及其他相关权益被侵犯,故请求法院判令各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16万元等。
在调查取证后,法院认为,陈恒燕在中考预选落选,升学无望的情况下,由其父陈克政策划并为主实施冒用齐玉玲姓名上学的行为,目的在于利用齐玉玲已过委培分数线的考试成绩为自己升学及今后就业创造条件,其结果构成了对齐玉玲姓名的盗用和假冒,是侵害姓名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但齐玉玲受教育权并未被侵犯。齐玉玲姓名权被侵犯,除陈恒燕、陈克政应承担主要责任外,济宁商校明知陈恒燕冒用齐玉玲姓名上学仍予接受,应承担重要责任;滕州八中在考生报名环节上疏于监督、检查,并与滕州教委分别在事后为陈恒燕掩饰其冒名行为违法提供便利条件,亦有重大过失,均应承担一定责任。
1999年5月18日,法院判决,齐玉玲获得精神损失费35000元,由陈恒燕、陈克政各负担5000元,济宁商校负担15000元,滕州八中负担6000元,滕州教委负担4000元。
审理此案的审判长郭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齐玉玲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不是自己放弃上委培中专的机会的,所以我们认为她的受教育权并未受到侵犯。”
记者接着询问:冒名顶替者现在工作也是因为冒名上学之后才得到的,对此会不会有所制裁?郭副庭长说,这要由冒名者单位决定。
齐玉玲对判决结果十分不满。1999年5月27日晚,当记者从山东滕州来到齐玉玲现在的居住地邹城采访时,齐玉玲对记者说:“上学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我后来花6000元钱买户口,花6000元钱在邹城读技校,都是因为我想上学想读书。而上济宁商校只要交5500元钱,又转户口又有学上,我怎么会不上呢?我怎么会自己主动放弃受教育权呢?”
●滕州教委又成被告●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滕州发生的另外一起冒名上学案,滕州市教委也被列为被告。
1998年4月,山东滕州的任艳春已经下岗。她正在自艾自怨之时,她的一个远房亲戚发现了一茬奇事。
这一天,这位亲戚从一家工商所门口经过,忽然听到有人喊“任艳春”。咦,任艳春怎么跑到这里来啦。他不由得走了过去,这一看让他吃惊不小。这位被喊为“任艳春”的人他认识,她是任艳春同校同级不同班的名叫梁红英的女同学。莫不是自己听错了?他又找工商所的工作人员悄悄一问,那人说:“她就是任艳春。”
任艳春听说后不由得满腹惊讶,赶忙调查这一离奇事件。当全部了解事情经过后,任艳春呆住了。整整10年啊,自己竟一直蒙在鼓里。10年前梁红英就冒了自己之名,拿了自己的中专录取通知书、学籍、招生表和体检表开开心心地进了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学校,而自己正在以泪洗面。当自己含羞重新再读时,这位假任艳春已完成学业,春风得意地进了工商局成了一名令人羡慕的国家干部。“梁红英,你把我害得太惨了!”任艳春实在不愿再回头想过去的那些辛酸日子。
1998年10月任艳春毅然走进了滕州市人民法院。
●又一起冒名顶替案●
发生在滕州的冒名顶替案还不仅这两起。1998年12月,一位名叫张广荣的女青年也将冒用她的名字上学的任敏告上了滕州市人民法院。
张广荣家里贫穷。4年前,“高考落榜”的不幸消息几乎使张广荣万念俱灰。
可是上大学的梦没有一天不在刺痛张广荣的神经。她要读书,她报了自学考试辅导班。可没想到的是,在一次去辅导班的途中竟然横遭车祸。张广荣的脸上从此留下了两块永远抹不去的黑疤。1998年年初,正当张广荣为自己的命运在苦苦挣扎之时,她听到一个名叫任敏的人,在4年之前残忍地冒用了自己的名字上了大学。张广荣呆住了。
到哪里去找回自己失去的权利呢?张广荣卷上简单的行李,把几年来苦苦挣得的一点血汗钱揣上,去了北京。在北京的日子一言难尽,万幸的是,她终于拿到了国家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的批示,如果“查证属实,严肃处理”。
有了这张批示,张广荣信心大增。她一趟又一趟往济南跑。在济南她住最便宜的招待所,一天只吃两顿饭,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在山东省教委的干预下,枣庄市教委查清了事实真相,终于批准她进枣庄电大读书。虽然迟了4年,但张广荣已是心花怒放。这时的她,已经身背了上万元的巨债。
1998年10月,张广荣到派出所把自己的户口迁到学校,没想到自己的户口早在4年前就已被人迁走,自己成了“黑户口”。张广荣想,一定是她,是任敏。1998年12月底,张广荣愤怒地把任敏及帮任敏作假的任敏的公爹程耀民及程耀民的女婿刘伟告上了法庭。
1999年1月27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张广荣诉称,1994年7月,张广荣从滕州市第五中学高三三班毕业,并参加了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成绩总分为300分,被枣庄电大外语专业录取,当时,山东省委招生办、枣庄电大联合下发了“录取通知书”。10月,通知书下发到滕州五中,被当时在该校任教的数学教师程耀民截获。随后,他又与女婿刘伟共同策划如何做好这件顶替他人上大学的勾当。
刘伟找到了张广荣所在的王楼村党支部书记张新义,佯称借张广荣的准考证和高考成绩通知单用一下随后便归还。张新义带着刘伟来到张广荣家,索走了张广荣的准考证和高考成绩单。任敏由此就冒充张广荣之名成为了枣庄电大九四级外语专业的学生。两年后,任敏电大毕业,分配到滕州市第九中学任教师,后转为正式教师。张广荣诉称,她的户口及在学校的共青团关系也由任敏冒名迁走。张广荣要求被告给予经济赔偿,并要求依法对3被告的违法行为作出制裁。
任敏说冒用张广荣的名字上电大是事实,但要求赔偿没有依据。因为当时准考证和成绩单是张广荣愿意给的。
程耀民说,他们没有损害张广荣的任何权益,包括姓名权。因为任敏用其分数单张广荣是清楚的;刘伟曾给张家买过东西;张广荣1995年要求参加高考,他曾经答应过给张再办学籍档案,并且张广荣还在他家吃过一顿午饭。
张广荣的说法却是:准考证和高考成绩单是被刘伟骗走的,自己事先根本不清楚,怎么可能自己考上大学不上白白给别人去上呢?她还向法庭出示了目击者张新义的证词。张新义在证词中强调,刘伟在借准考证和成绩单时,答应“用完了就还给张广荣”,而事实是张广荣从此再也没见到这两样实际上决定其命运的东西。
在记者5月31日采访滕州市人民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员时,他对记者说,不久判决就要下来了。
●如何处理作假者●
1999年5月31日上午,就这些冒名顶替者所领取的毕业证书是否有效一事,记者采访了山东省教委纪委的有关同志。教委的同志回答说:这些人都已经结业了,离开学校多年了,说实话,我们已经很难管着,我们管不到了。这个当地的行政机关应该进行严肃的处理。教委的同志还说,对那些作假者也应该地方行政机关进行严肃处理。
记者又就冒名齐玉玲上学、工作,现仍在银行的陈恒燕的工作问题采访了中国银行枣庄支行人事科。人事科的同志讲:对她肯定要进行处理。我们现在在等法院的司法建议,法院会提供处理意见的。另外她还有上诉期,真正处理要等判决完全生效之后,我们对这件事要维护处理的 严肃性。
6月9日,记者又就此事采访了南京大法学院张教授,张教授说:“冒用他人之名,顶替他人的档案,不仅在民事上负有法律责任,而且可以追究假冒他人者的刑事责任,因为假冒者犯有伪造国家公文罪。如果查实,一般会判两年左右的徒刑。但就这几件事来看,除了最后‘任敏假冒张广荣’一案,其他几个被告已过了被诉讼期。因为就某一事件提起刑事诉讼,一般要在5年之内。”由此看来,这许多耽误他人一生青春的责任人有可能会逍遥于法律制裁.
第二篇:冒名贷款案
冒名贷款案
案例简介:
汪某通过中介介绍以自己的住宅用房作抵押向某支行申请借款。贷款发放后,汪某仅在第一个月归还贷款利息,之后几个月始终未把利息还上。客户经理多次电话催收未果,上门催讨。结果发现,房主的妻舅蔡某盗用房主汪某的身份信息及房产证、土地证原件向支行骗贷。事情发生后,支行找到实际借款人蔡某夫妇,他们对骗贷一事供认不讳。通过多次交涉,蔡某夫妇归还2万元本金,2.5万元利息。之后蔡某夫妇逃匿,支行遂向公安报案。后蔡某夫妇被检察院逮捕,被法院判处刑罚。由于贷款资金已被蔡某夫妇挥霍,无法追赃,导致贷款损失。
案件实情:蔡某夫妇在其妹夫汪某家暂住,偶然间翻到汪某夫妇的户口本及所住房子的房产证、土地证原件,便动起了坏脑筋。蔡某夫妇盗用其妹妹和妹夫的户口本及房产证、土地证原件,并制作二张假的身份证(名字和身份证号码用汪某和其妻子,头像用蔡某夫妇的照片),找到中介机构向银行申请贷款。支行客户经理与中介相熟,一时疏忽大意,未认真核对蔡某夫妇的身份信息就答应放贷。之后去实地调查,蔡某夫妇刚好住于房内,并拿出房产证、土地证原件陪同去房地产管理局登记办妥了抵押登记手续,支行客户经理信以为真,发放了贷款,最终导致贷款损失。风险点评:
客户身份辨别是信贷工作的第一道防线,为什么许多信贷员栽在这道看似简单的环节呢?
一、重抵押,轻调查,可以说放弃应尽的调查职责;
二、信熟人,放松警惕。尤其被利欲熏心的中介蒙蔽;
三、没有进行必要的客户身份核查,导致犯罪分子作假成功。
第三篇:怎么处理冒名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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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冒用他人名义进行贷款的行为越来越常见。那么,怎么处理冒名贷款?今天赢了网小编针对这一问题,整理了相关资料,希望能给您提供帮助。
一、冒名贷款的常见形式
1、顶名贷款
指信用社内部人员以自己名义为不符合条件的亲朋好友办理正常手续的贷款,将贷款归其亲朋好友使用。
2、搭名贷款
指信用社内部人员因自己或亲朋好友无法贷出贷款,而在其他贷款人贷款时要求其多贷出一部分,将多贷出部分供自己或亲朋好友使用的行为。
3、盗名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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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信用社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他人不知道情况下,使用其名义贷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
4、假名贷款
指信用社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编造假名进行贷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
二、冒名贷款存在的原因
顶冒名贷款形成时间,从2000年农村信用社开始推行小额农贷一直持续到2017年上半年,2002-2017年达到顶峰。时间跨度长、违规数量大、涉及机构广。究其原因,有历史原因、社会因素、体制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农村信用社粗放管理、粗放经营所致。
(一)制度不健全是形成冒名贷款的基本原因
多年来,由于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管理体制不顺,农村信用社一直在改革探索中坎坷前行,造成其外部管理缺乏有效监督,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工作的重心偏重于摆脱经营困境、发展业务,内部规章制度滞后业务发展,有的制度在业务、环境、体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不能及时进行修订,出现制度不合理、不适应的情况。如对小额农贷、联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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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保贷款等业务推出后不能及时制定行之有效的风险防范操作流程、细则,银监会在2004年出台《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后,各家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没有按照指引的要求对贷款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进行及时的补充、完善和调整。
(二)制度执行不严格是形成冒名贷款的直接原因
银监会成立后,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规,信用社行业管理部门相应制定了一大批信贷管理规章制度,各县市区信用社先后完成一级法人社管理,但顶冒名贷款未得到有效扼制。制度执行不力,有法不依、有章不循、违规办理、违法操作是形成顶冒名贷款的直接原因。一笔贷款发放牵涉到信用社主任、外勤副主任、客户经理和监督检查人员等多个岗位多名人员,贯穿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等多个业务操作环节,由于各条线、各环节没有严格按照规定的业务流程来办理,“三查”制度流于形式,不能发现存在的问题或发现问题没有引起重视,为顶冒名贷款的发放提供了可乘之机。更有甚者,部分客户经理内外勾结,违规操作发放顶冒名贷款,这些大多与“吃拿卡要”问题并生并存。此外,由于受信贷人员数量限制等原因,客户经理岗位轮换制度落实不到位,部分联社客户经理长期不进行交流,致使顶冒名贷款的问题长时间不能暴露,日积月累成重垢。
(三)员工素质不高是冒名贷款长期存在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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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地域和业务性质的影响,农村信用社自成立以来,在各类银行机构中,一直被视为“弱势群体”,其他银行高端人才不愿意进,自身人才溃乏,大量信贷人员未接受正规业务学习,大多凭经验操作业务,缺乏风险防范意识。在整体管理粗放的环境下,缺乏职业道德教育,有的员工较多考虑绩效考核中的利益或者为个人谋私利,不准确、不充分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
(四)内部监督缺失是冒名贷款泛滥的重要原因
尽管各家联社成立后,都设立了稽核监督部门,但人力不足、地位弱化使其职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前几年各家联社稽核检查看,每年基本只开展高管离任稽核方面的检查,而且只是泛泛检查,审计意见就问题说问题,信贷业务方面的专业检查很少;近年来,稽核监督得到重视,每年都能够组织多次信贷、合规方面的检查,但从实际情况看,监督检查不深入不彻底,很多检查在一定程度上走了过场,许多问题未能及时发现,或者是发现后不能及时、彻底纠改,内部监督的效果不理想。此外,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罚不力,部分联社对顶冒名贷款的相关责任人不按规定进行严肃追究,而是碍于情面姑息迁就,不能起到警示与防范作用。
三、处理冒名贷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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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冒名人应积极与办理贷款、信用卡的银行进行协商(如果银行拒不解决,可向人民法院上诉,要求银行承担因“审核不严”带来的相应法律责任)。
2、被冒名人要注意搜集证据,鉴于冒名贷款的各式合同、证据非本人签署,可以申请法律鉴定。
3、被冒名人切勿听信任何中介机构可以“洗白”信用记录的谣言,选取正规的法律程序解决问题。
以上就是赢了网小编就“怎么处理冒名贷款”的问题为您总结的相关知识。当您遇到被冒名贷款的情况时,要注意搜集证据,积极与办理贷款、信用卡的银行进行协商,以便利用好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如有疑问,欢迎到赢了网进行律师咨询。
来源:(怎么处理冒名贷款http://s.yingle.com/cr/171016.html)刑事辩护.相关法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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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冒名、诈骗、违法放贷
目前,虚假授信、冒名贷款、贷款诈骗、违法发放贷款、收贷不入账、账外经营是贷款业务领域的主要案件风险。
一、冒名贷款
(本息对账)
冒名贷款——是指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了他人(或单位)名义或虚构假名贷款、利用职权要挟他人(或单位)贷款、乘办理贷款之机截留全部或部分贷款贪污或挪用归个人使用的行为。(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冒名贷款违规问题较为突出,但也不排除大额贷款用此手法)冒名贷款有四种形式:
顶名贷款——指金融机构内部人员以自己名义为不符合条件的亲朋好友办理正常手续的贷款,将贷款归其亲朋好友使用。
搭名贷款——指金融机构内部人员因自己或亲朋好友无法贷出贷款,而在其他贷款人贷款时要求其多贷出一部分,将多贷出部分供自己或亲朋好友使用的行为。
盗名贷款——指金融机构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他人不知道情况下,使用其名义贷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
假名贷款——指金融机构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编造假名进行贷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
借名和冒名贷款的区别就是假借他人名义知情和不知情,冒名贷款的性质更为严重。借名冒名贷款中,名义借款人和贷款实际使用人不一致,且往往贷款种类规定的用途和实际用途不一致,抵押贷款少、信用贷款居多,贷款质量差,风险很大。其风险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11种:
1、部分客户经理直接或间接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当自己需要周转资金时,往往采取借名冒名贷款的方式发放自批自贷贷款(主要采取骗取或伪造贷户身份证和贷款证,私刻假印章、模仿贷户签名以贷户名义在信用社获取贷款)。
2、客户经理的近亲属需要贷款而又不符合贷款条件时,客户经理可能采取假借他人的借名冒名贷款方式发放关系人贷款。
3、信用社加强贷款跨区域管理(特别是SC6000上线后),跨区域贷款操作相对较以往难度加大,客户经理可能会采取假借辖区内他人名义的借名冒名贷款方式发放跨区贷款。
4、虽然借款人符合条件,但是以前已经办理了贷款,按照规定不能再向其发放。在这种情况下,客户经理如果还想办理这笔贷款业务,就可能采取借名冒名贷款的方式发放事实上的垒大户贷款(有的用企业法人或股东的名义贷款给企业使用)。
5、加强贷款授权制度管理后,客户经理只能在权限内发放贷款,当超过自己权限时,客户经理要上报有权人审批。当某种原因未能审批而客户经理又想发放贷款时,客户经理可能采取借名冒名贷款的方式发放超权限贷款,使贷款授权书成为一纸空文。
6、客户经理为逃避监督,在同一时期用两个人以上的名义冒名或借名办理多笔贷款,由一人使用。
7、部分农村信用社内部管理混乱,为完成收息任务,虚构借款人名义和个人资信等信息资料,违规假名放贷。以贷还贷、以贷结息,虚增贷款利息收入,自欺欺人,利润指标失实。
8、个人贷款企业使用。由于部分企业因贷款所需手续不全、更有甚者,有些企业由于属产能过剩行业,无法以企业名义取得贷款,信用社内部人员协助企业以冒名贷款方式取得贷款,转移用途投向于产能过剩行业。
9、个人贷款村委会使用。以村委会主任(村支书)名义申请贷款,村委会实际用款。
10、多人贷款一人使用。联保小组成员受自身利益驱动,互相利用、互相借用私章,虽在借款合同上签字盖章,但联保小组贷出的资金实际被其中一人使用。(纠纷突出,加之通常情况下,联保贷款授信额度相对于独立自然人的授信额度进行了倍数放大,风险加剧)
11、由于农村农户的土地房屋无相应的土地证和房产证,造成顶冒名贷款基本以保证人担保的形式发放。
借名冒名贷款的风险:
1、降低了信贷资产质量。据调查,冒名贷款的收回率一般在60%以下,而且大部分会引起贷款纠纷。这是借名冒名贷款存在的最大风险,因为借名冒名贷款立据承债人和贷款使用人相分离,权利和义务不对等,贷款到期后实际用款人往往不履行还款义务,大部分都会引起贷款纠纷,给信用社信贷资产质量造成严重不利影响。
2、使信贷管理制度难以落实。信用社虽然制定了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严格防范自批自贷、超权限贷款、垒大户贷款、跨区贷款等违规贷款,但是,违规人员往往采取借名冒名贷款的方式,通过欺骗的手段获得贷款,逃避信贷管理制度,是一种隐蔽性较强的违法违规贷款,给信 贷资金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风险隐患。
3、严重影响自身持续发展。(大面积违规贷款——监管评级不达标——一票否决制——对职工的影响——业务受限——可持续发展(经营数据证明)——统一法人改革)。
4、社会影响恶劣,形成严重的声誉风险。借名冒名贷款中,多假冒农户之名,使不符合信用贷款支持的自然人、甚至企业法人获取了贷款支持,而本应获得支持的农户却难获贷款,使相关农村金融方针政策在基层不能得到有效落实。同时,借名冒名贷款一般是用款人与信用社员工互相串通、内外勾结、以权谋私的产物,往往出现信贷人员利用手中职权违反信贷纪律,以贷谋私,向借款户“吃、拿、卡、要”,不见好处不办事,某些工作人员与一些私企业主、专业户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吃喝玩乐打成一片,由此产生腐败,严重影响信用社的社会形象。同时,信用社因为发放借名冒名贷款,必须承担由此而引起的法律责任,潜在损失极有可能转化为现实损失。另外,由于借名冒名贷款往往是信用社员工与用款人互相串通、内外勾结的结果,利用职务之便向用款人提供有关的信息,在得知被冒名后可能向信用社提出民事索赔。还有一种情况,随着征信系统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个人和企业的信用记录已逐步实现联网,客户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查询到自己的信用记录和状况。因此,当冒名贷款逾期不还时,被冒名人将会出现不良信用记录。(贷款化股金——冒名贷款——征信异议。建议一是必须立即主动向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申请异议处理,及时消除客户的不良记录;二是及时进行内部账户处臵,正确归属会计核算。)
5、严重违反有关金融法律法规。(主要体现为违反《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法规,监管部门将进行严厉查处。一是规避了贷款分级审批的制度,越权发放贷款。违反了《贷款通则》关于“贷款人应当建立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贷款管理制度”、“按规定权限报批”的规定。有些信用社主任、信贷人员因为某些关系人的贷款数额大,又无物抵押,上报审批又无望,于是采取了化整为零,冒名、借名的方式帮其获得贷款。二是违反了大额贷款一般要有担保的规定,使贷款风险无防。《商业银行法》第36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经商业银行审查、评估,确认借款人资信良好,确能偿还贷款的,可以不提供担保。”一个不敢用真名立据的借款人,显然不符合资信良好的规定。这样借款人即规避了贷款风险又把风险留给了贷款人。违反了《贷款通则》关于贷款“三查”的有关规定,使贷前调查、贷时审查成了自欺欺人、糊弄上级检查的挡箭牌。
从冒名贷款大量存在的原因看,时间跨度长、违规数量大、涉及机构广。究其原因,有历史原因、社会因素、体制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农村信用社粗放管理、粗放经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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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执行不严格是形成冒名贷款的直接原因。一笔贷款发放牵涉到信用社主任、客户经理、门柜人员和监督检查人员等多个岗位多名人员,贯穿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等多个业务操作环节,由于各条线、各环节没有严格按照规定的业务流程来办理,“三查”制度流于形式,不能发现存在的问题或发现问题没有引起重视,为顶冒名贷款的发放提供 了可乘之机。更有甚者,部分客户经理内外勾结,违规操作发放顶冒名贷款。此外,由于受信贷人员数量限制等原因,客户经理岗位轮换制度落实不到位,部分联社客户经理长期不进行交流,致使顶冒名贷款的问题长时间不能暴露,日积月累成重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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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贷款诈骗罪(案例贷款)
1:引资案件其主要犯罪人“魏成彬”以贷款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例2:以“贷款诈骗罪”走刑事的途径清收贷款诈骗罪——是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金融机构贷款的一种常见多发的金融诈骗犯罪。所谓虚构事实,是指编造客观上不存在的事实,以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信任;所谓隐瞒真相,是指有意掩盖客观存在的某些事实,使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产生错觉。刑法第193条规定了贷款诈骗罪,构成贷款诈骗罪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行 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即有将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非法据为己有的目的。至于行为人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是为了挥霍享受,还是为了进行其他违法活动,并不影响贷款诈骗罪的成立。如果行为人为了解决生产经营资金短缺的急需,在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过程中,说了假话,使用了欺骗手段,但以后还要想方设法归还贷款,其目的不是为了非法占有贷款的,不构成贷款诈骗罪。2.行为人必须有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刑法列举了五种贷款诈骗的具体行为方式:(1)“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这主要是指行为人编造根本不存在的,或者情况不实的所谓会产生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投资项目,或者以引入外资需要配套资金等理由;(2)“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主要是指行为人使用虚假的出口合同或者其他所谓在短期内能产生很好经济效益的合同,以骗取贷款;(3)“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主要是指使用伪造、变造或者内容虚假的银行存款证明、公司或者金融机构的担保函,划款证明等在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所需要的文件;(4)“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主要是指使用伪造、变造的能证明行为人对房屋、设备等不动产或者汽车、货币、可即时兑付的票据等动产具有所有权的一切文件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5)“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如伪造单位公章、印鉴骗取贷款,或者以假货币为抵押骗取贷款,先借贷后采用欺诈手段拒不还贷等情况。3.诈骗贷款要达到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这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1万元以上,属“数额较大”;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属“数额巨大"; 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属“数额特别巨大”。行为人的行为符合以上三个特征,即构成贷款诈骗罪。
根据刑法的规定,诈骗贷款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第十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是指:(1)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较大的;(2)挥霍贷款,或者用贷款进行违法活动,致使贷款到期无法偿还的;(3)隐匿贷款去向,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4)提供虚假的担保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5)假冒他人名义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是指:(1)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巨大的;(2)携带贷款逃跑的;(3)使用贷款进行犯罪活动的。
注:一是单位不能构成贷款诈骗罪。根据刑法第30条和第193条的规定,单位不构成贷款诈骗罪。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也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单位十分明显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符合刑法第224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合同 诈骗罪定罪处罚。二是区分贷款诈骗与贷款纠纷的界限。有些借款人在获得贷款后长期拖欠不还,甚至在申请贷款时就有夸大履约能力、编造谎言等情节,而到期又未能偿还。这种借贷纠纷,十分容易与贷款诈骗相混淆,区分二者的界限应当把握以下四点:(1)若发生了到期不还的结果,还要看行为人在申请贷款时,履行能力不足的事实是否已经存在,行为人对此是否清楚。如无法履约这一点并不十分了解,即使到期不还,也不应认定为诈骗贷款罪而应以借贷纠纷处理。(2)要看行为人获得贷款后,是否积极将贷款用于借贷合同所规定的用途。尽管到期后行为人无法偿还,但如果贷款确实被用于所规定的项目,一般也说明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诈骗贷款的故意,不应以贷款诈骗罪处理。(3)要看行为人在贷款到期后是否积极偿还。如果行为仅仅口头上承认还款,而实际上没有积极筹款准备归还的行为,也不能证明行为人没有诈骗的故意,不赖帐,不一定就没有诈骗的故意。(4)将上述因素综合起来考察,通过多方做客观行为全面考察行为人主观心态,从而得出是否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这对于正确区分贷款诈骗与借贷纠纷的界限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与其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骗取银行等金融机构钱财的行为,应当注意分清两种人员在共同犯罪中采用行为的性质:
1、如果是以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为主,而采用的行为主要是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社会上的其他人员仅是提供帮助的,这时就应以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所犯的罪行来定性处理,如是贪污,就应依贪污罪处罚,社会上的其他人员则以贪污罪的共犯论处;如是侵占就应以 职务侵占罪治罪,其他人员则以职务侵占罪的共犯处之。
2、如采用的行为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为主,相互暗中勾结,共同商量或进行策划,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仅是予以配合,充当内应而为之提供帮助的,这时就以贷款诈骗罪定性处罚。
贷款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既侵犯了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还侵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
三、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和违法发放贷款罪(高危行业、定罪量刑)
《刑法》第186条对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和违法发放贷款罪做了明确规定: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或者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的条件,造成较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向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发放贷款,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关系人的范围,依照《商 业银行法》和有关金融法规确定。”
违法发放贷款罪属于渎职性质的犯罪。但其处罚比一般渎职罪的处罚重得多。这主要是考虑到金融机构是具体掌握钱财的机构,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可能给国家、其他单位或者公众造成重大的损失。同时这种行为也会极大地影响和破坏金融机构的信用,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为了督促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恪尽职守、认真工作,相关法规对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渎职行为采取了从严的方针,规定了严厉的处罚。
违反放贷犯罪行为的认定主要可以从侵害的客体、损失的额度、主观行为表现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违法放贷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制度。在客观上的表现为行为人具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于违法行为认定的依据主要是《贷款通则》和《商业银行法》,在这两部法律中有关对贷款发放的规定是作为认定放贷人的行为是否违法的主要依据。在《贷款通则》中对于借款人的要求:有按期还本付息的能力,原应付贷款利息和到期贷款已清偿;没有清偿的,已经做了贷款人的认可的偿还计划。对贷款程序的要求:信贷人员要对贷款进行调查,贷款人受理借款人申请后,应当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以及借款的合法性、安全性、盈利性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抵押物、质物、保证人的情况,测定贷款的风险度;在贷后检查上,贷款发放后,贷款人应当对借款人执行借款合同情况及借款人的经营情况进行追踪调查和检查。在《商业银行法》中,第三十五条,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 行严格审查;第三十六条,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商业银行应当对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
其次,在主观方面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具体讲,滥用职权发放贷款是故意犯罪,玩忽职守发放贷款一般是过失,但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则是故意的,不论行为人是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还是不认真履行自己职责,还是行为人滥用职权,发放人情贷款或者以贷谋私都可以构成本罪。
第三,对损失的认定。这是正确把握立案标准,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违规放贷罪属于结果犯,在行为人因违法发放贷款造成重大损失时,才能以犯罪论处。对于违法发放贷款罪的追诉标准,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规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向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发放贷款,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个人违法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2.单位违法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而对于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的追诉标准为1.个人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2.单位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关系人”是指《商业银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商业银行的董事、监事、管理人员、信贷业务人员及其近亲属;以及上述所列人员投资或者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公司、企业和其经济组织。
第五篇:手刃情敌冒名逃亡八年归案
2005年12月20日,锦州市古塔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韩建伟、中队长李壮,将杀人潜逃8年之久的犯罪嫌疑人邹士铭从浙江省衢州市押解回到锦州市。这个曾经轰动整个锦城的杀人案,经过8年的追踪,行程两万多公里,动用警力200余名,二上东北,三下江南,拨开层层迷雾,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划上圆满的句号。
清晨血案
1997年6月,19岁的邹士铭从老家吉林省辉南县来到辽宁省锦州市电业宾馆做学徒工,并和宾馆一女服务员谈起了恋爱。此前邹士铭的女友还和同在电业宾馆学徒的高辉处过对象,而邹士铭恰好和高辉同住一个宿舍。高辉是本地人,因为这层关系平素总欺负邹士铭,邹士铭又不敢得罪人家。所以邹士铭憋一肚子火气,也总想找机会报复。当年8月的一天晚上,邹士铭从朋友那里借100元钱,准备第二天回老家看看。他想到自己与女友谈恋爱却被高辉从中搅和,一直不顺利,心里很难受,便独自来到酒店喝起闷酒。酒入愁肠,心情更糟,喝着喝着,一种罪恶的念头在他的脑海中萌生,宰了姓高的,出口恶气!第二天早上7点,邹士铭把所有的衣物收拾好,装入皮箱,打了一辆出租车在宿舍外等候。然后悄悄潜回屋内,见高辉还蒙头大睡,就从后厨拿了一把尖刀,返回宿舍。他隔着蚊帐,趁高辉熟睡之机,凶狠地猛扎数刀,致使高辉当场死亡。同宿舍的人被惊醒了,见状高喊“杀人了”,邹士铭恶狠狠地说:“谁也不许喊,再喊我就杀死你们!”说完便破门而逃。案件发生后,古塔公安分局组织了大量警力进行侦破,经过调查得知,作案人与被害人同是这家宾馆的学徒工,名叫邹士铭,吉林省人。随后,分局组织近百名警力赶往吉林,对邹士铭进行全力抓捕,几经调查,但始终没能抓到。1999年7月,邹士铭被列为网上逃犯,一直被公安机关追踪,可这一追就是8年。
二上吉林
2005年8月,以局长李维民为首的新一届分局领导班子上任后,对此案十分重视。党组班子专门召开了刑侦工作会议,对全区现存的杀人积案进行了重新梳理,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专案组,决定全方位攻坚邹士铭杀人案。局长李维民先后多次亲临刑侦大队召开案情分析会,主管刑侦副局长贺文德坐阵刑侦大队现场指挥,刑侦大队长殷亮带领大队班子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在吃透案情的基础上进行重点攻坚,成立了由大队长殷亮、副大队长韩建伟等4名侦查员参加的专案组。同时,分局党组对侦破杀人积案工作还给予了警力上的优先、物资上的保障、资金上的倾斜。为了及早尽快侦破此案,分局领导亲自带领侦破小组再次驱车前往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进行艰苦细致的摸排工作。
从逃犯邹士铭在宾馆学徒时留下的身份证得知,他家住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样子哨镇邵家店村会房沟九屯,经过一周时间的摸排,走访了几十个企事业单位,并在当地公安部门的配合下,查出了与邹士铭有关系的亲属和朋友30多人。但这30多人当中,有的音讯皆无,有的不知去向,有的根本不与其来往。这次摸排的最大收获就是知道了邹士铭和父亲或母亲在一起,还有一个姐姐在外地。这使侦查员们心里一亮,只要找到邹士铭的父母和姐姐,就一定会找到邹士铭。可是,邹士铭的父母早年离婚,父亲在老家吉林再婚,根本不与邹士铭往来。邹士铭母亲和姐姐都已搬到外地,详情一点不知。这下侦查员又陷入了困境,刚刚见亮的线索又断了,他们只好返回锦州,重新调整侦破方案。
回来后,局长李维民主持召开会议,并要求专案组的同志们要坚定信念,树立信心,发扬刻苦顽强和连续作战的精神,认认真真做好每一步侦破工作。同时,还要求参战刑警每10天一汇报,并且,每次汇报都要有新内容,没有新内容就视为工作没有进展。这位年近半百,饱经沧桑的公安局长不但给刑警们施加压力,而且还自身增加压力,他在几个月前的省公安系统总结大会上曾表态发言:“我们古塔公安分局在今后的‘命案攻坚’、‘打处增长率’二项指标中,一定摘下落后的帽子,年底,二项指标若完不成,我将自动辞职。” 刑警们看到局长有这样的决心,也都深受鼓舞,同时也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同时李局长还要求对此案件要有新突破,查不出结果决不收兵,在2005年底前破案,否则刑警大队领导班子解散。顿时,专案组的刑警们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很沉重。他们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有的嘴上起了大泡,他们顶着压力再次潜往吉林省辉南县邹士铭的老家去查访。
这次查访的主要对象的是邹士铭的母亲和姐姐。到达辉南县以后,在当地街道干部的帮助下,了解到邹士铭的母亲和姐姐在上海居住,但地址不详。然而,那么大的上海,要想查找一个不知地址的住户,简直如同大海里捞针,根本无法查找。后来,刑警们又不辞辛苦通过其它途径,耐心细致地走访调查,终于查出了邹士铭的姐姐住在上海市浦东区方华路xxx栋楼。于是,他们火速赶往上海。
上海密查
在上海浦东区,刑警们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很快找到了邹士铭的母亲宋xx、姐姐邹xx、姐夫陈xx,而他们一口否认,邹士铭根本没有到他们这里来过。于是刑警们便蹲坑守候。可总是这样守候也不是办法,不知道邹士铭什么时候出现,刑警们又走访了周围的居民。有一位经常到邹xx家串门的邻居反映:几个月前,他们家来了三口人,小两口带个孩子,那男的管老太太叫妈妈,孩子叫奶奶。邻居问老太太说:“你不是说只是有一个女儿吗?怎么又来一个儿子呢?”老太太又不肯说出实情。至此,线索又中断了,刑警们只好从上海又撤回到锦州,向分局领导进行汇报。
在古塔公安分局的会议室里,局长李维民一边听刑警们的汇报,一边思考着下一步的侦破方案:邹士铭的母亲和姐姐一口咬定邹士铭没有来过上海,而邻居又说她家曾来过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那么那个男的是不是邹士铭?如果不是,又为什么管老太太叫母亲?孩子又管她叫奶奶?孩子是不是他的孩子?女人是不是他的妻子?他们又是从哪里来的?一连串的问号,让李局长陷入了沉思之中。下一步该怎样排兵布阵?该从哪里选择突破口?急需他来定夺,如果一旦指挥失误,不但会打草惊蛇,而且还将会影响整个案件的侦破。为了不打草惊蛇,侦查员再次去上海秘密调查邹士铭母亲家来人的情况。经过走访周围的群众了解到,那次来的三口人,男的是东北口音,约二十六七岁。同时又了解到老太太前些天到浙江省衢州市去串亲十几天,她女儿邹xx的户口也在衢州市。老太太曾经说过跟前只有一个女儿,再没有别的亲人,除非是她的儿子——逃犯邹士铭。根据这一线索,分局立刻派人赶到浙江省衢州市,以查询邹士铭姐姐邹xx的户口为由,调查走访周围的群众。
浙江抓捕
到浙江衢州之后,刑警们首先通过当地派出所找到邹士铭姐姐的户口所在地——万泉镇,同时又了解到这家住三口人,夫妻俩带一个孩子,男主人叫孙永波,是东北人。虽然名字不对,但这三口人与在上海邹士铭母亲家了解到的情况相吻合,而男的又是东北人,更加坚定了侦查员的信心。于是刑警们又到当地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处,查验孙永波真实身份,经查此人的身份证的名字确是叫“孙永波”,家住黑龙江省肇东市,身份证经过核查也是真的。
疑点上断定,此人就应该是逃犯邹士铭,可他怎么会有别人真实的身份证呢?这个“孙永波”与邹士铭究竟是什么关系?本来以为柳暗花明的案件,又陷入僵局。刑警们没有放弃对“孙永波”的调查,并且得知此人在市内租一个门市房,以卖葱花鸡蛋饼为生。刑警们走遍市区的大街小巷和20多个农贸市场,秘密查找卖葱花鸡蛋饼的东北人,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所谓的“孙永波”。
为防止意外,刑警们没有直接接触他,而是通过当地执法局以城管的名义对商贩进行登记。当问到孙永波的名字时,他又说叫“孙小峰”。这不怪啦,他的身份证明明是“孙永波”,怎么又变成了“孙小峰”?他为什么要再次改变名字?这更加引起了刑警们对他的怀疑,可以断定即使不是逃犯邹士铭,也一定是个有案底的人,但直接讯问又怕他逃跑。经过商量,刑警们决定抓捕讯问,但又怕抓错,只好秘密进行。第二天早晨天刚亮,刑警们就来到“孙永波”出租房前准备抓捕,可人没了,门反锁着!刑警们的心一下又凉了,难道是他发现什么了?还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逃跑了?正当大家猜测难解之时,有人提出就近搜查,挨家寻找,果然在他家不远处,发现了他卖饼的货车和一些物品。根据这一情况,刑警们断定,他一定不会走远,还会回来,便就地守候。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从远处来了一位身穿大衣的男子,急匆匆直奔门市房而来。到近前打开门进屋,正当他脱下大衣准备和面时,刑警们猛然冲进屋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抓获。此人正是所谓的“孙永波”。
天网恢恢
经审问,此人一口咬定自己不是邹士铭,而叫“孙永波”,并拿出身份证证实自己所说是真的。经过核对“孙永波”的身份证确实是真的,也确有其人。当刑警问他8年前锦州市电业宾馆杀人的事时,他一言不发,后来只说什么也不知道。刑警们没有灰心,而是想办法突破他的心理防线。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加之政策攻心,孙永波终于承认自己就是逃犯邹士铭,从而彻底交代了8年前在锦州杀人犯罪的全部事实,也解开了刑警们心中所谓“孙永波”的疑团。
1997年6月,邹士铭到锦州打工时,因谈恋爱与同在一起学徒的高辉发生矛盾后,趁其熟睡之机,将其杀死在宿舍内,之后乘出租车潜逃。开始时他趁夜色沿火车道线徒步行走,后来又扒货车到沈阳、大连等地,饿了就沿途乞讨。一次在大连乞讨时捡到一张身份证,他一看照片上的人跟自己长的很相似,地址是黑龙江省肇东市,名叫孙永波。于是他心里一动,把这张身份证揉搓的模糊不清,然后用乞讨来的钱买了去肇东市火车票,径直到身份证所在地的户籍部门,说自己不小心把身份证弄坏,想重新照张照片,按照身份证的地址,给他重新补办了一个。这样,邹士铭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孙永波”。之后又一路乞讨到河北邯郸,后又来到杭州。
在杭州他开始在一家饭店打工,由于他肯吃苦,不久就当上了领班,每月工资800元左右。有了本钱他又学起了美发,在学习美发的过程中认识了女友杨某,不久两人便谈起了恋爱。2003年9月,两人回到女友的家乡浙江省衢州市结婚了。他做了倒插门女婿。第二年,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并让孩子随母亲姓杨,再后来,他们在市内租了一个门市房,做起了卖葱花烙饼的生意,月收入一二千元,生活得很美满。没想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潜逃8年,改名换姓,还是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